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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光裕民事未了局：「告那幫混蛋！」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2/1246214.html
12月15日，4名散戶將在北京二中院起訴黃光裕、杜鵑證券內幕交易責任糾紛案。與此同時，在北京、上海，還有更多因黃光裕內幕交易受損散戶準備起 訴索賠。
這個準備已久的訴訟恰好發生在新任證監會主席郭樹清表態之後。12月2日，郭樹清首次發表其對資本市場的看法，稱將對內幕交易和證券期貨犯罪始終保 持零容忍。
「小偷從菜市場偷一棵白菜，人們都會義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進成千上萬股民的錢包，卻常常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這就是內幕交易的實質，也是防範 和打擊這種犯罪活動的困難之所在。」郭樹清說，中國證監會對內幕交易和證券期貨犯罪始終堅持零容忍的態度，發現一起堅決查處一起。
若開庭前沒有變數，這起訴訟將是國內首起散戶起訴上市公司內幕交易索賠案件。一旦先行者獲得成功，倣傚者眾。
「在美國律師界，面對上市公司因證券欺詐給中小投資者帶來損失時，有一句話：告那幫混蛋」，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金星說，「我們的目的是讓證券 欺詐者付出高額代價，維護證券市場秩序」。
此前，來自北京、濟南的4家律師事務所就成立了中國反證券欺詐律師團，開始為因投資涉嫌虛假陳述上市公司的股票而遭受損失的散戶維權。
但維權不僅是口號。散戶們可以運用的法律是什麼，索賠金額如何確定，依然迷霧一片。
索賠金額猛增至700萬
2010年8月30日，黃光裕因內幕交易等罪獲刑14年。
其終審判決書顯示，黃光裕作為中關村科技集團的董事及鵬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曾兩次在重組信息公告之前，指令他人開立個人股票帳戶進行公開市場操 作，獲利3億多元。
公訴結束後不到半個月，小股東們開始行動。
2010年9月13日，持有中關村股票的散戶李岩就黃光裕、許鐘(原中關村科技集團董事長)因內幕交易給其造成的損害，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民事索 賠。
李岩稱，2007年6月13日，他以每股10.39元購買了500股中關村股票，並於兩天後以每股10.08元賣出，損失155元。
而根據黃光裕的判決書，其在該信息公告前的2007年4月27日至6月27日間，指令他人開立個人股票賬戶並累計購入中關村976萬餘股，獲利 348萬餘元。
但就在開庭當日，該案代理律師張遠忠突然變更訴訟請求，審判長隨即決定休庭。之後，索賠金額提升至數十萬，而李岩又突然撤訴。
如今，李岩再次位列原告4人當中，但索賠額高達89萬餘元，4名散戶的索賠總額達700餘萬元。
李岩的代理律師張遠忠告訴記者，之所以索賠額不斷暴漲，「是因為發現了新的證據」。
4名散戶拒絕了採訪，代理律師張遠忠亦不願多談其訴訟策略。
張遠忠稱，目前有權起訴黃光裕索賠的投資者範圍是2007年4月27日至6月27日期間和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期間與黃光裕做反向交易 的投資者，以及2008年5月8日至11月7日買入中關村股票而2008年11月7日以後還持有或已經賣出但有損失的投資者。
據本報記者瞭解，在北京、上海等地，還有散戶準備起訴黃光裕索賠，但數目仍「屈指可數」。他們的代理律師也均諱莫如深，不願詳談。
為何不受理?
2009年4月，「中國股市維權第一人」、上海律師嚴義明在辦公室遭到3名歹徒毆打，肩胛骨骨折。事後，嚴義明認為他的被打可能與上市公司東方集團 有關。
直到現在，仍有幾十名東方集團流通股和原始股股東在繼續主張自己在東方集團股改時應享有的權利，但法院事隔兩年都未立案。嚴義明也已淡出此事。
遲遲無法立案的原因與此類案件的法律環境有關。
我國法律認定的證券欺詐行為包括虛假陳述、內幕交易和操縱證券市場。但目前，最高法院只出台了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司法解 釋，內幕交易和操縱證券市場的司法解釋則未見蹤影。
「目前國內也只開庭審理過對虛假陳述上市公司的索賠判例」，張遠忠說。握在起訴黃光裕的散戶手裡的法律武器只有《證券法》第76條：內幕交易行為給 投資者造成損失的，行為人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事實上，在1998年12月我國頒佈的第一部《證券法》中，就規定禁止欺詐、內幕交易、操縱證券交易市場的行為。
然而，2001年9月21日，最高法院下發了一份《關於涉證券民事賠償案件暫不予受理的通知》，要求各地法院暫不受理證券市場虛假陳述、內幕交易、 操縱市場的民事賠償案件。
「這是因為民間索賠呼聲強烈，但法院沒有審理這類案件的經驗」， 北京敦信律師事務所律師關建梅說。
閘門很快放開，幾個月後，最高法院就發佈通知，宣佈可以受理虛假陳述民事賠償訴訟。
這一通知經過完善，成為了2003年1月9日頒佈的《關於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成為至今為止唯一規定了詳細操作 準則的法律文件。
但這一文件本身充滿爭議，因為這一司法解釋為法院受理虛假陳述的民事賠償案設立了一個前置條件，即虛假陳述者必須先被證監會、財政部行政處罰或被法 院判有罪。
「這與民事訴訟法相違背，民訴法規定除法律規定的條件外，法院不能增加阻止立案的前置條件。」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金星說。
至於最高法院設置這一前置條件的原因，「此類案件數量眾多，且專業性要求高，如果全部放開，法院根本忙不過來」，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易本軍說。
在上海律師宋一欣看來，這一前置條件亦有其對散戶有利的一面，就是「更有利於散戶取證」，宋一欣告訴記者。有了行政處罰和法院判決，虛假陳述的證據 可謂板上釘釘。而根據普通民事案件「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讓散戶去調查上市公司虛假陳述的證據可謂難上加難。
直到2007年5月30日，最高法院才明確了內幕交易和操縱證券市場的受理依據。高院副院長奚曉明在全國民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對於 投資人對侵權行為人提起的相關民事訴訟，有關人民法院應當參照虛假陳述司法解釋前置程序的規定來確定案件的受理」。
到底該賠多少?
黃光裕內幕交易民事索賠案之前，曾有散戶陳寧豐訴天山股份原副總經理陳建良證券內幕交易糾紛案，結果卻以原告撤訴而告終。
「這就是為什麼各界都在關注黃光裕案。」律師關建梅說。
中國反證券欺詐律師團目前鎖定了3起案件，全部涉嫌虛假陳述，「這3起案件在法院立案應當不會有問題」，律師關建梅說。
其中五糧液(代碼：000858)案已在成都市中院立案，為了審理此案，成都中院特意從審理過多起證券欺詐民事索賠案的青島中院引進了一套軟件，青 島中院曾用這套軟件計算銀廣夏案中的賠償數額。
賠償多少是個難辦的問題。「應該把因證券欺詐帶來的損失與大盤本身的風險區別開。」律師李金星說。
「內幕交易帶來的損失與虛假陳述帶來的損失又完全不同，不能使用同樣的計算方法」，黃光裕案散戶代理律師張遠忠說。
整整10年前，散戶彭淼秋起訴嘉寶實業案是國內第一起散戶獲賠案，當時他與嘉寶實業公司及部分董事簽訂了和解協議書，彭淼秋獲得補償款800元。
「直到現在，庭外和解都是散戶索賠訴訟的大多數解決方式」，律師關建梅說，「但這也是另一種勝利」。
800元的補償款帶來了另一個尷尬，即散戶的獲賠甚至都不夠解決律師的差旅費。目前中國反證券欺詐律師團的策略是「不計成本，哪怕只有1個人提起訴 訟也要代理」，「將來不排除採取類似基金的形式，徵集到一定人數以後再啟動訴訟」，山東成思律師事務所律師李金星說。
證監會主席郭樹清
關於內幕交易的最新表態：
當前市場監管工作的一項重點任務仍然是防控和打擊內幕交易。
他指出，現階段我國的內幕交易有兩種情況：有一部分人有目的地利用特殊地位和關係，謀取不正當利益;也有一部分人主觀意識不甚明確，沒有認識到這是 與貪污、盜竊、欺詐性質相近的犯罪行為。
「小偷從菜市場偷一棵白菜，人們都可以義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進了成千上萬股民的錢包，卻常常不會引起人們重視。這就是內幕交易的實質，也是防 範和打擊這種犯罪活動的困難之所在。」郭樹清稱。
他表示，將繼續改進監管手段和方式，嚴懲操縱市場、欺詐上市、利益輸送、虛假披露等違法違規行為，維護好市場三公原則。
PIMCO格羅斯：「我真有那麼混蛋嗎？」
http://wallstreetcn.com/node/85424債券之王比爾•格羅斯近來的日子十分不好過。他的親密戰友拋棄他，年初首席執行官、內定繼承人Mohamed El-Erian突然離職，痛斥他為「暴君」；投資者拋棄他，一季度PIMCO旗下基金回報率在同行中墊底，投資者連續巨額撤資；面對彭博採訪，格羅斯大聲疾呼：「我真有那麼混蛋嗎？」
在對《華爾街日報》的爆料中，憤然離職的El-Erian稱格羅斯為「暴君」，很不好相處。他會對遲到或最後一個到的員工劈頭蓋臉一頓臭罵，會因為員工忘了標PPT的頁碼而大發雷霆，並且因此扣掉其年終獎，他還會因為員工在客戶參觀交易室時沒有起立而罰了他1萬美元……
投資者也在拋棄格羅斯。僅在3月，Total Return Fund就有31億美元之巨的資金淨流出。據基金研究公司晨星（Morningstar），從去年5月至今，Total Return Fund累計資產贖回規模高達521億美元之巨。總資產規模已經由2月的2365億美元，下滑至3月底的2320億美元。
對沖基金出現巨額資金贖回的狀況當前並不多見。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該基金業績表現令人失望。2013年，該基金錄得創建14年來的首次年度虧損，回報率為-2%，引發投資者大規模贖回。格羅斯管理的資產去年也由此縮水800億美元。
在接受《彭博商業週刊》專訪時，PIMCO格羅斯似乎有點委屈：「我真有那麼混蛋嗎？」下面這篇對PIMCO和格羅斯近況的描述，或許能還你一個真正的格羅斯。以下內容來摘自《彭博商業週刊》和《華爾街日報》，由華爾街見聞網站整理：
格羅斯用他慣用的第三人稱口吻自我評價稱：「我們的格羅斯最近兩個月不是很快活，不過作為船長，他仍然要繼續掌舵，乘風破浪。」
對於El-Erian的離開，格羅斯表示：「這就像一次瀕死的體驗，一場重大的感情打擊。每當我讀報紙時，我都會告訴自己，至少我的妻子是愛我的。」
「我懇求他留下來，我做了我這個職位上應該做的一切來挽留他。但我不可能跪在他面前說『不要走。你這是干什麼？別這麼做！』這對所有人都是件壞事，我開始想他做的那些工作——我可不想每天乘飛機在迪拜、慕尼黑、倫敦這些地方飛來飛去，我這把年紀經不起這種折騰。那麼，誰來做這些呢？你不能走，你是CEO，你要代表公司在全世界出差。我從來沒想到你會走。」
在對《華爾街日報》的爆料中，憤然離職的El-Erian稱格羅斯為「暴君」，很不好相處。他會對遲到或最後一個到的員工劈頭蓋臉一頓臭罵，會因為員工忘了標PPT的頁碼而大發雷霆，並且因此扣掉其年終獎，他還會因為員工在客戶參觀交易室時沒有起立而罰他1萬美元。
對此，格羅斯表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評價，而真相就藏在其中。在我自己看來，我是在帶領大家前進，並沒有強迫人做任何事情。」
格羅斯的作息很有規律，這個習慣從他和小夥伴們開創PIMCO以來，就一直保持至今。他每天4:30就起床，泡杯咖啡，喂喂貓，瞄一眼書房裡顯示器上的市場行情。他和妻子Sue住在一所臨海的大別墅裡，每天早上都會與睡夢中的妻子吻別後出門。他會先在家裡吃兩個煎蛋，然後隨身帶上家樂氏的便攜早餐。在去公司的高速公路上，他會在一邊用膝蓋控制著方向盤，一邊「享受」早餐。
到公司後，他徑直進入PIMCO交易大廳中間的U形辦公桌，打開七個顯示器，它們分別顯示著：7年期、10年期國債期貨，主權CDS息差，公司債，股市，現金國債和電子郵件。接著，他的注意力會轉向辦公桌後面窗檯上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記錄了他個人親自管理的4700億美元資產的表現。5:30時，PIMCO的辦公室已經坐滿了人。但格羅斯旁邊有一個大辦公桌座位依然空著，這是El-Erian原來的位子。人們經過時總是繞著走，就像躲避兇殺案現場白色粉筆圈出的受害者輪廓一樣。
格羅斯知道自己性格比較固執，不屬於最善於交際的那類人。所以每天早上9點，他會去辦公室隔壁的體育館放鬆，在那裡，他通過瑜伽或固定自行車讓緊繃的神經放鬆下來。「我承認我是一個內向的人，但我不明白我為什麼必須為此而道歉。我很難做到每天5:30才來辦公室，這是真的。而且我也不會到處晃悠，逢人就問候『Hi，Sally。Hi Joe，你最近怎麼樣？』。因為我就是我。我希望自己與眾不同。」
而這正是55歲的El-Erian的長處，他的存在正好彌補了格羅斯的弱點。El-Erian很善於處理與員工和客戶的關係，這讓格羅斯能夠更加專注於他的長項：交易和賺錢。El-Erian幾乎每天都上電視，寫專欄。他滿世界飛，幾乎成了跨大西洋巡迴大使。不過，他也是辦公室裡少數能和格羅斯叫板的人，從投資策略到人事僱傭，再到利率趨勢，無所不爭。數據調查機構晨星的Jacobson表示：「因為他的個性，Erian能夠管理好許多格羅斯解決不了的人事問題。」
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至少在El-Erian離開的幾個月之前，兩人互相仍然親密無間，信任有加。
El-Erian於1999年加入Pimco，此前的15年中，他主要是IMF的經濟學家，並在倫敦的Salomon Brothers工作過一小段時間。Pimco最初將其招致麾下，管理新興市場投資組合。El-Erian成功在阿根廷違約前拋出了該國債券，聲名鵲起。但2006年時，El-Erian首次與格羅斯鬧翻，離職去哈佛管理290億美元的校友基金。當時格羅斯為了留住他，提出要把自己的首席投資官頭銜讓給他，但El-Erian不為所動。
不過，El-Erian在哈佛的日子並不開心。2007年秋天，他向Pimco的首席執行官Thompson表達了回歸的意願。Thompson和格羅斯非常興奮，他們同意了El-Erian出任首席執行官的要求，並讓他和格羅斯一起擔任聯名首席投資官。當時Thompson正打算退休，以便專注於慈善事業，El-Erian的回歸正好解決了繼承人的問題。
事情曾一度很完美。「穆罕默德（指El-Erian）與我有點像一對夫妻。」El-Erian投入工作的時間甚至比格羅斯還多，每天只睡四個小時（21點到凌晨1點）。他會花很多時間寫專欄文章，每天4:30或5:00到辦公室。雖然他和格羅斯的辦公桌互相挨著，但他們之間成天用電子郵件溝通，因為格羅斯不願意被打擾。兩人還經常攜夫人一起在拉古娜海灘的餐廳吃飯，兩家人是很好的朋友。
作為牛津大學畢業的博士，El-Erian很適應Pimco的半學術化風格。每次做決策前，公司的投資委員會都會對聯邦基金利率、公司的股票和債券倉位等問題做討論。這種討論通常在每天中午到下午兩點之間進行，每週四天。在討論中，格羅斯和El-Erian總是慷慨激昂的主持討論，就像兩位明星教授。不過他們的薪水可比學術精英們高出很多。根據《紐約時報》，El-Erian 2011年的薪水為1億美元，而《華爾街日報》稱格羅斯的收入是該數字的兩倍。
El-Erian從哈佛帶來的改變之一，就是推動公司向新的領域進軍。他希望將Pimco從債券基金轉型為一個專注於股票、大宗商品的多元化公司。
在El-Erian離開前的幾個月，他和格羅斯在做一個重要的決策：他們要為公司確定一個新的投資領域，並找到合適的人來管理。但兩人在事情的推進力度上存在理念差異。格羅斯表示：「穆罕默德來自IMF，他喜歡大手筆，覺得越大越好，而我總是覺得越小越好，因為這樣比較穩妥。」
兩人不斷地在細節上來回爭論，最終同意設立一級副首席投資官來管理每個新的領域，但他們對究竟設立幾個副手並沒有達成共識。正是在這幾個月中，兩人的關係開始緊張起來，爭論變得日益頻繁。
據《華爾街日報》，格羅斯有一天當著眾人的面質問El-Erian：「我有41年的優秀投資業績，你有什麼？」，El-Erian認為格羅斯的決定會損害PIMCO，他回應道：「我受夠了一直為你擦屁股。」格羅斯告訴彭博，他記得說過這句話，但忘了究竟為什麼會說。
隨著El-Erian的辭職，他制定的公司向新領域進軍的計劃剛剛開始，就要面臨沒有主帥的局面。Pimco的電話很快就會被打爆，投資者、員工和記者都想知道沒有了El-Erian，Pimco將何去何從。所有人都明白，儘管格羅斯依然能量充沛，但他馬上就要70歲了。雖然Pimco有著許多天才的員工，但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著其創始人。近年來，在El-Erian和多位低調的執行官出走之後，年近古稀的格羅斯是否還能夠獨自帶著剩下的人扛著公司繼續前進呢？
在El-Erian離開後，格羅斯迅速與Pimco的執行官委員會碰頭，投票選出了新的首席執行官Douglas Hodge和總裁Jay Jacobs，同時還任命了三位副首席投資官：以投資按揭債券聞名的Daniel Ivascyn，歐洲專家Balls和專注股票業務的Marc Seidner。但新的任命公佈不到幾個小時，Seidner就提出了離職。這讓格羅斯大為光火。他不得不緊急約談了Ivascyn和Balls，並手忙腳亂的又提拔了四個人：股票專家Maisonneuve，大宗商品專家Mihir Worah，公司投資專家Mark Kiesel和全球債券專家Scott Mather。
格羅斯讓他的副首席投資官們來參與主持每天的投資例會。現在的投資例會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由格羅斯和El-Erian唱「二人轉」，會議變得更輕鬆，更多的人都能夠自由地表達意見。
如今，格羅斯相信他的新團隊能夠帶來好的業績表現，這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檢驗，不過格羅斯對此充滿希望。
Uber混蛋式創新：越犯規越吸金
2014-12-22 TCW一個夠離經叛道，而贏得「混蛋」封號的網路鬼才創辦人，為何能創造出一個未上市企業中，高科技業估值最高的公司？ 這家公司名字叫作優步（Uber），它提供的網路平台服務，讓全球二百五十多個城市，包含台灣民眾，只要滑一下手機，就有勞斯萊斯、賓士等高級黑頭車到府接送，從上車到下車，乘客和司機完全不用經手現金。這項奇想，模糊了高級租車和平價計程車界線，有司機年薪可達九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二百八十三萬元）。但它因為讓七成的計程車司機生意受衝擊，其創辦人也因此被大罵「混蛋」。然而，它卻越被罵越紅，而且越「犯規」，越吸金。 今年下半年，全球至少已有九個國家，因為Uber沒有運輸業登記等各種理由，而做出不同程度的禁令（見一○二頁表），包括台灣交通部也開出百萬元罰單；連它發跡的城市舊金山，也對它提起司法訴訟。 但在爭議聲中，十二月四日，它宣布取得最新一輪融資十二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百七十八億元），市值預估破四百億美元，超越達美航空（Delta Air Lines）、卡夫食品集團（Kraft Foods）等七成美國前五百大公司。 超驚人的成長力光一晚跨年夜，吸金三億 《財星》（Fortune）雜誌說，這些負面消息，都無法阻止Uber越來越有錢。為什麼一家多國喊打的公司，反而讓投資人更樂意掏錢給它？數字會說話，先看它的成長數字。 Uber的主要收入來源來自乘客付給司機每趟車資的兩成。二○一三年，Uber營收二億一千三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六十七億元），但「重點是成長性，而不是營收或是獲利，」美商中經合創投董事總經理朱永光說。 根據Business Insider取得一份Uber六十頁的內部報告，二○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該公司一整年中最賺的「大日子」，在全球六十個城市，它於二十四小時內吸金一千一百萬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億元），比二○一二年的跨年夜成長了三六九％，奠定了它今年大舉擴張的基礎。 這些數字，讓Uber早期投資人至少已獲得兩千倍的投資報酬率，也讓新一輪投資人如大型投資機構富達、黑石、惠靈頓管理等，也都來報到。 惹爭議的破壞力不甩計程車法規、不設客服 對新進場的投資人而言，它的魅力還包含「破壞力」。 「Uber的任務：將交通運輸變成一個無縫服務，並且提供運輸的替代方案，讓擁有車成為歷史，」Uber創辦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說，更重要的是，他非常堅持它是一家網路公司。 因此，當Uber在各國招募一般民眾開私家車來賺外快，他完全不理會各國政府呼籲其必須符合「計程車」業者等法規，因為，卡拉尼克從頭到尾都不認為Uber是傳統的運輸業者。即使乘客抱怨把手機忘記在車上，想要找專人協助，卡拉尼克也不認為Uber就應該為此設立專人服務的客服中心，「因為網路公司靠著電子郵件速度更快。」 顛覆性的行銷力遭抗議後用戶成長八五○％ 違法，反而是彰顯自己顛覆性的最好宣傳。今年六月，倫敦一萬名計程車司機上街抗議，Uber還樂得發出聲明：拜抗議之賜，在一週時間內Uber倫敦註冊用戶就成長了八五○％。 這聽在倫敦政府和計程車業者耳裡很刺耳，但對投資人而言卻很悅耳。其中一位投資人，Google Venture的莫里斯（Bill Maris）甚至認為，Uber應該價值兩千億美元（約合新台幣六兆元）。在批判聲中， Uber乘勢成長，它還在測試，自己的破壞力可以到達哪些新領域。 今年七月十八日，Uber第三次舉辦「全球冰淇淋日」，使用者只要在其應用軟體呼叫，就會有一台冰淇淋車上門為你服務。 這是一項實驗，去年，Uber 在巴黎、柏林、洛杉磯等全球三十多個城市開展了這項活動。今年隨著活動迅速發展，冰淇淋日更是擴展到全球一百三十個城市，包括台北。Uber司機為你送上門的冰淇淋禮盒，從新台幣四百九十九元到一千多元不等。 「它不只是交通運輸業者，它也是物流業者，」創意工場首席執行官王仁中認為，因為網路與手機的結合，該公司掌握了人的地理位置這項寶貴資訊，根本不是傳統計程車可以比擬，它的商業模式充滿無限可能。 朱永光從創投眼光看Uber的創新，就在「破壞」，「Uber沒有創造新東西，但它破壞了既有行業的秩序，它讓人與人直接對話，而且是雙方（司機和乘客）都甘願，沒有人覺得被剝削。」 即使世界各地都有模仿者，但它靠著累積的大資本，在全球砸重金玩行銷打造品牌，已經讓它建立起競爭壁壘。 值得思考的是「Uber效應」的後續發展。它詮釋了創新的可能，而且大搖大擺表明，不在乎現有規則。比如，它就對台灣交通部所開出的百萬罰款單表明不會繳。只是，當我們欣羨它創造的漂亮數字同時，我們是否已經有所準備，去面對更多如Uber般破壞力超強的企業？ 【延伸閱讀】Uber違規，台灣開百萬元罰單—今年下半年各國對Uber爭議處理 Uber在各地違反現行法規，因為：●費率未經審查●車輛沒漆成規定顏色●公司沒有運輸業登記 一、亞洲 ˙韓國首爾（2014/7）：市政府禁止其業務˙台灣（2014/9）：交通部開罰百萬元˙印度德里（2014/12）：交通部禁止其業務˙泰國（2014/12）：法院禁止其業務 二、北美洲 ˙美國俄勒岡州波特蘭、加州舊金山、洛杉磯(2014/12)：檢察官起訴 三、歐洲 ˙西班牙（2014/12）：法院禁止其業務˙荷蘭（2014/12）：法院禁止其業務˙法國巴黎（2014/12）：法院裁定不禁，但要求修正手機App叫車服務˙比利時布魯塞爾（2014/12）：地方法官調查中，恐被禁 整理：顏瓊玉 | ||||
“不爽就抗爭”川渝嘻哈將遭遇的考題：“有錢還能混蛋嗎”？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17/164662.shtml
要在道德體制和法律體制下做自己允許的事。
來源 | 三聲（ID：tosansheng）
文丨
在中國，對大部分有著原始爆發力的音樂人而言，錢是一道考題。一位音樂圈大佬在一次聊天中說過，“沒錢你就不是Rock Star。Rock Star哪個沒錢？有錢還混蛋，有錢還牛x，不成為錢的奴隸，還能創造更牛x的作品。”
在中國西南，麻辣的當地文化成為嘻哈的優良土壤，而川渝也成為中國嘻哈音樂最具個性的生產地之一。從說唱會館到GOSH廠牌，以2003年重慶說唱廠牌KeepReal成立為起點，這種源於美國黑人的街頭文化已經在西南大地上潛行十四年之久。
“老子吃火鍋，你吃火鍋底料。”GAI，這個戴著圓片墨鏡兼具霸氣與痞氣的重慶GOSH廠牌的說唱歌手在《中國有嘻哈》舞臺上的一聲喊收獲了九十五萬粉絲。此外，夢想開法拉利的Bridge、號稱“我的饒舌會武功”的VaVa，以及用重金屬唱嘻哈的鬼卞等一批川渝說唱歌手開始被更多人所知。
GAI
成都說唱會館的Higher Brothers簽約了美國廠牌Control Music Group，《Black Cab》MV在YouTube點擊超過一百萬，同樣來自說唱會館的歌手TY簽約了臺灣混血兒娛樂。曾以《老子明天不上班》火遍全國的謝帝也在今年推出了簽約少城時代後的第一張專輯《這張專輯太Diao了》。
江湖文化的浸潤、性格里的反抗直爽、方言聲調的多樣以及以及年少的反叛追新共同促成了這種外來文化與這片西南大地內在肌理的嫁接，演出文化的發達、對多元文化的包容則促成為這種音樂形式提供了外在的環境優勢。
對於中國嘻哈音樂來說，川渝不僅貢獻了一代又一代優秀的嘻哈音樂人，更為這種舶來品的本土化做出了富有成就的探索。重金屬嗓音唱說唱的鬼卞和朝氣十足的Bridge都在為川渝嘻哈和中國嘻哈音樂帶來不一樣的感覺。
Bridge
《中國有嘻哈》為這些嘻哈音樂人帶來了更多機會，最直觀的便是粉絲數和商演費用的飛漲。這一切都讓嘻哈音樂人更加自信，在他們看來只要音樂足夠好，語言根本不是問題。GAI表示，自己會堅持用方言做主打，“我們要把國外的人吸引過來，中國文化是值得他們探究的，我要等外國人來中國找我。”
不過，綜藝節目意義的成功才是真相的核心，而川渝嘻哈人在夏天之後，如何“有錢還混蛋，有錢還牛x，不成為錢的奴隸，還能創造更牛逼的作品”？
不爽我就反，不爽我就抗爭
“人年輕時候必須要有一個地方呆著，那時候如果不在學校可能就進局子了。”
重慶GOSH廠牌的標桿性人物GAI從來不是好學生。十多年前，因為“調皮被家鄉學校拒收”而來到重慶讀專科學校，此後一直生活在這座城市。
2005年，畢業後的GAI找到一份夜店駐唱的工作。在VICE的《川渝陷阱》里，GAI直斥夜店的工作環境“LOW，是真LOW。”但是他也明白自己沒有太多選擇，“沒工作沒錢也沒文化的人來說，能做的就只有混社會。”
在夜店的工作過程中，GAI開始自己創作嘻哈音樂。嘻哈對於他有著本能的吸引力——在夜店，被人輕視是時常發生的事情，GAI也常常直接從臺上跳下去發泄怒火。
嘻哈音樂給街頭少年的這種魅力是生理性的，他們早期對於嘻哈文化的理解充滿了模仿的形式感。“嘻哈穿的可以和別人不一樣，對於年輕人來說能博眼球。做嘻哈可以大膽在街上走，可以蹲在街頭抽煙，嘻哈就意味著自由。”
例如他們的藝名，這和他們口中並不是很恰當的英語詞匯一樣，成為嘻哈歌手的第一層標誌。Bridge名字的得來，是因為B自己家的附近有一座橋，“橋可以連接一切”。GAI的得名則是因為小時候GAI因為頭型被叫做“鍋蓋”，等GAI長大了覺得不好聽，“那就叫GAI哥吧。”
不過，在這種形式感之下，是他們對於嘻哈文化的認識——直接真實。這與當地人性格有著天然契合。被稱作“重特蘭大”的重慶是一個火辣、直接又奔放的城市，Bridge說，“重慶人的性格用一個字形容就是硬，這種硬是骨子里的。不爽我就反，不爽我就抗爭。”
鬼卞
在鬼卞看來，山河交匯讓重慶人“有江湖俠義氣概、特別爽快，我們一般有什麽想法就會直接表達出來，所以基本我們的音樂會很直接大氣。”
1994年出生的鬼卞從高中開始聽DMX的說唱，這位生長在美國暴力之都巴爾的摩的說唱歌手音色生猛、曲風硬朗。鬼卞擅長用重金屬唱法唱說唱，“有些情緒到了一個點需要一種特別強烈特殊的方式才能讓整首歌顯得有力量。”
對於嘻哈這種講求韻律的音樂來說，西南官話的陰陽平仄和語調變化讓川渝嘻哈有了更多靈性與變化。GAI更是擅長在創作中使用方言，而成名更早的謝帝則認為，“方言不光是口音的不同，它對事情的觀點和態度都不一樣。你可以聽出來成都話就是很不在意，很隨意。”方言加入也是嘻哈本土化的體現。
2010年，成都說唱廠牌Bigzoo變身為說唱會館，2013年重慶說唱廠牌KeepReal變身GOSH，在廠牌變動的同時更多說唱歌手開始冒頭。2014年前後，Wudu Montana推出歌曲《霧都夜話》，第一次喊出了“嘞是霧都”的口號。Wudu Montana表示，自己最想“把中國發生的一些事跟國外地方有相似的事情唱出來。”同一年，謝帝登上央視舞臺，在《中國好歌曲》上用方言演唱了《老子明天不上班》，一炮走紅。
我們想證明中國有好的Hip-hop
在川渝嘻哈發展過程中，城市文化的包容也為各種新的音樂形式提供了好的基礎。GAI曾談到，在重慶“不管白領還是藍領，不管是外地還是本地的都能玩到一塊，不管你是哪兒的，重慶都會把你當家人。”
明堂唱片創始人李天杲認為，成都人很愛玩，對各種文化都很開放加上經濟壓力相對小，這導致了成都音樂的繁榮。
成都小酒館在2000年前後做原創音樂戶外活動時得到了政府、商家和媒體的積極協助。負責人之一蔡鳴說，“他們不會因為你是原創或搖滾一上來就想存在的風險，大家支持原創這就是一種包容。”
同樣包容的還有成都的觀眾，“很多樂隊來成都演出都覺得觀眾很好，觀眾更多是熱情互動不是挑剔指責。”
VaVa
自稱“我的饒舌會武功”的VaVa是四川雅安人，由於喜歡嘻哈，VaVa在16歲就到北京後海當駐唱歌手。但這次北京之旅並不美好，除了在酒吧唱說唱被人投訴，簽約公司發的第一張EP也“完全不是自己想做的。”之後VaVa去深圳發展之後又轉到上海，這個過程中VaVa結識了獨立廠牌YES MUSIC並成為其中一員。
這種包容背後，川渝濃厚的演出氛圍是促使各種音樂形式發展的又一因素。成都又被稱作“成姆斯特丹”，小酒館、保利中心是這座城市的兩張音樂名片。在提供場地外，成立於1997年的小酒館帶過多次樂隊巡演，做了超過30張原創音樂唱片。十多年來GAI也見證了重慶演出場地從紅酒長廊到livehouse的轉變。
2014年是川渝嘻哈發展史上重要的時間節點。在Wudu Montana和謝帝相繼在地下和選秀節目打出名聲之後，來自說唱會館的馬思唯憑借《嶗山道士》、《姚明》等作品成為這一年最引人矚目的說唱新人。已經加入GOSH廠牌的GAI寫出了讓他一炮而紅的《超社會》，同期的Bridge推出了具有代表意義的作品《老大》。
在很多人看來，講述街頭混混生活方式的《超社會》可能對青少年造成不好示範，但這首歌無疑是那些“沒錢沒文化沒工作只能混社會”人群生存狀態的真實寫照，曾經的GAI就是這個人群中的一員。《超社會》之後，真正讓GAI建立起個人風格和地位的是與傳統文化的結合，歌曲《空城計》就是一首頗具典型性的作品。
在《空城計》里，GAI唱到，“老子一擡手就摸得到天 看白雲青山跟裊裊的煙 在 苦海尋歡雖回頭無岸 瀟灑坦蕩行走在天地間”，這表明GAI的作品已經能夠將嘻哈這種節奏性很強的音樂與本地內容進行很好的融合。曾有人分析GAI受到了川劇、說書等多種文化的影響，也有人談到GAI的音樂上“本體上是川江號子。”
GAI對這些分析並未否認，用他的話來說，“有江就有碼頭、就有跑船的和販鹽的，還有袍哥人家、馬幫和鏢局，這是一種歷史傳承。我會有意在歌里加入古典文獻和影視劇元素，很多小孩已經不聽那些東西了。我覺得我們有責任把這些東西植入到年輕人喜歡的文化里。”但從更大的範疇來說，GAI的作品仍屬於trap。
事實上，trap是近些年在世界範圍流行的音樂風格，說唱會館和GOSH這兩大廠牌大都以trap音樂為主。在GAI看來，trap的流行跟年輕人喜歡新潮有關系，“trap是一種新的娛樂方式是能夠讓人跳起來的。而且trap能夠把人的荷爾蒙調動到淋漓盡致，年輕人他會更理解的更快一些，在年輕人里傳播速度也更快。”
馬思唯轉向trap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因為覺得帥，另一個是他覺得trap這種形式方便現場演出。鬼卞也談到，“trap可以表達的東西就可以很多，什麽都可以往trap里面放。它是一種音樂風格，但你不能去界定它的音樂內容。”
在2014年寫出《老大》後，Bridge知道這首歌會是一個炸，但沒想到這個炸晚來了三年。“我現在再唱這首歌都傷了，之前演出唱的太多，已經沒有新鮮感了。”但當Bridge頭頂綠色臟辮身穿橙色馬甲在《中國有嘻哈》上唱出那句“我想在跑車里 想要一輛法拉利”時，整個舞臺包括屏幕前的觀眾還是忍不住歡呼起來。
GAI和Bridge當初來參加《中國有嘻哈》是抱著讓別人“看看我們重慶是怎麽玩嘻哈”的心態來的。作為為數不多的女Rapper，VaVa來參加節目是想“證明中國有好的Hip-hop。”她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是全國十強，這個目標已經接近實現並收獲了100萬微博粉絲，鬼卞和Bridge也分別有了63萬和34萬微博粉絲。
鬼卞前不久的一次演出來了1200人，這個數字是過往的十倍。初次來上海的亞洲最大音樂節Summer Sonic找了GAI和Bridge來參與演出。而一度備受嘻哈圈子質疑的吳亦凡，還聯合PG ONE、VaVa、TT等人為麥當勞拍了廣告。
從Freestyle、Diss、Keep Real成為人們口頭熱詞的狀況來看，《中國有嘻哈》無疑是這個夏天最成功的音樂綜藝。這種成功是初次嘻哈選秀的新鮮感、劇情式真人秀的剪輯手法、高達兩億的制作費用以及豪華的制作團隊共同促成的。但正如所有音樂綜藝面臨的問題一樣，一檔成功的音樂綜藝並不保證推出成功的藝人。
從《超級女聲》、《快樂男聲》到現在，音樂選秀推出的音樂人數量並沒有很可觀。在之前《三聲》（ID：tosansheng）主辦的“他們都說中國有嘻哈”的論壇上，《中國有嘻哈》的總導演車澈談到，《中國有嘻哈》難以承擔中國嘻哈音樂發展的責任。甚至在這個人們極易審美疲勞的時代，《中國有嘻哈》的吸引力都面臨著挑戰。
錢是一道考題
作為目前重慶最受歡迎的說唱廠牌，Bridge認為GOSH是亂世出英雄，“我們堅持做專輯發MV參加iron mic又去巡演，這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之前Bridge連續贏得了IronMic2012年武漢賽區冠軍和2013年重慶賽區冠軍。加上巡演和專場演出，從2013年開始，GOSH廠牌開始逐漸引領整個重慶的嘻哈節奏。
在GOSH之外，重慶近些年開始湧現新的嘻哈廠牌和團體，鬼卞所在的1937music就是其中之一，1937music團體里有十多個人，每個人都在嘗試不同類型的嘻哈音樂。Bridge希望“兄弟們多加油，大家一起百家爭鳴，把這個事情做大。”
《中國有嘻哈》的熱播讓這些嘻哈音樂人今年的日程安排異常緊密。前不久，有媒體報道沙漠兄弟黃旭和艾福傑尼去烏鎮商演主辦方給了100萬，雖然黃旭和艾福傑尼辟謠沒有接到100萬的單子。但根據行內人士的說法，在《中國有嘻哈》里表現比較好的一線Rapper的演出費已經從一萬漲到了二十萬。
在演出之外，這些嘻哈音樂人也正面臨更多的機會。GAI選擇加入了音樂制作人劉洲的公司，兩人最新合作的作品是《天幹物燥》。在GAI看來，劉洲的編曲水平在國內沒得說，“關鍵是我很喜歡他的性格，我們簽約的時候聊得很簡單，他就問願不願意跟他一起玩，他是很真實的那種人，而且他真的把我當家人。”
GAI接下來想在普通話創作上找亮點，“普通話的歌我也能做，但我現在做出來跟別人沒什麽區別，我希望在普通話上找一個亮點然後繼續走。”GAI還夢想把Hip-Hop帶上春晚。Bridge仍選擇留在GOSH，“我現在想繼續和兄弟們在一起，這和美猴王留在花果山還是跟唐僧去取經一樣的道理，我現在還是要做美猴王。”
VaVa則計劃在今年9月推出新專輯，鬼卞的目標同樣是做一張專輯。鬼卞希望新專輯在“歌詞、內涵、制作上都有較高質量，整張專輯概念不要太零散，是完整的作品能夠向一線看齊。”但鬼卞並不會放棄教師的工作，“我做音樂從來都是在這種狀態下做的，做完音樂換一個腦袋做其他的事，我覺得會有不同的體驗。”
《中國有嘻哈》總制片人陳偉曾談到，“我們不是投入兩個億舉辦了一場三個月的選秀。我們會和行業里最好的合作方一起，建立廠牌，建立潮牌，建立音樂節品牌，建立大型賽事品牌，把人、廠牌、音樂以及選秀整合在一起。”這樣做的最終目的是通過與時尚文化的重度結合，促使嘻哈成為青年人群中重要的潮流。
這種做法參考了日韓嘻哈文化的發展經歷，“靠流行文化和偶像文化帶動起來的嘻哈文化的爆發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接受了商業的認同和助推，包括來自於各種衍生產品、潮牌的帶動，真正讓這個文化迅速爆發出來了。”
對於這些帶有濃烈地域色彩、旺盛創作力同時音樂專業素養不算高的Rapper們來說，與商業金錢的碰撞是否會抹去自身特色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GAI曾評價劉洲編曲的《天幹物燥》，“我原來那個版本野一些，沒什麽不好，但劉洲老師的編曲讓這首歌成為了藝術品。”並不是所有Rapper都有劉洲這樣的合作夥伴。
如今川渝Rapper們正在經歷從沒錢到有錢的階段，那種“兇狠”的氣質似乎正在遭遇某些妥協與改變。在采訪中，GAI不願意多談起《超社會》，他把自己與匪幫說唱分開，“我不想別人拿任何一種風格來把我框著，而且中國不允許有匪幫，中國沒匪幫，我們要在道德體制和法律體制下做自己允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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