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下鄉VS村社互助 農地流轉的兩派試驗
http://www.infzm.com/content/97569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後，農村土地前所未有地牽動著各路目光，但巨大分歧亦由此而生。土地流轉，誰來主導？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地作何用？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各界爭論不休。
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這一領域裡的兩個主要派別——分別主張由村社農民互助和主張資本下鄉——各自持續了四年的土地流轉試驗。
一場關於土地的大爭論正在中國徐徐展開，最新的爭議是2014年1月10日，國土資源部部長、國家土地總督察姜大明公開說，「決不允許城裡人到農村買地建房的所謂『逆城鎮化』行為」。
自從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放出信號啟動新一輪土改之後，農村土地改革前所未有地牽動著決策官員、研究者和各路資本的目光。但是，爭論也前所未有的激烈。
這種分歧，從2013年11月底清華大學組織的一場關於土地流轉的研討會上可窺一斑。兩位演講者——李昌平和王世渝，發表了近乎針鋒相對的演講。某種意義上，這恰是農村土地流轉問題上兩個不同派別的對話，因為兩位演講者，均為多年親身參與土地試驗的「實踐派人士」。
這兩人都有或長或短的農村任職經歷——李昌平出身體制內，曾經四次擔任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長期從事「三農問題」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王世渝曾在重慶巫山縣官陽區當了三年副區長，當時就在大巴山「搞實驗」，用機械化、工業化的手段幫助農民生產加工魔芋提高收入，其後十幾年他更多地投身於資本市場，先後參與設計海南農產品批發市場、農產品期貨市場，並運作新希望、德隆系下農業企業等公司上市，自稱「農業產業鏈的每個環節都參與過」。
兩人對農村、農業與農民都極為關切，都認為自己站在農民的利益上，希望能拯救日益凋敝、空心化的中國村莊，增加農民財富，並重建新的農村秩序。
兩人同樣都反對土地私有，反對土地向單一、壟斷的大資本集中，都反對以各種變通方式觸犯農業用地，堅持「要守住農業用地的底線」。
但在解決「流轉給誰、怎麼流轉、錢從哪來」的問題上，兩人產生了莫大的分歧——李昌平主張效仿台灣農會制度，主要通過「內置金融」在村莊內部解決；而王世渝則認為，遍觀全世界的土地制度，「土地信託流轉是中國今天的環境下最好的模式」，他力挺資本下鄉推動農業產業化，輔之以外部金融。
王世渝認為對方的方案過於封閉和緩慢，而李昌平則認為「不懷好意」的城市資本覬覦的是工業製造衰落之後廉價的農村土地，以及最終可以轉化為能源的農業資源。他認為農民和農村集體應該在土地流轉中享有更大比例的收益和更強勢的主導權，而「村社共同體」是農業產業化無法替代的農村秩序的內生機制。
有意思的是，四年前，兩人幾乎同時站在土地流轉金融試驗的原點，只不過其後四年，一個向左，一個往右。儘管他們都認同兩種模式可以共存，但都堅信自己主張的方案才是「最有出路」的出路。
南方週末記者走進了他們的每一塊試驗田。
李昌平：「內置金融」試驗
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仰賴村幹部的道德和能力。
四年前，李昌平開啟了鄉村試驗的第一步。
2009年10月12日，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掛牌成立。和中國的大多數村莊一樣，這時候的郝堂村荒蕪凋敝，全村兩千多人，一半勞力外出打工，剩下留守的多是老人小孩。
這個資金互助社被李昌平稱為「內置金融」，資金取之於村民，亦用之於村民。
成立之初，互助社共募集34萬資本金——15個老人每人自願繳納2000元股金，區裡的支持資金10萬，李昌平出資5萬，外加7個發起的村民各2萬。
村子裡的年輕人符合一定條件，就可以從互助社貸款創業。按照社員們「兩天兩夜吵出來」的章程，利息收入40%用於養老金發放，30%公積金，15%管理費，15%風險金。
最早一批入社的老人拿到的養老金，已經超過了當初掏出的2000元本金：2009年底，15名老人每人拿到300塊錢。其後三年，分別為570元、720元和800元。
到2013年，全村八成以上的老人都加入了資金互助社，互助社資本金超過兩百多萬。
這只是第一步。接著村裡專門成立了一家綠園生態旅遊開發公司（以下簡稱綠園公司），法定代表人為村支書。
郝堂村地處山區，村子面積很大，佔地20平方公里，但耕地只有1900畝，人均0.9畝。這個城郊山區的村子，對山林和土地一直都看得很重，過去郝堂村的土地寧可荒著，也很少轉包。在村裡，南方週末記者隨機詢問村民，得到的答覆大多是說，「祖宗留的，誰的林子耕地都不轉包。」
因為一個特別的機緣，中央美院油畫師孫君來到這裡，幫助郝堂村重新調整村莊水系，改造舊房，重現白牆黛瓦、炊煙裊裊的農村樣貌。這使得郝堂村與鄰近正忙著像城裡人一樣蓋樓房的村子相比，顯得很特別。
但問題是，村莊建設需要的錢從哪來，地從哪來？
綠園公司成為一個關鍵角色。這個新成立的村集體經濟組織，負責土地開發，村裡所有土地流轉都必須經由公司之手，外來資本若想租用土地，也必須經過綠園公司。
綠園公司先後以每畝1.8萬、2.4萬元的價格，從村民手中徵用三百多畝耕地（市裡幫郝堂村要了30公頃約450畝耕地轉建設用地指標），用於村公共設施建設——新建了學校、養老中心、茶館和文學館等。而後綠園公司又從村民手中直接流轉了兩百多畝耕地，在村口開鑿了荷花池，租期60年，租金是每年400斤稻穀的市價。
新農村建設開銷不菲：光是村裡的徵地補償，就花去六七百萬；養老中心民政局補貼60萬，缺口還有60萬；茶館財政局補貼60萬，缺口70萬。村小學倒是幾乎沒花錢，因為一個老闆捐了50萬。
資金從何而來？最初的資金撬動就來自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綠園公司從互助社貸款160萬，用於最初的徵地補償。「這160萬，可能撬動了5000萬的建設。村裡基礎設施建設已經超過這個數。」村委會主任胡靜說。
綠園公司一度背負600萬的負債，不過據村委會主任說，這筆負債已於2013年還清，來源是：綠園公司將征轉來的建設用地中的80多畝，以每畝最低6萬、最高9萬的價格租給5個信陽市的老闆蓋「會所」，租期60年。
村民之所以願意拿出土地來，跟由此獲得的新機會有關。到現在，郝堂村中心村的新農村建設基本完工，成為城裡人的休閒之處，每個週末都有數百遊客，最多的一天超過3000人。
村裡有了新的機會，一百多年輕人陸續回來了，村民說，靠農家樂和農副產品銷售，收入增長了至少一半，多的翻了一番。
在李昌平的土地流轉金融試驗裡，最重要的一點是，通過資金互助社以及土地開發公司的運作，建立「村社共同體」的「經濟基礎」。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而村集體擁有的固定資產從不足100萬增加至五六百萬，包括學校、養老中心、大禮堂、廣場等。
「村集體有了產權、財權，才有可能對村莊的一堆子事有事權。」郝堂村所在的信陽市平橋區一位官員對此非常認同，他覺得跟其他很多到過信陽講學的「三農」學者不同，李昌平的方案接地氣：「只等著國家項目撥款，沒有經濟基礎，怎麼做民主自治？」
在李昌平看來，農村制度的研究，「今天都走進了死胡同」。他認為，傳統社會裡有家族共同體，家族為主，鄉村為輔。新中國建立後發展成村社共同體。但到今天兩者都沒有了，農民徹底原子化。「沒有經濟和產權制度支持，沒有共同體，選舉出來也沒人幹活。」
「中國大多數村莊，還是小農經濟，不適合大資本。資本下鄉，就是個劇烈的過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一定是個反反覆覆的過程，進城，退出城，進城，退出城。」李昌平覺得，自己始終是在替沉默的小農群體代言。
然而，在一個封閉的村莊裡搞內置金融和土地流轉，建立「內生機制」，過程必然是緩慢和小範圍的。而且「內生機制」的建立某種程度上仰賴村幹部的道德自省和執行能力。
一個需要拿捏的尺度是：集體經濟收入是不是越多越好？平衡的點在哪裡？一方面，村莊必須有經常、穩定的收入，用來支持村莊基本公共事務的運轉，但另一方面，經濟收入必須與村莊幹部能力相匹配。「錢太多，能力達不到，很快容易內部人控制，出事。」上述平橋區政府人士說。
農村的凋敝讓人擔憂，許多人都希望改變農業、農村和農民的面貌，但選擇的路徑卻並不一樣。圖為鄭州的一處村莊，2013 年12 月20 日，這裡拆得只剩下一棵百年老樹。 （CFP/圖）
王世渝：「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但在益陽，沒有商業信託願意做，當地政府自行成立了一家信託公司。
就在李昌平開始在郝堂村的鄉村試驗一年後，2010年7月，王世渝設計的土地流轉信託方案終於在湖南省益陽市草尾鎮找到了試驗場。
王世渝力挺資本下鄉。他認為這樣「知識和技術才會去農村，才能帶去新的種植、經營和管理模式」。而資本下鄉，瓶頸在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相比訂單農業、土地租賃、土地入股這類傳統模式，「信託是最好的方法」。
此時，王世渝帶著他構想的試驗方案已經奔走了三年，「很多地方找我要，我也到處送，但一直都沒有下文」。
此前唯一算是有迴響的是重慶。當時重慶在搞統籌城鄉試點，一個區的副區長拿走了王世渝的信託流轉方案。很久之後，王得知，當初這個副區長的確採納了他的方案，但是將流轉來的土地低價轉讓給親戚朋友，變相做房地產，從中尋租。
直到2008年，「把土地流轉當做牛鼻子來抓」的時任益陽市委書記馬勇真正對王世渝的方案發生了興趣。從2003年左右開始，地處洞庭湖沖積平原的農業大市益陽就開始推進土地流轉，但大多處於自發流轉的狀態，流轉不成片、租期短、不穩定。
「去哪裡找信託？」馬勇問王世渝。益陽市政府的研究人員曾經找到湖南當地一家信託公司，當時的信託公司正痴迷於給房地產行業和地方融資平台輸送資金，對方表示「不做土地流轉信託」。
沒有商業信託公司願意做，於是草尾鎮政府「打著政策擦邊球」，獨資200萬成立了一個信託流轉平台——沅江市香園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信託有限公司。這個方案於是成為「益陽模式」的雛形。
借由信託制度，土地三權分離——耕地、山地等土地所有權仍然歸村集體所有，承包權屬於村民，經營權則在村民自願的前提下流轉到信託公司，由公司代為打理，出租給「大戶」——鎮上管承租的農業企業叫「大戶」。當然信託公司要求，流轉時必須以村民小組為單位，土地必須成片。租期大約為8-10年。
農民獲得的回報是，每年每畝400-500斤稻穀，以國家晚秈稻的收購保護價格計算。2012年，每畝地租金大約為660元。「大戶」需要在年初一次性付清500斤稻穀的租金，另外繳納每畝10塊的服務費——這是政府平台在土地流轉中的唯一直接收入。
信託公司作為「受人之託，代人理財」的機構，負責遴選「優質大戶」。比如，目前的選擇標準傾向於那些在全國各大農貿市場有固定窗口的「大戶」。
大戶入駐前，信託公司會先澆盆冷水：「農業不是暴利行業，做好連續虧損三年的準備。」
「一旦出問題，就會是群體性事件。」草尾鎮黨委副書記李迎輝說。2012年草尾信託公司發現一家山東「大戶」拖欠村民兩個月的工資，很快便解除了合約。
到現在，整個益陽大約一半的耕地發生了流轉，其中約1/6通過信託平台。而在最早開始試點的沅江市草尾鎮，通過信託形式流轉的土地已經佔所有流轉面積的一半。
按照王世渝最早預期的那樣，農民對外來資本表現出極大的熱情。增收，是最直接的紅利。
「但願大戶都能賺錢，現在就擔心大戶不要我們的土地。」52歲的樂園村村民李平國在家門口一邊種著蔬菜一邊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現在他是湖南大地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一名雇工。他所在的樂園村95%以上的耕地被8家大戶租用，大地公司經營著其中的1350畝。
土地流轉之後，李平國的角色發生著變化：從農民變成了產業工人。
過去，李平國一家三口耕作4畝地，一年結餘2000塊錢。土地流轉後，他們一家的收入是：4畝地的租金2000多塊，兩口子給大地公司的打工收入共4萬塊，加起來是原來的20倍。
作為最早開始信託流轉試點的村莊，樂園村人均年收入1.5萬元，高於沅江市平均水平近一半。
「大戶」同樣積極。在益陽，54個大戶從政府信託平台處租地面積平均近800畝，大部分種植糧食蔬菜、花卉苗木。其中16個大戶來自廣西、山東等外省，租地面積基本在1000畝以上。
這些「外省大戶」曾經「到處找過地方」。儘管直接從農戶手中租地，租金基本不超過每畝400塊，比從信託公司拿地便宜1/3，但很難找到連片的土地，簽合同一般只有3年，「不好投入」——即便同樣在草尾鎮，通過自發流轉獲得土地的大戶，戶均租地面積僅為一百多畝，不到信託方式流轉的兩成。
在政府平台被引入之前，原子化的農民好像一盤散沙。農民和「大戶」之間直接簽訂的「契約」，脆弱得隨時可以被任何一方撕毀。
2008年，樂園村一百多戶村民，將土地流轉給一個外地老闆。土地分散，加之趕上天災，老闆跑路時還欠村民6000元工錢。而大地公司董事長李衛兵2003年曾在一個村子跟農民租了200畝地種花卉苗木，收成不錯，結果農民看著眼紅，租期未到就鬧著要漲價，或者收回土地自己幹。
「中部地區不是很發達，在市場機制不是很健全、老百姓觀念不是很跟得上的時候，政府還是應該用公信力培育市場。」李迎輝說。
政府自然樂見其成。土地信託流轉一下解決了三個棘手的問題：誰來種地、人往哪去，以及錢從哪出。
大地公司入駐樂園村後的三年裡，投入近1000萬修建大棚、道路、電力、渠道等設施。李迎輝說，這是鄉鎮本級財政「無論如何都負擔不起的」。草尾鎮2013年鎮本級收3200萬，用於行政人員工資、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後，僅結餘四五十萬。
益陽建立的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流轉信託平台，引來無數地方政府爭相拜訪。後來的另一個著名試點——福建「沙縣模式」——亦脫胎於此。
不過，王世渝認為，益陽模式還處於「試驗階段」，「很多地方還不成熟」。如果要複製推廣，必須設計更科學的治理結構，「讓農民來參與監督，讓農民當中的先進分子參與到監事會，避免土地流轉通過招商引資『開後門』」。同時，要有對經營不善的風險控制，要引進全面的社會保險。另外，也要避免土地向大資本、大財團集中。
「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流轉只是第一步，如何能讓沉睡的土地變成資本，才是真正的難題。
在王世渝的方案裡，建立信託平台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給每個參與信託流轉的農戶頒發一個權證，相當於有價證券。第三步，建立益陽市土地流轉市場，權證可以抵押、擔保、交易。
「可行。但是整個過程可能需要十年。」沅江市委常委、草尾鎮黨委書記李前進說。
而他的副手李迎輝頭疼的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大戶」仍然沒法用信託合同從商業銀行獲得貸款。大地公司三年固定資產投資投入近1000萬，其中300萬左右來自國家撥付的土地整理項目資金，其餘全是自有資金，沒有一分錢貸款。
草尾鎮政府能做的是，將國家撥款的一些項目向這些「大戶」傾斜。比如土地整理，每畝國家撥款2000元。
作為土地信託流轉的試點鎮，在政府要求之下，當地小貸公司和信用社在貸款條件上可以向持土地承包經營權證的農民和從信託平台租地的「大戶」發放小額貸款。
2013年，草尾鎮引進沅江市匯通小額貸款公司。農民的承包經營權證抵押貸款，一般每畝土地可以貸4000-5000元。「大戶」可以拿著信託合同到政府加蓋證明，50畝以上貸款額度為20萬，平均每畝約5000元。小貸公司向十多戶「大戶」共放貸180萬。
草尾鎮還打算引進一家村鎮銀行。「已經跟浦發銀行接觸好幾次，希望2014年上半年能落戶。」李前進說。草尾鎮還向銀行提出，能否通過「大戶」聯貸的方式解決一部分資金問題。
然而，對大多數商業銀行而言，即便土地確權頒證到戶，這些土地證似乎仍然只是廢紙一張——給農民放貸，一是成本不合算。二是很難管理，萬一出現問題，可不像拍賣企業資產那麼簡單，難以變現。
這些嘗試引入外部金融資本的做法，在李昌平看來，不過是仍然「在用城市的思維思考農村的金融問題」。他認為，「小農農地不可能成為正規金融的抵押品，這是世界性的難題」。
李昌平覺得，他在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可以解決這些難題。
年輕人可以從資金互助社貸款創業，種茶葉，種板栗，養豬，或者在附近搞珍珠岩礦加工。貸款利息年化15.6%，金額上限10萬，期限最長1年。貸1萬以下的，找兩個入社老人簽字擔保。貸2萬以上的，除了找老人擔保，還可以拿林權證或土地使用證抵押。
村莊以內，風險可控。互助社的5名理事和監事，對這個村莊裡的人知根知底，「銀行有貸款的，家庭不和睦的，信用不好的，不貸」。
一旦農民無法償還貸款，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在村社內部流轉——這些對銀行來說難以變現的資產，對同在一個村社的村民來說，卻是有價值的。成立三年，互助社還未產生過一筆不良貸款。
這在過去幾乎是無法想像的——村子裡少有人能從信用社或是商業銀行貸款。「貸一萬要送一千塊的禮。」村委會主任胡靜說，「任何一個商業銀行給農民貸款都是剋扣得很。」
四年時間，互助社資本金從34萬增加到230萬，現有貸款餘額200萬元左右。
不過，尷尬的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一直未獲銀監會發牌。因為區裡支持，最後是在民政局備的案。
李昌平對此很困惑：2006年起國家開始允許搞資金互助社，截至2013年7月只批了49家，而「沒法給農民、大戶提供土地使用權抵押貸款」的村鎮銀行卻已經開了近千家。
王世渝則認為，應該「推動整個農村全面金融服務體系的建立」，包括銀行、信託、證券等各種金融服務。
比如，草尾鎮的政府信託平台每年會有半年期、多達幾千萬的沉澱資金——為了一定程度上約束流轉土地的農民，大戶每年初交付的土地租金，將每半年給農民支付一次。王世渝建議，這筆資金就可以設立小型投資基金，幫助農民創業。
再比如，未來可以考慮成立土地信託銀行。
2013年12月30日，中國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結果公佈。這次調查歷時三年，耕地數據比以前多出來2億畝。 （CFP/圖）
兩個試驗的升級版
「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現在，隨著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的土地熱，李昌平和王世渝的試驗都走向了更高的版本。
2013年11月18日，郝堂村三百多公里之外，湖北梁子湖畔的張遠村，李昌平幫助村民建立了一個名為「金地融托經服社」的組織。
跟大多數村莊一樣，這個村莊的集體經濟常年入不敷出。每年收入5萬元，主要依靠魚塘養殖以及集體所有的林地出租，每年支出二十多萬元，缺口部分仰賴「對口扶持和項目資金」。
這個「經服社」是郝堂村夕陽紅資金互助社的「升級版」——除了資金，村民還可以把土地、房產都「存」進這個「綜合合作社」。
根據所有社員商議的結果，存款社員年息6%，大致相當於資金緊張時期銀行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存款的村民還可以存款金額的80%為限為貸款戶提供擔保，如果以存款資金擔保貸款並收回的，則可以享受8%的利息。貸款6個月以內，年化利率18%，如果貸款6個月以上，年化利率14.4%。
相比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更高級的功能」是，村民可以承包地入股，最少10年以上。每年年初獲得200斤秈稻的收益（同樣按國家最低保護價計算），旱地和林地分別為130斤和70斤。如果年底結算，還可享受租金利息6%。村民如果以入社土地抵押貸款，水田每畝可以貸款4000元，旱地、林地每畝可貸2600和1400元。
村民還可以用宅基地上的「閒置房產」入股，每年收益是房屋估值的1%-2%。村民還能以房產估值的50%抵押貸款，也可以估值的50%提供擔保。
經服社成立時，共募集資本金187萬元，是郝堂村資金互助社成立之初的約6倍。按照李昌平的說法，成立不足一月，村民的土地流轉意向已經接近2000畝，相當於全村水田和旱地面積的一半。
按照李昌平的構想，這個「村集體經濟組織」收入除了傳統的貸存息差，還可以以「內部信託」（相對於益陽的「外部信託」）的方式經營流轉入社的土地——相當於把郝堂村的資金互助社和綠園公司合而為一。
下一步，進城村民的閒置房產可以在村內流轉給有需要的（如家中有新增人口）村民，或者由經服社統一代為經營，比如，用作農家樂的住宿點。經服社也可以因此獲得收入。
李昌平認為，這套方案可以實現宅基地的有償退出。「假設村子裡原來1000人，流出200人。這部分人的宅基地復墾後，村集體可以直接跟國家結賬。」
就在李昌平開始他的「內置金融」升級版前後不久，王世渝也計劃在麗江文筆海畔打造他的信託流轉「升級版」。「這次是從商業的角度來做的，之前（益陽）完全是實驗性質的。」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有人找到王世渝，想在麗江做一個「文化產業園」，實質是想利用土地流轉做房地產。王世渝推翻了這套方案，提出了一個新的設想：
通過跟新華信託的合作，流轉麗江文筆海畔四個自然村共1.2萬畝土地，做一個「中國夢想村」——不改變土地性質，至少一半以上仍然「種地」，但「做高科技的東西」，比如生態農業和有機農業，達到每畝1萬元的產出，「幾千畝地就是幾千萬」。其他的地，做分散、自然的產業園，「兩層樓，樓上居住，樓下就是辦公生產、經營，可以做設計、寫劇本，也可以做手機遊戲」，以及各種各樣的酒店、養老中心、康復中心。而這些都將是這個「夢想村」的收益來源。
王世渝特地為這個項目拜訪了全球首個「零碳城市」阿布扎比的首席構建師巴亞達。他希望這個「夢想村」也是「零碳」、低碳——不使用化石能源，沒有電網、電杆、電線，不再用國家電網的電，而是採用分佈式能源，利用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發電。這裡不允許燒柴油和汽油的車進入，這裡所有的建築材料都是有機環保的……
至於錢，王世渝做了多種金融設計：首先是農民的土地流轉信託，保證農民的財產權益。同時可以發行一個信託計劃，可能會融資三到四個億，來保證對農民的支付。第二步，準備發行基金，用基金投資做基礎設施。同時由農民權益的受託方信託公司和基金的有限合夥企業成立合資公司。基建改造完成之後可以「分包出去」，比如，能源外包，然後電費分成，收益則由農民和基金投資人分享。
「未來有很多利益分配是要花很多腦筋去做的。」王世渝說。
王認為，前些年很多地方浩浩蕩蕩的「趕農民上樓」運動，的確會讓人對「資本」心懷戒備。有些人主張防止資本下鄉，防止資本對農民利益的掠奪，「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利用信託制度「能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用基金、信託這種模式，沒有單一的、壟斷的大資本，資本都是分散的，不會造成貧富分化，也能保證農民分享收益。」
起底MMM社區：月息30%的“爆款”理財平臺“互助”了誰?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9344.html
起底MMM社區：月息30%的“爆款”理財平臺“互助”了誰?
一財網 李瀟雄 2015-11-10 01:05:00
超高收益的神話極可能是金融騙局的說辭，其基本模式與龐氏騙局、金字塔騙局相似，只是添加了“互聯網理財”、“慈善互助”、“新媒介宣傳”等新元素的點綴，原本手法拙劣的騙局變成了流行時髦、收益可觀的新型投資方式。
泛亞危機塵埃未定，金融詐騙分子在互聯網上似乎找到一種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工作方式。他們不需要租間辦公室忽悠投資人，花錢搭建一個網站就能取信於人;甚至連印刷宣傳材料的錢也省了，只需簡單制作些圖片和電子文稿足矣;更省錢的是人力成本，被高息誘惑的參與者會自發地在微信朋友圈等社交網絡平臺進行“微商式”的傳播。
最近，互聯網上湧現出一批打著“新型理財”旗號的投資產品，其高息承諾吸引了不少人的關註。其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有MMM互助金融社區、摩根幣、百川幣等。而這類平臺與比特幣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MMM互助金融社區的投資貨幣可選擇人民幣與比特幣，而摩根幣、百川幣等則宣稱是“升級”版的比特幣投資項目。
11月5日，比特幣價格時隔一年再次飆升突破3100元/個，近一個月比特幣價格漲幅更是超過100%。據境外媒體報道，比特幣價格飆升的一個原因可能是，一些中國投資者熱炒一個叫做MMM互助金融社區的平臺，並稱，“該平臺具備了傳銷的特征”。
以MMM互助金融社區為例，其承諾的投資收益為每月30%，推薦投資人加入另有10%左右的收益提成。摩根幣與百川幣所承諾的投資收益同樣駭人，也設置了“拉人頭”獎勵。
如此高收益加上推薦提成，這是金融傳銷嗎?是否是龐氏騙局?《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很多人在分享他們靠這種模式賺錢的理念、經歷和心得時，往往對質疑者喊話：“是不是騙局試一試就知道了，當你在懷疑的時候，我們已經在賺錢了。”
本報記者通過對上述部分“新型理財”模式的調查發現，超高收益的神話極可能是金融騙局的說辭，其基本模式與龐氏騙局、金字塔騙局相似，只是添加了“互聯網理財”、“慈善互助”、“新媒介宣傳”等新元素的點綴，原本手法拙劣的騙局變成了流行時髦、收益可觀的新型投資方式。
由於上述“理財”模式尚處於監管的灰色地帶，因而更加“肆無忌憚”。雖然央行、銀監會都成立了消保局，證監會也有投資者保護局，保監會設有保險消費權益保護局，但面對金融欺詐，尤其是經過互聯網改造升級後的金融欺詐時，仍難界定對應的監管機構究竟是誰。而相關法律法規對於互聯網金融詐騙的規定及訴訟程序等，都有待進一步厘清及完善，更有待司法實踐對具體案例的判定。
年輕人熱衷“入局”
摩根幣、百川幣打著虛擬貨幣投資的招牌，MMM互助金融社區則喊著“慈善互助”的口號，雖然也是以虛擬貨幣“馬夫羅幣”作為投資載體，但其宣傳資料毫不掩飾他們的金融模式沒有實際投資標的，投資者的利潤就是後入局玩家的投資本金。參與者“相信”平臺號稱的互相幫助，你拿錢幫助了別人，也肯定會有另外一個人拿錢來幫助你。“我們的目標是摧毀世界不公正的金融體系。”該模式的宣稱資料如是表述。
值得註意的是，MMM互助金融社區所針對人群並非辨識能力較弱的老年群體，而是能熟練操作互聯網、網銀、第三方支付APP等移動網絡設備的年輕人。一名自稱MMM互助金融中國區經理的人士透露，據她了解，很多大學生的業務開展得不錯。
初入職場的李樂(化名)擁有兩年左右的互聯網理財經驗，以及7個月的股市投資經歷。
“最開始是和表哥交流投資經驗的時候，他向我推薦MMM了，說月收益就有30%，我當時其實很懷疑。但後來他每次賺到錢的時候都截屏發給我看，慢慢就想嘗試一下。”李樂說，“9月份的時候，股市行情不好，錢放在里面也是跌，不如拿出來試一試，結果真的能賺到錢，回款還快。”
李樂在MMM互助金融社區試探性地投資了1000元後，與同事交流此投資項目，發現有幾個同事也在參與，上網搜索發現，原來這個模式很火，甚至還有相關的“新聞報道”。於是，李樂打算加註投資。
某知名網絡問答社區一名運營人員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MMM的確很火，最近有很多人發帖詢問MMM是不是騙子，也有很多帖子就是宣傳他們的，我們已經刪除很多了。”而李樂所提到“新聞報道”則是指一些發布在知名門戶網站上、以“記者”口吻書寫的宣傳文章。
經過第一輪的投資，李樂在一個月的投資周期里，用1000元本金不但收獲了30%的收益，還獲得了新會員註冊的30%獎勵，共計獲得600元盈利。
李樂說：“這個幫助別人，然後再接受別人幫助的模式很有趣，在國外也成功運營了4年，今年5月份才開始進入中國市場。”這一說法源自MMM網站和各種宣傳資料上所宣稱的：“MMM金融互助社區成立於2011年，已經在107個國家擁有1.38億會員。”
“我們一開始也知道這個平臺不太正規，所以我也不會推薦別人進來，不過我相信自己不會是接到最後一棒的那個人。我現在剛開始工作，正規的、不正規的理財方式，都想嘗試一下。”李樂如是說。
MMM互助金融社區模式下，會員參與投資以馬夫羅幣為載體，投資買入馬夫羅幣被稱為“提供幫助”，而賣出馬夫羅幣獲利則被稱為“得到幫助”。會員先要確定投資額度(60元至6萬元)和幣種(比特幣或人民幣)，再由系統匹配需要賣出馬夫羅幣的會員。
系統每次匹配的時間為1~14天，在匹配排隊期間，仍享受每天1%的收益，收益以賬戶里增長的馬夫羅幣體現。這也意味著，每個會員在為期一個月的投資過程中，需扮演投資人和借款人兩種角色。
當匹配成功後，買家A(投資人)可看到賣家B(借款人)的網名、電話、銀行卡號或支付寶賬戶，以及賣家B“上線”的相關信息。買家A(投資人)需要在72小時內通過銀行或支付寶轉賬給賣家B(借款人)，並上傳打款憑證。賣家B(借款人)也需要在72小時內確定收款。此時，賣家B完成他的投資並獲利退出，而買家A的投資人身份發生轉換，買家A投資後獲得了與本息相等額的馬夫羅幣，需要賣出獲利。於是，A就變成了賣家A(借款人)，系統再次匹配另一位投資人為A的投資本息“買單”，以此循環。
此外，該模式還設置了無人數限制的推薦獎10%，以及發展“下線”的管理獎：第一代5%、第二代3%、第三代1%、第四代0.25%。用此激勵模式鼓勵會員不斷發展更多的人“入局”。
起底MMM平臺謎團 或涉嫌金融傳銷
通過李樂的介紹，本報記者以投資人的身份進入到一個近200人的MMM會員微信群，群主即是該會員團隊的“上線”、自稱MMM中國區二期經理。據她透露，這樣的會員群還有很多，“中國區會員已經有220萬人了，很有前途”。
微信群中幾乎每天都有新成員加入，而加入的條件則是在“上線”的介紹下完成MMM會員註冊、投資。群里話題多是群主鼓勵成員要努力發展MMM，以及解答會員在交易過程中的各種疑問。
在連續幾日的微信群消息記錄中，有一條值得玩味。群主在鼓勵大家發展MMM隊伍時，另外一位會員說道：“現在視頻沒有獎金了，平臺宣傳低調運作了。”此前，會員在完成投資後，如果在網站上錄制視頻分享，還可在下一次投資中獲得額外的獎勵。因而，MMM網站上有許多註明為“來自XXX(地點)的會員分享”，以此吸引更多的人參與。
除視頻分享獲獎外，會員在網站上發表“幸福信”(分享投資經歷的文章)也能獲得額外獎勵，並在微信群中提供多個模板，會員只需填上姓名和投資收益的金額即可。
在群主的指導下，本報記者僅提供郵箱和手機號碼便完成了匿名會員註冊，並將“推薦人”與“領導人”設定為該群主的信息，成為她的“下線”。經過調查，MMM平臺的網站、操作流程、交易模式等方面均存在大量疑團。
疑團之一，這種模式是否真的能使資金不通過實體投資創造價值，就能憑空賺錢?從本報記者獲取的MMM宣傳資料來看，幕後布局者毫不避諱地描述，30%的月息來源便是新入局投資者的本金，並稱只要玩家有誠信，就能循環往複地一直運營下去。
有業內人士認為，該模式采用借新還舊的金融模式類似於金字塔騙局，不但沒有實際的投資標的，還以“互相幫助”的名義加以掩飾。
零壹財經研究總監李耀東對此模式存在的風險分析認為：“開展這類活動，組織者必然有利可圖，MMM組織者牟利的最大可能性是假冒他人名義，或篡改數據系統，只提款不交錢。”
疑團之二，此類平臺設置“管理獎”，鼓勵成員發展會員，並以發展會員的投資額度為“領導人”計酬的模式，或涉嫌違反《禁止傳銷條例》，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對傳銷行為的定義為：“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牟取非法利益;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並以下線的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
北京知名律師事務所一位高級律師稱，如果以上述模式牟取非法利益則涉嫌傳銷。同時，如果投資人的投資款不能回款、兌付時，要保留證據證明向有管轄權的經偵大隊報案。
疑團之三，MMM平臺的網站域名變化莫測。目前，有多個網址均號稱“MMM金融互助社區”，而這些同名網站首頁所采用的元素和頁面布局趨同，都包括一張名為謝爾蓋•馬夫羅季的照片、每月30%收益的宣傳、模板化的MMM金融互助社區簡介等。
這些同名網站都宣稱自己才是真正的MMM中國網站，而別家都是“仿盤”。上述MMM會員群群主稱，只有她們的網站才是“國際認可”的。隨後，她提供了10個註冊網址以及5個登錄網址，“服務器是在不斷升級的，所以網址是會經常變的，而且我們是國際平臺，肯定需要一些備用的網址，其他平臺的網址那麽長，一看就不對”。她還強調說：“不要去網上看其他的，就用我給你的網站註冊，如果要看資料就看我發給你的，和我QQ空間里的。現在有很多‘仿盤’，去投資的話不安全。”
據工信部ICP/IP信息備案管理系統顯示，她所提供的網址均沒有備案記錄。一名IT從業人士對這些網站域名進行查詢和甄別後，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這里面有一個二級域名，其他都是三級域名，掛靠在國外服務器，不備案也可以訪問。如果要做一個這樣的假網站進行詐騙，成本很低。”
謎一樣的金字塔頂端
在MMM互助金融社區的財富幻夢中，參與者認為，俄羅斯的謝爾蓋•馬夫羅季便是“偉大的”MMM模式締造者。那麽，謝爾蓋•馬夫羅季又是誰呢?
事實上，馬夫羅季在金融領域的履歷並不光鮮。1994年，馬夫羅季曾一手制造了轟動世界的MMM公司運用金字塔騙局進行投資欺詐事件。本報記者查閱相關資料，當年中國官方媒體對此案也有關註，新華社《經濟世界》1994年第10期曾刊文《MMM金融醜案震驚全世界》，《瞭望新聞周刊》1994年35期亦刊文報道《轟動俄羅斯的MMM公司股票案》。時至今日，當年MMM公司案件仍被認為是金字塔騙局的一個典型案例在學術界討論。
眼下，披上互聯網馬甲的MMM金融互助社區與當年MMM公司股票案手法如出一轍。但截至目前，尚無確實證據證明兩者存在直接聯系。那如今的MMM金融互助社區究竟是馬夫羅季重操舊業進入中國，還是另有他人巧借其名號行金融詐騙之實呢?
雖然暫難洞曉幕後操縱者是何許人，但其操作路徑卻已有所顯露。由於其模式需要以高息吸引更多的人參與其中，除了獎勵會員發展“下線”的路徑外，在網絡新媒體的推廣上也不留余力。在多家搜索引擎搜索“MMM”的結果中，出現了多條含有“推廣”字樣的鏈接。此外，在不少網絡媒體上，也不乏MMM金融互助社區、摩根幣、百川幣的宣傳軟文。那麽，是誰在花錢推廣?
事實上，關於MMM社區火爆的影響不僅僅在國內體現，11月5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稱，隨著一些中國投資者熱炒MMM社區金融，比特幣價格在4日飆升至一年多以來的最高點。該文表示，“該平臺具備了傳銷的特征”。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MMM社區金融平臺與比特幣的聯系在於，投資者可選擇人民幣或比特幣兩種貨幣支付。不過，尚無直接證據說明MMM社區金融平臺在中國的火爆現象與比特幣炒家有關。
摩根大通否認與摩根幣有聯系
“1000元投資一臺摩根幣雲礦機，每月分紅300元。”與MMM互助金融社區的模式稍顯不同，摩根幣、百川幣等虛擬貨幣投資則是套用了“升級版比特幣”的概念，但其模式卻疑似龐氏騙局。摩根幣的組織者自稱是摩根大通發行的虛擬貨幣投資產品，利用後者的信用背書，在各大網絡平臺以超高收益大肆宣傳，吸引了眾多的財富追夢者。
不過，兩者存在關系的說法遭到摩根大通的否認。摩根大通官網首頁發布關於“摩根幣”的聲明稱：一些網站、微博以及微信平臺正在推廣銷售摩根幣(JPM Coin)。這些網站、微博和微信平臺均與摩根大通及其集團公司無關。摩根大通及其在華或全球的任何關聯機構均未發售該名為“摩根幣 (JPM Coin)”的產品。摩根大通並未授權任何此類或其它類似的虛擬貨幣，也未授權以任何方式提及JP Morgan、摩根大通，摩根等。
百川幣與摩根幣一樣自稱是虛擬貨幣投資，但已有地方警方公開宣布，百川幣是傳銷。9月23日，新疆新源縣公安局經偵大隊(下稱“新疆新源經偵”)官方微博發布：“我們經偵大隊鄭重發布：百川幣是傳銷，宣傳的天花亂墜，最終結果是金幣取不出來，轉換成錢就跑路了。”
新疆新源經偵官微對本報記者表示：“新疆博樂市有格拉斯貝格(增值理財計劃)傳銷案件已被查處，和百川幣模式一模一樣，只是金額從1500元變成了800元。我們這里有發生百川幣傳銷行為，我們就發布了這個微博並要求轄區派出所做了預防宣傳。”
不過，無論是官方機構的聲明還是地方警方的呼籲似乎都很難讓投資者對財富的追逐冷靜下來，在新疆新源經偵的微博發布後，甚至有人留言表示，是警方在惡意抹黑百川幣。9月27日，新疆新源經偵官微無奈再次發聲：“醒醒吧，那虛擬幣在玩，利潤哪里來?每個人都玩成了百萬富翁，後臺利潤是不是富可敵國了，你們讓我懷疑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而在MMM互助金融社區會員群中，也出現了一篇文章《關於負面的看法，敬告MMM會員!》，其中提到，“請大家不要聽信謠言，要相信MMM平臺，這是一個誠信互助的平臺，大家只要每個人都遵守平臺制度，按規則辦事，我們的平臺會長久不衰，永遠的運行下去”，“不要受任何負面的消息和負面的人的影響。否則，你不可能賺到你想要賺到的那麽多的錢”。
金融騙局頻現 呼籲監管
近年來，中國儲蓄率持續位於世界第一，這也意味著巨大的金融需求尚未得到服務和釋放。隨著互聯網金融概念的興起，居民借助互聯網平臺理財的觀念得以普及。但趁勢而來的，還有類似上述一系列疑似詐騙的平臺和部分因經營不善倒閉的互聯網金融平臺。
7月18日，央行等十部委公布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被業界視為互聯網金融監管的綱領性文件。意見定調，“互聯網金融本質仍屬於金融，沒有改變金融風險隱蔽性、傳染性、廣泛性和突發性的特點。”並確立了監管應遵循依法監管、適度監管、分類監管、協同監管、創新監管的原則。
那麽，當類似風險事件頻頻出現時，該由誰來監管?上述北京律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銀監會及各地銀監局、工商管理部門等有關部門均是監管機構。在此類事件中，如果行為人存在違法行為，監管機構是可以依法行使監管職能的。”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上述平臺的相關監管、維權問題向央行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銀監會消費者權益保護局進行了詢問。截至本報記者發稿，尚未收到回複。
亦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互聯網金融的監管框架仍是分類監管。虛擬貨幣的監管可能主要是央行，而網絡借貸的監管則由銀監會牽頭。但這類平臺的模式比較複雜，多方面均有涉及，因此在監管方面或還需要多方協調。
上述業內人士還總結道，目前監管需要加快完善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由各監管部門推出具有系統約束性的《理財產品分級分類管理辦法》、《理財產品信息披露準則》、《理財產品合同規範》等相關文件，為市場的規範發展提供法律制度保障。二是由監管部門牽頭建立完善理財產品數據統計制度，動態掌握各類理財產品的信息，並及時發現、處置問題。
事實上，監管這類平臺的相關法律法規雖不完善，但已有依據。例如，央行等十部委公布的意見中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開設網站從事互聯網金融業務的，除應按規定履行相關金融監管程序外，還應依法向電信主管部門履行網站備案手續，否則不得開展互聯網金融業務。”但MMM平臺既未履行金融監管程序，也無網站備案。
此外，意見中還規定：“從業機構應當對客戶進行充分的信息披露，及時向投資者公布其經營活動和財務狀況的相關信息，以便投資者充分了解從業機構運作狀況，促使從業機構穩健經營和控制風險。從業機構應當向各參與方詳細說明交易模式、參與方的權利和義務，並進行充分的風險提示。”而MMM平臺並未按規定披露信息，也未向投資者提示風險。
在MMM互助金融社區中，可用比特幣參與投資亦違反了相關規定。據央行等五部委於2013年發布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以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比特幣相關的服務，包括：為客戶提供比特幣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服務;接受比特幣或以比特幣作為支付結算工具;開展比特幣與人民幣及外幣的兌換服務等。
李耀東亦表示：“對於上述這類平臺，從監管的角度來說，需要提示風險，要求執行實名登記制度，定期向金融管理部門報送數據。而對於純粹的騙局平臺，要求報備交易數據會對他們影響較大，這讓背後的組織者感到無利可圖，或欺騙成本很高。”
編輯：林潔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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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互助、善变：创意工厂IDEO的成功之道
http://www.xcf.cn/newfortune/cy/201511/t20151124_761803.htm
尹一丁/文
作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IDEO的名号并不为普罗大众所熟悉，但它却是全球各大企业解决创新问题的朝圣之地。在IDEO的世界里，设计早已超越单一产品的层面，而是着眼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甚至社会结构的创新和变革。
2015年4月，全球顶尖的设计与创新公司IDEO有5个设计项目获得国际数字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的威比奖（Webby
Awards）。这个奖项被誉为是互联网界的奥斯卡，颇受业界关注。其后不久，IDEO又获得Core77设计奖。8月，IDEO再接再厉，一举获得美国
工业设计协会颁发的4项国际设计卓越奖。自创立以来，IDEO已获各类设计大奖数百项，包括38项享有盛誉的红点大奖（Red
Dot）。它同时还拥有数千个专利，其卓越表现超过任何一家设计公司。正因为此，IDEO在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快公司（Fast
Company）的调查中都曾被评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一，并赢得创意工场的美誉。
大名鼎鼎的IDEO于1991年在加州硅谷创立，由戴维凯利设计室（DKD）和其他三家设计公司合并而成。目前员工600余人，在纽约、伦敦、
上海、慕尼黑和东京等地均设有办公室。它的客户大多是各个行业的领袖企业，如可口可乐、宝洁、麦当劳、福特、三星、BBC、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
）、沃达丰（Vodafone）和礼来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等。这些年来，IDEO设计了诸多传奇产品，如苹果的第一款鼠标、第一代笔记本电脑，Palm
V的个人数字助理（PDA）和宝丽来（Polaroid）口袋相机等。由于它的出色表现，IDEO几乎成为全球各大企业解决创新问题的朝圣之地。
其实IDEO最出类拔萃之处在于，它不但具有强大的产品设计能力，更引领时代潮流，发起了一场设计理念的革命。在IDEO的创立人戴维·凯利的
大力推动下，设计已不单纯是关乎产品的外观，而是一种具有更为广泛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可以用于解决各类商业和社会问题。也就是说，设计早已超越单一产品的
层面，而是着眼于整个商业生态系统，甚至社会结构的创新和变革。这场由IDEO发起的运动意义深远。斯坦福大学最早看到了这种设计理念的生命力，并在凯利
的主导下，于2006年率先成立了专门的设计学院。在竞争愈趋激烈的今天，IDEO的理念和成功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独特的创新文化
创新能力强大的企业必然有深厚的企业创新文化，但IDEO的创新文化与众不同。其一，充满自由平等的精神。IDEO一贯强调平等的文化，没有等
级观念和所谓规矩，每个员工都有足够的自由来从事自己喜爱的创新项目，而且每个人都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尊敬。这种精神可以有效地调动员工的创新热情，是一个
企业形成创新能力的最基本保证。
其二，构建多元的专业背景。IDEO相信多元背景的碰撞才是产生创意的来源，所以它有意雇佣背景具有显著差异的员工，如外科医生、人类学家、工
程师、设计师、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等，并将他们混搭组成跨学科团队。今天的IDEO虽然只有600多名员工，但涵盖的专业领域极其广泛，可以有效地服务几
乎任何行业。而且，IDEO有不少拥有多个不同学位的通才，这些人往往兴趣广泛而极端，无论是在阿尔卑斯高山上骑车，还是去亚马逊热带雨林观鸟，都可以看
到他们的身影。在工作中，这些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通才经常是实现创新突破的奇兵。
其三，包容失败，鼓励冒险。几乎所有创新能力强大的企业都具有这个特点。但IDEO将这个精神发挥得更为透彻。它的创立人和总裁从来都认为创新
就是无数次失败后的自然结晶，所以他们鼓励员工不断尝试。IDEO的创新态度是愿意向前跌倒，即不断跨出自己的安全地带，在失败中前进。这种精神已经成为
IDEO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四，将工作变成娱乐。IDEO非常注重将乐趣注入到每日的工作中。不但办公空间充满个性和创意，工作态度也是专注中有乐趣。主流管理咨询公司带给用户的往往是压力和胆怯，但IDEO的客户在描述和IDEO团队的合作中，经常使用一个简单的词汇“fun”。
其五，充沛的学习精神。IDEO提倡不停顿地学习。在洽谈项目时，一般也只承接它认为可以学到新知识的项目，而不是仅以盈利为唯一目标。为方便
员工随时获取各行业最新的信息，IDEO订阅了超过100种各类杂志。除了获取知识，IDEO还安排很多时间来分享知识。各种见面会、分享会和全体员工一
起参与的午餐会都成为知识扩散的有效渠道。另外，IDEO的工作方式是项目团队制。团队随着工作的起止组建或解散。通过这个循环不息的员工流动过程，知识
和经验在IDEO内部得到进一步扩散和分享。
最后也是IDEO创新文化中最重要最独特的一点，就是合作性互助。在IDEO，每个员工都可以自由地要求并获得其他员工的无偿帮助，同时每个员
工也都被期待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员工。而且，职位高低完全不是互助的障碍。因为IDEO大部分的工作都需要极度创意，越复杂的工作就越需要外部帮助，这种
互助共荣的文化是IDEO成功的秘诀之一。为使其成为企业灵魂，IDEO的高管团队大力推行，而且身体力行为员工做出表率。他们经常亲自参加某个项目团队
的头脑风暴会议，并在讨论中倾力做出贡献。在其他企业，当员工遇到问题，一般要自己去苦思解决。在IDEO，员工则被鼓励去获得帮助。单兵作战的英雄在
IDEO不被认可，因为他们坚信最佳创意一定只存在于互助的团队中。为了贯彻这种合作精神，IDEO不但在招收员工时考察他们协作互助的能力和意愿，而且
在新员工培训时，向每人发送阐述IDEO企业文化的小册子。其中一个重要的企业价值观就是帮助你的伙伴成功，充分体现了欲立己先立人、欲达己先达人的精
神。这种互助的文化不但极大地提高了IDEO创新的效率和质量，也提升了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忠诚度，成为IDEO创新文化中最核心、也最具有特色的内容。
有效的创新方式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实践，IDEO打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创新方式，可称为IDEO创新之道。对IDEO而言，设计远非只是产品美学。它是解决复杂问
题的一种创意方法。这种方法充分发挥以人为本的精神，即基于对用户行为及心理的深入观察和分析，以此产生有效的解决方案，而非以抽象的数据和模型为指引。
在具体操作上，IDEO的创新由以下几个具体步骤组成。首先是深度观察，即具备深厚的同理心，从用户的角度看问题。IDEO的创新人员总是和用
户打成一片，进行近距离用户观察，充分理解他们对产品或服务的使用问题及环境。而且，IDEO更倾向于关注用户群中的所谓异类而非典型用户，即非焦点小
组，因为异类用户往往会给出更具有启发性和突破性的创意。
其二，头脑风暴。多年来，IDEO总结了一套实施高效头脑风暴的方法，即“三不五要”八原则，如不要离题，不要打断，不要批评，要延续他人想
法，要画图，要疯狂，数量要多等。而且，他们善于从多元角度进行快速思维。因为强度很高，IDEO的头脑风暴只进行1小时，但需要生成100个创意。
其三，样品制造。IDEO相信，一张图片胜过1000个词汇，而有形的样品则胜过1000张图片。所以，它们无论是设计产品、服务还是用户体
验，都会用各种简易材料做出样品或服务的使用环境，让无形的概念具体化，去更好地理解用户需求。IDEO的办公室里都有传统的手工作坊或3D打印机。它们
的创新理念是用双手来思考，快速制作样品，并不断改进。
其四，创意测试。也就是让用户实际参与使用各种样品，即所谓身体风暴。通过观察用户使用样品的实际情况，获得反馈。最后一步就是根据用户反馈对设计进行改良，并制造出最终产品。IDEO拥有高水准的作坊，可以生产各种产品实物。这也是他们创新的一个秘密。
更重要的是，IDEO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简单的设计和创意公司，而是一个设计思维方法公司。它并非如其他咨询和设计公司一样，卖给用户一项创新
服务，而是更进一步，在帮助用户产生解决方案的同时，教会用户如何自己进行设计和创新。也就是说，IDEO要求客户参与设计和创新的整个过程，包括和其团
队一起进行近距离观察用户。很多时候，IDEO让客户高管扮演自己用户的角色，去消费和体验他们给用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IDEO的团队给他们即时分析用
户体验。然后，客户参与其他环节直到项目完成。这种独特的创新方法不仅能够帮助客户学会IDEO的创新方法，以便它们今后进一步创新；同时客户的深度参与
还能使得他们充分了解并认同创新方案的本质。所以，一旦项目完成，客户可以马上实施，执行速度十分迅速。
这就是IDEO和其他设计及咨询公司最大的不同之处。IDEO不是将客户视为买主，而是视为合作伙伴，通过项目、培训课程和工作交流会向客户传
授自己的创新方法，在进行技术转移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创新。而这正是开放式创新的实质。这种创新方法不但体现出IDEO的自信，更是它的广大胸怀。
IDEO不但对自己员工，而且对客户也发扬欲立己先立人的精神，赋予用户力量，实现共同繁荣。这种合作互助，放弃小我的精神在当代企业中是相当罕见的，反
映出IDEO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和使命感。
宝洁公司和美国凯萨医疗（Kaiser
Permanente）都是IDEO这种开明创新方法的受益者。凯萨医疗于2004年和IDEO的一次成功合作之后，按照IDEO的方法建立了自己的创新
中心，通过优化流程设计大幅降低了开错药的概率。宝洁前任总裁拉夫利（A.G.
Lafley）曾带领他的核心团队40人，即全球领袖委员会（Global Leadership
Council）的所有成员，两次前往IDEO总部观摩学习。其后，IDEO为宝洁设立了一个创新中心，用于员工培训，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这样的例子在
IDEO逾20年的创新生涯中不胜枚举。
持续的自我变革
IDEO成功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善于与时俱进，不断变革重塑自身。它最初只是一家普通的设计公司，专注于大众消费品。从2001年开
始，IDEO看到服务行业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经济的主体，因此开始进行服务和用户体验的设计，并取得相当出色的成绩。例如，它为瑞士人寿设计流程，从而使
它们更成功地向年轻一代销售保险服务。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Oxfam也使用了它的设计流程，从而更有效地获得捐赠。新加坡政府亦曾和IDEO合作，重新设
计申请工作签证的服务流程。目前，IDEO正在为洛杉矶市政府设计高效的选民投票系统。经过若干年的开拓，IDEO的服务设计已成为它主要的收入来源之
一，非盈利组织和政府部门成为IDEO一个迅速增长的用户区间。
在进行服务和用户体验的设计和创新中，IDEO率先认识到为了有效提供新的服务和用户体验，企业必须重新设计自身的组织机构、文化、流程及商业
模式，否则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它开始进行商业模式、组织机构及企业文化的设计，从此正式进入主流管理咨询领域，与麦肯锡、波士顿咨询集团和贝恩等传
统管理咨询公司展开竞争。这种转型对IDEO而言也是一种跨越。和这些以数据为基础的理性咨询公司相比，IDEO具有独特的优势。但管理咨询需要完全不同
的企业技能和文化，甚至商业模式。为了在管理咨询领域占有一席之地，IDEO需要对自身进行持续而深度的变革。好在，对于锐意创新的IDEO而言，变革是
常态，它会毫不犹豫地重新塑造自己，以求成功。
今天的IDEO无论从员工数目还是从收入来讲，都还只是一个中小型的企业。但它不仅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独特的思维能力，还具有魄力和胆识。更重
要的是，IDEO是一个胸怀理想、负有使命感并拥有较高思想境界的企业。它从创建伊始，就一直贯彻欲立己先立人的精神。这种企业灵魂在物欲横流的商业世界
实在显得弥足珍贵。IDEO不但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还立志以自身的创新方法来解决困扰人类的社会问题。2011年，IDEO成立非盈利组织
IDEO.org，致力于用其以人为本的设计方法来消除全球贫困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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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肥鄉：互助養老，安享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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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老人在幸福院都有自己的臥室。 （林評/圖）
“老人的生活環境不會發生改變，他們與子女的供養關系依舊未變。唯一變化的是他們能夠實現自由組織，能和自己誌趣相投的鄉鄰在一起生活。”
農村互助養老機構既不是法律主體也不是民事主體，由於先天不足，直接決定了它無法取得國家財政和政策上的明確扶持，地位比較尷尬，在實際推廣中力度還遠遠不足。
“今年過年不回家，我們就在這里過。”年逾80歲的張喜鳳說，以往每年大年初一，晚輩們都來“幸福院”拜年，“暖和、熱鬧。”
2006年，張喜鳳是第一個入住“幸福院”的老人。九年間，河北邯鄲肥鄉縣共建起了240個大大小小的“農村互助幸福院”，當地政府試圖通過推廣這一互助式養老模式，為農村養老困局探尋出路。
而紛至沓來的社會贊許與民間爭議，將“肥鄉模式”推至風口浪尖。此後兩三年，“互助養老”開始在中國鄉間、城市社區遍地生長。2012年3月，全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邯鄲舉行，“肥鄉樣本”隨之被賦予示範意義，在全國更大範圍內得以關註和推廣。在養老話題陷入多重困局的當下，“肥鄉模式”似乎正在為傳統“居家養老”的老人們提供了另一種養老選擇。
不過，在多位研究學者看來，農村互助養老實屬一種無奈的“創新”之舉，“肥鄉模式”是否具有普遍的可複制性仍有待觀察。
家門口的養老院
今年80歲的劉淑珍說，自己如果沒有住進“幸福院”，可能早就沒了，“好房子住不慣，在這里住著舒坦”。
肥鄉縣位於河北省南部，地處冀南黑龍港流域，轄3鎮6鄉，265個行政村，總面積503平方公里，人口39.3萬，是省級財政困難縣。在肥鄉，60歲以上的老人有4.39萬人，其中單身老人1.3萬人，占全部老年人口的29.6%。
“老人的生活環境不會發生改變，他們與子女的供養關系依舊未變。唯一變化的是他們能夠實現自由組織，能和自己誌趣相投的鄉鄰在一起生活。”肥鄉縣前屯村互助“幸福院”院長蔡清洋覺得，“幸福院”點亮了獨居老人的晚景生活。
該縣民政局老齡辦主任楊振紅說，“幸福院”與傳統養老院最大的一個不同，是它們坐落在村子里，離老人的家都很近，大多是幾步路的事，基本上和在家里生活一樣。在農村人的道德觀念里，不贍養老人就算不孝，讓老人“離家”住進養老院，感覺是子女拋棄了他們。可現實的情況是，在解決當地獨居老人養老的問題上，原本財政困難的肥鄉沒有足夠財力，縣里只能另尋出路。
“全縣一共有7家敬老院，其中民辦養老機構2家，無法滿足和覆蓋農村不同人群的養老需求。”肥鄉縣民政局副局長楊明剛說，縣城的敬老院主要服務的對象是無兒無女、沒有親戚、無人贍養的農村五保戶。“如何讓萬名孤身老人安享晚年，是個嚴峻的問題。”楊明剛說。
“一個老人連著一個家庭，甚至一個家族，如果不解決好農村養老問題，會出現一系列的社會矛盾，影響社會和諧。”蔡清洋說，“老人們聚在一起一定比自己獨處強，至少他們不會覺得孤單。”
九年前，蔡成為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作為村支書的他開始決定籌建“幸福院”。“獨居老人太可憐”。為了避免勞民傷財，蔡清洋進行了摸底走訪，“打探”老人們的真實意願。
大部分老人支持蔡清洋的想法。隨後，他在村“兩委”班子會上袒露自己的想法，哪知參與項目意見討論的8名村幹部中只有一位支持他的想法。最終，蔡清洋集資14萬元，在四間閑置的小學校舍上建起了全國首家“幸福院”。經過多番溝通，“幸福院”迎來了第一批入住的6位老人。令蔡清洋欣喜的是，在短短幾周之後，老人們逐漸“看上了”這一抱團養老的方式。
截至目前，肥鄉縣已建成農村互助“幸福院”240家（包括聯建25家），覆蓋全縣265個村。
即便手腳不便，在幸福院也能過得舒服。 （林評/圖）
“肥鄉模式”
在肥鄉，曾經歷過獨居老人離世無人知的陣痛。2006年，前屯村的3名獨居老人在組局打麻將時發現“三缺一”，就結伴去邀請另一位獨居老人，誰知，等他們來到老人家中後發現其大門緊閉，敲門後無人應答，破門而入時才發現老人已經身亡。
這種情況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幸福院”的建立。楊明剛給“幸福院”的選址定下了規矩：每一家院子，離家不離村，離親不離情。按照當地民政局的考量，入住“幸福院”須滿足五個條件：第一，年屆60周歲；第二，單身；第三，具備生活自理能力；第四，自願並征得子女同意；第五，無傳染疾病。
楊明剛算了一筆賬，“幸福院”在運行過程中主要涉及公共和自我兩部分支出。公共費用主要包括水電暖等基礎生活設施；自我費用包括老人日常生活的糧米油面等。窮地方也能養老，“這種財政壓力不算大，擠一擠就出來了。”楊認為。
與傳統養老院相比，肥鄉縣里的“幸福院”都沒有外聘專職服務人員，村幹部往往身兼管理人員。“政府把一部分互助養老的責任承擔了起來。”楊明剛說，如果一所幸福院聘請3-5名護工，光工資就需要3萬-5萬元，“成本太高，負擔不起，也不符合初衷和目標。”
“住幸福院，老人是不需要交錢的，帶套被子住進來即可。”楊明剛說，老人無經濟負擔，子女也只需負擔老人吃喝，老人生病了帶他們看病、吃藥就行。
據業界人士觀察，我國絕大部分老年群體之間的溝通交流通常僅限於親友等“小圈子”。他們渴望與擁有共同興趣、話題的老年人們交流，但由於缺乏相應的平臺，他們往往只能選擇各守家門，無法實現與他人的常態溝通。
有學者指出，互助養老模式綜合了“家庭養老”“社區養老”“機構養老”等三種主流養老模式的優勢。在肥鄉，互助“幸福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有自己的個人檔案，實現了入住程序和檔案管理的規範化。在日常運行管理上，院里也普遍實行了有章可循的制度。
與此同時，每一家互助“幸福院”都配備了電視、麻將、象棋、撲克牌、鑼鼓、秧歌扇等文娛生活用品。不過，入住“幸福院”的所有老人，也都需要遵守內部規章制度，還須參與常規值日，具體包括打掃院落，監督衛生情況等。
在楊明剛看來，“我們解決了獨居老人們最直接、最現實的問題，‘幸福院’源於肥鄉，為農村養老難題提供了低成本的‘肥鄉模式’”。
2009年，前屯村“幸福院”模式被當作示範在肥鄉縣推廣。2011年2月，民政部長李立國專程前往肥鄉調研，稱贊這一做法“為全國趟出了路子，作出了表率”。同年3月，全國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工作會議在邯鄲召開，重點推廣了肥鄉的互助養老模式。
農村互助養老“幸福院”成為肥鄉縣的“頭號民生工程”。當地政府為此專門制定了一系列推進政策，縣財政開始撥款鼓勵村級興建互助“幸福院”，“每興建一所一次性補助10萬元，改擴建一所補貼5萬元。”
幸福院不是萬能藥
在大多數村民看來，讓老人們結伴照應生活，自己可以隨時前往探訪看望，外出務工時也不再有後顧之憂，老人們也更願意住進幸福院，不像在養老院，人生地不熟，孤零零的感覺，病痛時也大多自己扛過去。
78歲的李靜有一次突發胃穿孔，其閨女接到生病通知後將她送往醫院。此後，她在邯鄲市區的醫院住了一個月，又接著回家休養了一段時間。等待身體康複後，她便迫不及待地向院長提出申請，申請回到“幸福院”。
九年來，互助“養老院”不僅解決了當地單身老人的養老問題，還改變了他們原本單調的生活狀態，部分養老院還實現了“老有所為”，提升了自我價值認同。
聽蔡清洋說，當初曾在意見會上公開反對建設“幸福院”的村幹部，在目睹了老人們在“幸福院”的生活情形後，特意私下委托別的老人和他溝通，希望能把自己家中的老人也送進來。
現在，河北、北京、湖北、浙江、安徽等地開始推廣這種新型養老模式。
按照河北省政府的規劃，到2015年要實現全省覆蓋，並列入地方幹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將這一工作列入年度考核內容，實行一票否決制。“要避免成為地方的面子工程、政績工程。”河北省石家莊學院副教授趙誌強在調研過程中發現，當前農村互助養老的爆發式發展路徑，還帶著明顯的“自上而下”的動員模式，如何讓“幸福院”健康持續地發展，形成正循環效應尤為重要。
曾做過相關調研的湖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孫建娥教授認為，目前學界對“互助養老”的概念和內容的界定依舊不夠清晰，對其性質和定位仍然不夠明確；在實踐中，要推行互助養老模式還存在諸多障礙。
趙誌強對此分析，互助養老仍然屬於農村自治性質，依托於村集體，整體定位不清，應該屬於“居家養老”的範疇。“它既不是法律主體也不是民事主體，並非實體機構。”趙誌強認為，互助養老的“先天不足”直接決定了它無法取得國家財政和政策上的明確扶持，地位比較尷尬，在實際推廣中力度還遠遠不足，“聲響大，效果卻一般”。
除此之外，農村互助“幸福院”一旦在運行中出現“小事故”，可能會被直接拖垮，比如老人間的糾紛、打架鬥毆等問題，如果按照民法規則來講，“幸福院”或村兩委或將被視為侵權方，需要承擔責任，“入院協議雖然規定了自願入住原則，排除了法律風險，但村民自治組織本身還存在不少其它潛在風險，責任不小。”
互助養老最大的困境在於資金鏈問題，“農村集體經濟普遍羸弱，拿不出太多的扶持資金，一旦後續運營資金跟不上，恐難為繼。”趙誌強說。據悉，以河北地區的互助“幸福院”為例，主要資金來源包括：村集體投入、有限的政府運行補貼、捐助等社會投入。在政策扶持上，國家層面和省市財政僅起到輔助作用。
“要避免一些鄉村因為缺乏運營費用而被迫關門的現象。”趙誌強說，農村互助養老屬於滿足農村公共需要，保障空巢、留守老人弱勢群體權益等需求的農村公共物品。中央、省、市政府應在農村互助養老供給中發揮主要作用，並承擔政策制定和財政供給的責任。
與此同時，互助養老中的老年人的年齡結構也很關鍵。“老人間的年齡結構要比較適當，高中低配置科學，不能全是高齡老人，否則無法實現互助。”趙誌強說，“肥鄉模式”作為新生事物，全國其他地區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不可盲目，“相當部分的農村互助幸福院存在著徒有其表、重建輕管，甚至無人入住等現象。”
老人們的期待
用蔡清洋的話說，農村互助養老依然在慢慢摸索。“我們想為幸福院安部電話，卻沒有合適的名義，幸福院是村民自治組織，既沒有法定代表人，無證無資格。”蔡坦言，有關互助“幸福院”的地位、性質、名分都不清晰。
現實之下，“幸福院”還只能算村民自治組織，尚無獨立法人資格，無法直接接受社會捐贈。“我們沒有獨立的銀行賬號無法轉賬，愛心企業、個人只能帶現金來，這不太現實，善款只能先匯到民政局，再往下分。”蔡覺得，如果能盡早將“幸福院”列入全國養老服務體系中去，上述問題或能迎刃而解，“幸福院”也能因此真正實現“獨立”。
“我不怕擔責，權責不清時，若真出現問題，擔責的人一定有我，那為什麽不能清晰界定權責呢？”蔡清洋希望，政府可以在政策上多給予關註，能夠提升互助養老的地位，建立起相應的管理規範，“如果不能列入養老大序列，至少應該單獨列出，給予固定政策，讓其有所保障”。
民間的愛心奉獻也很重要。“我們不在乎錢多錢少，老人最需要氣氛，需要社會關愛。”蔡清洋說，光靠政府的角色永遠不夠，要擴大社會的參與面，讓更多的社會愛心人士關註互助養老。
其實，互助“幸福院”在肥鄉還有另一種的現實無奈。目前，肥鄉縣的“幸福院”中還有百余家屬於臨時租賃性質，“床位少、規模小，設施簡陋，無法完全滿足實際需求”。
“我們希望都能實現集體資產的轉換，在此基礎上，每年再新建、改建15家。”楊明剛說，雖然肥鄉縣基本上實現了村村有“幸福院”，但還需要繼續投資擴建。
“幸福院不是一個老人的幸福院。”蔡清洋覺得，不同的老人一起生活難免會有小情緒，但最怕的還是老人摔了、病了。事實是，老人間的磕磕絆絆並不少見，但尚未出現過子女上門“找麻煩”的現象。
“他們本著自願入住原則，規則也很明朗，傳統養老機構之所以會發生糾紛，主要是在於服務人員的責任上。”蔡清洋說，“找麻煩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我交了錢，你沒照顧好，但在‘幸福院’這種擔憂連萬分之一都沒有。”
“幸福院不是萬能藥，我們只是解決了部分老人的問題。”蔡清洋說。
“所有的老人都應該被照顧，互助養老能降低獨居老人被社會遺棄的風險。”趙誌強覺得，互助養老在未來深度老齡化的發展趨勢中會起到積極的作用。“互助養老可以補充解決獨居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問題，減輕子女負擔和精神壓力，從而解放出社會勞動力，進而真正去照顧失能、半失能老人，這才有助於化解整體的養老負擔。”
不過，中國人素有居家養老的傳統觀念，老人入住“幸福院”依然容易被視為家庭養老責任的缺位，入住養老院影響老人及子女臉面的觀念在中國城鄉依然深具普遍性。趙誌強說，不管養老模式如何交替，理想的養老還是父慈子孝、兒孫繞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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