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史140506
台灣民主國：「中式民主」初體驗 (4之1)
朝日執筆
先來一道歷史常識題：中國史上第一個稱帝的女人是誰？武則天？當然不會這麼簡單！早於 永徽四年（「永徽」是武則天丈夫高宗 李治的年號），也就是公元653年，浙江爆發了規模達數萬人的「農民起義」。為首是一個名叫 陳碩真（另有史源稱「陳碩貞」）的農家婦女，自號「文佳皇帝」，比武則天稱帝（690）足足早了三十七年，應該就是中國史上第一個「稱帝」的女人了……
這不算數嘛！那個陳碩真甚麼的不過是「自稱皇帝」而已，這也算？喂！說實話，古往今來哪一個皇帝不是「自稱」的？也不就是自我吹噓是「萬邦之主」，再加上身邊一群人附和而已，有向「萬邦」的「被統治者」作意見調查，問問他們是否認同嗎？這個故事教訓我們—-「自己話之餘，再加番一棚人認係就當係架啦！」
好了！現在回到正題。再來一道歷史常識題：東亞史上第一個「共和國」是哪一個？朝日記得中學歷史教科書說過：「國父」孫中山先生推翻帝制，創立了東亞史上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不過，這頂「東亞共和先驅」的帽子原來並不屬於孫中山，因為早於1895年，在寶島台灣已經誕生了中國歷史（好吧！是台灣歷史，ok?）上第一個「公舉議員」、「政務秉公」的「共和國」，連 胡適也曾稱讚其為東亞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
如此的豐功偉業，何以我等竟然好像聞所未聞？哦！這只是因為我們太過孤陋寡聞而已！事實上這個「台灣民主國」在泛綠陣營中一直不乏歌頌之聲，甚至被奉為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民主精神」的萌芽，以至獨立於大陸之外的明證！當然了，台灣史並非本人的專長（事實上任何史也不是本人的專長），這裏不過是與諸君分享一下，讓各位知道歷史上出現過這麼一個政權，這麼一些事情而已！
故事背景得從十九世紀末的東海形勢說起。早於1874年，日本就曾以台灣原住民「出草」（獵頭）殺害琉球國民（琉球即今沖繩，當時同時向清和日本朝貢稱臣）的「八瑤灣事件」為藉口，發動「征台之役」（中方稱「牡丹社事件」）。
出兵之前，日本聘請的法裔美籍顧問 李善德少將Charles W. Le Gendre（又名李讓禮，亦有名為李仙得，在美國南北戰爭功勳顯赫）建言，指出台灣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認為欲「保障帝國之安全，制禦東亞」，必須控制北至 樺太（即庫頁島），南至台灣的一連串島嶼，再加上大陸上的朝鮮和滿州，以半月之勢將中國包圍其中！好傢伙，今天所謂的「第一島鏈」，具體位置雖然南北有別，但概念上簡直就是同出一轍，足證美帝（及日寇）陰謀已久，亡我之心不死！
好，再次回說正題。此役日本在台灣蹂躪牡丹社等原住民部落，「保境安民」大獲全勝。 戰後更獲得清朝五十萬兩「撫恤金」和「路舍錢」，又得到琉球控制權，為其「經略台灣」的部署打下良好基礎。
就這樣過了二十年，1894年8月1日，日本和大清國終於因為「朝鮮問題」狠狠地大幹了一場，史稱「甲午戰爭」，但其實戰爭一直打到翌年「乙未」才結束。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插班生」，其「初階」的手段和野心，當然逃不過歐洲列強的「法眼」。 英法等國都非常清楚，這場戰爭表面雖然是為了「朝鮮獨立」而戰，但日本的目的，顯然是希望藉此戰進侵東海和台灣，而列強對日本快速擴張是有所警惕的。
日清兩國開戰僅兩月，《倫敦時報》已對此戰加以報道並發表評論文章，引起歐洲輿論界對這場號稱海軍世界排名（按戰艦總噸位計）第八（清）和第十一（日本）的遠東大戰的關注。 法國人表現得最為積極，公開表明不惜以武力干涉，也要反對日本染指台灣。
其時的南洋大臣、兩江總督 張之洞，見西人表現得如此熱心，遂欲借歐洲之力，圖以制日保台。 他先向英國提出，希望以台灣為抵押品借款三五七千萬兩。英人老奸巨猾，要其把台灣這個麻煩攬上身，倒貼三五七千萬還可以考慮一下，還要他們拿錢出來？真箇是「Too simple, totally naive!」。
法國人看起來倒是挺認真的。就在張之洞被英國人「婉言拒絕」的同時，一支法國艦隊到達澎湖，向清守軍提供了日本即將進攻澎湖的情報。 法國人並向清政府提議，不妨先將台灣以短期租約形式暫託於法國，俟戰後再歸還云云。 清方對此建議當然「相當感興趣」，然而，當時負責台灣防務的不是別人，正是不久前才在安南與法軍「打生打死」的 劉永福將軍和他的「黑旗軍2.0」！
話說在安南被朝廷收編後，清廷與法國人議和，黑旗軍被解散，劉永福被投閒置散了好一陣子。 到了甲午戰起，台灣防務吃緊。當時的台灣巡撫，正好就是之前朝廷派往安南招安劉永福的 唐景崧。 在唐景崧的建議下，朝廷遂復用劉永福，並著其重組黑旗軍，主力負責台南防務（台北為省治所在，有巡撫直屬的正規軍駐紮）。
劉永福對由法國人接管台灣，反應異常強烈，堅決不允。朝廷有感大戰當前，不欲影響軍心，最終法國「借台」一事不了了之。
那邊廂，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一樣，台灣的控制權的確是日本發動是次戰爭的一個重要目的。日本在黃海一戰擊敗北洋艦隊後，形勢大好，至1894年底，已感到勝利在握，並考量戰勝後向中國應如何「要價」。其時代表日本就「牡丹社事件」與清方談判的樞密顧問兼文部科學大臣 井上毅，就「台灣問題」向首相 伊滕博文上書：（未經翻譯，原文節錄）
「世人皆知朝鮮主權必爭之，卻不知台灣之佔有尤為必爭。 朝鮮究竟無力獨立，而且為其保護國，雖有義俠美名，並無富殖實益。台灣則不然！不但能扼黃海、朝鮮海、日本海航權，亦可開闔東洋門戶。況且（台灣）與沖繩及八重山，群島相連。一臂伸處，得以鉗制他人出入。若此一大島落入他人之手，我沖繩諸島，將受鼾睡之妨礙，利害相反不啻霄壤。 若失此機會，二三年後，台島必為他一大國所有。不然，又必成為中立而不可爭之地！」
簡言之，台灣非取不可。甲午一戰正是天賜良機，此時不取，更待何時？為了搶佔先機，在1895年初，日本果如法國人所言，閃電襲取澎湖，以斷絕清廷對台灣的支援。日軍此一行動，對台灣社會造成巨大影響。尤其日清於3月30日簽定停戰協定時，指涉的停戰區域竟不包括台澎地區，一時間台灣島上有關清廷即將割讓台灣的傳言繪形繪聲，整個社會陷入極大的不安和恐慌之中。 怯於國內的輿論壓力，清廷對在和談中有關割讓遼東及台灣之事對內極力隱瞞，但台灣官民由「外國消息」方面，對和談內容的了解也已是八九不離十了。
1895年4月17日，《馬關條約》正式簽訂。清將台灣、澎湖及遼東半島割讓日本。雖然已是「預知的結局」，但到正式揭盅時，台灣全體官民還是一片嘩然與騷動。在全體士紳良民的壓力下，台灣布政司，（署任）台灣巡撫唐景崧向朝廷上書，指台灣民心不服，「其約（馬關條約）可廢」。 用現代的說話就是「請中央政府體諒地方人民的愛國熱情，尊重地方人民的意願。」不過，相比孤懸海外的台灣，朝廷更在意的是仿如「芒刺在背」的遼東。經過「一番努力」，加上西方列強對日本的戒心，清廷終於得以在法德俄三國的干涉下，向日本「贖回」遼東。
把東西給了人家又想要回來，本來就不太好嘛！要是這個又要回，那個又反口，也太有失天朝體統了吧！且莫說清廷中央本來就對「台灣人民的訴求」置若罔聞，就算真的有心，在「收回遼東」的國家核心利益之前，台灣同胞就難免要委屈犧牲一下了。 對於日本而言，是次攫取台灣，機不可失；至於遼東，只要掌握朝鮮，也遲早是囊中之物。 基於雙方對形勢價值的不同判斷，遼東台灣，一取一捨。如是者，《馬關條約》於5月8日清廷核准後正式生效。兩日後日本擢升海軍中將 樺山資紀為大將，並任命其為首任台灣總督。
說史140509
台灣民主國：「中式民主」初體驗 (4之2)
朝日執筆
清廷下令巡撫 唐景崧將台灣交付日人。然而，台灣民情洶湧，撫帥大人未敢輕舉妄動。此時，島中又有「進步人士」聲稱，當援引「萬國公法」（《國際法》），向朝廷力爭，向日本說不，向國際求援。
1895年5月15日台灣士紳與唐景崧密會後，發表《台民布告》：
「我臺灣隸大清版圖二百餘年……日本肇釁……朝廷保兵恤民……日本要索臺灣……紳民憤恨，哭聲震天。雖經唐撫帥電奏迭爭……無如勢難挽回。紳民復乞援於英國……商請俄、法、德三大國併阻割臺，均無成議。
嗚呼慘矣！……臺民惟有自主，推擁賢者，權攝臺政。 事平之後，當再請命中國，作何辦理……臺民惟集萬衆禦之。 願人人戰死而失臺，決不願拱手而讓臺……不日即在上海、廣州及南洋一帶埠頭，開設公司，訂立章程，廣籌集款。
如肯認臺灣自立，公同衞助，所有臺灣金礦、煤礦以及可墾田可建屋之地，一概租與開闢，均沾利益……如各國仗義公斷，能以臺灣歸還中國，臺民亦願以臺灣所有利益報之……特此布告中外知之！」
在整個「臺民自主，權攝臺政」的行動中，唐景崧其實相當被動。 抗旨造反，這可是誅九族的大罪呀！對於撫台大人而言，台灣只是他整個仕宦生涯中的一站，實在用不著這樣拼命；不過，對一眾台灣士紳百姓而言，這可是攸關他們身家性命財產的大事呀！君不見長毛和捻亂之時，「綠營」等官軍往往都是「hea打」，但湘淮軍等「鄉勇」卻真箇是拼老命的呀！
只是這份悲壯的公告，並沒有在清廷和國際上引起多大的反應。5月18日樺山資紀大將按照命令領著常備艦隊啟程前往接管台灣，同日，由天皇兒子「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名義上負責衛戍京畿禁衛的精銳部隊「近衛師團」，亦由本來暫駐的遼東啟程，南下與樺山總督會合。
日本大軍不日壓境，全台陷入一片惶恐之中。 正當三府十一縣四廳一直隸州一體官民幾近絕望之際，5月19日，一艘法國巡洋艦來到基隆港，如大海中一根稻草、黑夜中的一絲光芒。 法國艦長在一眾紳商百姓的簇擁下，與台灣「話事人」巡撫唐大人「親切會面」，唐景崧必恭必敬，向這位救星討教解救台灣之法。這位軍官向唐大人略略分析了一下天下大勢，講解了一下《萬國公法》、偉大的法國人民如何「追求自由」，還有「西方先進思想」，然後直言表示，法國人向來急公好義，但若要（第三）共和法國出面為清帝國向日本討回台灣，恐怕有所不便；然而，若台灣人民選擇「民族自決」，則俠氣縱橫的法國，仗義保護反抗專制、追慕自由的台灣人民，亦屬出師有名云云。
唐景崧反覆思量，眼見島內群情洶湧，心知不向一眾官民紳商交出一個「解決方案」，一定是「連門口都出唔到」！如今又受到法國人的「鼓勵」，終於決定把心一橫，搞「獨立」了！ 當然，行事之前還必須得到「上頭」首肯。唐景崧其實早已暗中向南洋大臣 張之洞探過口風，並力sell這個「獨立方案」不妨一試，彼謂其中最精妙之處，是反正台灣割讓日本已成定局，現在「另立名目」，若事成則台灣必將「回歸祖國」，若事敗則可免「恐倭藉口，纏擾中國」的麻煩。此為無本之博，Nothing to lose也！張之洞與同僚密議，亦覺得此計甚妙。蓋因如此這般，事成固然是好，即使事敗，亦可造成台灣是被日本以武力強佔的印象，從而淡化大清保民護土不力，喪權割地之過！這何止是Nothing to lose，根本是必賺！分別只有賺多賺少而已。
至於台灣這邊，一眾士紳官民早已是按捺不住。以曾任工部主事 丘逢甲為首的「進步人士」，率全體紳民奉早已設計好的「藍地黃虎」國旗、「民主國寶」國璽及總統大印，獻於唐景崧大人。
5月23日，唐景崧在紳民的「簇擁」下，發表《台灣民主國自主宣言》：
「……日寇強橫，欲併台灣……業與列強迭次磋商，僉謂台灣必先自主，始可予我援助……爰經大會議決，台灣自主，改建民主國，官吏皆由民選，一切政務秉公處理。 但為禦敵及推行新政，必須有一元首，俾便統率，以維持秩序而保安寧。巡撫兼總司令 唐景崧素為萬民所敬仰，故由大會公推為民主國總統。 總統之印業已刻成，將於五月初二日（陽曆五月二十五日）巳時由全台士民恭獻總統……」
兩日後，也就是宣言所說的5月25日，「前台灣巡撫」唐景崧，終於在清政府的默許、法國人的「鼓舞」、台灣官紳的「注目」下，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年號「永清」，行西洋新曆，並正式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
「台灣民主國總統，前署台灣巡撫布政使唐為曉諭事：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復索台灣一島。 台民忠義，不肯俯首事仇……不勝悲憤……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以為事關軍國，必須有人主持……經余再三推讓……竊見眾志已堅，群情難拂，不得已為保民起見，俯如所請，允暫視事。
即日議定，改台灣為民主之國。國中一切新政，應即先立議院，公舉議員……惟是台灣疆土……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籓，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民間有假立名號……照匪類治罪。從此台灣……富強可致，雄峙東南，未嘗非台民之幸也。特此曉諭全台知之。
永清元年 五月二十五日」
哦！原來所謂「獨立」，卻又不是真正的獨立。這個新成立的「民主之國」，其實仍然會奉「大清帝國」的正朔，繼續「遙作屏籓，氣脈相通」。這大概可視為現代「加盟共和國」的前身了吧？這種奇怪的狀態其實也是迫不得已。外國人說台灣不獨立就「愛莫能助」，但唐景崧以及大多數的台灣官民，又不敢真的把台灣「這片中國自古以來的神聖領土從祖國分裂出去」！在「又要（扮）威，又要戴頭盔」的情況下，只能說出「既獨立又並非真是獨立」這種聽起來不免有點可笑的說法。
在「建國大典」舉行之前，宣言原稿的各外語譯文，早已在前一日的24日送達各國駐台領事館。 然而，本來蠢蠢欲動的列強，對向這個無利可圖的「偽獨立國」施以援手，似乎都顯得興趣缺缺。 且慢！那個法國艦長不是說過甚麼嗎？真抱歉，那只是他的「個人意見，不代表本國立場」，若被「過度詮釋」，只能閣下自理。
不過，既然已經開了頭，勢成騎虎，即使情況不如預期，亦無礙「台灣民主國」如火如荼的立國建制。這個新國家定都台北，總統一職正如上面所說，由「前清台灣巡撫」唐景崧眾望所歸出任；丘逢甲順理成章成了「副總統」；至於大將軍之職，則捨劉永福大人其誰？兼管外交的軍務大臣是唐景崧的親信 李秉瑞，他曾被光緒皇帝親點為「遊歷使」，到德國考察；另外，台灣既然已成了一個「民主國家」，則國會議長一職，尤為重要，於是全體官民一致推舉其時的台灣首富林維源出任。
林公仁厚知禮，一再謙讓，最後竟效法當年「許由拒絕帝堯禪讓天下」之故事，在「獨立慶典」舉行翌日，則攜同家眷及（一早已收拾好的）細軟，潛逃廈門！事實上，當時清廷在台灣的中高級官員，也大都在這慶典前後選擇「回歸祖國」，所以「台灣民主國」的骨幹，基本上都是原來的那些低級官吏，他們以客家籍及閩南籍的「本地人」為主。
維源先生不慕權勢，高風亮節，著實令唐景崧欽佩（羨慕）不已，時刻找尋效法的機會。 至於日軍方面，當然也收到「台灣獨立」的消息，但觀察過列強似乎也沒有多少動靜，對這點「小事」倒也沒有怎麼放在心上。
說史140514
台灣民主國：「中式民主」初體驗 (4之3)
朝日執筆
這裏先說一下「台灣民主國」其時的國防佈置。 台灣有台北和台南兩大政經中心，其中又以「首都」台北最為重要；至於中部除西海岸外，多為山區。 按照民主國政府的戰略構想，「重中之重」的北部防務，由大總統 唐景崧親領的前清正規軍負責，士兵主要是廣東人；以台南為中心的南部，則由大將軍 劉永福的黑旗軍子弟兵鎮守，他們自然與其主帥一樣，都是廣西人； 中部相對重要性較低，由各地鄉勇各自負責，他們之中部分有「台灣民主國」的番號，有些則只是以「團練」之名，一心保家衛鄉。 總兵力合共南北正規軍三萬五千人，民兵十萬餘人。
5月27日，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主力部隊七千餘人，與陸軍兵員達一萬五千，海軍船艦超過二百三十艘的 樺山艦隊，於沖繩會師，隨即南下台灣。 兩日後，日軍到達 澳底（今屬新北貢寮區），一千守軍未見敵旗已先潰退，日本順利登陸。 6月2日，日本首任台灣總督 樺山資紀與清國前駐日本公使，朝廷特派「割台專使」李經方（本為李鴻章之侄，過繼為長子），在基隆外海的日本軍艦「西京丸」上舉行交接儀式。 地點係由清方使團所定，樺山曾問何以不在岸上簽署，李經方的回答倒也真是率直得可愛：「台人憤慨，恐遭暗殺！」
完成交割儀式後的翌日，日軍即「名正言順」地向「台灣民主國」的「非法武裝叛亂」發動攻勢，開啟了這一場日本佔領台灣戰爭的序幕，是年1895年為甲午（1894）翌年，歳次乙未，史稱「乙未戰爭」，日方亦稱「征台之役」。 戰爭開始，也就是6月3日，僅一天的時間，基隆地區的制高點「獅球嶺砲台」即告陷落。 基隆號稱台北的咽喉，一如天津之於北京一般。
「台灣民主國」在這第一天的戰鬥中，已有超過二百名正規軍在潰敗中「陣亡」。敗兵爭相退入台北城中，毫無秩序可言，甚至四出搶掠，城中一片混亂。 民主國大總統 唐景崧見形勢大惡，先後兩次電報身在台中的副總統 丘逢甲：「萬急急速赴援」、「千急急萬急急速赴援」，唯卻收不到丘的回覆。 經過一整日的努力，唐景崧眼見局面實在無法控制，連細軟也來不及收拾，僅帶著（大量）銀兩，就在「六四」傍晚時份乘天色昏暗，喬裝成老婦人「撤離」台北！
兩日後的6月6日，唐景崧乘德國商船「鴨打號Arthur」從 滬尾（淡水）逃往廈門。 唐景崧回歸大陸後，清廷雖念其舊功未有降罪，但由於已聲名狼藉，遂准其致仕回鄉。 部分歷史學家認為「台灣民主國」在唐景崧撤離台灣當天即已滅亡。 如此算來，這個「民主之國」，僅維持了十三日！ 當然，「主流派」歷史學者不忍見「偉大的民主嘗試」竟然如此短命，認為雖然總統「去國」，但這個國家還是有生命的！
之前帶領一眾紳商向唐景崧「勸進」的丘逢甲，得知總統「西渡」之後，即痛罵唐景崧不戰而逃：「吾臺其去矣！誤我臺民一至此極！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日軍得知唐景崧逃走後，即把 丘逢甲目為「頭號通緝犯」！ 丘副總統聞之，義憤填膺，遂加緊四出籌款，號召抗日保境，然後又有感勢危難挽，為「保存實力」，遂捲同十萬白銀「義款」回到家鄉***（廣東嘉應，也就是「嘉應子」的發源地），徐圖後計！離台前留詩云：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及後他更將其鎮平縣（今改為「蕉嶺縣」）故里的住處，更名為「念台山館」，又以「念台」為其長子 丘琮之表字，以示時刻不忘「復台偉業」。 念茲在茲，委實教人動容。 丘念台後來隨國民政府到達台灣，並以其先父名諱創立「逢甲工商學院」，即今日台中著名私立大學「逢甲大學」的前身。 丘家至今仍為台中望族，不過此乃後話，在此不贅。
卻說台灣民主國兩大巨頭先後「撤離」，北部的前清「正規軍」可以說已是全線瓦解，潰不成「軍」了。 台北城中富戶紳商見亂兵為患，別無選擇，共推鹿港泉州籍商人 辜顯榮為代表（辜老後來晉身日本貴族院議員，也就是台灣政經名人 辜振甫的父親），於6月11日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官軍接管台北城。 6月14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自基隆乘火車入台北。 （由於鐵路在戰鬥中受損，故開行數里後改由役夫推行前進。）6月17日，樺山總督在已更名為「總督府」的「台灣布政使司衙門」內，舉行「始政式」。
日本正式在台北建立總督府，標誌著征台作戰第一階段結束。 日軍在此階段實際投入兵力約四千，陣亡七人，傷兵二十五人，然而由於軍中霍亂及瘧疾橫行，另外數十人因病死亡或送回日本，具體「折損」人數難以統計。
至於「台灣民主國」的領袖中，當然亦不乏忠義之人，非盡是一心「保存實力，徐圖後計」之輩。 例如當唐丘二人西渡，辜老與艋舺士紳喜迎「王師」入城之時，民主國的「軍務大臣」李秉瑞及義勇軍大統領 吳湯興，仍一直堅守防務崗位，積極備戰。 吳湯興乃世居台灣的客家人，以俠義名於鄉里。 事實上，在「乙未戰爭」這一場台灣史上涉及戰鬥地域最廣、時間最長、參與人數最多、死傷最嚴重、規模最大的一次戰爭中，客家族群公認作戰最力，付出最大。
日軍重整台北城秩序後，於6月19日開始南下進攻 桃園及新竹。然而在日軍推進的過程中，竟分別在 竹塹城（淡水廳）、隆恩浦（今屬新北三峽區）及分水崙（在今新北及桃園交界）等地遭到客家籍遊擊隊及各地閩南籍鄉勇的伏擊，死傷竟達百計。 相對於此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即攻入台北城，如今的「重大損失」實為日軍始料不及。 自發動南下攻勢的一個月，日軍雖然「戰無不勝」，但屢遭伏擊，加上疫病流行，士氣受挫。 尤其當士兵目睹台灣「婦孺皆兵」的反抗決心，不免對能久親王的「三月服台」之說產生懷疑。 受困於「兵民難分」的游擊戰術，日軍乃在七月下旬，於台北至新竹實行「無差別掃蕩」，焚燬村寨，並屠殺閩南及客家平民，四十萬百姓流離失所，死者不計其數。
如是者日軍只能放慢進軍速度。 8月8 日，能久親王胞弟 伏見宮貞愛親王（孝明天皇養子，後來官至日本帝國的最高軍職「元帥陸軍大將」）率軍增援近衛師團。 能久親王整編後，親率重兵攻打台灣北部至中部的要衝關隘—- 苗栗竹南尖筆山。8月14日，二百民主國士兵戰死，近衛師團攻陷苗栗。至此，北台灣地區的戰事正式結束。
無論如何，日軍南下的腳步倒是真的慢了下來。 「台灣民主國」南部地區的官僚稍感安心，「逃亡潮」亦似乎暫告一段落。 6月26日，在一體官民的「公議公決」下，公推民主國大將軍 劉永福為「民主國」第二任大總統，劉永福未有明確受任，謙稱僅為「幫辦」，全台防務仍由軍務大臣 李秉瑞總理協調。 劉永福將台南改為「南都」，把「民主國」「遷都」至此，總統府權設於台南大天后宮，史稱「台南共和」或「第二共和」！劉永福「幫辦」總統後，即下令發行民主國鈔票及郵票—-籌募軍費要緊！ 一眾士紳當然是「踴躍搶購」，爭相「共赴國難」！
說史140520
台灣民主國：「中式民主」初體驗 (4之4)
朝日執筆
至於作為台南屏藩的台中地區，儘管原來負責台中防務的丘逢甲等人，在乙未戰爭開始不久即內渡大陸，但當地的民防保甲為保家園，仍是誓死奮戰。日軍以遠超預算的時間和兵力損耗，通過台中城後，於八月底到達彰化八卦山。八卦山雖然不高，但卻是彰化屏藩，登高足以俯視整個彰化平原。
8月27日能久親王親率一萬五千兵力，分兩路進攻彰化。此時彰化境內有吳彭年統領的五千黑旗軍及吳湯興的客家民兵。雙方爆發整場「乙未戰爭」中最大規模的會戰，史稱「八卦山之役」。
8月28日清晨，日軍向彰化城發動攻勢。交戰不久，守軍防線即被攻破，彰化城陷，台軍退上八卦山陣地。翌日半夜，日軍向八卦山發動突襲，雙方激戰八小時。雖然裝備及彈藥不足（逾半台軍只裝配冷兵器），加上兵力懸殊，但守軍仍是不屈死戰。至29日早上八時，台軍死傷枕藉，吳彭年及吳湯興相繼力戰而亡，八卦山失守。然而，本來已受疫病所困的日軍左翼統領，能久親王的得力助手山根信成少將，亦於此戰受傷，病情惡化，最終魂斷彰化，是為日軍在征台之役中首名「陣亡」的高級軍官。
八卦山會戰期間，劉永福曾以軍糧軍械不足，派人向張之洞等各地封疆大吏求援，然各地官員均不欲引火燒身而拒絕。永福長嘆：「內地諸公誤我，我誤台民！」—- 中肯呀！
八卦山會戰後日軍雖然陸續攻下雲林和嘉義，但由於各地民兵出乎意料地難纏，日軍行進顯得舉步維艱。鑒於陸軍推進並不順利，加上中部地區「山嵐瘴氣」令罹疫者眾，日軍遂決定由貞愛親王與後來被奉為「軍神」的乃木希典，分別於布袋嘴（今嘉義布袋）及台灣最南端的阿猴（今屏東縣）枋寮登陸。稍事休整後，於10月3日開始分三路進攻打狗（今高雄）、鳳山（今高雄左營區）、鹽水（今屬台南市一區）等南部重鎮。
日軍先後控制南部各城之後，與從陸路的南進軍，對台南城成合圍之勢。劉永福倒不愧是一時名將，早於日軍到來之前做好準備。他將主力部隊集結城中，量城中兵多糧足，堅守不出。此時府城周邊亦有十八個村社，共推武秀才林崑崗為領袖，領導五千民兵分守各村碉樓，互為呼應。
日軍有見台南城及十八堡準備充足，為免代價過大，於是決定先清掃周邊地區。10月12日，能久親王親率奇兵突襲蕭壟社（今台南佳里），卻被預先收到消息的林崑崗，領十八堡民兵分四路渡八掌溪伏擊日軍。日軍在偷襲之中被反偷襲，損失不菲。台灣民間傳說能久親王於此役戰死。（除此以外，台灣還有超過十個地方，皆有傳說謂能久親王在本鄉戰死，當真是「死十次都唔夠」！）日本官方紀錄則稱親王在此處染病，返回日本後不治。推測實情大概是親王確在此戰中受了傷，而且傷勢不輕。日軍聞訊以重兵器增援，義軍撤退。
雙方隔著八掌溪對峙了幾天，10月18日晨，義軍發動總攻擊。林崑崗身先士卒，甫開戰即為敵方炮火重創。雙方力量畢竟懸殊，日軍步步進迫，至10月20日，林崑崗眼見民兵已是彈盡力疲，死傷枕藉，而長子林朝陽亦已戰死，慨然自刎而亡（今台南市將軍區亦有「林崑崗紀念館」），戰事至此結束，史稱「十八堡之戰」。是戰義軍死者千餘人，其餘幾乎都有負傷，是除了「八卦山之戰」以外，另一場悲壯的會戰。
正當台南義軍在各地抗擊日軍之時，坐鎮台南城中的大總統劉永福也沒有閒著。劉永福聞知日軍從南北兩路包抄台南城，亦有其「應對之策」。早於10月8日，也就是「十八堡之戰」開始前四日，劉永福已秘密透過台南英國領事，向樺山資紀致函，商議投降條件！
樺山不屑親自處理，遂將信件交予「南進軍司令官」高島鞆之助（後來的首任台灣副總督）。高島回覆：「汝若發自內心悔悟，有誠意投降，必須赴軍門哀求。否則日後再送來此等書信，本司令官絕不接閱！」劉永福雖然一心「棄暗投明」但好歹也是行伍出身，一軍之長，一國之主，要他（在大庭廣眾）向敵人搖尾乞憐，實在是萬萬做不出來。
劉永福於是在10月12日（也就「十八堡之戰」開打之日，能久親王“染病”前夕）「越級上告」，再透過英國人直接致函能久親王謂：「欲抗戰者唯有台灣人耳！」表明自己只求北白川宮大人能夠「畀條路行吓」，讓他西渡唐山足矣。然而，此要求亦被能久親王嚴詞拒絕！
10月15日，日艦砲擊旗后砲台，劉永福之子劉成良棄陣逃亡，日軍佔領打狗（今高雄）港。至10月20日，十八堡會戰結束。日軍已將台南城周遭壁壘悉數移平，並以北南東三路向台南成合圍之勢。劉永福見台南已成孤城，大勢已去，遂決定棄城中軍民官紳，「先行撤退，徐圖後計」。他於當日帶同二十名心腹隨從，以出城勘察為名，逃到安平港中的中國商船上。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劉及隨從總算搭乘上了開往廈門的英國商船「塞里斯號Thales」（《台灣通史）作「爹利士」）。
不過，劉永福還沒有離開險境。當「塞里斯號」於10月21日行至距離廈門港僅十五浬遠的公海水域時，竟被日軍巡洋艦「八重山號」為首的艦隊截停。日軍強行登船，認出劉永福及其七名扈從，並要求將此等「叛亂嫌犯」帶走。（收了錢又極重「合約精神」的）「塞里斯號」船長以「不合國際公法」為由拒絕，日方亦投鼠忌器，未敢蠻幹。結果，雙方在公海上僵持超過一日。
英國駐日公使得知此事，即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提出「嚴正交涉」。最後日方讓步，放行「塞里斯號」及船上所有人員，劉永福得以順利抵達廈門。據說劉永福出走之時，也像唐景崧一樣化妝成老婦，故有「阿婆仔弄港」之譏。（「弄港laŋʟ-kaŋˋ」或作「諒港」、「浪槓」，即粵語「著草」之意。）不過按較為正式的史源，劉永福「變裝」是實，「扮作老婦」則於史無據，故有史家以為，此說不過是將「台灣民主國」兩任總統的事蹟混淆而已。
另外，與唐景崧不同的是，中國朝野普遍認為劉永福已盡力堅守至最後，回天乏力，其情可憫。加上各地方大員在劉永福多番求援之時，均視若無睹，如今也不好意思對其過於苛責。於是，過了幾年「冷河」後，劉永福又復用為廣東石碣鎮總兵，此後一直領有武職。
正如另一個「徐圖後計」的丘逢甲，劉永福對是次「敗走」似乎也一直未有忘懷。民國四年（1915），早已退休的劉永福儘管已是七十有八，但聞知日人欲迫簽《二十一條》，仍向袁世凱上書，請求帶兵再戰沙場，最後當然未獲批准。
回說台灣島上的情況。卻說10月20日當日，台南城內父老即聞知第二任「大總統」，已步武首任大總統的做法，「徐圖後計」去也！城中數千士兵群龍無首，殊為隱患。士紳們彼此商量之下，也決定仿台北之事，推舉德高望重的英國牧師巴克禮及宋忠堅為代表，與乃木希典商討，當以何方式恭請日軍入城「維持秩序」是洽。
10月21日，日軍由小南門列隊入城，士紳夾道相迎，城中的「藍地黃虎」旗被換成「日之丸」。被長官遺棄於城中的黑旗軍，本亦欲向日軍投降，卻因拒絕交出財物武器而與日軍衝突。結果逾千人被日軍槍殺，其餘則被囚於集中營，餓病致死者又百餘人。
一場「轟轟烈烈」的中式民主初體驗—-「台灣民主國」，就在台南的「無血開城」之中，正式滅亡，享祚一百四十九天。
按照日本官方的的記載，能久親王亦在民主國滅亡的同日，因瘧疾（霍亂）病情加重而返回日本療養，至十一月初於家中病死。
「台灣民主國」雖然滅亡，但各地的抗日活動並沒有就此平息。即使在11月18日樺山資紀向京都本部報告：「全島悉予平定」後，各地的原住民、閩南及客家族群游擊隊的抗爭，仍是此起彼落。其中又以分別活躍於台灣北中南，並稱「獅虎貓抗日三猛」的「簡大獅」簡忠誥、「柯鐵虎」柯鐵及「林少貓」林苗辰，最為著名，其事蹟雖不多見於正史，然在民間傳記演義中多有傳誦。在此不贅，有機會再與各位分享其悲壯故事。
由日軍自澳底登陸起，至「台灣民主國」滅亡為止，總計整場「乙未戰爭」，台灣方面戰鬥人員陣亡約一萬四千人。（按日本學者井出季和太《台灣治績誌‧靖台事略》的學術估算）另外，由於日軍在面對台民「游擊戰術」時，屢次採取「無差別掃蕩行動」，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據統計整場戰爭中死亡的平民超過十萬人。至於日軍方面，僅有負傷者五百一十五人，戰死者一百六十四人。不過相比於戰死沙場，死於病榻之上的日軍，可謂多得離譜。資料顯示，是役中因病住院的士兵超過二萬六千人次，病死者達四千六百多人，更重要的是，其中還包括主帥近衛師團司令官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和第二旅團長山根信成少將。從某個角度來說，這高致命率及病死人數，也許可以說是台灣義軍游擊戰術的成功。因為在火力處於絕對劣勢之下，義軍不可能對擁有重裝備的日軍造成重大的傷亡，只能以「運動戰」令敵方睡不安寢，疲於奔命。故此，這四千多的日軍和兩名長官，是病死之外，更是「攰死」！
由於去年甲午戰爭的大成功，日方朝野普遍認為接收台灣當不費吹灰久力，而征台軍的表現顯然不符公眾的「合理期望」。輿論普遍認為此戰「戰略調度拙劣，收功過遲」，尤其在擺平此區區小島之間，失去了幾千子弟兵之餘，竟還折損了一位親王及一名少將，實在「接受唔到囉！」
按照一般的「戰爭慣例」，佔領過程付出的代價越大，則佔領後的統治手段必然越見高壓。加上日軍正式「接管」台灣後，各地的抗日活動雖見零星，卻仍是一直持續，致使日本從現實角度考慮，亦不得不放棄原來預算治台計劃中的「民政導向」方略，而採取高壓式的「軍政導向」。
這種情況一直到了大正年間，始在本土族群終於「接受現實」，新一代的「土生皇民」長大成人，加上本國「大正民主化」等多方面背景之下，逐漸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