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投資，我一直很強調任何對公司的判斷都是一種基於很多條件的看法或假說，需要不斷地尋找證據來證明或證偽它。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瞭解公司，也不斷修正估值。這點我很多文章裡都有提，這裡不再多說。
今天談談另一方面。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各種偽科學流傳時間之廣，範圍之深恐怕是科學不能比的。如果讓我們設一個賭局，賭相對論和占星術誰活得更長，我會毫不猶豫地押後者。因為只要有一個反例，相對論就會被推翻，進而被新的理論取代（當然也可能是把相對論作為其中一個特例，就像牛頓力學的歸宿）。而占星術是無法證偽的，所以它的支持者們總能找到支持的有力的論據，進一步強化。即使不相信星座血型的男士們在追女孩的時候可能也會花不少時間來研究這些偽科學吧。另外宣傳「心誠則靈」的各種宗教通常是無法證偽的，能長久的生存。但如果有一個教派說「磕100個頭就能升天」，那它就是科學，因為這是很容易驗證的，當然被證偽後很快也就消亡了。
我們都希望投資長壽的企業，好發揮複利的魔力。那麼在其他條件相同時，或許我們應該優先投資「偽科學」型的企業，或者「偽科學」特性多於「科學」特性的企業：即它的賣點或競爭優勢是不能被證偽的。比如你說茅台口感非常好，片仔癀有各種神奇療效，LV能體現品味，喜詩糖果就是好吃，可樂有獨特口味等等。即使有盲測證明大部分人無法分辨可口可樂和其他可樂，但口味等東西是無法證偽的。相反，如果DELL說我這台電腦是最好的，CPU/內存是多少多少；那過幾天聯想就可以證偽它：你說的不對，我的電腦CPU/內存比你好多少多少。那這樣的企業或產品生活起來就很累，一不小心就被淘汰或突然死亡。
當然我知道很多人非常反感中藥等「偽科學」，這裡只是舉例談投資時思考的一個視角，不涉及價值判斷。不管是對企業的判斷，還是對企業競爭優勢或護城河的理解，我們都應該從不同角度多想想如何證明或證偽。我想這也是芒格提倡的思維柵格的一個應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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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經濟學簡史：偽科學還是工程師？ 作者：格隆 格隆大學學了10年經濟學，所以經常會在文章分析中使用一些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原以為這種晦澀拗口的理論只是類似格隆這種埋頭故紙堆做研究的人才有興趣，沒想到有很多的格隆匯朋友也對此非常有興趣，希望格隆就宏觀經濟學做一個通俗化的系統梳理。 邏輯上，宏觀經濟學更類似工程學，是探討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這些宏觀經濟問題並找出解決辦法的學科，它是在凱恩斯以後才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並在現實中也顯示了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對它偽科學的抨擊也從來不少。格隆自己並無能力對經濟學各家流派、理論、傳承做出準確剖析。好在有很多大家做了類似工作。格隆此處借鑒了Mankiw的分析框架和內容，希望能幫助大家對宏觀經濟學發展脈絡與主要理論有個大概的認識。 經濟學讀起來肯定沒有小說那麽有吸引力，但，如果紮進去了，會遠比小說更耐咀嚼，更耐回味。 一、凱恩斯革命 “宏觀經濟學”一詞首次出現在學術文獻是在1940年代。可以肯定的是，宏觀經濟學的主題，即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增長、經濟周期、貨幣和財政政策，長期以來激起了經濟學家的興趣。例如，18世紀，大衛·休謨（1752年）討論了貨幣投入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在許多方面，他的分析看起來很象人們在現代貨幣經濟學家或中央銀行的分析中看到的東西。 1927年，庇古出版了以《產業波動》為題的著作，試圖對經濟周期提供解釋。盡管如此，宏觀經濟學作為一個獨特而又活躍的研究領域，卻是在大蕭條的陰影下出現的。沒有任何事象危機那樣引起人們的關註。 大蕭條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933年，美國失業率達到了25%，真實GDP比1929年的水平低31%。同這次海嘯相比，美國經濟之後的所有波動，都是平靜海面上的漣漪。該領域傑出經濟學家的自傳體文章，比如勞倫斯·克萊因、弗蘭克·莫迪利亞尼、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洛、以及詹姆斯·托賓，都證實大蕭條是其職業生涯中的一個重要激勵事件（Breit and Hirsch, 2004）。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通論》，對於如何理解這些發展，是專業討論的焦點。上述五位諾獎得主均從第一手經歷中證實了這一點。托賓記錄了他在哈佛大學時的下述反應，他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初是那里的一個學生：“年長的教師基本是堅決反對的……年輕的教師和研究生則對凱恩斯的書充滿熱情。”正如通常情形那樣，對於新思想的沖擊，年輕人比年紀大的人更有眼光。 凱恩斯和馬歇爾，在1930年代是經濟雜誌引用最多的經濟學家，在1940年代是僅次於希克斯之後獲第二多引用的經濟學家（Quandt,1976）。這種影響持續了許多年。在1966年至1986年期間，即使凱恩斯在期初就已去世了二十年，但他在獲得引用方面仍排在第14位（Garfield,1990）。 凱恩斯不僅影響了經濟研究，而且影響了教學。薩繆爾森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初版於1948年，其組織結構反映了他察覺到對於入門者應提供什麽樣的專業知識。供給和需求，現在我們在向新生講授經濟學時處於核心位置；在608頁的教科書中，直至第447頁才引進來。 最先講的是宏觀經濟學，包括財政政策乘數、節儉悖論等概念。薩繆爾森寫到（第253頁）：“盡管這種分析的大部分，應該歸功於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但目前，其廣大的基礎被所有學派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所接受。” 當現代的經濟學家閱讀《通論》時，其經歷既令人興奮、又令人沮喪。一方面，該書是偉大思想應用於社會問題的著作，其流行性與深遠影響毋庸置疑；另一方面，盡管盡管此書的分析是廣博的，但它看起來似乎在邏輯上並不完整。太多的線條仍懸在那里。讀者會不停地問，將所有部分聯結在一起的經濟模型是什麽？ 於是，在凱恩斯出版《通論》不久，一代宏觀經濟學家通過將他宏大的理論轉換成更為簡單、更為具體的模型，來回答這一問題。其中，最早、也是影響最大的嘗試，是33歲的約翰·希克斯（1937年）提出的IS-LM模型。其後，26歲的弗蘭克·莫迪利亞尼（1944年）拓展並更為充分地解釋了模型。 至今，IS-LM模型仍是對凱恩斯的解釋中，在中級水平的宏觀經濟教科書中最廣泛使用的模型。批評IS-LM模型的一些凱恩斯主義者抱怨，該模型過度簡化了凱恩斯在《通論》中的經濟觀點。在某種程度上，這種批評是對的。不過，簡化和過度簡化之間的界限通常是不明確的。 當希克斯和莫迪利亞尼等理論家，對凱恩斯主義模型進行發展，以適於課堂教學，克萊因等計量經濟學家則致力於更具應用性的模型，使之能夠分析數據和用於政策分析。隨著時間的推演，為了變得更為現實，這些模型變得越來越大，逐漸包括了數百個變量和方程。 到1960年代，已經有了許多競爭性的模型，它們中的每一個都以當時最出色的凱恩斯主義者的投入為基礎，比如同克萊因相聯系的Wharton Model、同Otto Eckstein相聯系的DRI模型（Data Resource,Inc.）、同Albert Ando和Modigliani相聯系的MPS模型等（MIT-Penn-Social Science ResearchCouncil）等。這些模型被廣泛用於預測和政策分析。MPS模型多年來由美聯儲維護，並成為FRB/US模型的前身，後者至今仍被美聯儲的員工維護和使用。 盡管這些模型的細節不同，但它們之間的相似性遠比其差異顯著。它們從根本上都擁有凱恩斯主義結構。在每一個模型的背後，模型構造者的腦海中都有一個同今天講授給大學生的同樣的簡單模型：將金融條件和財政政策同GDP的各組成成分聯系在一起的IS曲線，決定利率（作為令貨幣供給與貨幣需求均衡的價格）的LM曲線，以及描述經濟中的價格水平如何隨著時間而變動的、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 作為一種科學，《通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它所激發的革命，吸引了當時許多最優秀的年輕學者。他們的豐富成果，為理解短期經濟波動提供了新的方式。作為對於這些事件的反應，薩繆爾森（1988）做出了簡潔的總結：“凱恩斯革命，是20世紀的經濟科學的最重要事件。”他那一代的許多經濟學家，均持有這種看法。 不過，凱恩斯革命不能簡單地理解為科學性的進展。在很大程度上，凱恩斯和凱恩斯主義的模型構建者，具有工程師的視角。他們受現實世界中問題的激發，且一旦他們建立了理論，他們就迫不及待地將它們付諸於實踐。直至1946年去世，凱恩斯本人深深地卷入到政策建議的提供。 早期的美國凱恩斯主義者亦是如此。托賓、索洛和埃克斯坦（Eckstein）在1960年代都用了一定時間，離開學術研究，在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1964年最終通過的肯尼迪減稅方案，在許多方面都是新出現的凱恩斯主義共識、以及體現這種共識的模型的直接結果。 二、新古典主義 到1960年代末，凱恩斯主義共識開始出現裂縫。這些裂縫最終會成長為裂痕，或許最終導致宏觀經濟學共識的瓦解，並削弱主流經濟計量模型的自信。面對這種處境，對於經濟的更古典的觀點會重新出現。 新古典經濟學的第一波是貨幣主義，其最著名的支持者是米爾頓·弗里德曼。弗里德曼（1957年）對永久性收入假說的早期研究，並不是直接針對貨幣和經濟周期，但它確實對經濟周期理論有潛在影響。它部分是對凱恩斯主義消費函數的一種攻擊，而後者為財政政策乘數提供了基礎，它是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處方的關鍵所在。如果正如弗里德曼的理論所表明的那樣，暫時性收入的邊際消費傾向很小，那麽財政政策對均衡收入的影響，將比許多凱恩斯主義者相信的那樣小得多。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國貨幣史”同經濟周期有更早直接的聯系，它同樣削弱了凱恩斯主義的共識。絕大多數凱恩斯主義者把經濟視為天生不穩定的，不斷受到不斷變化的投資者“動物精神”的打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認為，經濟不穩定性不應該歸結為私人部門的行為，而應該歸結為貨幣政策的無能。 其弦外之音是，政策制定者如果遵循簡單貨幣規則、而不損害之，他們應該為此感到滿意。盡管弗里德曼建議的關於貨幣總量穩定增長的規則，今天很少有人遵循，但它卻是目前世界許多央行為之努力的通脹目標制的前驅。 弗里德曼在1968年的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就職演說，以及費爾普斯（Phelps, 1968），將目標對準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的最脆弱聯系紐帶：菲利普斯曲線關於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trade-off）。即使沒有凱恩斯本人的認可，但至少從薩繆爾森和索洛（1960年）開始，某種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線就已成為凱恩斯主義共識的一部分，薩繆爾森和索洛認識到了這種交替關系的理論脆弱性，他們的論文補充了關於長期交替關系和短期交替關系為何不同的警告。 但後來的文獻過於輕松地忘記了所有這些警告。菲利普斯曲線為完成凱恩斯主義模型，提供了方便的方式，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在解釋“為什麽價格不能令市場均衡”和“價格水平如何隨時間調整”等問題時總是遇到困難。 弗里德曼認為，在可以應用古典理論和貨幣為中性的長期，通脹和失業之間的交替關系將不再成立。數據中之所以出現這種交替關系，是因為在短期，通脹通常是預料之外的，而預料之外的通脹能夠降低失業。弗里德曼認為的特定機制，是工人的貨幣幻覺。對於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來說，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將預期置於舞臺的中心。 它為第二波的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預期革命”——提供了準備。在一系列極具影響力的論文中，羅伯特·盧卡斯拓展了弗里德曼的觀點。在他的“經濟計量評估：一個批評”中，盧卡斯（1976）認為，由於主流凱恩斯主義模型沒有認真考慮預期，因而在政策分析方面沒有用處；其結果是，對於構成這些模型的、估計的經驗關系，如果實施的是另一種政策，則這些關系很可能不再成立。 盧卡斯（1973）還提出了一種基於不完全信息、理性預期和市場出清假設的經濟周期理論。在該理論中，只有在令人們預料不到、並引起他們混淆相對價格的條件下，貨幣政策才起作用。巴羅（1977）提供的證據顯示，該模型同美國時間序列數據一致。薩金特和華萊士（1975）指出了其關鍵的政策含義：由於不可能系統地出乎理性的人們的意料之外，故旨在穩定經濟的系統的貨幣政策註定會失敗。 第三波的新古典經濟學，是Kydland& Prescott (1982)和Long & Plosser (1983)的真實經濟周期理論。正如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的理論一樣，這些理論同樣建立在下述假設之上：價格瞬時調整以實現市場出清——它同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存在完全的不同。不過，同新古典先驅們不同的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真實經濟周期理論在解釋經濟波動時，忽略了貨幣政策的任何作用。而是將重點轉向技術隨機沖擊的作用，以及這些沖擊引起的消費和閑暇的跨期替代。 作為三波新古典經濟學的結果，宏觀經濟學領域變得越來越嚴謹、越來越同微觀經濟學中的分析工具密不可分。真實經濟周期模型是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理論的具體的（specific）、動態（dynamic）的例子。事實上，這也是他們的主要賣點之一。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研究的支持者回避了（backed away from）經濟周期由同貨幣因素向對立的真實因素驅動的假設，並開始強調他們的研究在方法論方面的貢獻。 今天，許多來自於新古典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家，樂於向凱恩斯主義關於粘性價格的假設讓步，只要該假設嵌入的是在下述方面適度嚴謹的模型：模型中的經濟主體是理性的（rational）和前向的（forward-looking）。由於強調重點的上述變化，相應的術語也在不斷演進，現在這類研究通常貼士“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的標簽。 三波新古典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湧現之時，它們的一個目標是：不論在科學方面還是在工程方面，削弱舊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在他們的論文“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之後”中，薩金特和盧卡斯（1979）寫到，“在政策方面，核心的事實是：凱恩斯主義政策建議，在科學的意義上，比非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甚至經濟學家之外的人士，缺乏更為合理的基礎。” 盡管薩金特和盧卡斯認為凱恩斯主義工程學以有缺陷的科學為基礎，他們亦知道新古典學派迄今仍沒有一個能夠提交給華盛頓的模型：“我們考慮將最好的現有均衡模型，作為更好的、未來的模型的原型；我們希望它將表明在形成政策方面能夠取得實際用途。”他們還冒險說，“如果我們幸運”，這種模型將在“10年之內”可以得到。 正如這些引文表明的，那些從事新古典運動的經濟學家，並沒有為他們的意圖感到羞愧，亦沒有為他們的成績感到謙卑（were not shy about their intentions or modest about theiraccomplishments）。在1980年題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滅亡”一文中，盧卡斯甚至提出了一個更為坦率的看法：“人們不可能找到少於40個好的經濟學家，將他們或他們的成果標榜為‘凱恩斯主義’。 確實，如果稱之為‘凱恩斯主義’，人們甚至會感到惱火。在學術研討會上，人們不再認真對待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聽眾開始彼此吹口哨或竊笑。”不過，就在盧卡斯興高采烈地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寫悼詞的時候，該專業已開始迎接“新凱恩斯主義”一代。 三、新凱恩斯主義 在經濟周期方面被凱恩斯主義方法所吸引是經濟學家，很久以來就在微觀基礎問題上受到刁難。確實，克萊因在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最早使用“宏觀經濟學”一詞的文章之一），開篇提及：“許多新近對於經濟體系構建的數學模型，尤其是經濟周期理論，同個體家庭或企業的行為（必須以經濟行為的全部理論為基礎）有密切的聯系”。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現代經濟學家都是古典經濟學家。他們向學生講授最優化、均衡和市場效率。如何調和對於經濟的兩種觀點，即一個是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供求曲線、一個是凱恩斯對遭受有效總需求不足的經濟的分析，自宏觀經濟學開始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以來，就是一個深邃的、但不斷受到困擾的問題。 早期的凱恩斯主義者，譬如薩繆爾森、莫迪利亞尼和托賓，認為他們在有時稱為“新古典－凱恩斯主義者綜合”的觀點中，得到了調和。這些經濟學家相信，斯密和馬歇爾的古典理論，在長期是正確的，但看不見的手在短期則會象凱恩斯描述的那樣陷入癱瘓。 時間長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些價格（最顯著的是勞動力價格）隨著時間緩慢地調整。早期凱恩斯主義者相信，古典模型描述的是經濟逐漸向其演進的均衡狀態，但凱恩斯模型則為可以將價格合理地視為既定的時間段的任何時刻的經濟，提供了更好的描述。 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neoclassical-Keynesiansynthesis）是合乎邏輯的，但同時也是模糊和不完整的。對於這些缺陷，新古典經濟學家的反應是拒絕綜合和重新表述，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有許多東西應該保留。 他們的目標是利用微觀經濟學的工具，為早期凱恩斯主義者實現的令人不安的妥協，提供更多的縝密性。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很像1940年代建造的房屋：新古典經濟學把它視為過時的體系，並得出了必須拆除的結論，而新凱恩斯主義則欣賞其古老的工藝，並把它作為重建的機會而熱烈擁抱。 可以恰當地稱之為“新凱恩斯主義”的第一波研究，是對一般均衡的研究（Barro and Grossman,1971和Malinvaud,1977）。這些研究旨在利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來理解當市場不能出清時的資源配置的結果。工資和價格被視為給定的，分析重點放在：一個市場不能出清，如何影響相關市場的供給和需求。根據這些理論，一個經濟能夠確定它自身處於幾種體系（regime）下的哪一個，而這取決於哪一些市場正在經歷過度供給、哪一些市場正在經歷過度需求。 最為有趣的體系（在能最好地對應於我們在經濟衰退期間所能觀察到的現象的意義上）是所謂的“凱恩斯主義”體系；在該體系中，產品市場和勞動市場均表現出過度供給。在凱恩斯主義體系中，失業率增加的原因，是勞動需求太低，以至於不能保證現行工資下的充分就業；勞動需求之所以低，是因為企業不能在現行價格下賣出它們所希望的銷售量；對企業產品的需求之所以不足，則是因為許多消費者處於失業狀態。經濟衰退和經濟蕭條，源於需求不足的惡性循環，而刺激需求可以產生乘數效應。 新凱恩斯主義研究的第二波，旨在探索如下問題：在不存在市場出清假設的情況下，如何將理性預期概念引入模型之中。在某種程度上，這項研究同下述問題有關：通過表明系統的貨幣政策如何能夠在理性預期的情況下穩定經濟，來回應薩金特和華萊士關於貨幣政策無效性的結論（Fischer, 1977）。 從某種程度上講，它主要受下述研究的激發：如何尋找到經驗上現實可行的通貨膨脹動態模型（Taylor, 1980）。這項研究的致命缺陷（Achilles heel）是：它需要假定某種形式的勞動合同，盡管從經驗基礎方面可能是合理的，但很難同微觀經濟理論相一致。 由於凱恩斯主義傳統，過於依賴“工資和價格不能實現市場出清”的前提，因此，新凱恩斯主義研究的第三波，旨在解釋為何會這樣。它們采用了各種各樣的假設。比如：企業在選擇改變價格時面臨“菜單成本”；企業向工人支付高於市場出清水平的“效率工資”，以提高工人的生產率；以及工資和價格的制定偏離完全理性等。 曼丘（1985）和阿克洛夫與耶倫（1985）指出，在企業具有市場影響力（market power）的情況下，針對價格調整所進行的私人成本收益計算和社會成本收益計算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粘性價格的均衡可以是私人理性（或近似理性）的、而社會方面則是高成本的。 Blanchard和Kiyotaki（1987）表明，私人激勵和社會激勵之間的這一差異，部分源於總需求的外部性：當一個企業減價時，它提高了真實貨幣余額、從而提高了對所有企業的產品的需求。Ball和Romer（1990）表明，真實剛性和名義剛性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因此，旨在避免相對價格變動的任何動機，都將加劇名義價格的惰性。 回顧起來，上述各種新凱恩斯主義研究，都比它們當時看起來的那樣，更具相關性和互補性，即使對從事上述研究的人們來說亦是如此。例如，把一般均衡的早期研究視作思路一條是有吸引力的——這類研究通過假定預先設定的價格，為自己播下了自我消亡的種子。事實上，目前的閱讀清單已很難看到這類研究。然而，當價格不會即時變動以平衡供給與需求時，人們可以看到同“經濟如何運轉”相關的思想的進展。 例如，對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第一波和第二波之間的關系，它們非常有趣、但很少被人註意到。具體而言，人們可以把第三波視為第一波所凸顯的凱恩斯主義體系的核心內容的構建。當企業擁有市場影響力時，它們索要一個超出邊際成本的價格，從而它們總是希望在現行價格下賣得更多。 在某種意義上，如果所有的企業都具有某種程度的市場影響力，那麽產品市場通常會處於過度供給狀態。產品市場的這一理論，通常同具有高於均衡工資的勞動市場理論相聯系，比如效率工資模型。在這種情況下，廣義的超額供給的“凱恩斯主義”體系，並不僅僅是經濟的一種可能結果，而是一種典型的結果。 在個人看來，上述三波凱恩斯主義研究，意味著對於短期宏觀經濟現象，關於看不見的手的失效的一種內在一致的微觀經濟理論。我們理解了存在價格剛性時市場如何相互作用、預期能夠扮演的角色、以及價格制定者在選擇是否改變價格時所面臨的激勵。 作為一門科學，這些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些研究並不是革命性的，但這並不是它的本意。相反，它是一種“反革命”：它們的目的是面對新古典的攻擊，試圖扞衛新古典－凱恩斯綜合的精髓。 這些研究作為“工程”是否同樣取得了成功呢？它能夠幫助政策制定者設計出對付經濟周期的更好政策嗎？基本判斷是，肯定性必定很少。 不過，顯而易見的是，新凱恩斯主義者從秉性上看，比那些在新古典傳統下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更願意成為宏觀經濟的“工程師”。在新古典學派的領軍人物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曾經離開學術界、並在公共政策部門擔任重要職位。 相反，新凱恩斯主義運動，正如早期的凱恩斯主義一代一樣，到處都是犧牲幾年象牙塔時光、而到首都政府決策機構呆幾年的學者，著名的包括Stanley Fischer,Larry Summers,Joseph Stiglitz,Janet Yellen,JohnTaylor,Richard Clarida,Ben Bernanke。 在上述經濟學家中，前四位在克林頓時代就職於華盛頓，後四位是在布什時代。新古典主義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的分界線，從根本上講並不是政治上的左與右；在更大程度上，而是純科學家和經濟工程師之間的分別。 四、“新綜合”還是“休戰” 有一句古老格言，稱科學進步是一個葬禮接一個葬禮。今天，受益於預期壽命的增加，更準確的說法（如果不是太生硬）應該是：科學進步，是一個退休接一個退休。在宏觀經濟學領域，隨著老一代主要學者的退休或接近退休，他們已經被年輕一代的宏觀經濟學家代替，而這年輕一代宏觀經濟學家采用的是更有禮貌的文化。 與此同時，對於理解經濟波動的最優方式，新的共識已經開始出現。Marvin Goodfriend and Robert King（1997）將這種共識戲稱為“新新古典綜合”（the 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在貨幣政策研究中，這種綜合模型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應用（Clarida,Gali,and Gertler, 1999以及McCallum and Nelson,1999）。對這種新綜合的更為擴展的處理，是Michael Woodford（2003）這部不朽著作。 如同上一代的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新綜合試圖將它之前的競爭性方法的力量揉合在一起。從新古典模型中，它取用了動態隨機一般均衡理論的方法。偏好、約束和最優化是分析的起點，且分析以這些微觀經濟基礎展開。從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它取用了名義剛性，並利用名義剛性來解釋，為什麽貨幣政策在短期具有真實效應。 最常用的方法，是假定間歇性調整價格的壟斷競爭企業，從而導致了有時稱為“新凱恩斯主義菲利普斯曲線”的價格動態。新綜合的核心是，將經濟視為一個因價格粘性（以及或許各類其它市場不完美）而偏離帕累托最優的動態一般均衡體系。 人們將這種共識的出現，描述為巨大的進步。在某些方面，它確實是；不過，同樣也存在不怎麽樂觀的方面。也許，發生的一切與其說是一種綜合，不如說是智力戰鬥的一種休戰，以及雙方保全面子的撤退。不論是新古典還是新凱恩斯，都可以關註這一新綜合，並宣稱某種程度的勝利，而同時忽略隱藏在表面之下的深刻失敗。 這一新綜合的核心（具有名義剛性的動態一般均衡體系），恰好是人們可以在早期凱恩斯主義模型中看到的。例如，希克斯提出的IS-LM模型，就是試圖將凱恩斯的思想放進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希克斯與阿羅因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貢獻，共同分享了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克萊因、莫迪利亞尼和其它建模者，過去曾經試圖將一般均衡體系用於數據、以設計出更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新綜合撿起的研究對象，正是1970年代在新古典的要求下、學術界所丟棄的東西。 作為事後諸葛亮，顯而易見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承諾的東西遠遠比他們能提供的多。他們聲稱他們的目標，是拋棄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化，代之以市場出清模型，而新模型能夠令人信服地用於數據、進而用於政策分析。若以此為標準，他們顯然是失敗的。 相反，他們有助於發展一系列分析工具，而這些工具目前已被用於提出另一代假定價格粘性的模型；這種模型，在許多方面與新古典所抨擊的模型相似。 在這里，新凱恩斯主義可以聲明一定程度的平凡昭雪。新綜合拋棄了被索洛稱為“愚蠢的約束”、以及新凱恩斯主義通過對粘性價格的研究而旨在抨擊的“市場出清假設”。不過，新凱恩斯主義也應該收到批評，因為他在新古典的誘惑下，追求一種結果是過於抽象、現實性不足的研究。對於新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克魯格曼（2000）提出了如下評價：“現在人們能夠解釋價格粘性如何‘會’發生。 不過，對於它何時發生和何時不發生的有用預測，或建立起從菜單成本到真實菲利普斯曲線的模型，看起來仍然沒有很快出現”。 五、貨幣政策——中央銀行的觀點 如果上帝把宏觀經濟學家帶到地球上的目的是解決實際問題，那麽聖彼得最終將通過我們對經濟“工程學”的貢獻來判斷我們。於是，讓我們問問：經濟周期理論在過去幾十年的進展，改進了經濟政策的制定了嗎？或者，按照更溫和的目標，宏觀經濟科學的進步，改變了那些涉足政策過程的專業經濟學家如何分析和討論經濟政策了嗎？ 尋找到回答這些問題的證據的一個地方，是勞倫斯·梅耶（Laurence Meyer）優美的回憶錄《在美聯儲的一個任期》（A Term at the Fed）。1996年，梅耶離開了華盛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的職位，作為一名優秀的經濟顧問、以6年時間，成為美聯儲的主管（governor）。他寫的書，對於最接近貨幣政策制定的經濟學家如何看待他們的工作、以及他們使用什麽樣的方法分析經濟，提供了一個窗口。 此書給讀者留下了如下一個清晰印象：經濟周期理論的最近進展，包括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對於實際政策制定的影響接近於零。梅耶對經濟波動和貨幣政策的分析是睿智的和細微縝密的，但沒有顯示出現代宏觀經濟理論的任何痕跡。 對於那些受過盛行於1970年左右新古典－凱恩斯主義綜合教育、並完全忽略此後的學術文獻的人來說，他的分析幾乎是完全熟悉的。梅耶的世界觀如果是他的特有癖好，也許很容易作為老掉牙的東西而拋棄，但它不是。它是在世界上的中央銀行中占據頂尖職位的經濟學家的典型做法。 學術界一個很流行的觀點是，他們堅信中央銀行受到“規則還是相機抉擇”文獻的強有力的影響，尤其是始於Kydland and Prescott（1977）的時間不一致研究。人們通常將兩大制度變化與這些學術貢獻相聯系：一些國家（比如新西蘭等）中央銀行獨立性的不斷增加，以及全球許多國家采用通脹目標制並作為一項政策制度。 這些制度變化，反過來同貨幣政策的改進相聯系。根據這種思路，我們應該為許多國家在過去20多年經歷的低而穩定的通脹，而感謝基德蘭德和普洛斯科特。 這種沾沾自喜的看法，會遇到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觀察到的制度變化，充其量只能同理論文獻提出的問題做松散的聯系。一個獨立的中央銀行，與一個規則約束的中央銀行，並不是完全相同的。美聯儲很久以前就擁有較高程度的獨立性，但甚至對它自己也沒有承諾某種政策規則。即使通脹目標，亦是更接近對意向的聲明、以及聯系公眾的一種方式，而不是對某一政策規則的承諾。本·伯南克（2003）曾稱之為“受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 discretion）。 第二個問題、同時也是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制度變化，並不一定同我們目睹的貨幣政策的改進相聯系。Laurence Ball和Niamh Sheridan（2005）考察了大樣本的許多國家，表明通脹目標制的采用，無助於解釋近來的低而穩定的通脹。不僅在這些采用通脹目標制的國家，還是在那些沒有采用通脹目標制的國家，貨幣政策都得到了改進。 全球範圍的通脹結果的這種改善，或許是因為：世界經濟不再不得不去1970年代所經歷的那種供給沖擊；或者由於中央銀行從1970年代的經歷中，學會了應該竭盡全力避免高通脹。不過，該證據表明，通脹目標制並不是好的貨幣政策的先決條件。 在這一點上，格林斯潘下的美聯儲就是一個例子。按照Alan Blinder and Ricardo Reis（2005），阿蘭·格林斯潘無疑是“最偉大的活著的中央銀行家”。確實，在絕大多數報道中，在他的領導下，貨幣政策運行得相當好。不過，在他掌管美聯儲的時間內，格林斯潘避免宣稱任何政策規則，而是重視借助於聲明的靈活性。如下表明了格林斯潘（2003）如何為他的選擇辯解：“某些批評家曾經認為，這樣一種政策太隨意（貌似斟酌）、太難以解釋。某些人下結論說，聯儲局應該通過對正式政策規則處方的單獨反應，盡量令操作更為正式。然而，任何沿著此方向的方法將導致經濟表現的改善的說法，是非常令人質疑的……規則本身的性質決定了它是簡單的，但當經濟環境中存在顯著的、不斷變化的不確定性時，它們不能代替風險管理範式，而後者顯然更適於政策的制定。” 不過，盡管格林斯潘討厭政策規則，通貨膨脹在他就任美聯儲主席期間卻是低而穩定的。與基德蘭德和普洛斯科特想法，格林斯潘證明，中央銀行在顯著地舞弄酌情權的同時，中央銀行能夠產生合意的結果。 六、財政政策的觀點 尋求宏觀經濟理論實際影響的另一個地方，是財政政策分析。美國布什政府在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案例。 可以肯定的是，布什減稅政策的設計，有多方面的動機。例如，兒童信貸的擴張，基於政治哲學和社會哲學的考慮，同基於經濟的考慮同樣多。不過，經濟顧問委員會和財政部的經濟學家，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投入很多，因此考察一下他們使用的工具將很有啟發。 布什減稅計劃的經濟分析，一只眼放在長期增長、一只眼放在短期經濟周期。其長期視角應該是財政專業的學生熟悉的。最顯著的是，布什於2003年對公司資本所得廢除了雙重征稅。國會最終通過的法案並沒有完全實現這一目標，但對於紅利稅率的大幅削減沿著稅收中性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減少了相對於紅利的留存收益的偏差、相對於股權的債務的偏差、以及相對於公司資本的非公司資本偏差等。 同時，它還沿著對消費而非收入征稅的方向，將稅法推進了一大步。後一個目標同財政領域的現有文獻相一致（例如，Diamond and Mirrlees 1971, Atkinson and Stiglitz 1976, Feldstein1978, Chamley 1986等），作為經濟理論沒有什麽是特別新的。30年前，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寫到，此後，一直存在“更偏愛消費稅而非所得稅的傳統推定”。 不過，同該文更為相關的則是對稅收政策的短期分析。隨著喬治·布什總統於2001年就職，經濟在1990年代末股市泡沫破滅後，一頭紮進衰退之中。減稅的一個目標是刺激經濟複蘇和就業。當布什總統簽署2003年“就業與增長減稅協調法案”（Jobs and Growth Tax Relief Reconciliation Act）時，他將該政策解釋如下：“當人們的錢更多時，他們就能夠將它花費在商品和服務上。 在我們的社會中，當他們需求額外的商品或服務時，必將有人去生產這些商品或服務。當有人生產這些商品或服務時，這意味著一些人更有可能找到一份工作。”其中的邏輯，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的。 經濟顧問委員會（CEA）被要求對“減稅如何影響就業”進行量化分析。我們運用了一個主流宏觀經濟計量模型，來回答這一問題。當我在經濟顧問委員會時，我們使用的具體模型是宏觀經濟顧問勞倫斯·梅耶在就任聯儲局主管之前成立並經營的咨詢公司所維護的模型。事實上，美國不論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該模型幾乎已經使用了20年。 不過，由於宏觀經濟顧問模型同其它大型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比如聯儲局維護的FRB/US模型）類似，因而選擇這一特定模型並不是至關緊要的。從人類智力發展的歷史角度看，這些模型都是克萊因、莫迪利亞尼和Eckstein等早期模型化努力的直接後裔。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對這些模型的構建只曾產生過非常小的影響。令人難過的事實是：過去30年來的宏觀經濟研究，對於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的實際分析，僅僅產生了微不足道的影響。 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並不是政策領域的經濟學家忽略了近來的理論發展，而是相反：美國聯儲局的成員包括一些最優秀的年輕經濟學博士；而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都從國家最頂尖的研究性大學挖掘人才。現代宏觀經濟研究沒有在實際政策制定過程中得到廣泛采用的事實，是它幾乎沒有用於這種目的的、初步認定的證據。作為科學，相關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對於宏觀經濟“工程”則沒有明顯的貢獻。 七、宏觀經濟學家幾乎沒有工程師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931）的一個著名看法是：“如果經濟學家能夠設法將他們自己的思想，視為類似於牙科醫生的謙虛和勝任，那將是很了不起的”。他表達的希望是，經濟學這門科學，應該演變為一種有用的、日例程的工程學。在這一未來的烏托邦中，避免衰退將同“填洞”一樣直截了當。 過去幾十年宏觀經濟學學術的主要進展，同牙科幾乎沒有什麽相似性。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研究，對於那些從事繁雜的實際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現實宏觀經濟學家，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同樣，對於那些未來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投票的年輕人，當他們進入大學課堂時，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研究對他們的老師講授的內容也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從宏觀經濟工程學的角度看，過去幾十年的研究，似乎不幸是一個錯誤的轉變。 然而，從宏觀經濟科學的更為抽象的角度看，這些研究可被視為更為積極的。在表明大型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基於這些模型的政策處方的局限性等方面，新古典經濟學家是成功的。他們令人們察覺到了預期的重要性和政策規則的重要性。 對於解釋工資和價格為何不能出清市場，以及更一般地，理解短期經濟波動需要何種類型的市場不完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提供了更好的模型。這兩種看法之間的緊張關系，盡管並不總是彬彬有禮的，但或許是富有生產性的，這時因為，競爭對智力進展同它對市場的結果一樣具有重要性。 它們所導致的創見，正在融入新綜合中；這種新綜合目前正在發展中，並將逐漸成為下一代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的基礎。當我們展望未來，宏觀經濟學家所渴望的謙虛和稱職仍然是一種理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