刪除不必要標籤 有助客觀分析 黃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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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3-07-17 21:51:34http://eastweek.my-magazine.me/index.php?aid=27607
下面有兩段文字，之後有兩句句子，形容文中主角，大家可以先閱讀，然後嘗試回答問題：
第一段：阿蓮，女性，行年三十一歲，尚是獨身，聰明而性格率直，遇事直言不諱。她於大學中主修哲學，在求學時期，她極為關注社會公義、反歧視等議題，又曾經參加反核運動。
容易跌入思維陷阱
下列哪一句，機會率比較高？（一）阿蓮是一位銀行櫃員。（二）阿蓮是一位銀行櫃員，她熱衷參與婦女平權運動。
第二段：阿湯，男性，大學畢業生。心理學家在他高中時期，對他有的形容如下：「智商極高，但是缺乏創意。他對於秩序有很高要求，凡事系統化、一清二楚、有條不紊。其文筆硬崛崛，雖然偶爾會加插一些老土的笑話，以及幾近科幻小說的想像。他的鬥心很強，卻欠缺對別人的同情心、同理心，也不善於與人交際。即使阿湯為人自我中心，內裏卻有很強的道德感。」
又，下列哪一句，機會率比較高？（一）阿湯大學時讀工程系。（二）阿湯大學時讀社工系。
第一條問題，相信讀者是答（二）者佔多數；第二條則是答（一）居多。但是如果這樣作出結論，是會不慎落入思維的陷阱。上列兩例都是轉載、改編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心理學家康納曼《快思慢想》一書。康納曼認為，相對於實際機會率，我們比較易於接受有故事情節的推論。第一個問題，就算對阿蓮參加社運的經歷，描述再詳細百倍，正確答案也必然是（一）：阿蓮是一位銀行櫃員的機會，高於有附帶條件的（二）「並熱衷參與婦女平權」。數學上，
［阿蓮是銀行櫃員機率］=［阿蓮是銀行櫃員，婦權分子］機率+［阿蓮是銀行櫃員，非婦權分子］機率。換言之，（一）必然大於（二），最多是相等，而現時未見足夠證據。故事的情節，卻令我們不能客觀地理解機率。
散戶喜為股份定型
第二個問題，是首題的延伸，「智商極高」、「系統化」等細節，刻劃出阿湯與「工程師」的形象，似乎比較脗合；「欠同情、同理心」者，似乎與「社工」無緣。這就是「角色定型」（stereotyping）的問題。面對多變的世界，我們習慣大幅簡化細節來應對。醫生有醫生的型格，老師有老師的款式，不一而足。但如果認真去看，第二段文字同樣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要計機會率，應該當自己一無所知，去尋找兩系的大學學位數目，作出比較。這種取態，稱為尋找「基本機率」（base rate）。
在投資市場，人們也喜歡為不同的工具、市場、個別公司（股份），作出角色定型，例如滙豐（0005）、宏利（0945）等於穩陣（以往）；衍生工具就是賭博、呃人，而忽略了應該作為基本機率的估值、風險等因素。如果在思考的時候，能夠除不必要的情節、標籤，看法自然比較客觀，中伏的機會也會降低。
周顯﹕不必要的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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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14)@2016-08-05 08:07:11【明報專訊】灣仔有一家酒吧叫「Devil’s Advocate」，招牌上有一個魔鬼，但其實Devil’s Advocate表面意思並非是支持魔鬼。
所謂的Devil’s Advocate，拉丁文是「Advocatus Diaboli」，意即「魔鬼的辯護律師」。在中世紀時，常有神學辯論，既然是辯論，自然有一個人要走出來作為反方角色，即是代表魔鬼，這就是Devil’s Advocate了。不消說的，這名魔鬼的辯護律師，是辯論的常敗將軍，好比粵語長片的石堅。
我們有朋友競選立法會議員，自然需要試辯，自然也有人要扮演Devil’s Advocate的角色。當討論到證監會和交易所的諮詢文件時，有名「辯護律師」說：「改革之後，新的架構可以更加有效率呀！」
又有人引港交所主席周松崗的說法：預期絕大部分的申請都不需要經過新成立的兩個委員會批核，但若遇上爭議時，便可通過委員會快速解決。
我忍不住插口說：「如果只有很少的個案需要去到這委員會，那為什麼需要令它變得更有效率呢？照常識去推論，應該是工作量很大的機構，才有需要提升效率呀！」
官大有理 邏輯無用
老實說，我可從來沒有聽過，上訴庭或終審庭需要提升效率，最需要提升效率的只會是裁判署和地方法院。周松崗居然說出如此笨蛋的話來，究竟是他自己不懂邏輯，還是他把市民當作笨蛋？
不過，像我這樣一聽便聽出其內在矛盾的人恐怕不多，所以，當局的高層也不妨大可自己笨蛋，也當別人是笨蛋下去，只要他們不遇上周顯大師便很安全了。不過，縱是遇上了，也沒有什麼相干，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是官大的有理，官字兩個口，自然也用不着講邏輯。
[周顯 投資二三事]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0683&issue=20160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