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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灣科技業典範到成為被整併目標 宏碁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台灣文創輸韓國　問題不只出在錢！

2013-12-23  TCW

你相信嗎？台灣購買三十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總費用，是文化部二○一三年總預算的近四倍，這還沒有把直升機人員訓練和維護費用算進去！

從民進黨時期，提出「挑戰二○○八：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計畫」，以及馬英九上任後的「愛台十二建設」， 莫不希望在企業轉型之際，文化創意產業能成為二十一世紀台灣產業下一道成長引擎。

然而，口號喊了十多年，相對於韓國文創產業早已躍上國際舞台，台灣還在起步階段。仔細翻閱韓國文化觀光體育部預算書，可發現，文化預算約占整體總預算一‧二％，儘管包含文化、體育和觀光發展三項，但初估文化預算約占兩成，約新台幣二十三億多元。

但韓國政府在文創產業扶植上，還另外成立了文化藝術振興基金、電影發展基金、地方新聞發展基金和媒體振興基金，共約近二百四十五億元，韓國所有文化實際業務預算加總起來，比台灣多了近八倍。其實，台灣少買十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就能追上這個數字。

但，再進一步思考，韓國文化預算絕對金額高於台灣，就是台灣文創產業落後的主要原因嗎？

其實，再看看各國的文化預算占比，人均所得高於台灣一‧五倍的新加坡，其文化預算占比也僅有一‧五％，比台灣多不到一倍。普遍來說，文化預算占比約一％是世界各國趨勢。

「二○一四年度的文化部預算約一百六十一億元，占整體預算○‧八三％，就世界比率不算太差。年初我在倫敦，英國文化部長告訴我，今年文化預算是統刪三○％，荷蘭是統刪六○％，這是全球性狀況，」文化部長龍應台在接受《商業周刊》訪問時表示。

三分之二砸在蓋硬體，以及四處補貼

既然占比沒少於其他國家，那麼問題在哪裡？攤開二○一四年文化部預算書，會發現三分之二花於正在進行的工程：超過五十億元花在工程款，如興建屏東縣演藝廳、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南北兩個流行音樂中心等；以及補助所屬機關，如公視給了九億元、中央通訊社給三億元，甚至一個國人很少聽到的中央廣播電台，一年要給四億四千萬元，比一個文化交流司預算還要多。

東扣西扣下，實際用於業務費用僅剩不到三十億元，相較於韓國把二百六十八億元實實在在用於軟體建設推動，台、韓差了八倍。儘管提出「文化立國」的政策，時程差不多（編按：雖於一九九八年提出發展戰略，但到了二○一○年才真正推動），但方向的差異經過時間累積，結果就是產業態勢天差地遠。

據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Price Waterhouse Coopers）針對世界主要國家文創產業的市場規模調查，韓國文創產業全球市占率已經名列世界第九。

這八倍的落差，不僅是台灣文創產業與韓國的距離，可能也是未來台灣產業競爭力與亞洲各國的巨大落差。

輔導金散財，每年又花掉九億元

是否需要這麼多硬體建設？「若是長期沒有文化建設硬體的地區，用硬體配以軟體去吸引周邊人口，做國民美學扎根，這是說得通的。說不通的是，台北一個流行音樂中心，高雄也來一個流行音樂中心，這是政治問題，」龍應台表示，「這不只是文化部，各級政府都有這樣的問題。我進來的時候，這些都是頭已經洗了一半的工程。」

之後還會不會有這麼多硬體？她進一步表示，以衛武營建築來說，是將台灣再次放在世界地圖的發光點，但挑戰是，將來如何持續性營運，軟體營運也要到位，才能發揮效益，「除非是把市場調查做清楚，人口消費分析，證明絕對必要，我不會輕易動硬體工程，」這是龍應台的承諾。

只是，問題又來了，僅剩下三十億不到的文化投入，卻花了高比例在輔導金等「派糖」的下游工程。

加總每年文化部花在影視音輔導金的支出，約九億元，共占了三十億實際業務經費的三分之一，然而，立意良善卻引來業者「只會發錢卻無扶植產業」批評浪聲。以獲得旗艦型兩千萬輔助的電影《大笑江湖》為例，上映、宣傳卻比小成本台片還不見蹤影，在台票房僅一百四十一萬元。「之前的評審機制要確實，後續拍攝品質要控管，」影評人鄭秉泓觀察。

委外事務太多，人脈、經驗無法延續

委外事務太多，無法將資源與人脈延續集中，也是一個關鍵。

「目前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對流行音樂推動項目是歸納給專案辦公室，是民間公司經營推動。兩年一聘的委外方式，恐不利長遠發展，」這是民進黨立委鄭麗君的疑慮。

再看看電影產業。今年「金馬五十」頗受好評，除了有歷史意義外，加上名導侯孝賢、李安加持外，常設機構金馬執委會累積的學習曲線，也是勝出關鍵。但是，在扶植產業上，文化部許多業務多為委外，例如紀錄片雙年展、國際影展參與，都採一年一標，人走了，只剩下一堆報告，經驗無法傳承。相對於韓國的文創產業發展，是從上到下，從資金、環境、人才養成到法律授權，都是專責機關一手抓在扶植。

可以說，發展台灣文化創意產業，文化預算少，不是根本問題，主要是文化產業策略與長期執行策略的調整，這是「換腦袋」的問題，而這正是龍應台最大的挑戰！

【延伸閱讀】加上基金扶持，韓國比台灣多近8倍——台、韓、星國2013年文化預算比較

台灣主管機關：文化部主管部會預算：155.8億元占政府總預算比重：0.82%實際業務預算：扣掉所屬機關經費，以及硬體建設，不到30億元

韓國主管機關：文化體育觀光部主管部會預算：約115億元占政府總預算比重：1.2%實際業務預算：115億中2成純用於文化預算、約23億元＋4大文創基金共245億＝268 億元

新加坡主管機關：通訊及新聞部、文化社群青年部主管部會預算：約186億元占政府總預算比重：1.5%實際業務預算：約186億元

註：幣別全換算為新台幣；匯率以12/15日為基準 資料來源：文化部、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 整理：黃亞琪

低油價台灣無感　問題出在一道公式

危廢運輸：“冒牌軍”橫行 “十次傾倒，九次問題出在運輸環節”

運輸危險廢物，猶如路上移動的“炸彈”。原本理應環環相扣的監管流程，實際上漏洞百出。不僅無資質、超資質的車輛充斥行業，而且正規企業亦在買賣資質。而通過層層掛靠、轉包，涉嫌違規的產廢和處置企業卻難以追責。

8500萬噸危險廢物，如果用載重10噸、長度約10米的大卡車進行運輸，共需要850萬臺。假設將這些裝滿危廢的卡車首尾相連排成一列，則可以繞地球赤道兩圈有余。

這是全國每年產生但未被利用處置的危廢數量。

上述數據來自環保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主任淩江2015年6月的公開撰文。據專家估算，當前全國每年危廢的產生量約為1億噸，而實際的利用處置量僅約1500萬噸。

危險廢物，是指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或者經鑒別具備腐蝕性、毒性、易燃性、反應性或者感染性的廢物。很多危廢與普通人生活息息相關，醫院用剩的醫療廢物、一些廢舊電池，都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危廢。一節一號電池腐爛在土壤中，能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價值。

其中，近年時常見諸報端的非法傾倒便是危廢未被利用處置的去向之一。南方周末記者根據公開報道梳理，僅2013年至今，因在運輸途中非法傾倒危廢而被查處的案件就逾20起，涉及江蘇、廣東、浙江、河南等多個省份。

“工業產生的危險廢物，是危險品中危害最大的一類。一旦非法傾倒於田間地頭，對土壤的影響則是很難估量的。”蘇州一位從事危廢運輸的業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十次傾倒，九次問題出現在運輸環節上。”上述業內人士說。不同地方的多位危廢運輸從業人士也肯定了這樣的判斷。在危廢運輸處置行業中，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按規定，廢棄物除自建設施進行利用處置外，大部分需經過運輸環節，由產廢企業轉至處置企業進行安全處理。然而，據多名業內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危廢運輸行業亂象叢生，無資質經營、非法掛靠，成為行業默認的普遍現象。

蘇明（化名）對此深有感觸。他是蘇州一名具有正規資質的危廢運輸企業老總。他現在的工作除了運輸危廢，還要動員員工搜找違規車輛。

劣幣驅逐良幣

2015年7月14日，江蘇昆山的公路上，執法車輛警燈閃爍。一場交通執法車前後夾擊違法貨車的好戲引得路人圍觀。

貨廂上堆滿碩大編織袋的貨車被兩輛交通執法車追上，並逼停在城郊的違法車輛停放場地，過磅、驗貨。經執法人員調查，車上所載貨物為含銅汙泥，屬危廢的一種，而貨車並無危廢運輸資質。

這起交通執法背後的舉報者，是蘇明所在企業的員工。這家企業正自發開展民間調查，上街搜找違規的危廢運輸車輛。這已是該企業第7起舉報案例。

危險廢物經由產生、運輸、處置三個環節，三者的監管缺一不可。“按照正常順序，應該是由產廢到運輸再到處置的過程。然而，目前的情況是：產廢單位與處置單位聯系，處置單位尋找擁有車輛的車主‘合作’，車主再去尋找有資質的運輸公司進行掛靠。這樣一來，原本處於中間環節的運輸成為了這一鏈條的最末端，而合法經營的運輸公司則被架空了。”江蘇一位環境監察執法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一些有資質且願意出借資質的運輸公司，一年僅掛靠費就能賺50萬元，而成本幾乎為零。”蘇明感慨，反而像他這樣的“正規軍”，卻難有人問津。

蘇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每每去和產廢方、處置方尋求合作，對方多會拒絕。產廢方會說，他們的業務都是直接打包給處置企業的，所以不和運輸公司直接合作；而處置企業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多是以低成本去掛靠一些車輛進行運輸。在違法成本極低的情況下，沒有處置企業會願意花高價錢與正規運輸企業進行合作。

“一旦處置單位承擔了處置和運輸兩個環節的工作，則被運輸的危險廢物究竟是按要求運入處置廠進行了處置，還是在半路為了節約成本被隨意傾倒、掩埋，處置單位如果造假，執法部門很難監察到。”上述官員說。

況且，正規運輸企業的車內裝有攝像頭全程監控，也使得處置企業節約成本非法傾倒成為不可能。

而昆山一角，正是危廢運輸行業亂象的縮影。無資質運營和非法掛靠兩大危廢運輸亂象，還不僅發生在昆山。據南方周末記者搜集和求證的信息，全國多省份均存在上述亂象。

根據固體廢物汙染環境防治法和《道路危險貨物運輸管理規定》的要求，危險貨物托運人應當委托具有道路危險貨物運輸資質的企業承運。危險貨物包含很多種，而危險廢物則特指危險貨物中的廢棄物，是其中特殊的一類。交通運輸部有明確規定，僅擁有危險貨物運輸資質的車輛不得從事危險廢物運輸。

運輸危廢的車輛除了要滿足危險品運輸的所有條件之外，還要附加環保要求如車輛清洗、環境風險防控等方面。與普通危險品運輸相比，從事危廢運輸的車輛管理要更嚴格，應對事故、風險的要求更高。

然而，目前行業內充斥著“冒牌軍”。上述被查處的違規貨車，擁有危險品運輸資質，但不具備危廢運輸資質。司機也向南方周末記者坦承，運了“不能運的東西”。

運輸企業無資質或超資質運輸的問題，還不止發生在江蘇省。2015年1月15日，江西樂平法院判決了一起無資質運輸並隨意將工業廢液傾倒入河流的案件，非法傾倒者獲刑兩年並處罰金。

“正規軍”的 秘密

無資質或超資質運輸危廢，只是危廢運輸中的亂象之一。而無相應資質的車輛掛靠正規企業，則已是“正規軍”中的公開秘密。

南方周末記者隨上述業內人士走訪了昆山一家危廢運輸企業看到，該企業危廢運輸車輛隨意停放，運輸危廢的車輛即為普通貨車，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危廢車輛停車場與周邊田地之間也沒有圍墻。“一旦出現事故，對於安全的威脅不堪設想。”該業內人士表示。

2015年5月14日，兩輛貨車準備隨意傾倒危廢時，被昆山市交通運輸部門查獲。經查，該車車身上塗有“時鉆環保有限公司”字樣，後者為昆山具有資質的危廢處置公司之一。然而，南方周末記者將車牌號“蘇EU6722”輸入江蘇省運輸信息網查詢後發現，這個車牌歸屬於蘇州市吳江區長天快運有限公司所有，這是一家非危廢行業的運輸公司。

有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該車即為掛靠車輛。南方周末記者致電長天快運有限公司詢問掛靠事宜，得到該公司尹姓負責人肯定的答複，並表示需繳納掛靠費8000元。該負責人還表示，公司目前有逾三十臺掛靠的危廢運輸車輛。

對於掛靠問題，國務院安委辦自2014年起有明確要求：堅決禁止任何形式的掛靠車輛從事危險化學品道路運輸。

南方周末記者同時聯系了昆山市晨曦汽車運輸有限公司等三家有資質的運輸企業，對方也都回答可以掛靠，費用從8000元到1萬元不等。而掛靠現象，亦不止昆山。

南方周末記者以私家貨車車主的名義致電山東一家運輸企業詢問，對方表示可以掛靠。南方周末記者又隨機選擇了幾家廣東等地的企業，亦得到對方肯定的答複。

廣東佛山一家從事危廢運輸的企業——神都環保服務有限公司的相關負責人在明確得知請求掛靠的車輛是普通農用車，並不符合處置運輸車輛要求的情況下，仍向南方周末記者推薦生意：“工廠的廢物你們敢不敢去拉？有點違規的。”

聯單制度難“聯單”

為了規避風險，一些處置單位並不會直接找到掛靠單位，而是與擁有運貨車輛的私人車主進行掛靠“業務合作”，再由私人車主尋找有危廢運輸資質的企業進行掛靠。一旦出現問題，“這是運輸企業的責任，與處置單位無關”。

上述案件的處置單位蘇州市時鉆環保有限公司一位潘姓負責人表示，該事件對於處置單位沒有產生任何影響。“掛靠的車子有問題，由他們負責，罰他們的款，和我們沒關系。”

該負責人表示：“我們處置企業的主管單位是環保局，而非交通局。只要環保部門有一個明確的文件下來，我們根據要求，該怎麽執行就怎麽執行。但是現在環保部門並無相關文件。”

“如果它（指掛靠單位）的車輛進不了環保部門的系統備案，不符合環保局的規定，那我們就沒轍了。”上述負責人說。

而這一案件的產廢單位，其中昆山元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回複南方周末記者： “我們都是按照環保部門的要求，選擇的運輸車輛都是在蘇州固廢中心備案的。”

按照正常程序，危廢產生企業需要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報批危險廢物轉移計劃，批準後，需由產廢、運輸、處置三方企業共同填寫《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產廢企業在環保部門的運輸車輛備案系統中選擇系統通過的車輛，方可轉移危廢。

然而，就是這些通過了環保部門登記備案的車輛，卻多無危廢運輸資質，並在運輸過程中被交通部門依法查處。

“環保部門在源頭把控上沒有執行交通部門對危廢運輸的要求。”昆山多位危廢運輸企業負責人這樣說道。

“如果聯單制度得以嚴格執行，運輸企業就難以違法。”清華大學教授蔣建國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在太倉市（由蘇州市管轄）一名環保部門官員看來，產廢、運輸、處置三者應該是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的關系。“現在好比一個商場放了很多小偷進去，再喊警察抓賊。”昆山一家危廢運輸企業負責人表示。

環保部門負責監管產廢單位，由於這一環節監管存在問題，導致了危廢可以不合規流出，從而使得下一環節道路運輸的監管吃緊。一名昆山公安執法人員稱：“希望環保部門可以從源頭上抓好，否則僅僅依靠數量有限的執法人員在路上查車，這樣的力度很有限。”

南方周末記者就上述問題聯系昆山市環境保護局副局長張偉，對方表示，昆山環保部門一直在加大力度查處環境違法案件，對於南方周末記者反映的問題，會認真進行調查。

2015年7月10日，昆山市環保局印發了《2015年度昆山市危險廢物規範化管理工作方案》。方案對產廢單位和處置單位的監管提出了相應措施，但尚未對運輸環節進行規定。

危廢運輸環節由交通部門監管，在危廢運輸企業的資質掛靠問題上，一危廢運輸企業負責人表示，目前昆山鮮有查處資質掛靠的案件。

由於這一環節中資質掛靠監管的問題，導致了處置企業的車可以使用掛靠來的資質從事運輸，這又為下一環節對處置單位的監管增加了障礙。“（處置企業）做個假危廢接收單，實際車子半路找個山溝溝倒掉了，如何監管？”前述太倉環保部門官員說。

“要想解決， 並不難”

上文案件中，產廢單位和處置單位的解釋均沒有錯。二者確非交通部門主管。然而不論是昆山環保局還是昆山以上的各級環保主管部門，均沒有規範運輸環節的文件。各級交通部門雖做了明確規定，卻無權管理到產廢和處置單位。

於是，企業有了空子可鉆。

“按照新環保法的要求，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對轄區環境質量負責。因而說白了，杜絕危廢運輸環節的違法行為造成的汙染是各級政府的責任，不能因為政府下設職能部門之間的權責關系而致使問題滋生。”太倉環保部門官員表示。

“在制度設計上，需要有一種機制，使得環保和交通兩部門的力量可以聯合起來。”上述人士說。

“危廢運輸的亂象要想解決，其實並不困難，關鍵的在於領導重視。”環保系統一位曾經負責過危廢管理文件制定的官員說，“如源頭把控的問題，只要環保局長、分管副局長、固廢中心主任，這三者中有一個人願意，就可以把事情抓好。”

例如昆山的鄰居上海。只有擁有危廢運輸資質、車身貼有藍色“危廢品”標識的車輛，才能將危廢從產生方運走。而上海市危廢轉移管理信息系統則可以實現全程監管。“如果不選擇這樣合法的車輛，危廢在整個運輸信息化體系中，從產生到末端是走不通的。”上海環保局汙染防治處處長任菊萍在接受東方衛視采訪時曾表示。

“對於掛靠的問題，也並不難查。”江蘇環保系統一位環境監察執法負責人提議，“最簡單的，交通管理部門去運輸企業檢查時，可以查查看，這些拿著運輸企業資質的車輛司機和押運員是否為該公司的員工？如果說是員工，該運輸企業是否給他們繳納過社保？這些都是有記錄的。”

在2015年7月14日違法車輛處置場，執法人員取證後大聲向司機說明了處理程序：去告訴你的掛靠單位……

巧合的是，這些危廢與2015年5月14日被查處的竟出自一處，仍為昆山元茂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小門神》票房慘淡，投資最貴的動畫電影問題出在哪里

導讀 : 對中國動畫電影來說，技術並非第一戰鬥力。

 截至1月6日，《小門神》的票房只有7000萬，要知道這可是一部總投資高達1.3億人民幣的動畫片，1.3億這個投資數字是中國動畫電影有史以來最高的。看完此影片不少人都有一種感覺，就是劇情不上不下，情節不痛不癢。 

 影片播出6天，創始人微博表態

獲得了總共2500萬美元風投的追光動畫，從一開始就立誌做中國“皮克斯”。 團隊在電影技術上做足了功夫，同時也獲得了大量關於畫面精美度的好口碑：隨便一張電影圖片都可以用作壁紙。

 然而，長達29個月夜以繼日的畫面制作並不能拯救票房的慘淡，在網上大談《小門神》精美特效的文章之外，更多的是對於薄弱劇情的吐槽。在今天，追光動畫創始人，也是《小門神》的編劇、導演王微在微博上發表了一段短文。

 針對網絡上大量影評提出的《小門神》劇情不連貫這個問題，王微在這段微博中低調承認了，同時也表示針對追光動畫未來的兩部電影要進行更加深入的探討和引入更多的編劇人才，讓電影里講的故事能夠得到更多觀眾的認可。

 《小門神》的影片宣傳，幾乎都是以電影的高端技術、精美畫面作為宣傳重點，這也許和計算機碩士出身的王微有一定關系。在電影公映之前的媒體采訪上，曾經有媒體問到如果上映後觀眾在故事、角色上反響不好怎麽辦，王微的回答是“我們是用 120% 的精力、能力去做這部片子，作為一個公司，所有團隊，我們現在能做到的水平就是這樣，極其努力，大家都非常非常地投入”。這個結果被言中了，而王微也在微博上用非常誠懇的話語針對《小門神》劇情的評論進行了回複。然而，劇情的詬病真的只是票房慘淡的原因嗎？

 一部笑不出來的合家歡電影，它的問題到底在哪里？

 ACGx在影院觀看《小門神》時，旁邊就有女性觀眾表示：看這部電影笑不出來，而且其中很多情節顯得比較跳躍。按照追光動畫的定義，《小門神》是一部合家歡電影，電影本身也在避免國產動畫一直以來的低幼性這個毛病，在宣傳時追光動畫表示《小門神》中有很多情節適合全家老少一起看。然而，數據分析出來的卻不是這樣。

 根據貓眼電影的《小門神》受眾分析，有約22%的觀眾年齡集中在21~25歲，這部分人群中未婚占多數，約21%的26~30歲觀眾，這部分人群部分已婚，然而有孩子且適合帶去電影院觀影的幾乎沒有，31~35歲觀影人群占22%，他們的孩子最多五六歲，而作為小觀眾里最有發言權、且有觀影自主選擇權的11~15歲的觀眾，只占0.34%。這個數據表說明，《小門神》並不被小觀眾買賬，觀眾絕大部分還是觀影主力軍——年輕人。

 為什麽打著合家歡旗號的《小門神》卻得不到家庭觀眾的喜歡？我們來假設一個情景：影院里一部《喜洋洋》大電影、一部《小門神》、一部《冰雪奇緣》，小朋友會說：“爸爸，我想看喜洋洋！”，而孩子的父親，則會選擇《冰雪奇緣》。這個例子只是想說明，孩子會看什麽電影，更大程度是取決於家長的選擇。

 孩子選擇動畫電影的方式很簡單——是不是自己熟悉的動畫題材，恰好喜羊羊就是，然而喜羊羊低幼，所以一同觀影的家長大多會拒絕陪同觀看。家長在選擇時也會以熟悉的電影題材為主，而作為原創題材的《小門神》，就這點來說，並不討巧。

 其次，家長會註重動畫的制作方，比如來自於的迪士尼《冰雪奇緣》，很可能會成為家長自己和孩子的觀影首選，而追光動畫並不是中國的皮克斯，這只是一家正在創業，立誌想成為中國皮克斯的動畫公司。

 最後，《小門神》中太多情節刻意討好成年人，但是又討好得不痛不癢。比如說神仙再就業這一場戲：馬雲形象跑龍套，財神戴著大金戒指出場指點股市江山，仿照迪士尼動畫電影中的舞蹈劇情，群仙跳起了新華里業務員舞蹈改編的再就業舞蹈，這大混雜的設計，對成年觀眾來說好像還有點意思，然而接下來卻是適合小孩子觀看的情節。就這樣，適合成年觀眾的情節和適合幼齡觀眾的情節互相穿插在整個故事中，一會是小孩子看不懂的成年人情節，一會是成年人覺得情節低幼笑不出，最終結果是整部電影為了照顧這兩類觀眾，情節整得是不上不下。

 這就回到了《小門神》的定位上，到底《小門神》算不算得上真正的合家歡電影？電影的定位，也就是電影是拍給誰看，為誰服務這個問題。合家歡電影服務全家從老到少，算是類型雜糅型電影，其中更有可能是愛情、科幻、懸疑、動作、喜劇等多種元素集於一體，要完成這樣一部風格複雜且講出一個好故事的動畫電影，追光動畫在未來必定還有很多路要走，這也不只是招攬更多優秀編劇可以實現的。

 制作一部電影就期望功成名就，這樣的事情實在是有些強人所難。對中國動畫電影來說，技術並非第一戰鬥力，在過去幾十年中國也曾經做出過很多部技術簡單而情節深刻至今讓人難以忘記的動畫片，比如《大鬧天宮》、《天書奇譚》等。在近年，中國也出現了喜洋洋、熊出沒等低幼化動畫，雖然情節簡單，但是在成年人當中也是有一定反響的。很快，追光動畫的第二部動畫《茶寵與小機器人》將進行試片會，直面觀眾聽取觀影意見並加以改進，我們期待第二部動畫電影能讓追光動畫獲得更多經驗值——技術之外，走心更重要。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ACGx，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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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小門神 票房

IDG熊曉鴿：世界再變，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

導讀 : 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的說法，只不過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因為盡管市場、技術變化很快，但任何生意的本質不會變。最終，羊毛還是會出在羊的身上。

自1992年至今，作為最早進入中國的國際投資機構，IDG資本見證了中國創投市場20多年來的風風雨雨：從紛紛“下海經商”的92派企業家到今天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VC拓荒到如今的VC全民化。在這一過程中，IDG資本創始合夥人熊曉鴿歷經市場興衰，感慨萬千，23年來的變與不變，匯成一篇千字文。

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

回想一下幾年前，很多人不敢創業，有文化有本事的人選擇的大多是傳統路子，去當教授或是從政，現在不是了。有句玩笑話說，2015年的中關村創業大街，一杯咖啡潑到兩個人，一個是CEO，一個是創始人。由此可見如今這股創業熱潮有多猛。

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

我認為一方面是技術的革新、叠代所致，互聯網發展起來以後，信息技術發展很快，人們的需求更新換代也很快，營銷的手段更多。產品更新快，銷售成本低，給創業提供了更多機會。

另一方面則是人本身的追求、需求層次發生了變化。從以往基本的“衣食住行”基礎需求，到現在更多地追求“被尊重”和“自我實現”，人們想要更自由地表達“喜怒哀樂”，翻譯成現在的話就是“有錢任性”。社交媒體則進一步滿足了人們表達的欲望，出名變得前所未有地容易了，安迪·沃霍爾的預言——“未來每個人都有可能在15分鐘內成名”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為了現實。

由於媒介變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也變了。看電視、讀報紙的人少了，更多地是從移動互聯網獲取信息。移動互聯網讓人們的閱讀時間變得更加碎片化。正是由於時間的這種“稀缺性”，好內容越來越值錢，現在人們需要的是有用的、高質量的信息。以巨頭的商業模式為例，BAT賺錢的業務是廣告、遊戲，能給公司帶來大量現金流，而引流量的業務是燒錢的，比如Google的YouTube。YouTube靠什麽引流呢？毫無疑問是比競爭對手更為優質的內容，這是它的核心。

此外，我們看到中國的資本市場也在發生變化。創業板、新三板的多元組合，給公司融資提供更多渠道，也給投資方提供了多元的退出通道，民間資本更活躍。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創業者該如何尋求創新？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創業者已經沒有那麽多可模仿的對象，所有的東西都特別快，需要創業者做出真正的創新。對投資人來說，也是一個挑戰。過去你投一個項目，能知道國外有什麽可參考的公司，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持創新和學習能力，對於看中了的機會，我們采取的是敢於嘗試、不怕失敗的策略。

我們可以仔細想下雷軍為什麽成功？其實是因為他改變了原有的市場推廣與營銷模式，這種創新是理念上的變革。除此之外，創新也可以是技術進步帶來的商業模式上的創新。但其實不管怎麽變，“服務用戶”這個根本是不會變的，只是運用的方式、方法可能變了。至於如何去拿用戶，說到底還是品牌、商譽要做紮實，這樣產品才能形成好的口碑效應。

我們去看盈利模式，尤其是審視這兩年特別熱的O2O創業，其實很多人在根本的生意邏輯這一點上沒有想清楚。所謂“羊毛出在豬身上”的說法，只不過是企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手段而已。因為盡管市場、技術變化很快，但任何生意的本質不會變。最終，羊毛還是會出在羊的身上。

我看到現在有的創業者陷入了迷局，認為自己拿到錢、融資了就是成功，而不再把註意力放到“用戶”上了，這就是沒有弄清楚生意的本質問題。

IDG資本一路走到今天，經歷了很多次時代變遷，目睹、親歷了很多個“風口”、很多創新，這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我們一直努力從這些變遷中尋找、總結共性的規律，也即更接近商業本質的規律。這方面的總結得越多，我們就越覺得有必要跟大家分享。

IDG資本一直是樂於分享的，“分享精神”是IDG資本血液中一直流淌的基因。我們的核心——“合夥人制度”，其本質就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彼此分享。90年代初，IDG資本剛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作為拓荒者，我們分享的是創業與投資的啟蒙；後來，我們與政府部門溝通，分享了很多美國納斯達克創業板的信息，也算對中國創業板的設立發揮了作用；如今，進入到萬眾創新、大眾創業的時代，我相信創業者更加需要基於商業本質的深入思考和見解。因此，我們希望用一種更好的方式，將曾經被認為是機構機密的行業思考和觀點系統地與創業者分享，幫助創業者少走一些彎路。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熊曉鴿，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公眾號（ID:iheima）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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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熊曉鴿 創新 變化 羊毛

沒有補貼 充電樁“羊毛出在豬身上”的模式如何盈利

新能源汽車銷量暴漲，而被認為“十三五”期間市場空間將達到千億級的新能源充電樁行業，目前進入的玩家普遍反映的問題卻是“盈利難”。

商業模式變現難題

“目前大家的利潤來源基本上都來自於三方面，一是來自於硬件的盈利，一是政府補貼，還有充電服務費。”星星充電總經理蘇浩曾經告訴過第一財經記者。雖然盈利方向很明確，但事實上，包括硬件盈利和充電服務費，對於利潤的貢獻都非常小。

蘇浩曾給記者算過一筆賬，一臺交流電樁，中間的價差可能只有2000元左右，而充電服務費一度電只有幾毛錢最多也就在1.5元左右。在當前新能源私家車保有量還非常小的情況下，充電服務費的體量也基本可以忽略。

在不計算政府補貼的情況下，新建一個充電樁群或者說智能充電站的成本卻相對昂貴。第一財經記者此前了解到，電樁剛在貴州貴安新區落成的智能充電站項目，雖然整個充電站里面只布局9個智能充電樁(包括快充樁)，但整個項目的投資已經超過1000萬元。

“電樁現在也還沒有實現盈利。”電樁內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坦言。電樁是總部位於成都的一家電動車充電及綜合服務運營商。在一開始，電樁進入充電市場時，是以APP作為切入口，而隨後開始聯合資源建設充電樁，其CEO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該公司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建了3000左右個充電樁。“單純建樁從一個點想要獲得盈利，實在是太難了。”他認為。在意識到上述問題後，其開始嘗試協同產業鏈，打通人、車、樁的一體化。拉攏多家企業成立“電動汽車充電聯盟”，並成為“SEE”計劃中汽車生態的一環。先越透露說，電樁下一步將和樂視旗下的新能源分時租賃項目“零派樂享”進行合作，涉足新能源租賃。

不過，在記者看來，要從產業鏈上獲得盈利，需要的是時間和規模。在目前各路資金都在進入這個市場的大背景下，如何在短時間內以更低的成本，獲得快速又科學的擴張規模，成為擺在所有充電樁玩家面前的問題。所有人都意識到，國家對於新能源汽車的鼓勵是非常堅定的，未來充電需求將必然存在。只不過，誰都不知道這個需求將在何時爆發。第一財經記者觀察到，所有在2015年高喊“羊毛出在豬身上”的充電樁企業都變得更加務實。

“我們現在一個重要的模式是和政府合作，做一些大的項目和規劃。”先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下有不少地方政府是希望在基礎設施配套上做出一些動作，而在這一過程中，專業懂運營的公司和政府合作，可以為其提供技術和規劃上的一些支持，與之同時，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資金。就在前兩日，星星充電也在太原建成了2000個充電樁，而這一項目是配合當地出租車油改電的契機而完成的。

政府補貼成幕後支撐

即便是和政府合作，先越也坦言更加“理性”。“我們現在肯定是會綜合考慮樁建好之後，是不是會有車來用?”先越舉例說，比如在貴安的智能充電站，就是基於未來當地會有真正的車輛充電需求而來的。

在此之前，貴州貴安新區已經和香港五龍電動車(集團)有限公司簽訂了投資50億元、年產15萬輛純電動汽車產業項目。按照計劃，新車將於2017年底正式下線。與此同時，五龍集團已經先期在當地投入了部分長江新能源汽車。而按照貴州省政府在2014年提出的規劃，未來兩年當地將推廣5000輛新能源汽車。

面臨盈利的考驗，在謹慎投資和建設的同時，來自政府的補貼也是充電樁企業的重要利潤來源。與整車的補貼相比，充電樁的補貼執行程度和力度相對更弱。

“之前北京、上海以及安徽等多個地方雖然都出臺過對充換電設施建設的補貼政策，但這些政策要麽沒有具體細則，要麽語焉不詳，其實企業真正拿到的補貼寥寥無幾。”蘇浩早在此前就曾告訴過記者。在他看來，要調動民營資本建設充電樁的積極性，地方政府應該進一步明確補貼的細則以及標準。比如補貼的基數，到底是單一充電樁的費用，還是建設的整體成本亦或其他?而更多的此前曾專註於充電樁APP搭建的企業則認為，政府補貼應該不只是針對硬件，而是在大數據和系統層面，也給予補貼。

5月9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了《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扶持辦法》)。該辦法自2016年5月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0年底。與2013年，上海市出臺的《上海市鼓勵電動汽車充換電設施發展扶持辦法》(下稱“上一輪辦法”)相比，新的《扶持辦法》不僅在補貼力度上比上一輪增加1倍，補貼方式上也擴展到建設、運營兩個環節。即將招標建設的上海充換電設施公共數據采集與監測市級平臺，以及企業建設的充換電設施數據采集與監測平臺，都被納入了扶持範圍。

在具體細則上，專用、公用充換電設施在建設環節中，對設備給予30%補貼，並設立上限。其中，直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600元，交流充電設施每千瓦補貼上限為300元。而在運營環節，公交、環衛等行業充換電設施按0.1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2000千瓦時;其他公用充換電設施按0.2元/千瓦時標準補貼，千瓦充電功率每年補貼電量上限為1000千瓦時。

對於廣大的充電樁建設和運營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大利好。

問題出在這三點！柯文哲崩壞啟示錄 人氣王落難》搞不定大巨蛋 又趕跑大將

英國仇視犯罪率大幅上升，問題究竟出在了哪里？

當第一財經記者在谷歌搜索中輸入“仇視犯罪在英國”(Hate Crime in the UK)的關鍵詞，彈出的搜索結果顯示，英國媒體對全國各地以種族歧視為主的“仇視犯罪”的報道在公投之日後大幅上升：《獨立報》報道稱，退歐後英國仇視犯罪率大幅上升;據《ITV新聞》報道，退歐後英國東北部仇視犯罪率上升110%;《瑞特福得時報》則稱，諾丁漢郡脫歐公投後仇視犯罪率上升60%;《約克晚報》也報道稱，西約克郡仇視犯罪率上升69%，為全英國上升最快地區……

根據英國國家警察局長委員會的最新報告，6月23日~26日，英國脫歐公投之後的4天，英國警察總署所屬專門應對仇視犯罪的機構——“真相”(True Vision)接到的仇視犯罪報案次數環比增長了57%。同時，從各地區的犯案數據來看，投脫歐票數越集中的地方，仇視犯罪發生的比例越高。

針對目前同類事態在英國全國的蔓延，英國政府於7月26日發布“2016打擊仇視犯罪行動計劃”，在加重對此類犯罪以判罰之外，還設立240萬英鎊基金，用於猶太教堂、基督和天主教堂、清真寺等宗教場所以及地鐵等公共交通設施的安全保護。

問題究竟出在了哪里?

積怨頗深，東歐人成搶工作福利象征

7月8日，在英國東海岸海濱城鎮諾維奇，一位店員從一間被人故意縱火的阿爾巴尼亞食品商店二樓逃生，店堂的招牌上寫著：東歐食品和英國產品；6月26日，在格拉斯哥的一處電線桿上，出現了一張印有“白人區，國家行動”字樣的傳單；6月24日公投結果為脫歐的當天，在劍橋郡的一個叫作亨廷頓(Huntingdon)的小鎮里，寫著“脫歐了，不會再有波蘭寄生蟲”的卡片悄悄流傳；6月25日，有人在倫敦東郊藍姆福德(Romford)區拍到了穿著胸口印著“是的，我們贏了。把他們趕回老家去”字樣T恤的男人招搖過市的照片。

在英國移民潮的人群中，最遭英國人反感的，非來自波蘭的年輕移民和家庭莫屬。

按照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波蘭在英國的人口有85萬多人。由於波蘭在東歐國家中經濟發展和教育程度都比其它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具有更大的競爭力，很多波蘭年輕人來到英國後，在中高級技術方面成為了英國當地就業機會的爭奪者，也是一些相對低技術工種，比如建築工人、行政秘書、電工水工等行業的有力競爭者。他們多數吃苦耐勞，接受低廉的薪水，一定程度上的確擠掉了當地人的就業，拉低了整體的薪資水準；也有少部分波蘭人家庭，需要申請社會福利補貼家用，由此遭到一些當地依賴救濟生存的英國底層民眾的妒忌和強烈不滿。

可以說，對於以波蘭人為主的東歐人的偏見和憎恨由來已久，積怨頗深，而公投恰恰提供了一個“火藥桶”，脫歐結果成了導火索，即刻引爆。

來自西倫敦的萊茲在《獨立報》關於英國仇視犯罪率上升文章的讀者評論里留言：建築工人每小時的工資目前只有7.5~8.5英鎊，比兩三年前的13英鎊幾乎降了一半，這都是因為大量東歐勞工進入了建築業就業市場，他們現在甚至把薪資水平拉低到了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這無疑要麽造成英國本地勞工失業，要麽就是“窮打工”。

萊茲這樣的言論和想法在英國勞動力市場相當普遍。第一財經記者在脫歐公投前後，進行的低技術就業情況采訪中獲得的信息與此相對應。

多元文化成泡影，暗流湧動的種族和排外問題公開化

根據英國內政部2016年打擊仇視犯罪行動計劃報告內容，在仇視犯罪中，82%是由種族問題引起的。

布萊爾時代的工黨，長期在英國推行多元文化，追求文化共融。一方面，政府撥出經費，讓生活在英國的各民族各種族發展弘揚自己的文化，遵循自己的宗教；另一方面，很多“政治不正確”的言行，在公開場合被禁忌，大多數白種英國人談“種族歧視”色變。比如一度在家門口懸掛英國國旗要向所在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申請，或者只有在世界杯、歐洲杯等特殊時期才被允許；任何帶有種族傾向和疑似歧視的言行都被謹慎地回避；“不要在不經意中傷害了其他文化種族宗教”，成了很多白種英國人的生活警示。然而，這只是表象而已。

“為什麽因為要考慮隔壁鄰居是個外來移民，我就不能在自己的國家隨意懸掛自己的國旗？為什麽我們這個享有民主、言論自由的國度，要因為顧忌某些人的感情而壓抑自己的表達？豈有此理?”常駐倫敦的第一財經記者對英國人這樣的郁悶非常熟悉。

記者還曾經在公交車上遭遇過這樣一幕，一個喝得醉醺醺的男人，對記者吐出了這樣一句“真言”： “我們是個小島，容不下那麽多人。中國那麽大，為什麽你不能回你的國家?”當時的驚詫，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不寒而栗。

事實上，所謂的多元文化，在2005年發生倫敦地鐵大爆炸時，被徹底化為泡影。土生土長的恐怖分子，讓人們突然意識到，為推廣多元文化所做的一切，卻最終不但不是文化融合，而是更強大的文化隔離。

在脫歐公投進行的整個過程中，社會被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分化被殘酷地揭示，人們從自身生存的現狀和對現狀不滿情緒中進行脫歐還是留歐的選擇。在很多投脫歐票的人看來，離開歐盟，就可以理直氣壯高喊“終止移民進入，開始遣返回國 ”的口號。他們把自身境遇的困頓，一股腦兒地責怪到了移民們的身上。似乎是，只要趕走移民，他們看急診、動手術，再也無須排隊，他們的孩子去理想的學校，可以減少很多競爭；那麽如果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即使犯了“種族歧視”的大忌又何妨?

極右勢力猖獗 狹隘民族主義盛行 為仇視犯罪提供溫床助長氣焰

為此次公投脫歐上躥下跳，最後達到其政治最終理想——“脫離歐盟”的英國獨立黨領袖法拉奇，是英國極右勢力和民粹主義的終極代表。1993年誕生的英國獨立黨，經過22年的發展，已經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黨，發展到目前47000名成員的規模，並在2015年地方選舉中，在英國議會獲得了第一個席位。從這樣一個以民族保守主義為理念的政黨，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壯大， 不難發現其具有一定的民眾基礎，社會中極右趨勢不可低估。

從2010年大選到2015年大選，獨立黨黨魁法拉奇受媒體的關註程度也出現量和質的飛躍。如果說，2010年之前，英國媒體還因為“政治不正確”，對法拉奇的報道非常抵制，到逐漸有控制地報道；那麽到了脫歐公投宣傳活動時，法拉奇無疑已經成了政治大明星。他在媒體的高調，從某種程度上，是對其極右翼思想和政治理念的一種認知和宣傳，使得他的極端思想在民眾中有了更大程度的傳播。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為狹隘、偏見所致的仇視犯罪提供了溫床、助長了氣焰。

新政府對在英歐盟移民未來的態度不甚友好，不夠明確

可以說，此次公投的最後結果之所以為脫離歐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的歸根結底還是移民問題。目前的問題是，如果英國希望保留與歐盟的自由貿易關系，繼續享有單一市場待遇，按照目前歐盟方面的強硬態度，移民的自由流動將是先決條件。而沒有了自由流動的移民政策，目前已經在英國的歐洲移民的工作權利、居住權利如何被保證，已經開始成為目前生活在英國的290多萬來自歐盟的人的心病：他們是不是會被“驅逐”?會不會需要申請工作簽證才能工作?是不是能夠享有與英國當地民眾同等的醫療、稅收、福利等條件?

關於這些問題，從目前英國新首相特瑞莎梅的口中，人們沒有聽到特別“友善和肯定”的表述。而新任脫歐部長大衛 戴維斯(David Davis)則承諾不會遣返已經生活工作在這里的歐盟移民，但是也尚未明確這些人在怎樣的移民政策和待遇下工作和生活。輿論認為，這些政策的具體確定，還要取決於英國和歐盟的具體談判情況。

這種不算特別熱情，而且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都非常不明確的狀況，也使得排外情緒有可乘之機，外來人群很容易成為極端民族分子或者無知無理之徒的攻擊目標。

在啟動“2016年打擊仇視犯罪行動計劃”時，英國新晉內政部長魯德(Amber Rudd)表示：“關於目前越來越值得關切的、對前來英國居住的外來移民的對抗情緒和環境問題，我要絕對明確地告訴大家，讓那些因為國籍或者族裔背景或者膚色不同的人遭受侮辱和攻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們不會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