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首例風光儲能電池招標再啟 技術路徑仍徘徊

http://www.21cbh.com/HTML/2011-4-26/2OMDAwMDIzNDg2OQ.html

清潔生產18年徘徊

http://magazine.caixin.cn/2011-11-11/100325222_all.html

　施行八年之後，中國《清潔生產促進法》終於啟動大修。

　　2011年10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該法修訂草案，首次將清潔生產上升為國家戰略：國家將建立清潔生產推行規劃；中央財政將首設清潔生產專項資金。

　　在全球範圍內，清潔生產被看做是污染防治的最佳模式。與污染髮生後進行末端治理不同，它倡導從源頭做起、預防為主、全過程控制，最終實現節能降耗、減污增效。

　　西方發達國家經曆數十年工業污染，在環境方面付出沉重代價之後，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走出「先污染後治理」的泥潭，其法寶便是清潔生產。

　　2003年1月1日，《清潔生產促進法》實施，中國由此成為全球首個頒佈該法案的國家。然而，2010年8月，中國實施清潔生產17個年頭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給出的評價卻是：還處於起步階段。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在書面報告中指出：中國實施清潔生產的企業比例明顯偏低，2003年至2009年，開展清潔生產審核的工業企業僅佔全國工業企業總量的0.15%。

　　清潔生產主管部門內部人士亦承認，中國各級政府和工業企業對清潔生產認識不足，多停留於口號和形式。此外，資金和技術的短缺也讓清潔生產舉步艱難。

　　業界一致的看法是，在中國經濟數十年騰飛的背後，環境污染已遍佈江河湖海，「先污染後治理」的西方老路已然走到頭。清潔生產，已是當下中國必須選擇的前進道路。

　　此次大修法案，是否會成為中國清潔生產的契機？

仍在起步階段

　　2011年7月，在環保部清潔生產中心從事研究工作的馬妍，到廣東省佛山市禪城區調研時看到了藍天白雲。這改變了她對佛山污染嚴重的印象。

　　「佛山陶瓷行業是中國清潔生產較好的範例之一。」馬妍對財新財新《新世紀》說。

　　廣東佛山素有「陶都」之譽，曾彙集350多家陶瓷工廠，同時也曾是大氣污染嚴重、酸雨頻發的「重災區」。出於被迫，這個行業啟動了清潔生產。

　　可以觀察到的效果是：一家曾多次偷排廢渣的陶瓷廠，通過研發瓷磚中混合廢渣的技術，達到目前在其六成產品中有效利用廢渣，最高摻入量可達到 60%；一家知名陶瓷企業研發出陶瓷薄板技術，陶瓷厚度不到普通陶瓷板的一半，綜合能耗下降59%，廢氣排放可以減少69%。不僅如此，其原材料節約了 75%，物流費也下降了一半。

　　然而，像佛山陶瓷業這樣的範例並不多。

　　2010年5月至7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先後赴黑龍江、湖南、山東和陝西等四省，開展《清潔生產促進法》的執法檢查。執法檢查組後來指 出，該法實施後，全國公佈的應當實施清潔生產審核的重點企業數量，從2004年的117家增加到2008年的2789家；開展清潔生產審核的重點企業數量 從77家增加到2027家。

　　儘管如此，開展清潔生產審核的工業企業僅佔全國工業企業總量的0.15%。

　　在強制性審核企業總量方面，中國有的省份累計公佈的強制性清潔生產審核企業數量，佔符合《重點企業清潔生產行業分類管理名錄》企業的比例不到十 分之一。此外，清潔生產審核提出的中高費方案實施率偏低。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工業企業清潔生產中高費項目的實施率僅為41.7%。

　　全國人大常委會隨後啟動修改該法。細覽草案修改條文內容，多數與上述檢查報告相關。

　　近日，全國人大環資委副主任委員汪紀戎在參加草案審議時指出，實施《清潔生產促進法》，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企業按照清潔生產標準自願去實現清潔生產，因此分為強制性審核和自願性審核兩種。但現實情況卻是，「要我做」的不多，「我要做」的就更少了。

　　汪紀戎以日前云南曲靖的鉻渣污染為例指出，如果採用清潔生產技術，用低鈣焙燒或者無鈣焙燒，就會減少鉻渣產生，但許多企業仍用高鈣焙燒工藝，1噸鉻鹽產生多達2.8噸的鉻渣。她認為，鉻渣污染事故的頻頻發生，與未從生產源頭處理有很大關係。

　　與上述尷尬結果形成反差的是，中國引入清潔生產理念以及立法推行清潔生產，並不比西方晚多少。

　　馬妍介紹說，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就從發達國家引入清潔生產理念，與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開展清潔生產合作。1993年10月，國家就出台了清潔生產的相關文件。2003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個《清潔生產促進法》在中國正式實施。

　　與中國清潔生產18年徘徊於起步階段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清潔生產已基本成為政府、企業及社會共識，已在各行各業生產中較廣泛實施。

　　那麼，中國的差距在哪裡？

認識、資金和技術

　　一篇由環保部清潔生產中心副主任於秀玲和馬妍共同署名的論文，認為對清潔生產的認識，是中國推行清潔生產面臨的最大障礙。

　　一位清潔生產業內人士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直到今天，相當數量的企業甚至是大企業高層，依然認為清潔生產審核只是走走過場，不重視也不投 入。有些企業認為全方位的清潔生產審核會暴露企業的問題，也不願意積極配合。個別企業認為審核主要是諮詢服務機構的事，不主動配合。

　　業內人士還直指中國各級政府部門推行清潔生產不力。環保部門、經濟部門、工業部門的各級領導，對清潔生產的重要性還沒有形成共識；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口頭上掛著清潔生產，事實上並沒有把清潔生產當成重要工作。

　　受此影響，清潔生產一直缺乏資金支持。馬妍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激勵機制是發達國家推動清潔生產的最主要的手段，而中國過去推行清潔生產更重視強制性審核。

　　在調研中，馬妍發現，在近幾年全國實施清潔生產方案資金總投入中，各級政府投資比例不足1%。清潔生產審核評估、驗收費，多由被審核企業承擔。

　　業內人士更稱，參與清潔生產審核是把環境問題暴露給社會，花費大、受益少，還可能影響企業發展。而不參與清潔生產審核基本上不受懲罰。

　　與中國內地清潔生產缺少資金支持形成對照的是，中國珠三角和香港的環境狀況在近年有所優化，部分得益於香港特區政府的清潔生產資金支持。

　　在10月末舉行的「2011中國轉型發展高層峰會」上，主抓清潔生產的國家工信部節能與綜合利用司司長周長益介紹說，2008年4月，香港特區 政府環境局會同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開展了為期五年的「清潔生產夥伴計劃」，計劃出資9306萬港元，幫助位於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開展清潔生產。 三年之後，效果明顯。

　　周長益稱，三年來，該計劃已撥款7000萬港元，資助近1600個項目。因得益於清潔生產的推廣，香港近年來污染指數明顯改善，二氧化硫和懸浮粒子分別減少40%和20%。

　　業界有觀點認為，清潔生產在中國推廣不利，還與技術支撐體系不完備有關。

　　環保部清潔生產中心尹潔等撰文稱，歐盟1996年推出「綜合污染預防與控制」（IPPC）指令後，為幫助各國實現指令要求，先後針對33個重污 染行業，研究制定出最佳可行技術參考文件（BREF），對行業內每種工藝路線均提出了一系列技術建議和分析，對每個技術環節提出了多種備選的最佳可行技 術，供企業根據自身情況選用。中國截至2010年6月，環保部也制定和頒佈了58個行業的清潔生產標準。但標準僅給出參考限值或要求，沒有給出具體技術途 徑。

　　事實上，中國近年也出台了不少技術方案。但不少業內人士認為，這些方案中有不少不切實際，不少代價過於高昂，不少技術早已過時。

中國新對策

　　10月24日提交給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清潔生產促進法修正案（草案）》（下稱草案），被視為進一步推動清潔生產的契機。

　　「說白了，（中國）其他節能減排手段已經用盡了，清潔生產大有可為。」一位清潔生產官員指出，「十一五」以來，從國家層面到各省市，普遍將污染 減排工作重點都放在末端治理上，大搞污水處理場建設，電廠煙氣脫硫建設。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也集中在對部分企業的關停並轉，而清潔生產並沒有融入節能減排 的主流。

　　此次提請審議的草案顯示，未來清潔生產將上升為國家戰略，明確由國家建立清潔生產推行規劃，並由法律保證國家規劃的剛性約束力。

　　同時，該草案首次規定「國家設立中央財政清潔生產資金」。據相關說明，此專項資金重點支持三類清潔生產項目，即列入強制性審核、實施清潔生產效果明顯、完成節能減排指標份額較大的項目。

　　草案還要求地方政府大力支持，規定縣級以上地方政府應統籌地方財政專項資金，重點支持清潔生產相關規劃確定的重點項目。

　　此外，草案相關條文擴大了強制審核範圍。在原兩類企業之外，另增三類企業進入強審名單。新增第一類為污染物排放達標，但與節能減排指標仍有差距的企業。第二類為位於國家節能減排重點地區和流域，能耗和排放超過同行業平均水平的企業。

　　有業內人士預計，新增的第三類企業涵蓋面最廣，「高耗能、高污染和資源性」企業，其數量在中國非常巨大。可以預計，未來法律執行後，中國或有數萬企業新進入強制審核名單。

　　此次草案還修改了法律責任部分。過去法律對不實施強制審核或雖審核卻拒不改正的企業，僅是要求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只處10萬元以下罰款。此次修法，對拒不改正的企業提高了罰款額。不過提高並不多，為「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這被業界認為懲戒不足。

　　環保部清潔生產中心白豔英、馬妍等研究者認為，法律修改後，相關的實施辦法和細則也需要進一步完善，但能否達到預期的效果，取決於政府的重視程度和分工協調。

　　另一位長期從事清潔生產政策研究的人士則指出，以國情來說，對法案能做的，只是紙面上的修改，能否真正執行，還有待於觀察。

 

360股價因何徘徊不前？ 尹生

來源: http://xueqiu.com/8138652508/31078457

$奇虎360(QIHU)$ 摘要：曾經的中概股明星360，過去一年股價徘徊不前，可能的原因是：目前的股價已經包含了較高的增長預期，移動端安全的地位可能面臨挑戰，搜索引擎商業化進展比預期的慢，遊戲業務比例的上升，可能導致估值指標的改變。

今年3月份，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互聯網公司的股價曾經經歷了一波劇烈的回調，但很快其中較為優秀的公司都迅速反彈甚至創出新高，但過去兩年的明星股奇虎360卻不在這些股票之列。

2012年～2013年，該公司的股價上漲超過400%，憑借這一表現，該公司一度成為中國僅次於騰訊和百度的市值第三大上市互聯網公司——尹生（微信公號jia-zhi-xian）在去年9月份的福布斯中文網專欄文章《奇虎360憑什麽值100億美元》中對此有分析。

但過去一年里，該公司的股價始終在100～150億美元的區間徘徊，而在3月份的這次調整中，該公司的股價一度下跌接近40%，盡管最近有所反彈，但相對於3月份的高點仍然有近20%的距離。

而自3月以來，百度、京東、唯品會、獵豹移動這些公司的股價都上漲了50%甚至更多，網易也漲了30%，其中新近上市的京東市值已經是三個360，唯品會和網易市值也已超過100億美元，和360相當，後來者獵豹移動的市值也已經接近40億美元，而該公司是360直接的競爭對手。

那麽，是什麽原因導致360的股價徘徊不前？是它的財報不夠漂亮嗎？

今天奇虎360發布了它的2014年第二季度財報，報告顯示營收增長110%至3.179億美元，凈利潤增長18%至3910萬美元。按靜止的標準看，這仍然屬於一份不錯的財報，不過任何財報只有在比較中才有價值。

如果拿過去四個季度看，這個季度的營收增長速度是最低的：過去四個季度奇虎360的營收增長分別為124%，115%，141%和110%，四個季度整體增長120%。過去三個完整的財政年度，奇虎360的增速分別為191%，96%和104%。營收增速似乎在經過2012年的短暫調整後，有重新加速的趨勢。

但增長似乎是以犧牲短期利潤為代價的：過去三年奇虎360的利潤增長速度分別為83%，200%和30%，而過去的這個季度則下降到了18%。不過，按照尹生一貫的觀點，對類似這樣處於市場和自身轉型期的公司而言，凈利潤是一個非常容易導致偏差的指標。

相反，尹生在多家公司的估值中都使用了一種新的方法：一家互聯網公司的價值取決於其在未來行業中的定位能力。正是按照這種方法，我過去幾年來一直是京東的堅定看多者，並且在上市前就認為京東的估值將超過300億美元，而在今年三、四月份，當業界仍然對百度普遍看空的時候，我成為百度股價的堅定看多者。（這方面的內容請閱讀我的福布斯中文網專欄或百度百家專欄）

那麽，將這種方法用在奇虎360身上，能否解釋其最近一年股價的徘徊？總體來看，奇虎360未來面臨如下不確定因素，這些因素對其未來的行業地位息息相關：

一是奇虎360在其根據地業務安全領域的地位可能面臨挑戰。360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在PC安全領域實施的以免費換取用戶的策略有直接關系，正是以此為基地，它發展了瀏覽器等一系列客戶端軟件，從而與主要的巨頭實現差異化競爭。關於這一點請參閱尹生的福布斯中文網專欄文章《奇虎360為什麽屢剿不滅》。

然而，移動市場的遊戲規則正在發生變化：首先，那些在PC安全上吃過虧的巨頭，比如騰訊和百度，明顯加大了在移動安全上的投入，而當時奇虎360正是利用了它們的忽視。

其次，在PC時代，安全軟件是為數不多的在用戶的屏幕上以獨立客戶端方式存在的軟件之一（騰訊的QQ是另一個主要的類似軟件），一旦安裝，就會在後臺自動運行，加上PC上安全事件頻發，就使其獲得了高留存率和使用率，即便那些掌握著渠道的互聯網公司推出自己的產品，一般的用戶也很難有動力去卸載360並重新安裝一個。

但在移動端則不然，用戶的使用習慣正是基於APP的下載與安裝培養起來的，這讓它們在卸載一個軟件並安裝另一個軟件時變得熟練很多，這給了那些覬覦這個市場的巨頭以機會。

第三，移動端的安全需求相對於PC端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在很多用戶看來，讓手機運轉更快的垃圾清理或加速功能，又或者幫助刪除隱私數據的功能，可能就比PC時代的殺毒更為迫切重要，而在這方面獵豹移動、騰訊和百度，都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未來的移動端安全之爭中。

獵豹移動是今年剛剛上市的一家公司，它曾是PC安全時代的主要公司之一，但被奇虎360用免費的模式反超。但現在它憑借一款裝機量超過兩億、月活躍用戶過億的手機清理軟件，可能對360的安全地位形成挑戰，就像當初它被360挑戰一樣。

盡管360在其財報中披露，其移動安全產品的智能手機用戶總數已經達到6.41億，幾乎比去年的3.38億翻了一倍，在用戶關於移動安全是什麽有一個相對明確的看法之前，市場的變數就始終存在。

唯一我能看到的積極因素，可能是奇虎360正在尋求的向行業安全市場的擴展。我從一些市場人士處獲知，360正在努力利用中國政府對安全的關註，將自己的安全業務延伸到政府和行業市場。幾個月前，360挖到了中國國家質檢總局新聞發言人陳熙同，委任其為360副總裁，主管市場和公關工作，這與前面提到的小道消息吻合。

不過，在這個市場，360可能需要面臨另外一批擁有深厚背景的公司的競爭，而且那是一個360沒有做過的市場。

而在360寄予厚望、也是曾經被資本市場賦予較高預期的搜索引擎領域，奇虎360似乎仍然沒有找到將已經獲得的搜索請求份額轉化為收入份額的方法，反而可能面臨更多壓力。

盡管360自己曾引用一家小型調研公司的數據證明其在去年底的搜索份額已經超過20%，但這一數字也充滿爭議，幾個月前網上曾傳另外一家調研公司的研究員公開質疑，稱360的搜索份額實際上只有14%多一點——不過很快這家調研公司就公開表示，並沒有這回事。

但關於360的搜索收入份額，艾瑞有一份公開的數據：今年第一季度，360在中國搜索引擎市場的收入份額僅為2.5%，而同期百度為81.7%，谷歌12%，搜狗3.7%。一年前奇虎360開始搜索引擎商業化的當季，百度、谷歌、搜狗和360的份額分別為80.6%，14.4%，3.1%，0.3%。這期間最大的變化是搜搜與搜狗合並，2013年第一季度時搜搜占1.6%。

之前市場曾經預期奇虎360能從百度搶奪部分份額，但現在看來百度的收入份額在這期間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360可能更多的是受益於搜搜的調整和谷歌出讓的部分份額。但最近一年多，有關谷歌可能重返中國的傳言一直未斷，而去年初360曾公開過與谷歌的合作（不過未知後來的情況）。

而得到了騰訊的入股和支持後，搜狗也可能成為奇虎360的一個重要對手，特別是最近搜狗和騰訊微信聯手推出了微信搜索，這成為其一項差異化的功能。

考慮到這些因素，最終360搜索可能面臨的情況是：一個追隨者面臨數個“追隨者的追隨者”的追趕，從而使它的搜索商業化面臨價格戰和市場份額的雙重擠壓，這最終會影響360在搜索上的投入信心，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這個行業的領導者百度卻在持續加大在PC端和移動端搜索的投資。

可能對當前股價形成制約的第三個因素，是360收入結構的變化：它正在從一家在線廣告公司迅速變成遊戲公司。

在過去的第二季度，360來自增值服務（主要是遊戲）的收入，已經占到全部收入的46%，過去四個季度為42%，往前順推的一年這個數字為37%，2011年這個數字才26%。這表明遊戲已經成為360營收最重要的增長引擎：過去四個季度，其來自在線廣告的收入僅增長了103%，而來自遊戲等的收入則增長了150%。

雖然憑借渠道優勢，360在遊戲領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但隨著基數的增加，它面臨的來自整體市場的壓力也會增加，在傳統的客戶端和網頁遊戲領域，騰訊和網易一直是強大的主導性對手，而且這兩個市場都遭受著市場增長放緩的壓力，尤其是網頁遊戲，過去一年一些主要靠網頁遊戲的公司的業績都出現停滯甚至倒退。

未來遊戲業主要的增長動力會轉向移動，而在這個領域，也是巨頭林立。更重要的是，如果前面提到的第一點即360的安全大本營遭遇挑戰，也會影響其移動遊戲營收能力。

按照目前的速度，可能再過一兩個季度，360的遊戲等增值收入就將占到全部收入的50%以上，那時資本市場會面臨一個選擇：是繼續將其視為一家和騰訊、百度這樣擁有高粘度用戶的互聯網公司，還是作為一家像網易這樣的遊戲公司對待？

選擇不同，將面臨不同的估值水平，而這種選擇如果與對360在未來的安全、搜索引擎等市場的行業地位的擔憂伴隨，就可能使投資人放棄過去面向未來的估值，而轉向更加強調盈利能力的指標，比如更關心市盈率指標。

網易目前的股價相對於2013財年的凈利潤和增長率指標的PEG為0.7，而360為1.136，如果投資人轉向網易的指標，則360目前的估值可能不到80億美元，也許正是這個數字拖累了360更上一個新臺階的步伐。

第四種拖累股價的可能，是盡管其業績增長仍然較高，但按照目前公允的估值水平，其股價已經暗含了這一高增長水平。

目前對360而言，最接近的兩個估值參照是騰訊和百度。假定未來幾年騰訊、百度和360的營收複合增長分別為40%，50%和70%，按照過去四個季度的營收和目前的股價計算，騰訊和百度的PSG分別為0.343，0.234，考慮到360作為追隨者的盈利能力的差別，給予360公司70%的折扣，對應的360的估值應為166億美元和114億美元，中間位置大約為140億美元，而目前的市值為128億美元。

我在去年9月的《360憑什麽值100億美元》中，曾經按照分業務法給奇虎360估值102～117億美元。不過，任何關於其未來預期的改變，比如增長速度、行業地位等，也都可能迅速影響對其的估值，因此我會對其變化隨時保持關註，並及時更新評估。

若想閱讀更多互聯網價值評估方面的文章，請訂閱尹生的微信公號價值線（jia-zhi-xian），或前往尹生的福布斯中文網專欄和百度百家專欄。若需轉載，請署名並註明出自價值線。但申明：尹生的所有文章僅做一般性探討，不作為投資決策之依據，股市有風險，請慎重決策。

中國11月匯豐制造業PMI終值50 徘徊在萎縮邊緣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389

中國11月匯豐制造業PMI終值50，為半年低點，預期50，初值50。APEC會議期間停限產的負面影響對實體經濟帶來了下行壓力。

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表示，

11月終值錄得50.0，為六個月以來最低點。內需擴張緩慢，出口訂單增速滑落至近五個月低點。通縮壓力顯著，勞動力市場繼續走弱。本次數據顯示制造業擴張乏力，經濟活動疲軟。央行日前降息有助於未來數月房地產市場和制造業投資企穩。我們仍期待貨幣財政政策進一步寬松以對沖經濟下行壓力。

美銀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

11月APEC期間，中國政府停工了許多北方地區的工業和建築業活動。我們預計本月數據將會反彈，因這些工廠、工地複工預計中國政府推出的寬松措施。

北京和周邊五個省市在11月APEC會議期間對生產和建築業活動設置了限制，以減少APEC期間的排放。

今天稍早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1月官方制造業PMI 50.3，創8個月最低，預期50.5，上月50.8。

中國國家統計局表示，2014年11月，中國制造業PMI繼續高於臨界點，表明我國制造業總體上仍保持擴張態勢。

匯豐中國制造業PMI初值顯示，11月中國制造業停止擴張，經濟呈現下行壓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政府可能推出更多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應對經濟放緩。數據顯示，中國11月匯豐制造業PMI初值由前值50.4回落至50，創半年新低。其中，產出分項指數由上月的50.7大幅回落至49.5，重回收縮領域，創下7個月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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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威特石油公司：油價將在65美元徘徊半年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750

科威特石油公司CEO表示，油價將保持在每桶65美元至少半年，直到OPEC減產或者全球經濟增長複蘇。

美國原油產量創下30年新高，而全球需求增速放緩，使得油價跌入熊市。

11月27日，OPEC決定維持原油產量目標不變，促使歐洲基準的布倫特原油價格跌破每桶70美元，為2010年5月以來首次。

科威特石油公司首席執行官Nizar Al-Adsani向彭博新聞社表示，

我認為油價將保持在當前65美元的水平6-7個月，直到OPEC改變其生產政策，或者世界經濟複蘇更為明朗，或者出現地緣政治危機。

相較6月峰值，原油價格已經下滑約40%。 OPEC上月決定不減產。OPEC指出，美國頁巖油正在搶占市場份額。

獨立原油分析師Kamil al-Harami表示，

現在來決定油價未來的走向還為時過早。第二季度至關重要，因為此時煉油廠將進行季節性維護，這給油價帶來了更大的下行壓力。

11月，OPEC石油日產量為3056萬桶，連續6個月超過3000萬桶的目標。根據美國能源情報署的數據，美國石油生產加速至每日908萬桶，創下有記錄以來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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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世紀難民危機：德國在歡迎文化與暴力排外之間徘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9/4681367.html

應對世紀難民危機：德國在歡迎文化與暴力排外之間徘徊

一財網 伍慧萍 2015-09-06 19:10:00

目前德國政府將難民政策列為國家任務，采取多重措施應對危機，消除極右翼暴力事件的負面影響，德國社會也積極向身陷困境的難民提供人道救援。

俄羅斯將在“經濟底部”徘徊多久？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178.html

在俄羅斯政府高官看來，當前的俄羅斯經濟正處於下行周期的底部。不過，“底部狀態”會持續多長時間，仍然需要結構性改革的努力。

5月23日，俄羅斯總統經濟委員會會議即將舉行，會議將會聽取前財政部長阿列克謝·庫德林、以及經濟發展部長阿列克謝·烏柳卡耶夫的報告。

根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的觀點：“即便是在石油價格高企——也就是高於50美元/桶的情況下，回到過去5-7%的年增長速度也是不可能的。”這一判斷與世界經濟深度結構性調整並進入“新常態”有關——2016年4月，烏拉爾原油均價保持在39.63美元/桶，而經濟發展部對未來三年的預測是40美元/桶。

不過，在俄羅斯經濟發展部看來，顯著性的經濟衰退已經終結。“目前，俄羅斯經濟處於停滯狀態，顯著的衰退過程已經結束，經濟周期處於接近底部的位置。在某些方面已經可以看到複蘇跡象，而且可以在中期持續下去。”

用投資提高潛在增長率

根據俄羅斯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一季度俄羅斯GDP同比下降1.2%。2015年GDP跌幅為3.7%。根據官方預測，2016年經濟跌幅將收縮至0.2%，2017年就將重新開始經濟增長。俄羅斯經濟發展部認為，當前俄羅斯潛在增長率為每年2%，但在有效利用勞動力資源並刺激投資的情況下，增長率有可能提高至4%。

“潛在增長率目前處於2%的水平，在最近幾年我們就可以回歸到這個軌道。不過，俄羅斯無法容忍這樣的增長速度，因為這將會降低我們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降低經濟競爭力、同時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但經濟發展部也認為，通過對勞動力資源、投資積累和生產率的提高，實現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投資是尤為重要的一環。經濟發展部認為，未來數年俄羅斯的投資增速需要維持在每年7%-8%的水平。

經濟發展部認為，為了實現這個目標需要積極的投資政策，主要建立在“三大支柱”上：設立和支持投資資源、設立條件將儲蓄轉化為投資，通過國家支持的機制刺激投資積極性。而在俄羅斯前財政部長、俄羅斯總統經濟委員會副主席阿列克謝·庫德林看來，俄羅斯企業應該更加積極地將自有資金投資於經濟中。

“今天在企業的賬戶上有很多自由的資源。也就是說自由資金是存在的，甚至要比銀行的貸款還要便宜，因為這是企業的自有資金。但這些錢沒有用來投資。”

副總理鼓勵買房

除了投資，居民消費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政府的鼓勵。近日，俄羅斯第一副總理伊戈爾·舒瓦洛夫明確鼓勵了俄羅斯居民們購買住房。

“如果居民希望解決自己的住房問題，那麽現在是一個很好的時機。經濟型房屋的價格已經不會再上漲。市場上有著良好的條件，銀行也在提供抵押貸款。”

舒瓦洛夫也指出，消費的動態意味著俄羅斯經濟有能力適應複雜的條件，也擁有增長的潛力。“我們將會度過複雜的時光。我們會看到，經濟已經適應了最複雜的條件，將會實現我們的雄心——穩定和持續的高速增長。”

舒瓦洛夫表示，目前已經可以看到俄羅斯經濟的第一批增長信號。“我們觀察著人群的積蓄，觀察居民們如何在食品和工業商品上消費。如果我們去看失業率，那麽現在這個數字是5.5%，處於相當低的水平。”

庫德林：俄羅斯需要有決斷力的結構性改革

不過，在庫德林看來：如果俄羅斯政府無法進行有決斷力的結構性改革，那麽俄羅斯經濟仍然將在“底部”徘徊更長的時間。

庫德林強調，在當前的俄羅斯經濟中缺乏國家層面有決斷性的措施。“我認為，我們今天的經濟缺乏某種決心。我們一直在拖延重要的改革。這也是經濟增長一直被拖延的原因。”“當前，我們國家最重要的願景就是經濟增長。但實現經濟的增長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不是連續不斷地吹泡沫，這會導致一些複蘇，然後又再次崩潰。”在庫德林看來，今天俄羅斯經濟中的許多舉措，實質上就是在用國家的資金刺激短期的增長，但沒有考慮長遠的增長。

基層亂象全國調研 三年食藥改革，為何徘徊岔路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8333

北京，海澱食藥局甘家所執法人員對銷售的元宵進行檢查，在一些基層食藥部門，這樣的執法由於人員緊張已頗難見。（東方IC/圖）

食藥改革進入第三年，有些地方卻弱化了食品安全監管職能。面對多地“三合一”的改革模式，食藥官員抱怨：“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但地方政府卻自訴苦衷。改革本為樹立食藥管理的“統一權威”，但現在，何為“統一權威”卻各執一詞。

食藥體制改革歷時三年多，國務院食安辦主任、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最近卻頻頻提起改革“初心”。

“不忘初心，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牢記政治責任，寓監管於服務之中，努力為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把好關。”2016年7月6日，國家食藥總局官網刊出畢井泉的最新講話，內容引發外部關註。

6月27日、28日，和7月4日、5日，畢井泉兩次帶隊赴河北調研，這正是他調研後的感慨。

早前的6月21日，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畢井泉已罕見地對當下一些地方實行的“三合一”改革公開表達了不同意見，“改革並不是把幾個部門的人‘歸大堆’。”

基層食藥監管體制正重新進入大規模的調研。7月初，國務院食品安全辦會同中央編辦等9個部門組成的調研組，已分赴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就基層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和機構設立情況開展專題調研。

這場本屆機構改革最大，也是最高層面的調研，或與此前全國人大的食品安全執法檢查有關。

201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帶隊分赴10個省（市）。他同時委托其他21個省份人大常委會，檢查本行政區域內食品安全法實施情況。

結果令人遺憾——“有些地方弱化了食品安全監管職能。”6月30日，張德江指出。2015年以來，部分市縣將新組建的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與工商、質監、物價等部門合並為“多合一”的市場監管局，出現了上級多頭部署，下級疲於應付，存在不協調等情況。同時，監管機構名稱標識不統一、執法依據不統一、執法程序不統一、法律文書不統一等問題，影響了法律實施的效果。

張德江共提出了九項問題，除了食品行業問題，直指基層監管執法能力薄弱、部門之間配合有待統籌協調等機制問題。

對此，7月2日，畢井泉在回複全國人大常委會咨詢時承認，正在推進的食藥改革，地方落實起來確實有一定難度。由於缺乏機構編制，很多地方就考慮“三合一”“四合一”。導致現在食藥監管能力與實際需要還有差距。

“三合一雖然壯大了隊伍，但削弱了食品藥品專業監管力量。”畢井泉在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說，“在食品藥品安全問題高發頻發階段，不具備將食品藥品監管和市場監管進行跨部門綜合執法的條件”。

他承諾，食安辦的9個調研組預計7月上旬可以完成工作，他們將在調研基礎上，由食安辦會同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按照要求上報。

“機構要統一，力量要加強。”在此前的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他如是強調。

“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

中國食藥監管體制已歷經4次重大調整。本輪機構改革，初衷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其中國務院18號文明確，“國家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對食品藥品實行統一監督管理。”同時要求地方，“在整合原食品藥品監管、工商、質監部門現有食品藥品監管力量基礎上，建立食品藥品監管執法機構。

但改革多年，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從1998年，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我們捫心自問，是越改越好，還是越改越亂？”一位國家食藥局的司領導對南方周末記者直言，“基層就在這分分合合中過去了五分之一個世紀，再這樣下去，食品藥品的科學監管體系蕩然無存。”

河北衡水食藥監局一位副局長認為，根源在於“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改革希望增加食藥監管能力，但現在監管人數都成了問題。

事實上，2013年底開始的國家食藥改革，在地方執行上早已出現明顯分歧：一些地方參照國務院，整合原食品安全辦、食藥部門、工商部門、質監部門的食品安全監管和藥品管理職能，組建獨立的食藥監督管理機構，實行集中統一監管；另一些則設置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整體合並工商、質監、食藥等部門，組建“三合一”或“四合一”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委），簡稱“市場局”。兩種模式也可簡單稱為，“單列式”和“綜合式”。

隨著改革推進，分歧愈發明顯。畢井泉講話透露，2014年底，全國尚有95%的地（市）、80%的縣（市）獨立設置了食藥局。但一年之後，2015年底，獨立設置食藥監管部門的地（市）減少到82%、縣（市）減少到42%，並還在不斷遞減。

“2014年是一個分水嶺。”江蘇省食品安全基地首席專家吳林海教授一直關註體制改革。他註意到，本已按國務院要求單設食藥機構的地方，轉而選擇市場局的模式。

轉設市場局，或是迫於食品安全的問責及機構改革的雙重壓力。當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而如果能利用多合一，便一次性可以減少多個部門數量。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食藥改革文件寫的是地方“原則上參照”中央模式，而不是“必須統一”。“如果是寫明必須統一，同時配套下發地方機構設置具體意見，那改革早就完成了。”不願意具名的學者批評說。

本輪改革最高級別的市場局當屬省級城市天津，該模式最大特點是實現從市級到區縣、鄉鎮街道垂直統一市場監管。天津新成立市場局的模式，被認為改變了過去多頭管理、資源分散配置、監管力量難以集中的問題。

“後來很多地方都改了。”前述學者說，天津市場局模式被高層肯定後，有的已獨立的食藥局也“翻了燒餅”。

地方上，改革為市場局的綜合執法部門有食藥、工商、質監，甚至物價、安監等多塊業務。各塊之間存在著權、責、利的比較差別，幾個上級部門的競爭下，“食品安全作為首要責任”再難保證。

更糟的是，吳林海的團隊調研發現，一些省份，如江西，省市縣區各級的食藥監管部門都沒有統一。2015年時，僅從地市級層面，就出現“三合一”“二合一”以及食藥單列三種模式並存的現象。這令去調研的學者驚嘆，“如此上下不對應，政令不暢，多模式並行在一個省份出現的情況全國都很少見”。

地方改革成果待考，中央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卻不斷加強。

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國就曾把食品安全納入國家公共安全體系。2015年國慶節，“史上最嚴食品安全法”出臺，不僅強調了企業的主體責任，也讓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認識到，法律法規劍指地方政府和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不作為、失職瀆職行為。

“它充分體現了治食品重在‘治官’、‘治官’貴在從嚴的原則，對加強食品安全綜合治理具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吳林海說。

改革並非機構稱謂的變化，在一些地方，卻導致了權力職責的模糊與松懈。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基層地方監管部門對目前改革現狀大多表示失望。

2014年，小崔畢業進入食藥監管的最基層單位——鄉鎮食藥監管所，他所面對的是一群素質參差不齊的同事，執法方式五花八門。

他的上級，縣級執法部門也比他們好不了多少。這個只有六人負責食藥監管工作的縣食藥監局，唯一能做的便是疲於奔命的門面工程，拼命抓案件、抓任務量。

但這卻更加速了監管人員的逃離。上海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王廣平在基層調研中發現，近一年多來，原食藥監系統內監管人員離職或調動現象嚴重。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系統已經“散了”。

“即便是三合一也可以，關鍵在於下面合，上面不合，上級各自為戰，工作都壓到地方，有三個婆婆的媳婦能當好嗎？”河北衡水市食藥局的那位副局長說。因為這種矛盾，很多地方局至今內部機構還沒有理順，科室扯皮，工作停滯，風險隱患很多。

被稀釋的專業人員

過於頻繁卻又行動遲緩的改革，正導致人心浮動，致使大量工作被擱置甚至陷入混亂。

吳林海在山東調研發現，煙臺市實行“三合一”改革試點後，原已計劃配備的制服、執法車輛、部分執法裝備與辦公經費等全部暫停；原有執法文書與執法規範無法使用，亟須重新規範；部分人員因此存在抵觸情緒。

再比如，2015年3月開始組建的壽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核定編制50人，局領導班子核定為一正三副，調研組到訪的2015年5月28日，該局仍分散在原有場所辦公，局級領導班子成員有18人，占到編制數的36%，而且科室仍未整合，事權仍未劃分，核發食品經營許可證等仍然使用壽光市工商局的公章。這些由於改革過渡期太長而造成的“陣痛”，正不斷制造難題。

“食藥監工作存在漏洞”。2016年3月，山東疫苗案爆發，國家食藥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李國慶在三部委聯合發布會上就坦承。他解釋，目前國內具有藥品檢查資質的人員不足500人，但藥品生產企業有5000余家，40萬家藥品零售企業，監管有盲區。

因為人數眾多，“三合一”後，工商部門是合並後的主力。一位一年前剛組建的某地級市市場監管局人士說，他工作過的原某區工商局有工作人員260多人，原區質監局不到40人，原食藥局有11人。這種物理融合的結果，只能是“專業人員在改革後被無限稀釋”。

一位藥學專業畢業的市級食藥監稽查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從事藥品監管十一年，經歷過的科室有藥品生產、流通、稽查。在市縣區三級都成立市場局後，現在藥品流通科的科長來自工商，而藥品稽查科二十個人員中，有17個工商的人，且平均年齡超過五十，對簡單的群眾舉報都無法核實，再到區級市場監管局便已經完全沒有食藥的專業人員了。

改革後，無論哪種模式都面臨食藥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以單列模式的北京為例，改革前的北京工商局有六千人，但只劃撥了一千多人給新食藥局，質監、衛生部門劃轉的人員同樣有限。

國家行政學院的副教授胡穎廉調研了兩個地級市，過去市衛生監督所均有70多人從事餐飲安全監管，改革後分別劃轉給市食藥監局9人和6人。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0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2萬，兩者比例懸殊。

在胡穎廉看來，食品藥品監管職能的歸並，使得原來以藥品監管為主的基層藥監機構工作量呈現幾何級數增加：“縣級以下的鄉鎮、街道過去並未設置藥監分支機構，如果沿襲原有的體制，將會導致監管任務與監管力量的嚴重不匹配。若增設機構、增加編制與員額，又會碰到地方制約，目前多數省份提出，編制總數不能增加。基層藥監改革受阻，其癥結在此。”

“我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七到八倍，工資待遇沒有改變，人員配置沒有增加，讓人怎麽去工作？”江西新余市市場監管局的一名食藥監管人員在論壇上發帖，得到了很多體制內人士附和。

北京市食藥局曾組織過一次全國基層所所長的大培訓，培訓老師問：你們有多少所里只有一個人的？臺下舉手的一大片。

接著，老師又問，有多少所一個人也沒有的？臺下又稀稀拉拉的舉手一堆。

老師不解，沒有人你們怎麽來了？舉手的人紛紛解釋，自己只是兼職食藥所長，平時還在原單位辦公。

“一個所有幾千家監管對象，這種局面下，怎麽可能做好食品安全監管？”該培訓老師無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統一權威”， 各執一詞

事實上，食藥改革進程中，監管機構的撤並一直是改革的主要聲音。調整、厘清各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減少交叉和監管盲區，也一直是食品安全監管改革的主旋律。

食品安全由哪一個部門監管，如何組建一個綜合協調部門，正亟待進一步的明確。

“統一權威”早已經各種紅頭文件反複強調。各地都強調自己支持“統一”，卻對何為“統一”的管理體制，存在兩種理解。

劉鵬總結，一種就是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必須建立起一套一模一樣的統一監管模式，即縱向統一；而另一種就是每級政府都應當在原來機構分立的體制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食藥監管體制，即橫向統一。

“現在支持單列模式的明顯支持縱向統一，而支持綜合模式則認為橫向統一更符合現實。”在他看來，中國地方食藥產業發展差異大，也不夠均衡，客觀上更靈活多樣的監管模式具有一定空間，監管體制未必一定要采用大一統模式。

更何況，新一輪的重大改革看來也並不現實。多位學者對此表示悲觀，“按下葫蘆浮起瓢，現在再把合並的分開，工作難度比現在會更大，而且幾年前的困難都會重現。例如監管機構之間的權限劃分、資源分配、責任區分等等。”

當各地仍在為改革模式爭論不休時，學者們正不斷呼籲改革要回歸初心，回歸本質。“希望通過機構改革來推進深層次的改革，但機構改革本身承載不了這麽多使命。”劉鵬感嘆。

“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對於食藥安全的重視程度與投入力度，如何清晰明確地界定強化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如何提高監管部門的執法質量與效率。”劉鵬說。

“實現權威”，關鍵要在更為重要的法律法規、監管標準、檢驗檢測、監管問責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統一，加強對地方政府和涉事企業的問責處罰力度，強化監管的專業性基礎。

改革已刻不容緩。但方向卻依然難以捉摸。

2016年7月6日，《人民日報》刊發題為《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評論：當下許多改革已不是帕累托改進，而是動真格的壯士斷腕，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比如，有的省市提出工商、質檢、食藥監“三合一”的改革方案，但相關部門希望保留基層的“腿”和陣地；……一些改革遭遇“冰上行車”，改革紅利被攔在了“最後一公里”上。

“如果各級領導幹部沒有改革者的責任擔當、智慧勇毅，諸多障礙可能就難以突破。”文章最後意猶未盡地說。

（南方周末實習生吳靖對本文亦有貢獻）

乳企品牌大清洗前夜：徘徊與觀望

10月1日，被稱為史上最嚴奶粉新政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即將開始企業註冊，按照新政規定，大量的中小品牌和貼牌奶粉將淡出市場，2000個嬰兒奶粉品牌的亂象將終結。與此前公布新政時行業內一片“歡聲鼓舞”相比，臨到註冊關頭，市場反而陷入了觀望之中，而新政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觀望的代理商

王君(化名)是山東某市的一位奶粉代理商，2012年，看準嬰兒配方奶粉市場的發展機會，王君選擇了加入某國產奶粉的代理商，而憑借著其豪爽的性格，王君迅速在這個有著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站住了腳，此後他又接下了其他國產奶粉和國內一家羊奶粉的代理權。

不過今年，王君卻突然收縮了業務，不但砍掉了部分合作品牌，還將手里的羊奶粉加速清倉。

“羊奶粉正在清倉，目前就沒有再進貨”王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現在新政還沒有下來，所以銷售還在進行，但是促銷力度會大一些，爭取盡快出貨。”

事實上促銷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了，2015年9月，在嬰幼兒配方奶粉註冊制新政出臺之後，也引起了王君的高度重視，由於政策宣傳的力度很大，擔憂手中品牌能否通過註冊，他開始逐步清理手中的庫存。

這樣一番調整之後，王君手里就只剩下一家國產奶粉品牌，對於一個市級代理商而言，一個品牌顯得有些少。

聞風而動的國內嬰兒奶粉業務代表紛紛找上門來，僅在上一周，就有4家業務代表上門來和王君談合作，其中有3家都是國內大品牌下屬外包品牌的業務代表，另外一家則是來自澳洲的貼牌奶粉品牌。

廠方業務代表開出的條件很簡單，沒有任何費用和附屬條件，直接報出了合作底價，而產品的零售定價權都交給王君來操作。

這個條件不可謂不優惠，對於代理商而言有很大的自由度。

以其中一款中等規模的國產品牌奶粉為例，廠方業務開出的底價在80-100元/罐，建議零售價是238元，如果只有底價的話，零售商可以把零售價擡高到288或298元，然後以買2送1，或者買1送1的高折扣來吸引消費者，而且這種方式也屢試不爽;同時就算買1送1，零售商依然有比較高的利潤，也更願意去銷售。

不過王君還是回絕了這四家企業。雖然廠方的業務員不斷對王君許諾，廠方一定會保留下這個品牌，但王君卻將信將疑，保持觀望的態度，畢竟進貨要掏出真金白銀。他告訴記者“我現在確實是缺品牌，但現在接品牌代理很謹慎，一般的中小品牌都不敢接，就怕後面萬一通不過註冊，還要再換。”

 

2000個品牌亂象

讓王君擔心和保持觀望的原因，正是10月1日將實施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在此前公開的各項內容中，這一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奶粉新政，對提交註冊的企業資質和研發能力提出了極其嚴格的要求，而行業中也普遍認為，新政將讓國內2000多個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至少有三分之二就此消亡。

2015年4月24日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首次提出：嬰幼兒配方乳粉的產品配方應當經國務院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註冊。註冊時，應當提交配方研發報告和其他表明配方科學性、安全性的材料。不得以分裝方式生產嬰幼兒配方乳粉，同一企業不得用同一配方生產不同品牌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等內容。

在此基礎上，當年9月4日，國家食藥監局公布了新政的征求意見稿，進而在2016年3月批準通過了正式方案，並宣布將於今年10月1日開始實施，這也是企業開始註冊的時間，為了給市場留出緩沖期，新政將企業現有產品和現有品牌的註冊時限設置為2018年1月1日。

作為最嚴新政，配方註冊制明確範圍是境內生產和銷售的所有嬰幼兒配方奶粉產品，這也將入華銷售的境外品牌納入監管。

同時，食藥監局要求提交註冊的奶粉企業必須具備相應的研發、生產、檢驗能力，將貿易型的貼牌商趕出了提交註冊的範圍。

最核心的則是首次對企業的配方數量進行了限制，一張奶粉生產許可證，原則上可以擁有3個系列9個配方的申請資格，但這並不意味著每一家企業都可以獲得3個產品系列，缺少研發能力的中小企業可能一個都拿不到。

在國家食藥監局看來，我國嬰幼兒配方乳粉市場需求大、行業發展迅速，但是發展時間短。目前我國103家嬰幼兒配方乳粉生產企業共有2000個配方，個別企業甚至有180余個配方。嬰幼兒配方乳粉配方過多、過濫，配方制定隨意、更換頻繁等問題突出，存在一定質量安全風險隱患，造成消費者選擇困難。

2016年8月13日，國家食藥監局再次發布新政實施細則的征求意見稿。若是想通過註冊制新政，企業需要提交10份申請材料，其中對奶粉配方提出了嚴格的要求，包括要提供產品配方研發報告，母乳研究情況和科學性、安全性的充足依據，長期上市食用5年以上跟蹤評價資料等。

而這一細則被認為是進一步提高配方註冊門檻，讓中小品牌和貼牌商徹底出局，從而終結2000多個品牌的亂象。

 

焦心的奶粉企業

對市場保持觀望的並不只有代理商。盡管十月一日已經近在咫尺，但8月份開始征求意見的新政實施細則的正式版本還沒有公布，此前新政的征求意見稿就出現了較大的調整，而這也意味著註冊工作還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記者從包括合生元、飛鶴、聖元、美贊臣、達能等多家奶粉廠商處獲悉，目前企業也在觀望和等待。

雖然細則未定，但事實上，各家企業也都在提前準備。在9月21日舉行的中法乳業技術交流會上，國內奶粉品牌合生元集團CTO Pctrice Malard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目前合生元的奶粉配方註冊工作已經開始，並獲得了主管部門的初步的同意，但還沒有取得最終的批準，但他並未透露提交了哪些材料和具體的時間表。不過他表示，主管部門也提出，希望合生元在配方科研、配方的組成方面進一步完善內容，目前公司正在加緊這方面的工作，希望能夠早點辦下來。

乳業營銷專家雷永軍告訴記者：理論上哪家先把品牌和配方註冊下來，就會在未來的競爭中占到先機，不過什麽時候可以批下來，結果是什麽，這是一個讓企業倍感折磨的過程。

記者了解到，目前最讓各奶粉企業最揪心的，就是到底能拿到幾個配方系列名額，而這也關系到企業下一步的發展戰略。

Pctrice Malard表示，合生元目前最關註的是就是這個方面的問題。2013年，合生元與法國乳制品生產商IsignySainteMère戰略合作，雙方合作投資6500萬歐元設立新工廠。根據2014年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名單，合生元有兩個品牌多個系列的產品在法國工廠生產。

事實上合生元的產品系列並不算多。根據國家食藥監局公布的企業名單，國內絕大部分嬰兒配方奶粉企業都面臨配方數量超標的問題，多的有百十個配方，少的也有十幾個。而按照新政的規定，這些品牌只有極少數可以保留下來。

名單之中，奶粉配方數最多的當屬聖元國際，擁有50多個品牌系列的184個配方。聖元國際總裁張亮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具體的品牌的取舍上，公司已經都提前安排完畢。對於公司會留下多少個品牌的問題，張亮表示：“就按照國家政策辦吧，國家讓註冊幾個就幾個”。

目前聖元有法國和中國兩個工廠，同時還有兩個工廠在籌建，根據新政規定，在新廠通過備案之前，能夠留下的名額最多為6個品牌系列，而這只是聖元此前總品牌數的10%。對此，張亮表示，現階段砍掉的這些品牌數量雖然多，但其中大部分品牌的規模較小，對公司營收的影響並不大。砍掉這些品牌也是希望借著新政之機，拋棄以往的多品牌模式，對現有的奶粉品牌體系進行大的戰略調整。

張亮告訴記者：“並不是把砍掉的品牌的市場疊加在剩余品牌上，而是希望以法國新工廠的產品，與其他品牌重新爭奪國內市場。”

雖然戰略調整長期來看對聖元有利，但短期內旗下品牌遭遇如此大規模的變化，對於聖元而言也少不了一場陣痛。

事實上，大多數國內奶粉企業都會面臨品牌取舍的陣痛，由於擔心引起經銷商恐慌，有些企業面對記者的問題選擇避而不談。

相比於國內企業的左右為難，進口品牌由於註冊制新政對其影響較小，表現都比較淡定。美贊臣和達能方面都回複稱：會以國家最終公布的《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為準，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並配合法規政策的落實和執行。

值得註意的是，由於對新政的“尺度”捉摸不清，國內很多中小奶粉品牌正面臨決策困難。

雷永軍告訴記者，目前國內超過50%的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存在經營戰略制訂困難的問題。按照新政，國內中小奶粉企業能夠拿到幾個配方系列都是未知數。“做一個奶粉品牌，市場、人員、原材料的投入都需要提前準備，一整套方案下來成本在千萬元級，如果申請了2個或3個系列，只批了1個怎麽辦。”

記者了解到，一般年銷售在2個億的奶粉企業，一般利潤在10%左右，這也意味著如果一旦決策失誤，這樣的損失中小企業可能無法承受。而部分中小企業可能會減少申報配方的數量，甚至只報1個系列。

此前行業內預計國內的2000個嬰幼兒配方奶粉品牌將被淘汰2/3，如此一來，可能留下來的品牌數會比預期更少。

 

漫長的過渡期和百億市場

此前行業內普遍認為，隨著在中小品牌和國外貼牌的淡出，將在三四線市場留下100億-150億元的巨大市場空間，而這巨大市場將被國內大牌奶粉企業瓜分，利好之聲四起。

事實上，隨著新政公布，中小品牌和貼牌產品紛紛選擇降價去庫存，反而導致上半年國內幾大奶粉企業的業績卻集體下滑。其中，貝因美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3.23%，凈利潤虧損2.14億元，同比下降108.07%;雅士利銷售收入下降21.7%，毛利下降19.6%;伊利奶粉及奶制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24.05%，合生元銷售收入下降14%。

對於下降的原因，貝因美認為，影響是兩個層面的，一方面在新政發布後，擁有較多類品牌數量的奶粉企業及一批沒有研發能力的小品牌工廠，在市場上集中低價拋售產品，造成包括貝因美在內的許多奶粉企業銷量明顯下降，同時，為了和小品牌價格競爭，公司不得加大的終端促銷力度，也造成了盈利的下降。

預計這樣的局面還會持續，乳業分析師宋亮告訴記者，10月1日起只是企業註冊的開始，在2018年1月1日大限之前，沒有通過配方註冊的產品依然可以銷售，這一階段屬於政策過渡期，而這也意味著新政帶來的變化才開始顯現。

張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企業的理解，嚴格來說，在2017年12月31日之前生產的奶粉，都應該可以銷售，加上正常保質期1年，預計過渡期會在2018年的12月結束。對於可能無法完成註冊的品牌而言，還有2年的時間。

據他預測，廠家和渠道都是要賺錢的，註冊制開始後，各生產企業還會繼續生產，銷售渠道也還會銷售，有些渠道企業可能會做更長遠的打算，逐步將未註冊的品牌提前更換為完成註冊的品牌，但肯定還會有相當一部分零售商會堅持到最後。

雷永軍認為，隨著過渡期中小品牌對其品牌體系進行了縮減，代理商也會逐步對產品結構進行調整，在相互浸潤和轉化的過程，會帶來百億元的市場規模。盡管擁有更可靠的品質和品牌優勢，但並不意味著國內大品牌奶粉就能輕松搶到。

三四線市場中母嬰渠道占據了約50%的市場份額，商超渠道的市場份額則在20%，剩下的30%被網絡渠道占據。這樣的市場格局，決定了三四線市場本身有區別於一二線市場的經銷體系價值鏈。

事實上，在三四線市場，國內大品牌奶粉，尤其是一線品牌奶粉並不受渠道經營者歡迎。王君告訴記者，中小品牌雖然銷售有難度，但卻是渠道中的利潤產品，而國內大牌和外資品牌則被行業里稱之為“通貨”，做下來幾乎沒什麽利潤，一罐也就賺個10塊20塊。

南通好媽媽連鎖母嬰加盟店店主李先生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門店在售的主要是進口和國內的大品牌奶粉，但整體利潤並不高，只有10%左右，通常都只是用來引流，拉住顧客。

王君給記者算了筆賬，作為一個地區代理商，做大品牌一個月的營業額可能會超過300萬元 ，但利潤就只有4%到5%，還要養活幾個業務員和送貨車輛，成本很高，因為渠道有賬期，此外還需要再押進去一個半月的流轉資金400萬，非常不合算。“尤其國內外的一線品牌，做他們的代理生意就像搬運工一樣，做的都沒什麽意義。”

此前，三線市場一直是國內大小品牌奶粉的根據地，隨著註冊制讓中小品牌奶粉退場，如果國產的大中企業能夠快速跟上，國產品牌將成為其中最大的受益者。

在雷永軍看來，大多數大企業主觀的認為註冊制後，小企業的銳氣和匪氣不在，大企業必然獲得機會，但目前部分企業制訂的銷售政策和三四線市場實際相脫離，這樣的政策反而在傷害原有的經銷體系價值鏈。由於缺少利益驅動，也導致了渠道並不願意將其作為第一選擇。

山東淄博一家母嬰店老板閆明告訴記者，某國內知名品牌奶粉本身定價就高，代理給到他的拿貨政策是85折，促銷政策也比較少，本身國產奶粉就不如外資品牌好賣，這麽高的價格讓他幾乎沒法搞促銷活動，不得不將其放棄。

值得註意的是，雖然新政讓嬰兒配方奶粉品牌大幅減少，但依然會有一部分中小品牌通過註冊活下來，未來這些活下來的中小品牌或將再一次受到渠道追捧，出現與國內大牌奶粉企業爭食的局面。

 

高歌猛進的跨境購

新政之下，並非所有的奶粉渠道都在愁眉苦臉。與國內市場濃烈的觀望氣息相比，跨境購渠道依然高歌猛進。

就在本月底，國內品牌還在研究品牌取舍的問題的時候，國際乳業巨頭達能宣布在天貓國際再開一家官方旗艦店，開賣香港版牛欄嬰兒配方奶粉，而這也是達能開出的第二家跨境購奶粉旗艦店。此前，達能在國內銷售通過正規貿易渠道進口的諾優能和愛他美;而在2015年，達能宣布將荷蘭版諾優能、新西蘭版和德國版愛他美引入天貓國際進行銷售。

正常情況下，正規貿易渠道進口的產品成本較高，跨境購的產品價格要低於國行版本，引入海外版或將對國內行貨的銷售帶來不利影響，但達能方面似乎並不擔心，公司方面回應稱：還將進一步拓展牛欄的銷售渠道。

雖然達能方面並未透露目前行貨和跨境購的銷售數據，但在蜜芽寶貝等母嬰跨境電商網站上，海外版本的愛他美和諾優能奶粉已經是熱門標配商品。而達能官方連開兩店，或許從側面說明了國內消費者對其海外版產品的巨大需求，讓達能已經不能無視這個市場的存在。

達能公關副總監王慧穎告訴記者，跨境電商是一個重要的渠道，深受媽媽們的喜愛，也方便企業為中國內地的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

事實上除了達能，包括惠氏、雅培、美贊臣等幾大外資品牌也都紛紛開設了官方海外旗艦店，銷售國內行貨的海外版，甚至部分在海外設廠的國內品牌，也通過跨境購的方式進入國內市場。

宋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跨境購最大的優勢是滿足了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需求，其次是價格較行貨版本更為便宜。目前跨境電商渠道增長迅速，短短兩年時間幾乎打穿了國內1-4線市場。

奶協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通過正常貿易渠道進入國內的嬰兒配方奶粉有18萬噸，同比增長45%。據估算，通過跨境購等非常規渠道進入國內的嬰兒配方奶粉總數也超過10萬噸，約有百億規模，而全國一年消費的嬰兒配方奶粉的總量也就70萬噸左右。而今年上半年，通過跨境購方式進入國內的嬰兒配方奶粉約為5.7萬噸，增速不減。

今年4月8日，跨境電商新政實施，《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商品清單》(下稱 正面清單)監管規則中，對配方奶粉設了進入門檻：必須按照《食品安全法》規定實施註冊，而未經註冊的嬰幼兒配方奶粉除外。

記者了解到，跨境電商“四八”新政剛出的幾天內，由於要求奶粉持有備案及商品通關單，使得以保稅形式進入國內的奶粉大量積壓，大部分的進口配方奶粉退不出去也不能銷售，而引發了跨境電商的激烈反應。4月13日，財政部關稅司又對正面清單補充說明，由於《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仍在制定過程中，目前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嬰幼兒配方乳粉時，暫不需要獲得相關產品的配方註冊證書。

按財政部關稅司發布的說明，這個豁免期是截至2018年1月1日，也就意味著豁免之後在我國銷售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包括通過跨境電子商務零售進口的嬰幼兒配方乳粉，必須依法獲得產品配方註冊證書，否則就要下架處理。

不過跨境電商企業對此表示樂觀，寶寶樹副總裁邵小波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次奶粉新政對於公司影響不大，主要品牌預計都會註冊，其次跨境電商進口的奶粉要在過渡期結束後才會明確如何監管。”

也許跨境電商們已經想好了出路。宋亮告訴記者，大限之後，其他跨境購渠道都將納入監管，但代購和境外直購模式屬於消費者個人行為，並不受應影響。預計海外版奶粉或轉入跨境直購模式，企業將貨品幹線運輸至中國附近的國家或地區，通過線上購買，海外直郵的方式進入中國。

記者了解到，海外直郵和跨境電商的保稅政策並不相同，根據《海關總署公告2010年第43號》通知，對直郵物品有限值要求，金額不得超過1000元;同時直郵模式可能會面臨“被稅”、時間延長和物流成本上升的問題，但對於信任海淘的又聰明的國內消費者來說，相信並不是什麽大問題。

 

國內奶粉行業面臨20年來最難時刻

新政之下，國內整個奶粉行業將在調整中前行。在宋亮看來，這可能是國內奶粉行業20年來最艱難的時刻，面臨如此大的調整、消費者信心不足、行業價格混亂，而造成這個局面的，賴不得別人。

記者了解到，中國奶粉的多品牌時代來自於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後，根據雷永軍的統計，2007年中國市場的品牌數量不足150個，而現在加上國內和線上的各種品牌，或有3000之眾。

在宋亮看來，形成現有局面的原因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

2008年之前，嬰兒配方奶粉的平均價格在150元/罐。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後，為了重建消費者信任，國內企業大量使用進口原料或原罐進口，奶粉的價格也大幅提升到250元/罐，此後奶粉售價不斷走高，300元級以上的產品大面積湧現。隨著奶粉價格的走高，給當時的行業帶來了較高的毛利，引起了大量資本的進入，造成品牌數量激增。

事實上，在當時國產奶粉美譽度大受打擊，消費者不信任國產品牌的局面下，國內奶粉企業也不得不采用多品牌模式，利用各渠道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存活下來。

我國地域寬廣，東西南北和城鄉差異大，因此也需要多元化的產品，這也成為很多小品牌生存的前提。而另一方面，渠道的多元化和差異化，尤其是互聯網和母嬰渠道的興起，也給中小品牌和貼牌提供了生存空間。

宋亮認為，新政才剛剛開始，未來的一年中，行業還會有一些亂象出現，但隨著新政的實施，終究會革除亂象，將讓未來的奶粉競爭，轉為更加集中在產品研發、資源控制力、工藝持續升級、品牌傳播持續性、消費者精細化服務和影響等綜合實力上。

但這是一方面，在宋亮看來，目前國內奶粉行業要解決的最大的問題，還是消費者對於國產品牌的不信任甚至拋棄，以及對市場的洋品牌的盲目信任。

根據國家質檢總局公布的數字，截止於2014年12月24日，通過國家質檢總局註冊的境外嬰幼兒乳粉生產企業為204家，連同貼牌在內，註冊品牌不過255個。但實際上在國內市場上銷售的嬰幼兒奶粉品牌中，為了迎合消費者對進口產品的需求，標有進口、進口奶源的品牌不下千個，標註國產奶粉的企業不過只有幾百家，市場呈現一邊倒的局面。

但反過來看，此前在三四線市場上，這些假洋鬼子和國產大牌奶粉並肩作戰，抵禦著外資品牌和跨境購的沖擊，新政之後，隨著他們的退出，留下來的市場空間到底歸屬於誰，留給國內奶粉行業思考和行動的時間不多了。

捷安特，共享單車夾縫中的徘徊者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605/163433.shtml

來源 | 品途公司誌（ID：e-qika）

文  | 尹磊

2017年是共享單車爆發元年，這一年內共享單車的介入，改變了自行車的產業鏈、銷售模式和市場格局。

面對共享單車洶湧的互聯網玩法，部分自行車企業似乎有所猶豫，成為“徘徊者”。

捷安特所屬企業巨大機械，以及美利達等上市公司的年度報告中都明確指出，中國自行車的市場表現不佳。巨大機械的財報顯示，其去年營業收入新臺幣570.9億元，比2015年下降5.5%。

根據美國媒體bicycleretailer的消息，捷安特去年的收入下滑，主要原因在於中國市場的銷售疲軟、美國市場的銷售下滑、庫存水平偏高以及貼現率大幅下滑。此外，捷安特在國內市場銷售疲軟，與日益高漲的共享單車有一定關系。

這也打破了很多人所認為的共享單車對中高端單車市場無沖擊一說。

報告當中還強調，中國經濟疲軟和共享單車的蓬勃發展仍將拖累捷安特全年業績。

捷安特在共享大潮下為何樂觀？

但巨大機械的新任執行長劉湧昌，其對此的態度卻並不悲觀，“共享單車的短期效應尚不清楚，但從長遠來看，捷安特認為這些服務將對推動自行車和增加騎車人數產生積極的影響。”

無論是巨大機械，還是以生產騎行服飾為主的思帕客（思帕客：“共享單車的出現，為人民解決了出行的問題，對個別單車品牌肯定是會有影響的，比如說，以前很多人不騎車，現在有很多不騎車的人也開始騎車了，如果要騎共享單車的用戶愛上騎行，參與到騎行運動中來，我個人覺得是需要時間宣導和文化傳染的。”）都認為共享單車可以轉化不少用戶進入運動自行車領域。

然而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共享單車的出現時間畢竟太短，而中高端運動自行車市場的寒冬已久，究竟有多少人會通過共享單車喜歡上運動單車？這是需要時間來解答的。

同為專業類型單車生產商的美利達，則指出，大陸共享單車數量龐大，許多臺資供應鏈都接獲急單，現有自行車廠商擔心零件成本會因此提高；此外，許多原本想買車的民眾，因為共享單車的出現，或許會因此延後買車，對自行車產業“弊多於利”。

共享單車的火熱，對中高端自行車市場到底起到回暖作用，還是降溫作用，目前還是要打個問號。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4月中旬，捷安特的主要負責人劉金標董事長前往上海自行車行業協會，開始與協會領導討論和了解共享單車的情況。

據《財經》報道，一位傳統車廠高管表示，捷安特一開始並沒有接下共享單車的訂單，但現在也在想著加入。

不同於國內主打中低端市場的鳳凰、永久、白鴿等自行車品牌。捷安特這類國際單車巨頭，與共享單車一直是涇渭分明的。

大眾市場的陰霾

根據美騎2016年消費者問卷調查的數據，在6千多份問卷中，有67.6%的人不打算在一年內購買自行車產品，消費者短期的購買欲不強。

而在另一份調研中，上海地區消費者對於自行車品牌的認知度方面，捷安特低於了摩拜單車。

圖片來源：美騎網

相比於捷安特方面的樂觀，傳統自行車代理商口中，共享單車的沖擊已經不容忽視。在品牌方的銷量上，短期內沖擊並不會十分明顯，這主要是由於線下單車銷售鏈條比較冗長，存在著較大的滯後性；但一旦影響大規模出現，問題就會比較嚴重。

銷售鏈條已經暗流湧動，而共享單車掀起的新一輪資本競賽，更直接改變的是傳統自行車的上遊供應鏈生意。

ofo創始人兼CEO戴威曾豪言，短短一兩年的時間，全球的自行車這個行業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2020年，全世界幾乎沒有個人再去買代步自行車，都在使用共享單車。

生產捷安特單車的巨大機械是無可爭議的全球最大自行車生產商。目前其網絡橫跨五大洲，五十余個國家，公司遍布中國大陸、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日本、加拿大、荷蘭等地，掌握著超過1萬個銷售通路。

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百度的智能單車計劃，曾打算與捷安特合作，後者提供量產，這個以DUBIKE命名的智能單車，當時的項目負責人顧嘉唯將其稱為類似於PC、手機一樣的系統終端，“智能單車”的概念一時間被熱炒，不少互聯網企業進入，比如小米和騅馳的合作。當時小米希望依靠此獲得更多的硬件收益，他們對軟件、對流量的著重程度相對來說並沒有硬件來的大；樂視主營以流媒體為主，尤其是國內唯一的國內外主流自行車賽事內容提供方，他們希望打造國內最大的體育運動的流媒體社區，那麽與飛鴿合作的智能自行車也是衍生的附屬產品。

然而到了2015年第二個季度，神乎其神的智能單車，也逐漸地銷聲匿跡了，這與目前撒滿大街小巷的共享單車相比，概念和風向上完全是南轅北轍。

共享單車公司和自行車廠家的關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是運營商和制造商的關系。單純從制造商和運營商的聯結來看，基於簡單供需合作的前提下，的確可以給傳統自行車廠帶來一輪生機。

以鳳凰自行車廠為例，自從鳳凰加入共享打車的代工生產之後，將在2017年為ofo生產500萬輛自行車，這個數字是鳳凰在2016年總銷量的兩倍。

一些車廠也想過做互聯網平臺做共享，最後還是放棄了。車廠的思維模式和互聯網不一樣，互聯網企業更多是數據、運營的思維，而傳統制造商更適合聚焦生產環節。

業內人士表示，共享單車的模式發展還沒有定型，看得見的合作是代工和運營，今後專業化的產業鏈分工是必然的，共享單車最希望做的是平臺和數據。物流、運營、制造、維護都是很重要的環節，這些環節還會細化，生產企業在這些方面的參與度會增加。

樂觀背後的進退兩難

據以太資本分析，共享單車或許已經展現出完全替代傳統自行車的趨勢，未來還有可能進駐運動單車等多種車型市場，從而進一步蠶食自行車廠原先的市場份額。

而這正是捷安特的領地。

共享單車剛剛出現的時候有很多爭議、很多人認為這種模式不成立、需求沒有那麽大，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現在的市場和輿論風向都在反轉。從資本角度來看，共享模式在打磨之後已經越來越被認可，在商業邏輯上也越來越有成立的依據。

但是，無論共享單車的“廝殺”的結局如何，自行車廠的利潤都會到頭。

其中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共享單車的風口不知道能持續多久，就連很多自行車制造廠的老板都已經預見到了這一點。單車風口一停，訂單減少利潤萎縮是一定的，擴建的生產線也會因此陷入產能過剩的窘境，還可能因此產生一系列棘手的連鎖反應，最後無非是自行車廠“一朝回到解放前”。

盡管捷安特的市場覆蓋全球，但大陸市場對其具有重要意義，捷安特到底應該和共享單車平臺如何過招？頂在ofo和摩拜們頭上的未知將來，也同樣遮蓋在這些堅守陣地的生產企業顱頂。興衰沈浮，可能不久就會有所預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