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不滿意的市場」是如何形成的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246 從野蠻生長到全面嚴格管制,二十年來,北京出租車市場上,政府越來越忙,市場卻越來越糟糕,打車難積重難返。
如何一步步走到政府、公司、司機、消費者都不滿意的奇怪境地?市場如何管好而不是管死?值得各方深思。
2013年5月23日,北京市召開出租車調價聽證會,會上討論了兩套不同幅度的漲價方案——包括提高起步價、費率以及堵車時的等候價。
與2006年出租車調價聽證會相比,這次氛圍「和諧」。23位與會代表,只有一位消費者代表投了反對票,認為不應該由消費者為司機待遇提高埋單,而應該降低司機上繳給出租車公司的「份子錢」。
聽證會上的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出租司機月收入約4500元,2006-2012年出租車駕駛員收入年增長5%,雙雙低於社平工資及其增幅。而本次提價的全部收入增加,都歸司機。顯然,政府希望通過漲價提高出租車司機的出車積極性,從而緩解打車難這一北京交通的老大難問題。
漲價能否解決問題?
聽證會後,南方週末記者隨機採訪的多位北京「的哥」都不樂觀,更希望降份子錢。
出租車公司也不滿意。「這次調價對企業的問題一點沒解決。」一家擁有兩百多輛車的出租車公司總經理韓進說。據他所知,這次聽證方案最初有些「對公司更有利」的內容後來被取消了,比如允許公司用燃油補貼繳納補充養老保險,放開雙班車限制(目前該公司僅三分之一車輛為雙班車)等。
「二十年來,出租車公司的利潤率一直在下降。」韓進說,「照目前社保繳納水平每年10%的漲幅,不出三年,公司平均利潤率將降為零。」
一次令各方失望的聽證會,符合北京出租車行業的一貫特徵。長久以來,這個市場裡的四方——消費者、司機、出租車公司和政府主管部門兩兩之間都有矛盾,分歧巨大。
他們似乎都很憋屈:消費者怨聲載道;司機不滿收入低、工作苦;背負罵名的出租車公司委屈地曬「微利」;政府一年掏出7.2億元補貼這個行業,卻被指責失職與制度設計不當。
二十年來,北京出租車市場,如何一步步走到了市場任何一方都不滿意的奇怪境地?
「要理解北京出租車市場,要觀察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一位長期研究出租車行業的學者對南方週末記者說,「這個市場的狀態雖然奇怪,但總體上是一雙有形之手在塑造它。」
從野蠻生長到全面管制 政府開出了管制的藥方,而且一下就是猛藥。
作為北京出租車市場最早一批創業者,韓進全程見證了這一行業二十年風雨沉浮,這一歷程可以概括為政府從放開到對該行業進行全面管制的過程。
1991年之前,北京出租車市場幾乎被兩百多家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壟斷,1990年北京出租車不足15000輛,出租車個體戶只有22個,「街上跑的只有藍鳥、皇冠、尼桑等幾款高檔出租車,大多用來接送外賓,普通老百姓打不起也打不著車。」韓進說。
出租車太少,使1990年北京亞運會略顯尷尬,事後時任市領導發話,要做到一招手,就有五輛出租車到跟前。
「一招手就有五輛車」,成為北京當時出租車改革一句讓人耳熟能詳的目標。1991年,北京市為解決打車難等「社會五難」,歡迎和支持社會資本進入出租車市場,任何人只要找到局級掛靠單位——「蓋個公章」,就可以開辦出租車公司,政府免費發放運營牌照。
在金融系統任處級幹部的韓進也辭去公務員職務,借錢買了幾十輛「面的」和夏利,下海辦起了自己的出租車公司,每年給掛靠單位繳掛靠費2萬元,直到1997年改制「獨立」。
這時候,出租車牌照毫不值錢。1994年韓進花6萬元從另一家公司買了35張牌照,「手續(即牌照)是免費送我的,那點錢用來補償他們的前期投入。」
短短兩三年間,北京出租車數量爆髮式翻了四倍。到1994年頂峰時,北京的出租車公司達到1485家,運營車輛近7萬輛。除公司外,政府還批准了約1000家出租車個體運營戶。
市領導提出的目標在兩三年間變成現實,但人們卻發現這是一種可怕的情景。由於競爭激烈,出租車相互間搶地盤、繞路宰客、拒載、拼車等現象愈演愈烈,市場混亂的秩序讓乘客沒有安全感,投訴率居高不下,滿大街的黃色「面的」被稱為「黃(蝗)蟲」。
「當初也是乘客、公司和司機要求政府出手管一管。」一位學者回憶說,「如果政府不管,經過市場的震盪最終也可能達到供需平衡,但問題是作為首都,北京是否能容忍和承受這樣的震盪。」
1994年,北京市出租車業的主管政府部門出租汽車管理局(簡稱出管局),決定停止批准新設出租車企業。次年,出管局出台031號文件,停止審批出租車專用的「京B」牌照。
政府開出了管制的藥方,而且一下就是猛藥。
全球來看,出租車行業的政府管制分為三種,一種是數量管制;另一種是價格管制,即對出租車起步價和按公里計費費率做出規定;另外則是服務標準管制。全球各城市的共同趨勢是實行服務標準管制,但對前兩種管制,卻有不同的態度和試驗。
但在北京,加強的恰恰是前兩種管制。自1994年起至今19年間,北京的數量管制除特別情形(比如奧運會增加了100輛殘障人士出租車)外,一直沒有鬆動過。而價格方面則在1998年下調過一次價格(每公里1.6元下調為1.2元),2006年和2013年上調價格。業內人士普遍認為,兩次漲價都嚴重滯後,以至於北京出租車租價水平大幅低於上海、深圳等同類城市。
關於為什麼政府在北京市人口翻番的十多年間沒有增加出租車數量,曾經與主管部門有過面對面溝通的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市交委的主要依據是空駛率,十年前北京出租車的空駛率高達45%,嚴重供過於求,目前則在30%左右的合理水平。近年來政府雖然沒有新增車輛數量,但也通過將單班車改為雙班車的方式,間接增加了運力。
這位學者還提到,政府不敢放開數量管制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怕現有牌照的持有者反對,「目前公司和司機的矛盾是這個行業最主要的矛盾,但一旦政府放開數量,形勢就會變化,公司和司機會擰成一股繩來反對政府。」
全面管制,產生了兩大後果。一是數量龐大的「黑車」市場,據北京市交通執法總隊的數據,北京沒有營運資格的「黑車」在2005年就已經達到7.2萬,超過了正規出租車;二是外界對壟斷利潤與尋租的懷疑。「數量管製造成的壟斷市場必然是不公平、無效率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由晨立說。
近年來,北京出租車公司多次曬賬本,表示這是個利潤率極度微薄的行業。本次聽證會上政府公佈的出租車企業單車利潤低至每月537元,淨利潤率約3%。但沒有人相信。外界總是認為出租車公司是悶聲發大財的壟斷獲益者,利用出租車業務帶來的滾滾現金流發展多元產業集團。因其沒有上市,甚至連官方網站都沒有,出租車的真實利潤一直是個謎。
長期研究出租車市場的北京社科院研究員張耘等人2004年曾經深度調查過兩家出租車公司的利潤率,得出的結果是當時毛利率高達25%-30%。但她認為由於油價、社保水平等成本的持續上漲,目前出租公司的毛利率應該不到10%。
「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公司真實的利潤水平,只看到牌照價格已經漲到幾十萬也有價無市,沒人願意退出。為什麼?」一位經濟學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市場顛覆制度設計 司機與公司之間漸漸自發形成了一種新的「預交承包款」加管理費的合同關係,但這種模式並非制度設計者願意看到的。
1994年數量管制之後,政府對這個行業的管制繼續深化,它進而強力干預了企業經營模式,並且徹底改變了行業生態。
由於車多司機少,早期的北京出租車市場上司機在與公司的關係中佔上風。「那時候司機都是大款,月賺一萬不是聳人聽聞,他們手裡外匯一大把,拉外賓賺的。」韓進回憶說。為了爭奪有限的司機,出租車公司大打價格戰,月承包金從3800元降到3200元(當時政府並不硬性規定承包金標準)。
漸漸地,司機與公司之間自發形成了一種新的「預交承包款」加管理費的合同關係。所謂「預交承包款」,又叫「融資款」、「購車款」等,是指司機在加盟公司時先一次性付給公司一筆3萬至12萬元不等的購車款,隨後司機每個月繳納800元至1500元的管理費,承包期滿(3-6年)後,車的殘值歸司機所有。
據韓進回憶,1991年前後首汽集團等大公司率先「創新出」預交承包款模式,隨後這種合同關係迅速成為了行業通行模式。出管局的一份報告稱,1994年至1996年間,北京市90%的「小面」、80%的「夏利」和30%的「桑塔納」都採取的是融資租賃制。
對司機來說,這種方式更划算,比如他只需掏3萬元便可買斷一輛「昌河面的」的5年運營權和殘值,每個月只需繳納不到定額承包金或份子錢一半的管理費。不到三年,司機就可以把3萬元首付款「省」回來。
對公司來說,預收承包款的好處更是顯而易見。跑馬圈地的時代最緊缺的是資本,短時期內從司機手中獲得大筆購車款,利於自己快速擴張規模或償還到期的貸款;其次,這種模式更有利於激勵司機維護車輛和提高服務質量,因為司機把車當成自己的,就不會「故意損毀公司車輛」,同時也會忌憚因乘客投訴而被公司罰沒巨額承包款。
最開始,因為車多司機少,用一份更有吸引力的長期合同來綁定司機,可以消化當時公司手中積壓的大量閒置車輛。「當時你給我介紹一個司機來,三百元當場給你。車停那停一片,新司機來看車,大冬天的我跟七十多歲的老會計弄點水去擦車,否則司機不願意開。」韓進回憶說。
但到1994年之後,因為北京市禁止成立新公司,也不再批准個體牌照,使得司機們要想跑出租,就不得不進入一個公司,接受這種方式,並且不得不接受費用越來越高的現實。
不過,這種模式絕非制度設計者的初衷。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京高法(1997)134號文件」對此曾有過一段表述,「從法律上講運營出租車的所有權及運營證歸出租汽車經營公司。但從資金投入的實際情況看,幾乎全部購買出租汽車的資金及經營費用,全部由運營司機墊付和支付,客觀上產生了投資人與所有權人的分離。」
資料來源:《出租車業的競爭、契約與組織》。 (曾子穎/圖)
復歸「公車公營」 1996年,政府出手清理整頓,並推動大公司發展,徹底改變了出租車公司與司機之間的生態。
由市場自發形成的遊戲規則,在制度設計者看來也許是一種難以容忍的失控。
自1996年開始,北京下發129號文,開始「清理整頓變相賣車」,規定出租車屬於公司,此前司機出錢買的車,一律由公司收回,復歸到傳統的「公車公營」模式:即由公司買車,發包給司機,司機每月上繳定額承包金。
強制公司收車的過程中,政府推出了一種司機稱為極不公平的「倒算法」。比如一名司機5年前買車時繳了12萬元購車款買斷了一輛夏利車,按每月1600元5年繳納管理費10.8萬元,共計22.8萬元。按照倒算法,5年中按政府夏利車每月4500元的車份錢標準,共27萬元,所以司機如果不同意收車,則不僅得不到被提前中止合約的補償,反而要再掏出4.2萬元給公司。
同一時期,由於經營困難和政府推動兼併重組,出租車公司出現大面積兼併潮,很多公司將自己名下的車輛與牌照轉手賣出,出現了大量「二次賣車」的案例——即公司在預收承包款時將車賣給了司機,在沒有收回的情況下又連車帶牌照賣給其他公司。
因此,司機與公司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矛盾,許多司機拒絕交車,並去法院投訴或向媒體求助。因為事態複雜,以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在2001年開始不再受理此類糾紛。
媒體也對這一動盪時期進行了報導,其中包括《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克勤所寫的「北京出租車業壟斷黑幕」。
這一波公司與司機之間的矛盾爆發,其實起源於當初產權上的模糊地帶。在監管者眼中,車輛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必須與牌照捆綁,且由公司所有。而實際生活中,市場力量突破了管制的盲區,公司將車輛單獨賣給了司機。但當監管者強制性中止市場自發形成的契約關係時,三方之中最弱勢的一方——司機更多地承擔了毀約的成本。
「129號文」的另一個不可忽視的規定,是為各種租價的出租車規定了明確的月承包金額(即份子錢標準),要求夏利車每月在4500元上下浮動15%,捷達、桑塔納等車型在5100元上下浮動15%。
這一規定改變了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公司與司機之間的利潤分配比重。按照「129號文」新政,出租車司機在5年承包期內付給公司的法定車份錢大大超出之前的購車款和管理費之和,而這部分差額實際是司機受損公司受益。事實上,轉移的部分還不止於此,還應包括本歸司機的車輛殘值,法定份子錢允許上浮15%的部分,以及公司向司機收取的2萬-3萬元「風險抵押金」或「保證金」的承包期增值。
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多名「的哥」證實,1996年「129號文」之前,出租車司機的月純利潤能拿到5000-6500元,這一工資水平是在車多司機少的供求關係下由市場形成的。但在政府出手之後,司機的收入大幅下降。據王克勤當年的報導,北京市出租汽車協會2001年的一份調查報告稱,當時「北京出租司機(僅指公司司機)平均每月的收入是1817.5元」。
此外,出租車公司當初從政府免費獲得的牌照也大幅升值。2000年以後進行的企業併購重組中,一輛車的實際經營權交易額約為10萬元左右。
關於為什麼政府要禁止「預收承包款」模式復歸「公車公營」制,一位出租車公司老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最主要的問題是承包制下的司機不服從管理,「覺得車是他們的,學習和開會也不來了,甚至私自找了其他人開車,人歇車不歇。」
不過,當時也曾有媒體報導稱,「129號文」中關於出租車營運承包合同的細節,是由出管局與「大公司的俱樂部」——出租汽車協會共同制定的。
中國出租車市場彙集了幾乎所有類型的管制,政府之手直接插到了這個市場的每個角落。但即使是在同樣制度下,有的城市「沒管好」,比如北京,有的城市「管住了」,比如上海。 (CFP/圖)
管制的壟斷,還是管制的競爭 相比難於管理的個人司機,政府自然容易選擇方便管理的大公司制,但連份子錢都要硬性統一規定,讓公司也覺得被管死了。
129號文背後是否有大企業的遊說外界不得而知,但政府偏愛大公司在北京出租車市場是公開的秘密。
從1994年的1500家到現在的252家,北京出租車企業的數量銳減一方面是市場優勝劣汰、追求規模效應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政府的政策選擇。
2000年,北京市出台《關於整頓本市出租車行業和企業的通知》,推行「聯合兼併,做大做強」政策,對規模較小的出租車企業進行資產重組提出了明確要求:「到2001年底出租車數量控制在6萬輛左右,出租車企業控制在200家左右。」
到2001年年底,北京出租車公司以「每月大約減少150家」的速度縮減至320家。這次兼併潮之後,北京出租車市場形成了前十大公司佔有70%左右份額的市場格局。
這種思路,一直存在激烈的爭論。
張耘調研出租車行業多年,她認為這個行業就應該實行個體制而非公司制,「公司是為節約交易費用而存在的,但出租車作為一個流動的、獨立的生產和服務單元,天生適合個體制。」這些年她也與政府主管部門就此觀點進行交流,對方給出的個體制一大弊端是:「不好管理」。
「取消公司?」韓進笑道,「誰幫政府管理十萬司機?司機是最難管理的一個不穩定群體。」
儘管一直存在爭議,但中國的城市大多實行了公司制,只有極少數城市實行個體制,比如溫州和天津。政府確實在那些地方遭遇了讓人頭疼的情形,比如車主們經常以罷工對抗政府對他們不利的相關政策,或者變身為層層轉包、炒賣牌照的車老闆。
相比這樣的窘境,政府顯然更喜歡可控而聽話的大公司。
韓進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出租車公司會經常性地接到指令,比如「馬上派50輛車去機場」。每逢重大節假日、大型賽事或會議期間,公司更是時刻待命要「承擔公共職能」。行業內有個專門的詞彙叫「保點」——保證某個地點有出租車,「公司派車去那個地方,拉上客人送到目的地,還要再空駛回去,出管局會在那打卡考勤。」
再比如SARS時期司機不願意出車,但政府要求必須出,出租車公司只好減少份兒錢補貼出車司機。
「北京出管局對出租車公司的管控,用的依然是口頭命令這種計劃經濟時代的手段,而且很多指令來自上面,出管局只是傳達。」一位研究者說。
「無論如何不能停運」是一條「底線」,韓進告訴南方週末記者,2006年7月北京出租車司機醞釀罷工時,政府甚至考慮從其他地方調人來開出租。
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員龐世輝認為,出租車行業在政府眼裡的定位是「首都的窗口和名片」,因此穩定的秩序和可管理性是首要的考量。
「我們認為政府管得太多了,連份子錢都要硬性規定。」韓進說。有些不一定合理的要求,公司是否一定要聽?面對南方週末記者的這個問題,他一臉驚訝,「政府的話,你敢不聽?!」
「最大可能的競爭、最小必要的管制。」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王軍對這個市場做出如此建議。他早年寫過一本比較各國出租車業管制政策改革的書,書名就是《為競爭而管制》。
(應採訪對象要求,韓進為化名)
土耳其大選:最重要的是交出一份滿意的經濟成績單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6/4629184.html
土耳其大選:最重要的是交出一份滿意的經濟成績單
第一財經日報 潘寅茹 王蕾 2015-06-08 06:00:00
走出土耳其經濟重鎮伊斯坦布爾市的阿塔圖克國際機場,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滿街飄揚的各色旗幟和標語。即便是跨越馬爾馬拉海的加拉塔大橋兩側,也是迎風飄揚的旗幟。
走出土耳其經濟重鎮伊斯坦布爾市的阿塔圖克國際機場,首先映入眼簾的便是滿街飄揚的各色旗幟和標語。即便是跨越馬爾馬拉海的加拉塔大橋兩側,也是迎風飄揚的旗幟。
當地時間6月7日,土耳其將迎來第25屆議會選舉。因此不難理解,這些代表不同黨派的旗幟和標語正在為這場選舉造勢。
據伊斯坦布爾當地選民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本次土耳其全國將有超過5376萬選民投票選出第25屆大國民議會的550名議員。土選舉法規定,議會由選民直接票選產生,議員任期4年,得票率不足10%的政黨沒有議席,得票率超過33%的政黨才能單獨組閣執政。一旦沒有任何政黨得票率超過33%,那麽得票率最高的政黨將有與其他政黨聯合組閣的優先選擇權。
埃爾多安的“小算盤”
今年的議會選舉在不少土耳其選民看來“意義非凡”。供職於土耳其最大媒體的法提赫(Fatih)告訴本報記者,上周五(5日)工作一結束,他就趕回自己家鄉的選區,要在7日的大選中投票選出自己中意的議員人選。
像法提赫這樣結束一周工作、趕回自己所在選區的土耳其人並不少。這不僅因為這場選舉關乎未來4年誰將進一步挖掘土耳其的經濟潛力,帶領土耳其繼續前行,更為關鍵的是,現任總統、發家於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下稱“正發黨”)的埃爾多安還打著自己的小算盤,希望穩固該黨在議會中超過2/3的議席優勢,從而達到修憲的目的,將土耳其從一個議會制國家轉變為總統制國家。
埃爾多安
截至5日的最新民調顯示,正發黨的支持率在41%左右,盡管與4年前近50%的支持率相比有所下降,但領先地位難以撼動。而唯一可能對正發黨形成挑戰的便是新崛起的親庫爾德人的人民民主黨。民調顯示,人民民主黨目前的支持率為12%。這意味著該黨很可能在最終的選舉中憑借超過10%的支持率進入議會,蠶食正發黨的主導優勢。
正發黨自2002年贏得議會選舉以來,已經連勝三屆,執政長達13年。昔日正發黨的主席埃爾多安更是搖身一變,在連任三屆總理後,又在去年推動總統選舉從議會選舉改為普選,不僅提升了總統一職的“含金量”,也為自己繼續主導土耳其政局找到了新的方式。甚至有媒體評論稱,追求“實權總統”的埃爾多安正在謀求開啟“普京模式”。
因此,土耳其選民是不是繼續給執政黨第四次機會,成為了此次選舉最關鍵的變量。
民意分歧明顯
對於埃爾多安的乾綱獨斷,土耳其民眾心知肚明。當被問到“是否會給現政府再度執政4年的機會”時,土耳其人易蔔拉欣(Ibrahim)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對於4年前自己的決定非常後悔,在他看來,正發黨執政4年來“謊話連篇,腐敗滋生,對於土耳其社會現狀並沒有明顯的改變”。
這一點也得到了法提赫的認同。作為媒體人,法提赫明顯感到近些年來,土耳其的媒體管制日趨嚴厲。埃爾多安幾度因為負面報道對法提赫所在的媒體進行嚴懲,甚至差點砸了後者的飯碗,這使得法提赫決心不會把票投給正發黨。
在銀行工作兩年的年輕人艾卡(Ekin)也決定不把選票投給正發黨。“這4年來,我們什麽都沒有改變,工作也越來越難找。即便找到了工作,也擔心明天是不是會被掃地出門。”艾卡說。
在土耳其生活了27年的華商陳偉告訴記者:“正發黨連續執政13年,肯定有很多引起民眾反感的地方。主要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和民族主義運動黨聯合執政的可能性正在加大。”
記者在街頭遇到的極少數能說英文的商販也表示了對現政府的不滿,認為他們“泛宗教化”、極權、腐敗,為普通百姓謀利不多,導致貧富差距嚴重、民眾日子過得很辛苦。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對現政府有強烈不滿。翻譯阿里(Ali)告訴本報記者,他還是會一如既往地支持正發黨,但他給出的理由也頗為無奈——“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阿里相信,即便其他黨派上臺或者出現聯合政府,也沒有人能比正發黨做得更好。他舉例說:“以前政府收10分稅,留給老百姓1分;如今政府同樣收10分稅,留給老百姓8分。所以與其經歷更糟糕的改變,還不如維持現狀。”
巨額經常賬戶赤字是“頑疾”
土耳其近幾年經濟低迷,失業率攀升至11%,創下5年新高,導致執政黨的支持率不斷下滑。
土耳其韜博經濟與技術大學教授穆斯塔夫·科特雷(MustafaKutlay)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土耳其基礎設施建設落後,貧富差距懸殊,經濟結構需要調整。因此無論誰上臺,發展經濟的主旋律不會變。
“在這次大選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反對黨已經明確提出了一些具體的經濟發展計劃。比如主要的反對黨(共和人民黨)就提議了一些經濟發展項目,並將這些項目細化,而執政黨也對這些項目有積極響應。”
據科特雷介紹,正發黨2002年贏得議會選舉之前一年,土耳其經濟曾陷入危機。但自2002年起,土耳其經濟進入了一個良性的發展周期。GDP從2500億美元增長到了2014年的8000億美元。貿易增長也極其迅速,從1400億美元上升到了4500億美元。經濟上的發展和轉變是驚人的。人均GDP從3000多美元突飛猛進到1萬美元以上。2008年之前的5年,GDP年均增速為7%,通脹率也一直保持在個位數。這是歷史上罕見的。因此可以說,那個階段土耳其經濟持續增長。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土耳其經濟缺少長期持續發展的原動力。經濟依賴於中等或較低科技含量的產品,而不是高附加值的生產模式。土耳其需要加強在高附加值產品上的投資。目前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而且土耳其經濟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要改變這樣的局面,土耳其需要改變其經濟體制,這不僅僅是指經濟結構改革本身,還包括法律和教育領域的改革。因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相當棘手。即將上臺的新政府必須面對這個經濟結構不完善的問題。”科特雷說。
土耳其經濟智庫TEPAV董事總經理顧文·薩克(GuvenSak)對本報記者表示,土耳其經濟一向開放性差,基本依賴國內市場,經濟最大的問題是巨額經常賬戶赤字高,“土耳其一直存在嚴重的經常賬戶赤字問題,這與人們的儲蓄有關。中國有很高的儲蓄率,大約50%。而土耳其則非常低,只有10%,從來沒有超過20%。”他認為,土耳其只有更多引進海外資金,鼓勵增加儲蓄、促進出口才有可能逐漸解決這一赤字問題。
科特雷也表示,土耳其經濟的增長依賴外國直接投資或其他形式的國外資金。去年,經常賬戶赤字額占到了GDP的7.5%,2010~2011年甚至達到過10%,這就意味著國內經濟很大程度上依賴海外投資,“土耳其的經常賬戶赤字很大一部分是屬於貿易赤字,從貿易結構看,出口額總是低於進口額,最新數據顯示,貿易赤字高達1000億美元。必須改變貿易結構,生產和出口更多高價值技術含量的產品。目前高技術含量產品在土耳其出口產品中的占比只有可憐的3%。”
另外,今年年初以來,由於經濟增速下滑以及政局不明朗,土耳其里拉大幅貶值,第一季度貶值幅度高達13.5%,對美元匯率創歷史新低,導致金融市場脆弱,經濟風險明顯加大。
或許每個土耳其人心中對此次選舉早已有了明確的答案,但各黨派依舊不放棄最後的造勢機會。在伊斯坦布爾的政治中心塔克西姆(Taksim)廣場,扛著標語、喊著整齊劃一口號的遊行隊伍在人來人往的獨立大街上格外顯眼。而在伊斯坦布爾的市內街道上,時不時有黨派成員駕駛著裝有擴音喇叭進行拉票的汽車駛過。
對於埃爾多安和執政黨而言,最強勁的對手並不是所謂的黨派紛爭,而是如何交出一張令各方滿意的經濟成績單。
土耳其主要政黨知多少
第25屆土耳其大國民議會選舉7日舉行,執政的正義與發展黨(正發黨)、主要反對黨共和人民黨、民族行動黨和親庫爾德的人民民主黨等20個政黨以及獨立競選人將角逐議會550個議席。以下是參加角逐的主要政黨的基本情況:
正發黨:執政黨,第一大政黨,成立於2001年,是保守、溫和的伊斯蘭右翼政黨。該黨主張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權與自由的現代共和政體,建立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現任主席為總理達武特奧盧。2002年11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實現一黨執政,結束了土耳其自1987年以來多黨聯合執政的局面。2007年7月,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46.5%的選票,排名第一。2011年6月,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49.83%的選票,再次獲得大勝。正發黨目前在議會中擁有311個席位。民意測驗表明,該黨極可能贏得本屆選舉,繼續成為第一大黨。
共和人民黨:第二大政黨,主要反對黨。該黨由共和國締造者凱末爾·阿塔圖爾克於1923年創建,推崇社會民主和民族主義,堅持世俗化。2010年,執掌共和人民黨近20年的德尼茲·巴伊卡爾因性醜聞辭職,克勒奇達若奧盧接任主席。2007年7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20.7%的選票。2011年6月,該黨在議會選舉中的得票率為25.98%,目前在議會中擁有125個席位。
民族行動黨:第三大政黨,成立於1969年,為極端右翼民族主義政黨。現任主席為德夫萊特·巴赫切利。在2002年的選舉中,民族行動黨由於得票率低而未能獲得議會的席位。但該黨在2007年7月和2011年6月議會選舉中贏得14.3%和13.01%的選票,進入議會。目前在議會中擁有52個席位。
人民民主黨:親庫爾德的政黨,成立於2012年,伊斯蘭左翼政黨。目前在議會中擁有29個席位。(新華社)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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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獎滿意度大調查:哪些行業拿得多,誰才是大贏家?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0550.html
年終獎滿意度大調查:哪些行業拿得多,誰才是大贏家?
一財網 一財網綜合 2016-01-18 19:50:00
近日,一媒體通過問卷網,對2003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9.3%的受訪者還在焦急地等待年終獎的到來。40.4%的受訪者對自己的年終獎並不滿意。
年關將近,許多職場年輕人奮鬥了一年都等著發年終獎。對於很多人來說,年終獎被看做是單位對自己一年工作的評定,更是決定去留的原因之一。近日,一媒體通過問卷網,對2003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9.3%的受訪者還在焦急地等待年終獎的到來。40.4%的受訪者對自己的年終獎並不滿意。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的單位類型分布為,12.5%的受訪者在政府及事業單位,22.0%受訪者在國有企業,16.2%受訪者在外資企業,44.3%受訪者在民營企業。
55.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年終獎在5000元以下。還有16.0%的受訪者年終獎會在5001元-1萬元,9.3%的受訪者會在1萬元-3萬元這個區間,3.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年終獎會超過3萬元。此外,16.0%的受訪者目前還不知道會發多少錢。
分單位性質來看,在外資企業中,對年終獎滿意的受訪者為29.8%;國有企業中,滿意的為28.5%;政府及事業單位中,滿意的為22.6%;民營企業中,滿意的為15.0%。比較來看,來自民營企業的受訪者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最低。
當小編看了以上這些調查結果並惶恐自己今年能拿到多少年終獎之時,影視行業的年終獎簡直閃瞎了在下的眼,特別是那些光鮮亮麗的明星們,感覺僅是拿到他們年終福利的冰山一角,這晚上睡覺都能笑出聲來。
酷炫一下幾位當紅炸子雞送出的年終獎,是不是已經誘人到不行,還是你都準備好要去應聘明星們的工作團隊了呢。
Angelabab黃曉明聯合送禮 青島大蝦和豪車亮了
Angelabab和黃曉明這一年收獲了滿滿的祝福,年關之際,夫妻倆攜手打造了一本公益臺歷,內容是兩人做慈善12年的總結,包括了兩人共同傳遞愛心送出正能量等公益內容。令人意外和感動的是,他們還送上了家鄉特產青島大蝦,讓眾人直呼“暖心又實用”。
眾所周知,Angelababy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各項慈善事業,婚後更是和黃曉明聯手合體做公益。過去一年,兩人帶著大批愛心物資探訪了青島空巢老人、參加芭莎慈善盛典慈善拍賣,甚至在世紀大婚之時,也不忘慈善將大部分禮金捐給資助527位聽障兒童,並且成立了“關愛寶貝”慈善基金等等,近期在微博之夜上兩人更是一齊被獲封“年對卓越公益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Angelabab和黃曉明對外體貼大方,對待內部工作人員也是豪氣十足。據記者了解,Angelababy給團隊內員工到的最大年終獎是一輛價值超百萬的豪車,還有現金紅包,各種奢侈品牌代金券以及大牌包包等等,從現金到實物她全都考慮到了,可謂“福利女神”。
周冬雨送名表福利多多 陳赫衣服帽子表達感謝
除了Angelabab和黃曉明,周冬雨和陳赫的年終大獎也別有心意。據周冬雨的工作人員透露,她送出的年終獎是某知名高端品牌的手表,價值從十幾萬到百萬不等,同樣也有各種“飽滿”的現金紅包以及奢侈品牌名包。沒想到,平時精靈古怪如小女孩兒般的周冬雨,發放年終獎福利時如此大手筆豐富多樣。
此外,在上一期《奔跑吧兄弟3》中剛剛榮獲“最強能力者”的陳赫送起禮來也是別有新意。自“跑男”開播以來,陳赫豐富鬼馬的表情動作成為大家調侃的對象,眾多“還有誰”“你是豬嗎”“天才就是我”等個性代表口頭禪更是廣為流傳,成為團隊的“搞笑擔當”。今年,陳赫也將送上自家品牌“天才”系列的衣服和帽子,表達對媒體、同行朋友等以及工作人員的感謝。不僅宣傳了品牌,還感謝了關心愛護他的朋友們,更彰顯了他對“伐木累”跑男團的情誼,這個“天才”不一般。
楊冪劉愷威 夫妻雙雙包更大,平時小禮不間斷
曾經楊冪就因為“20萬巨額紅包”的消息傳出而瞬間變成年終獎的“業界良心”並引發熱議話題,甚至當時也引發圈內人“求職表白”熱潮。之前楊冪與劉愷威還未結婚時,雖然兩人都在同一家公司,但還是會選擇分別給工作人員包紅包,那時大家收到的是雙份,自然會比只服務一個藝人多一些。婚後,大冪冪與老公就選擇改為包一個“大紅包”來犒勞工作人員。楊冪被指一直都很慷慨,劉愷威據說也很大方,其宣傳表示平時看到合作的東西他們都會買回來送給工作人員,並不會特意說一定要在過春節的這個時候才給大家送禮物,平時甚至會小到買咖啡或者送唇膏、面霜、保健品。說到“喜羊羊”的年終獎,因為離春節還有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大冪冪的年終獎還沒有發放。不過宣傳坦言年終獎每年都會變得更多一點,但不想跟別的藝人攀比誰給得比較多,所以不說具體數字,但絕對是很吉利的數字。
新晉老板趙麗穎不比前輩手軟,中秋節就已過萬
去年剛剛晉升“金鷹女神”的趙麗穎也是古裝小花旦的領銜代表人物,2014全年藝人新媒體指數位列TOP5。其實趙麗穎也有名副其實“承包男神”,從陳曉、劉愷威、張翰,到2015年將播的電視劇《花千骨》搭檔霍建華,《實習生》中搭檔“跑男”鄭愷。
1987年出生的趙麗穎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其實還不到一年,之前她憑借《陸貞傳奇》走紅也讓身價暴漲百倍。雖然目前工作室的小夥們還沒有拿到年終獎,她在去年中秋節時就已經豪爽拿出了每人五位數的紅包發給員工,目前年終獎估計會高達六位數。作為年輕新生代老板代表,趙麗穎平時也很大方,甚至還會帶員工出去買衣服,除了送化妝品還會送奢侈品如LV包,或者時下的電子產品iPhone6什麽的,被員工稱為“小趙Boss”的她宗旨就是“絕不虧待身邊的小夥伴”。
範爺冰姐姚大嘴乃土豪之最
出手大方的範老板一直是業界標桿。從曾經的LV新款手袋起步,“偏菜”包括手機、鉆石等,她甚至還為個別核心員工買過房子、辦過婚宴。雖然近年相對低調,但之前采訪中她也表示要在意大利遇到合適的就搬回去送員工。
李冰冰發給員工的年終紅包現金一般為5至6位數,工作室人員總共領到的現金應該近百萬。她用於抽獎的禮品最便宜3000多元,最貴曾有1.5萬元電視,而且基本每人都能抽到。
姚晨,除了包上五位數以上的紅包,也會為員工報銷春節回家頭等艙機票,甚至送出金飾。
這下,你滿意了嘛?
綜合來源:蘭州晨報、騰訊娛樂、環球網
編輯:余佳瑩
創業三年,42億估值待上市,他仍不滿意:我們值上千億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310/154623.shtml
導讀 : 三年3億用戶,42.8億估值,唱吧享受了移動互聯網的紅利,同時也在等待著一場並不確定的資本盛宴。
i黑馬 周路平 3月10日報道
回歸與等待
42.8億元。
這是唱吧決定回國上市後得到的估值,距離唱吧成立已經過去了三個年頭。一直低調的唱吧,原本沒打算透露。
然而一切身不由己。它的好幾家投資機構LP(有限合夥人)來自上市公司,人們根據上市公司披露的數據估算,得出了上述數字。
回國上市,原因無外乎兩者:一是國外估值太低,二是業務和股民都在國內。暴風科技是拆VIE回國上市的最好樣板。2015年3月24日,暴風科技成功在A股掛牌,隨後一飛沖天,31天內出現30個漲停,一時之間,艷羨、驚呼、質疑之聲四起。
陳華同樣是因為這兩個原因選擇了回國上市。“A股的融資能力遠遠超過美股,融資的玩法A股是更好玩的。” 唱吧創始人兼CEO陳華對i黑馬表示,“其實對唱吧來說,去美國也不差,但在A股會成為更好的公司。”
2015年2月,暴風科技上市前夕,陳華找到暴風科技創始人馮鑫。陳華2006年在酷訊時,唱吧與暴風樓上樓下,兩人經常見面。馮鑫對前來取經的陳華講了一點,“回來是很痛苦的,要下定決心排除萬難。”太多的人想回國上市,多數搞到一半搞不下去,只能往回撤。
2015年6月,陳華開始著手拆除為了在國外上市設立的VIE資本架構。這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情,其中關鍵的一點是,讓人民幣基金接盤之前的美元基金。通俗而言,就是美元退出,人民幣進入。
陳華當時找到了九鼎投資董事總經理於明,希望獲得資金支持。雙方聊完,一拍即合,於明還成為了唱吧的首席財務官(CFO)。陳華回憶,原本找投資人要錢,但是他看中於明在A股市場的實戰經驗,於曾主導安達科技及網宿科技等多家上市公司的戰略投資。“我不要你的錢了,你就直接過來吧。”
於明的進入加快了唱吧拆VIE回國上市的步伐,唱吧募集了20億元資金,接手了之前的美元基金。陳華透露,除了引進部分新投資人,前期所有的投資人都沒有離開,表示看好唱吧未來發展,用人民幣基金接盤了自己的美元基金。為了平衡利益關系,“我們沒有在估值上花太大的精力,主要解決的是我們老投資人能夠認可的合理估值。”盡管估值已經超過40億元,陳華坦言,這個估值“偏低”。
然而決定回歸並不意味著成功。如同貝克特的《等待戈多》一般,希望總在前方,卻遲遲不來,一切都是未知。
“時間進度不由我們說了算,我們要做的就是按照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準備工作,然後等機會。至於這個機會是什麽機會我也不知道,輪到你就是你,沒輪到就等著。”陳華流露著尷尬和無奈,一方面A股曾因為股災短暫性關閉,積壓了大量排隊上市的公司,而借殼也困難重重;另一方面,新三板雖然是個選擇,但流動性不高,大批公司常年沒有交易。被寄予厚望的戰略新興板又尚未推出。
2015年12月25日,恰逢西方聖誕節,證監會傳出消息,戰略新興板將在明年推出。i黑馬將這條消息在微信上轉給陳華,他回了一個字:哈。而後便無其他反應。翌日,陳華轉發了IPO註冊制授權決定獲通過的新聞,配文:加快加快。顯然,對於唱吧和陳華,上主板比上戰略新興板誘惑更大。
無論是財務,還是在結構上,唱吧已經基本準備就緒,只等槍響。然而除了等,似乎沒有太多選擇。
四分幸運,六分努力
從2012年成立到2015年回國上市,唱吧沒遇過什麽大坑,甚至在外人看來多少有著幸運成分。
唱吧團隊2011年2月組建,產品在一年零三個月後才正式上線。這段時間,陳華異常糾結,“我曾經做過酷訊,我再創業的話,一定要讓自己的背景結合起來。”他開始圍繞搜索引擎、生活、電商找方向。
選來選去都沒有找到一個方向能夠再次超越酷訊,“這樣做就沒意思了”。當時整個團隊停下來,兩三個月時間,什麽都不幹,尋找好的方向。他們在黑板上列了一二十個備選,選擇的標準是能夠火爆,而且一夜爆紅。最終確定了唱歌方向。
當時的團隊並沒有人會唱歌,對音樂圈也不是很懂。“但這個方向卻是一個非常低門檻、能產生用戶量、能產生內容的平臺。”
如他所願,2012年5月31日,唱吧上線,5天時間登頂APP store榜首,10天時間獲得100萬用戶。
這被歸結為存在時代和運氣的因素。2012年前後,移動互聯網起步,智能手機飛入尋常百姓家,陳華說只要做的好點的app,都能有不錯的下載量,包括微信、陌陌等一系列火爆的應用都是起始於這個時間段。
2013年,唱吧在湖南衛視的娛樂脫口秀節目《天天向上》亮相。未曾想,這一次的曝光為唱吧帶來了上百萬的下載量,促使其很快甩掉其它競爭對手,結束了原本的鏖戰狀態。陳華回憶,當時競爭環境惡劣,各類唱歌應用紮堆井噴,恰好《天天向上》節目組需要錄制用戶喜愛的應用,找了6款當時最火爆的App,其中就包括墨跡天氣、唱吧和大眾點評。
籍此機會,唱吧與湖南衛視建立了聯系。這一次拆VIE,湖南衛視也參與了投資,雙方在娛樂選秀等活動中的各項合作也由此展開。
陳華將唱吧當前的成就40%歸結為幸運,還有60%是自身的努力。
在唱吧上線前兩年,陳華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對產品進行優化,搭建功能框架。當時,他們做了一個打標簽功能,網友對歌曲進行標簽化,譬如日韓、搖滾。陳華的出發點是通過網友對作品進行分類、細化,使得每個小類別都有更多的人關註。
一開始覺得挺酷,不過最後卻成了廣告集散地。用戶體驗糟糕,怒罵不止。再加上使用人數不多,陳華便砍掉了這個功能。
曾有人向陳華建議,唱吧能不能講笑話,幹點別的,“我說不歡迎這個地方講笑話,你可以去別的地方講。”唱吧被陳華看得很純粹,只聚集喜歡唱歌或者聽歌的人。
轉攻線下
在商業道路耕耘了三年的唱吧,踩下過“唱吧app”,“直播間”,“線下KTV”,“麥克風”等腳印。前者是根基,後三者在延伸。
2014年6月,唱吧正式宣布進軍線下KTV,投資參股KTV連鎖品牌麥頌,彼時唱吧線上用戶規模已突破1億。
這個決定萌芽於當年3、4月份,當時,紅杉資本在看項目,發現麥頌在尋求融資。作為紅杉投資企業,陳華被拉去共同參謀,幫助投資決策。看完回來途中,紅杉投資人問陳華,這個項目值不值得投?陳華說,“我想的問題,根本就不是這個事情,我想是說這家公司能不能給唱吧。”隨後,唱吧投資參股麥頌。
當年底,唱吧麥頌KTV第一家線下店在北京方莊開業,五音不全的陳華扯著跑調的嗓門陪唱了幾首,跟著到場的朋友搖著手機,在一旁玩著賽馬類遊戲。看得出,線下店被他寄予厚望,當天的陳華甚至拉來了他的產品總監,全方面的介紹這款欲圖顛覆線下KTV的得意之作。
陳華想通過互聯網的玩法把手機這塊屏和KTV的屏進行打通,即使朋友未能參加,同樣能通過手機App,進入線上的房間,實現遠程和現場互動,支持送禮等服務。他甚至在角落設置了一張遊戲臺,供類似陳華這種不愛唱歌的人消遣。
只是,用戶體驗遭遇了現實尷尬。當天技術人員倒騰了半天,也沒能解決安卓手機的安裝問題。
一年後,2015年聖誕節那天,改良後的唱吧麥頌再次推出新版本,首家3.0線下KTV在通州開業。陳華饒有興致的搬來電腦,播放自家員工錄制的3.0視頻。這家KTV再次被他寄予厚望,從他展示的視頻看到,他給每個房間設置了獨立舞臺,舞臺有燈光、煙霧,根據歌曲節奏變換。陳華在描述這個場景時,滿臉抑制不住的興奮。
據陳華透露,唱吧麥頌3.0版本的改造成本,每個房間比傳統KTV貴了幾萬元,一家店的成本300多萬元。
他曾豪言,5年內爭取開到2000家線下KTV店。不過,根據透露的最新數據,唱吧麥頌正式營業的KTV有三十多家,其中三四家為加盟店,另外還有三四十家線下店正在裝修進場,“進度符合預期”。盡管與2000家還有很大差距,但陳華認為,相比於App的開發,開線下店涉及選址、簽合同、談價錢、裝修、申請牌照、工商消防等等,周期漫長。“起步階段一年幾十家店已經算進展不錯了。”
如今,他很少再提起2000家線下店這個事。他甚至告誡創業者,原本能做到100分,跟投資人講的時候只能說80分,降低投資人的期待值。
“唱吧最少上千億”
回國上市前夜,等待進場的唱吧開始面對著用戶增速放緩的質疑。
2012年5月唱吧上線,2013年10月用戶破一億,2014年11月破二億,2015年9月用戶破三億。唱吧用戶增長軌跡,實則不慢。不過,對於喧囂的移動互聯網依然要遭受詬病。陳華解釋,唱吧目前已有3億用戶(激活設備),用戶體量決定了不能每年翻倍的增長,而是在縱深方向精耕細作。“我覺得用戶的總規模呢,並不是那麽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這些用戶使用的頻率。”
目前,唱吧的打開頻率是每周一兩次。陳華希望加強用戶的社交屬性,一方面唱歌者大多單身男女,有強烈的交友需求;另一方面,努力營造社交氛圍,他甚至專門設置了開放群組的玩法,陌生人可以隨時進入,同場PK。
唱吧是典型的互聯網輕資產公司,迄今,這家公司的員工總數200多人,技術占多數。陳華也符合這種互聯網特質:略微靦腆,愛憎分明。
曾有一段時間,唱吧的20多個網紅被競爭對手挖角,對方開出的條件是每月幾萬元工資。根據唱吧模式,唱吧與網紅之間並非雇傭關系,雙方采用分成體系,沒有工資一說。起初,陳華也緊張了一陣,擔心網紅出走太多,帶走用戶。
幾個月後,因為無法帶走粉絲,網紅又回來了。
當前,唱吧這個平臺的大部分營收來自於虛擬物品和會員體系,廣告、遊戲、電商、產品、線下KTV也在貢獻收入。
比起於用戶和產品,陳華並不願意講太多掙錢的事情,“說你喜歡的人發唱片了,是不是應該支持他。他開演唱會了,你是不是應該買張票。”賺錢,在他看來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唱吧不只是一個APP,我們要把所有喜歡唱歌的,喜歡去給別人唱歌的人,聚集在這個平臺里,成為一個唱歌人的網絡。”陳華說,唱吧將圍繞唱歌和社交,打造音樂社交的生態,“唱吧未來最少是上千億人民幣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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