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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沒我的戲，我是擅自來的” 高倉健·士·中國

“張藝謀認為高倉健是‘士’，我的理解，不是日本武士的‘士’，而是中國‘士大夫’的‘士’。他身上那種可以修煉的士德令人感動。這已經超越了‘中國的’或者‘日本的’之狹隘意義。”

——東京大學教授刈間文俊

2014年11月10日，高倉健因淋巴癌逝世，他正籌備出演的第206部影片《任風吹》被迫中止。

“東映公司19日在總部樓下和東京、京都的片場分別擺了獻花壇，供民眾悼念。就擺一天，有四千多人前來。高倉健是我們公司培養起來的，所以做了些特別節目，還將他的作品整理成DVD發行，也就是這些了。”東映公司國際營業部的高田誌織在電話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中國，悼念高倉健的氛圍遠遠比日本濃厚。

從南方周末記者掌握的片單來看，持續14年在中國各地舉辦的日本電影展中，高倉健是作品出現次數最多的日本男演員，也成為一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擁有《遠山的呼喚》等電影版權的松竹公司全球戰略開發室的野地春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已經有一些在華專場紀念放映活動正在籌備中。

《追捕》在中國的反響超過日本

“參與那些年日中電影交流工作的日本人，基本都走了。當時是中國政府方面先提出電影交流的想法。居間溝通的是德間書店子公司東光德間的森繁先生。”東京大學教授、知華派學者刈間文俊先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1932年出生的日本人森繁曾在中國入伍人民解放軍。日本電影制作者聯盟獲知中國方面的希望後，進行了周密籌備。由於中國大陸電影業是未知的世界，聯盟先派人到臺灣做了調研，研究哪些電影可能會獲得認同。與臺灣相關業務不多的德間書店表現出滿腔熱情。“最後，以德間書店為主，決定以反戰的、揭露資本主義黑暗的、偏於社會批判性的內容為主，所以像《追捕》這樣娛樂性較強的影片不多。”刈間文俊說。

1978年10月26日，第一屆日本電影展頂著“紀念鄧小平副總理訪日”的名頭在北京舉辦，上映了已被德間書店收購的大映公司佐藤純彌導演的《追捕》、東寶公司熊井啟導演的《望鄉》和松竹公司藏原惟繕導演的《北狐的故事》。隨後兩屆，則分別以“紀念大平正芳首相訪華”和“華國鋒主席訪日”的名義舉辦。

與之對應，第一屆中國電影展則早一年，於1977年3月在東京舉辦，放映了《東方紅》、《天山的紅花》、《渡江偵察記》、《南征北戰》、《偉大的領袖導師毛澤東永垂不朽》、《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江陵漢墓》和《長在屋里的竹筍》。中日之間這一系列龐大的電影藝術交流活動，於1992年應時而止。

研究者玉腰辰巳認為，第一屆日本電影展最終“在多個方面成為歷史性活動”。這種“日本民間領域與中國政府的組合，是戰後日中間常見的關系”，“相關人員或與中國有因緣，或出於各自的理由強烈希望日中友好，他們不辭勞苦的努力，是在與日本外交不同的層次上進行的”，從而實現了“以民促官”的交流方式。

《追捕》等影片在中國的公映及其前後複雜的中日文化碰觸，並非當時的普通中國觀眾能夠了解的；日本年輕觀眾為什麽會對高倉健策馬入鬧市搗毀警察局的相關內容感到興奮，中國觀眾也不能理解。讓他們大開眼界的，是片中的都市文化、叛逆的人物和浪漫的愛情。高倉健、中野良子和栗原小卷等影星成為看膩了樣板戲的中國人的偶像，不少女青年的白馬王子迅速從於洋替換為高倉健。根據日本NHK放送文化研究所於1999年10月在中國進行的調查，有80.2%的調查對象看過《追捕》。

“《追捕》在中國的反響，超越了日本本土市場。有些文化藝術，在本國曇花一現，卻對他國文化影響深遠。這種文化穿越現象，在許多國家的文化領域都出現過，是因為文化藝術這種載體，恰巧順應了對象國家的某些需求。高倉健的離世，再一次體現了這一點。”刈間文俊說。

時代寵兒

高倉健真名小田敏正，後來自己改名“小田剛一”，1931年2月16日出生於九州島福岡縣普通小鎮。父親小田敏郎原是海軍，後來變成了煤礦幹部，母親是一名教師。小田家族是鐮倉時代的貴族北條氏之後，家中有經營金融業務的傳統，與演藝界毫無聯系。

15歲的小田剛一喜歡拳擊，以拳會友，和美軍駐日司令官的兒子打成一片，得以狂練英語口語。他愛在碼頭看外國船只出入，逐漸萌發了做外貿生意的想法，臨近高三，和朋友密謀偷渡，以失敗告終。

小田剛一最終考入了著名學府明治大學商學部商學專業，希望正經當個外貿商。但他大學畢業的1954年，正處於戰後經濟與社會思潮交變的複雜歷史時空，連工作都沒找到，只好返鄉幫助料理家族生意。

因為難忍父母管束，他24歲時回到東京，寄居在師弟家。花光了隨身盤纏後，在大學時代老師的介紹下，去藝員經紀公司面試見習經紀人。碰巧遇到當時東映東京制片廠廠長牧野光雄。新改組成立三年多的東映公司，接收了躊躇滿誌的內田吐夢等電影人，正準備投入古裝俠義片的生產。小田剛一因身材魁梧，被牧野光雄相中收為新人。

合同里每部片酬為稅前2萬日元——當時白領的月收入為3.1萬日元。初次試妝後看到鏡子中化得滿臉花的自己，小田剛一不禁淚流滿面。

他開始毫無演技，接受表演培訓一個半月後，靠著外形，以“高倉健”之名出道，並立刻成為主演，一年拍了12部電影。此時，跟他同期進入東映的新人們，還要按照規矩培訓6個月、見習6個月才能混個龍套。

高倉健並不明白自己怎麽就成了“時代寵兒”。1957年前後，日本電影產業達到巔峰，總觀影人次超過10億，大映公司總裁永田雅一說：“影院就是掛塊白幕啥也不放，照樣爆場。”

便宜又好用的新人高倉健獲得和巨星美空雲雀等人搭戲的機會，拍了大量俠義片、黑幫片；經由內田吐夢等巨匠點撥，1960年代他迅速以悲情黑幫的形象贏得市場。

他“總是穿著素色和服，渾身刺青，帶著寡默厭世的哀愁，卻總站在為了仁義而犧牲私情的立場，懷著對意外殺人的悔恨而茍活”；1970年代，電影業走向雕零，高倉健以較為寫實的“實錄”系列黑幫片登場。因為影片雷同，他總覺得沒能細細表現人物。可是幾次悄悄去影院時，發現影院被男青年們擠得下不去腳。

電影學者四方田犬彥評價，他“心地善良、性格頑固、遭遇不幸、靠著些微的希望尋回本真人性”的黑幫形象，成了當時因學生運動而熱血沸騰的青年男大學生的男神。

放不下江利智惠美

1956年，高倉健在片場與當時炙手可熱的女星江利智惠美結緣。1959年高倉健28歲生日當天兩人結婚。直到1962年，高倉健一直處於半紅不紫的狀態，公司高層想讓他借老婆名氣上位——兩口子都性格夠剛烈，江利智惠美公私分明堅決不肯借位。老板訓話讓他不能看老婆臉色吃飯。

高倉健由此奮起，與另一男星鶴田浩二主演了1963年的《人生劇場·飛車角》。這部俠義片類型的開山之作，打開了該路線雙雄並立的創作模式，也應是日後香港動作片《喋血雙雄》、《縱橫四海》等的原型。

1962年，妻子因妊娠高壓癥引產，從此未孕，為兩人埋下嫌隙。加上江利智惠美姐姐挑撥欺詐，盜取高倉健夫婦財產借高利貸，家屋又遭遇火災，為不連累高倉健還債，由江利智惠美提出，兩人於1971年離婚。

離婚後的高倉健，直至生命終結，也未曾放下江利智惠美。1982年高倉健51歲生日當天，江利智惠美出殯。高倉健沒有現身，而是在追悼會場附近的車內默默合掌祈福，並以小田剛一之本名獻花。此後32年間，每年亡妻忌日一早，高倉健都會獨自掃墓獻花供香，直至2012年8月媒體披露後才廣為人知。

1999年，68歲的高倉健主演《鐵道員》，是他一生私人情感的寫照。影片描述了北海道一個行將關閉的小站幌舞，煢煢孑立的站長乙松獨自堅守崗位。某日，接連有三個小女孩來站臺尋找失物，促使他回憶起亡妻和早夭的女兒，並終於明白，那幾個女孩其實是早夭女兒不同年齡段的化身。

片中，高倉健演唱的主題曲，正是亡妻江利智惠美出道的成名曲《田納西華爾茲》。其中著名臺詞“男人守候的，是小小的站臺，和對女兒深深的思念”，及“失去獨生女兒的日子，和失去愛妻的日子，男人都堅守站臺上”，呼應了高倉健銀幕外的生活。高倉健去世時，留下了“想如《鐵道員》的主人公般死去”的遺願，親族將其安葬在鐮倉的墓園。在那里，亡妻江利智惠美和“我那未能來到這個世界的孩子”已久候。

為了這場戲，我兩天沒吃東西了

高倉健是出了名的“每場戲只拍一遍”。在《幸福的黃手帕》中，有場戲是他從監獄出來後直奔餐廳，喝完一杯啤酒後吃面條和豬排飯。導演山田洋次對他津津有味地表演吃喝的高超演技非常滿意，一條就通過，問他怎麽演得那麽逼真。高倉健淡淡答道：“為了這場戲我兩天沒吃東西了。”

他的座右銘是：“我沒辦法總演同一場戲……演員的真我狀態和生活方式會流露於戲中，而不是靠什麽演技。”

在片場，高倉健的非凡站功和耐寒能力，讓曾與他合作的北野武抱怨多年。他在拍攝現場從來不坐：“不是不想坐啊。只是，一坐下，精氣神兒就泄了，還是站著好……有坐著的戲份時會坐著的。”即使沒有戲份，他也從頭至尾站在現場，“現場能感受到現場的景色、氣氛和工作人員的努力，所以我要在現場”。

拍《夜叉》時正值寒冬，場工燒了炭火，但高倉健堅決不靠近。工作人員勸他，他說：“今天沒我的戲，我是擅自來的，我去烤火就是給大家添麻煩。”場工最後哭著說：“求您了，您要不烤，誰也不敢烤。”高倉健只好從命，一旁被凍得不行的北野武才得以暖了暖身。

高倉健敬業到了幾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在拍攝《哼哈》（1989）時，母親離世，高倉健也未前往送終。但在母親生前的1977年，出道二十余年的高倉健破例出演電視劇。原因是“身在老家的母親，每周能在電視上看到我的臉，她會放心”。

高倉健從不跨戲，哪怕是自己崇拜的黑澤明。黑澤明在創作《亂》時，為高倉健量身定做了個叫“鐵修理”的武將角色。但當時高倉健已經答應出演降旗康男的《居酒屋兆治》，黑澤明四顧茅廬，並準備去求降旗康男放人。高倉健回說：“不行，那樣的話降旗導演更不好做。”黑澤明最終放棄這一人物角色。

讓我玩命都成，只要導演開心

1950年代前半期，在東京澀谷周邊，“明治大學小田”之威名橫掃一方。他曾招呼了一幫弟兄，用繩子將不給師兄學分的教授家二層樓木結構房子給拽垮。曠課酗酒打架也是家常便飯。

成名之初，高倉健與日本最大黑幫山口組第三代領導人田岡一雄私交頗深。帶領山口組走向戰後巔峰時期的田岡一雄涉足電影界日久。田岡一雄曾出席高倉健婚禮，1965年他因心肌梗塞病倒時，高倉健夫婦也曾親往探視。高倉健還主演了以田岡一雄為主人公的“實錄電影”《山口組第三代領導人》和《世襲第三代》，田岡一雄親到拍攝現場鼓勁。

“今天談高倉健，會發現他身上種種儒家士大夫的美德。這些美德不是天生的，而是不斷修煉的。”刈間文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後來高倉健甚至連銀座那樣的商業街都不去，與街頭一霸的青年時代判若兩人。

北野武曾講了個高倉健“仁”的例子。《夜叉》開機第一天，全組人員一起吃飯，高倉健到餐廳一看，只有自己和導演的桌上放著河豚，堅決不動筷子，吩咐老板說：“給每個人都配和這一樣的菜。”

拍攝《網走番外地》時，老板不看好這部沒有女主角、沒有浪漫愛情的片子，大幅壓縮預算。在冰天雪地的北海道拍攝時，某日導演石井輝男遲遲沒現身，高倉健去旅館尋找，才發現導演在一間雪花不時飄進來的破房間里累得蒙頭大睡。高倉健決定：“這片子一定得火，讓我玩命都成，只要導演開心。”《網走番外地》最終成了續集電影，以每年2-3部的速度，一共完成18部。

高倉健的禮數廣為人知：他會向片場工作人員、為他提供過服務的出租車司機和廚子、周邊的居民鞠躬致禮；經常將刻有自己名字和謝辭的勞力士、江詩丹頓手表和鋼筆送人，還故作隨意；更廣為中國人所知的是拍《千里走單騎》時，將勞力士手表送給為他打傘遮陽的民工小徐。

2013年，高倉健因出演《致親愛的你》獲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男主角獎，他以“讓給年輕人”為由辭去。這一幕，在2002年他出演的《螢火蟲》獲同一獎項時也曾上演。

（本文參考了《日本電影演員事典》、《日中電影論》、《日本電影史3》、《帝國的殘影——士兵小津安二郎的昭和史》、《<追捕>制片人的中國觀》等。葉磊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