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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蹤」玉米乳空中尋回中銀飲到即撐中綠 李華華

劉永好的新希望：玉米進口配額「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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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醇食玉米 左丁山

中國玉米油之分析 黃彥的價值投資日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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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西王玉米油和長壽花玉米油 黃彥

和朋友探討中國玉米油1006的幾個問題

地產商們的發跡史：王石倒賣玉米 潘石屹海南炒房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這一天，他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般的深圳，「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湧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強烈地意識到這塊塵土飛揚的土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見高高聳立著幾個白鐵皮金屬罐，那裡面儲藏著玉米。美國大陸穀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廣東不產玉米啊，經打聽，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其中來自東北的玉米卻不是直接從東北運來的，因為解決不了運輸。

神秘的命運開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說他能解決運輸，他可以組織來玉米，「你們要不要?」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不過，王石還並不知道東北和深圳之間的運輸情況，是巨大的誘惑使他硬著頭皮往前闖。

經過兩三通打問，確定了廣州海運局的海運。

於是，玉米生意開始了。

特發公司立即設立了一個「飼料貿易組」，組長王石，獨立核算。

玉米到了，「飼料組」需要一個組員。樓下的無線電裝配車間，拉出來一個又瘦又小，像個童工的小夥子，他叫鄧奕權，他成了王石的第一個員工。

第一次30噸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車後座上夾了兩個條紋塑料口袋，去到養雞公司。

「我來收錢。」他向養雞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手中的編織袋。

「發票呢?」袁經理問。

發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問，但他立刻想到，無非就是收款證明一類的東西。

王石回到特發公司，對財務部的小張說，「給我開個收款證明!」

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的畢業生不懂「收款證明」。

「你就寫收到誰多少錢，特此證明。就行了。」

小張一邊嘟嚕著「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證明」，一邊照辦。還加蓋了財務章。

再騎上自行車，後座還是放著編織袋，特發公司飼料組王石組長又到了養雞公司。對袁經理說，「給，發票。」

袁經理笑得嗆了喉嚨，一邊咳嗽一邊帶王石「參觀了發票的真面目」。

「他們要發票。」王石又是回到特發的財務室了。

「早開好了，我還納悶不開發票怎麼能收到錢。」小張說。

再次來到養雞公司財務室，王石「徹底糊塗」了：塑料袋仍然沒有用處，卻拿到兩張一模一樣的薄紙——銀行轉賬單。

特發公司財務室的小張告訴王石，這個轉賬單就是錢，如果對方賬上有錢的話。

用王石的話說，在這兩來兩往的經歷中，他「深刻感受到業務知識的貧乏，尤其財務方面，更是個門外漢。」 「從那以後，我每天下班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財務書。還學著記賬，下月初跟財務的對照。三個月後，我閱讀財務報表沒有障礙了。」

馮侖1959年生於陝西西安，198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獲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年畢業於中共中央黨校，獲法學碩士學位。曾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任職，從事理論研究及企業策劃、經營、組織、管理工作。1991年領導創立了萬通公司。

1988年，馮侖在海口將1萬台彩電批文遞給某外貿公司老總這批文是國務院體改所提供給馮侖的「費用」，交換來了30萬元，他用這筆錢建起了 海南體制改革研究所。

1989年因政治原因體改所解散，馮侖也「失業」了幾個月。此後，他投靠了當時聞名全國的南德集團老總牟其中，最初擔任政務秘 書，月薪250元。一年後，馮侖成為牟其中的第一副手，工資也漲到850元，但馮侖很快體會到家族企業的弊端，於1991年離開牟其中。

1991 年，馮侖用3萬元從某信託公司換來了500萬元投資，緊接著從銀行貸來1500萬元，開始了房地產經歷，很快就挖到第一桶金。

1992年起萬通進軍 北京，馮侖和潘石屹在北京保利大廈一起吃住達三年之久。後來萬通系六兄弟因為在公司發展策略上意見相左而「離婚」，分家時，馮侖對潘石屹說:「我要罵你三個月，罵完之後就說你好話。」作為補償，馮侖允許潘石屹把萬通的成功都歸到自己身上。

潘石屹：海南炒房得第一桶金

1963年，潘石屹生於甘肅天水農村，小時候父親是「右派」，母親常年臥病在床。命運的第一次轉變出現在1977年，這年秋天，父親平反了，一家人從農村戶口變成城鎮戶口，搬往清水縣城。

回城之前，潘家必須將家裡所有的糧食拉到縣城糧站交公，換成甘肅省糧票，這個任務落到了長子潘石屹的肩上。200多斤糧食，一輛平板車，20多里土路，成年之後的「老潘」身高也只有一米六幾，對當年14歲的「小潘」來說，這趟送糧路的艱辛不言而喻，「兩個坡道怎麼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邊等人幫忙。」

不久，潘石屹轉學到縣城高中，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漂泊，「從農村到縣城，感覺到生活很有希望!」潘石屹認為，這是他人生的開始。一年後，潘接到來自省城蘭州一所中專學校的錄取通知書。在蘭州：自我介紹引來哄堂大笑

由於通訊落後，潘石屹很晚才拿到錄取通知書，當他一個人踉踉蹌蹌來到蘭州的時候，學校已經開學一個多月了。站在教學樓前，一身行囊的潘石屹不知道應該找誰報到。

「趕了10多個小時的火車，太累了，坐在樓梯口一會兒就睡著了，」潘石屹回憶說，中午時分，迷迷糊糊的他才被人推醒過來。「你是我們班的，跟我來吧!」叫醒潘的是他的班主任金老師。

金老師將這個遲到的學生帶到了教室，介紹給同學們認識。「我忘記當時自己說了一句什麼話，印象很深的是我剛一開口，全班便哄堂大笑。」潘石屹猜測，那可能和自己的口音有關，直到今天，他的西北鄉音依然無改。

「那時候，整天都是低頭走路的，從來不看天，到畢業了也不知道學校教學樓究竟有多高，不像現在，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先看看他的高樓。」潘說，那是一段埋頭讀書的日子。

兩年後，在全年級600個學生中，潘石屹以第二名的成績考進位於河北的石油管道學院，三年大專畢業之後，分配到了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經濟改革研究室。

1987年年底，潘石屹第一次南下廣州、深圳。「從冰天雪地的北方來到鳥語花香的廣州，突然覺得這真是天堂，尤其是深圳，每個人都過得那麼開心。」

春節一過，潘石屹便變賣家當，辭職南下深圳，到達南頭關時，身上剩下80多塊錢，這便是多年後外界描述的潘石屹的「創業資本」。由於沒有邊境通行證，這筆「創業資本」首先是花了50元請人帶路，從鐵絲網下面的一個洞偷爬進了深圳特區。

現實中的深圳並不像走馬觀花時看到的那麼美好溫馨。潘石屹為三餐而奔波，不久進了一家諮詢公司，「其實就是皮包公司，電腦培訓、給香港人當跑腿的、接待內地廠長經理旅遊，什麼能掙錢就干什麼!」

由於語言不通，飲食不適應，深圳的生活始終讓潘石屹感到非常壓抑。兩年後的1989年，公司正好要到剛剛建省的海南設立分號，認為「不能錯過歷史機會」的潘主動請纓南下海南，迎來了他自認為最多姿多彩的人生階段。

「初到海南，感覺就是熱鬧。街道上談戀愛的、作詩的、彈吉他的，什麼都有，每個人都有夢想，就是沒錢。」回憶這段歷史，潘石屹眼睛發亮。

不久，公司在海南中部接收了一個磚廠，潘石屹出任廠長。這個廠高峰的時候有400多工人，少的時候也有100多號人，地處山區，管理起來並不容易。

「小偷經常光顧，夜裡提供照明的小發電機一個月內被偷過三次，」潘石屹像講電影故事一樣：「人剛剛躺下，電燈突然滅了，那肯定是發電機被偷了，於是便狂追，直到小偷抬不動了、棄機而逃。」更麻煩的是民工情緒問題，有一天，潘廠長正在自己的臥室———一個廢棄的水塔裡休息，突然一塊磚頭破窗而入，水塔下面，聚集了上百位談工資的民工。「想跑都跑不了，只能硬著頭皮下去跟他們談!」

半年後磚廠停產，潘石屹重回海口。隨著經濟低潮的來臨，大部分淘金者都撤了，潘石屹決定留下來碰碰運氣。「理個發兩塊錢還要砍價砍成一塊。晚上睡在沙灘上，還要把衣服埋在沙堆裡，生怕被人偷了。在別人房間看春節聯歡晚會看了一半，便被人家趕走了。」

1991年8月，潘石屹與人合夥註冊成立萬通公司，高息借貸1000多萬元炒房，隨著海南經濟第二波熱潮的到來，在短短半年多時間裡，萬通積累下了超過千萬元的資金。「雖然後來又賠掉了，但讓自己找到了膽量。」1992年8月，預感到海南房產泡沫不能持久的潘石屹撤離海南，北上京城。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懷柔縣政府食堂吃飯的潘石屹，無意中聽旁桌的人講，北京市給了懷柔幾個定向募集資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標，但沒人願意做。

潘石屹抓住了這個機會。很快，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開始進入設立程序。正在潘石屹暗自歡喜的時候，卻接到了有關部門的一個電話：「你們捅婁子了，幾個部委領導要聯合聽你們匯報工作!」

潘石屹來到國家體改委。「一進門，幾十位『大人物』排成一排，我在前面講，一邊念一邊豆大的汗水不停地滴在材料上。」

一位領導提醒潘石屹：「小夥子別太緊張，我們只是來聽聽新政策的實踐情況的。」最後，一位司長拿著潘帶過來的「股權證」樣本稱讚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規範，一張股權證都這麼正規，外地企業有的就拿收據代替，這算是對北京萬通的一點正面表揚。這一次，北京萬通挖到數億元的利潤，潘石屹開始嶄露頭角。

1994年4月，潘石屹認識了在華爾街高盛銀行工作的張欣，同年10月兩人結婚。1995年9月，潘石屹離開萬通與妻子創辦紅石實業，隨後開創出SOHO中國的大局面。
孫宏斌：柳傳志借給他的50萬元做順馳

1988年，山西人孫宏斌從清華大學碩士畢業後進入聯想，很快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分管聯想北京以外的所有業務，其時，楊元慶僅是聯想的一名工程師。

1988年，25歲的孫宏斌進入聯想，後成為聯想企業發展部主管，分管聯想北京以外的所有業務。1989年10月，孫宏斌在聯想成立企業部，迅速建立了13個獨資分公司，營業額達到2400萬元。1990年曾因挪用公款罪孫宏斌被北京海淀警方刑事拘留。

1994年，出獄的孫宏斌懷揣著柳傳志借給他的50萬元，離開北京來到了天津。在幽靜的天津五大道，他租了一個臨街的小院子，辦起了一家小小的房地產銷售代理公司，並給公司起名叫順馳。

2003～2004年，順馳創造了一年內同時向十幾個城市擴張的紀錄。所到之處，順馳往往高價拍地，他聲稱順馳當年的銷售收入將達到100億元，這個數字將遠遠超過當時行業排名第一的萬科。短短兩年內，順馳取得中國地產史上前無古人的戰績，版圖擴張至全國10多個省、16個城市。

2004年的宏觀調控讓他第一次上市融資之路斷絕。

2006年，他從經營10年的順馳幾乎淨身出門，地價開始飛漲。

2008年，他悄然把雷曼兄弟引入自己的「第二人生」融創，金融危機到來，雷曼破產，上市再成畫餅。

2009年底，好不容易熬到路演的一天，投資者又不捧場，定價可能過低，老孫習慣性黯然離開。

2010年10月，融創掛牌前數日，政府再度出令限制購房，融創上市當天即跌破發行價(3.48港元/股)。破發這對於經歷過牢獄之災，及4次IPO(前三次以失敗而告終)的孫宏斌來說，不是大事。

現在的融創中國及孫宏斌讓業界不能小覷。從2007年至2011年的五年時間裡，融創的營收從30.11億元增長至106.04億元，淨利同期由1.74億元上升到23.56億元。

2012年融創中國營收43.02億元，同比增長224%;淨利5.23億元，同比增長65%;合約銷售額125億元，同比增長84%。在持續的宏觀調控形勢下，融創是為數不多的可以保持全面高增長的上市房企。

談及自己多舛的經歷，孫宏斌曾對《中國企業家》雜誌表示：「人年輕的時候一定要多吃點虧，年輕的時候不冒險不對。我們的企業是吃虧比較多，再想想挺好的，活得挺精彩的」。

柳傳志曾對出獄後的孫宏斌表示過讚賞：「坐了4年牢，還沒有沉淪，態度還很積極，年輕人能這樣很不容易。
張力：從公務員到商人

富力集團董事長張力公務員出身，1993年左右和李思廉創立富力集團，從此發跡。

張力1973年參加工作，從工人做起，後來在廣州郊區二輕局做團委副書記。1986年，張力任花園村酒店總經理。不久又被借調去籌建白雲區政府辦公 樓。這段時間裡，張力發現自己做生意的秉賦。於是1988年，張力決定辭去公務員工作。最初他是做裝修，後來才和香港人李思廉合作創辦富力集團。

張力剛開始主要是搞裝修，從接小工程起步，斷斷續續做了5年時間，積累了二三百萬元左右;1993年左右，他和李思廉一共投資2000 萬元，組建了廣州天力地產公司，即富力集團的前身，從此開始了長達10多年的合作。因為資金有限，他們剛開始時候主要以郊區或者城郊結合部地帶的樓盤為 主，多是廉價的宅張力—-公務員出身基地和市區舊廠房的拆遷地塊。
張寶全：從木匠到房地產富豪

今典集團董事長張寶全軍人出身，1990年代初期創辦今典集團，從此發跡。

張寶全從事過很多職業，包括下過鄉、當過木匠等等。1976年底，他參軍入伍，1984年任戰地記者隨部隊上過老山前線，1988年轉業後考入北京 電影學院導演系，著名導演謝飛是他的班主任。1992年他來到深圳，打算在深圳發展。後又到了海南，在這裡，張寶全得到某金融企業的賞識，他也因此創建了 房地產公司和海運公司，並通過海運挖到自己第一桶金。

張寶全號稱京城裡書法寫得最好的地產老總，是中國作協、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但他父親是江輪船長，母親是普通工人，家有兄弟姐妹6人，在他的 成長環境裡，很難發現商人或文人的早期教育的影子;以短髮形象深入人心的張寶全在就讀電影學院期間曾經留過長發;1992年4月，他來到深 圳，住在沒有空調的招待所裡，曾計劃在朋友工廠裡打工，要求月薪1000元，但朋友以「你是個文人不合適」為由拒絕;他在海南註冊了一個公司，就他 一個人，身兼秘書、打字員、老闆等多個角色，有人說這是典型的「皮包公司」。
吳亞軍：從記者到女首富

吳亞軍至少在出身上並沒有顯赫的背景。1964年，她出生於距離重慶五十多公里的合川縣(2002年成為重慶合川區)，這裡因古代戰場「釣魚島」而聞名。如電影《歲月神偷》中的場景，住在合川營盤街一大院中的吳家並不富裕，大院十多戶人家多年共用一間廚房。

1980年，她考入西安工業大學，學的是航海工程專業，對魚雷控制系統頗有研究。而她的丈夫蔡奎，當年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的是通訊專業，熟悉導彈制導，後任重慶機場建設公司副總工程師，「以致公司內部有人開他們夫妻的玩笑說『一個指得準，一個炸得狠』。」龍湖集團執行董事秦力洪說。

20歲大學畢業後，吳亞軍進入一家國營儀錶廠做技術人員，一干便是4年。直到1988年進入《中國市容報》做記者。一位曾於1990年前後與吳亞軍同在這一報社呆過的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吳在做記者和編輯期間並沒有太出眾的表現，未曾引起同事們的關注。

但也許是在媒體歷練過的原因，吳亞軍口才甚佳，愛讀書。在龍湖沒有向全國擴張時，龍湖公司手冊及牆壁上的「警言名句」，幾乎皆出自她手。一位熟悉她的朋友對南方週末記者稱，吳亞軍從小喜歡看書，「中學時期常被抓住課堂上偷偷看小說，只是由於成績優秀，老師只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直到1994年，她借助報社平台，成立重慶佳辰經濟文化促進有限公司，正式下海經商。公司的註冊資本為200萬元，當時有四個股東，中國市容報社、蔡奎、吳亞軍的母親高超和重慶亞泰工貿發展公司，各出資50萬元，分別持股25%。而亞泰工貿的法定代表人是蔡奎。

據招股書稱，第二年，這家公司的註冊資本增至1000萬元，其中吳亞軍和蔡奎分別增加了480萬元和270萬元的投資，使得他們二人持股比例達到了85%，中國市容報社的持股量被大大稀釋，幾年後被兩人全部收購。

創業短短一年時間，吳亞軍和蔡奎就能夠再拿出750萬元的真金白銀，這部分資金從何而來，不得而知。「當時有十來個人左右，主要做裝修、賣進口建材，」吳亞軍在接受重慶一家當地媒體記者採訪時稱，「當時我在想，為什麼做這個公司?先是生存，然後是掙錢，掙錢完了就是發財，我發財完了就是大家發財……」

氣候變遷推動美國玉米種植地帶北移

在美國的中北部大平原，小麥曾經是最主要的作物，但現在，原本在更溫暖的地域種植的玉米開始不斷的向北推廣，越來越多的北方農民開始轉向種植玉米。

這種轉變當中包含了氣候的變遷，生物科技的進步幫助玉米種子的適應性更強、畝產量更高以及玉米價格高企所帶來的市場力量的推動。

根據北達科特州氣象學家Adnan Akyuz的研究：

更加溫暖的氣候使北達科特州有更長的時間來讓玉米成熟，過去的一百年裡該州的平均溫度上升了2.7度，可種植時間每十年增加1.2天。

從去年開始，玉米就已經開始撼動小麥在北達科特州的主導地位，玉米在那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豐收。在經歷了今年異常潮濕的春天之後，處於玉米種植帶中的農民正在為春季種植收尾。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估計，今年在北達科特州預計有410萬英畝的土地被用來種植玉米，這個數字是以創紀錄的高度，同時也是十年前用於種植玉米的土地數量的三倍。但同十年前相比，小麥產量預計會下降11%。

去年從北達科特州出產的玉米佔到美國總產量的4%。高速發展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食物需求以及美國乙醇生產業的擴張拉動玉米價格幾乎達到了歷史正常水平的近兩倍。加之其他穀物的價格高企推動該州農業經濟一片欣欣向榮。

根據美國農業部最近可用的2011年數據北達科特州的農場淨收益達到了21.7億美元，比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增長了11%。農業的蓬勃發展甚至引發了用工的短缺。

Steve Fritel在今年春季第一次種植的玉米比小麥多。這名同他的兒子一同種植4000英畝（約合16平方公里）土地的農場主表示：

小麥很賺錢，但是玉米更賺錢。

根據北達科特州經濟學家的研究：

拋去勞動和管理成本，這些北達科特州中北部的農民每英畝玉米的淨利潤為126美元是每英畝小麥65美元淨利潤的近兩倍。

這種轉變的趨勢同樣發生在其他的北部農產區包括明尼蘇達州和加拿大的馬尼托巴省。這些地方的自然氣候條件以前都不適合玉米的生長，但隨著適應性更強的玉米種子被像DuPont和Monsanto這樣的公司開發和推廣，以及逐漸變暖的氣候都使的在那裡種植玉米開始變得可能。

氣象學家和農學家都表示這是氣候推動美國農民命運變遷的例證。在氣候和農業進步的雙重幫助下，玉米對很多地域來講變成了有利可圖的種植作物。

美國農業部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氣候變化可能引發更頻繁的極端天氣，土地侵蝕和降水模式的變化。農業部長Tom Vilsack在本月表示：

這些變化對我們來說都是全新的挑戰，是我們以前所不曾遇見過的。

目前為止這種氣候變化的對一些穀物種植衝擊還比較小。但這種變化的不斷積累可能會在本世紀晚些時候表現的更加明顯，甚至可能導致美國原本的玉米主產區開始變得不再適合玉米的生產，去年生產了美國17%的玉米的愛荷華州就是一個可能的受害者。

根據美國農業部的估計，今年種植玉米的土地總數應與上年持平。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過去20年裡農業種植開始以全美規模轉向玉米，這使得在美國用於種植小麥的土地開始減少，但是這種變化並沒有顯著的影響小麥的供給面和價格水平，世界範圍內的小麥供給依然相當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