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兩年，新能源行業的國企進民企退將勢不可擋，擁有強大資本實力和天然優勢的國家隊正在改變新能源市場格局。然而，在這場民營資本主導向國有資本主導過渡的遊戲中，究竟誰更有效率？
國字號雄起
毫無疑問，過去十年，中國新能源是民營資本的狂歡。
尚德、英利、明陽風電這批在美國上市的新能源製造企業帶來的財富效應，吸引了一大批民營資本湧入到新能源製造業。十年內，中國已經佔據全球光伏製造業的半壁江山，全球前十大風機生產商中國企業佔據了四席位置。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國有資本開始將目光盯上新能源，斥以重金投入其中。擁有強大資本實力和天然優勢的國家隊闖入，正在改變新能源市場格局。
由於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的下游電站運營絕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把持，這些國有企業正試圖從下游電站運營將產業鏈延伸到製造業。
目前，中節能、國電已經開始進行多晶硅電池和組件的製造，中建材在成都建設了一條薄膜電池的生產線，中國兵裝集團則利用旗下的天威新能源涉足光伏製造業，國電成立聯合動力涉足風機製造業……
其中，中國兵裝集團對天威新能源的期許是2015年位於全球前五，國電聯合動力則在五年內躋身到中國第三大風機製造商，成為業內最大黑馬。
更有便捷者，不再從零開始搭建製造業，而選擇更快速輕鬆的方式——直接收購。
2011年，全國第二大風電開發商大唐集團以70%的股權控股了華創風能。2012年陷入巨大債務危機的賽維，在新余市政府的力保下度過最艱難的日子後，由新余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控股40%股權的江西恆瑞新能源有限公司收購了19.9%的股份。賽維邁出了國有化的一小步。
更徹底的是東營光伏太陽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營光伏），東營市東營區國有資產運營公司已經持有了其50.38%的股份，並擁有運營決策權。
「未來兩年，整個行業是國企進民企退的大趨勢，因為民企的熱鬧已經完了，現在國企要來玩了。」天華陽光董事長蘇維利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保8」紅線
「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當時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行業發生的一切確實出乎清華大學教授張希良的意料，張曾在2003年參與起草《可再生能源法》。
除了行業規模的擴張，參與主體也已經變化。全國工商聯的調研報告提供了佐證。2005年，全國工商聯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風電、光伏等新能源項目，鮮有國有企業參與。「尤其太陽能光電和光熱設備製造領域，前十幾強的製造商都是民間資本。」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曾向外界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最初是被迫走上新能源之路的。
2007年8月，國家發改委發佈《可再生能源中長期規劃》。規劃要求，裝機容量超過500萬千瓦的發電企業在2010年除水電外，可再生能源配額達到3%，2020年則要達到8%。
「保8」便成了一道紅線。發電企業若完不成配額，將導致總裝機容量止步不前。
另一個政策節點出現在2010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文件提出，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健康發展、協調推進的基本格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顯著增強，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
新興產業中的新能源首當其衝。
這兩個政策節點之間，正是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相比危機之前，研究顯示，央企的體量壯大了3倍。像以前，縣級以下是沒有國企，借這個危機都活了過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毛振華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4萬億刺激計劃大多流入國有企業口袋，加上政策扶持，國有企業的新能源計劃由「被動」變「主動」。
過去，新能源行業的利潤中心在製造環節，隨著產能的急劇擴大導致製造環節廝殺慘烈，製造環節利潤非常微薄甚至虧損生產，這一現象在過去兩年同時發生在風電和光伏行業中。
製造業激烈競爭的伴隨品是新能源產品價格的迅速下跌，這也導致了整個新能源產業鏈條的利潤從製造往下游電站轉移，而下游電站運營天然是國有企業的天下。
「電站本身是投資類產品，要考慮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資金的成本挺高，而且收益有不確定性。民企的現金流較難維繫，這決定了國企在投資電站領域還是具有較明顯的優勢的。」輝倫太陽能董事長蔡濟波說。
「比的就是看誰經得住虧」
即便是國有企業進來，也難逃全行業虧損的狀況。
「國家大量補貼，投資企業大量虧損，製造企業大量虧損。現在新能源企業，十家有八家在虧損。」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一位負責人表示。
國有企業在開始涉足新能源領域時，更多的是從戰略層面考慮，提前進行技術積累和市場佈局。業務經濟性的考慮被排到了其次。歷次特許權項目中爆出的低價可以佐證這一點。
不惜虧損的低價競爭屢屢在新能源行業爆出。如首輪海上風電特許權招標中，中電投報出的最低0.6101元/千瓦時的價格已接近陸地風電標竿上網電價，而海上風電的建設成本一般是陸地風電的2至3倍。
2005年成立的中海油新能源在此後的六年時間一直虧損，直至2012年開始扭虧。「中海油能夠持續六年虧損，仍保持擴張，比的就是看誰經得住虧，民營企業哪玩得起？」一位業內人士透露。
這一不符合經濟理性的舉措，卻是央企發展新能源的比較優勢。
事實上，從財務上而言，國企進軍新能源並非一門好生意。除了中海油、華電這樣直接成立新能源子公司虧損多年的央企外，國有資本參股的新能源企業的日子也過得艱難。大連重工參股的華銳風電的業績報表也是不忍卒讀。
按照目前的情勢，若這些身陷債務的光伏製造商被國有資本接手後，僅償還債務一項就是巨額支出。但有著強大國有銀行、政府兜底的支持下，國有企業似乎對虧損有著更強的忍受能力，這也是賽維、尚德遭遇破產危機時外界紛紛猜測應該是國有資本接盤。
誰比誰更有效率？
在這一波新能源浪潮中，國有資本也並非完全一無所獲，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佈局肯定有助於更長線的未來增長。
回歸到新能源行業本身，由民營資本主導向國有資本主導轉變過程中，究竟哪種資本更加有效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有研究表明，按附加值計算，中國民營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比國有獨資企業高50%，比國有控股企業高33%，比國有參股企業高24%。而且尤其在新能源製造業中，最核心的成本控制也是民營企業更擅長的事情。
國有資本由於在經濟體制下享有的競爭力是否能夠完全控制新能源市場？也不盡然。
未來新能源下游終端並不是只有大型地面電站唯一的方式，新的下游終端運營模式的出現，或許將不會僅由幾家電力央企集中控制。若國有企業終端優勢失去，對製造環節的產業格局的影響也會相應削弱。
對於那些曾在新能源盛宴中獲利頗豐的民營企業來說，更希望的是能夠在競爭平台上擁有與國有企業同樣的機會。
「希望政府營造一個公平市場競爭環境，從製造到電站投資，讓市場的自然調節力去優勝劣汰，給中國的民營企業公平的平台，相信他們聚合的力量會是未來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晶科董事長李仙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王超、南方週末記者謝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裡最成功」的法律在頒佈後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像」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穫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製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唸到哪裡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週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佈。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慾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甦；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於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製造商中國佔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製造商中國佔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憑藉全球5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痴迷於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於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慾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後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幹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雲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麼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衝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並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於能否按照產業發展週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麼週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於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導，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並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後，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於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於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製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盪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並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遊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並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導，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於，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後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遊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慾望承擔責任時，為什麼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瞭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後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並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醜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後，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於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醜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佈辭去CEO職位，退出前台。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於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佔，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裡，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願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過去十年內，在新能源投資這場賭局中，職業賭客的風險投資人對賭場風水的判斷、賭桌的選擇上都存在一定失誤。
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真正大規模介入新能源領域，是以新能源進入電站的應用為始，時間不超過十年。十年雖不長，但中國新能源產業卻上演了一場瘋狂的「馬術大賽」。
有意思的是，在馬兒飛奔的時候，沒人願意想這馬到底該怎麼養、怎麼騎、怎麼賽，如今馬兒跑癱了，是停賽，殺馬，還是他法？養馬（賭馬）的投資人、騎馬的企業家、賽馬的政府各有想法。
在當今新能源產業哀鴻遍野之際，作為職業賭客的風險投資人，更應回望過去，認真看看在這場「賭局」中曾犯過的錯誤。
首先，對賭場的風水（宏觀環境）的判斷過於樂觀激進，這種激進的預估源於對宏觀政治、經濟環境的超樂觀判斷。
新能源是對傳統能源格局和利益集團的挑戰，可以這麼說，在政府還未向傳統能源公司徵收巨額碳稅、新能源技術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下，新能源必須要認清自己的「小三」地位。相當一段時間裡，新能源還是政府和傳統能源公司應對環境輿論壓力的點綴。別以為大家都說你（新能源）漂亮溫柔，你就以為可以和老大（傳統能源）平分秋色，老大雖然難看粗魯，可現在還得靠她掙錢養家。
從新能源投資路徑來看，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最早啟動。外資在歐洲看到了市場，返回國內找製造，但外資在2009年之後對新能源投資就開始謹慎了，所以外資對市場的預估並沒有犯太大的錯誤，外資的損失主要是在對早期技術的投資上，他們對新技術在新能源行業所需的產業化週期估計不足。
內資背景的基金在新能源投資上是損失最大的，他們對週期性沒什麼概念，喜歡跟風，喜歡跟政府走，喜歡搞規模，不做產業研究，即便做也做不好，對國外的情況瞭解甚少，吞下苦果是必然的。比如，深圳的幾家著名本土PE（私募基金）都不約而同地在2010、2011年投了眾多太陽能企業，有的還號稱要全產業鏈佈局，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一是因為之前2006年前後投資的太陽能公司在A股上市了，覺得是好行業；二是被太陽能產業在2010年短暫的小高潮給矇蔽了，以為又是好幾年的大高潮，結果2011年下半年一下子就滑下來了。
除了對賭場的風水判斷失誤外，還有就是賭桌沒有選對，也即沒有選擇新能源產業鏈上可持續的一段。中國的新能源投資大多選擇最容易的那一段：製造。這好比去賭場就往老虎機前一坐，不需動腦筋，簡單動動手即可。
這就形成一個現象：投資的公司只要買回來設備，馬上就開始生產、拼成本，而拼成本又不會從技術、材料、工藝上突破，千軍萬馬只搶一條路：規模。結果是只要市場一出現波動，產能開不足，則會立刻帶來規模越大，攤銷越大，成本越高，利潤越低，競爭力越低，產品越賣不出去，現金流越差的惡性循環，再加上高槓桿的固定資產投資，銀行一逼債，想不倒閉都難。
當然，突破性技術研發之路的確不是一般風險投資和小的產業資本能賭得起的遊戲。2011年硅谷那家融了十幾億美金的薄膜太陽能公司Solyndra破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中國走技術之路可以，但一定是走已經產業化的成熟技術的改良型研發和替代進口的國產化研發，這條路沒有產業化的風險和市場風險，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產業鏈的選擇，除了從改良型技術入手取得競爭優勢以外，還有一個風險小的出路就是選擇貼近用戶那一端。離市場和用戶最近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對市場的錯誤預估，市場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可以馬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就可以減少由於錯判市場而帶來的損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端雖沒有什麼技術壁壘，但有市場壁壘和經驗壁壘。
新能源產業真沒什麼希望了嗎？完全不是！從長遠來看新能源一定是朝陽產業，只是前幾年發展得太猛了，把本該20年穩步走的路用百米衝刺的方式在短短六七年就衝下來了，如此沖法，不死人才怪。未來有兩個因素將會帶來下一輪新能源產業的高潮：一是新能源出現重大技術突破而帶來成本的急劇下降；二是世界出現新的能源危機。不過，即使觸發因素出現了，高潮也不會一下子就來，有足夠的前戲才可能有足夠持久、足夠大的高潮。
現在，這個行業只能該流血的流血，該截肢的截肢，實在挺不過去斷氣了也只能認命，至少行業通過流血犧牲得到了深刻教訓，而不是誰都想跳進來幹幾年就能當個首富、上個CCTV十大經濟年度人物什麼的。
最後，我覺得可以用首順口溜來概括新能源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人歡喜有人哭，命苦不能怨政府，革命戰爭論持久，長征路上兩萬五。」
（作者係青雲創投董事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