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只買便宜貨我將比現在貧窮得多 laoba1梁軍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a73c90102dv1a.html

  巴菲特：「查理把我推向了一個，不要像格雷厄姆那樣，只購買便宜貨的方向，這是他真正給我的影響。他把我從格氏觀點的侷限中拉了出來，這是查理思想的力 量，他拓展了我的視野。我在進化，我以非同尋常的速度，從猿猴進化到人類。如果我只學格雷厄姆一個人的，我將比現在貧窮得多。」這段話是巴菲特實踐兩種投 資策略數十年得出的結論，清晰地表達了巴菲特的態度：格式投資具有較大的侷限性，好企業在長期回報中起決定性作用。芒格強調只購買優質企業，格雷厄姆則喜 歡買便宜貨，而不太在乎企業的素質。這是兩種差異較大的投資風格，兩種不同的選股標準，跟安全邊際無關。芒格並非不要安全邊際，反過來看芒格是在便宜貨中 挑好企業，而排除其他所有股票。   

    巴菲特也曾經說自己是85%格雷厄姆+15%費雪，一方面表達對價值投資創立者的尊敬，另一方面強調「永不虧損」的重要性。安全邊際和成長是事物的兩面， 缺一不可，也許沒必要量化，只是要記住便宜的同時還要好，這跟買入優質企業價格要合理是同樣道理。安全邊際是防禦，成長是進攻，便宜保證不虧損，而長期持 有最優秀的企業才能保證獲得超額收益。「我將比現在貧窮得多」說明只買便宜貨可能比較安全，但長期收益率可能會較低。僅以便宜為標準選擇標的，而非長期持 有優質企業，每次獲利有限，同時決策次數會增加，一定伴隨著更多的失誤，從而抵消收益。對於一般性企業基本面更容易惡化，從而使安全邊際消失。是否真便 宜，便宜是否會突然變成昂貴，比起判斷企業的前景更困難，特別是在類似港股這樣的市場。

    便宜是安全邊際，既便宜又好是雙重安全邊際，儘量限制選擇標的的範圍，只投最好的企業是長期獲得超額收益的最優策略。

梁軍儒20120305

科斯：「我將長眠，祝福中國」 科斯的遺產

編者按：科斯與中國的距離，永遠定格在一個月。

2013年9月2日，102歲的羅納德·科斯與世長辭。這位經濟學巨匠，是新制度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也是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此時，距離他的首次中國之行僅差一個月，他原本計劃在2013年10月前來中國，完成多年夙願。

科斯終其一生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的產權與交易理論卻奇異地在這個大國產生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活躍在中國改革大舞台上的大批經濟學家，手握科斯提供的理論工具，在迄今全世界最大的「金礦」裡淘金——不僅投身經濟學的學術研究，更是探索中國層次豐富的制度創新。

「中國的奮鬥，便是人類的奮鬥，我將長眠，祝福中國。」在科斯用自己所獲的諾貝爾獎金資助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研討會上，他曾經深情地如此說。在他逝去之際，南方週末特刊發一組文章，懷念這位對中國改革做出過重要貢獻的大師，並重溫他的囑咐：「要將思想變成現實，比我行將要進入的長眠更難一些。」

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將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

科斯其人其事

科斯教授於1910年出生在英國倫敦，1932年大學畢業，後赴丹迪經濟暨商業專校、利物浦大學、倫敦經濟學院任教。1950年，科斯移民到美國，先後於布法羅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之後一直擔任芝加哥大學教授和《法律經濟學》主編，直至1982年退休。其後，他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慕瑟經濟學榮譽教授及法律與經濟學資深研究員。

科斯教授是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產權理論的奠基人。與此相關、交叉或包含的學科包括交易成本經濟學、產權經濟學、契約經濟學、法律與經濟學、憲政經濟學等等。

他在新制度經濟學的開創性研究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後續研究，把制度和企業引入了此前把眼睛盯緊市場價格體系、注重詮釋市場價格體系如何發揮作用的主流經濟學，論證了企業、產權、契約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以及這些因素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理論影響了張五常、茅於軾、吳敬璉、張維迎、周其仁等一大批富有影響力的華人經濟學家。

我本人作為制度研究學者，也難免落此「俗套」。天則經濟研究所就以研究新制度經濟學為立所之本。

與此相應，新制度經濟學及其相關、交叉和包含的學科理論對中國的經濟改革研究發揮了深遠的影響，從而也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中國有關經濟改革的話語體系和實踐。在驚聞科斯教授仙逝之際，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甚至提出第十八屆三中全會應該學習科斯理論。

科斯的仙逝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損失，而是整個世界的巨大損失。就是因為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不僅具有高屋建瓴的理論價值，而且具有深遠廣闊的政策意蘊。如果說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作為一種老制度經濟學鼓舞了中國的革命走向「成功」，那麼科斯所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是中國的改革走向成功的當然指導之一。科斯對於中國學界的最後正式勉勵可能就是他2013年7月祝賀天則經濟研究所成立20週年慶典的親筆祝賀：「天則所無疑將在開放思想市場的過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科斯的思想

科斯因為對生產的制度結構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榮獲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的傑出貢獻是發現並闡明了交易成本和產權在經濟組織和制度結構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根據盛洪教授的總結，科斯最偉大的學術成就，就是在一個理性至上的時代，用理性的形式和方法證明了自然發生和演進的產權制度是有效的——也就是說，中國的轉型說明，哈耶克意義上的自發秩序遠勝於人為設計的秩序。

科斯的代表作是兩篇著名的論文，其一是1937年發表的《企業的本質》。該文以演繹推理的方法獨闢蹊徑地討論了企業存在的原因及其擴展規模的界限問題，科斯創造了「交易成本」這一重要概念來予以解釋。

所謂交易成本，即「利用價格機制的費用」或「利用市場的交換手段進行交易的費用」，包括提供價格的費用、討價還價的費用、訂立和執行合同的費用等。

科斯認為，當市場交易成本高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成本時，企業便產生了，企業的存在正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交易代替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當市場交易的邊際成本等於企業內部的管理協調的邊際成本時，就是企業規模擴張的界限。

第二篇名文是1960年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該文結合簡單的案例分析，重新研究了交易成本為零時合約行為的特徵，批評了庇古關於「外部性」問題的補償原則（政府干預），並論證了在產權明確的前提下，市場交易即使在出現社會成本（即外部性）的場合也同樣有效。

科斯發現，一旦假定交易成本為零，而且對產權（指財產使用權，即運行和操作中的財產權利）界定是清晰的，那麼法律規範並不影響合約行為的結果，即最優化結果保持不變。換言之，只要交易成本為零，那麼無論產權歸誰，都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斯蒂格勒（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將科斯的這一思想概括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等於社會成本」，並命名為「科斯定理」。

科斯教授上述短短的兩篇論文，催生了此後巨量的跟進研究文獻。這也為其在晚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名單中，這方面足以與科斯教授相媲美的應該說是約翰·納什。後者在1950年遞交的普林斯頓大學博士論文題為《非合作博弈》，只有27頁正文，全文只引用了兩處文獻，就獲得了博士學位，並由此確立了他博弈論大師的地位，也為其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奠定了基礎。

對於科斯的理論，並不是沒有意見分歧。幾乎科斯提出的每一種理論，都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比如，如果我們把企業視為「契約的連接」或者「契約的網絡」，那麼企業的邊界存在模糊性。但是按照科斯的觀點，企業的邊界應該是明晰的，而實際上企業的邊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不過進一步精準定義契約或者合約，就可以通過進一步發展科斯思想的方式來解決與此相關的企業邊界問題分歧。

有關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雖然存在意見分歧，但是解決方法仍然是繼續發展科斯的交易成本思想，甚至提出替代理論。但是，從真實生活中看，基於交易成本的科斯定理的應用非常廣泛。比如最簡單就是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養牛者的牛吃掉農夫的穀物的案例。單純否認交易成本反而是經濟學研究的倒退。

根據科斯的觀點，其交易成本經濟學把主流經濟學從黑板經濟學帶回到「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在2013年1月接受網易「意見中國-網易經濟學家訪談錄」欄目採訪時，科斯指出，原本由西方經濟學家所壟斷的經濟學主要研究對象是一個抽象並且不存在的世界，而他強調經濟學應該分析、討論真實的世界。他認為，這就是他的經濟學理論和傳統理論的區別。

根據科斯的助手王寧博士2010年底對科斯的採訪記錄，科斯教授稱「科斯經濟學」（他自己並不喜歡這一名稱）或者「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為「正確的經濟學」。他認為，「正確的經濟學」應當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運行，且如果加以適當運用，經濟學應當能夠闡明經濟系統是如何運行的，以及當系統運行出現問題時該如何解決。

根據國內學者圈的一般理解，在其強調過程中，他們更強調基於案例研究抽象出一般概念和理論的研究。不過，這只是科斯方法論的一半。

科斯方法論的另一半應該是演繹推理的方法。比如科斯的論文《企業的本質》就運用此種方法。奧地利學派的研究基於方法論的個體主義和主觀主義方法論，不是基於案例，而是基於演繹分析，由此建構概念和理論，得出一些普遍的經濟學規律和定理，也屬於後一種意義上的「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此外，一般的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納入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最大化均衡框架，實際上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有所背離。科斯本人秉承英國普通法理念，其方法論有著較大的演化論特徵。根據科斯的看法，經濟學有很多方面要向生物學和醫學學習。這兩個學科從細胞層次逐步上升到器官層次來研究人體的總體運轉，不同器官之間相互協調的方式，以及當某個地方出現問題需要修復時該怎樣做。因此，科斯的演化視角不同於一般新制度經濟學教科書上的均衡範式，與哈耶克的認識論有著同源之處。

確實，科斯對計量分析持一定的保留態度。他認為，經濟系統的運行方式是很複雜的，它由很多的組成部分組成，並且每個組成部分本身又是一個微型的系統。這些組成部分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整個系統的運行是非常之複雜的。對總體統計數據的一個回歸並不會讓你對經濟運行有很多的瞭解。

科斯與中國

科斯對中國的長期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與他生而俱來的強烈好奇心有關。這種好奇，也是他鑽研的力量來源。早在學生時代閱讀馬可·波羅遊記時，科斯就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與張五常教授的交往增進了科斯對中國的瞭解和興趣。很多年前，張五常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待了兩年，兩人經常一起聊天，這段生活對兩人都獲益匪淺。

張五常教授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的闡釋和拓展，影響了道格拉斯·諾斯、約拉姆·巴澤爾和威廉姆森。這樣一大批新制度經濟學家的理論貢獻，外加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對之引接、闡釋和應用，最終對中國的改革研究形成了重要的影響。在此，張五常教授在中國對闡述、傳播和發展科斯的思想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科斯與華人經濟學家有著較多的交往。其中張五常教授自然當屬首位。在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演說中，科斯多次提及張五常教授的貢獻。20世紀80年代初期，科斯就極力建議張五常去香港大學任教，因為他認為香港大學是當時對中國最新的經濟改革進行研究的最好去處。

1993年，科斯邀請盛洪教授去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近年來，科斯還通過科斯基金會組織並資助了2008年芝加哥國際會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30年」，以及2010年芝加哥研討會「工業的生產結構」。實際上科斯等於用他自己獲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獎金獨自資助了會議。

科斯在其人生的最後幾年，更加擔憂中國缺乏一種開放的「思想市場」。科斯反對持不同觀點者之間拼打得你死我活，認為：觀點可以相互競爭，但持不同觀點者是不需要互相殺戮的。

2011年的12月14日，科斯出現在《財經》年會開幕式的大螢幕上，向與會者致辭。他肯定了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包括經濟開放之初中共領導人的「順勢而為」與來自民間充滿生命力的「邊緣革命」（也就是自下而上推動的改革）；同時也坦率而憂慮地指出：「如今的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和險象叢生的根源。」

科斯承認中國在建設市場經濟方面取得了成就，改變非常巨大。但他認為，人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開放的「思想市場」，但是這終將會到來。從科斯看來，「思想市場」與「商品市場」有著顯著的區別。

他認為：在商品交換市場中，任何一個人都能向其他人出售商品；而在思想市場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對其他一部分人產生影響，他們只佔到總人口中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卻非常重要。科斯指出：中國缺乏這樣的思想市場，不過未來會出現；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將會受益於思想的討論，並產生巨大的變化。

2013年，科斯與助理王寧合著的《變革中國》出版，激起了學界對科斯在書中所提中國需要「思想市場」的熱議。

而早在1974年的一篇名為《商品市場與思想市場》的論文中，科斯引用英國詩人彌爾頓在1644年的演講詞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們不能想像，將地球上的所有知識做成商品，像細毛製品和羊毛打包布那樣做上標記，發放許可證……」正如科斯在《財經》演講中所言，「開放、自由的思想市場，也許不能阻止錯誤思想或邪惡觀念的產生，但壓抑思想市場只會招致更壞的結果。一個運作良好的思想市場，能夠培育寬容，這正是有效的對偏見和自負的解毒劑。」

對中國的期待

1988年，科斯曾給盛洪教授寫過一封信，在信中他說，「我堅信，對中國正在發生和已經發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將會極大地幫助我們改進和豐富我們關於制度結構對經濟體系運轉的影響的分析。」

這是他一直堅信的信念。在過去，經濟學曾是英國主導的一個學科，現在美國成為了經濟學的主導。如果中國的經濟學家能夠端正態度，那麼經濟學就會成為中國主導的一個學科。這也正是他們所應該做的。這也是他不喜歡「科斯經濟學」這個詞的一個原因。

科斯認為，在中國，新的「好經濟學」和新的「壞經濟學」都有很大的機會。我們想要看到「好經濟學」流行起來取得成功。這裡，「好經濟學」就是科斯所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或「正確的經濟學」。

科斯之所以堅持這一點，是因為他認為這跟中國現在對新的思想接受度很高的事實有關。舊的思維方式已被拋棄，但新的方式還沒發展起來。他指出，如果「正確的經濟學」首先在中國發展起來，那麼就應該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叫做「中國經濟學派」。科斯覺得，捍衛權威是中國人的一個不好的特點，他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應該做的，是在對中國市場經濟運行進行認真系統的調查的基礎上發展自己的觀點。

2010年12月29日，科斯教授迎來100歲生日。天則經濟研究所等國內十餘家學術機構召開「科斯與中國」學術研討會，為其祝壽。在會議上，科斯發表了現場電視講話。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學家可以在這方面做出很大的貢獻，有很好的便利條件。他希望中國的經濟學家將會研究整個系統，在一個不斷變化的體系中，研究老的產品的生產體系和新的產品生產體系。

為此，「科斯中國學會」成立，科斯寄厚望於這一新建機構。他希望，新成立的這個機構能由學者組成，他們不是僅用一種方法，而是使用各種不同的方法，找到適合他們的學術路徑，帶來新的洞見和智慧。

在王寧的採訪記錄中，科斯認為，該學會的主要作用應該是促進中國經濟學家獨立思想的發展。學會不是要發展成一個大的組織，而是要成為一個由很多學者群組成的網絡。每個學者都應該竭盡全力對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每個學者群形成一個小團體，就中國經濟的某個方面或某個地區進行研究。要鼓勵各種類型的研究，包括歷史的、統計的或者分析性的研究，只要這些研究對中國經濟的運行或變革提供了新的認識。這是得到全面的觀點的唯一路徑。

科斯教授曾對王寧說過，自己有生之年沒有到過中國，看來再也沒有可能去中國了，是終生莫大遺憾。最近一段時間，科斯教授在籌備2013年10月份訪問上海的旅程，但是他的仙逝最終中斷了他訪問中國大地的「中國夢」。

好在，越來越多的學者在中國進行真實問題的經濟學研究。相信終有一天，中國的學者能夠擁抱一個開放的思想市場，成就「中國經濟學派」，實現科斯的「中國夢」！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

如果可以，我將他的創業比作中國近年的剪影丨i代言

創業初體驗 得失參半

我第一次創業，是在2000年，正是互聯網大潮來臨的時候，當時湧現了一批門戶網站及電商網站。電商有8848，它當時的地位有點像現在的阿里巴巴。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想做一個面向校園的垂直電商。為什麽選擇校園呢？有幾個考慮。第一個，8848在當時已經是很大的電商平臺，存在說明電商模式是走得通的，而我的能力不可能去顛覆，只能在垂直方向上找機會。

第二個，98、99年之前，校園的商務是封閉的，很多商店、商業的運作更多是學校自己管理的，很多社會化的資源資本進不了大學校園。可98年、99年左右大學改革，社會力量可以參與一些校園的商業運作，所以那時候的校園孕育著機會。

第三個，大學生是有接受新事物的超前意識和習慣的。而且，僅限於校園的配送距離短，難度比較低。

因此我就做了一個類似淘寶的網上平臺，配送一些日常的收音機、小電器，日常用品，二手交易以及外賣等，還能訂機票，電影票等，當時也拿到了投資，可很快倒閉了。

我之後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是這麽一些：

第一個，從大環境看，當時遇到經濟危機，很多國內比較大的網站都相繼倒閉了。馬雲做淘寶是這一波之後2002的樣子。這說明網購相對還是超前的，大家的消費習慣、購物習慣還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用戶的嘗試率很低，我們的培養成本就相對高，因此需要大把大把燒錢才挺得過去。

第二個呢，當時的網絡環境不是特別好，基礎建設沒做好，後續的狀態肯定很難。

第三個就是信用機制。現在我買了你的東西，假設我認為你在騙我，我可以投訴，可以不給錢，因為錢暫時存在支付寶這個地方。支付寶真是個偉大的發明，可當時沒有，就滋生出來特別多管理上的麻煩。

第四個，客單價太低，毛利率太低，嘗鮮頻次少，退貨率高，再加上配送成本，很容易就做不起來倒閉了。

當然，更為關鍵的一個問題是我個人對創業沒有很深的認識，包括對企業的駕馭能力，方向的判斷等欠缺得太多。如果換作現在，可能我會把其他業務都切掉，只攻一塊，慢慢培育，或者用一塊業務養另一塊。

那是我第一次創業，很短，大概一年。

再出發，這一次，去劍橋

此後我做過職業經理人，做過老師，可一直有顆不甘寂寞的心在跳動。為了讓自己站得高去尋找一些東西，我來到了劍橋，只為了再一次出發。

在劍橋，我屬於商學院。劍橋的體系是這樣的，你學習的專業學院和你生活的學院不一樣的，在生活學院，它會把不同專業的學生融合在一起，這樣的跨學術跨領域交流很有利於研究的創新。在這里，我認識了我特別重要的合作夥伴俞凱，他是工程系學做語音識別的。在那邊我們就經常碰，想著語音科技可以應用在什麽領域。

當時有幾個大背景，中國經濟已經崛起，從產品到技術都在快速地全球化。那時候，孔子學院正在滿世界開花，老外都想學漢語。可是有一個問題，國外缺少漢語老師，尤其是發達國家，拿到簽證是很難的，而且即便拿到，真正符合要求的漢語教師也是很少的。

我們看到了這個趨勢，就想說，能不能開發一套語音技術，既可以評價老外的漢語發音準不準，又可以跟老外進行簡單的交流。

接著我們就動手逐次開發了三個項目。第一個面向漢語教育軟件公司，為他們提供語音開發技術。第二是面向學校，做一全套的語音系統，輔助老師的教學。第三是搭建網站，讓老外直接可以通過平臺學習漢語。

這些項目看似那麽有前景，可後來都失敗了，為什麽呢？這市場看似繁花似錦，其實是一片海市蜃樓。

原本以為，中國崛起，全世界都要跟中國做生意，世界人民都得學習漢語，市場大得遼闊無邊。可最後我發現，這都是假象。作為初創公司，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必須搞清楚，市場大，可給你的市場到底有多大呢？你一點點切，你會發現市場其實很小。

比如說做教學系統這一塊，賣給大中學這塊，我們要切的話全球多少大中小學，是有漢語教學的，這一切切了一大批。再往下切，多少個大學支持信息化，有信息化系統，沒有話是不會采購這套語音系統的。它即使缺老師也沒有想要用信息化的東西。

那麽在具備信息化系統的大學中，又有多少是願意單獨采購這個漢語系統的？在很多大學，漢語可能是第三、第四外語，如果想讓漢語采用這個系統，學校會要求其他的系統如西班牙語、法語等也得做好，那可了不得了。

再往下，你的資源渠道能到達多少呢，這又切掉一塊。本來這麽大的市場，現在這麽小，所以我覺得一個創始公司，不能光看市場有多大，一定看屬於自己的市場，這才是根本。

其次，我們認識到，一個創業公司，如果市場後期能快速爆發，早期進入時可以建立品牌知名度的，可如果不是快速爆發的市場，進去就會有問題，流程長，整合資源多，後期是走不下去的。

還有一個，我們面對的是國外市場，可我們是按自身的學習習慣和方式來開發的，我們了解漢語，但是不了解用戶，所以，系統的開發也並不適合。

當然，推廣成本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雇一個老外趕上國內四五個人了，對於創業公司來說，費用極高。所以在2007年的時候，我們把業務賣掉了，回國做英語教育。

殺回中國，這一次是王牌戰隊

有了國外做漢語教育的經驗，回國做英語就駕輕就熟了。

市場不用說了，那麽大的蛋糕就擺在那里。第二個，我們都學過英語口語，知道痛點在哪里，產品如何設計。第三個，我們知道客戶在哪里，知道怎麽找到這個客戶，知道整個鏈條去串起來。第四個，人力資源成本非常低，推進速度非常快。

所以一切都是利好，這個時候做產品，一切都很順，一直做到2012年，國內有一半的語音教學軟件是由我們來做的。

一個天使一個魔鬼，誰走誰留

2011年底，我們看到一個更大的生態，就是移動端的語音交互，我認為未來的每個智能硬件垂直領域，都有一個手機的生態，那好了，在這個領域上，應該現在就抓住這個機會搏一把。

這樣，我們成立了兩個事業部，一個教育業務，一個移動互聯網的業務，資源逐步向移動互聯網事業部傾斜。

可是這兩個事業部真是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底層的技術不一樣，一個是語音評測技術，就是評價你的口語發音準不準，而另一個是語音識別人機交互。

再一個業務形態和產品不一樣，而這個不同又直接影響到人的基因的不同。語音教育是2b，人習慣了後接受標準的流程化、周期化、系統化，而移動交互很輕很快，允許接受變革和挑戰，這是兩個不同的文化體系。

基於這些不同，兩個業務就經常打架，一邊是敢於突破冒險創新，一邊是標準流程套路，資源分配的問題上也老打，完全不能融合，就像一個天使一個魔鬼。可創業公司得往前沖啊，不能僵住。這樣，公司又走到了新的路口，兩個都是孩子，誰走誰留。

至今想起來，我都仍然心有余悸，這是我面臨的超級挑戰。

當時，教育事業的收入翻著倍地增長，而移動端大量投入研發，產品也沒有成形，更多是由教育來補貼移動。把增長迅猛的教育業務砍掉，讓它獨自發展，我真的很心疼。

現在想起來，當時的挑戰不亞於現在聯想，整個業務往移動上整。我覺得我特理解現在楊元慶他做的事情，就是不改革必死，改革的話有可能會死，有可能會活，你改不改？真的是這樣。兩個孩子都存在，資源有限，人員的能力有限，駕馭兩個不同的業務，不同的商業模式，不同的文化生態，不同的基因，你怎麽看？也不敢說潛力大，我覺得說移動互聯是大的生態，教育如果變革一樣潛力很大，兩個生態如果在一起的話，一個天使一個魔鬼在打仗一樣，你允許長期打下去的話，一定是煎熬的，一定會耗死，你至少要麽留下天使，要麽留下魔鬼，或者把兩個都獨立起來。

從屁股決定腦袋到腦袋決定屁股

我們以前沒做過互聯網，而現在把這個重頭壓在了互聯網，形態上獨立了還不夠，得讓互聯網洗心革面，包括我自己，還有創始團隊、包括管理，都得徹頭徹尾地改變思路。是屁股決定腦袋，還是腦袋決定屁股，必須搞清楚。

好在最後是成功了。想起來，當時花了半年來做這個事真是像換血一樣，整個團隊得到新生。

那時，我帶著團隊在半年里跑了七八十家移動互聯網的合作夥伴，一方面是深度對接，一方面就是帶著團隊學習，讓他們了解到底互聯網公司是什麽樣的特點，產品的研發模式，開發模式是什麽樣的？他們的運營模式是什麽樣的？到底他們需要我們提供什麽樣的服務？他們的用戶怎麽反饋這件事情，這一點是非常管用的。

原來我們做2B教育的時候，由於鏈條很長，用戶通過渠道反映給客戶，而客戶只由我們銷售人員接觸，銷售人員後面有售前，產品人員、開發人員、研究人員，研究人員是聽不到炮聲的，這樣他就不痛了。所以要整個組織扁平化，所有人必須聽到炮聲，這樣就形成了公司新的管理套路。

解決了組織結構的問題，下一個問題就是到底怎麽切，切哪一塊，這里我們也有自己的思考。

放棄手機，直攻智能生態

手機是現在應用的最多的智能硬件，那我們要不要切入呢？

你看，手機端有觸摸這個圖形交互界面，它是一個核心的交互手段，非常便捷，非常高效，而語音只是一個癢點需求，如果僅僅是簡單的語音識別，語音理解，卻做不到極致的語音對話，就是累贅。siri發布以來，陸續出現了二三百款助手，後來都沒落了，為什麽？是因為它們成不了核心交互元素。

要是切分一塊，比如只做訂機票搜素，沒有後端強大的內容資源，那攜程自己做語音搜索就能幹死你。舉個例子就是，你是學外語專業的，你要翻譯礦石方面，你幹不過學礦石專業又懂外語的人。所以手機端的人機交互如果做不到極致，就撬動不了用戶。

那麽我們就轉換思路，手機不行，那就專攻其他智能硬件，因為手機上是癢點的語音交互在其他智能硬件上卻是剛需。

第一個，很多智能硬件上會是無屏或者窄屏，這樣觸摸式交互就不適用了，比如，手環、音響、燈泡。電視你別看有屏，距離遠也不適合觸摸，車載很多就無屏，語音交互就更容易切入。

第二個對很多移動智能產品來說，或者操控根本空不出手來的產品，語音交互絕對是核心的，甚至是剛需，是痛點，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

基於這樣的分析，我們開始正式踏足智能硬件領域。就目前來看，這次時機抓得很準。怎麽講？

我覺得現在從智能的角度來看，還是早期。很多智能硬件只是接入手機APP而已，算不上真正的交互。我們說五年一個發展，現在是早期的中後期，正是市場的最活躍的時候。

智能硬件在我看來大致分為這麽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加入智能運算，性能更好了，操控更方便了。

第二個階段就是控制和查詢，加入一些簡單的手勢、語音及圖像識別等。第三個階段是真正把對話加進去，人和機器在一個場景，或者在一個領域里面，可以實現獲取一些服務，獲取一些信息。

到第三個階段的時候，才是開始走向智能化，為什麽？生態才起來。你看手機的演變，早期的智能手機，ipad，在90年代末已經出現了，但是得用一個筆，沒普及起來，它的交互非常傻，那時候你用不了後端的一些APP服務，生態也起不來，我推斷智能硬件在這個階段真正生態起來一定是基於流暢的對話交互。

第四個階段就是生態真正起來了，每一個智能設備，每一個垂直領域，都像手機一樣，有個生態，有個應用市場，開發者圍繞他走向標準化。

既然人機對話在整個智能硬件領域有如此劃時代的意義，那麽好，我們就將自己的產品定位在人機對話，做到業界的唯一。這可不是簡單的對話，而是機器可以像人一樣，它會懂得問為什麽，能允許你打斷，能根據上下文進行理解，真正幫助用戶完成任務，而不是簡單的操控和查詢。

確定了這個核心戰略後，我們具體的打法就分為兩個部分，面對大中型開發者，他們需要複雜的總體方案，那麽我們就專註為他們提供整套的全程的技術方案。而對於小的開發者，他們可以在我們平臺上使用一個一個小的SDK開發包，一鍵集成到app中，幾分鐘就生成了。而這些SDK開發包有收費的，也有免費的。

目前使用我們平臺收費SDK的商家有差不多幾百家的量，全套的解決方案目前已服務大概有上百大中型企業。

打法固定下來後，又有側重的問題。目前智能硬件大致分為車載、家居、穿戴、機器人和玩具這幾類，如何權衡目前的重心呢？

車載和家居有可能更多一些，機器人剛剛開始，穿戴也相對來說靠後一些。

因為車載和家居更適合雲的調動，有穩定的wifi環境，可是像穿戴，市場熱度剛起來，手表還好，但眼鏡在國外的銷量不大，在中國根本還沒怎麽開始，當然未來銷量會上升。手環雖然出貨量多一些，但相對來說不太需要語音。所以，目前重心還是在家居和車載上，他們的出貨量都是千萬級的。

語音未來的想象力

其實做語音未來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我們往後端做，可以對大量的語音進行分析，進而對用戶行為進行數據挖掘。

當然，這塊現在還沒有這麽大的數據量，現在用到語音還沒有那麽多，可一塊業務在未來一定會做。為什麽？因為當你的交互做到極致以後，用戶體驗就能到極致，那他一定願意用這個東西去享受一些別服務，那我們通過對語音的分析，就能較好地掌握用戶的行為習慣，進而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

除了數據挖掘，還可以做搜素引擎。未來時萬物互聯的世界，那搜索怎麽做？那第一個，必須搞清楚搜索的目的是什麽？

我想未來的人機交互，智能硬件更多是幫用戶完成任務，成為貼身秘書，這跟pc端很不一樣。比如，在pc的百度上查詳細信息，但是在智能硬件上你要完成的就是根據需求訂個酒店，訂個餐。再比如，暴風可以基於地理位置搜索周圍人在看什麽電影，智能耳機可以搜索我昨天聽的什麽歌，這些事百度做不到的。

總的來說，百度可以滿足通用的查詢需求，而智能硬件將滿足某個場景下的任務需求。那需求不同，交互不同，搜索形態也必然是全新的。

未來的生態會相當豐富，不會一家獨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獲取自己的利益，貢獻自己的價值，就像一片草原，有狼、獅子、鹿、老鼠、兔子、草、樹，有一些細菌寄生蟲，而我們也將在生態中做好自己的一環。

後記：從2000年開始，他的每一次創業都有著對時代的敏銳觀察，他像一個智者，走在時代的前沿，從互聯網崛起，中國全球化，再到移動互聯網，物聯網，每一次，他都在身處其中。劍橋的再次出發，讓他邂逅了最重要的合夥人。早期的失敗，鍛造了他在商業判斷的火眼金睛，也讓他完成了完美蛻變，浴火重生，而這一切在他的娓娓道來中卻平時溫潤，褪去的是沖動、急切和青澀，而沈澱的是更深遠的思考，更睿智的決策和更理性的判斷。

他創造了語音科技的一顆新星，你可能沒聽過思必馳這個名字，可它卻無處不在。

在與高始興先生的對話中，很驚訝於他強大的邏輯思維，每一個小問題都能一、二、三透徹剖析，他的每一步打法也經過嚴密推理。而當他告訴我，為了擁抱未來，兩塊業務二選一，忍痛地舍棄具有強大盈利能力的業務時，我看到了一個企業家的魄力，這個魄力足以震撼人心。

版權聲明：本文為i代言原創作品，嘉賓為思必馳創始人高始興，由蒲鴿采訪並編輯。如需轉載，請微信聯系aidaiyan-founder1

勝選後的特朗普：我將會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

北京時間11月9日下午，美國總統大選計票結束，特朗普率先獲得270票擊敗希拉里。隨後，他在競選總部發表全國講話，宣布贏得大選。他表示對手希拉里已致電祝賀他勝出。

據CNN報道，特朗普告訴他的支持者：“我保證不會讓你們失望的，我們將做的是一個偉大的工作。”

他在演講中承諾，他會是所有美國人的總統。他又向不支持他的人伸出橄欖枝，稱他希望獲得他們的指引和幫助，一同工作團結美國。

特朗普發表勝選講話

特朗普與競選搭檔彭斯握手。

特朗普強調，今次競選不只是一場競選，而是一場運動，讓被遺忘的美國人不再被遺忘。特朗普稱會利用自己在商界的經驗幫助美國，並讓美國踏上增長及更新之路。

“我們將和所有願意和我們相處的國家相處”，特朗普補充道，“我們將在全球尋求合作而不是沖突。”

對於對手希拉里，他表示：“希拉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非常努力，我們欠她一份深切的感激。”

據英國《衛報》報道，特朗普結束講話後，現場放的歌是滾石樂隊的“你不能總是得到你想要的”（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