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型狩獵術》用股價淨值比篩選好標的布局 李世有 市場看淡時正是低接好機會

龍巖董事長拚出二五五億身價傳奇 李世聰靠冷門殯葬業 登富比世富豪榜

風險投資家李世默TED演講錄：兩個制度——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元敘事的終結

一、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註：法國著名哲學家利奧塔定義元敘事為「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

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顫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當然，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元敘事」在中國影響甚廣。我們從小就被反覆灌輸了這個宏大故事，幾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篤信不疑。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彷彿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採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於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國家的脫貧人口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零頭。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所以，我禁不住問自己，我眼前畫面到底哪裡不對勁兒?我的故鄉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中產階級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在增長。但根據西方的那個宏大敘事，這一切繁榮景象本不應該出現。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

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激進的土改到「大躍進」運動，再到土地「准私有化」;從「文化大革命」到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而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毛時期，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的。這容易導致大權獨攬、不受制約等問題。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類似的嚴重錯誤。隨後，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膽地判斷說，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西方主流的觀點認為，一黨制意味著政治上封閉，一小撮人把持了權力，必然導致劣政和腐敗。

的確，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打開視野看一下全景。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餘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陞的。與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統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們必須承認中共內部平民出身的幹部享有廣闊的晉陞空間。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

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公務人員既可以在某一類部門中長期工作，也可以在三類中交替任職。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可不是電影《龍威小子》中的動作名稱，而是嚴肅的人事工作。

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可以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可能負責城區裡的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層經理。各級幹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徵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還有民意調查，最終擇優提職。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陞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陞，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陞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有著千年歷史，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歷史遺產，並發展成現代化的制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

習近平的履歷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習的父親確實是中共的一位前領導人，但他的仕途也歷經了30年之久。習近平從村幹部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到今天這個崗位。在他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

千萬不要誤解，這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僅僅是事實的陳述。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長前和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小縣長。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民主是個壞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壞」。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組織部。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捨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

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

英國《金融時報》剛剛公佈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後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如果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淡經營的境況。關於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聽眾都了然於胸，無需我再詳述。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週期性怪圈。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麼多國家不靈呢?

我是做風險投資的，長於預測。因此，不做幾個預測就結束今天的討論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個預測：

未來十年：

1. 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計算也將在發展中國家裡名列前茅。

2. 腐敗雖然無法根絕，但將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有望繼續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國之列。

3. 經濟改革會加速實施，政治改革也將繼續推進，中共仍穩固執政。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將大把的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讓我們為「元敘事」的時代畫個句號吧。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最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

二、西方民主正在走向滅亡

人類社會的政治史長達數千年，在這一歷史長河中點綴了兩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試驗。第一次試驗是古希臘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從公元前6世紀維持到公元前4世紀中葉，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實際上只能算是一次曇花一現的失敗。第二次試驗是現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義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那麼美國民主的歷史是92年，如果更嚴格地按諸事實，從1965年《選舉權法案》頒佈算起只有47年。這麼說來，美國民主的壽命迄今為止還比不過元朝，後者是中國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個。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那麼多人敢公然宣稱，他們已一勞永逸找到適合全人類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追本溯源，回到當前西方民主試驗的精神源頭。當今西方民主的濫觴，是孕育了現代性的歐洲近代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兩條基本理念：首先個人是理性的;其次個人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兩條理念在本質上都是基於信仰，而非現實的經驗。比如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傑弗遜就寫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Rights)。」 這個大寫的「造物主」是誰?當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與此相對應，「權利」一詞也用了大寫，以強調這條格言的神聖性。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這一表述，與法國《人權宣言》中「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一起組成了所謂的「現代性」信仰的基礎，而「現代性」在政治上的終極表現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政治體制中的民主因素促發了工業革命，西方世界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前所未有地突飛猛進。不過，領導西方崛起的領袖們從一開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試驗中天然蘊涵的致命缺陷，他們想方設法試圖遏制其消極影響。比如美國的聯邦黨人就明確提出，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為此，聯邦黨人在憲法中竭力遏制大眾意志的過度膨脹。可是，就像任何一個宗教一樣，信仰的力量最後總是壓倒規則。民主的結果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無限膨脹，參與決策者越來越多，參與面越來越泛。在美國人們常說，加利福尼亞就是美國的未來。這個未來又是怎樣的景象呢?只有無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癱瘓和財政破產。

對美國而言，這個共和國的開創者們有許多理由來限制民主，例如大眾素質太低，缺乏見識，易走極端。但隨著電視和互聯網的興起，這些壁壘都轟然倒地。歸根結蒂，既然人們都是理性的，擁有上帝賦予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並且一切知識都觸手可得，那麼他們為何不能參與一切決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城邦由於民眾無限參與政治，導致了煽動家的上台。煽動家西亞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動起民眾的狂熱，讓雅典派出其強大的艦隊去遠征敘拉古，結果被斯巴達所打敗，這次致命的出征成為雅典衰亡的開端。再回到當下，現在金錢成了煽動政治的最大推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一語道破天機，他說美國的民主先後經歷了幾個歷史階段：最早是「一個有產男人一票」，接著是「一個男人一票」，然後是「一人一票」，現在正向「一美元一票」邁進。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當今美國都只是徒有虛名的憲政共和國，實際上已經墮落為雅典式的民主政體。被選舉上台的民眾代表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主見，其唯一關心的就是迎合一時的民意，好在下次選舉時保住位子。當今信息的豐富和傳播的迅速，都堪稱史無前例，這誘使民眾陷入自己什麼都懂的幻覺。利益集團則從中播弄民意並操縱投票，結果是不斷減稅，提高政府支出，甚至發動自我毀滅性的戰爭。選舉因此淪為遊戲，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在利用這個制度尋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是因為這一試驗的深層基因所致，即對個人理性和權利的迷信。不僅是美國如此，歐洲各國也在上演同樣的戲碼。相較於當今風雨飄搖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羅馬共和國的歷史要長得多，這是因為後者從未自飾為民主，也從無這樣的野心。

因此，西方與中國的理念之爭，不是出於民主與專制的對抗，而是由於對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來，民主本身就是最終目的;而在後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過是工具。美國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國，有哪位政治家敢對民主提出質疑呢?西方民主已走進死胡同，或許只有控制民主的氾濫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這一調整永遠只能是天方夜譚。

相較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正在政府引導下參與政治決策，因為這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而近十年來的成績也恰恰證明了此點。但如果國情和國家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將毫不遲疑地主動調整。在上世紀80年代，民眾政治參與度的不斷提高，有助於當時的中國走出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但凡事過猶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參與最終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動亂，這就是天X門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議活動被政府的堅決行動平定了。誠然，這次流血事件令中國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選擇只會更糟糕，結果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保持了政治穩定，迎來了經濟增長和繁榮，並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上日漸成熟，可以更加積極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減少震盪，避免極端暴力傾向。

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認為政治權利是上帝賦予的，因此也是絕對的;而在後者看來，政治權利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國家需求和基本國情之上。

照此來看，今天的美國人與上世紀的蘇聯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當作終極目的。中國的崛起之路，恰恰與之相反。就未來的前景看，美國人的道路並不美妙。不過迄今為止，他們還沉迷於狂妄自大的意識形態，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懸崖峭壁。

死得其所：李世聰如何成就華人最大殯葬公司龍岩人本?

【黑馬導讀】九十多歲的許太太正在為老伴兒的仙逝而垂淚傷心。在台北的這家殯儀館裡，她面對許老先生生前的各種照片失聲痛哭，而親戚朋友們則抑制住了悲傷。參加葬禮的人無論男女皆是一身黑衣加白手套的裝束，確保有序而且莊嚴地完成這一悲傷的道別儀式。

「在像這樣的時刻裡，我們分擔著當事家庭最深切的痛楚。」在舉辦許老先生告別儀式的會場邊上，台灣龍岩人本服務(Lungyen Life Service)的一位高級殯葬指導師辛迪·常(Cindy Chang)如是說道。

在台灣，葬禮並非總是這般平靜。直到最近，一些傳統的道家儀式甚至會請來一些身著比基尼的脫衣舞孃在一輛霓虹閃爍的彩車上進行表演，或者邀職業哭喪者前來造勢——只要給錢，這些雇來的哭喪者就會放聲慟哭，製造出聲勢浩大的送別場面。

每當想到這些，今年53歲的李世聰心裡都會打個冷戰。二十年前，他創辦了龍岩人本。以其12.3億美元的市值，龍岩人本可以稱得上是世界第三大專門從事殯葬業的公司，僅次於美國的國際殯葬服務集團(Service Corp. International)和希倫布蘭德公司(Hillenbrand)。

(龍岩人本還在今年的福布斯亞洲中小上市企業200強中榜上有名。)

當初，台灣如同馬戲表演般的殯葬儀式以及業內缺乏專業服務的狀況都給李世聰提供了機會。李世聰是一位訓練有素的機械工程師，當時正打點著其父營收規模達1,500萬美元的生意——向日本電子製造商出口導電箔。

李父的一位最好的朋友拿出了位於台灣西北岸山區的一處墓園，以3,000萬美元分期付款的優惠價格讓李世聰接手。「我從未想過自己會踏進殯葬行業，」他說道，「但是經過了多年的努力，我們正為陰鬱悲傷的殯葬業注入光明的一面。」

李世聰回憶起繼這樁墓園交易之後，自己首次參觀了台北一家由政府運營的殯儀館，那情形可謂「令人頭皮發麻」。

李世聰還記得，「由於冷庫不夠，屍體被毫無遮蓋地散放在走廊裡。一些屍體周圍放了乾冰，一些則開始變紅。當時陪我參觀的是洛文集團(Loewen Group，後來被國際殯葬服務集團收購)的一位高管，他告訴我這是他從業三十年來到過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殯儀館。」

然而這一恐怖的經歷以及朋友們對他會做如此駭人的一個行業所表露出的驚訝之情都沒有嚇退李世聰。沒有經驗，李世聰就著眼日本(他曾在那裡為父親打點生意)以尋找一種「文明得多」的方法來辦喪事。

由於龍岩人本定位於將自身運營與台灣家庭作坊式的殯葬服務區別開來，日本殯葬公司Sun-Life尤其成為了他們效仿的榜樣。李世聰派民俗專家們去檢索中國儒家殯葬文化中真正的禮儀。龍岩人本提供的入殮服務平均收費8,350美元，這一具有競爭性的定價是為了招徠客戶繼續選擇該公司的葬禮服務，而籌備葬禮的利潤要豐厚得多。(普通的殯葬行業仍然處於高度分散化的狀態。)在正常的年份裡，龍岩人本一年接到的服務單子多達5,000單。

同時，李世聰開始在他經營的墓園裡建造一座造價不菲的20層骨灰安放塔——真龍殿，即所謂的「陰宅」。如今在台灣火葬廣泛成為人們的首選，因為當地土葬墓地稀缺造成價格扶搖直上。

龍岩人本奢華的真龍殿俯瞰台灣海峽，極具特色：美麗的景色令人屏氣凝神;講究的風水選址能為後人帶來好運;大廳寬敞舒適，每道門上都安裝了電子防盜系統，還有公共食堂和兒童遊樂室，方便家人前來追思或舉行祭奠活動。

2002年真龍殿竣工時，龍岩人本的生意開始蒸蒸日上。憑藉預售，該項目成為了公司主要的利潤驅動。這些預售是利潤極高的生意，其中龍岩人本在台灣地區佔據主導地位。無論是為未來準備還是當下所需，骨灰龕位的銷售佔到了公司營收的七成，並且在過去五年裡猛增了三倍。(2013年上半年，該公司營收報6,800萬美元，稅前利潤3,270萬美元，銷售額同比下滑——上年同期龍岩人本最新推出了一批室外骨灰龕位以供銷售。)

最近，龍岩人本請來了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和琉璃藝術家王俠軍合力打造真龍殿第17層的室內設計空間——「無瑕塔位空間」，置於這些藝術作品之中的骨灰龕位至少要加價30%，每個龕位的價格高達44,000美元。「我們資本密集型的商業模式使得競爭對手們無力追趕。」李世聰說道。

「傳統的葬禮可能很喧鬧，但是遠不如龍岩人本所籌辦的那樣莊嚴肅穆。」現年70歲的洪春常(音)說道，他已經在真龍殿裡為自己和老伴兒預留了龕位，緊挨著已過世的雙親。他補充道，「我喜歡這裡的景色。」

龍岩人本在殯葬行業裡深受信賴，因為它甚至抬高了基礎服務的門檻。例如，龍岩人本只招聘處事風格能令人感到寬慰的大學畢業生來擔任殯葬指導師。所有客戶都會得到悉心接待，並且有不滿意可退款的承諾。當然，如果家屬想要對逝者做特殊處理——也許是讓逝者做一個spa——該公司也能夠予以安排。

2009年，龍岩人本首次邀請日本建築師安藤擔任首席建築師，打造與原墓園毗鄰的一座新墓園。這個墓園在所有意義上都要是綠色的，周圍的環境當然也不例外，其中包括了造價約3.33億美元的數條櫻花大道的設計。

李世聰的得力助手兼總經理劉偉龍說道，這個計劃到2020年竣工的新項目，體現了李世聰向價值鏈上游發展的意圖。

據劉偉龍介紹，李世聰聽了十分鐘的簡要介紹就同意了他所提出的人選——安藤，但卻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動用了在日本的一切人脈和資源向安藤推銷他們的項目。

在台北的一次碰面中，安藤問到了預算問題。李世聰沒有直接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而是作了一番蘊含哲理的回答：「我們追求的是世界第一。我認為不該花的錢你一分也不能浪費，但該花的錢你一分也不能省。」有了這句話，安藤接下了自己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墓園項目。「我全權委派而且完全信任我的管理團隊。一旦提案最終敲定，我的工作就是讓它實現。」李世聰說道，他承認在此次商談之前自己對安藤的作品並不熟悉。

李世聰的大手筆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一些當地同行業者的批評，他們抱怨隨著土地供應的收緊，「暴發戶們」正在引發陰宅房地產投機。

李世聰辯解稱：2011年年底，公司新購得六塊墓地讓觸角遍及台灣全島。在此之後，龍岩資本使自己的產品線多樣化，為那些財力可承受的顧客開發上述那些項目，同時也為有需要的人提供無償殯葬服務。

這家台灣殯葬企業目前有員工480人，其成功和眼界無疑吸引了浙江省溫州市政府的注意，溫州市政府主動接洽龍岩人本，希望引導它在大陸地區引領殯葬服務改革。

今年3月，龍岩人本最終承諾在溫州投資4.89億美元，包括提供服務指導和建造高層骨灰安放塔。(非殯葬資產的變現將有助於滿足該公司巨大的資金需求。)儘管在溫州開展經營只是此項承諾的一部分，但是李世聰希望他的台灣模式能夠先在溫州得到複製，然後再擴展到中國其他市場。

李世聰斷言，「給它一點時間。如果我們在大陸市場取得成功，我們將超越國際殯葬服務集團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殯葬服務公司——我們一直都在努力實現這一目標。」

時機無疑站在了龍岩人本這一邊，因為中國現在的老齡化人口數量居世界之首，每年死亡人數高達900萬。

該行業在大陸尤其有前途，因為調查顯示大陸居民更願意強己之所難對喪事大操大辦，以體現其社會和經濟地位。

「在自由選擇葬禮安排方面，中國的消費者表現得更不理性，因為大多數人都會虛榮心作祟，希望不要落居人後，風風光光地大辦一場。」上海理工大學教授喬寬元說道。

喬寬元的調查發現，上海超過50%的居民正受到他所謂的「虛榮攀比心態」影響，他們理想的葬禮，其費用往往超過了自己的實際經濟承受能力。

但是台灣南華大學生命禮儀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楊國柱指出，儘管存在消費衝動，事實證明大陸市場對於該行業的早前進駐者來說還是充滿不確定性。除了監管方面的繁文縟節之外，大陸民眾長久以來譴責這一行業謀取暴利，他們仍然難以接受像台灣這樣精細複雜的葬禮。楊國柱說道，大陸一場葬禮往往耗時三天以上，而在台灣這一儀式能持續超過14天。

然而，龍岩人本的李世聰不認為大陸的商業挑戰令人卻步——他可以吸引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他說，阻礙龍岩人本在大陸市場獲得成功的一大障礙是用人問題。「如果找錯了人才，一切都可能出現問題。」李世聰說道。龍岩人本將對新員工進行至少為期一年的培訓，甚至希望招聘大學畢業生作為護柩者——這些人最好有海外教育背景。

譯 徐笑音 校 李其奇

李世鵬離職 微軟亞研院創始團隊又一位科學家"出走"了

李世鵬離職 微軟亞研院創始團隊又一位科學家"出走"了

一財網 趙陳婷 2015-10-28 18:39:0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獲悉，李世鵬博士已經從微軟辭職，將就職創業公司硬蛋科技的首席技術官(CTO)。

微軟亞洲研究院成立之初初創團隊合影


公開資料顯示，李世鵬博士於1999年5月回國，與李開複博士、沈向洋博士及張宏江博士等一起創建了微軟海外最大的研究院——微軟亞洲研究院。2012年，李博士成為微軟公司合夥人，同時是微軟亞洲研究院資深領導團隊成員，任首席研究員、副院長、及多媒體計算組主任研究員。

而在此之前，同為微軟亞洲研究院建院元老的李開複博士於2005年離去加盟谷歌；王堅博士於2008年加入阿里巴巴擔任首席技術官；林斌博士2010年離開，成為小米聯合創始人。之後，張宏江博士加入金山擔任CEO。2014年，原微軟亞研院院長張亞勤加盟百度。

事實上，僅剩的沈向洋博士已經在2013年被任命為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負責技術和研究。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原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首席研究員李世鵬這次換新東家有張亞勤在背後“牽線搭橋”。在張亞勤引薦之後，科通芯城和硬蛋創始人、董事長康敬偉持續接洽了半年才得到李世鵬的“點頭”。



李世鵬

而這背後，科通芯城利用IC元器件業務為入口，建立客戶群和企業相關的大數據，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子制造業供應鏈電商平臺。在戰略布局上，科通芯城推出“硬蛋科技”作為平臺，希望幫助智能硬件創新創業者實現從想法到產品的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李世鵬是目前已知的份量最重的加入智能硬件行業的頂尖科學家。李世鵬加盟之後將成立硬蛋實驗室，為硬蛋旗下的創新創業團隊進行技術“把脈”。

不過，硬蛋官方對於李世鵬的加盟至今尚未給出明確回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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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鵬：看好無人汽車，但期望值不要太高

每次結識新的朋友，能不能不交換名片，而是當你們一握手，信息就自動交換，你的私人語音助理會提醒你：“這個人其實你見過，千萬不要叫錯他的名字。”

這是李世鵬談到的一個場景，他現任硬蛋科技CTO，此前曾任微軟亞洲研究院副院長，是該研究院幾名早期創始人之一。

對於當前的技術發展演進狀態，有人稱為“人類第四次工業革命”，或者“萬物互聯”、“數字化革命”……你能輕易感受到科技圈和投資圈的亢奮。

我們對未來同樣充滿好奇，但我們也確切想知道：哪些是現在，哪些是將來，技術真實的發展狀態。這是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李世鵬的原因，作為我們探索和拜訪計劃的一部分。

談AI：數據共享仍是個大問題

談到“人工智能”，李世鵬認為機器的“智能”分幾個層次。

首先是簡單的連接。“我們現在很多的智能硬件，其實是很多設備沒有太多智能，是一個搖控器來控制。比如說燈，原來我需要起身去開關，現在最常見的是跟手機連接起來，用App控制開關、定時。但是確實，這簡單的東西依舊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方便。”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智能”，不僅是設備的連接還是數據的連接。

同樣以燈為例，“如果它能知道我每天的習慣，然後又能知道我睡眠的狀態，它就可以在我要進入睡眠時慢慢把燈自動調暗，連遙控都不需要。但是要做這個，就需要把我的睡眠檢測的數據和燈的數據連接”。

不同的智能硬件廠商掌握著其收集的不同門類的數據。當前，不僅需要技術上的創新，還需要商業模式上的突破，以及如何形成行業普遍認可的統一標準。在李世鵬看來，這樣才有望打破當前各路企業各據一方的現狀。

李世鵬

談無人汽車：既樂觀，又悲觀

無人駕駛汽車也需要利用到人工智能技術，需要連接車輛的信息和周圍道路、環境的信息，並自動做出判斷、驅動機器。李世鵬認為，無人駕駛汽車也分多個層次，技術上達到人們期望中的、能在道路上“全程自動駕駛”的成熟狀態，需要3~5年時間。

“有些車，確實是明年，甚至可能是下月就可以量產。”李世鵬說。

“你是指無人泊車？”第一財經記者問。

“對，固定的、簡單的場景，就相當於以前是軌道交通，因為有軌道所以不會走到別的地方，現在只不過是能按照一個虛擬的軌道在走。那我覺得，很多公司都可以做了。”李世鵬說。

從實現泊車等應用場景，到景區、高速公路行駛，無人駕駛技術正在快速發展。例如一家以色列公司展出了一種技術，能對車輛數據和周圍環境數據進行3D建模，相對於2D平面，在數據精確度方面更令人振奮。

“車這一塊絕對是一個大的趨勢，但要想應用的話，大家對這一塊的期望值不要那麽高。”李世鵬說。

從人工智能角度來看無人駕駛，李世鵬稱自己“既樂觀又悲觀”。

樂觀的是，各種視覺照相機、激光雷達，能比人類的雙眼看到周圍環境更多的東西。然而悲觀的是，“這些技術是多麽先進，也是多麽落後。人兩只眼睛，近視眼也好，就可以把車開得妥妥的。然後車激光雷達，還有處理能力，我就不提名字了，某家公司的汽車車廂里面沒法裝行李了，因為後備廂里裝了無窮多的服務器，必須在城市才能用。”

“現在AI的方法，大部分人都是靠大數據，靠處理能力。我們要反過來想一想，如果沒有大數據，沒有那麽多處理能力，能否有一種辦法，像人的處理一樣，又環保，又高效。”李世鵬說。

談VR：建議從企業級入手

“VR這塊很有意思。聯想的楊元慶被問到對2017年的預測，他就講了一句，說‘VR是新的一個交互方式’。他很看好VR，所以他說聯想做了很多的投資、收購，並購和VR相關的東西。”李世鵬說。

李世鵬也很看好VR的前景，VR提供當前設備所沒有的沈浸式體驗。但是，VR也依舊有它目前還沒有解決的問題，除了有價值的內容稀缺，在技術層面，眩暈感、計算能力、交互能力、數據傳輸能力，以及過大的塊頭，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AR、VR這一塊，我同意楊元慶講的，這是一個全新的‘計算平臺’。真正體驗好的，需要很強的計算能力在後面，還必須有一根線一直跟著你，時延處理，那根線怎麽給它cut掉。還有現在的用戶體驗，還是大頭盔，堅持不了幾分鐘，這是最大的問題。”李世鵬說。

“如果我要做，還是要做企業級應用。如果戴上我的VR、AR，我就可以跟遠程同事像面對面去講話一樣，我會覺得這樣很酷。但是現在的話，我覺得沒有一家真正把它做好。”李世鵬說。

目前，體驗相對較好的設備較為昂貴，普通消費者還無力承擔，而部分公司以低配廉價產品殺入消費級市場，但在消費者體驗口碑方面尚沒發現有明顯突破。“用戶對新生事物往往很感興趣。但是一旦他對新生事物失望之後，再去說動這個用戶的話，就很難。所以對體驗的把控，我覺得還需要一個很好的設計。”李世鵬說。

創新不一定要炫，但一定要有用

談到AI、無人駕駛和VR以後，李世鵬認為，傳感器也是關鍵的創新領域之一，“萬物互聯最核心的一點，就是把我們的物理世界數字化了”。

實際上，萬物互聯，創新發生在不同的領域。正是各種各樣的傳感器收集了海量的數據。以此為基礎，海量的數據、特殊的場景，需要擁有更高速、低時延、高可靠的移動網絡，需要更為強大的數據存儲、數據計算處理能力。以此為基礎的數據的連接，將構建起我們具有想象力，但又無法冒進的新世界。

“我希望讓更多的人真正知道，什麽東西有價值，什麽東西將來會有價值，現階段的研發還是最好放到學校和研究所里。”李世鵬說。

“我是覺得，中國的創新環境跟美國的環境的確不太一樣，在美國是做互補的東西，別人做的東西其他人就不再做，而在我們這里，一個藍海的東西，一定要做成紅海。還有，中國的創業、投資很多都是被逼著，因為很多人並不真正懂技術，而是看趨勢，比如只要說是和AI掛鉤，什麽都好說。但這就造成有太多泡沫的存在。”李世鵬說。

“AI，一個是算法，一個是數據，一個是處理能力。小公司在算法上可能行，但是它們缺的是數據和處理能力，你可以做雲上的東西，但是要做得比較垂直才有希望，否則的話，我是覺得某人要跟我說‘他要做AI，改變世界’什麽，我覺得有一些人會信，有一些人一定會不信。”李世鵬說。

“那麽除了垂直領域，小公司還能做些什麽？”最後，記者問李世鵬。

“關鍵的是，能不能為用戶提供新的價值。你做的可能並不複雜，但一定有用。”李世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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