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bnb 是一個起源於美國加州的創新短租平臺。通過它,家中有空房的屋主可以把房間短租給來自全球各地的陌生旅客居住。這種盤活閑置資源的商業模式啟發了Powertofly的兩位創始人,只不過後者出租和交易的不是房子,而是女性人才遠程工作的時間。
這家女性技術人才市場網站,致力於幫助全球各地的企業尋找合適的高科技女性人才。求職者可以在網站上填寫個人簡歷,由網站派出專員進行視頻面試,隨後和有相關需求的企業進行對接,並協助公司和求職者處理跨國工資支付等財務問題。在成立不到一年的時間中,Powertofly的客戶名單中已經囊括了一系列知名的國際品牌,比如華盛頓郵報,Buzzfeed以及赫斯特國際集團等等。
“當智能設備的全球普及以及互聯網溝通成本越來越低的時候,職業女性可以在實現職業理想的同時兼顧家庭。我們的目標是改變職業女性的生態,讓她們充分利用現有的科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遠程工作。”Powertofly的另一位創始人凱瑟琳·紮列斯基(Katharine Zaleski)毫不諱言,自己的網站有清晰社會責任,但這依舊是一門生意,有著清晰的商業模式和市場願景。
而被這兩位人士的商業模式和社會理想所說服的天使投資人並非少數。在現有的投資者名單里,已經包括了一批知名投資機構和個人,比如社會化資訊網站Buzzfeed 創始人約拿·帕瑞蒂(Jonah Peretti), 前華盛頓郵報公司董事長唐納德·E·格雷厄姆(Don Graham),以及紐約本土創投公司Lerer Hippeau等等。目前,第一輪融資金額達到100萬美元。
遠程溝通代替茶水間談話 準媽媽吃準女性人才市場
而創業的起源來自於創始人之一凱瑟琳的一場孕事。
在美國CNN和赫芬頓郵報等美國媒體屆有近10年工作經驗,時任美國在線媒體NowThis News主編的凱瑟琳去年突然懷孕了。她向好友米萊娜訴苦,不知道如何兼顧家庭和每天15個小時以上的工作節奏。隨後,已經當了母親並且正在擔任一家公司首席技術官的米萊娜向凱瑟琳闡述了科技變革賦予的遠程工作的可能性。兩人都覺得這是許多職業女性都需要面對的問題,為這批職業女性服務有巨大的商機。於是,兩個媽媽決定創業,並選擇了兩人都相對熟悉的女性技術人才這個角度切入。
米萊娜解釋了兩人之所以選擇這一市場的三大主要原因。
首先,全球企業對多元化雇員的需求越來越大,但人才庫儲備同質化嚴重。當Facebook,亞馬遜,谷歌(微博)等科技巨頭意識到他們的消費群體並不只是白人男性,而是來自全球各地各種族人群,甚至女性占大多數之際,他們會驚訝的發現自己的在職員工中,女性員工占有比例不超過30%。更好了解消費者心理以及增強多元互動的要求,讓一批科技企業有意識地增加女性員工比例。但是女性技術人才的本地招聘人才庫同質化嚴重,讓科技企業往往難以找到合適符合多元化要求的女性員工。這為女性技術人才在線市場提供了空間。
其二,互聯網時代技術革命帶來產業巨變,加快人才流動。更多企業歡迎跨時區工作模式,而一批國際化企業的跨時區協作需求越來越高。特別是新聞媒體公司,可以通過招收不同時區的雇員,來完成真正24小時的全方面報道和運營。而當下,傳媒行業也是受互聯網革命沖擊最大的重災區,人才流動和更替更為頻繁,因而成為現階段Powertofly最主要的客戶之一。“所有媒體都知道,現在受主流受眾群歡迎的寫手,也許很快就被淘汰,或者需要增加新的技能,也迫使傳媒行業在不斷地尋找新鮮血液(new cool kids),我們可以幫他們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合適的人才”,出身媒體屆的凱瑟琳對記者坦言。
其三,溝通工具成本大幅降低帶來辦公文化革新。一方面是類似智能手機以及互聯網等溝通工具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是金融危機之後,小而美的公司節省辦公開支的需要。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接受讓部分或全部員工選擇在家辦公的形式,而推動了遠程辦公的接受度。
而當被問到,如果團隊不每天見面是否會疏遠之際, 凱瑟琳表示,其實並沒有。因為通過互聯網,團隊成員依舊可以進行網上“茶水間”談話,講些小八卦。而以前在辦公室的時候,反而所有人都會盯著自己的屏幕,“如果你不小心眼神飄到周圍的人,他會給你很明確地信號,他不想跟你說話。”
女性融資性騷擾頻發 全美女性創投人員僅占11%
那麽,在創業過程中,女性又會遭遇哪些不同於男性的困難呢?
“我們是幸運的,並沒有遇到過性騷擾的事情,但是時不時會聽到朋友說起。曾經有女性創業者去試圖接觸一些創投人士,結果對方就開始動手動腳”,凱瑟琳說到女性創業難的時候難掩憤慨。
不僅在科技企業中女性職業占比相對較少,而且根據Pitchbook的數據顯示,女性創業者人數在過去十年中雖然有所攀升,但絕對占比仍處於弱勢。2013年上半年由女性擔任創始人的初創企業占到所有初創企業的13%,而十年前的比例為4%。
“當性騷擾以及融資難的問題時有發生之後,也讓我們覺得除了應該有更多的女性創業者之外,還應該鼓勵更多的女性創投人士。如果錢總是握在少數男性手中,不平等總是會發生。”而根據全美創投資本協會統計數據顯示,當前創投界的女性職員占比僅為11%,遠低於男性89%的占比。
“也許通過介紹更多的女性技術人才進入科技巨頭會是個好的開始”。數據顯示,在美選擇創業的女性有一批來自於科技巨頭,包括亞馬遜,Facebook,谷歌等等。
米萊娜很自豪地表示,現在在Powertofly的平臺上投遞簡歷的求職女性已經橫跨6大洲,56個國家,236個城市,其中也包括來自中國的就職者。兩位創始人在采訪過程中向我展示著一位遼寧的候選人遞交的簡歷材料,“我們願意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獲得更多展示自己才華的機會。”
采訪結束之後,凱瑟琳匆匆離開,她說她要陪孩子去遊泳。而遊泳結束之後,她還需要繼續處理一些公司業務,但是不用再回到辦公室來。這是她以前從未想過的生活狀態,“謝謝科技,謝謝這個時代”。
大學校園里的女生正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全國婦聯曾經做過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高達67%。(魏泊靜/圖)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
2016年4月5日,南京大學大二女生趙夢在校園里遭遇驚魂一刻。
下午3點左右,她正走在去往仙二教學樓的路上。突然,一個騎車男子攔住她,說自己的腳扭了,問她能不能幫他扭回來。趙夢起先很警惕,但當對方說起熟悉的學校地名,加上周圍人來人往,防備的心松弛下來。
趙夢隨他走到四食堂旁邊,對方脫下鞋子。男子說,“不介意的話,用腳踩也可以。”趙夢彎起腰正考慮如何操作時,對方突然抓住她的小腿。趙夢驚得後退,男子解釋自己是“足控”,還提出要求,“能不能找個襪子給我綁一下。”趙夢沒有理睬,轉身時踩了男子一腳,趕緊跑到教學樓里。後來她在微信里跟小夥伴說,“還好是白天,心有余悸。”
隨後兩天,陸續有南大女生遭遇同樣的事情。南大女生的遭遇,恰好跟突然爆發的“和頤酒店女子遇襲事件”處於同一時間段。當女性安全再次成為一個社會熱點議題時,不為人知的是,大學校園里的女生也在遭遇種種安全威脅。《中國婦女報》曾報道,全國婦聯一項針對北京、南京等城市15所高校大學生的調查發現,經歷過不同形式性騷擾的女性比例達到57%。
“輕的有露陰癖,重的有性侵,甚至奸殺。學校的處理一般都是維穩,不讓受害者聲張,於是每個學校都有保研路(一般指高校偏僻幽靜的道路,女學生走在那條路上容易被騷擾。一旦發生惡性事件時,學校為了名聲都會答應給那些女孩子很大的好處比如保研,因此有人戲稱那條路是‘保研路’)的各類傳說。”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在開放的大學空間中,女大學生就像沒有圍欄的牧場里的羊,那些意圖實施性騷擾的人無疑便是“狼”。讓人吃驚的,高校里的“狼”早就來了。
接到幾起案例報告後,4月8日,南京大學保衛處公眾號發文提醒——“校園驚現揉腳變態!廣大同學註意!”南京大學保衛處說,“這件事不是個案,去年幾乎同時期就有發生過,極有可能是仙林地區流竄作案。”
事實上,女大學生遭遇的性騷擾不只發生在南京大學:“我在北京林業大學良鄉校區。前幾天,在博雅前的小路上,一個陌生男子差點把我拉進小樹林里。我大聲喊救命,嚇得大哭”;“我在中國礦業大學,我和一群女生吃完飯回校,有個大叔在校門口把我們叫住,還以為是問路的,結果露出下體。女生們嚇得跑掉了,那人騎著摩托車滿意地離去”;“我在暨南大學,看到有男生鬼鬼祟祟,反複進出某間女生宿舍的鐵門。我走過去,他立即逃走,他是要偷看女生洗澡”;“我在武漢大學,有一次走在‘保研路’上,看見暴露狂,太惡心了。我此生都不會再走保研路了。”
這些聲音來自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全國各大高校的女學生,她們共同的特點是都曾遭遇性騷擾,且有些人不止遭遇過一次。
南京大學大三學生李安然便三番五次遭受到騷擾。有一次,她走在校園,突然一陌生男子用手勾住她的肩問,“美女要不要一起走?”李安然立刻大喊,正好迎面有人來,那男子也跑開了。
究竟有多少女大學生遭遇過性騷擾?華南一所大學新聞系學生朱麗娜利用朋友圈,做了個小範圍調查。她收回有效問卷73份,在整理時她哭了。她沒想到,身邊有那麽多熟悉的人有過被騷擾的遭遇。其中,有一人用同一個IP地址,填了三次問卷,依次留下了三句不同的話——“救我”、“男老師真惡心”“生無可戀”。
2013年,女權主義者肖美麗從北京徒步到廣州,呼籲建立校園性侵害防範機制。在她看來,“高校的性騷擾很嚴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
華南師範大學的師生曾為改進校園空間安全而努力過。
2013年,華南師範大學新聞系有位女生在第一課室樓(簡稱“一課”)遭遇偷窺後,找學校各部門反映無果,於是她自己開始調查一課的設備問題。
近萬字的報告得出一個基本結論:一課的廁所燈近一半是壞的,走廊是完全黑暗的,廁所的門各種損壞,錄像監視系統形同虛設,保安人數太少。報告還顯示,自2011年1月至2013年10月,在第一課室大樓至少發生28起變態狂事件。
另一個涉及300個華師女生的調研結果顯示,10%的女生在一課遇到過性騷擾。令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講師韓益民意外的是,當被問及是否願意為了改變現狀公開說明自己遇到的性騷擾時,那30個女生竟然全都拒絕了。“在傳統文化里,她們的選擇是可以理解的。” 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讓他吃驚的是10%的比例,這意味著石牌校區一萬名女生里,有千人,即使再減半,也有五百多人受到過性騷擾。
韓益民後來在微博上發起了匿名調查,請那些遇到過性騷擾的華師女生給他發郵件,他一共收到了近30封反饋。
有了這些材料,韓益民給校長辦公室打電話,沒想到工作人員在聽完情況介紹後說,“這種事很常見啊。”韓益民說,“在這位老師看來,這種事對人身沒有實質性傷害,不必小題大做。”
想來想去,韓益民決定以行動促改變。他和幾位同學做了一些警示的標語——“裝燈防狼”“我可以長得很安全,但是我也需要安全”等,貼在一課廁所、電梯口等顯著位置。他們還在網上註冊了“@校長狼來了”(現已更名為“華師關註女性權益小組”)的微博,呼籲以實際行動來對抗已存在多年的性騷擾。
2014年寒假情況得到了改觀。校方開展一連串動作:走廊燈都亮了,廁所設備也修好了,一課樓下還設了一個保安亭。“學校相當積極,很不容易”。韓益民本以為事情就這樣解決了,直到一年後,有同學告訴他,一課的性騷擾問題並沒有得以減輕,他才意識到問題沒那麽簡單。
相比於依靠官方,韓益民更喜歡自主靈活的民間行動。下一步,他準備建立一個校園反性騷擾的微信公眾號,傳播信息,連接有心人。同時,試驗各種類型的警報器,舉辦線下活動,來幫助處於弱勢地位的學生。
“這一套解決方案,目的是要先增強大家對性騷擾的防範意識。”韓益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了充足的意識,各方行動才能到位,包括學生、家長和學校等。”
“發生在公共空間的性騷擾是明顯的和容易識別的。”女權主義者肖美麗認為,“另有一種性騷擾發生在權力關系下,更加隱蔽,危害也更嚴重。”
最為人熟知的案例是,2014年原廈門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春明誘奸女學生事件。不過,該案受害人代理律師李瑩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被揭開的僅是冰山一角。”
廣州某高校中文系教師劉良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一位女學生被導師騷擾的故事。這位女學生曾經對劉良傾訴:她的導師借口改論文,把這位女學生單獨叫到辦公室。在辦公室里,導師提出親昵的要求,女生不從,逃了出來。事後,導師嘲笑女生“小題大做”“沒見過世面”。女生後來將此事告訴了家長,家長找到了校領導,得到的答複是“別鬧大,對誰都不好”。女生也缺少證據,後來就不了了之。
在另一起劉良接觸到的案例中,一位普通的高校語文老師,沒有任何職務,僅僅利用課堂和學業評價的權力,強行約會多名女學生。在約會女學生時,會不斷表白或暗示,給學生一種“你是獨一無二”“我只欣賞你”的錯覺,故意混淆“控制”與“浪漫”的區別,趁機達到自己的目的。後來,這位語文老師因個人生活中的其他作風問題,而被學校解聘。
“這跟吳春明的手法有相似之處。”中山大學性別教育論壇負責人柯倩婷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這是一種隱性的控制。高校應對老師手中的權力有所監督和制衡。”
然而,目前對於高校里發生的性騷擾案例,尚無明確的定義和範圍界定。“性騷擾”一詞最早出現在美國,直到2001年,中國才出現首例性騷擾案件,但最終因證據不足而被駁回。2005年《婦女權益保障法》修訂時,“性騷擾”一詞才首次出現在中國的法律條文中。
雖然在2014年9月,教育部出臺規定,高校教師不得“對學生實施性騷擾或與學生發生不正當關系”。但在教育部原發言人、語文出版社社長王旭明看來,這個規定的最大問題是太籠統了,具體操作性差,“比如美國就明確提出,師生間不允許發生戀愛關系,這就很具體。我們提出來是師生間不允許發生不正當關系。什麽是‘不正當關系’?戀愛是正當還是不正當?”
“知道什麽可以做,什麽不能做,不僅對學生,同時對老師也是一種保護。”在柯倩婷看來,明確性騷擾的界限非常重要。同時她也覺得,在吳春明事件中,受害者敢於站出來,得益於社會各方的支持,“支持來自媒體、律師與輿論等,這會給受害者以勇氣。”
在李瑩律師看來,解決高校性騷擾問題,應建立性騷擾防範機制,包括調查、處理等環節和保密、防報複等原則。同時也要加強立法,明確性騷擾的定義和界限。“現在施害者的違法成本很低,賠償高的也就數萬元。因為性騷擾獲刑的屈指可數。”
社會上對性騷擾的受害者存在著一種偏見,認為“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你被侵犯,你肯定有問題”。李瑩覺得公眾對性騷擾的認知也急需培養,在她接手的一起案件中,受害人證據充分,但因擔心開庭之後案件有可能被公開,而最終選擇了庭外調解。受害人認為,“要是公婆、同事知道了,給自己帶來的傷害將比被騷擾本身要痛苦1000倍。”
對於受到性騷擾影響的學生,柯倩婷認為,負面影響將是一生的。“可能會導致她放棄學業、丟掉感情,以及對公共事務的熱心和關註。”
然而,發生在高校里的性騷擾事件,仍未停止。南方周末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浙江某高校一名大一女學生接到過該校歷史系主任一封郵件。該學生與這位老師僅一課之緣,但從郵件的內容看,老師的意圖已十分露骨:
“可愛的伊人:從第一次見到你,你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說,很喜歡你。找個時間到我辦公室來見我。正好我也挺想念你的。”
(應受訪者要求,趙夢、李安然、目分、劉良為化名)
星河創服今日發表官方聲明稱,公司COO李元戎已收到公安機關行政處罰,還對李元戎事後隱瞞真相的做法表示憤慨和譴責。目前李元戎已辭去星河創服COO職位。
1月3日晚間,微博用戶“2017一月三”稱,1月2日她在坐海航HU7702由深圳飛往北京的班機時,遭遇星河創服COO李元戎性騷擾。但由於機上乘客不願赴公安機關作證,女乘客當天在公安機關並未馬上獲得說法。1月5日,李元戎還在微博發表聲明稱,該事件影響到了自己的工作,已決定辭職。
不過據當事女乘客今日發布的微博,公安機關對李元戎最終做出了處罰,將對李元戎處以5天的行政拘留。
附星河創服官方聲明:
我公司剛剛獲悉警方對李元戎公安行政處罰的結果,我們深表震驚和痛心。對李某的違法行為以及事後對公眾隱瞞真相的做法表示憤慨和譴責,對張女士的遭遇我們深表同情和慰問。
感謝公安部門的秉公執法,還原事實真相。
對此事,我公司聲明如下:
1. 李元戎於2015年11月12日加入星河創服,已於2017年1月5日離職,不再擔任公司的任何職務;
2. 2017年1月3日,公司看到媒體相關報道後,極為重視,本著負責、客觀和理性的態度,多次向李某詢問事件緣由,並派人到機場派出所了解事件經過。之前的相關情況我們已通過聲明對外界進行了及時通報,後續公司也一直密切關註此事,期待公安機關早日查明事實真相;
3. 我們對李某的違法行為表示強烈譴責,並希望他能認識並改正自己的錯誤,接受相關部門的處理;
4. 我公司也將會從此事件中總結經驗教訓,在錄用員工前做多維度背景調查,把好用人關;
5. 為了更多女性不再受到身心傷害,我公司計劃捐贈一百萬元,聯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成立“婦女維權專項法律援助基金”,支持和幫助婦女在不幸遭遇騷擾時能勇於並方便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同時,我們也呼籲社會各界共同參與該項公益事業。
星河創服
2017年1月8日
周四晚開始逐漸傳播開來的中金黃首席的微信對話框,隨著四位受害者陸續站出來,事情已經逐漸超越渣男約炮的範疇(這點伎倆也就是渣男最低等級,讓實習的小妹妹們都能一眼看穿)。
事情的嚴重性在於黃首席試圖一次又一次的利用自己的工作優勢,進行潛規則。
這樣的行為,法律上的定義叫做性騷擾。這種行為也是被多國法律禁止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
第四十條禁止對婦女實施性騷擾。受害婦女有權向單位和有關機關投訴。
美國《民權法》
第七章明確規定性騷擾違法。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界定了兩種性騷擾:“性交易”和“敵視環境”。
所謂“性交易”類型的性騷擾是指:1)把不受歡迎的性接近、性要求和其他與性有關的言語或行動通過明示或暗喻的方式作為就業的條件;2)把服從或拒絕這類行為作為決定個人就業的根據時,這類行為則構成以性作交易的性騷擾。
另一個“敵視環境”類型的性騷擾是指:不受歡迎的性接近、性要求和其他與性有關的言語或行動,其目的或結果不適當地幹擾了他人工作,或造成恐嚇、敵視或令人生厭的工作環境時,這類行為成“敵視環境”類型的性騷擾。
從曹山石的微博上,大家看到第一個受害者站出來的時候,黃首席的雇主中金並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直至24小時內接連站出來三個受害者。
中金的口徑才從“不知道不可能”,變成對其雇員采取了強制停職的做法。
鑒於黃首席的事情剛剛進入處理階段,公平起見,我們可以先看一單去年發生在香港的訴訟。
2016年5月,中銀國際前客戶經理X,向法院起訴其上司——私人銀行部門行政總裁黃仲文,經常向申索人表示曾於公事上幫她,要求她報答他。X指多次拒絕黃的性要求後,2014年工作時遭對方留難,沒請老板吃飯、計劃書被打回,傭金被扣減;甚至還開會警告同事不要舉行性愛派對,暗示X為人淫蕩。
中銀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響應水果日報查詢時表示,黃仲文是被告公司的負責人,X對被告公司的指控並非屬實,過往沒有收到員工投訴遭受性騷擾,由於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因此不適宜公開更多細節,將保留進一步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但很快在當年7月,中銀國際今日發出內部通告,形容黃仲文「榮休」,7月29日後正式離職(7月的中銀打倒5月的中銀啊),通告未有提及退休原因內部“光榮退休”。而他的官司也會在2016年12月8日再提堂。
(之後並沒有再搜索到案件的審理結果,不排除雙方庭外和解。)
再看一個歐資行的例子。
犯事的是一位二級狗大佬,在訓斥手下小妹時候,夾雜了非常多的不雅詞。結果小妹對此進行了錄音,隨後抄送人力資源,然後再大的佬還不是即時被炒。唯一的人情是,公司將此事低調處理(還不是為了保全公司的名聲),並沒有成為報章的頭條。
這里敲黑板了!
非常明顯的看到,中銀國際或者中金的國內PR團隊,在處理性騷擾的報道時,表現非常被動。沒有第一時間滅火,沒有表達公司對性騷擾的堅決態度,把公司的名字和職場性騷擾這一罪名聯系在一起,你們覺得這樣合適麽?就算要cover ass,也請cover得漂亮一點,既然都要走國際化路線,遇到危機時候,處理的也請國際化一點吧。
最後再看一個美國華爾街大佬的例子。
紐約全球集團CEO,43歲的魏天冰(Benjamin Wey),因為性騷擾女下屬Hanna Bouveng被起訴,最終被曼哈頓聯邦地區法院陪審團判定魏天冰敗訴,賠償受害者1800萬美元。
而直到昨天,我國男性仍然認為,被握有大權的小組領導潛規則,是一件能夠改變人生命運、yeild高過二級市場的大好機會!簡直辣眼睛!
男人有權力,小姑娘就要心甘情願接受被潛規則的命運麽?你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也面對同樣的工作環境並屈服權利小小的任性麽?
你會想讓自己的孩子生活、成長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中麽?會想讓自己的孩子在今後碰到類似事情的時候也選擇隱忍?並覺得這是一件稀疏平常的事麽?
確實我承認,在你們的年代,上北大清華、進中金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時代在進步,女性的平等意識也在覺醒,同樣是北大清華的女畢業生多少都是中產家庭培養教育出來的,看得多教育的多,知道什麽是合理的女性意識。
至少,你對人家有眼緣去表達感情,也要建立在自己是單身的最大基礎上吧;而且人家年紀輕輕小姑涼,戀愛市場的選擇可比老臘肉多多了啊。
上面這段(也許是高級黑)話,反而暴露了老一代的中國精英男性的思維和法律意識都沒跟上時代發展。建議回家好好反思。
最可氣的是什麽呢?無數男性反而非常同情這位男主角,認為他運氣不好,認為實習生被睡反而是光榮。或者覺得現在這些實習的小姑涼們都可厲害了,說不定一開始都是被小姑涼撩的。
這里蝸牛妹告訴你們,騷擾人可以是女人或男人,可以是受害人的主管、雇主代理人、其他領域的主管、同事、或非雇員。你們要是被小姑涼撩,那就拒絕啊,你們是性騷擾的受害者啊;身體和意誌拒絕不了的話,那就說明你對被撩沒有不歡迎,勇敢的承認自己是個渣男我還敬你是條漢子。
法律解釋:1)如果職場性騷擾發生在你的身上,應該直接告訴騷擾著其行為不受歡迎,必須停止;2)利用現有雇主的舉報機制或投訴系統;3)海外受害人還可以與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聯系。
不過中國男人們的蜜汁觀點是,金融圈發生這事,男主一定有主角光環護體,而女主這一輩子就完了!
我真想問一句,首席們是不是不知道很多年前追個投行女是怎樣艱難的啊。男人約投行女,有送卡地亞真愛系列的,有包下整個會所請米其林大廚做晚餐的,有看房地產商樓盤時候說你喜歡哪套送哪套的,有說可以不讓你受委屈幫你擺平政府的。
沒想到這麽多年,貨幣超發這麽厲害,約個投行女,還真當自己1倍PB,說句這是名利場就行了?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最後,給女生的忠告是:幹金融一定會遇到很多有錢有勢的男人追求,但一定不要為了讓工作容易一點,賺多一點,去接受他們。一旦你做了,全市場都會知道你做了,以後你就被打上這個標簽,職業生涯就算完了。
所以我要為這幾位小姑涼鼓掌,她們敢於為自己碰到的不公平現象發聲。不僅保護了自己,也是給廣大男性敲響警鐘,不要自己把自己給坑了。
當然,相信廣大吃瓜群眾也學到一課:單位不給解決的重大違規違法事件,出門左拐找山石!
3樓提及
以前有神棍入教, 繼而風水師掘窿, 原來依家玩催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