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生態資源到底值多少錢？科學家給三江源算了一筆賬

只用口號來提倡人們保護生態資源，可能還遠不夠有說服力。在綠色發展的新階段，我們到底需要犧牲多少成本來保護生態資源，生態資源又到底值多少錢，從經濟角度來看值得嗎?

對於這些問題，給你看一個案例。

7月9日，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之“生物多樣性主流化與市場化”分論壇上，中國環境科學院研究員舒儉民分享了他們做的項目：通過核算摸清三江源區生態資源資產的家底，並估算了發展機會成本，測算了生態保護恢複的成本，從而為三江源區的生態文明提出具體建議。

在公布核算結果之前，舒儉民提出，生態資源資產核算和生態補償制度是建設生態文明制度的核心。而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建設框架應該包括源頭嚴防制度體系、過程嚴管制度體系和後果嚴懲制度體系。但規範化核算方法的缺失嚴重制約了生態資源資產業務化的應用與實踐。這也是中國環境科學院對三江源區進行核算項目的背景和嘗試原因。

生態價值是GDP的3.6倍

三江源區位於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生態戰略地位極為重要，是重要的生態功能調節區、氣候變化敏感區和生物多樣性高度集中區。

舒儉民和他的項目組通過核算包括黃南、海南、果洛、玉樹4個藏族自治州的21個縣和格爾木市的唐古拉山鄉在哪的三江源國家生態保護綜合試驗區，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2010年三江源區生態資源存量價值總估值約為14萬億元，可核算的主導生態服務和主要生態產品價值近5000億元/年。

生態存量是指生態家底，即自然生態系統歷史累計量;生態流量則指生態效益，即生態存量在一段時間內向人類或自然提供的服務與產品。

更直觀的數據對比是，2010年三江源區的生態資源資產流量價值是同期國民生產總值(GDP)的3.6倍。

以典型的生態系統高寒草甸為例，單位面積生態流量資產的價值為1592.5元/畝，而發展畜牧生產可以獲得的經濟收益僅為17.6元/畝左右。

由此可見，生態資源資產作為三江園區最重要的資產，其生態價值遠遠超過經濟生產價值。

機會成本和投入僅為生態價值的10%

通過類比其他具有相似資源稟賦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上述項目組測算出三江源區每年開發礦產資源、水電資源、工業發展以及減牧壓畜的機會成本共計369.7億元。

與此同時，按照讓三江源區的牧民達到全國農牧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來計算，適宜牧業的人口數量為31.8萬人，但目前當地牧業人口約為65萬人，也就是需要轉產的牧業人口約為34萬人。

為了實現生態資源資產的保值和增值，三江源區需要開展生態保護與建設、改善農牧民生產生活的條件以及提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這也意味著，2010年～2030年期間，三江源區需要國家投入的生態保護恢複總成本約為2771.8億元，年均投入129.72億元。

綜合上述數據，三江源區為了保護國家重要的生態資源資產，每年不得不放棄大約370億元的發展機會成本。與此同時，為了實現生態資源資產的保值增值，三江源區每年還要投入大約130億元進行生態保護恢複。

姑且不論2010年三江源區生態資源存量價值總估值的14萬億元，僅和該區每年近5000億元的生態資源資產流量價值相比，這個成本和投入總和也不過十分之一。

建議把生態產品生產作為第四產業

基於這一核算的結果，舒儉民和他的研究團隊提出了5點建議。

首先，建議創新西部發展的模式，建設生態資源資產協調發展的先行示範區。比如，將生態產品生產作為“第四產業”列入國民經濟的統計核算體系。

第二，創新管理機制，建立三江源區的生態補償專項資金;改變原有生態補償投入多頭實施、分頭管理的現狀，推進一體化的補償方式，提高生態補償資金的使用效率。

第三，創新生態補償模式，建立政府購買生態產品的機制;調整生態生產關系，以生態資源資產為依據，制定與草地質量掛鉤的補償方案。

第四，創新激勵約束機制，實施生態文明績效考核和責任追究制度，將生態資源資產作為重要內容實施幹部離任審計。

最後，創新生態扶貧模式，以生態資源資產保護促進農牧民的增收。

首個央管國家公園開啟合作大門 三江源探索社會參與

首個中央直管國家公園——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11月2日在京宣布，嘗試社會參與的試點建設模式，計劃在未來四年間，通過科學指導、制度保障，營造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保護地典範。

當日，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三江源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機構共同啟動“誕生在三江源-國家公園創行”項目。

三江源地區是亞洲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氣候啟動區之一。攝影/章軻

三江源區位於青海省南部，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三大河流的發源地，被譽為“中華水塔”。

三江源國家公園由黃河源園區、長江源園區、瀾滄江源園區組成，範圍劃定主要依托現有保護區等保護地劃定，同時兼顧原住民生產生活、生態體驗和環境教育可達性等因素。涉及4個縣12個鄉，53個村，面積12.31萬平方公里，共涉及人口6萬人，其中貧困人口近2萬人。2016年9月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正式成立。

專家介紹，三江源地區具有青藏高原生態系統和豐富生物多樣性的典型特征，是我國江河中下遊地區乃至東南亞區域生態環境安全及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生態安全屏障。

2015年1月20日，國家發改委等十二部委聯合發布《建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標誌著我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改革正式啟動，並確定青海、北京、吉林、黑龍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雲南等9省市作為國家公園體制試點省。

2015年12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今年3月5日，中辦、國辦正式印發《三江源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標誌著中央批準的我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正式啟動。這種全新體制試點探索是全國第一家，青海是第一個吃螃蟹的省份。

專家介紹，選擇在三江源頭典型和代表區域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在解決生態環境局部退化趨勢尚未根本扭轉問題的同時，有助於解決生態保護與民生改善聯系還不夠緊密、社會參與生態保護程度不高的問題。社會組織和商業機構的加入，動員了社會力量參與，在國家公園模式下，為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打下了堅實基礎。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試點以來，究竟怎樣的國家公園體制才適合中國?怎樣的國家公園試點區才是生態文明制度的先行先試區?怎樣才是國家公園及其體制建設中有效擴大社會參與的最佳模式?等等，這些問題一直處於爭論之中。

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李曉南在合作項目啟動儀式上講話。攝影/章軻

“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必須遵循最嚴格的生態保護理念。”啟動儀式上，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局長李曉南表示，試點區將突出自然生態系統的嚴格保護、整體保護、系統保護的理念，一切活動安排服務和服從於“保護第一、公益優先”這個大目標。

李曉南表示，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將規範和引領社會力量參與建立我國首個國家公園，更好地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給子孫後代留下珍貴的自然遺產。“合作項目將以創新管理體制、探索多樣化保護管理模式、建立長效保護機制作為指導原則，力求在利益相關方的共同努力和關註下解決好當前三江源保護地體系中跨地區、跨部門的制度性問題。”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中國國家公園體制建設遵循堅持國家所有、全民共享原則，在此基礎上建立社會廣泛參與保護管理、科研監測、特許經營、誌願者服務、社會監督等方面的機制。包括但不限於：建立健全社會投資與捐贈制度;推行誌願者服務機制;建立社會參與合作機制;建立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合作參與機制;建立健全社會監督機制。

WWF中國總幹事盧思騁在啟動儀式上也表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是本屆政府治理當前保護地面臨的自然生態系統和行政管理破碎化問題的創新型途徑，盡管全球其他國家已有國家公園模式，但由於保護對象、自然社會特征和管理體制的巨大差異，國家公園體制建設在中國既要借鑒國際經驗，又要符合中國國情。

據本報記者了解，根據三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局(三江源管理局)、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等機構2日簽署的合作協議，各方將就三江源國家公園保護項目展開長期戰略合作。

鑒於各方在各自領域所擁有的優勢，本著“優勢互補、合作共贏”的原則將在以下領域開展戰略性合作：支持生態保護和修複；以政府主導、WWF貢獻國際經驗與技術、企業參與的方式下共同保護重要生態系統和國際重要濕地；合作領域包括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監測、公園解說體系規劃設計、社區工作、自然體驗、環境教育、遊憩活動開發和顧問等。

此外，合作內容還包括支持國家公園體制機制探索。共同在三江源區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促進機制、資金機制和社會參與機制，如基於生態系統價值評估的決策、因地制宜的生態補償政策建設、環境友好的生態示範導則等，更好地服務當地群眾及生態保護與發展需求。同時，促進形成誌願者服務機制。在各自平臺上就該項目展開生態公益宣傳，共同致力於帶動全社會關註和投入中國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和自然生態保護事業。

國家林業局保護司司長張希武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國家公園建設不能光靠政府，需要各利益相關方的參與，三江源國家公園是各方共同參與的最好的平臺。

“國家公園建設，最核心的是理順管理體制。”國家發改委農經司原副司長方言在啟動儀式上說，目前中國的國家公園(保護區)建設多頭管理，管理重疊，資金重疊，而且各方還有各自的利益。

“三江源是中國的象征，對全球生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因其獨特的生態系統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受到國際組織和企業關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蘇楊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國家公園試點區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先行先試區，是示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抓手，也是各類矛盾的集合體，應結合中國實際情況探索中國國家公園的標準、分類體系、法律法規和管理體制。

國家發改委：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

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中期評估結果出爐。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

國家發改委13日消息稱，為加強三江源地區的生態保護與建設，加快構築國家生態安全屏障，2005年以來，我國先後啟動實施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護區生態保護和建設總體規劃》和《青海三江源生態保護和建設二期工程規劃》。

近期，國家發展改革委組織有關方面開展了二期工程規劃實施中期評估工作。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得到初步遏制，生態建設工程區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生態保護體制機制日益完善，農牧民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高，生態安全屏障進一步築牢。

三江源地區地處青藏高原腹地，是長江、黃河、瀾滄江的發源地，是我國淡水資源的重要補給地，是高原生物多樣性最集中的地區，是亞洲、北半球乃至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重要啟動區，在全國生態文明建設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關系到國家生態安全和中華民族長遠發展。

評估結果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生態系統退化趨勢初步遏制，生態服務功能進一步凸顯。通過退牧還草、禁牧封育、草畜平衡管理、黑土灘治理、草原有害生物防控等措施，三江源地區草原植被蓋度提高約2個百分點，實際載畜量減少到1599萬羊單位，退化草地面積減少約2300平方公里，各類草地草層厚度、覆蓋度和產草量呈上升趨勢，草原鼠害危害面積大幅下降，大多數地區草原鼠害由重度危害轉為中度或輕度危害，草畜矛盾趨緩，草原生態退化趨勢得到遏制，嚴重退化草地生態恢複明顯。

三江源地區是亞洲最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氣候啟動區之一。攝影/章軻

通過實施封山（沙）育林、人工造林、現有林管護和中幼林撫育等措施，促進三江源地區森林覆蓋率由4.8%提高到7.43%，各樹種郁閉度呈正增長趨勢，工程區灌木林平均蓋度增加0.21%，平均高度增加0.82厘米，森林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的生態效益逐漸釋放。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提高到47%，沙化擴大趨勢得到初步遏制，流沙侵害公路等現象得到緩解。

監測數據顯示，工程實施以來，三江源地區水域占比由4.89%增加到5.70%，封禁治理濕地137.4萬畝，濕地監測站點植被蓋度增長了4.67%，樣地生物量呈增長趨勢，變幅介於2.32～22.80g/㎡。年平均出境水量比2005-2012年均出境水量年均增加59.67億立方米，地表水環境質量為優，監測斷面水質在Ⅱ類以上，27個城鎮生活飲用水源地水質均達到《生活飲用水衛生標準》（GB 5749-2006），主要城鎮環境空氣質量達到《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一級標準；土壤環境質量達到《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 15618-1995）一、二級標準。通過采取圍欄、設立封育警示牌等措施，減少了人為幹擾，濕地面積顯著增加，植被蓋度逐步提高，濕地生態系統得到了有效保護，濕地功能逐步增強。藏羚、普氏原羚、黑頸鶴等珍稀野生動物種群數量逐年增加，生物多樣性逐步恢複。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實施生態監測和基礎地理信息系統建設工程，整合先進監測手段，運用通訊傳輸和信息化技術，實現了三江源地區環境、生態、資源等各類數據的高密度、多要素、全天候、全自動采集，形成了以“3S”技術為支撐、遙感監測與地面監測相結合的三江源綜合試驗區區域生態監測體系和監測技術保障體系，初步建立了“天空地一體化”的生態環境監測評估體系和數據集成共享機制。

工程實施以來，青海省開展了三江源生態資產和服務價值核算、綠色績效考評、監測預警評估機制建設、三江源地區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建設等試點，改革成效明顯。尤其是先後實施了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生態公益林補償、生態移民補助、濕地生態補助、草原生態保護補助獎勵機制等工程和政策，初步建立了三江源地區以中央財政為主、地方財政為輔的生態補償體系，生態補償機制得到進一步完善。

評估結果顯示，通過生態畜牧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村能源建設、技能培訓以及退牧還草、草原森林有害生物防控、退化草地治理、水土保持等生態保護工程實施，三江源地區生態優勢正逐步轉化為發展優勢，生態紅利溢出效應日益明顯。一方面綠色生態創造經濟效益。

如海南州生態畜牧業可持續發展試驗區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有機畜產品生產基地，生態旅遊方面，三江源地區實現旅遊總收入79.48億元，年均增速20.75%。另一方面，通過全面落實各項支農惠農政策和各類生態保護政策，設立草原生態公益管護崗位，拓寬了農牧民就業渠道，促進當地農牧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7300元，農牧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評估結果顯示，三江源地區通過邊實踐、邊完善、邊提高、邊推進，在科學規劃、綜合協調、管理機制、資源整合、科技支撐等方面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探索形成了黑土灘綜合治理、牧草補播及草種組合搭配技術、“楊樹深栽”技術、“拉格日模式”等一批可借鑒、可複制、可推廣、可操作的模式和技術，為全面推進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祁連山脈等重點區域生態保護綜合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借鑒，為新時代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複重大工程、優化生態安全屏障體系提供了好的做法和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