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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勇，是中國農民工「富起來」的 故事。 即使心理早有準備，當進到楊勇位於深圳市錦繡江南社區的家中時，我們還是有些震驚，因為，這實在和我們想像中的房子相差太多。 楊 勇，當然已經不是個農民工了，他現在是富士康深圳龍華廠的經理，也就是一般常說的陸幹。陸幹，收入要比農民工好上許多，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無法將他和這間 房子聯想在一塊。 二十四小時警衛駐崗、上百坪的假山花園，還有游泳池、健身房。楊勇告訴我們，像他這般，能住在這裡的富士康陸幹少說也有二 十位。他們，來自四面八方，或四川，或湖南，最遠的是內蒙；唯一的共通點是：都是從農民工做起，十多年前離鄉背井時，老家都很窮，「那是你想像不出來的 窮，」楊勇不愛描述家鄉，就這麼一句話帶過。 而這間房，還只是楊勇在深圳三間房的其中一戶，他光靠租金，可能已經高過在工廠的收入；湖北老 家原來的瓦片屋，也蓋成了樓房，當地人租不起，楊勇免費供住；他還擁有兩部車，剛滿十二歲的唯一女兒，念的也是深圳最好的學校。 這一切，全 是楊勇十八年前一心想著要「跳農門」（離開農村）換來的。 十八年前，楊勇從湖北省環潭村來到深圳，環潭村，這是個從深圳必須轉車三次，花上 三十多個鐘頭才能到達的地方。 「剛來時很辛苦，但想到有錢賺，咬著牙也就忍過來了。」楊勇還記得，一九九二年六月，是他生平第一次離開湖北 的日子，「那時是夏天，就穿著一件紅色工作服，工廠沒有空調，一天下來衣服至少濕上幾十次。」「當時哪有什麼自動化，每天就手搖模具，幾千次有吧，手都破 皮了，血還沒乾，新的傷口又出來了。」還好他懂得自娛娛人，當時他最愛和其他農民工比賽「白圈」，這指的是，在濕了又乾數十次的工作服上，看誰因流汗而附 著的鹽分較多。 不過，換來的是，楊勇一家迅速富起來，「我到深圳第四年，就買了房；第八年，就將爸媽接來這；再兩年，哥哥姊姊也全來了；四 年前，我再買了第三間房……。」說到這裡，楊勇忍不住雙手高舉，開懷大笑起來。到中國這麼多次，這是我第一次，在農民工臉上見到這樣的表情。 儘 管如此，楊勇對於下一代，卻有著不同的想法，「他們現在有的機會比我多太多了，工廠，應該不是唯一的路吧！」他口中雖然說著，「經歷些苦總是好事，」卻還 是忍不住：「我就這麼一個女兒，總是會捨不得的。」 而且，「我懂事的時候，別說沒想見過車，就連吃油的農機都沒看過。」楊勇說，現在的孩子 （他指著剛滿十二歲的女兒），「懂事時就已有車坐，你說她還會想進工廠嗎？」 問楊勇的女兒，未來想做什麼？她開心回說：「服裝設計師。」邊 說著，已迫不及待跑進房間拿出比賽得獎的美術作品出來獻寶。 「我們以前是全家八口擠一間，現在她自己就有兩個房間，一間放電腦，一間放 床。」楊勇說著。而對於要當個設計師，楊勇的女兒是停不下來的說，但聽起楊勇向我們聊起以前的苦，卻只是瞪大眼睛，似乎無法理解，爸媽為何要過那樣的生 活。 農民工富有了，他們的社會階級已向上移動，第二代不會再去做工。未來的中國，也難再繼續供應廉價的勞工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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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底，新加坡發行量第一大英文報《海峽時報》，以半版報導台灣人赴星做工，斗大標題「Foreign labour from new places」（來自新地區的外籍勞力），內文寫著：「台灣年輕人願意到星國工作，是因為（台灣）毫無生氣的經濟。」 同一主題，當地中文報《聯合晚報》以「外勞配額政策收緊，餐飲業聘台灣人，建築業請斯里蘭卡人」為標，大幅報導。台灣人，被認為是「外勞」的一員。 報導也附了照片。主角是十八歲的陳雅茹，她第一次出國，就是去「做工」。 新加坡人均GDP五萬二千美元，台灣是兩萬美元，不到星國一半；該國服務業與工業平均薪資是新台幣十萬元以上，是台灣兩倍多。 在此背景下，她離開了台灣。不只她，還有多位台灣年輕人，將陸續離台赴星，與中國、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人，一起做基層勞工。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故事。雅茹是個案，或是「台勞時代」的序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