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是歐盟當前熱門話題,而英國最大反對黨工黨在12日選出新黨魁科爾賓(Jeremy Corbyn),更讓外界對於歐盟裂解的加速提高警覺。畢竟,他的左派風格強烈,長期以來未曾對英、歐結盟表達肯定態度。不過,近日,他於公開場合澄清立 場,強調他在意的始終是工人權利,而不是讓英國離開歐盟。 Basically, on the question of Europe, I want to see a social Europe, a cohesive Europe, a coherent Europe, not a free market Europe….They think they will put me and Labour on the back foot by highlighting our support for trade unionism…Being in Europe has protected and improved workers' rights in Britain, giving everyone statutory paid holiday….the truth is if we want to protect workers' rights the answer isn't to leave the EU, but to get rid of this Tory Government. 基本上,關於歐洲問題,我想看到社會主義的歐洲,一個團結的歐洲,一個制度齊一的歐洲,而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歐洲。……他們(保守黨)以為強調我和工黨支 持工會的行為,將使我們(的選情)處於劣勢,……處於歐洲使英國工人權利受到保護並有所改善,給予每個人法定帶薪假期,……事實是如果我們想要保護工人的 權利,答案不是離開歐盟,而是除去保守黨政府。
看懂關鍵字 coherent (a.) /koˋhɪrent/ 一致的、連貫的例句:Politicians don't seem to have coherent policies for improving the economy. 政客對於如何改善經濟似乎沒有一致的計畫。 be on the back foot 處於劣勢例句:Our player didn't train as well as the others, so we were on the back foot. 我們的球員訓練沒有別人好,所以我們比賽居於劣勢。 statutory (a.) /ˋstatʃʊtorɪ/ 法定的例句:The outdated act has created a state of statutory limbo. 這個過時的法案猶如創造了法定的地獄。
撰文 / 蔡曜蓮 |
2016年3月19日,湖北省武漢市,武鋼體育公園,大量前武鋼職工在助推武鋼轉型的招聘會上尋找合適的工作崗位,部分求職者仍穿著武鋼工作服。(視覺中國/圖)
寶鋼武鋼兩大央企正在走向雙方一直拒斥的合並重組途中。回顧過去,武鋼針對小鋼廠的一系列重組均未成功,整個鋼鐵業也鮮見重組成功案例。
武鋼十年來為避免被重組的命運,開始了瘋狂擴張,但擴張的結果則是處處虧損。非市場化決策的惡果如今顯現無遺。
武漢鋼鐵集團(下稱“武鋼”)在2016年6月26日宣布,武鋼、寶鋼正在籌劃戰略重組事宜,兩家上市公司停牌。這個一年多前的傳言,最終被證實。
在此十天前,武鋼董事長馬國強還在股東大會上否認同行間的並購重組,並稱“沒有太多的機會”。
雖然重組消息讓外界詫異,但南方周末記者從多位武鋼退休處幹和一線職工口中了解到,大家對此沒有一點意外。
2013年7月,50歲的馬國強剛調任武鋼總經理時,這個傳言就已出現。不過後來武鋼專門就此事進行辟謠。
馬國強來自寶鋼,被稱為寶鋼“管家”。他上任武鋼總經理時,掌管武鋼十年多的武鋼集團董事長鄧崎琳,仍是真正“拍板”的人。不過,鄧崎琳2015年9月落馬,馬國強也在此前的6月扶正。
7月19日,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兩家上市公司董秘辦,雙方態度一致,均稱沒有進一步信息公布。對於重組的細節,目前仍是個謎。
1958年成立的武鋼,曾一度是武漢的“驕傲”,當年搶著抱住的“鐵飯碗”,如今面臨去產能的任務。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武鋼開始裁員分流,讓數萬武鋼人回家另謀生路。
退休的武鋼工人付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兒子一直埋怨我,當初為什麽讓他進武鋼。”當年,女人以嫁給武鋼人為榮,但今天,付平在為30歲的兒子找不到媳婦發愁。
“這需要給我一個做卡耐基的環境,沒有的話,我要做卡耐基,還沒做成,我就死了。”
2015年10月,馬國強從鄧崎琳手中接過來的是一個燙手山芋。2015年,武鋼以虧損75.15億元取代2014年虧損45億的鞍鋼,成為鋼鐵行業上市公司新的“虧損王”。而此前一年,武鋼還盈利16.8億。
從2013年開始,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就顯現出來,新一輪“去產能”也拉開序幕。但實際上,這個詞從2003年就伴隨鋼鐵工業的發展,年年被中央提及。鋼鐵行業的通常做法是“上大壓小”“做大做強”,去掉的產能永遠趕不上新增的規模。
不過2015年有了變化。中國鋼鐵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國粗鋼產量達到8.04億噸,同比下降2.3%;鋼材實際消費量6.64億噸,同比下滑5.4%,為1996年來首次下降。
2016年2月,國務院下了“死命令”,接下來五年時間壓減粗鋼產能1億噸到1.5億噸。而壓減產能,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加快兼並重組。新的《鋼鐵產業調整政策》要求,到2025年,要形成3到5家在全球有較強競爭力的超大鋼鐵集團。
目前,最具實力的國有鋼鐵企業非寶鋼莫屬。世界鋼鐵協會的統計數據顯示,寶鋼以2015年年產粗鋼3493.8萬噸位列全球十大鋼企第5名。但另一個數據顯示,寶鋼日子也並不好過——2015年寶鋼旗下上市公司寶鋼股份凈利潤僅10.13億元,創下18年來新低,同比下降82.51%。
為達到上述超大鋼鐵集團的目標,寶武一旦合並,將超過河北鋼鐵集團成為中國最大、世界第二的鋼鐵集團。
不過跟國外的鋼鐵企業通過市場方式兼並重組不同,中國鋼鐵企業間的兼並重組歷來都是政府“拉郎配”,2005年那一輪鋼鐵行業的兼並重組浪潮如此,這一輪寶鋼和武鋼的合並也是如此。
“拉郎配”之後效果如何?行業內的共識是少有兼並重組的成功案例。就連寶鋼董事長徐樂江去年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時也說,寶鋼對其他鋼企的重組是“滿篇苦澀”。“我們花了17年時間,才基本解決了上鋼、梅鋼十幾萬人的安置問題。人的問題解決了,文化融合也很難,目前還在破這個題。對八一鋼鐵、韶鋼的重組中,同樣存在這個問題”。
寶鋼遇到的這些問題,其他鋼鐵企業同樣會遇到。武鋼曾經並購了鄂鋼、柳鋼、昆鋼等,大多是各管各的那一攤事。一位處級幹部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柳鋼和武鋼只是在財務報表上合了一下,“玩一個數字遊戲而已”。
徐樂江曾經在2013年的一個鋼鐵論壇上透露,當時中國工信部部長苗圩給他寫了一封信,建議寶鋼要充當中國鋼鐵業兼並重組的主力軍,並希望徐樂江做中國的卡耐基(曾經的美國鋼鐵大王)。
看似一塊大蛋糕,可是徐樂江婉拒了。他回信稱,“這需要苗圩部長和國務院給我一個做卡耐基的環境,沒有的話,我要做卡耐基,還沒做成,我就死了。”
政府在鼓勵,但企業沒動力。
直到去年,他還通過媒體說,鋼鐵企業推進兼並重組的動力不足。2015年一季度全行業虧損,行業兼並重組的時間窗口已經打開,但還沒有到最佳時點。
不過就是一年多的時間,寶鋼和武鋼就宣布合並,或許從時間點可以看出一二。5月18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召開央企“瘦身健體提質增效”會上要求,今明兩年央企要率先壓減10%左右的鋼鐵和煤炭產能。5天後,他在武鋼集團考察期間,現場拍板,將武鋼集團納入鋼鐵行業去產能的試點。
一個月後,寶武合並消息傳出。緊接著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6月26日在天津參加夏季達沃斯期間也對“寶武”重組作出回應,“武鋼和寶鋼重組,是基於鋼鐵去產能的考慮。”
紅鋼城是武鋼最早的職工居住地,這里許多是一家三代武鋼人,飯館門口的廣告語提醒著青山人,武鋼曾經是他們的鐵飯碗。(南方周末記者 張霞/圖)
“當年紅火的時候,兩年不開工都有得吃,而如今卻沒活幹要倒閉了?”
從武漢高鐵站就可以看到,武鋼的高爐冒著白煙。武鋼總部占據了青山區1/4的面積,如果開車在武鋼外圍繞一圈要一個小時。
作為總部在武漢的大央企,整個青山區幾乎70%的人都跟武鋼有關,這里只要是帶“鋼”字的小區,住的全部是武鋼人,這樣的小區達到了127個。
房地產是武鋼非鋼產業的一部分,此外,武鋼的非鋼產業幾乎包含了武鋼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位武鋼人的家里,南方周末記者發現,武鋼還有自己的電視機頂盒、電視臺,以及武鋼人最愛喝的汽水“鹹夥計”。
歷史最悠久的紅鋼城是武鋼當年最早建造的居民樓,這里分布著一幢幢四層高的紅色蘇式樓房,如果從天上俯瞰,這些紅色樓房剛好組成了一個“喜”字。現在這個“喜”已經不存在,當地多個老街區已經被拆遷改造。
其中,四街坊是為數不多的非紅磚樓,這是一個用鐵柵欄圍起來的大院,里面住著的全是曾經或者現在的處幹以及一些高級工程師。
在剛進大門左手邊的三樓,當地居民告訴南方周末記者,1980年代的武鋼總經理黃墨濱就住在這里。去年,這里很多人搬到了新建鋼花社區的別墅里,那里專門為更高級別的幹部們修建了白色的別墅。
非鋼產業是前任武鋼董事長鄧崎琳為武鋼定下的發展重點。而如今,不管是鋼鐵主業還是非鋼產業,都沒有多少利潤。曾經的機修廠廠長劉福一直想不通,“當年紅火的時候,兩年不開工都有得吃,而如今卻沒活幹要倒閉了?”
今年年初,剛退休的武鋼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經濟師張平分,在退休前寫了一封公開信給馬國強,他在信中舉例說,耐火材料公司的原經理陳家唯在1997年—2002年,盲目投資1.4億上馬九個項目,但全部失敗,內部職工戲謔——九杠不開花。
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2003年的時候,我們廠新領導上任,財務上只剩25塊錢,一個有幾億資產的廠只剩25塊錢,那是什麽境地?”
他算是正常退休的一批人之一,還有一批人是屬於“居家休養”的。馬國強2015年6月接替鄧崎琳任武鋼董事長之後,就開始在武鋼實行減員措施。
“女職工滿45歲,男職工滿55歲,全部回家,不走也得走,領導可以晚一點,職工必須走。”在老幹樓的大門口,一位在職但希望匿名的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馬上又要第二波減員,接下來是1964年(52歲)和1976年(40歲)的。”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的這一輪裁員,武鋼股份早前出臺的方案是,到2016年2月底裁員6196人。根據2015年報,武鋼股份共有在職員工27328人,這意味著此次裁員幅度超過兩成。
一個剛剛被裁下來的高級技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所在的火車運輸公司,此次裁員走了七百多人,還剩一千七百多人。照此計算,武鋼集團裁人要以萬計算。
馬國強的目標很清楚,在今年兩會期間,他說,武鋼將從8萬人減至3萬人。
在青山區,下崗的這批人根據不同的工齡領取1500—2000多的居家補貼和一次性買斷工齡的補貼。如今,這些人分別在企業、高鐵站當保安,還有去做心理咨詢師的。上述這位高級技師找了一家新公司管理電器。
像他這樣稍微有點技術的人都被居家休養了。
2010年8月15日,來自巴西的首船1.2萬噸鐵精礦運抵武鋼港務公司一號碼頭進行卸裝作業,隨後通過傳送帶運往倉庫。(視覺中國/圖)
“如果在我任上,把整個武鋼的名字給抹掉了,沒法交代。”
武鋼如今這個局面,雖然與經濟降速和行業周期有關,但更多是來源於其過去十多年的無序擴張。
從2004年12月,鄧崎琳開始執掌武鋼帥印,直到其2015年6月下臺,十年半的時間,鄧把武鋼帶上了一條大規模擴張的道路。他先後提出了中西南發展戰略、走出去戰略以及非鋼產業拓展等戰略,在武鋼內部,稱之為“第三次創業”。
前兩次創業是1958年剛建廠時,興建新中國第一個鋼都。到1974年,武鋼從原聯邦德國、日本引進一米七軋機系統,系統升級後開始第二次創業,當年的口號是“走質量效益型發展道路”。
一位機修廠的老廠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年口號喊得響亮,大門口和廠子里到處拉著橫幅,全國的冶金工廠都要向武鋼學習。
鄧崎琳前任武鋼“一把手”劉本仁,是從1993年到2004年掌管武鋼。劉本仁時代以“質量”和“工人”為標誌的“基本路線”,在鄧崎琳上來後,逐漸發生改變。
在鄧上臺前,國資委在2003年成立,第一任掌門人李榮融曾在次年提出“三三原則”(三年之內要做到行業前三名)。他曾經在多個場合不止一次對央企表態,“三年之內要做到行業前三名,否則國資委給你們找婆家”。
這句話簡直是懸在各大央企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各大鋼企開始四處尋找優質資產兼並重組,包括寶鋼並購馬鋼、八一鋼鐵、韶鋼,河北將唐鋼、宣鋼、承鋼合三為一,成立河北唐鋼集團,一躍成為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
在鄧崎琳剛上任總經理時,武鋼的鋼鐵產能還不到900萬噸,而當時寶鋼產能已達3000萬噸。這樣的規模不得不讓他害怕。 他後來接受新華網采訪時提到,當時國資委規劃局一位局長受主任委托跟他溝通過一次,向其詢問寶鋼和武鋼能不能合並。鄧崎琳口頭上說,“我同意”,但同時回答“時機不對、不合適,能不能讓我們雙方醞釀一段時間,什麽時候合適,我們以後再說”。
上述機修廠老廠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後來鄧崎琳在武鋼內部會議上說,“如果在我任上,把整個武鋼的名字給抹掉了,沒法交代。”
因此,為了不被兼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擴大規模,“第一把火”就是重組鄂鋼。作為湖北省政府的獨資企業,鄂鋼的效益並不好,主要生產市場競爭激烈的線材和螺紋鋼等。據《經濟觀察報》當年引用武鋼內部人士稱,武鋼重組鄂鋼完全是湖北省政府的意思,幫助鄂鋼技術改造。
但此後,鄂鋼生產經營並沒有好轉,一路虧損。到2008年11月,孫文東進入鄂鋼接任總經理,鄂鋼虧損繼續增加。2011年、2012年,鄂鋼分別虧損5.99億元和7.73億元;隨後兩年雖然略微盈利,但很大程度上,鄂鋼拖累了武鋼股份的整體盈利能力。2014年下半年,鄂鋼被置出武鋼股份上市平臺。
在當年重組鄂鋼之後,武鋼在2005年底,又重組了廣西的柳鋼,接著在半年後,又兼並了雲南的昆鋼。2008年,完成和柳鋼的重組後,武鋼的產能從900萬噸升至近4000萬噸。
武鋼重組柳鋼,是為了共同開發廣西防城港項目。這個項目是劉本仁在2004年12月連續兩次考察後,在調離前兩天和廣西政府簽訂的合作項目。彼時,寶鋼已經確定了和廣東湛江結盟。
防城港鋼鐵基地項目雖於2012年5月獲得國家正式核準,但據《廣西日報》報道,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陳武去年和馬國強會面時就說,“項目總體建設進度仍不盡如人意。”
馬國強對防城港的表態是,“對武鋼來說,防城港項目意義重大……武鋼絕對不會放棄,只是建設的順序和思路有所改變”。
武鋼的官方微信透露了防城港項目的最新消息,6月28日,第一卷鍍鋅板成品已經下線,這說明,至少前面填海的那些數十億資金多少有了一點產出。
武鋼集團之所以投資廣西防城港項目,一方面有廣西政府對稅收和就業的考慮,另一方面,武鋼自身也想建立沿海生產基地。由於武鋼的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高達八成,因此國外來的礦運到海港碼頭後,還要輾轉送到本部武漢。這樣一來,單運費就比其他鋼企每噸高出100塊左右。
鄧崎琳曾經在2012年股東大會上說,每年“丟”在長江里的物流成本高達二十多億元。相比同樣都是丟在江海里,在廣西建新廠在他看來更劃算。
不過有意思的是,直到鄧崎琳被抓,他也沒能看到防城港項目軋出來的鋼。
此前,重組的鄂鋼在孫文東被抓後,也深陷泥潭。柳鋼也在2015年9月8日晚間,退出此前與武鋼合資成立的廣西鋼鐵集團,這段貌合神離的跨地區“姻緣”沒逃得過“七年之癢”。
其“分手”的主要原因,中國聯合鋼鐵網總編胡艷萍分析,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因為涉及不同的區域,還涉及稅收分配,還有就是誰來主導、誰說了算的問題。
武鋼在海外的鐵礦石項目多數已經停止開發或者停產。
過去十年間,武鋼一方面打造中西部的鐵三角,同時還將觸角延伸至海外。到海外買礦,是鄧崎琳如今備受批評的事。
鄧崎琳曾多次說,武鋼“走出去”完全是被鐵礦石無序漲價逼的。2005年年初鄧崎琳剛一上臺,2月下旬,日本和巴西方面達成“新日鐵-CVRD”價格,鐵礦石價格猛漲71.5%,這讓中國鋼企進口一噸鐵礦石要多支付近四十美元。
說漲就漲,談判桌上中國企業並沒有過多的話語權。身處內陸且以進口礦石為主的武鋼難以承受高昂的成本,因此,在那時鄧崎琳就已經萌生海外找礦的念頭。
公開資料顯示,武鋼最早是在2005年成立了澳洲公司,並參股澳大利亞威拉拉鐵礦合營企業。
武鋼真正在海外買礦是從2008年開始,到2012年,先後通過投資入股、項目合作等方式投資了37個海外項目,其中涵蓋鐵礦項目15個、海外貿易和深加工項目12個、煤礦項目9個和鋼鐵生產項目1個,武鋼對外稱已鎖定海外礦石資源400億噸,成為全球鐵礦石資源儲量最大的鋼鐵制造商。
可是好景不長,數百億的資金砸出去,但是海外項目卻面臨各種問題,錢也收不回來了。南方周末記者通過公開資料梳理發現,武鋼在海外的鐵礦石項目多數已經停止開發或者停產。
位於加拿大的Otelnuk礦,武鋼至今仍占股60%,但是在鐵礦石價格下跌的行情中,目前該項目已經停止開發;巴西MMX礦2014年宣布破產;加拿大Bloomlake鐵礦也已在2015年停產。據財新報道,直到去年,只有位於澳洲的威拉拉鐵礦項目和利比里亞的邦礦在維持運營。
從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來看,海外的路走得並不順暢。中國重汽駐坦桑尼亞的魏俊傑,常年在海外負責開拓市場,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中國公司在海外往往對當地的政策了解不夠全面,還要面臨當地政府政策風險。
2012年,武鋼在巴西一筆50億的投資計劃運作近三年後,武鋼方面認為風險太高,撤銷了投資計劃。
其中,巴西在環保方面的審查,給武鋼的巴西鋼廠項目帶來巨大的資金壓力。《21世紀經濟報道》曾引述武鋼內部人士的話說,巴西比國內的環保標準高出一大截,將增加武鋼的投資成本。
在當前的鐵礦石價格處於低位徘徊的時候,武鋼此前在海外布局的項目,即便能夠正常運營,也大多是巨額虧損。
武鋼曾經密集收購和參股海外礦石的項目是在2009年前後,當時的市場礦價一度高達190美元/噸。但從2012年,鐵礦石價格一度下挫至88美元/噸。直到2015年,鐵礦石價格更是跌出40美元/噸,而且其收購的礦山大多是只有20%品位的貧礦,與淡水河谷的礦山相比,礦石品質相對較低。
如今,海外買礦已經砸出去數百億資金,多位接受采訪的武鋼老職工都對武鋼海外買礦嗤之以鼻。
目前,武鋼實施的“一三五”的轉型發展戰略,主要推進鋼鐵主業、相關產業、防城港項目和“走出去”這四條戰線。
不過,目前馬國強要解決的問題還是如何帶領武鋼扭虧為盈。對於和寶鋼的重組,因為馬國強此前曾經在寶鋼工作多年,在溝通方面將會比較順暢。但兩個大體量的央企合並,未來如何走,如何去產能、人事安排、文化融合等等,都是二者需要解決的問題。
英國工業聯合協會(CBI)近日針對800家企業做了一項調查。調查顯示,即便脫歐已成定局,仍有70%的企業願意加大或者維持目前對研發的投資,把脫歐後的英國視為歐洲的科技創新中心。此外,有7%的受訪企業表示,將削減研發支出。
谷歌宣布繼續推動在倫敦建新總部的計劃,新增投資規模超過10億英鎊,同時新創造3000個工作崗位;Facebook也宣布將在英國新增500個工作崗位。
英國首相梅對CBI發表講話時承諾,在2020年之前,每年新增撥款20億英鎊的科研經費,投入包括機器人、人工智能和生物技術在內的高科技領域,幫助英國在脫歐後依舊處於世界科技領先地位。
實際上,自2010年來,英國政府在科研領域的投資一直處於“赤字狀態”,遠低於八國集團(G8)的平均水平。甚至在2012年,公共部門對科研的投資占GDP比重不足0.5%,為G8的末位。截至2015年3月的數據,這一投資額占GDP比重也僅為0.48%,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
《2016年全球創新指數》稱,2009年金融危機後,全球研發支出在2010年增長3.7%,2011年增長5.3%,2012年增長略放緩至4.3%,2013年增長達5.2%。直至2014年,研發投資呈減弱態勢,增長4.1%。報告認為,發達經濟體研發預算的趨緊是英國研發投入不足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