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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的「獲獎者詛咒」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4/746044.html

們如何做決策?科特·德·馬爾奇和詹姆斯·T·漢密爾頓提出了一種穎而大膽的理論。他們對三萬多人進行了調 研,並以此為基礎開展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們每個人都有六種核心的特質,正是它們在左右著我們的種種決定,從午餐吃什麼到報稅時是否撒謊。無論身處何種 情境,我們總是遵循自己根深蒂固的心智習慣——例如:我們關注的是眼下的還是將來的快樂,我們能承受多大風險,是否在乎他人的感受等等。

01你就是你的選擇

華爾街的可疑建議

2007年8月1日,股票分析師圖納·阿莫比還不知道,很快他將會成為名人。9個月後,《華爾街日報》將評選他為「最佳分析師」,使他躋身超級投資精英行列——這一獎項對他及他的公司來說,都意味著巨額收益。

假如你有一台時間機器,就可以在所有人(包括他自己)知道他將成為美國最佳分析師之前,問問他都選了哪些股票,然後等著大把大把地數錢。幸運的是, 我們並不需要時間機器,因為阿莫比在8月1日當天接受過採訪,將他所選的前三隻股票告訴了所有人。他擅長的領域是廣播電視、娛樂業以及耐用消費品,而他在 挑選股票時,押上的不但是他的聲譽,還有客戶的資金。你可以猜猜故事接下來如何發展。阿莫比挑選的三隻股票是迪士尼、第一汽車集團,以及專業床品製造商 Tempur-Pedic。而如果我們看這三隻股票的走勢,選擇是:他接受採訪的那一天(2007年8月1日)、他獲獎的那一天(2008年5月21 日)、接受採訪後一年整(2008年8月1日)。後兩個日期都是在整個市場崩潰之前。

你一眼就能看明白,阿莫比選中的股票將他的客戶引向了懸崖,而非富饒之地。講這個故事不是為了批評阿莫比,我們只是想說明一個道理。像多數《華爾街 日報》的獲獎者一樣,阿莫比或許難以連續兩年獲獎。實際上研究表明,存在著一個「獲獎者詛咒」——每當獲獎之後,「華爾街最佳分析師」在新一年的表現,就 會比所有分析師的平均水平還差很多。怎麼會這樣?

像我們一樣,阿莫比也研究人們的決策行為,不過只侷限於一個特殊領域:他評估人們如何買入和賣出娛樂業股票。與多數經濟學家不同,他肯定不相信投資 者是理性的。如果投資者是理性的,他們會像他一樣分析同樣的信息、作出相似的評估——在一個價格能迅速反映信息的有效市場,靠信息賺不到錢。與此相反,投 資者若是非理性的,他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就能從投資者不同的「直觀推斷法」之間牟利。無論阿莫比的投資者決策模型有何細節,我們知道它在2007年的確 有效。但是,有可能他只是走運——畢竟,總得有人去得那個獎。

02你如何決定

為什麼有些人能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我們很瞭解費利克斯和奧斯卡。他們兩人都參加了「知識網絡」公司的調查,都是白人男性,受過高等教育,年薪近8.5萬美元。兩人都是單身,名字都是化名—隱私起見—但費利克斯和奧斯卡在調查中的答案都是真實的。

我們感興趣的是兩人如何作選擇。他們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很相似,所以得知他們都喜歡野營、紅酒、攝影,大家都不覺得奇怪。然而,他們的不同點 大大多於相同點。費利克斯在意餐館是否提供健康食譜;奧斯卡不在意。費利克斯接種流感疫苗;奧斯卡不去接種。費利克斯是一位謹慎的投資人;奧斯卡不是。

兩人都說,他們在選擇汽車時考慮了其安全性。然而仔細看看,就會發現他們開的車其實差別很大。費利克斯開的是奧迪A4,安全性評分被稱為「頂級安全用車」;而奧斯卡開的是道奇公羊卡車,其安全性評分只是中等。

我們如何解釋這種差別?通常的解釋是,費利克斯與奧斯卡之間的差別部分源於他們的個人背景。這固然沒錯兒,但在說明人們的個人背景差異時,如果我們 用年齡、性別、種族、學歷、收入等人口學和社會經濟學因素,那麼費利克斯和奧斯卡的例子表明,我們有時會被誤導。這些個人背景特徵可以成為好的說明,但在 理解人們如何作選擇的問題上,它們有時沒什麼用處。

你可能會問:如果個人背景無助於理解他們的選擇,那麼什麼可以?這就是我們要回答的問題。問題的答案好像該因人而異,但如果你是名訓練有素的經濟學 家,就不會這樣考慮問題。一名經濟學家會告訴你,費利克斯和奧斯卡的效用函數各異,因此選擇也會不同。效用被用來測量人們對事物的偏好程度,例如奧迪車和 雞肉三明治。當費利克斯和奧斯卡面臨不同選擇時,他們都會試圖「使他們的效用最大化」,就是說,利用他們已有的資源得到他們最想要的東西。通過分析他們的 選擇結果,我們就可以重現他們的偏好。無論如何,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費利克斯和奧斯卡都是理性的,而我們可以認為,他們比我們更瞭解他們自己的偏好。

這種方法叫做「理性選擇理論」,一直是經濟學家們的強大工具。它除了用於解釋個人和組織的購買習慣,還被用來分析其他類型的選擇行為,從嗜好到作 弊。舉個例子,如史蒂芬·列維特在《魔鬼經濟學》中所寫:芝加哥市的學校老師們修改學生試卷的答案,以提高他們標準化考試的分數。事實證明,這些老師的薪 水與他們所教學生的成績掛鉤。由於對這些老師(通常是擔心學生成績不好的老師)缺乏監管,他們作弊相對容易,所以有些人通過私自更改學生成績來給自己加 薪。然而,研究者的職責之一就是發現理論漏洞,而理性選擇理論就遭到了批評。

03直觀推斷法

人們根據簡單的規則作出決定

有些研究者指出,我們所作的很多決定顯得並不理性。在我們倆工作的杜克大學校園裡,有個波利熱狗店,那裡的熱狗很不錯,每次去那裡都得穿過一條馬 路。過馬路有點小麻煩—說不定會遭遇哪個開車橫衝直撞的瘋狂司機。儘管得到一個美味熱狗的概率極高,而被汽車撞上的概率極低,但多少個熱狗帶來的快樂,也 抵不了一條命啊。還有一點小麻煩,那就是陰天時,我們倆中間只有一人(德·馬爾奇)可能依舊去那裡買熱狗。

儘管在美國遭到雷擊的概率每年只有約1/700000,漢密爾頓卻清楚記得,有一天校園附近的高爾夫球場上有一位球手遭雷擊身亡。這段記憶令他高估了遭遇雷擊的概率,使他選擇陰天時在室內吃午餐。

所以,有關「經濟學家過馬路」這一問題的答案是:如果路上車多,或當時是陰天,經濟學家就可能不過馬路。如果理性選擇模型是對現實的完美描述,那麼 漢密爾頓就應正確評估遭遇雷擊的風險,最終更頻繁地與德·馬爾奇一起去波利熱狗店。然而,人類風險認知中的偏見常使他錯過最優化的午餐(兩個熱狗,還有薯 條和辣椒醬)。總之,如果選擇本身摻雜了小概率、高收益、個人經驗等因素,人們就會覺得難以理解。這絕非理性選擇理論的唯一問題,也不是我們最愚蠢的認知 錯誤。

不過,有一小部分經濟學家願意在心理學實驗室作各種試驗,而他們關注的是人們非理性的一面。行為經濟學家指出,人們考慮問題時會犯下種種系統性的錯 誤,從而不會像理性選擇理論描述的那樣行動。赫伯特·西蒙就有一種著名的理論,聲稱人們就像沙灘上的螞蟻:我們觀察到一隻螞蟻在被風浪洗刷過的海灘上艱難 行進的過程。它先直線向前,然後偏向右邊以便更輕鬆地爬上一個斜坡,接著繞過一塊鵝卵石,然後又停下來,跟同伴交換信息。就這樣,它曲曲折折、時進時停地 回到蟻巢。

我把螞蟻的爬行軌跡畫在了張紙上,並把圖拿給朋友。如果我問這是什麼軌跡,答案很可能會是:那是位參加障礙滑雪賽的專業運動員,或者是艘單桅帆船, 在逆風前行……螞蟻的軌跡如果看做幾何圖形,就是不規則的、複雜的、難以描述的。但這種複雜性體現在海灘的表面,而非那隻螞蟻本身。如果將螞蟻看做一個行 為系統的話,它是非常簡單的。它在爬行時所表現的行為複雜性,大體反映了其所處環境的複雜性。我將繼續研究這一假設,但會用「人」代替上述故事中的「螞 蟻」。對於那些贊成「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理論的行為經濟學家而言,人類都更像西蒙筆下的螞蟻,而不是超級電腦。人們根據簡單的規則作出決定,這被稱為 「直觀推斷法」,而這種方法有時會讓他們誤入歧途。

《選擇》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作者:[美]斯科特·德·馬爾奇 詹姆斯·T·漢密爾頓

價格:29.00元

出版時間:2010年11月

斯科特·德·馬爾奇是美國杜克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同時負責指導該校的「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項目」,詹姆斯·T·漢密爾頓是杜克大學公共政策學教授,同時也是經濟學和政治科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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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新獲獎者證明:股價可做3到5年預測 solon8

http://xueqiu.com/6788319922/25649552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尤金-法馬、拉爾斯-皮特-漢森、羅伯特-J-席勒(由左至右)

諾貝爾經濟學獎在瑞典當地時間下午1點(北京時間14日19點)頒出,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尤根-法瑪、拉什-漢森和耶魯大學的羅伯特-希勒因對「資產價格實證分析」作出貢獻而獲獎。

針對此次評獎,瑞典皇家科學委員會在現場給出了簡單解釋:「如果要預測未來幾天或者幾個星期的股票和債券的價格,是不可能的。但是,長遠的來看,比如未來三年或者五年的預測,卻是可行的」。

瑞典皇家科學委員會在頒獎現場電話採訪希勒時,他開玩笑說:「雖然很多人說我會得獎,但是我還是不敢相信。」

三位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股票價格在短期內不可預測,但長期內卻又具有可預測性。這一看起來自相矛盾的理論,對股票資產市場的研究和實踐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三位經濟學獎獲得者為現在的資產市場的理解打下了基礎。這一方面依賴於風險和風險態度的波動性,一方面依賴於行為性偏見和市場摩擦。

資產市場的趨勢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未來幾天或幾週內股票或債券的價格變化。但我們非常可能預見它們在較長時間內的走勢——例如接下來三到五年內的走勢。這些看起來既令人訝異又顯得矛盾的發現,正是今年經濟學獎的三位獲獎者尤金·法馬(Eugene Fama)、拉爾斯·漢森(Lars Peter Hansen)和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創造並分析而來的成果。

20世紀60年代初期,尤金·法馬和幾位合作者指出短期股票價格是極端難以預測的,新的信息會以非常快的速度反映在股價上。這些發現不但對後續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也改變了市場實踐——指數基金在全球股票市場上的形成便是其中一個傑出的例子。

如果股市變化在幾天或幾週內都是幾乎不可能預測的,那麼在幾年內的走勢是不是應該更加難以預測?答案是否定的,羅伯特·席勒在20世紀80年代初發現股價的波動比股息的波動更加劇烈,股價/股息比在到達高位時就會傾向於下調,而在低位時就會傾向於上漲。這種波動模式不僅僅適用與股票市場,也適用於債券或其他資產形式。

一種方法用理性投資對價格不確定性的反應來解釋了這些發現。於是,高投資回報率被視為是在高風險時期持有風險資產的一種補償。拉斯·彼得·漢森發展了一種統計方法,特別適於檢驗資產定價的理性理論。利用這種方法,漢森和其他研究者已經發現,對這些理論加以修正對解釋資產定價大有幫助。

另一種方法專注於背離理性投資者的行為。所謂的行為金融學考慮了制度約束,比如借貸限額,這阻止了聰明的投資者利用市場上的定價偏差來獲利。

這些獲獎者為當前對資產定價的理解奠定了基礎。資產定價部分取決於風險波動以及對風險態度,還有一部分取決於行為偏差和市場摩擦


許小年:法馬和希勒對立觀點同獲諾獎 思想需要對立面
他指出,法馬和希勒對市場的理解處於對立的兩極。前者認為價格由人的理性計算形成,因此含有豐富的信息,是經濟個體進行決策的可靠依據;後者則強調心理因素(動物精神)的作用,認為價格中充滿誤導性的"噪音",例如金融危機前的美國房價。對立的觀點同獲諾獎,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需要對立面。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獲獎理由:為資產價值認知奠基
瑞典皇家科學院說,三名經濟學家為「現有對資產價值的認知奠定了基礎」。幾乎沒什麼方法能準確預測未來幾天或幾週股市債市的走向,但可以通過研究對三年以上的價格進行預測。
「這些看起來令人驚訝且矛盾的發現正是今年諾獎得主分析作出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學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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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大會中國獲獎者調查發現 昆明「低齡女」的威脅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2550

2012年,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以及2010年,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 (何籽/圖)

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一場慘烈而罕見的空難使得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受到空前關注——6名正準備參會的艾滋病研究專家在馬航MH17航班遭遇空襲遇難。

和這起空難同樣少見的,是本屆大會頒獎禮上的一張中國人面孔——多年從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狀況研究的張旭東(女)獲「婦女、女孩與艾滋病研究者獎」,這也是中國研究者第一次獲此殊榮。

這項令張旭東獲獎的研究自2012年開始,對象為昆明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最小的15歲。據310份有效問卷調查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

性病、懷孕多見

2014年7月21日,張旭東在澳大利亞墨爾本召開的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上做題為《中國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報告。

世界艾滋病大會是艾滋病防治領域最權威、最前衛的學術會議。該獎項由國際艾滋病學社(IAS)、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UNAIDS)、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國際受艾滋病影響婦女共同體(ICW)共同頒發,旨在鼓勵中低收入國家開展針對受艾滋病影響的婦女和女孩的研究,讓她們從中受益。

張旭東所從事這項研究自2012年開始,由昆明市衛生局立項、出資,對象為該市20歲以下的女性性工作者,平均年齡為18.7歲。真正有效的問卷只有310份,張旭東說。

該調查結果顯示,性病和流產在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間十分普遍:66%的人自述在過去一年有性病症狀。44%的人有流產經歷。在有懷孕經歷的女孩中有54%人經歷過與流產相關的後遺症。

這幾個數據和2009年第一次具有全國代表性的青少年生殖健康調查對比發現: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懷孕、重複懷孕、流產等數據均比一般性活躍青少年高兩倍之多。

此前的2010年,張旭東還在昆明主持了關於性病和艾滋病感染與藥物濫用(包括酒精)以及高風險性行為的關係的調查。201個樣本中,1%感染了艾滋病,30%感染一種或多種性病。

當時調查並非專門針對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但研究發現,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感染性病很普遍,艾滋病感染率和成年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同,非意願妊娠和流產的比例也很普遍。這些從未披露的區域性調查結果,讓昆明市衛生局和當地NGO都有些意外。

安全套使用偏少

是什麼原因導致低齡女性性工作者中感染性病和懷孕的幾率偏高?這是該獲獎研究項目中的核心問題之一。

據調查,83%的低齡性工作者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而其中92%輟學,因受教育的水平偏低,獲得的社會資源較少,其職業選擇的空間也就很小。但同時面臨著生活和經濟壓力,她們更多進入收入較高的娛樂行業;而娛樂行業低齡化趨勢也越來越明顯,甚至有幼女情結、處女情結等。在201個樣本中,93%的人沒有別的收入來源,而性交易是她們唯一的生活來源。

張旭東進一步研究發現,該群體缺乏健康生殖健康知識,70%的人無法回答80%的相關問題,能完整回答的僅1%。「她們比較封閉,很少接觸傳統媒體、互聯網等,也很少從學校獲得相關知識。」

調查中,她們不肯反映吸毒情況,但會如實告知飲酒情況。在夜場,飲酒是受鼓勵的,而酒精濫用者在與客人發生性關係時更少使用安全套,懷孕、性病感染等幾率因此增大。「酒精對這個群體的影響一直被忽視,NGO也很少干預。」張旭東擔憂地說。

98%的調查對象都不希望懷孕,但大部分僅依賴於安全套,而不使用其他的安全措施,但安全套的使用率又偏低。低於7%的人知道和使用其他長效的可逆的節育方式,如宮內節育器、皮下填埋植入劑等。

張旭東說,對於此種高風險職業,雙重保護才能既預防艾滋病又能減少懷孕幾率,但同時使用這兩種方式的僅佔2%。「竟有高達40%的調查對象仍使用傳統低效危險的避孕方式,如生理期避孕、沖洗法、下蹲式等。」

顯然,針對這個特殊群體的生殖健康的服務嚴重缺失。調查還顯示,不到三分之一的調查對象性和生殖健康知識來自公共衛生服務人員,少數來自學校;其他都來自朋友、同伴、家人、互聯網、傳統媒體等其他信息渠道。

「低齡女」調查困境

公益組織原本是政府最好的補充,但現在普遍生存艱難。

云南省是全國報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最多的省份,而盤龍區又是昆明市性工作者較為集中的區。自2002年始,很多國際組織和國際項目進駐云南開展針對性工作者的公益活動。因為有性工作者和媽咪的參與,調查和干預網絡得以快速建立。

張旭東的研究正得益於這樣一個網絡。2012年,她主持並參與的昆明低齡女性性工作者性及生殖健康狀況的調查獲得了昆明市4個區級疾病控制中心的配合和支持,而當地為性工作者提供健康服務的NGO,比如牽手女性互助小組(以下簡稱「牽手」)也參與了其中的調查工作。

「以前,人手足,每個人服務的性工作者也少,可有更多的時間單獨交流,更易於建立信任關係,甚至可以交換電話,所以工作效果很明顯,她們也會積極參與檢查活動。」「牽手」的同伴教育骨幹呂唯唯說。

2010年國際資金撤資後,「牽手」只能暫時借用昆明市盤龍區疾控中心辦公室開展工作,專職工作人員由原來的13個減少到現在的4個,所以只能同時面對多名性工作者的講課,動員檢查的效果大為下降。盤龍區疾病控制中心還為該組織發放工資,並組織醫生於每週四為性工作者抽血、化驗,但由於缺少經費,現在只做梅毒和艾滋病的檢測。

在盤龍區,「牽手」的4個專職人員需覆蓋所有娛樂場所,該區約有四十多家娛樂場所,4個人分片區每月干預一次。主要是講課,講解和性病、艾滋病相關的知識,並動員性工作者們做婦檢、VCT檢測;傳播正確的求醫行為,因為她們常去小診所,易上當被騙;還講避孕措施。「這是一個嚴重問題,在娛樂場所,很少有人沒做過人流,很多人因多次人流而不會懷孕了」。

「關係好的主管會幫助維護秩序。為了能進入場所,要和娛樂場所的老闆們搞好關係,告訴她們,我們沒有政治目的,也不是執法單位。但負責人一開始都很反感,她們都會說『我們都很健康』等等。我們只好反覆做工作。特別牴觸的,才會通過疾病控制中心進行協調。」呂唯唯說。

艾滋病感染者低齡化

事實上,將年齡作為女性性工作者生殖健康研究的一個劃分標準,在學術研究界存有爭議。

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趙軍認為,不應該以年齡來劃分,而應該強調場所和從行業方式的差別。

「桑拿、洗浴中心等專業化、組織化高的場所,感染風險較低,因為這些場所有培訓,既傳授性技巧,也培訓性病、艾滋病等防治知識。而且這種場所還有同伴教育機制。所以在這種場所,即使低齡性工作者也有很強的安全意識。相反,如夜總會等,從業者安全意識就較差,安全套使用率就比較低。」趙軍說,「這些場所只是提供平台,小姐和客人自行交易,場所也收台費,但睜一眼閉一眼。這種場所不對從業者進行培訓、管理,她們交易的場所也不在夜總會、KTV,所以女性性工作者處於一種自我管理狀態,同伴交流也少。這種風險就比較高。」

和趙軍的觀點不同,在「牽手」工作了8年的呂唯唯說,「實際上在出租屋裡,只要每次使用安全套,又不喝酒,風險更低。而KTV要喝酒,尤其低齡性工作者容易不安全性交易。從人流手術的情況來看,低齡性工作者也是主要人群。而且年齡低,更容易沾染毒品。」

2013年7月,在2012年調查的基礎上,「牽手」向昆明市防艾辦申請了為期一年的低齡女性性工作者防艾干預項目,主要對24歲以下的性工作者進行單獨干預。

「申請時也有爭議。防艾辦是防治艾滋病、性病的專門機構,不應該有明確的年齡劃分。但考慮到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生殖健康方面的需求可能存在差異性,所以通過了申請。」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所謂「低齡」,是指24歲以下。「牽手」通過多年的調查和工作發現,24歲以下的女孩們經常聚在一起玩,沒有生活目標,她們吃好的,穿好的,出門打的,從不坐公交車。花錢大手大腳。沒錢了,又進入娛樂場所掙錢。「自我保護意識很差。遇到帥的,即使不要錢,也願意上床。她們使用安全套的幾率比成年女性性工作者要小,因為不用安全套可掙更多錢。」呂唯唯說。

在娛樂場所,銷售人員還給小姐們規定喝酒的任務量,她們的「老公」、「男友」一年換好幾個,有的一個月換一個。實際上只是固定性伴,並非真的男友、老公。和他們發生關係時,她們一般不用套,而吃避孕藥。

「我們告訴她們,信任不等於安全。」呂唯唯說。一個明顯變化的數據讓其擔憂,2014年前6個月,僅在「牽手」就檢測出3個艾滋病感染者,年齡均為16歲到19歲。以前,查出來更多的是普通性病。

建議獨立開展防治工作

女性性工作者的低齡化趨勢越來越明顯,這是「牽手」的另一個發現,在盤龍區,24歲以下的超過50%,最小的14歲,不少是在校生,有職高、專科,甚至本科生,多為外省的和昆明市郊區的。

在2012年的這項調查中,昆明市防艾辦還發現,80%的低齡性工作者進入這個行業不到一年,但性病、艾滋病、懷孕、流產、無保護性行為十分普遍,比成年性工作者風險程度高很多。

「很多人計劃短時間內賺到錢就不再幹了,她們不認為自己是性工作者,所以不會主動與公共衛生人員接觸,躲避干預行為。因此相關機構和NGO不能只關注熟面孔,更應該注重新面孔,建議儘早進行干預。」張旭東說。

但讓張旭東、呂唯唯等研究者、干預者擔憂的是:近年大規模掃黃行動使得干預和研究網絡中的性工作者目標人數銳減。據統計,盤龍區娛樂場所低齡女性性工作者在掃黃前約有一千人,現在只有四五百人,其他人要麼轉入縣區,要麼轉入出租屋,或通過社交媒體開展工作。以前,「牽手」甚至可以對髮廊、站街女進行干預,但現在她們都在深夜十一二點鐘出來,或去城市小花園打毛線,行為更隱蔽。

等「牽手」再去娛樂場所宣傳時,老闆們的接受程度也不如從前了。昆明市衛生局防艾辦主任曾子怡也稱,尤其今年以來,由於掃黃等原因,開展干預工作時,尋找目標人群也變得非常困難。

趙軍建議,應該盡快立法,確保衛生系統可獨立開展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與公安掃黃行動切割。「即使我們暫時不能改變法律,但應該改變觀念,她們的安全是公共衛生問題,關係到每個人的健康。」

在赴墨爾本參加第20屆世界艾滋病大會前,張旭東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她認為:要儘可能地實現服務普及型和均等化,特別針對罪刑化和邊緣化的青少年。「目前,計生服務機構已建立了龐大的體系和網絡,但只為已婚人群服務。而佔總人口20%的性活躍、性觀念開放了的青少年,卻被衛生系統忽略很多。所以衛生系統要把青少年的人權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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