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神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在整個投資界可謂無人不知,但是對於伯克希爾如何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保持強勁的業績增長卻是華爾街一大謎團。隨著巴菲特退休的日期越來越接近,伯克希爾的“免檢”標簽可能面臨挑戰。
自1965年成立以來,伯克希爾給予股東的總回報率達到了驚人的693000%。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總規模達到5170億美元的金融巨頭,最近幾年的財務披露卻越來越不透明。行業分析師、保險行業專家和企業治理行家都對其透明度提出了質疑。隨著巴菲特退休的日期越來越接近,伯克希爾的“免檢”標簽可能面臨挑戰。
追蹤投資銀行的行業分析師Meyer Shields就表示,
實際上,我們對於伯克希爾知之甚少。評估公司的盈利質量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沖基金經理Douglas Kass更是直言,
巴菲特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整個金融行業透明度的標桿。但是銀行系統在過去一個商業周期中已經因為衍生品泛濫和各種內幕秘密而瀕臨崩潰。
在去年11月全球監督性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的“企業透明度報告”中,伯克希爾的得分僅有35分,總分則為100分。這一表現幾乎排名墊底。
作為民粹主義的代言人,巴菲特最為著名的一句話可能就是“我會選擇投資一些連笨蛋都會經營的企業,因為總有一天企業會落入笨蛋的手中。”
而對於市場關於透明度的詬病,巴菲特並不在意。“由於傳統會計準則的限制,統一的財務報告會讓我們的業績被低估。在我們的投資理念中,我們寧可選擇那些實際價值超過報表顯示的公司。”
伯克希爾哈撒韋名義上是一家金融服務公司,主要通過旗下的汽車保險公司Geico和Gen Re再保險運作。但是在職能上,他更接近像一個“大雜燴”。鐵路業務(北方聖太菲鐵路運輸、北美第二大貨運鐵路BNSF鐵路),私人飛機業務(Netjets),內衣業(Fruit of the Loom),炊具(The Pampered Chef)等等應有盡有。
對於一些企業,比如BNSF,伯克希爾公布了財務細節,另外一些公司,尤其是核心業務保險公司,伯克希爾卻寧願算糊塗賬。Geico和Gen Re再保險業務巨大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潛在風險到底如何,投資者和分析師都很難回答。包括承保費用、承保開支、凈賺報廢等核心數據均未公布。
和其他大企業不同,伯克希爾甚至都沒有投資者關系部門。巴菲特也不允許對公司年度會議進行錄像或者錄音。
盡管如此,伯克希爾的股東並未要求公司公開更多的信息。Seabreeze Partners Management總裁Kass表示,“伯克希爾的股東並非正常人,他們對巴菲特言聽計從。”知名博主James McRitchie則認為,“懷疑巴菲特似乎就是在質疑你的教父。”
或許,巴菲特自己的一句名言“只有當潮水退去的時候你發現誰一直在裸泳”將成為他和伯克希爾哈撒韋未來的最好註解。只有當巴菲特正式退休或者的確有一些壞消息浮出水面之後,才能知道他們是否會走向神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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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戶調查報告顯示,租稅過重確實對投資人進場意願造成影響。對此意見不一的李述德與張盛和,是前、現任財政部長,毛揆此時應趕緊凝聚內部共識,才能鞏固政府公信力。 撰文•周岐原 一條政策爭議,讓兩任財政部長、一位主委爭執浮上枱面!他們公開各自表述,當內部團隊意見不一、民心無所適從,身為閣揆的毛治國依然不公開表態,讓閣員吵成一堆,蔚為奇觀。 七月二十一日,財政部前部長、現為證交所董事長李述德對證所稅開出第一槍。他認為,現行課徵千分之三的證交稅,已隱含部分證所稅;此外,就數據研判,李述德認為證所稅對台股「是大幅減分」。 七月二十三日,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召開記者會,公布「大戶問卷」調查結果,這份針對一千一百餘位大戶與中實戶的買賣動向調查顯示,「租稅負擔過重」是他們減 少投資台股的主因之一。曾銘宗雖然強調,不是要單一討論證交稅或證所稅,但是透過事實呈現,「建立一套可長可久,適合資本市場發展的一套稅制。」此談話仍 被外界解讀是針對稅制而來。 爭議浮現 內閣應尋求共識證所稅推了兩年,為什麼選在此時,李述德與曾銘宗才突然「醒過來」?台股急凍,投資人嚇壞了,甚至電視上還出現檢討的各式歪理,如今年上半 年上市公司較去年增加十七家,但成交金額反較去年同期減少一%,應該是企業IPO(首次公開發行)數量太多,導致資金分流等謬論充斥,但也顯示資本市場 「通貨緊縮」的強烈警訊,這應該是曾任財政部長的李述德跳出來的主因。 對此,現任財長張盛和立即跳出來駁斥。他強調,國際因素對股市也有相當影響力,如果只爭執稅制、忽略國際因素,反而無法認清市場與產業目前遭遇的問題。 事實上,台股量能萎縮顯著,影響台灣企業的資金活水甚巨,這麼重要的財經問題,內閣閣員看法不一致,閣揆毛治國卻未表態,迄今還令市場摸不著頭緒,這一點,對財經政策長遠發展更為不利。 李述德、張盛和,分別是馬總統任內第一、三任財政部長,曾銘宗也曾任職財政部次長,對於國家收支與稅負公平性,都有相當程度認識,當前任財長對現行稅制發表建言,立場又與現任部長有所扞格,毛院長已經不能再坐視政府公信力繼續受到傷害。 稅,當然不是台股的唯一問題,卻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雖說民眾對只剩下不到十個月任期的內閣沒有過多的「興利」期待,但是放任閣員各自表態放話而不處理,也太打破行政院該有的基本水準。 前後任財政部長正面衝突! 主管機關首長 稅制相關看法整理 證交所董事長 李述德 證所稅對台股影響很大;振興股市方案的作用遭到抵銷。 金管會主委 曾銘宗 資本市場每年繳納稅費達2000億元;配合檢討交易成本,兼顧財政健全與市場發展。 財政部部長 張盛和 基本面好壞,影響股市波動也很大;現行證所稅並未針對上市櫃股票課稅;證交稅率歷經20餘年,期間並未調降。 |
台灣年金改革的腳步,晚了各國二十年,軍公教退撫金、勞保年金寅吃卯糧,改革委員除了爭吵,這次該怎麼做? 「你們都表決部隊啊!」「為什麼都是你在大聲呢?」「誰沒代表性,你說!」……預期未來半年每週四下午,類似場景都會透過網路直播,赤裸裸呈現給台灣社會。 這是六月二十三日起召開的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首次會議實況。這也是台灣為了因應高齡少子化所帶來的年金財務危機,歷經三位總統,第三次推行年金制度改革。如果成功,這更會是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社會福利緊縮。 其實,相較歐、日等國,我們的年金改革腳步已晚了二十年。那些國家都比台灣提早進入老年社會,因此較早面對問題,反觀我們一九九三年就跨入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占總人口逾七%),各種年金制度卻仍持續加碼,繳少領多,無視於年金財務與人口結構一起快速惡化。如今,已不改不行。 從其他國家的改革經驗,以及前兩任總統的失敗經驗來看,蔡英文政府想要成功,必須跨越兩大障礙。 沒共識,各方代表難溝通前朝辦246場座談,仍被杯葛首先,是新政府如何在長期缺乏溝通機制的台灣社會,建立共識。 二〇一二年底,馬政府試圖推動年金改革,由行政院、考試院在兩個月內辦了一百二十四場座談會、提出方案,結果勞工團體、公教團體、在野黨全都不服,指責黑箱作業。政府接著再辦一百二十二場巡迴說明會、緊急發包委託學者進行十幾個研究計畫,最後仍在立法院遭到自家的國民黨立委強力杯葛,白忙一場。 新政府上台後,記取前車之鑑,想要透過涵蓋各種利害關係人的官民代表,合組委員會,達成改革共識。但第一次年金改革委員會議的一大爭執點,卻是幾位公教團體代表,高聲質疑其他人的代表性。 「歐洲老派民主國家,有發言具公信力、全國代表性的團體,形成長期的社會對話機制,不像我們,不知道要找誰(來代表),」以學者身分擔任改革委員的台大社工系助理教授傅從喜說。 其實,總共三十七名委員中,光是軍公教就有九個團體山頭林立,各推一人參加。而全台參加年金制度的六十多萬軍公教有九名代表,一千多萬勞工,卻僅有三個勞工團體代言。此外,任何改革方案最後必然要透過立法院修法,但改革委員會卻沒有各政黨的立委代表。這是什麼道理? 政務委員兼改革委員會執行長林萬億解釋,委員會的組成,主要考量是讓利害關係人能夠坐下來對話,因此他都設法在軍公教、勞、農、漁、青年等族群中,找出代表性團體。也因為著重各種身分都有代表,所以並非以全國人數比例來分配席次。至於朝野政黨的參與,他的規畫是在改革委員會提出方案後,進入第二階段的國是會議,再納入各政黨。 換句話說,未來改革委員會產生共識是一關,國是會議的更多意見是一關,到立法院後的政黨攻防還有一關。 起步慢,18%微調不成 軍公教退撫金入不敷出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在既得利益必然的反彈下,改得快,也要改得大。 德國花了二十多年進行年金改革的社會與政治工程,但看結果,像是請領退休金的起始年齡,僅從六十五歲延到六十七歲,就要用十八年時間、分成好幾期,小碎步的前進。 台灣改革起步慢,恐沒有那樣的餘裕。扁政府時期光是微調「一八%」優惠存款都不成,改革後繼無力。歐、日等國的退休金最低請領年齡,多已改到六十五歲以後,我國的軍公教卻還是五十歲就能開始領退休金。而軍公教退撫基金早已入不敷出,兩年後勞保年金也將收少付多。「(改革速度)每晚一年,壓力就更大,」傅從喜說。 他認為,馬政府改革失敗,重要原因是軍公教覺得被污名化。政府辦上百場座談,也是勞委會、銓敘部、教育部各辦各的,反而強化民間職業別的針對性。他主張較可行的方案是,多管齊下,避免只由單一群體承受年金減碼的代價。 然而,從公平性和可調整空間而言,現行制度下享有最優渥退休條件的中高階、中高齡軍公教,仍可能是被改革最多,也最有反彈力道的對象。英國的例子,或可給新政府一點勇氣。二〇一〇年上台的保守黨政府,因財政壓力緊縮公務員年金,引爆上百萬名公務員兩度大罷工,但保守黨強力推行改革,獲人民支持連任。 台灣第三波年金改革已啟動,要踏大步,還是小碎步?不只場內代表,我們每個人,都是利害關係人。 【延伸閱讀】年金改革,台灣居先進國後段班 國家:英國 主要時期:1980年代起多次 主要成果: 推動私人年金,政府只提供基礎保障降低給付水準、提高請領年齡到目標進度2046年的68歲簡化原本極複雜的年金體系 國家:瑞典 主要時期:1984∼2001年 主要成果: 請領年齡從55歲延至61歲建立財務「自動平衡」機制(註2) 國家:德國 主要時期:1990年代起多次 主要成果: 所得替代率由70%降至2030年的64% 請領退休金年齡由65歲延至2029年的67歲退休金計算公式,納入「永續性要素」(註2) 國家:日本 主要時期: 第一波:1996年 第二波:2000年 第三波:2005年 主要成果: 請領年齡從55歲兩次調高到65歲 調高保費 國家:韓國 主要時期:1997年以來歷經三波 主要成果: 所得替代率三波調降,從70%降到2028年的40% 請領年齡從60歲延至65歲 國家:台灣 主要時期: 第一波:2005∼2010年第二波:2013年(失敗) 第三波:2016年起 主要成果: 公務員月退休金,從75制改85制,使最低退休年齡從50歲延至55歲,但2021年才全面實施(跑最慢、改最少)註1:本表以各國因應高齡少子化而展開的減碼型年金改革為準,其他如福利、涵蓋範圍等改革不在此列註2:「永續性要素」、「自動平衡」即量入為出,當繳費人口減少時,已退休者所領退休金也隨之減低資料來源:政府年金改革說帖、委託研究報告等 整理:田習如 | ||||
據保監會30日消息,2016年,中國保監會認真貫徹落實《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和《2016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制定細化落實方案,推動權力運行“五公開”,優化提升政務服務,積極穩妥做好主動公開與依申請公開,擴大公眾參與,完善制度機制,政府信息公開工作邁上新臺階。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和《中國保監會政府信息公開辦法》,中國保監會編制了2016年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報告,現向社會公布。
一、貫徹落實《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情況
(一)制定《中國保監會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方案》
中國保監會根據《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要求,結合《2016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部署的工作任務,從保險監管實際出發,制定了《中國保監會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方案》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部署了全面深化政務公開、完善公開載體建設、夯實政務公開工作基礎共3大方面9個大項23個小項的工作任務,覆蓋了保監會政務公開工作的各個方面,並規定了完成時限。《方案》還明確了保障方案落實的有關措施和要求,對各有關單位的職責分工和工作目標作了規定。
(二)推進監管權力運行“五公開”
中國保監會努力貫徹《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關於行政權力運行“五公開”的要求,推動監管工作全環節信息公開。一是推進決策公開。所有涉及保險業發展和公眾利益的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在出臺前均通過網站公開征求意見。在制定保險業“十三五”規劃綱要的過程中,也向社會公開了意見征求郵箱,廣泛聽取意見。二是推進執行公開。通過網站專題、系列報道等形式,全面展示保險業貫徹落實國務院方針政策、重大監管規定的有關措施、工作成效和先進經驗等。三是推進管理公開。系統梳理了保監會行政許可項目的種類、依據、受理機關、審查原則、辦理時限等要素並在網站公開,為行政對象提供便利。四是推進服務公開。開通行政許可在線服務大廳,提高辦理效率和服務水平,保障行政對象的知情權和監督權。編制優化信訪、消費投訴、依申請公開、公文報送等指南信息,簡化辦事流程,提升服務水平。五是推進結果公開。行政許可、行政處罰等監管權力行使形成的結果信息,均在第一時間對外公開,接受社會監督,促進保險市場健康有序發展。
(三)優化政務服務,讓行政對象“少跑腿”
根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簡政放權、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有關部署,中國保監會開通了“行政許可在線服務大廳”,按照“依法審批、公開公正、便民高效、嚴格問責”原則,通過統一公示行政許可辦事指南、在線受理申請、公開辦理時限與進度、在線反饋批複結果等措施,實現行政許可“一個窗口”辦理,讓行政對象“少跑腿”。具體來看,在申請階段,保監會行政許可的項目種類、申請條件與材料要求、辦理時限等分類清晰、一目了然。申請人可在線提交申請材料,系統自動完成材料完整性校驗,確保申請材料的形式完備;在受理與審查階段,系統可在線向申請人反饋材料補正通知、受理通知等文書,並提供辦理進度查詢功能;在批複階段,申請人可在線獲取許可決定、下載批複文書。
二、主動公開政府信息情況
中國保監會進一步做好涉及公眾利益重要監管信息的主動公開,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和參與權。2016年全年通過網站等載體公開各類信息1804條,包括保監會規章2部、規範性文件34部、行政許可結果1483件、行政處罰決定29件、監管函16件、新聞通稿148件、公告通知92條。
三、依申請公開情況
中國保監會進一步優化政府信息依申請公開渠道,完善辦理機制,提高辦理效率。2016年全年,累計接收政府信息公開申請319件。從申請渠道看,通過依申請公開平臺收到254件,通過信函收到65件。從辦結時間來看,按時辦結300件,依法延期辦結13件。
四、公眾參與情況
2016年,中國保監會就《關於進一步加強保險公司關聯交易信息披露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行政處罰程序規定》、《保險公司合規管理辦法》等18項監管規定的制定或修改向社會公開征求了意見。中國保監會還通過各類互動渠道,聽取了保險消費者的意見建議,回應社會關切。
五、制度機制建設情況
2016年,中國保監會繼續加強和完善政府信息公開的辦理程序,著力提高公開時效,改進公開效果。舉辦了保監會系統新聞宣傳與輿論引導工作培訓班,促進全系統新聞宣傳、政策解讀工作水平的提升。
六、政府信息公開收費及減免情況
2016年,中國保監會未收取與政府信息公開相關的信息複制、郵寄等費用。
七、因政府信息公開申請行政複議、提起行政訴訟情況
2016年,中國保監會共收到涉及政府信息公開工作的行政複議20件,其中維持具體行政行為的12件,被依法糾錯的3件,其他情形5件。因政府信息公開工作被提起行政訴訟9件,其中維持具體行政行為或判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3件,被依法糾錯1件,其他情形5件。
八、存在的問題
雖然2016年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與黨中央、國務院要求和人民群眾切身需求相比,仍存在著若幹不足。一是信息公開的範圍尚有進一步拓展空間,二是網站作為信息公開主要載體,在功能和易用性方面有待改進。
九、2017年工作思路
2017年,中國保監會將繼續認真貫徹落實《關於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工作的意見》及其實施細則,根據《2017年政務公開工作要點》部署的重點任務,著力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推進“放管服”改革信息公開。全面及時公開行政許可事項目錄和辦事指南並動態更新。及時公開政策文件廢止、失效情況,並在網站已發布的文件上作出明確標註。改進和完善行政許可在線服務大廳,加快與實體大廳的融合銜接,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
(二)做好監管權力運行信息公開。在政策制定環節,做好預公開和意見征集,充分聽取有關方面意見;在政策發布環節,做好政策解讀和輿論引導,確保發布與解讀同步聯動,提升傳播效果。對於誤讀、曲解、不實等情況,及時予以回應。做好行政處罰、行政許可結果信息的公開,提高監管公信力和透明度。
(三)加強政務公開平臺建設。進一步加強對各保監局網站的監督指導,定期開展第三方輔助監測,做到信息公開無死角。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部署做好保監局網站抽查工作,及時公開抽查情況,做好問題整改。
(四)做好依申請公開工作。根據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修訂進度情況,及時修訂中國保監會政府信息公開相關配套制度。完善依申請公開受理渠道,改進辦理機制流程,更好地保障公眾的合理信息需求。
倘若沒有公正、中立的內核,胡潤百富榜也不過是公眾茶余飯後的閑談,亦或是富豪亮相的一場作秀罷了。
來源 | 歪思妙想(ID:wddtalk)
作者 | 歪道道
近日胡潤百富榜鬧出了不小的動靜,許家印榮登榜首、馬化騰和馬雲顛倒位置、去年首富王健林跌落第五,除此之外,緋聞男友陳磊、期貨大佬葛衛東等人相繼曝光度大增,再次成為引爆朋友圈的話題。
不過這些顯然都沒有阿里人和胡潤百富之間的互撕來得熱鬧。先是彭蕾在微博中評價稱這是“抽風榜”,後來支付寶公眾號也發布文章《我是陳亮,我真的沒有34個億》,對榜單進行質疑,陳亮更是直言“直播鐵鍋燉自己。”
雖然目前胡潤已經對此進行了回應,稱螞蟻金服諸位上榜人士的財富是按螞蟻金服市值估算而來,均為公開資料,但是一個副總裁的身價比逍遙子高出那麽多,這本身就有些不合理,也難怪阿里人急於撇清。
當然事實如何其實很難得知,只是有一點可以確認,這件事令輿論對榜單的質疑再次公開化,一個把富豪排名做成生意的企業,又如何能保證中立性?它本身的社會角色到底是一個媒體人,還是一個公司,又或者是一個營銷主體?
對百富榜的質疑為何會長期存在?
國人素來喜歡這種公開性的榜單文化,從歷史故事或傳說中衍生的四大美女、才子,到水滸傳的一百零八將,再到金庸小說的南帝北丐、東邪西毒和中神通,無論有沒有確切性排名,似乎都顯示出一派煞有介事的氣勢,一般吃瓜群眾也看得津津樂道。
所以到了商業社會,各種排行榜就更成了市場需求、生活娛樂的一部分,但唯一的區別在於,未經商業過濾的榜單,通常按照一套系統的內在邏輯或觀念制定,自然具有很強的中立性和可信度。但像胡潤這樣將富豪排名做成一種生意的模式,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諸多質疑或非議。
就像這次螞蟻金服系高管集體吐槽百富榜,雖然事情的真相也有可能只是這群富豪實在不想財富外露,但顯然是胡潤榜單承擔了更多的責任和罵名。這主要是因為此前的諸多事件已經嚴重損傷了胡潤這一品牌的公信力,也暴露了榜單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甚至有些也牽扯到方向性的失誤。
在百富榜還沒不像如今備受質疑之時,其實就已經開始出現一些端倪。早在十幾年前的“觀瀾湖2004胡潤百富榜”中,黃光裕“高中狀元”,而陳天橋財富屈居第二。但此前一周,盛大在納斯達克的股價已升到28.53美元,按此計算,陳天橋擁有的股票市值已經超過黃光裕,顯然陳天橋才是真正的首富。
當時胡潤回應的是,此次百富榜是一個月前的統計數據,那時盛大股價還沒有這麽高。雖然這解釋合情合理,但盛大股價上漲持續一個星期之久,百富榜並沒有在公布前予以糾正,這沒法不令人質疑胡潤對數據統計的客觀態度,尤其是這種公開性信息還恰恰是胡潤榜單統計的最重要來源。
再比如給胡潤榜單準確性造成致命打擊的嚴介和事件,不僅使其榮升為“殺豬榜”,而且還一不小心暴露了和福布斯這個死對頭的差距,實在是傷及“顏面”。
商業化和公正性的矛盾,對榜單這種特定產物來講,確實是一個難解的謎題,但從一個商業公司的角度出發,胡潤百富的前景規劃也可能正在走向某種誤區。一方面,巧立名目的垂直榜單實則對核心業務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沖擊,尤其是這種大大小小企業都能上榜帶來的廉價感,只會削弱胡潤品牌的權威性。
另一方面,胡潤個人形象和榜單直接掛鉤,近年來關於他遊走在各大樓盤、商業活動的消息此起彼伏,甚至還有榮譽校長這種職稱加身。這意味著,他本人身上的商業符號明顯加重,對一個可以勉強算是以數據為生的公司來講,不見得是好事。
正如吳曉波在《激蕩三十年》里評價的那樣:對財富的追逐和關註,使排行榜倍受矚目,而原始積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學乃至相當多人的仇富情結,則造成了觀念及商業運作層面的混亂。
商業化正在讓富豪榜淪為土豪的遊戲
從百富榜一開始在福布斯雜誌上刊登,胡潤就一直沒有從爭議和質疑的漩渦中掙脫,直至現在,其公信力也只是在外界各種因素的作用下不斷被削弱,絲毫沒有提升的跡象。如此一來,消費市場是不是會逐漸喪失對排行榜的追捧呢?
這個問題可以從受眾群體和存在價值兩個角度來看,前者的需求代表著市場的需求,而後者關系到排行榜的影響力,這是胡潤榜單立足的兩個最重要因素。
對於每年的百富榜,其實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行外人看熱鬧,行內人看門道。如果要進一步細分的話,大體上也可以認定為行外人就是沒有上榜的絕大多數,而行內人就是榜上有名的稀有少數。
這兩者的區別在於,百富榜的輿論造勢很大程度上是由前者完成,但真正的利益來源是後者,他們才是這場遊戲的參與者。也正是這個原因,雖然外界輿論一直對榜單的公正性“不依不饒”,但最終決定胡潤百富榜能否長久進行下去的,還是這部分少數人。
比如胡潤公司最大的營收項目—贊助商。按照慣用方式,胡潤發布榜單時會搞一個發布會,邀請他的“富豪朋友”過來捧場,富豪們登場以後,贊助商就能獲得合作的機會,這是約定成俗的套路。再加上現場的很多媒體,贊助商品牌也會獲得更大範圍的傳播。
而針對富豪,胡潤賺錢的方法則有些隱晦,有業內人士認為其最遭受詬病的地方,就是消榜和上榜所產生的金錢交易。有坊間傳聞,雲南某地有個高幹子弟,行蹤低調,但不小心上了某富豪榜的榜單,為了隱形,他花了近30萬“下榜”。雖然這很可能是以訛傳訛,但這種消息頻繁傳出,足以說明了一些問題。
當然,胡潤對“消榜”所承擔的風險倒是不大,但是給錢上榜這種操作才是消耗榜單價值的關鍵,尤其是牽扯到一些深層次的合作。
據悉,胡潤百富持股80%的上海潤百富商務咨詢公司,另外20%的股份由杭州胡潤漢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後者控股股東為王麒誠、吳艷夫婦,這兩人恰好位居胡潤2016年《80後白手起家富豪榜》的榜首。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這對夫婦皆是榜單發布之後,才開始頻繁活躍於各種公開場所,這不免令人浮想聯翩。
這就說明一旦將名不副實的富豪推上榜單,也有可能會給謀求合作的贊助商帶來一種錯誤信號,如果未來達成的合作出了嚴重問題,胡潤榜單的可信度將會在核心的受眾群體中大打折扣,這才是最致命的。
胡潤百富有其價值,但公信力需要重塑
2000年胡潤百富榜首次公布時一鳴驚人,很大程度上和新世紀之初的社會環境有關。一方面歐美國家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遠不像現在這樣不可或缺,另一方面,國人的財富觀還停留在原始階段,貧富差距也沒有上升到社會問題。此時這個富人榜的公開化,等同於面向全世界揭開了中國富人階層的面紗,於公於私,都起到了正面效應。
而時至今日,這種社會意義還存留幾何?
一則,胡潤榜單影響力所輻射的範圍其實正在逐漸縮小。我們可以看到,新世紀初富人榜可以為我國對外吸引投資做出積極的宣傳作用,而現在胡潤榜單漸趨轉為為地方招商引資服務。比如稍微爭議比較小的子榜單,有許多是和城市合作,以廣告置換等形式吸引胡潤制作當地榜單,或將榜單發布地設置在當地。
二則,窺探富豪群體的財富狀況、吸引普通大眾的關註,是百富榜能在輿論中形成影響力的關鍵,但這個目標只有在信息不透明、公開度不高的情況下,才具備更高的價值。這點可以比較香港和內地,前者雖然率先發展、早於內地集聚了不少財富,但到現在也沒催生出像胡潤這樣的富豪榜,主要原因在於香港市場的信息透明度更高,富豪本身對公眾來講也沒有那麽多的神秘感。
而如今我國信息公開化、透明化的程度隨著互聯網逐漸深入,雖然步伐還較為緩慢,但未來探究富豪階層情況的渠道或信息可能變得更多,屆時胡潤各種榜單的價值估計也要縮水。
當然,社會價值不是胡潤這門生意所關註的重點,只要有富豪捧場,這碗飯基本上就不會砸手里,尤其是在這個講究人脈的關系社會,胡潤多次憑此度過難關。2002年胡潤和福布斯決裂後,外界很多人以為他會就此沈淪,但2003年胡潤在自己舉辦的企業家高峰會上,意外地請來了英國首相布萊爾和富豪榜上20%的企業家,從此奠定了在這個行內的地位。
人脈是商業競爭中價值最高的隱性財富,也極易創造商業利益,對胡潤來說也是如此。雖然很難詳細了解他掌握的商業資源到底有多少,但從發布會和各種舉辦晚會的陣容推測,胡潤在富豪和贊助商之間的角色扮演得還是不錯。而且他旗下的俱樂部也正在利用現有的商業聯系,產生新的價值。
不過不容忽視的一點是,胡潤建立的人脈關系可能並不穩固,一旦榜單因為公信力受損喪失現有的商業價值,恐怕沒有幾個富豪會再來光顧這種活動。
胡潤曾不止一次提及,要把榜單經濟做成百年生意,然而沒有公正、中立的內核,胡潤百富榜也不過是公眾茶余飯後的閑談,亦或是富豪亮相的一場作秀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