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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97年認識勞倫斯的，11年來他搬了5次家，平均2年多點時間就搬一次家，真是夠頻的。
美國人就是這樣，隨意搬家，不在乎搬家，甚至熱愛搬家。
美國人剛參加工作時，由於收入不高，一般是租住小房子;收入高點了，就換租大點的房子;有條件供房了，再搬到自己買的房子裡；收入再增加了，把買的小房子 賣掉再買大房子；再發達了，換到更好的社區更好的房子裡去;到老了，房子不會留給子女的，賣掉，再搬到老人公寓裡去頤養天年，去天堂以前把信用卡里的美元 都花光，沒準還透支呢。
美國人換工作也比較頻，到另一個城市另一個州去，甚至從西海岸到東海岸去工作，在美國人看來是很簡單的事情。美國人的祖先最先從歐洲移民到北美時，就有一 句著名的口號，「哪裡有面包，哪裡就是祖國。」現代美國人繼承了這個精神，哪裡生活好，哪裡就是家園。美國有的企業招聘外地員工時，甚至給支付搬家費。
美國人搬家的理由還多呢，哪個地方環境好，哪個地方稅收少，哪個地方學校好，哪個地方本族裔人口多，哪個地方稱心的餐館多，都會成為搬家的理由。據說美國人平均一生要搬十幾次家。
美國人熱愛生活，熱愛家庭。人到了哪裡，家就必須遷移到哪裡。絕對不可能兩地生活，絕對不可以為了事業而不顧家庭的。房子可以換，家可以搬，就是夫妻不能分居，未成年的孩子不能分離。美國人絕對不理解中國民工一年只回一次家的境況，他們認為那樣太不人道了。
可以肯定，如果有哪個威權總統敢發一個命令剝奪了美國人的遷徙自由，把類似中國的戶籍制度強塞給他們，美國人一定會彈劾他的，如果彈劾不成，一定會再打一次獨立戰爭或解放戰爭。
問題是，美國沒有戶籍制度，美國人沒有戶口，也沒有派出所村委會居委會這樣的管理機構，他們這樣搬來搬去的，那社會不亂套了嗎?政府怎麼管理呀?
我把這個問題提給勞倫斯。
勞倫斯對「政府管理」這個概念很反感。他說，誰管理誰呀?政府不是管理公民的，是要為公民服務的，應當是公民管理政府。我每次搬家到一個新地方，都是政府或想進入政府的政客(競選議員或政府官員的人)上門來請我，一個新到來的公民，去管理他們，而不是他們來管理我。
說的也是。在美國，沒有哪個政治家或官員敢認為自己是公民的領導、上級、管理者，也沒有哪個公民會買有這種意識的人的帳，想領導人民管理人民的人絕對沒有任何機會涉足政治領域，老老實實恭恭敬敬地為選民服務才有機會。
美國公民每遷徙到一個新的地方，就自動成為了那裡的居民，自動地擁有了該地的管理地方政府的權利──選舉權和其他政治參與權利，自動的享受當地的社會福利 待遇。不需要申請或批准，不需要辦理什麼戶籍手續。你只要在那個地方居住，即使時租住的房子，當地政府也會主動找到你，請你行使權利。比如做選民登記，做 陪審團候選資格登記等。選舉時，候選人的競選班子會主動向你寄送競選資料，尋求你的支持和「管理」。
問題是沒有戶籍制度，沒有戶口的轉入轉出，原居住地政府怎麼知道你這個「管理者」走了，新居住地的政府又怎麼知道有新「管理者」來了。特別是新政府怎麼知道你住在那裡，如何瞭解你的基本情況。你不去政府報到，政府怎麼找到你呀。
勞倫斯告訴我，美國的各級政府是從DMV(機動車輛處)那裡獲得公民信息的。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駕駛執照，美國關於駕駛執照的規定是，駕駛人員每 到一個地方超過15天，就必須到DMV登記，否則會被視為持無效證件駕駛。所以，每個公民搬家了，會到DMV登記變更住所的信息，這樣，DMV就有了有駕 照人員流入流出的詳細信息，當地政府也由此得到了本地居民的流入流出情況。
在美國，駕照就是身份證，乘坐國內飛機要出示駕照，住賓館要出示駕照，凡是需要身份證明的地方都需要出示駕照。
那麼，不會開車沒有駕照的人怎麼辦呢?比如一輩子都不開車的殘疾人，或者新移民來的老人等。這一類人就辦身份證。身份證也是到DMV去辦。在機動車輛處辦理身份證，而且身份證的樣子與駕照是一樣的，對身份證如此不重視，大概只有美國人這樣。
美國政府瞭解公民信息的另一個渠道是居民的社會保障記錄。在美國的所有合法居民，都有一個社會保障卡，社會保障號碼(也翻譯為社會安全號碼)是唯一的，是 從生到死伴隨每個人一生的。一個人就業、開工資、繳納保險、繳稅和獲得所有的社會保障，都要依據這個號碼，這是美國人的福利保障的依據，是命根子。美國人 每到一個新地方，都要到社會保障機構辦理住所變更手續，以便社會保障部門與自己的聯繫不中斷，給自己的資料能寄到，有好事情不漏掉自己。
美國人挺自私，絕不大公無私。他們對國家和政府的定位是十分功利主義的。他們絕沒有建設一個偉大祖國的雄心壯志，也沒有振興美利堅民族的宏偉願望，更沒有 為著後代的美好生活而犧牲今天自己的幸福的獻身精神。所以他們從來不認為人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來支配他們帶領他們走向未來。他們絕不會以繳稅的名義把 錢交給另一部分人隨意支配。他們把政府看作是「一個人無法做的事情大家不得不湊份子請一些人來做的僱用者們」。政府是他們雇來為全體公民服務的，為全體公 民謀取最現實的利益的。政府就是大家湊錢為大家辦事的。每個公民出錢了，湊份子了，不僅有權委託各級議會裡的議員們代表自己對如何花錢進行審查、批准和監 督，而且還必須從交給政府的錢中拿回一塊，由政府以社會保障的形式回報給自己。公民交給政府的份子錢如何記錄?公民靠什麼領取回報?就是社會保障卡里的記 錄。
所以，美國人的流動情況工作變動情況收入變化情況和繳稅繳費情況等都被一清二楚地隨時記錄著的。無論你到了哪裡。
駕照和社會保障卡使得世界上人口流動量最大的國家的人口流動情況被隨時清楚地掌握著。所以，社會不會失控。
可能有人會說，掌握情況不等於有序。那麼多人說搬家就搬家說流動就流動，社會秩序能不亂嗎?大家都往大城市跑怎麼辦?都去經濟發達地區怎麼辦?人口流動不控制不管理不可能不亂套。
但事實上美國沒有亂套，自由遷徙隨意遷徙甚至是愛好遷徙的美國一點都沒有亂套。其實，世界上有戶籍管理制度的國家只有區區三個國家，絕大多數國家是可以自由遷徙的，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亂套。
為什麼呢?因為自由。在自由的領域裡，始終會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起著調節的作用，自由總會比行政控制更有效更合理更自如地調節著供需的平衡，保證著不亂套。
大家都往大城市擠，那裡的住房和物價就會提高，就業機會就會減少，准入的門檻就會越來越高。企業也會選擇到新的成本低的地區去發展，如此就會把人流引到新的地區。
再比如荒涼的地方沒有人去，當地人自然就會想辦法吸引人。美國的內華達州大多是沙漠，工業農業的資源都不行。窮則思變，於是這個州的法律允許辦賭場，以賭 為誘餌發展旅遊業。這個州有兩個著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和裡諾。其中拉斯維加斯是世界級的賭城。美國人在道德領域裡非常現實，既然賭博是客觀存在的，與其 讓美國人去摩納哥的賭場送錢，還不如讓全世界的賭徒來美國送錢。如此，荒涼的沙漠裡建起了最熱鬧的都市，不僅賭博業旅遊業發展了，拉斯維加斯還成了商業會 展中心。
由此可見，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是最有效的調節機制。保證不亂套的往往不是控制、管理和強制，而是自由，是老子的無為而治。從宏觀的角度思考，如果把人看作 是自然的一部分，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主義本質上是自然主義，就是讓自然規律起作用的主義，而不是由人類的空想臆想幻想設想理想來限制人類的自由。
站在應天城高高的台上，這個開國皇帝、也是帝國最資深的叫化子，不能忘懷當年正是貪官污吏讓他流離失所，父母差點死無葬身之地。他心如明鏡，官場貪腐讓橫掃天下的大元瞬間崩潰。他下定決心：絕逼要弄死丫們這些貪官污吏。是的，絕逼！
那一年，他四十歲。
他精力充沛，偵察和分析官員異常財務狀況時像一部云計算機。他肅貪苛細，宣佈凡貪污60兩以上銀子的官員將被剝皮揎草，殺得興起，乾脆下令「不足60兩也殺掉」。早年的坎坷使他對貪腐恨之入骨，按現在紀檢的說法就是對貪腐「零容忍」。在已知的素材裡，可以看到親任政法委總書記的他抓過的一些案子：「收賄襪子一雙、鞋兩雙」、「書籍四本、衣服一件」、「圍脖一個、網巾一個、圓口衣服一件」……這讓他看上去像個收破爛的。
一方面出於叫化子護食的本性，另一方面，貧苦出身的他認為亂世就得用重典。殺、殺……他成立了親軍督尉府，就是後來人們在影視劇裡很熟悉的錦衣衛。又啟用檢校，那些軍人、官員、太監甚至和尚的職能很像現在的紀檢或者巡視組，四處打探官員的負面。一經查實或不經查實，就會迅速砍掉那些人頭。
他花了十五年率兄弟們打江山，花了十五年殺掉五萬貪官以穩住江山。可貪官越來越多，那時出現這樣一種景象，官員正在庭上牛逼哄哄審問犯人時，忽然被一撥更加牛逼哄哄的錦衣衛衝進來抓走，弄得下面跪著的犯人也莫名其妙。又由於官員已不夠用，只好留用一些犯了事的官吏讓其戴枷辦公。主審的官員和被審的犯人一樣戴著枷鎖，官員後面站著監視他的錦衣衛，一俟審畢，再把官員拖出去打板子。這景象，十分壯觀。
多年以後，我們看到同樣可愛的景觀：早上在報紙上看到市委的李書記嚴厲批評官風不正，晚上就在微博得知書記已被紀委帶走了；剛剛看到紀委的曾書記抓了貪官，不一會兒就因涉黑被「雙規」……新近的廣州白雲區肅貪，由於被立案查處的幹部多達81名，更由於常務副區長、副區長及原區委書記在內的3名主要領導涉案落馬，查處幹部太多，導致開會人數湊不夠。
中國的官場史，一部按了循環播放鍵的濫劇。
還是讓我們回到明朝。話說貪官屢抓不絕，往往早上抓了三個，晚上又出現五個。資深叫化子決意祭出群眾路線。那時還沒有新聞聯播，焦點訪談僅限於內閣，他就向全國普遍發行了《大誥三編》，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裡，他不忿地宣佈：那些官員都是傻逼，現在我要動員德高望重的老人和見義勇為的豪俠們來幫我舉報官員。後來更規定：任何一個百姓可以直接衝進官府，捉拿不滿意的官員，當官的若敢阻攔，則「夷誅全族」。於是通往首都的路上，常見一群群老百姓押解官員前往南京的盛況，活像黃金週旅遊，那些當官的甚至下跪向百姓求饒……真是大快人心。
群眾路線夠徹底，視覺上也有種大革命的波瀾壯闊。可是官員們仍然貪污，變花樣兒貪污。
他鬱悶。而且新情況出現了，一方面全國書生們如過江之鯽報考公務員，另一方面，人人自危的京官們每天上朝前要站在家門與妻兒訣別，哪個親戚欠了錢未還、房契在哪兒、下一代往什麼方向培養、小升初找誰走後門……誰也不敢肯定這天上班之後還能不能再回來。一些官員想辭官。不行，「奸貪小人誹謗朝廷」。
這個橋段由來已久……多年以後，一個叫劉志軍的大官隔著鐵柵欄告訴女兒「千萬別沾政治」，被官媒批評「中傷政治」。還有一個叫趙光華的四川小官因受不了維穩壓力辭去了副鎮長的職位，被當成反面教材，被迫上網發表聲明。
壓力山大，明朝的一些官員很愛得抑鬱症。有的真抑鬱，有的裝瘋。那時並沒有太多高樓以供官員跳下來，割靜脈自殺的法子也還沒有流行開來。但喜歡明史的朋友都知道，有個叫袁凱的監察御史為了保命就裝瘋，他裝瘋的辦法很有創意：吃屎。
從南派三叔小說的角度，六百多年後的官員就是六百多年前的轉世殭屍。看，龍岩的鎮長又上吊了。而之前，福建莆田市市長張國勝在辦公樓跳樓自殺，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洛陽公安局紀檢書記張廣生跳樓自殺，浙江高院副院長童兆洪在衛生間上吊自殺……
好吧，還是讓我們回到明朝。朱元璋真心鬱悶，俸祿雖被抱怨不夠養師爺，但你們又為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雖說殺掉一些官員是為剷除異己，但很多官員的確貪腐得不成體統。聽聽那些刑罰：挖膝蓋、抽腸、用開水淋再用鐵刷子刷、鐵鉤把人吊起風乾……什麼《電鋸驚魂》弱爆了。朱元璋奇怪得那張瓦刀臉快形成一個巨大的問號：「法數行而輒犯，奈何？」。為了幾個破錢，丫們不怕死麼？
滿朝文武，沒人告訴他「渴馬守水，餓犬護食」這個道理。一個叫桂彥良的大臣卻發表了忠誠卻相當二百五的意見：「用德則逸，用法則勞。」陛下該鼓勵道德，樹立官場道德模範。
朱元璋深以為然，開動所有國家機器宣傳道德，極品道德文章「八股」也在這時集大成了。他這麼推理，把聖人思想像軟件一樣植入未來官員的腦子裡，官員有道德了，國家自然昌盛了。這個推理影響久遠，連後來推翻它的「清」也效仿。甚至幾百年後的紅朝也號召「流著道德的血液」，公務員統考時聖人、道德、高尚、和諧等字眼躍然紙上。未來公務員搖籃的大學，則有幸深刻傳達了《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
朱元璋恨不得在所有官員腦門上紋上「道德」二字，可帝國的吏治仍糟透了，它總共的十六任皇帝中，不乏勤勉之人，可直到末代的崇禎亡國，回天無力。
帝國只相信兩樣東西：一是道德，二是酷刑。可從邏輯上，如果道德對約束官員有用，要那些下三濫刑罰幹什麼，如果酷刑是靈丹妙藥，鄉試、殿試何不考《論剁去貪官手腳、耳鼻製成人棍置於醬缸對未來吏治的可持續性發展》，至少字面看上去更有震撼力。
它從未想到過「法制」、「憲政」這些東西，也不知道差不多在朱重八站在應天城高台上決定玩死貪官的時候，一個叫英國的地方有下議院了。它不知道，錦衣衛、東廠、檢校這些並不是監督，而是監視，而監視只會讓貪官更狡猾、更堅定地朋黨結私，形成連皇帝也撼不動的利益集團。
總之，這個精心設計的帝國亡了。在它亡之前，有一個被人忽略的情節：1583年，萬曆皇帝在會試時出了一道匪夷所思的題目：朕越勵精圖治，官場卻越腐敗、法紀越鬆懈，到底是朕缺乏仁愛，還是太優柔寡斷呢？在神聖的全國統考時居然出這樣的題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可見萬曆皇帝對吏治真是愁死了，憋得把本該給貴妃娘娘的私房話都劇透出來。
多年以後，紅朝擁有了八十一萬紀檢幹部，平均一個紀檢幹部監視八個官員。這比大明的錦衣衛和檢校還要多。外加中央巡視組和四十五個中央督導組，就是八府巡按的套路。這些日子，有些官員聽說巡視組督導組駕臨，前列腺都嚇得掉褲襠了，每天上班前，說不定也深情回眸一眼平日愛搭不理的黃臉婆……最近我們常欣聞某某貪官「閃電落馬」。可是，現在閃電了，過去的二十多年裡幹嗎去了？親愛的閃電俠們。
雖然不再四書五經六藝，但要堅持三個xx八x八x，世界上最神奇的道德就是，劉志軍剛跟女孩做了「紅樓夢」，就向領導感言「中國夢」。和明朝的貪官別無二致，他們被抓之後總愛玩這感恩呵夢想呵這些調調，彷彿只是誤入紅塵，內心還是小清新的。
不同的是，明朝寧錯殺一千，也不放走一個。當今是：誥命夫人被判死緩，銀行行長被判死緩，法院院長被判死緩，公安局長被判死緩，劉志軍果然也死緩。在爭論是否「廢死」時，我們只好調侃「不是取消死刑，而是取消死緩」。但認真你就輸了。就算回到大明，抽腸、凌遲、、開水淋再鐵刷子刷、鉤起來風乾……把懲治貪官基本具體成一個製作醃鹵食品的過程，也不會嚇跑貪官。
大明朝不也就出了一個海瑞嗎。
何況海瑞也弄得大家不開心。一個清官無錢葬母，這就不是大時代，也不是小時代，是宵小時代。
算了，不說影視，說明朝……《萬曆十五年》開頭，黃仁宇先生專門寫到1588年事情，英國大破西班牙無敵艦隊。他沒有提到的是，整整一百年後，也就是1688年，英國的光榮革命誕生了，原本也貪腐、朋黨、專制、國內形勢亂七八糟的英國開始君主立憲，聰明地用分權、憲政、監督等手法治理國家，成為一時世界霸主。而此時，中國的政權已移交到了「清」，清仍延續覆滅的「明」的道德+酷刑，甚至還採用了一個輔助戰術，「文字獄」。帝國從此走下坡路。所謂康乾盛世是教科書上塗抹的口紅，潛伏的危機，均被四庫全書那些才子們用修辭手法輕輕抹去。
然後大家都去看熱播電視連續劇《鐵齒銅牙紀曉嵐》去了。靠，傻逼和紳。哇，牛逼紀曉嵐。生生把歷史看成了言情。
幾千年來，中國的官場從不缺肅貪，妓院最愛假裝打掃內部衛生了，中國官員也是最愛講道德，婊子最愛述說自己清純的愛情。很多時候，我們被迫在既有那麼多肅貪、又有那麼多道德的邏輯矛盾裡，相信，麗春院發生過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愛情故事。
就像相信人民日報的大標題，死緩彰顯了法治精神。其實無論斬立決和還是死緩，都與彰顯法治精神一根腿毛關係都沒有，只與聖上一拍腦門的力氣大還是利益集團拖後腿的力氣大，有至深關係。
公元1644年，崇禎自殺前寫下遺詔：「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就是說，你們這些負心人，平時白養你們了，關鍵時刻一個都不見，是你們搞死我的呀。
276年前，帝國的第一任皇帝站在城頭上發誓要搞死那些奸臣，經過276年卓越的努力，帝國最後一任皇帝終於死在歪脖子樹下，哀怨認為自己是被奸臣搞死了。
看著這枚循環播放鍵，到底是該不相信歷史，還是不相信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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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世界各國準備往５Ｇ衝刺時，台灣卻還在為了４Ｇ問題爭論不休。晚人一步的台灣，比任何人都更沒有做錯誤決定的本錢。接下來二六○○兆赫頻譜規畫，就會是影響台灣未來的重要決定。 撰文‧何佩珊 五月二十九日，台灣正式開啟４Ｇ時代，累計至目前為止，已經開台的三大電信業者用戶總數超過四十萬戶，市場普遍預期，今年底就可以達到第一個百萬用戶數。然而，看似高興的表面背後，卻已經引爆一場頻譜角力戰。 去年嘗到甜頭 政府要再拿頻譜標售補國庫去年一場４Ｇ頻譜競標，讓國庫一口氣進補將近一二○○億元，而政府已經計畫明年還要釋出更多頻譜，甚至在標案細節仍未明朗，且該段頻譜爭議未決的情況下，預設這次頻譜的第一階段拍賣至少會帶來一五○億元的標金收入。 這次政府看上的拍賣頻段是二六○○兆赫︵MHz︶，是國際上珍貴的主流頻譜，若能妥善規畫，勢必有利於台灣未來整體無線通訊產業的發展，但不能忽略的問題是，目前該頻段上仍有WiMAX業者在使用。 依照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國2600MHz頻段之整備政策規畫方案」公開說明會上的宣布，在這一百九十兆赫的頻段中，一百四十兆赫將會劃分給目前國內主要電信營運商採用的FDD LTE技術，只保留五十兆赫給WiMAX業者可以升級接軌的TDD LTE。若再加計去年標出的４Ｇ頻譜，台灣ＦＤＤ和ＴＤＤ的分配比例將會是懸殊的十比一。 同時，ＮＣ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也宣布將不允許WiMAX業者合併，甚至可能不同意業者換照以爭取更長營運年限。而這樣的公告立刻招來罔顧WiMAX業者權益的批評，也擔心引起更大爭端，「畢竟，以國外的現狀來看，WiMAX並非毫無前景。」業界人士表示。 「就像日本ＵＱ，和其他WiMAX業者，幾年前藉由技術升級，如今多和ＴＤＤ接軌，取得不錯的用戶數和使用評價；反觀台灣仍原地踏步的主因，是政府一再拖延WiMAX業者的技術升級申請。」業者認為，政府若能盡快開放業者技術升級，並提供足夠頻譜資源，WiMAX業者其實還是有機會可以提供很好的服務，也不至於白費了先前多年的投資成果。 另外，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先前也曾表示，若因ＮＣＣ之「不作為」，限制業者技術升級，導致WiMAX營運商因技術失靈淪入關門倒店之困境，不但將造成業者巨大投資損失，對於消費者權益保障而言，ＮＣＣ的恣意不作為，也是明顯不當並且違法。 而這樣的決策下，更讓人擔心的，其實還有台灣長遠的無線通訊產業發展。 站在消費者的立場，只要網路順暢快速，背後使用的技術向來不是重點。只是消費者可以不在意，政府站在國家高度卻不可不慎。六年前台灣全力押寶WiMAX最終未能發展成世界主流，以致台灣４Ｇ腳步落後國際，就是眼前最慘痛的教訓。而今等同於斬斷WiMAX，全力傾向ＦＤＤ的頻譜政策，又將會把台灣帶往何處？ 發展成熟的ＦＤＤ 或選擇較具彈性的ＴＤＤ？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組長羅達生指出，雖然ＦＤＤ已經是世界主流，但也因為ＦＤＤ已相當成熟，對台灣來說，在新興的ＴＤＤ領域反而更具發展利基。他並補充，起步較晚的ＴＤＤ目前使用規模仍小，但已經獲得中國、日本等多國營運商採用，就未來性而言，爆發力值得期待。 威達雲端技術長楊東安認為，如果依照目前的頻譜規畫，產、官、學界勢必都會將重心轉移到ＦＤＤ。但必須考慮的是，ＦＤＤ較適合語音，而未來要迎接的卻是數據時代。在可預見的將來，頻譜資源一定會更稀少，因此就頻譜使用效率上，選擇較具彈性的ＴＤＤ應該比ＦＤＤ更有利。 再者，通訊技術其實從來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選擇，從軟銀等國際上多家大型營運商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到，兩項技術其實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國內某網通大廠高階主管憂慮地表示，「如果政府只看到眼前可以立刻入袋的標金，這樣的頻譜規畫到了５Ｇ一定會出問題。」事實上，去年４Ｇ頻譜標售，政府樂收一二○○億元標金的背後，後遺症已逐漸浮現，因為太過零碎切割的頻譜規畫，不利於網路容量與速度的提升，同樣是４Ｇ，台灣硬生生就是比其他國家的速度慢。 國內電信業者也一再透露出這樣的訊息。以４Ｇ頻寬僅有五兆赫的台灣之星為例，台灣之星總經理賴弦五曾說，若未來要提供更多用戶更高速網路服務，他們勢必要在明年新一輪的頻譜競標拿到更多頻譜。事實上不只是台灣之星，每一家電信業者，就連拿下最多三十五兆赫４Ｇ頻譜的中華電信，私底下都坦言有相同憂慮。 對失去４Ｇ先機的台灣來說，沒有一錯再錯的本錢，如果政府仍短視近利將頻譜拍賣視為厚實國庫的來源，不為長遠利益做審慎規畫，未來５Ｇ這場戰役，我們還打得下去嗎？ FDD與TDD FDD的全稱為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也就是分頻雙工。TDD全稱為Time-division duplex，也就是分時雙工。兩者都是4G LTE（Long Term Evolution）的分支，但技術特性略有不同。前者發展時間較早，目前生態系發展較成熟；後者則是有較高的應用彈性，可減少頻譜資源浪費。 誰能勝出？─ 兩大LTE技術發展現況 FDD TDD 商用網路數 265 39 用戶數 2.4億 2600萬終端數 超過1400款 超過900款優勢 起步較早 頻譜利用效率較佳註：終端包括手機、平板電腦等行動裝置；本表數字皆為全球統計數字 整理：何佩珊 | ||||||
“閱讀”母親年輕時的照片，“閱讀”年少時習慣哼唱的歌曲，用心累積美好靈魂經驗
閱讀是一種源自書籍，卻不限於書籍的人類美好行為。我們閱讀書籍，然而我們也閱讀繪畫、閱讀雕刻、閱讀音樂，還有，閱讀人。
當我們“讀一個人”，意味著不只是看看他，認識他，而是要深入理解與他相關的種種。什麽時候，我們會不只看看一個人，點點頭跟他打個招呼，卻會想要“讀一讀”他呢？顯然，第一，我們從蕓蕓眾生中挑出這個人，對他產生了最高度的興趣；第二，我們覺得這個人跟我們的生命，有某種特殊親近的連結。
需要用心時，我們就“閱讀”；希望有些什麽知識或經驗，可以觸動我們的靈魂時，我們就“閱讀”。從閱讀書籍來的態度教我們，要放慢速度，同時放開感官的敏銳接收範圍，我們才有辦法專註地對待格外重要的事物，也才有辦法讓外界外來的東西，進入自己，變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我們常習慣性地以為，讀書動用的就是視覺。我們是用眼睛看書，然而只動用眼睛的話，我們看了書卻沒有讀到書。我們跟書之間的關系，也有很多種，翻翻看看，不等於閱讀。
唯有啟動了所有的感官感受，尊重地先願意視書籍為一個獨立且豐美的世界，讓文字記錄的意義隨時幻化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而且投註以悲欣痛喜，依照書的訊息調整我們的世界關照與生命理解，我們才真正“閱讀”了一本書。
用抽象語言描寫起來似乎那麽艱難的過程。奇怪，這卻是我們大部分人從小一接觸到書很自然就會了的。在成長過程中，我們就內化相信了，這種“閱讀”態度是對待書本最好的方式。
通常，我們不會自然地如此投註對待電視電影，甚至不會如此投註對待平常聽到的音樂。是因為和書相處，累積了“閱讀”的美好靈魂經驗，有一天，我們才突然意識──那，難道不能用同樣的態度來“閱讀”別的東西嗎？“閱讀”一張母親年輕時的照片，突然，本來看照片不曾有的感動，鋪天蓋地淹沒了我們。“閱讀”一首年少時走在涼風街道上習慣會哼唱的歌曲，突然聽到了自己生命中本來一直沈默著的某個腔調。
“閱讀”是動員生命感受與外物誠摯對應的訓練，過去因為書籍在文明傳承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借由對書籍的謹慎態度，最容易自然學到“閱讀”。現在的人，書讀得越來越少，損失的不是書中承載的那些訊息內容，毋寧是本來可以從和書的互動中養成的“閱讀”習慣與能力。畢竟，我們不太可能用以前讀書的敬謹態度來看待網絡上五花八門的信息，不是嗎？
如果有一天，生命中再也沒有可以引發我們“閱讀”沖動的人，或者，對於再有趣再親近的人，我們都失去了“閱讀”他們的本事，那麽，活著是不是少了越多靈魂悸動的快樂？
（作者為臺灣作家）
| 2014-12-01 TWM | ||||
六月金管會放寬壽險業投資額度，大型壽險公司只買不賣，次級債券市場交易量慘澹，對於目標成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來說，寶島債下一步該如何走？ 撰文‧張譯天 今年六月以來，寶島債的發行量可用「暴衝」形容。在金管會於六月宣布壽險業投資國際板債券不必列入國外投資限額後，根據櫃買中心統計，七月以來，新發行的寶島債共有十三檔，總額近人民幣一百億元，櫃買中心表示，其中九成的寶島債都被壽險業搶購一空。 政府力拚寶島債的目的，在於活化國內債券市場，並且建立台灣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隨著發行爆量，台灣看似往此目標大步邁進，但如果對比「交易量」的數字，卻也讓人看見隱憂。 據統計，今年六月至十月，寶島債平均單月交易量僅有三十六億元，雖已比上半年平均單月十二億元成長許多，但以此金額，仍然只能用一攤死水來形容。「以這樣的次級市場，寶島債的前景仍然不能樂觀。」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說。 次級市場不振對實質市場的影響，可從香港經驗來看。在發展初期，點心債同樣面臨次級市場沒人玩的情況，賣方主導市場之下，債券利率始終偏低，而在二○一一年下半年人民幣前景看淡後，點心債價格又一度急挫，衝擊企業在港發行點心債的意願，也就是次級市場回頭打壓了初級市場。 凱基證券債券部經理詹博欽表示，在一個流動性不足的次級市場，容易造成債券價格超漲超跌，不利長期發展。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也表示：「寶島債的下一步，是積極造市，把次級市場炒熱。」當前可立即執行的作法，是讓「不同企圖」的買家進來。目前寶島債主要買家集中在國內壽險業者，他們的企圖多半單純，「買了不賣，穩賺約三％左右的殖利率」。吳中書舉例，政府應積極設法鼓勵「企圖心更強」的海外買家進場。 相較國內壽險業者，境外投資人往往操作更靈活，買進之後，較有適度釋出籌碼的機會。目前外國投資人來台投資本國企業所發行寶島債須就源扣繳一五％，稅率高於香港點心債，金管會雖已釋出稅率降為一○％的想法，但仍須進一步與財政部溝通。 此外，亦有業者表示，國內銀行業者投資寶島債目前仍須計入對陸曝險額度，因此牽制了銀行投資寶島債的意願，「銀行與壽險不同，銀行主要鎖定三、五年的報酬率，不太會看到二十年那麼久。」換言之，若能提高銀行業者參與意願，應能提高寶島債的周轉動能。 日前，金管會也已表示，正研擬國內銀行投資寶島債不必計入對陸曝險，種種作為若可上路，對寶島債的次級市場應屬正面；但放眼國際，除了香港持續深化人民幣市場，新加坡、倫敦等地也正覬覦人民幣商機，寶島債次級市場的活絡工程，是該加速了。 | ||||
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常發生的爭議是，有的把盈餘轉基金，稀釋政府捐助占比；有的則是再出資設立新的財團法人，開枝散葉之後，竟變成民間財團法人。種種手法，都讓政府單位無法監管。 捐贈比率被稀釋？ 教育部枉捐14.2億納稅錢 管不到蔣經國基金會頂著前總統蔣經國之名，外界普遍以為「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是屬於政府的基金會，甚至是政治團體，還有老兵到基金會要錢，說要立塑像紀念蔣經國。但其實這是個學術獎助機構，成立的原始資金的確來自教育部，卻一直被定位為非公設財團法人組織，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始由政府出資、日後卻脫離政府掌控的案例中，蔣經國基金會是國人較為陌生的一個。 二○○九年，時任監察委員的趙榮耀與葛永光所提糾正案中，認定蔣經國基金會「創立時政府捐助一○○％」；但行政院一五年八月發布的《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一○三年度行政監督總報告》中，蔣經國基金會並不在「政府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之列，顯然官方認定也有歧異。 蔣經國基金會究竟是不是公設財團法人，牽涉到教育部的捐助金額，在它的成立基金占比，有沒有達到五○％以上的問題，此即爭議所在。 且先回顧基金會成立起源，是因為中研院院士許倬雲觀察日本設立文化基金會，向國際推廣日本文化有成，遂建議時任總統的蔣經國，應設立類似單位。此議在蔣經國一九八八年去世後，由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實現；翌年，由教育部出資三億元作為成立基金，占原始基金一○○％，向法院登記設立，登記書上記載募資目標為二十億元。 當時，教育部即承諾捐助十五億元，後來三年內完成，總捐助金額為十四億兩千萬元。 蔣經國基金會解釋，成立之初，首筆匯入的原始捐助確為教育部的三億元，基金會藉此向法院登記設立，往後幾周內，已承諾的民間捐助款也陸續匯入，成立的首年，共募得創立基金十二億元，「當中九億元為民間捐助，包括企業家辜振甫、徐有庠等人士，一直到最近幾年，企業與熱心人士仍持續捐助。」根據一五年五月最新登錄於台北地方法院的資料，蔣經國基金會目前財產總額為三十六億兩千萬元。 換言之，蔣經國基金會認定，教育部第一年捐助三億元，僅占當年基金的二五％（十二億中占三億元），累積捐助也僅占目前財產總額的三九％（三十六．二億占十四．二億元），不屬《預算法》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五○％的財團法人（即公設財團法人）」。 應被視為「公設財團法人」原因：原始基金 全來自教育部但關鍵在於，蔣經國基金會向法院登記設立的原始基金，全來自教育部捐助，即使以登記書記載的募資目標為二十億元，教育部總捐助金額為十四億兩千萬元，也已超過五○％；因此，蔣經國基金會才會被視為「公設財團法人」。 監察院在○九年通過時任監委趙榮耀與葛永光所提糾正案，批評行政院「長期漠視累計政府捐助基金之認定所衍生出之問題」，即點名蔣經國基金會，「創立時政府捐助一○○％」、「以盈餘轉基金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造成政府累計捐助基金比率降為低於五○％。 遭質疑稀釋占比 基金會：績效好 才將盈餘轉入基金基金會逐步將歷年結餘的錢轉入基金，使政府捐助比率低於五○％，這樣就可避開《預算法》中，政府捐助比率超過五○％者，必須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的規定，亦無須遵循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範。由於蔣經國基金會投資報酬率頗佳，盈餘轉入基金，被監委質疑，此舉是在稀釋政府出資於基金中的占比。 蔣經國基金會高層則強調，依規定，政府捐助之基金投資，僅限銀行定存、購買公債或短期票券，因長期低利率，根本無法達成年度支出四．五％的目標。 反觀民間捐助的基金，運用靈活，可以買股票、公司債、可轉債、不動產信託投資基金（REITs）等，每年平均有八％到九％的投資報酬率，投資績效較好時，達成年度支出目標後，還可有盈餘。基於文教團體「支出不低於基金孳息及收入之六○％」的免稅規定，教育部認為該基金會累積盈餘太高，所以有幾次把盈餘轉入基金。重點是，累積盈餘都是源自民間捐助的基金之投資收益。 儘管如此，立委管碧玲直言，「組織屬性在設立登記時就確定了。」也就是財產總額是以設立登記時，法院所發登記證明書之財產總額作為基礎；所以，蔣經國基金會預算不送立法院審議、不受監督，當然不對。 「二○○○年首次政黨輪替時，總統陳水扁與歷任教育部長確實有疑慮，經當面解釋後，基金會才能維持教育部僅派一席董事、不介入人事的獨立運作。」蔣經國基金會執行長朱雲漢強調。 但原始登記基金的三億元來自教育部，財產總額中的十四億元取之於公，都是不爭的事實，即使蔣經國基金會在占比的解釋與監察院意見相左，仍應受《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規範，由教育部指派過半數董事。 運作應受政府監督 原因：資金含民脂民膏 目前蔣經國基金會以每年一億多元的孳息運作，補助漢學或台灣相關研究，並延請學術地位崇隆的學者擔任董監事與諮詢委員會成員，在國際漢學界頗具影響力。即使蔣經國基金會回復公設財團法人定位，教育部仍應尊重其獨立運作的精神。至於這類公帑捐助卻脫離官方掌控的組織該何去何從，以符合民眾對於轉型正義的期待，值得深思。 （陳柏樺） 公產轉私產？ 糖協80億資產「換手」 張有惠纏訟至今二月四日，位於台北市精華地段仁愛路的「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由四樓電梯口步出，左右兩邊辦公室約八十坪，不到中午十二點，辦公室空蕩蕩，僅見不願具名的祕書長一人，談及台糖與武智的官司，他說：「糖協董事任命權已全歸回給台糖管理並指派。」關於武智案，歷經十幾年纏訟，台糖已循法律途徑，要求武智基金會回復原有章程，並改回「台灣糖業協會」，但事情還未了結，根據經濟部二○○六年至武智基金會進行查核，該財團資產有五十五億元。十年來，不動產價值飆漲，目前資產應高達八十億元。這筆公產，到底在哪裡？ 回顧歷史，一九五五年國營事業台糖公司奉經濟部核准，設立「台灣糖業協會」（編按：一九五六年正式登記為財團法人），承受三九年由台灣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武智直道捐出的二十萬日圓成立基金，人事權及產權皆由台糖管理。 然而，自九七年起即擔任該會董事長的張有惠，遭控疑將公產轉為私產，引發經濟部、台糖與武智基金會一連串的官司。 董事長一當17年 手握人事、投資大權，備受爭議事實上，糖協脫離台糖主導，龐大資產淪為少數人控制的第一個關鍵點，是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糖協董監聯席會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台糖聘派董監事之規定改為由糖協「自行聘任」，時任經濟部長王志剛並在四月五日迅予核准；當時正值政權交接前的關鍵時刻，動機可議。第二個關鍵點是○三年，第五屆董監事改選，全由糖協「自行聘任」，未保留董監事席位給台糖，也未與台糖進行協商，完全脫離掌控。 據悉，○四年張有惠將糖協先更名為「台灣武智紀念糖業協會」，○五年再改名「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六年此案被媒體揭露，台糖才提告展開護產動作。 根據○六年武智案調查處理報告指出，武智基金會董事會成員長年由少數固定人士把持、人事費用支出劇增、財務收支失衡等流弊；行政院隨即對該基金會做解散處分。 立委鄭麗君國會辦公室主任游毅然表示，張有惠擔任糖協╱武智董事長，一當就十七年，不只握有人事大權，武智轉投資海外投資開發公司，都與發展糖業目的無關，備受爭議。 早在一二年十一月由經濟部商業司編印的《經濟部許可設立之財團法人名冊》，將武智基金會歸類於「民間捐助」，顯示當時武智已「由公轉私」；直至一四年台北地方法院最後裁定名稱改回「台灣糖業協會」，並由經濟部派任新董事。 這場官司，目前仍由法院審理中。台糖祕書處公關組組長劉宗憲說，雖然主案已結，但台糖與武智還有六件官司進行中，包括追償不當得利。張有惠則透過轉述：「一切尊重法律判決，因年事已大，只想安穩過日。」「政府捐助財團法人，每年每人人事費用超過百萬元，若無具體作為，根本無存在價值。」鄭麗君說。期盼新政府上台後立法規範，妥善管理。 （許家峻）鑽監管漏洞？ 中興基金會謀拔官派董事 歐晉德惹爭議閃人公設財團法人換主管機關，就可能從此脫離政府監管，問題出在哪裡？ 二○一五年底，總資產三．四六億元的公設財團法人「中興工程科技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中興基金會），遭揭露在同年三月自行改選董事，並由台灣高鐵前董事長歐晉德擔任董事長；因違反主管機關教育部要求，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定，該會竟申請將主管機關改為經濟部以規避規定，引發外界質疑，該會是否有意規避公部門監督？ 中興基金會一九八七年由公設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捐助成立，目的為從事工程研究和教育獎助；可見，該會由教育部主管不成問題。 中興基金會有九席董事，一五年三月改選六席，但改選的董事均非官派，因而未獲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承辦單位表示，確實是因該會官派董事不符合規定，才無法同意。但中興基金會迅即提出申請改隸經濟部主管。 這份「最惹議」的改選名單為中興基金會第十屆董事會名單，經調查，早在一四年九月中興基金會就已呈文教育部，要求更改新任董事。而對照《教育部審查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及《經濟部審查經濟事務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要點》，經濟部並無像教育部一樣，明文規定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須有半數官派董事的規定，導致有漏洞可鑽。 也就是說，一旦中興基金會改隸由經濟部主管，該會就不受官派董事須過半限制，政府機關再也無法主導基金會運作及決策。 由於爭議不斷，董事身分不被政府承認的董事長歐晉德，上任不到十個月即悄然求去。對事件演變，歐晉德深表遺憾；他說，「原本單純希望以一己之長，替工程學術界盡點心力，卻被有心人士捲入政治操控。不管中興基金會改隸哪個主管單位，我都尊重。」不過，審計部早在一四年六月即行文至各機關說明：「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再捐助之機構組織，仍為政府捐助。」中興基金會執行長姚長春也表示，中興基金會既然為中興工程顧問社捐助成立，那就是政府捐助。 既然如此，中興基金會就應遵守教育部規定，董事須官派過半。而政府機關也應統一對公設財團法人的規範，或由立法院另立《財團法人法》，不讓有心人士有鑽漏洞的機會。（許家峻）撰文 / 陳柏樺、許家峻 | ||||
曾被孫正義看好，將實踐轉型大計的印度裔副社長阿羅拉，不到兩年，就因文化差異、投資人壓力，終與孫正義「分手」。 日本電信巨擘軟體銀行（以下簡稱軟銀）創辦人兼社長孫正義，原本將在明年六十歲生日交棒給副社長兼營運長、來自印度的阿羅拉（Nikesh Arora）。六月二十二日股東會前一晚，孫正義突然宣布撤回明年退休決定，後者也立刻閃辭。 根據《日本經濟新聞》，六月初孫正義已向阿羅拉表明：「對不起，我打算繼續當社長」。股東會上，孫正義說，將再帶領軟銀五到十年。 另一頭，阿羅拉對《金融時報》直言：「我們無法同處這家公司再五年。」七月一日起，他轉任軟銀顧問。 現年四十八歲的阿羅拉，先前在Google工作十年，一手養胖搜尋廣告業務這隻金雞母，當上Google薪酬最高的主管;二0一四年九月加入軟銀後，僅半年薪酬就高達一億三千五百萬美元(合約新台幣四十四億元)，名列全球第三，也是日本史上薪水最高的上班族。 投資印度新創，還在虧損 孫正義挖角阿羅拉，為的是將軟銀打造成亞洲的波克夏，尋找下一個阿里巴巴。《財星》稱他已躋身「全球化印度人」，與Google的皮采、微軟的納德拉、百事的努伊等大咖齊名。 這位讓。Google前任執行長施密特大讚「最優秀的分析型企業家」，在孫正義透露廷後退休的決定後，為何一刻不能等，必須閃電離職？ 一月，一封匿名信預告阿羅拉的地位岌岌可危：一群軟銀投資人向董事會指控他為軟銀做的投資決策績效不佳，身兼私募基金SilverLake顧問，把個人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前，要求公司對其展開調查。近日軟銀公布調查結果，認定指控不成立，但阿羅拉似乎心已冷。 去年六月，阿羅拉投資韓國行動電商Coupang十億美元，不到一年，Coupang傳出年度虧損四億五千萬美元，虧損金額是前一年度的四倍多。 新創事業的投資效益往往數年才會浮現，阿羅拉投資的印度新創如電商Snapdeal、叫車軟體Ola、房地產資訊網Housingcom、租房網OY0 Rooms，這些公司還在燒錢、虧損。進入軟銀近兩年，阿羅拉投資了近四十億美元在全球新創，任內購併案超過五十件，還沒有一件能成功挽救軟銀受Sprint拖累的股價。 軟銀二0一二年購併美國電信營運商Sprint，事後孫正義曾坦白「或許是此生最大錯誤」。購併後Sprint仍連七年虧損，已背負三百三十億美元債務。 麥格理分析師Amy Yong指出，阿羅拉身兼Sprint董事，從未闡明該如何重整Sprint。內藤證券首席分析師田部井也噓他「拿這麼高的薪水，卻沒能交出相對應的績效。」來自投資人的壓力，或許也促使孫正義改變心意。 高調個性，難融入日企文化 其實，阿羅拉的位子一開始就坐不安穩。他空降日本企業高位，卻不學日語，招來內部非議。在日本公司奮鬥超過五年的外國高層不多，掌管日產汽車超過十六年的執行長戈恩、曾帶領索尼七年的斯金格都形容，想博得日本員工支持、改變他們做事方武，有如一場長期抗戰。 在日企的外籍經理人，最大的文化障礙，不是國籍，而是終身雇用制的遺緒，任何空降高層都很難讓下屬信任。或許意識到信任問題，阿羅拉曾應孫正義要求，買進約五億美元的軟銀持股，成為軟銀第二大股東，高調展現忠誠度，並企圖讓全公司知道，他是一個可靠的外國人。 但他的風格依舊跟軟銀不搭調，先前在Google也如此。他曾在拉斯維加斯，以貓王裝扮現身對一萬五千名Google員工演講；《金融時報》形容他是超級業務員，其能言善道、享樂俗豔的形象，在以開創為王道的Google裡，顯得格格不入。 二00四年阿羅拉進入Google擔任歐洲營運副總，五年內，讓歐洲占Google整體營收比率自二五％提升王近五0％。他一面對原本閒適自在的團隊「精神折磨」，要求人人量化績效目標;一面勸說Google調整以美國為中心的聘雇協議，好讓自己更快晉升。 阿羅拉還製作分析工具，每日吐出歐洲業務的營運體質報告，最後全公司都採用這套工具。這套工具幫助他預見金融危機，讓Google在季度成長放緩前事先調整支出。這讓時任執行長施密特吐露「以後阿羅拉想做的事情，我都要跟進。」 二0一0年阿羅拉晉升為Google營運長後，無情、傲慢的形象廣為周知。知名媒體顧問卡森(Mlichael Kassan)形容他：「若你某方面真的很行，你就有特權當一隻孔雀。」 他因無法獲得更多權力而離開Google，如今，他在軟銀也碰到同樣情況。一向享受掌聲的阿羅拉，遇到了反覆無常的孫正義，即使此前兩人再有默契，甚至「幾乎天天一起吃飯、散步」的程度，最親近的盟友也有一夕拆夥的可能。 軟銀終究是孫正義的公司，高階經理人想要順利接棒傳奇創辦人，依舊是難題，而這次孫正義與阿羅拉突然分手，要找到下一位接班人，恐怕更不容易了。 撰文者陳筱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