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奥康三步走：如何从10到10000

東北光瓶酒如何用「三步走」戰略，快速攻下數十億大市場

(1)品牌定位清晰，主打東北式親民牌

東北地區輕鬆、活潑的地域文化為東北白酒品牌賦予了濃厚的「親民」文化特質。這種「親民」屬性為以老村長和龍江家園為代表的東北白酒征戰全國光瓶酒市場注入了文化競爭力。在形式上主要採用東北笑星(明星)代言和東北二人轉兩種形式。

東北笑星明星代言牌：但凡東北酒做品牌推廣，都會請一位東北籍的笑星或明星做品牌代言。這種清晰的品牌定位，緣於東北光瓶酒早期聚焦在10元以內光瓶酒市場，主要消費對象是村裡的農民和外出務工的最基層打工者。東北光瓶酒的品牌形象清晰，針對目標消費人群，設計形象代言人，都是農民喜聞樂見的笑星。這給消費者傳遞的信息，就是這種酒很貼心、很適合。可以掐手指算一算這些東北明星的名字，郭冬臨、范偉、潘長江、陳寒柏、鞏漢林、李奇、王小力、小瀋陽，這其中甚至有幾位明星，陸續代言過幾個品牌的白酒，放眼全國光瓶酒市場，只有東北的酒企率先為自己的光瓶酒聘請形象代言人，貼近低檔酒消費者的代言人。

東北二人轉牌：二人轉是東北黑土地文化的特有產物，源於東北，影響力遍及全國。很多東北酒企通過在著名的東北二人轉娛樂節目上進行品牌冠名、請二人轉演員進行巡迴演出，甚至在區域市場的核心餐飲終端消費者培育中，都使用二人轉招徠人氣，強化活動執行效果。

(2)品牌傳播精準，聚焦資源打生動化氛圍牌

品牌傳播方面東北酒必做三個動作：車輛的噴繪廣告、宣傳物料(包括POP、條幅、寫真板、吸塑畫等)張貼、終端門頭店招的製作。然而，很多人覺得稀鬆平常的東西，其實正是它們的已經模式化且卓有成效的品牌策略。同時品牌傳播針對性極強，集中所有資源，圍繞終端做品牌的生動化氛圍營造推廣。無論是宣傳物料的張貼還是門頭店招的製作，都是把好鋼用在刀刃上的作為。光瓶酒的消費者，誇張點說就是村裡那些人，他們流動性弱，對信息流的掌握也相對的弱。他們對酒水宣傳信息的瞭解，往往就來自酒水銷售網點處的宣傳。而配送車輛的宣傳，就是一個流動廣告平台。這一點，不是東北酒率先運作的，但是很長一段時間內，全國其他的光瓶酒企業雖然也在做同樣的事情，但只有東北酒能將終端品牌氛圍推廣工作做到極致。

2、產品策略：平民路線，順應升級潮流，滿足多樣需求

(1)平民路線做產品

平民路線，超低價做產品：現在回頭看看，東北酒在2000年至2005年主推5元光瓶酒時，走的是超低價產品路線，其實在當時已經是順應消費潮流升級的行為。21世紀初市場上還在銷售3、4元的光瓶酒時，東北光瓶酒率先突破價格限制，把產品定位在5元/瓶，而沒有盲目觸動高端價格，將產品定到10元/瓶。定位5元，是一個極科學的操作。順應了國家經濟消費上移的趨勢，一是貨幣貶值消費力下降帶來的消費上移，二是消費者確實手裡開始有財富存余。當時5元的產品定位既具備消費者接受度又保證了營銷的系統可操作的空間。為品牌定位與傳播推廣，渠道深度分銷操作的組織與物流都提供了物質保障。當5元取代市場上3、4元成為主流時，東北光瓶酒也一舉奠定了全國化光瓶酒的龍頭地位。

平民路線，產品定價順應消費升級潮流：當隨著經濟發展，國家消費趨勢持續上移的時候，東北酒在這種情況下，順勢為市場提供更多更貴的產品，將主流產品價位定到了10——12元，如老村長黃標、龍江家園珍品高梁等，既順應了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也順應了消費上移趨勢。

平民路線，包裝多樣化滿足市場不同需求：在光瓶酒的包裝上，東北酒做了相當多的嘗試，琳瑯滿目的包裝和產品規格滿足了市場上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走訪市場，東北酒的產品包裝從塑料袋裝、塑料壺(也列入光瓶酒的範圍)的產品，到瓷瓶，陶瓶，玻璃瓶、塑料瓶，各種容器，各種規格的產品五花八門，其中不乏精品包裝：葫蘆瓶、手雷瓶、綠竹瓶、酒簍瓶、酒壺瓶，容量從50、100、125、225、250、300、330、450、550、600、700、1000、1500、2000、5000ml等多個規格。這些不同的規格，不同的材質包裝，同時覆蓋著不同的價位，滿足了中國酒民廣泛而又細分的審美需求與消費需求。

(2)產品組合進攻路線

以龍江家園為例，它是典型的實施多品牌運作的東北光瓶酒企業中的代表。在產品上定位精準，龍江家園、十里八村、金高粱這些系列品牌都散發著濃厚的東北鄉土氣息，這種鄉土文化氣息與大眾低檔白酒的產品定位堪稱絕配，能夠充分迎合大眾低檔白酒消費者的消費心理特性。有足夠豐富的系列產品進行市場烘托，通過主力產品珍品高梁完成產品放量增長。

同時，多品牌模式的優勢在於充分拓展了渠道寬度，豐富了品牌增長點。這種多產品組合進攻策略用到終端推廣品牌氛圍營造上，具體到區域市場，通過多個品牌間的相互競爭，能夠充分營造和形成系列酒的消費氛圍，推動系列酒整體銷量的提升。這是多品牌模式的一個獨特用處。

3、渠道策略：深度分銷的無冕之王

東北酒成功最大的保證是在渠道上實施了深度分銷策略。深度分銷一直是快速消費品行業，食品飲料行業的渠道利器。在中國酒水行業，光瓶酒企業使用比較普遍，而只有東北酒企業，下了苦功夫，將深度分銷做到了極致，做成了光瓶酒市場的無冕之王。

渠道推動品牌：東北酒品牌成功的本質是以渠道優勢推動品牌建設。持續多年聚焦資源於終端推廣，以渠道終端優勢攔截對抗全國性酒企的品牌優勢，通過精細的渠道操作打造成功的平民消費東北光瓶酒品牌。

縣級市場精耕: 渠道上精耕細作，靠銷量提升品牌，走農村包圍城市，重點建設縣級市場，通過包圍輻射帶動中心城市的發展;例如「老村長」上市初期，沒有任何品牌形象，完全靠一線銷售人員的韌性和耐力開展工作。

市場三通網格化工程：建設人人通、路路通、村村通三通工程，抓縣城終端覆蓋率、抓網絡鄉、村終端分銷能力、抓有效終端掌控能力、主推能力和自點率。尤其在村村通工程上，廠家協助縣級經銷商，開發分銷商，協助鄉鎮分銷商進行走村過巷的渠道服務，開展村村通送貨與服務。進行雷達式終端網點過濾，走進每個縣城的每個鄉鎮的每個自然村，定期的將產品推介、鋪貨、兌獎、回訪，定期的與村級零售網點溝通。東北光瓶酒企業做到了常態化，並將深度分銷行為固化下來。幾乎是每個月一輪的鋪貨，在一個月時間內，有序的完成一個縣城10個左右鄉鎮所轄的每一個自然村的終端鋪貨，無論是三九夏天的白酒淡季，還是三九嚴寒的冬天。

如何實現協助分銷商開展村村通工程呢?常態的模式是一人一車一商的標準配置，一人就是一個業務員，一車指的是一輛送貨車、一個司機、一滿車白酒和促銷品，一商是指一個鄉鎮分銷商。除了常態的標準配置，東北光瓶酒企業還階段性採取集中突擊行為。即在市場運作的某個階段，集中可集中的所有業務人員對該市場進行幫扶性人員推廣。這種推廣節奏極強，對市場影響效果顯著。一般可分為這樣兩種集中突擊支持，一是純粹宣傳性的品牌推廣，集中組織大量車輛(都是有廣宣的車輛)，車隊巡迴行駛展示，播放宣傳廣播。二是渠道產品推廣，集中鋪貨，多路人馬分頭行事。當人們一夜醒來，發現已經被這個品牌包圍了。集中突擊的好處很多，它快速實現營銷動作的聯動，烘托整體氛圍，對商業群體和消費者的視覺衝擊力及品牌影響力都能起到成倍釋放的效果。

快消式管理：工作標準化：建立終端工作地略圖，制定拜訪路線及回訪路線，對終端實行標準化拜訪作業，產品訂單、陳列、生動化、氛圍營造、客情維護、促銷執行等，都有作業標準，有監督評比考核機制確保終端工作質量;管理表格化、制度化：通過一系列表格對業務人員工作過程進行管理，如制定客戶銷售計劃、終端回訪表格、終端走訪信息表、終端開發表格、庫存管理、促銷表格等;通過一系列工作制度來檢核改進工作執行效果，如早晚例會制度、週會、月會制度。

蘇寧農村電商的"三步走"戰略

每經網客戶端推薦下載

銀川副市長：三步走實現政府數據開放

2016全球(銀川)TMF智慧城市峰會剛剛落下帷幕，有“智慧銀川‘設計師’”之稱的銀川市副市長郭柏春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銀川市2016年將建成100個“智慧城市小區”。

峰會期間，記者受邀參觀智慧銀川建設的樣板小區“未來城社區”，從APP網上商品交易並配送到小區、居民醫療健康智能檢測及大數據連接醫療資源，到小區環境智能監測和小區安全，基於大數據收集和利用、最新網絡，未來的社區有望真正實現“智能無所不在”。

據悉，銀川市2013年進入住建部確定的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名單，以“未來城社區”為藍本，銀川已打造擁有多項智能配套服務的20個“智慧城市小區”，並將在未來幾年內進行複制和推廣。

除了建設民生精細化、服務智能化的智慧小區，銀川在產業融合發展、城市立體管理、政府行政化創新等方面，從居民到社區、工廠、交通、政府政務，都進行了“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和具體實踐。

“銀川目前正處在從智慧城市2.0向智慧城市3.0過渡的過程當中。”中興通訊高級副總裁陳傑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

陳傑認為，從具有工業化特征的1.0時代，到通過共享資源實現多方聯通的2.0時代，“智慧城市”建設正在圍繞大數據技術實現更方便和全面的聯系，進入3.0時代。未來，萬物互聯、泛在智能、虛實結合將無處不在。

“智慧城市”建設中，做到大數據共享及讓產業受益是其中的難點，這也導致目前部分地方智慧城市建設仍停留在方案和藍圖上。

在大數據共享和開放方面，政府數據共享、政府數據開放既是其中需要突破的難點，地方政府推進“智慧城市”建設中，政府數據的共享和開放也能在相當程度上起到示範效應。

去年9月，國務院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信用、交通、醫療、衛生、就業、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資源、農業、環境、安監、金融、質量、統計、氣象、海洋、企業登記監管等民生保障服務相關領域的政府數據集在2020年底以前逐步實現向社會開放。

郭柏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銀川正在分三步走漸進實現政府數據開放，第一步是實現各部門數據的歸集和集中，第二步做到政府各部門數據共享，第三步做到政府數據逐步對社會開放。

面對各個委辦局分散無法形成大數據歸集現狀，去年7月，銀川市實現政府各部門數據“強行”整合，並在今年進行了相關立法保障。9月1日，銀川出臺了全國首部關於智慧城市建設促進的地方性法規——《銀川市智慧城市建設促進條例》，10月1日將正式實施。

“‘智慧城市’能夠長久持續下去，頂層設計和立法都非常關鍵。銀川市進行了法律保護，進行了標準化，給使用數據的人帶來效益，同時給提供數據的人帶來回報，我覺得非常重要。”陳傑對記者說。

據郭柏春介紹，銀川市已專門成立一個大數據監管局，制定涉及政府數據、企業數據、個人數據的大數據收集和使用相關安全規範。

今年鋼鐵煤炭去產能“三步走”，人員安置是難點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21日在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講座時表示，中國在鋼鐵和煤炭中存在極大的過剩產能。現在的主要任務是解決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希望出現系統性的風險。

2017年是去產能的攻堅之年。目前已有河北、山東、山西、內蒙古、青海等10多個省份設定了各自2017年的去產能目標。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副司長辛仁周透露，全國化解產能過剩的任務很快將會發布，今年去產能的任務仍然繁重。

工信部副部長徐樂江17日則在2016年工業通信業發展情況新聞發布會上表示，2016年去產能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2017年去產能決心不會動搖，力度不會減弱。

去產能更重質量

在央企去產能方面，第一財經記者從國資委獲悉，2017年中央企業要化解鋼鐵過剩產能595萬噸、煤炭過剩產能2473萬噸，在有色金屬、船舶制造、煉化、建材和電力等產能過剩行業開展去產能工作。還將完成300戶“僵屍企業”處置任務，完成500戶特困企業專項治理。

國家能源局近日發布的《2017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提出，今年煤炭消費比重下降到60%左右，繼續化解煤炭過剩產能，退出產能5000萬噸左右。和去年煤炭行業超額完成淘汰落後產能2.5億噸的任務相比， 去產能規模較小。

業內人士分析，今年去產能會更註重質量而非數量。雖然設立的淘汰產能目標僅5000萬噸，但涉及煤礦卻達500處以上。中國煤炭交易數據中心評論員張立寬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今年不是為了去產能的絕對量，而是從煤炭全行業的健康安全發展角度來確定，目的在於提高產業集中度等，更加有利於煤炭行業的長遠發展。

比如，山西省提出，要堅持淘汰落後產能與發展先進產能相結合，實施減量置換等，目的是要提高先進產能占比，並有序釋放先進產能。即使是去產能任務較重的河北省，也不僅僅是關註絕對數量的減少，而是支持武安、豐南、遷安等地企業重組整合，並推進首鋼京唐二期和石鋼搬遷等重大項目，加快構建“2310”鋼鐵產業格局等。

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姜智敏此前表示，2017年煤炭去產能年度目標肯定會小於2016年，不過難度加大。一方面，2016年涉及去產能的部分煤礦已經處於停產或半停產狀態，完成去產能任務相對容易，但2017年去產能將主要涉及正常生產的煤礦，需要安置的人員數量不會少於2016年。另一方面，2016年通過遣散臨時用工以及轉崗等方式解決了部分人員安置的問題，企業內部自己消化冗員的空間已經很小，因此2017年冗員安置途徑將成為難點。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去產能過程中面臨三大難題：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債到哪里銷。這一輪去產能，大部分企業采用了轉崗、提前退休等方式來安置員工，這保障了去產能的平穩推進，卻給企業帶來更大負擔。2016年去產能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接下來進入攻堅期和收尾期會更加困難。

去產能“三步走”

徐樂江17日表示，今年去產能將著力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堅決取締“地條鋼”。如果在鋼鐵行業和市場當中允許地條鋼存在的話，一定是劣幣驅逐良幣。政府會在今年6月底前推進這項工作，為鋼鐵市場的公平競爭創造良好的環境。

關於“地條鋼”的產能總量，相關部門一直在摸底調查。全聯冶金商會原名譽主席趙喜子對媒體表示，目前“地條鋼”產能在8000萬噸左右，2016年“地條鋼”產量大概在5000萬噸，2017年將有望“消滅”這5000萬噸“地條鋼”產能。

作為“地條鋼”去產能主力之一的四川省，已表態2017年將堅決打擊制售“地條鋼”等違法違規的行為，化解鋼鐵等行業的過剩產能。

第二項工作是強調依法依規綜合施策，將不符合規範條件的企業作為執法重點，堅決把不符合環保、安全、質量、技術、能耗等標準和政策的產能依法依規退出。

2月9日，工信部網站發布第一批擬撤銷規範公告的35家鋼鐵企業名單。據了解，結合去產能工作，規範企業的動態調整將形成三類名單，包括撤銷規範公告企業名單、需整改企業名單和符合規範條件企業名單。

第三項工作，是把處置“僵屍企業”作為化解今年過剩產能的牛鼻子。徐樂江表示，資產、債務的處置和員工的安置，是今年推進去產能工作要抓的。去產能工作要把職工的安置落實，營造一個很好的穩定的環境，進行再就業幫扶，強化職業培訓、就業服務和政策扶持，做好社會保障銜接，加大對困難人員的援助力度，運用公益性崗位托底幫扶，妥善做好職工安置。

京東家居準備如何五年內做到第一?三步走

幾年前，辛利軍尚未入職京東時，劉強東就問他，“老辛，網上能賣家具嗎?”現任職京東集團副總裁、京東商城居家生活事業部總裁的辛利軍回答說能賣啊，但劉卻說，“不可能”，他覺得如果只是賣點床上用品還可以。

顯然，劉強東自己也沒想到京東的家居生意能做這麽大。京東家居家裝從2011年開始布局，2013到2016年一直保持複合增長率超過100%的增長速度，以至於兩周前京東服飾家居事業部不得不進行拆分，家居成為一個獨立事業部。

“業務發展速度和體量也確確實實到了。”辛利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同時劉強東對家居板塊也有了新的期待。“老劉對我的期望值很簡單，就是現在分出來了，你別給我找借口說沒精力了，現在你必須把家居給我做起來。”

辛對自己下手也夠狠：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五年內做到行業第一，可能否實現?

機會

當初，劉強東不看好網上賣家居這件事並非沒有道理。

首先就是安裝和運輸的問題。“你去宜家買的話，他也是告訴你是實木框架，這個腿是實木的，但是面全是板，是因為板式的東西相對實木來講，比較好拆裝。”辛利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運輸問題，在中國更加突出，因為中國太大了，家居行業不成文的規則是家具不過長江，南方家具過不了長江到北方賣，北方的家具過不了長江到南方賣，因為家具本身的物流成本太高了。

辛利軍回想京東當初進入家居市場，覺得還是有點冒險。如今，隨著京東生意的擴大，很多服務逐漸完善起來，“因為有第三方力量看到，你沙發不好運，會說我來幫你運啊，最後一公里配送你配送不了，我來配送啊，你安裝不了，我安裝啊。”辛利軍說。

京東自己的物流也在逐漸豐滿。截至2016年12月31日，京東在全國範圍內擁有7大物流中心，運營了256 個大型倉庫，擁有6906個配送站和自提點，覆蓋全國範圍內的2655個區縣。

很多消費者在購買家具類商品時怎麽也得摸一摸,看一看。辛利軍覺得，“還需要摸一摸看一看的用戶，暫時排除掉，我只要那些被互聯網教育起來的80後、90後，他們就是宅的，就是習慣網購的。”更重要的是，“一套家具線下買80萬，線上買40萬，你會選哪個?”

這是辛利軍認為網上能賣家居更重要的原因，不過傳統渠道的暴利只不過給了京東緩沖的時間，“只不過別人給了我們一個臨門一腳的起步，它讓我們起步很順利，我們起來以後他再降價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消費者習慣了。”

其成功還是不得不依賴於自己的創新。例如，一個傳統的線下賣場250平米左右，大概能放2個廳，3套沙發，200個店撐死了1000套沙發，所以去逛線下賣場，看到一兩千套沙發最多了，可京東平臺上有65萬套沙發可以讓消費者自由選擇。此外，京東還會給消費者提供各種工具。“我們做了很多產品，有設計幫、服務幫和門店幫。”京東商城居家生活事業部家居家裝部總經理周新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打法

大家居行業市場規模2015年已達到4 萬億，不過互聯網市場份額仍不到10%，京東認為市場空間依舊巨大。

京東對這個市場依舊是高歌猛進。在近日的戰略發布會上，京東家居家裝為自己設定了豐富品類和品牌的具體目標：三年內，全世界的知名品牌和明星產品都能在京東找到。截至目前，京東家居家裝合作商家已突破25000家。

在4月初舉行的米蘭國際家具展上，京東宣布與意大利品牌SAVIO FIRMINO、Bordingnon及Contraction達成合作。在同時進行的米蘭設計周上，京東攜手意大利 《INTERNI 設計時代》高調打造“2017米蘭設計周設計之夜”，作為世界公認的最高規格的國際年度設計盛會，米蘭設計周每年匯集了全球頂級的設計理念與設計成果，被譽為世界設計潮流的“風向標”。

不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京東對設計的投入並非出於對藝術的熱愛，而是有著自己的商業考量。

在居家生活事業部家居家裝部總經理周新元看來，京東對家居家裝市場的開拓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應該是相對標準化的商品，比如說家紡、廚房用品，這類商品決策周期短，然後更容易做電商。第二個階段就像家具、建材這些稍微大一點的不便利交付的產品。這是時下的重頭戲。

“對家具，我們計劃在未來兩三年內，有兩個突破口希望去打破它，第一個就是通過設計，也就是為什麽我們頻繁的出現在很多跟設計相關的場合，用設計把這種大的不便利交付產品串起來。”周新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京東希望建立一種場景化的銷售方式。“現在我們每賣出一個馬桶，我們想的是這個消費者買的不是這個馬桶，他買的是一個衛生間的場景，”周新元說。周覺得現在還有兩個問題：商品不夠豐富;設計師不夠多，“所以現在我們打磨這個閉環，第一步是先豐富商品，第二步是豐富設計師，現在正在做豐富商品這一步。”

周新元認為的第二個突破點是服務，“我們今年、明年、後年會在服務上面做更多的突破和革新。舉個例子，我們會把大件服務的監控、大件服務的售後、大件服務整體體系和小件嫁接起來，用小件的標準和邏輯、管理方法去管理大件。”

如今，京東已開始布局第三階段：家裝。這聽上去有點終極之戰的意味，家裝的布局將會把前面兩個階段的產品串起來，在布線階段就可以介入消費者的選擇。

多因子驅動中印投資 具體路線或將三步走

——海上絲綢之路系列研究之三

此文是“海上絲綢之路”的第三篇。在首篇對中國、印度、東盟整體情況的綜述鋪墊下，此篇專題主要介紹了印度的經濟發展、資源稟賦等背景，並深入分析了中國企業投資印度的驅動因子，列出了中國投資印度的產業順位及相關挑戰。最後我們還對東盟與印度承接中國產業的路線進行了對比總結。

一、 殖民統治造就“二元分化”，自由化政策促經濟增長

1.1殖民統治影響深遠，民主與傳統矛盾中共存

印度所在的“南亞次大陸”在歷史上多數時候分布著松散的邦，歷史上頻繁被外族入侵造就了印度分布著印度斯坦族、泰盧固族、孟加拉族、馬拉地族等100多個民族，且民族之間、各民族內部並無統一的宗教信仰（例如：印度斯坦族雖大多信仰印度教，但仍有部分人信奉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或耆那教等）。因此，多元化成為印度文化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18世紀中期，英國殖民者開始統治印度，並先後成立了東印度公司與印度政府進行管理，甚至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還加冕為印度帝國皇帝。1947年8月，由於二次世界大戰後實力大幅下降，同時印度本土的獨立聲音漸起，英國便放棄了對印度的殖民統治。英帝國統治下的印度領土範圍已遠遠超過歷史上任何時期。英帝國離開後，印度雖與巴基斯坦分拆，但仍占有“南亞次大陸”的絕大部分。殖民統治者雖然遺留下了一個統一的印度，但各民族在歷史上的隔閡以及宗教間的矛盾卻從未消彌。

殖民統治除了給印度帶來了統一的福利之外，還在這片土地上播撒了西方民主觀念的種子，這也導致印度建國後實行議會民主制，並沒有針對其特殊的文化設置相應配套制度。雖然印度式民主形式上比較完善，從選舉制度到政黨制度均陽光透明；但民主的另一面卻充斥著低效與腐敗。龐大的人口基數和多元的傳統文化使得偏好及利益沖突成為常態，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又保證了幾乎所有的群體聲音都能夠公開，政策頒布往往費時良久；長期外族侵略的歷史和種姓制度的存在使得底層人民幾乎沒有反抗精神，民主仿佛成了“空殼子”，腐敗橫行已成為對印度式民主的“最佳”註腳。

在印度，民主與傳統既相安無事，又矛盾重重。民族與宗教、種姓類似，成為了分割印度社會的標誌，阻礙了經濟社會的發展。除此之外，時有發生的宗教沖突事件和頻繁發生的強奸暴力等極端事件則不斷將看似抽象的矛盾具象為微觀事件。具有多元文化的印度社會“二元分化”的特征愈加明顯。

考慮到印度受殖民統治等歷史因素影響深遠，民主與傳統的矛盾將長期共存，這造就了印度特殊的社會生態，也是研究印度問題的一把鑰匙。

1.2自由化刺激經濟，莫迪新政迎考驗

1.2.1建國初期僵化的經濟體制制約經濟發展

1947年印度獨立後實行以經濟計劃為主要形式的半管制混合經濟體制，重視公有經濟，並優先發展重工業，在對外經貿領域采取封閉的保護主義。在僵化封閉的體制下，印度經濟增長緩慢。1961~1979年間，印度GDP年均增長率僅為3.4%，落後於同是擺脫殖民或半殖民地背景而建國的中國及部分東南亞國家。

1.2.2 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改革之路並不順暢

上世紀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開始進行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嘗試，不僅大幅放寬了民企管制，還取消了大量貿易許可證，並嘗試推行國企改革。另外，拉吉夫·甘地在教育與產業等領域均大力扶持IT產業，這也為後來印度發達的IT產業奠定了基礎。在拉吉夫·甘地的改革嘗試下，上世紀80年代印度經濟增速對仍落後於部分鄰國，但整體增速有所擡升，差距也顯著縮小。

但由於印度貿易逆差擴張且儲蓄率長期低於投資率，積累資金並不足以支撐各項投資，印度政府只能采取對外負債的方式擴大投資，導致了80年代中後期的外債規模擴張與儲備總額縮水。外債壓力的增加制約了印度進一步改革的空間，直至拉吉夫·甘地下臺，印度改革也未見起色，改革之路難言順暢。

1.2.3 20世紀90年代確立自由化改革之路

90年代初印度由於貿易常年逆差與龐大外債規模經歷了一段困難時期，但拉奧上任後的一系列舉措穩定了局勢，並采取更加徹底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對內的自由市場化改革與對外的擴大開放政策。在改革紅利的驅動下，印度經濟增速明顯加檔，在上世紀90年代至莫迪上臺前維持了年均超過6.5%的經濟增速，超越了馬來西亞、泰國及印尼等東盟國家，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僅次於中國。進出口貿易與服務貿易占GDP比重持續提升，外商直接投資（FDI）凈流入規模也顯著增長。但是在擴大開放的同時，由於國內工業化水平不高，商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有限，印度貿易逆差逐年遞增；另外，國內投資對外部融資的依賴造成了印度外債規模顯著擴大。可以說，市場化改革與自由開放雖然拉動了印度90年代至今的經濟增長，但其內在固有的歷史遺留問題及其導致的制度缺陷給經濟的持續增長與進一步升級，帶來了較大阻礙。印度90年代自由化改革雖然集中於市場化與開放貿易及外資投資，但並未完成土地改革、稅制改革等更深層次的動作。印度未來的進一步改革仍有相當空間。

1.2.4 2014年莫迪上臺後執行新政，仍面臨諸多考驗

2014年5月，人民黨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獲得議會下院多數席位，人民黨領袖莫迪就任印度總理。莫迪曾在古吉拉特邦成功創造出特有的改革模式（即“古吉拉特模式”），外界在其上任之初就將其視為“改革派”，部分外媒甚至將其喻為“印度鄧小平”。

莫迪上任後就展現了“改革派”的作風，“莫迪新政”結合印度廉價勞動力豐富、基礎設施簡陋、IT業發達、法律制度落後等情況，提出“印度制造”、“智慧城市”等全新概念，並全力踐行“印度制造”戰略，同時全方位推進此前從未取得明顯突破的土地、勞工、稅收等領域的制度變革。

最值得關註的就是“印度制造”戰略。該戰略於2014年8月15日莫迪在“印度獨立日”首次提出，並於9月25日由莫迪在新德里正式啟動。“印度制造”戰略通過印度國內廣闊的市場吸引FDI，利用國內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和較大規模的IT與醫藥領域人才，發展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目標產業主要是汽車及零部件制造、建築、采礦、石油開采、紡織服裝、生物技術、醫藥制造、醫療保健、電子、港口及航運、可再生能源、航空、國防工業、電力、機械、食品加工、IT、皮革制品、傳媒、航空航天、鐵路、高速公路、旅遊、火力發電、體育健身等25個行業。上述產業除IT、醫藥制造等印度優勢產業外，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基建、公用事業相關的產業。

莫迪還在2015年提出了“智慧城市”戰略，具體計劃為在全國建設100座智慧城市，並要求在在大多數邦至少有2座智慧城市分布。政府將為該計劃提供基礎設施、公共交通、網絡連接、電子政務等服務，同時鼓勵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即“PPP”）融資，並支持金融公司和IT企業參與該計劃。智慧城市涉及的行業主要有電子政務、公民服務、垃圾處理、水處理、能源管理、智能交通、遠程醫療、遠程教育等。

作為“印度制造”戰略的輔助，莫迪在制度上也進行了深刻的變革。在關鍵的征地領域，莫迪於2015年提出了征地修正案，針對基建和重大項目取消了2013年法案關於征地需獲得絕大多數擁有土地所有權的家庭同意的條款，可以直接按市價征地。這避免了征地過程中低效的談判與博弈。雖然該法案遭遇了國大黨以“侵占耕地”為由的反對未能獲得議會通過，但莫迪政府通過放權給邦政府，分而立法，新征地法案的制定和落實得以繞過議會。在勞工領域，印度現存包含《1947年勞資糾紛法》、《1948年工廠法》及《1970年勞動合同法》等在內的龐大勞工保護體系，對女性就業以及一定規模以上的企業招工、裁員均作了較多限制，不僅影響了勞動力市場的效率，也使得大多數中小型企業在擴大規模上保持極度的謹慎。莫迪政府有針對性地推出了《學徒條例》、《勞動法》及《工廠法》修訂法案，放寬了上述諸多不合理限制，企業主將獲得更多自主權。前二者已獲議會上下兩院（聯邦院、人民院）批準，但《工廠法》修正案未能獲聯邦院通過，不少勞動者也進行了遊行抗議，莫迪決定在人民黨控制的部分邦政府先行試行，之後再推廣至全國。在稅收領域，莫迪政府於2014年7月推行統一商品及服務稅（即“GST”）改革並獲議會兩院通過，對遺留多年的複雜稅制進行了簡化，降低了原先較高的稅負，中央對稅收的控制權也得以提升。

在“莫迪新政”實施的三四年間，印度經濟增速維持穩定，且領先於全球主要經濟體；貿易與國際收支也呈現顯著好轉，經常項目逆差持續收窄，外債規模也開始回落，甚至前幾年的高通脹也回落至正常區間。但工業增加值占比持續回落，工業生產指數同比的震蕩中樞也未見擡升，甚至出口規模在近年全球經濟複蘇的背景下還有所下行，這些均顯示“莫迪新政”著力打造的“印度制造”戰略目前仍難以看到成效，各項改革仍需深入。如何在“印度制造”戰略實施過程中克服歷史遺留的特殊社會生態和現存落後制度的重重阻力，如何走出一條符合印度自身特點的改革之路仍將是未來幾年莫迪政府面臨的重大考驗。

二、 資源豐富但人均水平低，服務業發展遠超制造業

2.1多種資源稟賦豐富，難耐人多利用率低

2.1.1 地理位置與地形條件優越，自然資源數量豐品種多

印度擁有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地形條件。其地處南亞次大陸中心，南部沿海是溝通西亞與大洋洲、東亞與非洲的海上交通要道，同時擁有長達7600公里的海岸線和200萬平方公里規模的海洋經濟區。印度還擁有全球第七大國土面積（298萬平方公里），且平原占比近40%，山地高原海拔也較低，地形整體平緩，便於交通與耕作。

印度擁有全球僅次於美國的耕地規模，達153.5萬平方公里，占全部國土面積的51.6%；盛產稻谷、小麥、玉米、薯類、豆類、棉花、花生、芝麻、甘蔗、煙葉、茶等多種農產品，其中黃麻產出量居全球首位。印度森林面積達77萬平方千米，占國土面積的23.7%；林木蓄積總量達27億立方米，居世界前列。印度礦產資源豐富，擁有近百種礦藏。雲母產量居世界第一、鐵礦資源居世界第五的印度擁有世界上最高品位鋁土礦，可采儲量居世界前列；鈾、釷儲量豐富，可供核能發展；煤炭儲量豐富，位居全球第三。印度油氣資源相對較少，原油可開采儲量為57億桶，煤層氣儲量有2803億立方米，頁巖油技術可采儲量為5.2億噸，頁巖氣技術可采儲量為2.7萬億立方米。豐富多樣的資源稟賦為印度的經濟發展與人民的生存繁衍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2.1.2 人口眾多結構年輕，人均資源占有量低

印度人口基數龐大，2016年年中統計的人口規模達13.24億，僅次於中國。距聯合國預測，2022年左右印度人口將超越中國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龐大的人口給印度帶來了勞動力優勢，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則保證了印度在未來幾十年“人口紅利”的持續性。另一方面，人均資源占有量低成為了龐大人口的一大弊端，這也直接導致資源品種豐富儲量可觀的印度難以稱得上是資源大國，也難以像俄羅斯、巴西等國可以依賴出口資源來發展經濟。另外，受自身制造業效率低下的影響，印度資源利用率並不高。

由於受種姓制度等歷史遺留問題影響，印度初等教育現狀堪憂。若參照15歲以上成人識字率為初等教育水平，截至2015年，印度在初等教育上遠遠落後於中國及部分東南亞國家，勞動力素質相對低下，這也將影響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積累。

2.2印度服務業產值占比高，制造業發展相對滯後

自上世紀80年代印度嘗試改革以來，其實際GDP增速在大多數年份超過全球經濟整體增速，印度GDP占全球比重已從1%左右上升為2.98%，基於購買力平價的GDP占比則從不足2.5%的水平增長到2016年的7.2%，人均GDP增長接近6.5倍。按2016年世界銀行公布數據，成為世界經濟重要一極的印度已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從產業結構上看，印度目前的三產體量占比與上世紀80年代初時相比發生了顯著改變。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類似，農業產值占比顯著下滑，目前已低於1980年的一半；但制造業產值占比經過窄幅的波動後略微下行，2016年的28.85%較1980年的29%甚至還低了0.15個百分點；服務業產值占比則顯著上行，2016年已達到53.8%的水平。從支出結構看，消費一直以來是印度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方，投資的貢獻在2007~2008年達到頂端後有所回落，凈出口在多數時候貢獻率為負，近年來伴隨著逆差規模的持續收窄，凈出口對經濟的負貢獻也有所縮小。

整體而言，印度服務業發展較快，但制造業由於歷史遺留、制度僵化等因素發展緩慢。所以印度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這也導致印度經常項目的常年逆差。另外，征地制度的教條、相互割裂的邦族與民主的泛濫也影響了基礎設施等投資項目的落地。

三、 中印雙邊關系存波折，經貿合作曲折中前進

中印建國時點相近，雙邊關系卻存在波折。上世紀50年代初期中印睦鄰友好，但1959~1961年的西藏叛亂導致中印關系轉冷，直到80年代中後期雙邊關系才有所好轉。之後中印關系還經歷了一些波折，目前中印關系隨著中印首腦武漢會晤而開始轉好。隨著雙邊關系的變幻，中印經合作在曲折中前進。

3.1地緣問題致中印之間存波折，武漢會晤後雙邊關系開始好轉

中印兩國同為世界文明古國，有著數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兩國建國時點相近，但建國後雙邊關系卻存在波折。最近兩國元首在武漢的會晤宣示著中印雙邊關系的好轉。

2018年4月27~28日莫迪訪華建立互信。印度總理莫迪在4月底與習近平主席在武漢進行非正式會晤，雙方通過非正式會晤的方式加強了彼此的戰略互信，雙邊關系有望告別洞朗對峙後的寒潮重新迎來發展。

3.2中印經貿合作風雨兼程，雙邊貿易額增長顯著

盡管中印雙邊關系由於歷史遺留問題時遇波折，但中印經貿合作並未因此而風雨飄搖。作為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中印經貿合作的需求促使了雙邊貿易額在受到中印關系波折的幹擾下也能夠在中長期有顯著增長。

中印貿易額從上世紀90年代的11.63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844.99億美元，漲幅超過72.5倍，年均漲幅接近24%；其中除了2009年與2012年等少數幾年外，其余年份雙邊貿易總額均為正增長。中國已多年位列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按2017年數據，中印貿易總額也僅次於中國與歐盟、美國、東盟、日本及巴西等五個經濟體的貿易額，且印度進口中國商品相對於其向中國出口商品而言增長更快。來自中國的產品占印度總進口的比重與其占中國總出口的比重均持續上行，而中國從印度進口的產品占印度總出口的比重及其占中國總進口的比重在2010年後常年回落，直到2017年才有所反彈，所以中印雙邊貿易差額在近年持續走高。我們認為，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顯著強於印度產品是導致中印順差擴張的重要因素。

細分到行業層面看，中國向印度出口較多產品的領域是機電設備、化工、金屬制品、紡織品與塑料橡膠；而印度向中國出口較多產品的行業為礦產品、金屬制品、珠寶首飾、化工、紡織品等。中印雙方在金屬制品、化工、紡織品等領域進出口規模均較大，說明雙方在這些領域的合作相對緊密。

3.3中國對印度投資較快增長，規模偏小未來空間可期

在中印雙邊貿易不斷發展的同時，中國對印度的投資也有所前進。根據中國商務部公布數據，盡管2016年中國對印度投資流量同比減少86.8%，但投資存量仍可達到31億美元，為2003年的3077倍。與中國對外投資總額對比，中國對印度投資流量的同比波動更劇烈，且中樞較高；印度承接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占中國對外投資總存量的比重也從2006年的0.03%上升到2016年的0.23%，2014年曾達到0.39%的高位。雖然中國對印度投資規模不大，且波動較劇烈，但年均增速仍超過125%。

中國對印度的投資規模雖在近年快速擴張，但投資規模整體仍偏小，與雙方的經濟體量及經貿合作水平並不相稱。2016年，中國對印度投資流量僅占中國對外直投總流量的0.05%，按存量計，中國對印度投資規模也僅占中國對外投資總規模的0.23%；自2000年4月至2016年底，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僅占印度吸引外資規模的0.5%；考慮到中國與印度兩國龐大的經濟體量及中印之間較大的貿易規模，中國對印度的投資規模顯著偏小，未來增長空間可期。

目前，中國在印度成規模的投資項目數量不多，主要集中在機械、電信、家電、電力設備、汽車等領域。其中三一重工、柳工機械、華為、中興通訊、海爾、日立電器、特變電工、比亞迪等集團對印度的投資項目規模較大。另外，2016年華為、隧道股份、中國水電等企業還承建了印度的大型工程項目；中國近年還在印度開建了兩個產業園區——特變電工集團開展的古吉拉特邦電力產業園與北汽福田牽頭開展的馬哈拉施特拉邦汽車產業園，萬達、華夏幸福及中微小等集團均有意向在印度投資建設產業園區。

四、 市場潛力地理優勢凸顯，產業前景助推中企投資

盡管2016年來印度接受中方的投資流量下滑明顯且存量有限，但考慮到雙邊關系在武漢“習莫會”後有好轉跡象，加上印度的經濟規模、增長前景、市場潛力及優越的地理條件，印度承接中國產業投資的前景可期。

4.1印度市場規模與潛力吸引中國產業進入

印度是全球第七大經濟體，而且近三年經濟增速領先全球主要經濟體，具有可觀的經濟規模及增速。同時，印度還具有全球第二的人口數量，與中國的人數差距逐年遞減，且年輕化程度較高。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最新發布的《世界人口展望》報告，2024年印度人口規模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另外，近年來印度的人均GDP增速也很可觀。無論從經濟體量還是人口規模看，印度的市場規模及潛力均可對中國產業形成強大的吸引力。結合中印龐大的雙邊貿易規模以及目前中國對印投資額較低的現狀，印度市場將持續構成對中國企業的吸引。

4.2印度地理條件優越，成承接產業理想地點

吸引中國產業資本投資的除了印度的市場規模與潛力外，優越的地理條件也使得印度成為承接中國產業的理想地點。

中國經歷多年的經濟發展後積累了較多資本，2015年中國也成為了資本凈輸出國。產業資本對外投資除了要關註當地市場之外，還要將地理位置與交通條件作為重要考量標準。印度地處南亞中心，且與南亞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接壤，與斯里蘭卡、馬爾代夫隔海相望，另外，中東與東非距離印度較近，東南亞的緬甸、泰國、印尼也與印度有海上交通的便利性。可以說在印度投資建廠可基本覆蓋整個南亞市場，還能輻射到中東、東非及部分東南亞地區。另外，印度較平緩的地勢與東、西、南部漫長的海岸線將給在印企業對外貿易提供交通便利。

考慮到目前中國企業布局全球的動力逐年遞增，而地理位置對中國與中東、東非、南亞及東南亞西部等地區的經貿合作有一定的限制，投資印度以獲得對上述區域市場的輻射或提升中國企業向印度投資的動力。

4.3印度勞動力成本較低，部分領域存投資良機

印度人口稠密，勞動力供給充足，與中國相比有明顯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中國產業工人平均薪酬超過印度的5倍，大學生起薪中國是印度的接近5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是吸引中國產業投資印度的一大因子。

印度制造業發展相對落後，莫迪“印度制造”計劃的落地需要依賴基礎設施的建設。盡管印度基建規模較大，但公路、鐵路交通管理相對混亂，設備也亟待更新；電力、通信服務仍有一定提升空間。中國在基建積累的優勢可以有所發揮。考慮到印度目前公路運營效率低下主要受習俗影響，且短期難以改變，加上公路對征地的需求較高，印度征地周期長且具有較高不確定性，所以路橋投資目前尚不適合中國企業。鐵路尚未對外資完全開放，故投資需等待取消或放寬外資限制的政策出臺。目前值得投資的細分領域主要集中在電力與通信行業。

印度的能源供應以火電為主，占比可達68.3%，可再生能源占比為29.9%，而核電僅占1.8%的比重。印度的電力供應主要以火電為主，這與中國相似。再結合印度的資源稟賦、較為平緩的地形條件和低廉的上網電價，中短期中國企業參與印度的發電領域的空間並不大。但輸變電領域卻是中國企業可以參與的。上網電價低、電網輸送損耗大是印度電力行業的弱點，中國企業的輸變電技術正好可以幫助印度提升電網輸送效率。印度目前存在較大的供電缺口，尤其是南部與東北部的電力缺口分別達到22.2%與12.9%，極大限制了當地制造業的發展；加上供電不穩定，外資投資印度一般都自備發電設備。考慮到印度市場的龐大規模與投資印度的外資存量與未來的增量，中國的輸變電企業在印度有著很大的投資發展空間。

印度擁有全球第二大的電信網絡，電話普及率超過80%，移動用戶總數近10億，占電話用戶比重接近98%，基於其龐大的人口基數與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印度通信產業發展迅速。不僅給通信設備公司提供了發展良機，伴隨該市場而興起的4G及移動互聯網服務也有著較大的發展空間。考慮到印度龐大的通信市場及與中國類似的城鄉市場二元分化特點，中國的通信設備企業及移動互聯網公司在印度投資發展的機會不可小覷。

基建領域除了輸變電、通信設備及互聯網外，路橋、鐵路、發電等領域的工程承包也將是中國企業可以爭取的機會。由此派生出的機械與建材領域也將誕生較多的投資良機。

除了基建領域之外，部分制造業也存在不錯的投資機遇。制造業的機會主要集中在汽車與家電制造領域，這得益於印度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分化的需求結構。考慮到汽車與家電的上遊產業繁多，玻璃、鋼鐵、有色金屬壓延制造、機械設備、橡膠制品等行業也會誕生適合中企投資的機會。另外，印度的生物醫藥領域也有較大的投資價值，鑒於其擁有比較先進的生物醫藥技術，該領域的投資合作或將幫助中國企業獲得一定的研發能力進而取得技術進步。

服務業的投資機會則主要分布於金融與IT領域。金融領域的機會主要體現在對印度產業的投資上，作為體量龐大、增長顯著的經濟體，印度可供基金投資的機會可能並不亞於上世紀90年代的中國。另外，考慮到印度龐大的人口及廣大的制造業發展空間，保險業務在印度也將有較好的投資機會。IT領域的投資則主要受益於印度自身豐富的軟件人才，通信與互聯網的快速發展也給中企投資印度IT產業帶來了吸引力。

五、 中印投資合作或將“三步走”，廣闊前景下仍需克服挑戰

我們對中國投資印度的順序劃分為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務業&高端制造的 “三步走”。雖然中國投資印度的前景廣闊，但在投資合作的過程中仍需克服部分挑戰，一些不確定因素也會對投資合作造成幹擾。

5.1印度承接中國產業或將經歷“三步走”

由於中國近年來勞動力與土地等價格上漲擡升了企業成本，部分勞動密集型產業有走向海外的需求。盡管印度勞動力成本較低，但考慮到印度營商環境仍需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目前仍偏向選擇東盟國家而非印度。

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將從基礎設施建設與工程承包等領域入手，一方面是上述項目大多處於印度政府亟待發展的領域，且與印度政府合作具有較高的可信賴程度，還能利用較為廉價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基建與工程項目較一般制造業而言對營商環境（包括交通、勞工制度等）的要求偏低，在印度目前的環境下可操作性更強。

印度政府正在改善營商環境上加大努力，從基建與制度上完善制造業發展的基礎。可以期待未來印度的經營環境將出現顯著改善。屆時印度市場的吸引力將充分顯現，中國制造業將增大對印度的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將受到廉價勞動力的吸引而搬遷印度。

在印度基建設施與征地、勞工、稅收等制度不斷完善的背景下，中國對印度的一般制造業投資將迅速跟上，醫藥、通信、IT等產業投資也會有所跟進，服務業的投資將迎來井噴。服務業不僅會受到印度營商環境改善後龐大市場的吸引，還將給予對印投資的中國產業及其他相關產業以配套的服務。

綜合來看，印度市場雖然龐大且具有長期持續的增長前景，但基礎設施的相對落後與歷史、宗教、民族等諸多因素影響下的征地、勞工、稅收等制度的混亂共同作用，導致了目前印度營商環境不佳，給大多制造業與服務業的進入與適應帶來了較大的困難。鑒於“印度制造”與“數字印度”戰略的實施，印度政府正在加快節奏改善營商環境。通過對各產業對營商環境的要求差異及產業發展規律的研究，中國產業在印度經營環境改善的過程中將按照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務業&高端制造的順序逐步增加對印度的投資。

具體來說，首批入駐印度的將主要是路橋、鐵路、發電等領域的工程承包及輸變電、通信、互聯網、工程機械、普通建材等產業投資項目，目前上述大多領域已有少數中國企業涉足。待印度的供電、交通、通信等基建條件好轉及相關制度有所完善之後，第二批進入印度的將是包含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內的一般制造業，主要是鋼鐵、有色、家電、化工、輕工、紡服、汽車、機械設備、電子等產業，目前汽車、家電等領域已有一兩家中國企業投資。在印度制造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中國的服務業與部分發展較為成熟的技術密集型產業將陸續進入印度，通過投資來分享其高速發展的紅利，我們認為服務業投資的重點將集中於金融、房地產、商貿零售等領域，技術密集型產業會以生物醫藥、IT、高端制造業為主。

5.2印度承接中國產業仍面臨挑戰與不確定性

在印度承接中國產業的廣闊前景之下，中國產業進入印度仍面臨著潛在的改革不達預期與地緣政治等風險的挑戰。

5.2.1 社會生態特殊而堅固，印度改革或不達預期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印度營商環境在全球190個經濟體中位列第130位，盡管印度當局正在努力改善這一點，但短期進展緩慢。印度不良的營商環境主要是指較差的基礎設施及征地、稅收、勞工等制度過於複雜混亂，也包含當地習俗帶來的交通擁堵與工作效率低下等問題。

印度的征地困難已廣為人知，在絕對的民主與土地私有制度下，並未經歷“圈地運動”的印度農民所有的地塊往往狹小而錯亂，一個征地項目需要若幹所有者共同投票表決，80%的通過率與繁瑣的流程是制約征地便捷性的桎梏。

稅收制度在2017年7月開始實施的GST（商品和服務稅）改革後雖有所簡化，但仍稱得上複雜冗繁，中央與邦政府在利益上的博弈導致印度的GST執行被劃分為中央GST、邦GST、中央直轄區GST與綜合GST的“雙軌制”GST，且稅率檔次過多、稅收申報複雜不僅導致了偷稅漏稅的頻繁，還增加了稅收的不公平性，增值稅中性遭到嚴重破壞。

印度的勞工制度主要由《勞資糾紛法案》、《工廠法》、《雇傭法》等二十多項法律及各邦的地方法規共同組成。冗雜的法律導致印度的勞工制度異常複雜，在招工、裁員等事項上企業往往要進行複雜的申報流程，甚至裁員還需要向政府報批。加上印度民族與宗教的多樣化及部分習俗會帶來曠工等影響企業效率的行為，印度複雜的勞工制度嚴重制約了企業的運作效率。

基建落後主要與征地困難有較大的關聯性，交通效率與工作效率的低下則與當地的民俗有關。印度的宗教習俗決定了人對牛有著無比崇拜，牛不僅可以在馬路上自由行走，車輛還需遇牛讓行；牛還可以隨意吃市場上的食品，牛車在印度幾乎隨處可見，印度的交通效率受到了顯著影響。多樣化的宗教習俗還要求印度人在特定的時點參加集會或者行禮拜，不同宗教不同民族的要求各異，嚴重影響了工作效率。另外，不定期的罷工也會明顯影響工作及交通效率。

盡管印度當局在莫迪上臺之後已開展各項改革，但考慮到上述問題多是漫長的歷史與宗教發展造就的特殊社會生態的產物，根深蒂固。改革短期獲得明顯進展的難度較大，所以不能排除印度改革可能會不達預期的風險。

5.2.2 中印歷史遺留問題可能產生幹擾，貿易保護與地緣政治或造不良影響

在當前中美博弈升級、地緣危機頻發的背景下，兩國關系有可能會受到幹擾。

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與貿易自由化受到挑戰的環境下，貿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若印度對中國的部分產業實行貿易制裁，也將顯著影響中國對印度的投資進展及雙邊的經貿合作。另外，印度曾經受到多種文明影響，文化多源的同時民族林立且宗教派系夾雜其間，導致印度一直難以完全擺脫民粹主義與極端事件的侵擾。這些也將對中印經貿合作帶來潛在風險。

六、 系列總結：交叉對應投資東盟，印度適合分步排序

考慮到我們“海上絲綢之路”系列報告間隔周期較長，故特在此添加一段總結回顧，以對比中國投資東盟與印度的驅動因子異同與各自承接中國產業的方式。

6.1東盟印度市場規模龐大且前景可期，梯度特征與統一規劃為各自優勢

東盟與印度同作為全球主要的新興經濟體，其經濟體量相當，且具有較高的經濟增速。東盟的高速發展主要得益於各成員國經濟一體化進程與對外合作的雙引擎驅動，而印度的快速發展則受益於經濟自由化改革釋放的紅利。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東盟是由十個發展階段不一資源稟賦各異的成員國組成，梯度差異明顯是東盟的顯著特征；而印度作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龐大的人口、遼闊的疆域與優越的地理條件是其主要標誌。

東盟各國及印度均毗鄰中國，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也屬於中國產業“走出去”的主要目的地。就目前投資規模看，中國投資印度的存量遠低於中國對東盟的投資，甚至不及2016年單年中國投資新加坡一國的流量，這跟東盟的梯度優勢及良好的營商環境有關，也受到中國-東盟經貿合作開啟較早的影響。

東盟作為由十個成員國構成的經濟共同體，與印度作為一個統一的大國之間有著根本區別，加上兩者擁有迥異的資源稟賦、產業架構、地緣優勢，東盟與印度吸引中國產業投資的驅動因子也有所不同。東盟吸引中國產業投資的驅動因子主要有以下四點：①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廣大的發展潛力；②廉價的勞動力與土地成本；③發展的梯度優勢及資源、產業分布的不均衡形成的投資多樣化機遇；④與大多發達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的較低關稅稅率。而印度吸引中國投資的因素主要是：①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廣大的發展潛力；②可覆蓋南亞、中東、東非等多個地區的優越地理條件；③廉價的勞動力成本；④統一的產業規劃及長期具有確定性的產業前景。

綜合而言，東盟與印度同樣具有龐大的市場規模與廣大的發展潛力，且兩者勞動力價格對中國的產業投資均構成吸引力。但印度的征地困難使得中國企業在印度拿地的周期更長，且具相當不確定性，從而導致印度在土地獲得成本上難以與東盟比肩。印度吸引中國投資的獨特優勢一是在於其優越的地理條件可以覆蓋南亞、中東、東非及東南亞西部；二是其具有統一的產業規劃，部分領域的投資前景具有確定性。而東盟的獨特性在於其具有的梯度優勢，資源、產業分布的不均衡給中國產業“走出去”創造了多樣化的機遇；另外，東盟具有歐美日澳等發達經濟體及東盟、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的關稅優勢，將促使以出口和對外投資為主的中國產業加大布局力度。

6.2兩者承接中國產業方式相異，東盟交叉對應印度分步排序

根據上節6.1所述，東盟及印度在組成結構、增長驅動、主要標誌、對華經貿合作現狀、營商環境、資源稟賦、產業架構、地緣優勢及吸引中國產業投資的驅動因子上均有顯著不同，決定了兩者承接中國產業的路徑與方式存在差異性。經過研究，我們認為中國產業對東盟的投資是交叉對應式的，需要綜合分析各國發展現狀及前景、地緣優勢、資源稟賦、產業結構、成本水平、相關制度等多方面因素來選擇投資目標國。而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將是分步排序式的，也就是文中所說的基建工程-一般制造-服務業&高端制造“三步走”，具體產業何時進行投資主要取決於印度自身營商環境的優化進度。

總結而言，東盟與印度吸引中國投資的驅動因素的差別與發展現狀的不同決定了兩者承接中國產業路線的相異性。就東盟而言，其成員國明顯的梯度優勢使得中國大多數行業均能在某國或某幾國找到相應的投資機會，是交叉對應式的。而印度改革的漸進性決定了中國的投資將是分步排序式的。

另外，東盟與印度的投資對中國企業來說均存在不確定性的挑戰，但兩者的不確定性有所區別。

東盟的不確定性主要有兩點：①東盟一體化目前較歐盟尚顯不足，各國貨幣體系與金融市場仍相對獨立，給中國產業進入造成了一定的困難。政體上的差異帶來的不確定性與保護本土產業而設置的壁壘也會是潛在的政策風險。②在當前全球貿易保護傾向加強、民粹主義與恐怖主義有蔓延趨勢的背景下，東盟的穩定性與行動一致性存在受到挑戰的可能性，中國產業或面臨此類風險。另外，南海爭端近期雖有所緩和，但仍可能是激發東盟部分國家民粹主義的潛在風險點。

印度的潛在風險則是：①漫長的歷史與宗教發展造就的特殊社會生態根深蒂固，改革短期獲得明顯進展的難度較大，不能排除印度改革不達預期的可能性，這將影響進入產業的營商環境。②中印之間尚有歷史遺留問題存在，雙邊關系的穩定性仍可能受到幹擾，投資印度的中國產業或面臨相關潛在風險。(張明系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經政所研究員)

本文系平安證券宏觀固收團隊關於海上絲綢之路系列研究的第三篇，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張明宏觀金融研究”微信公眾號

教育部提出“三步走”，推動高校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養

教育部近日印發《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提出中國高校要分“三步走”，2030年成為建設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人才高地。

教育部8日在位於杭州的浙江大學召開新聞發布會，解讀《高等學校人工智能創新行動計劃》（以下簡稱“《行動計劃》”）。教育部科學技術司司長雷朝滋說，高校要聚焦並加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基礎研究和核心關鍵技術研究，其重點集中在大數據驅動知識學習、跨媒體協同處理、人機協同增強智能、群體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統等方向。

雷朝滋說，根據《行動計劃》，高校人工智能發展將分“三步走”：一是到2020年，基本完成適應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高校科技創新體系和學科體系的優化布局；二是到2025年，高校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能力和人才培養質量顯著提升，取得一批具有國際重要影響的原創成果，有效支撐我國產業升級、經濟轉型和智能社會建設；三是到2030年，高校成為建設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的核心力量和引領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人才高地，為我國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提供科技支撐和人才保障。

《行動計劃》同時提出“實施‘人工智能+’行動”，支持高校在智能教育、智能制造、智能醫療、智能城市、智能農業、智能金融、智能司法和國防安全等領域開展技術轉移和成果轉化，特別要推動智能教育發展。

“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的戰略性技術，一定要切實認識和把握人工智能發展的新機遇。”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原常務副院長潘雲鶴說，教育部和工程院即將開展智能教育領域的咨詢項目，對未來教育範式變革提供咨詢建議。基於大數據智能的個性化教育、跨媒體學習、終身學習等，將推動教育目標和理念的改變，乃至整個教育體系的改革創新。

據了解，教育部目前已同意並支持浙江大學建設人工智能協同創新中心，加快建成我國人工智能領域科技創新和人才培養的高地。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說，浙江大學將聚焦機器學習算法、大數據智能、跨媒體感知計算、混合增強智能、人機協同智能等重大科學前沿問題，加速構築人工智能先發優勢，服務國家戰略需求。

據介紹，截至2017年12月，全國共有71所高校圍繞人工智能領域設置了86個二級學科或交叉學科。教育部2018年認定首批612個“新工科”研究與實踐項目，其中布局建設了57個人工智能類項目。

詳解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三步走”方案

2018年6月13日，國務院發布《關於建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制度的通知》（下稱“通知”），這標誌著我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時間節點、步驟進程及最終方案已經水落石出，接下來就是具體實施，付諸行動，這是一件令人振奮的十分重大的民生政策。

2017年10月，十九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重大戰略部署，“盡快”二字表達的是緊迫感、不能拖延，這也是時代使命感，實現它已經水到渠成。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應該成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它也是人民獲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重要組成內容。

從“通知”條款及人社部答記者問的相關內容，我們可以梳理出盡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三步走”的清晰思路及實施步驟：第一步，從2018年7月1日開始正式實施中央調劑制度；第二步，截止到2020年底，全面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省級統籌，也就是實現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收統支，結束地（市）或縣（市）統收統支的歷史；第三步，從2021年開始，正式實現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這應該是最後的“臨門一腳”。

實現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三步走”細節解讀：

一、中央調劑基金的上解與下撥。

（1）中央調劑基金的上解：某省份上解額=（某省份職工平均工資×90%）×某省份在職應參保人數×上解比例。

這一上解公式具有雙重含義，它既考慮了全國各省工資水平的差異，同時也考慮了應保人數（而不是實際參保人數），這有利於督促或倒逼地方政府在養老保險擴面及保費征繳上加大工作力度，真正落實應保盡保、全民參保的計劃。實際效果將是工資水平高的省份、應保人數多的省份，上繳總額就會大；相反，工資水平低的省份、應保人數少的省份，上繳總額就會小。

（2）中央調劑基金的下撥：某省份下撥額=某省離退休人數×全國統一計算人均撥付額。

很顯然，中央調劑基金撥付並非只是養老金存在收支缺口的省份獨享，而是一種“普惠式”撥付，全國各省均可同時享受中央調劑基金按各省離退休人頭及全國統一計算的人均標準進行全面撥付，實際效果將是離退休人數多的省份得到的撥付資金也多；相反，離退休人數少的省份得到的撥付資金就少。

由此可見，中央調劑基金的上解與下撥是一種折衷式“調劑”，它既不是單純地對養老負擔相對較輕省份的“剝奪”，也不是單純地對養老負擔相對重省份的“救濟”，這種在全國各省之間的有限調劑是阻力最小的，也是矛盾最小的，而且更易於實施執行。

二、從名義省級統籌到實際省級統籌。

事實上，原先人們一般所稱的“我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已經實現了省級統籌”，這只是“名義上的省級統籌”，它是指各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已經建立了省級調劑制度，而且在全省範圍內實現了繳費標準、待遇水平、基金管理、經辦模式、信息系統、機構管理“六統一”，僅此而已。

實際上，對於大多數省份來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仍然停留在地級市或縣（市）一級統收統支，大多數省份仍未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全省統收統支”，在全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單位多達2000多個。這樣的省級統籌只是名義上的，它根本無法與全國統籌實現轉換對接。

因此，名義上的省級統籌必須盡快過渡到真正意義上的“全省統收統支”，這一個過渡期將決定了中央調劑制度的存在價值及存在時間。只有當全國各省完全實現“省級統收統支”之後，我們才能正式過渡到全國統籌，並同時關閉中央調劑制度。

從2017年7月1日開始，廣東省正式啟動並實施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省統收統支”，這將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省級統籌”的模版，我們希望其他省份盡快跟進，確保在2020年底前，全面實現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省級統收統支”，這是十分重要而關鍵的一步。

按道理講，基金結余超過3000億元的浙江省和江蘇省，應該是最有條件盡快實現全省統收統支的，這類省份應該走在前列，作出表率。當然，無論窮富，也不管養老金收支狀況如何，全國各省都應該無條件地在2020年底前全面實現全省統收統支，這是不容商量的，我們必須確保全國統籌的按期順利推進。

三、過渡期將統一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

通知明確指出：在2020底前的過渡期，國家將重新統一制定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政策，逐步統一繳費比例、繳費基數核定辦法、待遇計發和調整辦法等，最終實現養老保險各項政策全國統一。這也是實現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的重要前提。

盡管在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一推行初期，國務院制定了雇主與雇員的基準繳費費率，但它允許各級省人民政府根據本省情況做出相應調整，但時至今日，各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繳費標準發生了很大變化，並形成了較大的地區差異。

總體來看，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個人繳費費率固定為8%，全國各省標準完全一樣，但企業繳費費率卻千差萬別，企業負擔相差懸殊，其中，企業繳費費率最低的省份是浙江省和廣東省，這兩省企業繳費費率均為14%，而上海市則是全國最高的，企業繳費費率為20%，其他省份則大多為19%，山東省則為18%。不同省份不同的企業繳費費率，這是否會導致一些企業尋求制度套利，但至少有一點不容忽視：這對高繳費率地區的企業來說，是極不公平的。更糟糕的是，企業低繳費的省份，社會統籌基金的滾存與結余就會存在明顯的流失，這對將來全國統籌對接是十分不利的。

以廣東省為例，廣東省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結余全國最多，高達7000多億元，這不是廣東省政府的功勞，也不是廣東省財政的功勞，而是全國參保人的奉獻，廣東省應保盡保、應繳盡繳的全部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都應該屬於全體參保人，而不應該成為廣東省用來吸引企業或招商引資的激勵工具。直白一點講，廣東省應該按照國務院統一規定的企業繳費標準執行，即便廣東省的養老基金結余再多也是全體參保人的，最終所有權歸屬全體參保人，最終管理權屬於國家，如果廣東省私自將企業應繳的19%或20%的繳費率一下子調低於14%，這實際上是變相的減少了基金繳費和積累，轉而變成了廣東省企業激勵政策。這對其他仍按19%或20%繳費的省份及企業都是不公平的，因此，應該盡快統一全國企業繳費標準，這一管理權限應獨屬中央政府。

四、過渡期中央救濟與中央調劑同時存在。

通知明確指出：現行中央財政補助政策和補助方式保持不變。中央政府在下達中央財政補助資金和撥付中央調劑基金後，各省份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由地方政府承擔。省級政府要切實承擔確保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和彌補養老保險基金缺口的主體責任。

對於像黑龍江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結余已經“穿底”的省份，以及出現年度收支缺口的省份，中央財政補助政策仍將提供中央轉移支付，以緩解這些省份的支付壓力。

當然，中央調劑基金也會發揮重要的再分配作用，在全國範圍內、在一定限度內實施“余缺調劑”功能，在過渡期內這一作用也不可小視。

不過，盡管如此，地方政府仍必須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平衡承擔主體責任，直白一點講，中央轉移支付及中央調劑基金也只能在有限範圍內進行資助，在全國統籌尚未實現之前，對於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地方政府仍負有托底責任。

只有真正實現了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由中央政府統收統支，到那時，地方政府才能不再承擔或插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財務收支，由中央政府直接負責征繳參保人繳費，同時，由中央政府統一負責發放全體退休人員的退休金。到那時，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就只有一個統籌單位，那就是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全國統籌將能更好地發揮全國統收統支的規模效應，並能有效保障基金支付能力的可持續，民生福利將會更公平，人民將會更幸福。（董登新系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

第一財經獲授權轉載自“養老與金融”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