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社報道,新加坡衛生部5日發布公告說,將不再要求隔離疑似感染寨卡病毒的患者,確診感染的患者可遵醫囑決定是否住院治療。
新加坡衛生部5日晚和國家環境局聯合發表聲明說,截至5日中午,新加坡境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總數增至258例,比一天前增加16例。新增的病例中,有4例與此前發現的疫區沒有關聯。
一名工作人員在新加坡一個公共住宅區噴灑殺蟲劑。(來源:路透社)
公告說,由於寨卡病毒感染者癥狀都較輕微,除非醫囑需要,否則都無須住院,疑似病例在檢測結果公布前也不再需要隔離。目前,確診病例在醫院隔離,疑似病例等待檢查結果期間在傳染病中心隔離。
公告還說,從7日起,任何有發燒、紅疹、紅眼癥等疑似感染寨卡病毒癥狀的新加坡人在接受檢查時都可獲得政府津貼。目前,孕婦如出現疑似癥狀或其伴侶確診感染,都可接受免費檢查。
新加坡民眾在超市內購買滅蚊劑(來源:中新網)
據新華社此前報道,新加坡環境和水資源部兼衛生部高級政務部長許連碹4日表示,隔離似乎不是有效的方法,一方面,由於許多寨卡病毒感染者並不表現出明顯癥狀,可能社區里還有一些人被感染而不知道,只隔離已知者可能效果 不明顯;另一方面,一些患者癥狀也不嚴重,不需要住院。抗擊寨卡病毒的關鍵是采取必要的防蚊措施,如確保感染者在家休養期間不被叮咬。
目前,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將繼續開展大規模滅蚊行動,消除蚊蟲孳生點。
寨卡病毒主要通過蚊子叮咬傳播,性接觸也是傳播途徑之一。孕婦一旦被感染,可能導致胎兒發育異常,出現小頭癥等問題。目前尚無有效的療法和疫苗。
當狂犬病與肺結核從國家法定傳染病死亡第一順位上陸續撤退後,艾滋病被推上了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
“從2007年開始,艾滋病已經成為中國法定傳染病死亡人數的第一順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梁曉峰副主任在10月27日召開的“首屆中國—東盟衛生合作論壇”上表示。
據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底,發現現存活感染者57.7萬例,死亡18.3萬,估計全國人群總感染率約為0.06%,仍有約32.1%感染者未被發現。
圖為2004-2014年法定傳染病報告死亡趨勢
死亡第一順位
“10年前的艾滋病是由於吸毒、血源性進行傳播,5年後降到了不到50%,現在是90%都是性傳播了。而過去主要是貧困地區、少數民族、邊境等文化相對落後的地方,現在已經從農村包圍了城市。我們必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戰略,把預防關口前前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研究員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圖為2004-2015年全國法定傳染病死亡順位
狂犬病和肺結核被控制源於疫苗的廣泛實施,但是艾滋病目前還沒有這個武器。
中國啟動實施免疫規劃的30多年來,已經基本消滅了天花、新生兒破傷風的傳染病,實現了無脊柱灰質炎的目標。同時,結核病控防方面提前實現了全年發展的目標;5歲以下兒童乙肝病毒攜帶率由10%下降到1%以下,提前實現了乙肝控制目標。這些都跟中國疫苗的擴大免疫有著直接的關系。
國際共識認為, 疫苗仍然是人類最終控制艾滋病的最有力武器。世界範圍三十年努力己出現第一個低保護性(31%)和疫苗。科學測算顯示, 30%-50%-70%有效的疫苗,至2030年可以分別使550萬,1700萬和2800萬人免於和感染。
但是,艾滋病疫苗的進展一直不是很順利。
“艾滋病的第一代疫苗失敗,第二代疫苗失敗且有害。2013年4月,美國第二代疫苗在中期數據分析後,發現疫苗沒有效果,就終止了實驗。雖然艾滋病一、二代疫苗聯合是有首次獲成功的案例,但是保護率太低,無法大規模運用。”邵一明介紹稱。
據邵一明介紹,截止到2016年1月,我國複制性載體艾滋病疫苗已經率先完成II期臨床試驗。目前有3-4個疫苗剛開始或即將要開展大規IIb期臨床試驗。其中有一組中國產的疫苗,在複制型載體艾滋病疫苗臨床研究領域位於競爭的前列。
邵一明表示,在藥物預防性治療方面,盡管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獲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在人群使用和現場推廣方面,預防性治療仍面臨科學和行為學的挑戰。提高服藥依從性有利於提高預防效果,同時也有利於改善抗病毒藥物的耐藥情況。但研究發現,長期服藥的依從性僅有50%左右,這正是容易產生耐藥的區間。最近法國ANRS12449研究在南非開展的大規模臨床試驗中,未觀察到早期治療組與對照組有顯著差別,再次出現了這種問題。
農村包圍城市
直至今日,艾滋病屬於全球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之一。為了防控艾滋病,中國一直在努力。中國政府對艾滋病實施“四免疫關懷”,同時擴大檢測、擴大治療。
據梁曉峰介紹,2008-2015年間,HIV檢測量快速上升,2015年底,中國有9,320 門診在提供服務,2015年一年檢測人次數超過1.43億人次。
但是這些工作仍然遏制不住艾滋病人數的上升。
“艾滋病已經由經血傳播為主轉變為經性傳播為主,所占比例已經達到90%以上,由農村迅速擴展到城市。每年報告病例數持續增長,由2005年的4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11萬人,在原本罕見的學生群體和老年人中快速增長,現在年齡最高的是92歲的艾滋病患者,年齡最小的是小學生。”邵一明表示。
圖為1985-2015年艾滋病傳染途徑構成比(%)
2005年,中國政府計劃和全球抗擊艾滋病、結核病和瘧疾基金相結合積極開展並大力推進三病防治工作。其中,瘧疾、結核病防治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艾滋病防治取得部分成績,卻面臨嚴峻挑戰。
“肺結核病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31.4%,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34.7%,瘧疾年報告發病數降低了92.1%,年報告發病率降低了92.5%。但是艾滋病年報告發病數增長了347.3%,年報告發病率增長了325.5%,艾滋病病毒報告感染數增長了146.4%,年報告感染率增長了134.3%。”邵一明表示。
經血傳播、註射毒品傳播、母嬰傳播方式的數字降低,來源於中國近年來對血液制品的管理加強、成功打擊毒品、以及醫療條件的改善。但是性傳播已經成為不可擋的趨勢。
“我們無法改變的就是性傳播方式,異性傳播患者的數字所占人數較多,但是同性患者占同性人群人數的比例卻是最大的,所以同性之間的性行為仍是艾滋病高危行為。10年前,因為很多同性戀著礙於社會、文化因素等,沒有表達自己同性的意願。隨著社會對同性戀的包容和接納,同性戀的表達人數上升,所以,艾滋病感染著也隨著增加”,一位研究艾滋病的學者表示。
防控措施需變
“其實建國之初的中國,曾經消滅過性病,也是人類首次消滅性病的歷史。50年代早期,中國性病感染估計數超過1000萬。當時中國采取了綜合措施,最後性病患者不到1萬人。但中國目前沒有走原來防控性病的路子。”邵一明表示。
據其介紹,當時的公安部門關閉所有妓院,對妓女進行教育。衛生部門對所有病人治療,性病預防項目推廣。民政部門對妓女進行職業教育,進行關愛,消除歧視,通過各種途徑幫助前妓女找到工作,或讓他們返鄉從事農業勞動,或介紹到公營服務行業工作,在中國西部新疆、甘肅、陜西、青海,讓她們在國營農場和建築公司工作,另外給剩余人員建立了工廠。
“根據北京1950年的數據,在北京介紹參加工作的1316人,在京外工作的7020人,建立紡織廠安排209人就業。通過這種綜合治理,性病被控制了。”邵一明表示。
而通過中國歷史上消滅性病的措施看,邵一明認為,中國應該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防控艾滋病的路子,而不是全部按照國際來走。
“目前中國采取的是‘三個90’的國際策略,90%的查出,90%的治療,90%的病毒抑制。但是這個國際策略主要針對占全球艾滋病70%以上的非洲人,他們平均人口感染率5%,個別國家10-30%,以治療為主是正確的。但是中國國情不同,中國有99.9%的人口未被感染,國民人口巨大,流行隱患四伏,決不能滿足於當前的低流行控制水平,要知道我們國家提高一個百分點就是136萬的人,所以必須防治結合,以防為主。”邵一明表示。
但是現在“三個90”策略,讓80%的經費用在了治療上,廣大國民的防控費用卻是少數,必須要把關口前移,在預防上下功夫。
邵一鳴強調,艾滋病不僅是醫學問題,也是全社會的問題,我們應通過各部門的合作,將關口前移,關註預防。必須平行推進以預防為中心保護健康人群的宣教幹預策略和以治療為主心的感染人群防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