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的頒布、實施及其在國家經濟、社會生活中產生重大影響，是近十年來我國法制建設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初步顯示出其作為“經濟憲法”的重要性，並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大作用，因此需要進行必要的回顧，並就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工作進行展望。
反壟斷法實施的意義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建設的發展，市場主體的各種壟斷行為也日益頻繁，但以往只能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若幹條文進行有限的調整，而這些條文不僅覆蓋面狹窄，而且欠缺清晰的邏輯與完整的理論基礎，不具有必要的可操作性，因而實際上差不多被閑置了。《反壟斷法》的頒布與實施則為市場競爭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保障，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進行系統的規範，通過全面禁止各種非法壟斷行為，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從而有效地維護消費者的利益。
《反壟斷法》的實施對於進一步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起到重要作用。通過該法的實施，人們加深了對於競爭政策重要性、有效性的認識，在此基礎上，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幹意見》中明確提出要“逐步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這一方面需要進一步深化《反壟斷法》的實施；另一方面，國務院於2016年發布《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將地方保護、區域封鎖、行業壁壘（尤其是準入與退出限制）、違法給予優惠政策或減損市場主體利益的政府行為納入審查範圍，擴大了反壟斷審查的範圍以及執法機構的權限，彌補了《反壟斷法》的主要缺陷，從而使得反壟斷法律制度得到進一步完善。這些意見與措施的出臺，都是以《反壟斷法》十年來的實施經驗為重要依據的。
《反壟斷法》及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實施，澄清了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之間的關系，從而消除這一長期引人註目的爭議：由於競爭政策居於基礎性地位，因此產業政策必須接受公平競爭審查，不得與競爭政策相抵觸，否則不得出臺。這也將進一步明確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為供給側改革提供導向：供給側改革的方向是造成促進創新的機制，而按照反壟斷法的基本原理，競爭是促使經營者進行創新的主要壓力與動力，創新遲緩者將在競爭中失敗。因此供給側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培育公平競爭的市場體系，而其主要手段不是加強政府的介入，而是盡可能地放松對市場準入及市場行為的限制，消除妨礙市場主體平等競爭的各種不當幹預。
我國《反壟斷法》的實踐也對世界反壟斷法理論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國反壟斷立法具有後發優勢，可以綜合各國所長，並作出重大創新，比如其中最突出的是該法第17條第2款為“支配地位”的認定提供了兩個標準：“本法所稱市場支配地位，是指經營者在相關市場內具有能夠控制商品價格、數量或者其他交易條件，或者能夠阻礙、影響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能力的市場地位。”
中間的“或者”一詞表明，這兩個標準是選擇性關系，滿足其一即可認定為支配企業。（1）其中第一個標準即傳統的“可以通過提高價格的方式來增加利潤”標準：根據傳統反壟斷法理論，提高價格本應導致消費者的需求轉向其他經營者，從而導致漲價者利潤減少，而不是增加。但如果其他經營者無力大量增加產出，則消費者別無選擇，不得不接受漲價，從而使漲價行為人擁有支配地位。這種地位以擁有巨大的市場份額為前提，否則其他經營者不會缺少擴大產出的能力。（2）但有些情況下，規模不大的企業似乎也可以擁有支配地位，這一現象一直是國際反壟斷法理論與實踐中令人困惑的問題，第17條所規定的上述第二個標準則可以作出有力的解釋。這一標準主要適用於“消費者的需求轉向成本過高”而造成的支配地位，這種成本使得消費者別無選擇，只能接受對方的漲價，而不能將其需求轉向其他經營者的產品——因此也就“阻礙”著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這種支配地位的獲得並不取決於競爭者有無擴大產出的能力，因此不以當事人擁有巨大的市場份額為前提。
這一標準還可以回答許多其他前沿性的課題。近二十年來人們發現在軟件、互聯網等產業中市場份額的重要性下降，網絡效果、鎖定效果成為市場力量的經常性來源，但始終無法解釋其原因。根據第17條第2款可以發現，網絡效果與鎖定效果在性質上無非是兩種新型的需求轉向成本，正是這種成本導致消費者別無選擇，從而給當事人帶來支配地位。
《反壟斷法》面臨的挑戰
《反壟斷法》的積極意義當然遠遠不止這些。但在看到其成就的同時，也應當看到其立法、執法、司法活動與理論研究中還面臨著一些重大的挑戰，是需要在以後的工作中高度重視的：
總體說來，經營者及社會公眾的反壟斷意識仍然比較淡薄，對反壟斷法的思維方式、分析方法更缺乏到位的了解，因此無論是企業的合規意識還是消費者的維權意識都不強，需要進行更廣泛、深入的競爭文化普及，尤其是需要進一步加大執法力度，並對處罰結果進行詳細而通俗的論證。學術研究中也需要加強對於立法條文、司法判決、行政執法決定的解讀，深入到具體問題的分析並努力提供解決方案，而不宜停留在概念與理念層面；在寫作過程中，也同樣需要強調道理通俗易懂，行文清晰透徹。
盡快對《反壟斷法》進行必要的修訂。在2007年頒布《反壟斷法》時，由於國內反壟斷法理論研究歷史尚短，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理論支持，因此該法的條文有許多誤差，甚至其第一句話就與反壟斷法原理相抵觸。該法第1條規定：“為了預防和制止壟斷行為，保護市場公平競爭，提高經濟運行效率，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制定本法。”其中“壟斷行為”是指對競爭產生限制，並由此“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提高價格的能力”的行為，但如果這種限制是追求效率所必需的，則認定其合法。因此制定“本法”是為了“對壟斷行為進行調整”，而不是為了對其進行“預防和制止”，比如“壟斷協議”是壟斷行為的一種，但如果能夠符合豁免條件，則該壟斷協議不受禁止。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也是實施過程中最迫切的需求，是透徹澄清反壟斷法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方法，以消除公眾、經營者、律師界甚至許多研究者中常見的誤解。反壟斷法的思維方式有鮮明的特點：其他法律部門的規則大多具有普適性，而壟斷行為的合法性則取決於其正負效果的權衡，而這種權衡是在個案中進行的，同類行為在不同的市場條件下產生的積極效果與消極效果不同，其合法性狀況也可以不同，因此在此案中認定搭售行為、轉售價格維持行為合法，並不妨礙在另一案件中認定其非法。在《反壟斷法》進行修訂時，最好能夠以專門的條文澄清上述標準與方法，以消除各種相關誤解；在對《反壟斷法》進行修訂之前，則應努力制定必要的指南來對上述各種問題進行軟化與消解，這同時也是對修訂工作的前期準備，二者相互結合，共同促進我國反壟斷法律體系的完善。
（作者系南開大學法學院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