中國計劃籌建一批省級「壞賬銀行」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1133

如何處理日益增長的銀行壞賬呢，答案很簡單：換湯不換藥。

據FT的記者Henny Sender報導：

隨著中國的金融管制慢慢地邁向寬鬆化，北京的管理層正在籌劃建立第二批所謂的「壞賬銀行」（資產管理公司），這一次是省級編制。

設立新的資產管理公司主要是在為逐步放寬利率管制保駕護航。因為一旦啟動利率市場化，市場上的融資成本就會上升，這會讓已經囊中羞澀的中國公司不堪重負，風險還有可能會出現在中國的銀行系統內部，因為中國的銀行普遍缺乏未雨綢繆的遠慮，對資產負債的管理效率不高。

設立新的資產管理公司還有另一個任務，就是處理新一輪的壞賬。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採取了激烈的經濟刺激計劃——4萬億投資，結果導致很多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包括水泥、鋼鐵、基礎設施項目等，中國還在三四線城市建設了很多目前無法消化的高樓大廈。雖然在未來的某一天，所有這些都是中國必須建設的，但不是現在迫切需要的。

如何處理這些不斷增長的「潛在」壞賬呢，自然還是老辦法最穩妥。也就是說，建立一批新的資產管理公司，讓這些公司按照某個不難看的價格購買銀行的問題資產，而購買這些問題資產的資金來源和用途都是不透明的。

潛規則是，並不涉及任何實際現金轉移，而只是不同國有企業資產負債表賬面上的資產轉讓遊戲。但是中國的「壞賬銀行」（資產管理公司）戲法，以及其他金融戲法能表演多久，還有待觀察。

背景資料：四大資產管理公司

上個世紀末，為了讓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可以輕裝上市融資，中央政府專門設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剝離處理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所以又被稱作四大「壞賬銀行」。【1999年4月20日】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10月15日】中國東方資產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10月18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公司成立；【1999年10月19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成立。

不良資產市場迎新軍 五家省級“壞賬銀行”獲批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1620

醞釀已久的地方AMC平臺試點終於出爐，五省市獲得首批牌照。 彭博新聞社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中國銀監會批準包括上海在內的五省市設立或授權地方資產管理公司（AMC），從金融機構購買不良貸款。 首批試點省市還包括廣東、浙江、江蘇和安徽。知情人士表示，各銀行、信托、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金融企業，可以向這些地方資產管理公司轉讓不良資產。 在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前，我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處置工作只能由長城、信達、華融和東方（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等極少數資產管理公司負責。 在當前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金融機構不良資產風險增大，因此各地迫切需要有專業機構來處置和收購金融不良資產，化解和降低當地金融風險。地方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作為金融業的延伸，可通過有效消化和處置金融不良資產，保障金融業持續、健康發展。 今年第一季度末中國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總額達到6461億元人民幣（約合1040億美元），這一數字在去年年底為5921億元人民幣。不良貸款率已經升至1.04%，創3年以來新高。 早在此次銀監會批準試點之前，各地就早已經躍躍欲試，積極籌備省級AMC平臺。江蘇版AMC去年就已經成立，全稱為江蘇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50億元；浙江版AMC全稱浙商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註冊資本10億元，且正準備將浙江國貿集團金信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整體註入，後續計劃引進戰投。 與江蘇、浙江兩省不同的是，上海並沒有新設專門的AMC公司，而是由一家成立了十幾年的老牌資產管理公司——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接牌。公司官方網站信息顯示，上海國資經營公司是1999年10月成立的國有獨資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重組成為上海國際集團全資子公司，註冊資本50億元人民幣，總資產超過200億元人民幣。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唯一的有民營資本參與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據安徽省金融辦有關負責人介紹，安徽省第一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名稱已經確定，即安徽國厚資產管理公司。該公司註冊地在安徽省蕪湖市，註冊資金為人民幣10億元。 為了規範地方AMC平臺，去年12月初，銀監會就發布了地方版AMC（資產管理公司）資質認可條件的文件（45號文），確定了地方版AMC的準入門檻。 銀監會在文件中規定，新成立的地方版AMC需具備三項審慎性條件： 首先，註冊資本最低限額為10億元人民幣，且為實繳資本；第二，有具備任職專業知識和業務工作經驗的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適宜於從事金融企業不良資產批量收購、處置業務的專業團隊；第三，有健全的公司治理、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風險管理制度。 45號文也明確指出，鼓勵民間資本投資入股地方資產管理公司。

標普抨擊中國地方債：半數省級政府都是垃圾級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966

在地方政府直接發債試點中，試點地區清一色獲得了最高評級，收益率逼近國債，這引發市場熱議。國際評級機構標普認為，中國約半數的地方政府可能都是垃圾級。

今年5月，中國首次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行債券。華爾街見聞此前曾提到，在土地財政捉襟見肘背景下，啟動市政債將大幅拓寬融資渠道並提高地方財政透明度，減少地方政府對影子銀行的依賴。

當時財政部宣布，上海、浙江、廣東、深圳、江蘇、山東、北京、江西、寧夏、青島試點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

到目前為止，這10個省市已經全部完成了核定額度內的地方債券發行工作，令人吃驚的是，寧夏、江西這些中西部省份的評級與東部發達地區的評級一樣，均獲得了AAA的最高評級，各地方債券的利率基本上與同期國債利率持平，但也出現有的地方政府債券利率水平比國債還低的情況。

但標普暗指，在其調查的31個地方政府中，15個都應該被評為“垃圾級”。這與此前地方政府自發自還試點給外界的印象相去甚遠。

標普分析稱，中國東北的表現最差，東北三省有兩個出現“投機級特征”，12個中部省份的6個，12個西部省份的5個都顯現出垃圾債券特征。

北京、上海等華東地區則狀況較好，這個地區的10個省市中有8個表現出“投資級特征”。

標普主權評級總裁Zhong Liang對英國《金融時報》表示，中央政府到目前為止只允許特定的地方政府自主發債，他們也知道不同地方政府的評級會有差異，所以采取漸進的改革節奏。

但是這種方式可能會迫使財政狀況較差的地方政府繼續依靠融資平臺融資，從而加重高成本的債務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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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省級政府債務甄別結果出爐 較2013年中增兩成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236

本文來源：微信公號“掃雷小組”（saoleixiaozu007），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2月9日，海南省預算報告公布了該省政府性債務清理甄別結果。根據掃雷小組檢索，海南是31個省份中首個公布這一數據的省份。

海南省預算報告顯示，截至2014年末，海南省政府性債務余額1719.0億。這一債務余額相比2013年6月底審計的債務余額增加了21.84%。另據掃雷小組計算，2014年底海南省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為83.32%，相比2013年6月底增加13.14%。海南省財政廳表示，我省整體債務規模處於安全、可控範圍之內。

從政府負有不同責任的債務來看，海南省政府負有償還、擔保、救助責任的債務分別為1448.9億、120.4億、149.7億，占比分比為84.3% 、7.0%、8.7%。而2013年6月底，三類債務的占比分別為74.43%、15.97%、9.60%。換言之，經過清理甄別後，海南省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占比大幅提高，上升了近10個百分點。

按照財政部《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清理後應對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進行甄別並分別計入一般債務及專項債務。在海南1448.9億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中，計入一般債務和專項債務的額度分別為729.1億、719.8億，比重分別為50.32%、49.67%。這也意味著海南省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中並無通過PPP模式轉化為企業債務的案例。

從管理級次劃分，海南省本級政府性債務560.7億元，占32.6%；海口665.1億元，占38.7%；三亞等其他市縣493.2億元，占28.7%。相比2013年6月底，海南省省本級債務占比小幅下降2個百分點。海口、三亞等兩類債務因為口徑和審計時的數據不一致，因此無法做出比較。

按照甄別辦法，各省財政廳（局）需在1月5日之前將清理甄別結果上報財政部，財政部目前尚未公布結果。經過一月之後，海南省財政廳表示，目前財政部正在對我省上報的清理結果進行複查，我省政府性債務余額可能會進行調整。

附海南省預算報告關於政府性債務清理甄別原文：

經清理甄別，截至2014年末，我省政府性債務余額1719.0億元(目前財政部正在對我省上報的清理結果進行複查，我省政府性債務余額可能會進行調整)。其中，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1448.9億元，占84.3%(一般債務729.1億元，專項債務719.8億元);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120.4億元，占7.0%;政府可能承擔一定救助責任的債務149.7億元，占8.7%。按管理級次劃分，省本級560.7億元，占32.6%;海口665.1億元，占38.7%;三亞等其他市縣493.2億元，占28.7%。我省整體債務規模處於安全、可控範圍之內。

 

*掃雷小組 | SWEEPING ANALYSIS 是一個開放的中國政府信用研究群組。

小組提供基於城投平臺、PPP、地方債券、財政部門動向、開發性金融等系列數據庫的輕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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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個副省級城市中居後三位 濟南書記“急眼了”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36760.html

15個副省級城市中居後三位 濟南書記“急眼了”

一財網 李攻 2016-01-10 10:26:00

王文濤認為，更大的危機在於有些幹部仍然安於現狀、甘於落後、不思進取，自我感覺良好。

浙江:省級派駐紀檢組前5月約談848人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405

（新華社/圖）

記者從近日召開的浙江省紀委派駐機構工作交流會上獲悉，今年前5個月，省級紀檢派駐機構共開展監督檢查254次、巡察78次，發現駐在單位落實黨風廉政建設主體責任方面問題314個，提出意見建議463條，開展函詢54件次，談話約談848人次，監督執紀問責成效初顯。

今年是浙江省級派駐機構全覆蓋後的第一年。35家省級單位派駐紀檢組嚴格執行中央和省委、省紀委要求，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省紀委五次全會和派駐機構全覆蓋工作動員部署會等重大會議召開後，及時向駐在單位黨委（黨組）通報會議精神，召開專題會議學習傳達，研究部署貫徹落實意見，並與實際工作精準對接。

派駐全覆蓋後，根據中央和省委要求，派駐紀檢組不承擔與駐在單位主體責任有關的工作。省直派駐機構強化派駐和監督意識，準確定位，聚焦主業。目前，省直派駐機構幹部在駐在單位的分工兼職均已清理規範到位，駐在單位黨風廉政建設由黨組（黨委）主抓直管、日常工作由相關職能部門承擔已成為常態。

明確職責定位，讓派駐的權威和優勢，更顯著地展現在執紀審查中。今年前5個月，共有22家省直派駐機構對98件問題線索進行調查核實和處理，其中結案59件，提出問責建議19條，並督促相關部門對12名責任人進行責任追究。

此外，省直派駐機構結合駐在部門實際，推進制度建設。據統計，今年1至5月，省直派駐機構為制定完善工作流程和辦法、規範工作程序和監督行為，共出臺相關配套措施70余項。同時，還督促駐在單位黨組（黨委）建立健全相關制度213項。

省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今年下半年，省直派駐紀檢組將盯緊“四風”問題新動向、新表現，突出監督執紀重點，抓住“關鍵少數”，強化執紀審查，實踐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努力打造一支忠誠幹凈擔當的紀檢監察派駐機構幹部隊伍。

 

大手筆：整合221戶企業 山東新組建六家省級國企

雖然還面臨著諸多困難，但山東國企正在逐步走出困境。

18日，山東省政府舉行山東國企改革新聞發布會，山東省國資委主任張新文表示，今年上半年，山東國企經濟運行總體呈現企穩回升、穩中趨好的基本態勢。

同時，山東省推出諸多國企改革的新舉措。

省管企業絕大多數盈利

張新文介紹說，山東省管國企現在呈現“五穩”狀態，即實現利潤穩、經營現金流穩、上繳稅費穩、重點企業穩、在全國的位次穩。

具體從利潤指標看，今年上半年，山東省管企業累計實現利潤71億元，雖然同比下降30%，但呈逐月遞增態勢，剔除中泰證券同比減利37億元的因素，省管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14%。19戶省管企業中，18戶企業盈利，其中省交工集團、山東能源、山東高速、山東重工利潤增幅均超過50%。

從重點企業看，資產占省管企業80%的5戶企業，經營狀況基本保持穩定。其中，因煤炭、鋼鐵價格實現階段性企穩，山東能源、兗礦集團兩戶煤炭企業持續下滑勢頭得到遏制;山鋼集團自4月份起已連續三個月實現盈利;山東高速物流、商貿、港航和通行費收入實現恢複性增長，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5%;山東重工主要產品銷量明顯回升，實現營業收入487億元，同比增長14%。

兗礦集團改革受國務院“高度評價”

張新文表示，在本月4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國資國企改革座談會上，馬凱副總理對山東國資國企改革給予了高度評價，這其中包含兗礦集團的改革。

兗礦集團大幅壓縮總部機構和管理人員，總部機構由48個減少至10個，管理人員由867人減少至100人。大力推行企業內部市場化改革，將職工個人利益與企業效益緊密掛鉤，實現從“發工資”到“掙利潤”的轉變。

對僵屍企業和虧損企業的治理應該是兗礦集團改革的重要方向。此前，兗礦集團總經理李偉對媒體表示，兗礦集團堅持“一廠一策”，制定19家重點虧損企業治理方案。2015年同比減虧9.06億元，4家單位扭虧為盈。

減員增效是山東省管企業改革的重要方面。今年上半年，山東省管企業職工人數下降5%，職工薪酬下降4.7%。與全國省級監管企業相比，職工薪酬平均低了5.2個百分點;百元收入營業成本84元，比全國低1.8元，也低北京市(84.7元)和浙江省(89.4元)的水平。

將新增6家以上省管一級企業

本月8日，山東省政府正式研究通過了《省屬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實施計劃》，這將為山東省國資委監管企業擴容。

這主要是來自山東省有關廳局下屬的企業。山東省國資委副主任樊軍表示，此類情況涉及省糧食局、省水利廳、省科學院、省農科院、省地礦局和省煤田地質局6個部門所屬221戶企業，分別整合組建魯糧集團、水發集團、山科集團、種業集團、地礦集團和泰山地勘集團6戶省管一級企業。

這些新組建或改建的省管企業(一級企業)，國有產權劃入省國資委和省社保基金理事會，分別由省國資委持有70%、省社保基金理事會持有30%。

有特殊情況的暫不進行國有產權劃轉。山東省監獄管理局、省戒毒局所屬企業，承擔服刑人員勞動改造等任務，且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省屬高等院校所屬企業，承擔教學實訓等任務，且資產少、分布廣。暫不實施產權劃轉，仍維持現行管理體制。

脫貧攻堅省級樣本：看貴州如何精準扶貧

“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持對象精準、項目安排精準、資金使用精準、措施到戶精準、因村派人(第一書記)精準、脫貧成效精準”“特惠貸”“銅仁模式”……

近5年來，貴州省減少貧困人口656萬人，35個貧困縣、744個貧困鄉鎮摘帽，貧困發生率從33.4%下降到14.3%。

“從實踐看，貴州扶貧開發探索形成的經驗內容豐富、呈現方式多樣，許多方面值得在全國範圍內深入總結和交流。”中國國際扶貧中心副主任黃承偉說。

去年，國務院高層領導到貴州考察後表示，貴州精準扶貧的經驗可信可行、可學可用、可複制、可推廣，不是盆景，而是風景。貴州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做法為全國扶貧攻堅探索了經驗，初步形成了脫貧攻堅的“省級樣板”。

“精準扶貧雲”工程：進退都有譜

貴州是全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面最大、貧困程度最深的欠發達省份，資源條件差、發展底子薄、經濟實力弱、人均收入低。在新劃分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貴州有65個縣分布在烏蒙山區、武陵山區和滇桂黔石漠化區三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

7月31日，貴州省扶貧辦主任葉韜介紹，受區域整體貧困與民族地區發展滯後並存、經濟建設落後與生態環境脆弱並存、人口素質偏低與公共服務滯後並存“三重矛盾”的制約，貴州一直是全國扶貧開發任務最重、難度最大的省份。

黃承偉率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研究發現，在省級層面，貴州的精準扶貧體系建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實施精準扶貧的“六個到村到戶”，這是貴州促進扶貧資源精準化的重要機制創新。

“六個到村到戶”，即結對幫扶到村到戶、產業扶持到村到戶、教育培訓到村到戶、危改造到村到戶、生態移民到村到戶、基礎設施到村到戶。

以往的扶貧多是“撒胡椒面”和“大水漫灌”，扶貧資金使用效率低下。扶貧機構甚至對扶貧對象“基本不了解”或“完全不了解”。

貴州威寧彜族回族苗族自治縣迤那鎮扶貧部門創新形成了“四看法”精準識別方式，即“一看房、二看糧、三看勞動力強不強、四看家中有沒有讀書郎”。扶貧工作人員進村後，從房屋、糧食、勞動力、教育等維度對農戶貧困進行測量和評價，將四個維度分成四大類測量指標並賦予相應的分值。精準識別出扶貧對象後，根據貧困特征和發展需求進行幫扶。

“四看法”因具有直觀、易操作等特點，且較好地克服了農戶收入測算難等問題，在貴州全省進行了推廣。

貴州還開發了“精準扶貧雲”工程。扶貧雲技術是以GIS(地理信息系統)作為主要展示手段，利用大數據技術，依據貧困發生率和“四看法”衡量指標，直觀反映貧困人口的分布情況、致貧原因、幫扶情況、脫貧路徑以及脫貧情況。

貧困人口科學認別了，退出也要走規範的程序。貴州建立了扶貧對象退出程序、辦法。如貧困鄉“摘帽”按照縣鄉逐級申報、市州考評、省級核實、社會公示、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認定的程序進行。

貧困村退出以貧困發生率和村級集體經濟為主要衡量指標，退出程序按照縣鄉初選對象、縣級公示公告、省級備案管理和信息錄入的程序進行。貧困人口退出按照“標準參考、民主評困、程序退出、動態管理”的原則進行，以“四看法”進行定性測算，貧困標準定量計算。

計算結果出來後，再由村支兩委提出並組織民主評議，經村支兩委和駐村工作隊核實後完成“一公示兩公告”的程序，再通過“扶貧雲”報省、市、縣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備案。

易地扶貧搬遷是針對“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貧困人口進行系統與整體搬遷的一種扶貧方式，是一種兼有消除貧困、發展經濟、開發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和促進社會和諧多重效益的有效的制度性扶貧手段。

不完全統計，1994～2000年貴州省共遷移了17817戶、85237人;2001～2010年的10年間，共投入資金24.2億元，累計完成8.78萬戶、38.27萬貧困人口的易地搬遷。

“十三五”期間，貴州省計劃對仍居住在深山區、石山區的105萬貧困人口和37萬生態脆弱區的農戶實施移民搬遷。

金融精準扶貧：“33112”比例投向

財政、金融扶貧是我國扶貧開發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王敏、方鑄介紹，貴州省從2014年起，中央補助和省級安排的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按照“鄉鎮申報、縣級審批、鄉村實施、鄉鎮初檢、縣級驗收、鄉級報賬”的原則，除重大扶貧專項和以獎代補項目資金外，其余資金由省級主要按因素法分配。

因素法“因素”主要包括客觀因素和政策因素兩大類。客觀因素主要是指客觀存在、非人為原因能直接改變的因素。結合實際，主要包括扶貧對象規模、貧困發生率、農民人均純收入、是否片區縣或重點縣、年度整村推進計劃任務、人均財力等六個方面，其權重占比分別為25∶25∶25∶10∶10∶5。

政策因素主要指各地執行國家和省的扶貧開發政策情況;落實省委、省政府有關扶貧開發重大決策和重大措施情況;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以及財政專項扶貧資金使用管理績效評價情況;各地開展扶貧開發日常工作等情況。按照政策因素分配資金主要包括以下六種情況：競爭性分配;直接分配;重大專項;貸款貼息;減貧包幹試點;以獎代補。

中央和省級資金，除國家戴帽下達以及省委省政府有明確規定用途的專項資金外，其余資金按照“貧困縣、貧困村、貧困人口、績效考核”2∶2∶5∶1的比例分配，前三個因素資金以全省2014年末66個貧困縣、9000個貧困村、623萬貧困人口為基數直接分配到縣，績效考核因素資金根據省對各地扶貧開發工作考核結果分配，以上分配方式延續到2018年。

王敏介紹，原則上按照“33112”的比例投向五個方面：30%用於扶貧產業，主要發展區域性規模化特色優勢產業，其中30%以上用於探索資源變股權、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的“三變”改革，70%采取縣級競爭入圍方式分配到鄉(鎮)、村，與其他資金融合使用，發展地方特色優勢產業;

30%用於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經濟組織，帶動貧困戶發展到村到戶生產經營性項目和公益性民生項目，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小額扶貧“特惠貸”貼息，主要用於支持“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專項小額扶貧到戶貸款貼息，要落實到貧困村、貧困戶;

10%用於扶貧培訓，主要支持“雨露計劃”和扶貧幹部培訓，其中扶貧幹部培訓資金不能超過10%;

20%用於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支持貧困村(不含村級)以下小型公益基礎設施建設，重點支持產業基礎設施建設。

以上比例，前兩項不得調整，後三項如需調整，需由縣級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報市(州)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同意後報省扶貧辦備案。

王敏介紹，在貴州省“特惠貸”在精準扶貧中發揮了特殊功效。“特惠貸”是指運用人民銀行支農再貸款在貧困地區實行優惠利率，引導金融機構降低貧困農戶融資成本的政策優勢，采取扶貧貼息補助、建立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措施，專門為建檔立卡貧困戶提供“5萬元以下、3年期以內、免除擔保抵押、扶貧貼息支持、縣級風險補償”的低利率、低成本貸款，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

統計數據顯示，貴州省以2014年623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為基數，扣除民政救濟兜底的158萬“兩無”人口，余下的465萬貧困人口120萬戶都能享受到“特惠貸”。

貴州省還與開發銀行聯合實施新型扶貧金融合作項目。2014年，共向22個扶貧金融合作試點縣提供融資授信43.8億元，累計發放貸款17.1億元，支持十大扶貧產業發展，直接惠及農戶10822戶、合作社140家、中小企業122家，帶動貧困地區30萬農戶走上增收脫貧道路。

王敏介紹，到2020年，貴州省精準扶貧“特惠貸”貸款余額力爭突破600億元，其中，每年新增100億元以上。農村信用社利用支農再貸款發放的150億元“普惠貸”逐步轉化成“特惠貸”。通過實施精準扶貧“特惠貸”，幫助貧困農戶“換窮業”，為到2020年貧困人口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貧困縣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10000元提供信貸支持。

產業精準扶貧：落腳點是貧困人口

“過去的30年間，中國扶貧開發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其基本經驗之一在於始終堅持政府主導的開發式扶貧。其中，產業扶貧占據著毋庸置疑的核心地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貴州模式研究課題組成員呂方說。

調查顯示，貴州在產業扶貧政策“二次頂層設計”的過程中，著重突顯產業扶貧模式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益貧性，一套新型產業扶貧政策體系正在逐漸形成。

貴州省位於中國西南巖溶地區的核心地帶，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積占71%，石漠化區域達3.59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的20.39%，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貴州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難以套用其他地區的農業現代化模式。

受制於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設施等多方面因素，加之自然災害、氣候災害多發，當地農業經濟長期處於欠發達的狀態。

在黔西南州的晴隆縣，人均耕地僅0.77畝，25°以上坡耕地占65%，中低產田土占80%以上。晴隆靠科技扶貧項目啟動，自2001年以來，各級財政累計投入發展資金10526萬元(其中中央及省財政扶貧資金6400萬元)、貸款3000萬元，全縣種草32萬畝，改良草地20萬畝，每年水土流失面積減少10平方公里。同時，從引進種羊2600只起步，歷時10年，到2010年實現存欄羊35萬只，覆蓋農戶1.23萬戶，75%已脫貧致富，人均養羊收入5296元，養羊農戶年收入最低1萬元，最高達10多萬元;畜牧業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31%提高到2010年的50%。

呂方介紹，今天的晴隆，已基本從“環境脆弱—生活貧困—掠奪資源—環境惡化—貧困加劇”的陷阱中掙脫出來，探索出了一條巖溶山區種草養畜與扶貧開發、石漠化治理相結合的路子，較好地破解了生態脆弱地區農村貧困與生態退化惡性循環的怪圈。

在黔南州長順縣，有13個屬於扶貧開發重點鄉鎮，這些貧困鄉鎮集中在縣境內中南部深山區和石山區，當地山高坡陡、土地貧瘠、資源匱乏，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問題十分嚴重。當地有“燒一坡種一坡，收成不到一背籮”的民諺。

2008年以來，長順縣把各種涉農項目資金及資源、人力進行有機整合，捆綁使用，形成積聚效應，初步建成威遠—長寨—種獲—廣順—馬路—凱佐“果、豬、沼”生態農業、羊角屯—竹子托—擺所—中壩—營盤—睦化—代化—鼓揚—交麻—敦操喀斯特扶貧開發、白雲山—廣順—馬路—新寨現代煙草農業和威遠—廣順農產品加工產業四條農業產業帶。

依托生態特色資源，瞄準紅色蘋果、黑色山羊、綠色雞蛋、黃色生姜、白色蘑菇、金色烤煙、褐色核桃、紫色葡萄等，長順縣打造了“七彩農業”特色產業體系。

貴州省印江縣朗溪鎮昔蒲村，每年都有近百噸的水果滯銷。為破解銷售瓶頸，該村抓住“淘寶進村”的契機，將特色產品在網上銷售，搭上互聯網快車，實現了“網貨到村、農貨進城”，拓寬了銷售渠道。通過與貧困戶簽訂網上代銷協議，幫助貧困人口銷售滯銷水果，人均增收約900元。

“產業扶貧是增強貧困地區、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基本政策模式。”呂方說，從有效性方面講，產業扶貧項目的安排和扶持要強調精準發力。過去的實踐中常有“扶了產業、富了大戶，卻扶不了貧”的問題，但從貴州的實踐可以看出，產業扶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貧困人口可持續增收以及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

貴州省山地、丘陵喀斯特面積比重大，生態環境高度脆弱。攝影/章軻

越南北部發生槍擊案 兩省級官員身亡

據新華社消息，越南北部安沛省18日上午發生槍擊案，兇手槍殺兩名官員後自殺，越南警方正在調查案件發生原因。

安沛省公安廳廳長鄧陳召18日下午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說，槍擊案發生在當地時間上午7時45分(北京時間8時45分)左右。安沛省林政支局局長杜強明先後進入安沛省省委書記範維強和人民議會主席吳玉俊的辦公室，向二人一共開了8槍，隨後飲彈自盡。

三人隨即被送往醫院搶救，但均因傷勢嚴重不治身亡。

案發後，越南總理阮春福前往安沛省，責成越南公安部與安沛省公案廳配合，依法開展調查，同時加大安保力度，確保社會治安。

阮春福表示，這是安沛省乃至全國的巨大損失，也是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案件，安沛省黨政體系要保持克制，保證正常運行。

越南警力(資料圖)

兇手杜強明生於1963年，於2014年初擔任林政支局局長。作為森林系統的工作人員，他配備有一把K59手槍。

兩位受害人中，範維強生於1958年，於2015年重新當選為安沛省省委書記，任期為2015-2020年，吳玉俊生於1964年，擔任該省人民議會主席兼省委組織部部長。

安沛省原定於當日8時召開人民議會第二次會議，但會議因槍擊案被取消。

遼寧落馬的三個省級幹部皆涉及賄選

26日，據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消息，日前，經中共中央批準，中共中央紀委對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鄭玉焯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

經查，鄭玉焯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索要財物，搞拉票賄選，授意他人做工作拉票。索要財物問題涉嫌受賄犯罪;搞拉票賄選問題涉嫌破壞選舉犯罪。

鄭玉焯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理想信念喪失，嚴重違反黨的紀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等有關規定，經中央紀委常委會議審議並報中共中央批準，決定給予鄭玉焯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將其涉嫌犯罪問題及所涉款物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根據鄭玉焯的簡歷，其在擔任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之前，歷任遼寧省交通廳廳長、財政廳長等職務。這些職務的任職程序是省長提名，人大會通過。一般不會涉及到賄選問題。據此分析，鄭玉焯涉嫌的破壞選舉罪應該發生在其2013年當選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人大會上。

值得註意的是，遼寧近來落馬的3名省部級幹部都涉及到賄選問題，其中兩人涉嫌破壞選舉罪。

本月10日，中紀委通報，對遼寧省委原書記王瑉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其中提及：“王瑉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身為省委書記沒有履行管黨治黨政治責任，未按照中央要求履行換屆工作第一責任人的職責，對遼寧省有關選舉發生拉票賄選問題負有主要領導責任和直接責任”，“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他人謀取利益並收受財物，涉嫌受賄犯罪。”。

遼寧省另外一名落馬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陽被明確了涉嫌破壞選舉罪。中紀委今年6月的通報中說，“王陽嚴重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背組織原則，搞拉票賄選等非組織活動，對抗組織審查”，“ 拉票賄選問題涉嫌破壞選舉犯罪”。

王陽也是在2013年當選為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25日，中紀委公布的《中共遼寧省委關於巡視“回頭看”整改情況的通報》中，遼寧省委表示，嚴肅查處拉票賄選、買官賣官違紀案件。積極配合中央紀委對王瑉、蘇宏章、王陽嚴重違紀問題進行立案調查。組織力量徹查有關拉票賄選案。

《刑法》第256條對破壞選舉罪的界定為，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時，以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