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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字當頭：一道板斧 利世民

2010-6-3  AD

小泉之後4個日 本首相，由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到鳩山由紀夫，每個都只做得一年左右。畢竟，經濟不好，政治上也自然多變動。 剛巧在星期一，世民跟 一班美國來的大學生討論時事，我說：「今天的世界，情況就似90年代的日本。只不過是規模上，全球泡沫更大，爆破影響到的人更多，結果更不可預測。」 席 間，有一位看來廿歲出頭的日籍學生挑戰說：「你說日本經濟有問題嗎？我可不覺得。我們仍然好好的啊！要是全世界都可像日本般，那已經不錯。」 二 十多年前，大家都以為世界的中心快要搬到亞洲，不，東京才是世界的中心呢！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指數以38916點收市。當時，中國改革開放前景 模糊，冷戰末期的歐洲，尚在等待「蘇東波」（蘇聯、東歐的第三波民主化）正式展開序幕。美國的環境確是比較好，但大病初癒，形勢始終不及當頭起的日本。 人 為拉低利率難令社會復活 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對應「炒風」，緊縮土地融資，日本的銀行也收緊有關借貸，令地產相關資產價格暴跌，銀行紛紛 資不抵債，由此開始了不斷以寬鬆貨幣政策為銀行續命的做法。 91年7月，日本銀行貼現率是5.5%，到了93年9月已降到1.75%，可是 減息能讓銀行苟延，卻救不了經濟。92年中，日經已蒸發了六成多賬面值。之後18年，都未曾回到那歷史高位的一半。 就在90年代 ，日本一向佔優勢的產業，幾乎統統被鄰近的南韓和台灣取代了，曾經稱雄的汽車業也全球化了。千禧年前後，新產業抬頭，手機、電腦和網絡，日本才忽然發覺自 己和世界脫了軌。 日本的故事教訓我們，人為地將利率拉低和由政府帶頭開銷，只會令一個健康的經濟變成泡沫，卻不可令瀕死的社會復活。美國和 歐洲泡沫相繼爆破，中國大陸的經濟和社會，也處處亮了紅燈，可是從過去兩年多，卻見各國政府只有同樣的一道板斧。你說，可怕不可怕？ 利世民

廣州海心沙：一道待解的題

http://www.infzm.com/content/78401

一座珠江上的小島，因為有大型賽事留下的場館，面臨著處置難題。此外，由於身處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它從規劃中的綠地公園，變成一塊商業用地。

一個月前，在「海心沙場館賽後運營新對策座談會」上，廣州新中軸建設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透露，海心沙西區將建設成觀光休閒酒店，中區計劃舉辦常態演出，東區將集中招商，建成集文化、娛樂、購物於一體的商業區域。

這意味著原本被規劃為市民公園的海心沙，將演變為一塊商業用地。

海心沙是流經廣州市區的珠江之上的一座小島，位處廣州CBD珠江新城。過去二十多年間，它一直大隱隱於市，掩映在廣州市繁華地段的兩座大橋之間，用作廣州軍區的一處倉庫和宿舍。直到2010年11月，廣州亞運會開幕式在此召開，海心沙才一夕成名。

但難題隨之而來。大型賽事後的場館處置是個世界性課題，海心沙是其中最新的一例，並且至今尚在探索合適的處理方式。

亞運閉幕後沒幾天，在討論「後亞運廣州」的珠江博士論壇上，高級規劃師李少云的一句「看台應該拆除還是保留，尚未確定」引發輿論關注。廣州市民這時才知道，原來海心沙一直是作為綠地來規劃的，亞運用地是臨時的，看台也只是個臨時建築。

在珠江新城曾經的規劃設計者也站出來說話後，爭議達到了高潮。2011年7月15日，中山大學教授袁奇峰在微博上指出，耗資4億元修建的海心沙看台 有可能成為「廣州最顯著的違章建築」，並質疑政府「修建時用力過猛，是否就打算過時不拆了？」袁奇峰曾任廣州城市勘測規劃設計院副總規劃師，主持珠江新城 規劃。

不過，當月底，由廣州市規劃委員會的參會委員一致投票通過，海心沙看台「轉正」。主持會議的副市長承諾：先做保留，將來改造時建築總量不增加，改造方案也要吸取專家意見，爭取再上規委會。

此後，規委會沒有再做討論。但海心沙接下來一年的走向，卻一步步地遠離公共性、邁向商業化——開發者廣州城投先是在2011年8月份將看台下面的空間租了出去，2012年6月份更是進一步向公眾暢想了看台之外的餐廳、會所和遊艇碼頭的規劃。

不過，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發現，直至今日，海心沙仍然是一塊尚未出讓的寶地，產權歸屬於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而從廣州市政務中心查詢到的2012版海心沙規劃圖，依然保留著袁奇峰當年規劃時的模樣——中間一塊廣場，東西兩塊綠地。

「臨時建築」由來

2012年7月5日，海心沙看台底部的南側，幾名工人正忙著裝修兩間房子，房外豎著一塊寫著「海心晟薈」的牌子。「這是將來用作招商中心的。」一名工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正在裝修招商中的「海心晟薈投資公司」，是在亞運看台轉為永久建築兩個月後，由一家國企「廣晟酒店集團」和一家民企「金鵝集團」共同注資成立的。海心晟薈投資公司一成立便接手了母公司「廣晟」剛剛租下來的12.4萬平米海心沙物業。

廣晟是從「新中軸建設公司」手中拿到這些物業的，後者是海心沙亞運公園的開發者和經營者。南方週末記者翻查海心沙歷年規劃圖時看到，早在2006 年，登記的土地使用方就已經是新中軸建設公司了，只不過後面多標註了一個「選」字。廣州政務中心的工作人員解釋說，這說明當時還只是選地，尚未批覆。

新中軸建設公司是一家隸屬於廣州市地方融資平台「廣州城投」的國有企業，成立於2006年3月。那一年，也是廣州市政府從軍方手中收回海心沙島、著手拆遷之時。

1993年，廣州珠江新城開發建設正式啟動。此時，在最初版本的「珠江新城控制性規劃條件」中，海心沙島已經是一整片綠。2003年，袁奇峰主持的珠江新城規劃中，修改了一些地塊規劃，但規劃圖顯示，海心沙島仍然是個公園的樣子，只不過在島中間做了一個廣場。

此時，更準確說是在1975-2006年間，海心沙島一直屬於軍區用地，直到此後交由廣州政府進行開發。在更早（1975年）之前，這片土地屬於廣州市獵德村所有。

政府的拆遷工作有些漫長。一位在島上住了二十多年的軍人家屬回憶說，直到2009年，她和她的鄰居們才陸續搬走。歸屬軍方的近30年間，除了軍人及其家屬，這座小島的東側還先後住過軍隊的被服廠、修理所、軍企合營的海豐鞋業的工人們，西側一直是廠房和倉庫。

直到2008年底廣東省委「在珠江上辦開幕式」的創意，才加速了海心沙「原住民」的搬遷。離開之際，這位家屬留意到，西側的倉庫已經快要拆完了。

時間緊、沒先例、難保密，這些一度讓開幕式總導演陳維亞無比撓頭的因素，也成為廣州市規劃局先以臨時建築的形式做出規劃行政許可的理由。質疑聲一度 高漲的2011年7月，廣州市規劃局副局長葉浩軍曾解釋說，是因為時間緊來不及考慮賽後永久利用功能，也是因為保密需要，才批了臨建。

看台和賽事場館並非不能做臨時建築。即將亮相的倫敦奧運會主場館「倫敦碗」，就有不少「臨時」性，可容納8萬人的倫敦碗其實只有2.5萬個固定座位，剩下的是用可拆卸的輕質鐵架組裝而成。奧運會後，倫敦碗上面的四層將被拆除，成為一個小型足球場。

不過，4億元的造價、鋼結構的主體，袁奇峰說他一看就知道，建設方打一開始就是奔著永久建築去的，沒想過拆的事。所以亞運會閉幕半年後，距離一般意義上兩年的臨建期限尚有時日，他就開始了炮轟，「如果批了是臨時建築，最後都變成了永久建築，規劃的嚴肅性何在？」

事實上，規劃局也沒給海心沙看台的「臨時」身份設置時限，「因為考慮其賽後經適當改造還要保留使用。」2011年7月葉浩軍在回應質疑時強調，廣州也從未法定過臨建期限，並且可以延期。

這種狀況在廣州其實已有先例：廣州城裡非常知名的「宏城廣場」，從1997年建成到2009拆遷，一直是臨建，從未有轉正。而建設方，正是廣州城投的前身廣州城建。

規劃至今尚未調整

在海心沙看台去留問題上，廣州曾經發起過一次大討論，贊成留的市民其實相對更多，因為「拆了可惜，只要不再收費就好了」。

「海心沙公園還沒有建設，在規劃控制的公園用地上修建臨時建築確實不需要修改規劃。但是臨時建築如果要想轉成永久建築，就得按程序修改規劃。」袁奇峰說。

2011年7月27日，廣州規劃局依例召開了規劃委員會，討論表決海心沙看台去留等一系列重要規劃問題。規劃委員會制度是五年前由廣東省首創的，由專家委員來決定重大規劃的審批和修改。

這是一次存在分歧但最終全票通過的表決。當時在表決現場隔壁房間觀看實時錄像的一名記者回憶說，包括中國工程院院士何鏡堂在內的多名建築規劃專家一 方面認為，看台已成既定事實，況且也是亞運遺產，全拆了太可惜，希望拆除損害城市景觀的部分；一方面也建議在有具體改造措施之前，暫緩表決。但在一番溝通 之後，19人全票通過。

在這次規委會審議會上，有關方面還提交了一份《廣州市新中軸線北段控制性詳細規劃》。照這份規划來看，海心沙島將會從單純的綠地變成兼容體育、文化娛樂和商業設施的地塊。

除去看台部分，小島東側也在原本的綠地之上標出了十個左右的商業或文化娛樂小地塊。這些小地塊對應的是按照2003年珠江新城規劃中本應拆除卻尚未拆除的軍隊宿舍，也是副市長在「保留現有建築」的承諾中所指的「現有建築」。

這是自1993年海心沙首次被規劃成綠地、2003年袁奇峰主導的《珠江新城規劃》予以明確以來，第一次有單位提出調整海心沙島的規劃。

南方週末記者翻查到了這份「批前公示」，但始終沒有看到「批後公示」。根據住建部和廣東省的一系列法規，對於重要的控制性規劃調整，既需要批前向市 民公示一段時間，也需要批後公示。2012年7月9日，南方週末記者在廣州市政務中心查詢的海心沙2012版規劃也顯示，一切尚未調整。

17萬平方米，價值88億

對於城市規划來說，綠地是不是越多越好？「顯然不是，」棕櫚建築規劃設計院院長王曉川肯定地說，「任何一次城市規劃的調整，肯定都是政府、開發者、公眾博弈的結果。當然，如果博弈找不到平衡點，也有基本標準和原則可循。」

南方週末記者找到1993年頒佈的《城市綠化規劃建設指標》，對應查詢到廣州這一級別的城市：其總體綠地率到2000年應該不少於25%；如果是在建築密度較高的市中心，也有一個人均指標——人均建築面積超過105平方米的地區，人均綠地不低於8平方米。

2002年，袁奇峰在主持珠江新城規劃時，就是因為考慮到珠江新城建築密度高、人口多，才設計了海心沙、花城廣場、珠江公園三個整塊綠地來平衡。人均公共綠地7.86平方米，只是接近國家標準而已。

「這已經是一個多方博弈的結果了，考慮到國家規範和中心經濟的效益，現在還要再砍掉一整塊綠地。」袁奇峰身為當年項目的負責人，之所以一再強烈反對修改海心沙規劃，是因為不想聽到後來人對他專業性的質疑——「你怎麼做的規劃，連綠化都不夠」。

極端地假設，假如將這塊佔地總面積約17萬平方米的小島全部拿出來招拍掛，廣州的土地市場將會發生什麼？合景泰富首席分析師黎文江覺得，無論是總價 還是樓面單價，都有可能刷新2012年6月18日恆大集團剛剛創下的地王紀錄。「因為同在珠江新城板塊，海心沙卻有著難以複製的江景優勢」。

總面積9570平方米的地塊，恆大花了13.22億元，海心沙的面積是這塊地的17.7倍，即便刨除163%的拍賣溢價率，按照恆大那塊地的底價來計算，海心沙也能賣出88億元。

爭議聲中，海心沙島原本的模樣、島上曾經的建設生活者們，恐怕都很難再被人想起。

三十多年前，廣州軍區讓出洲頭咀給政府作碼頭，將被服廠搬到海心沙島上之時，這還只是一塊不到6萬平方米的潮汐小島。

如今已九十多歲高齡、最高任至軍區後勤部副參謀長的張萬中主持了當時的圍島填江，花費超過2500萬元，3年時間，將海心沙堆填成了差不多今天的模樣和面積。

那段歷史，當年曾經與父親一道考察過海心沙的廣東粵能集團董事長張寶賢至今記憶猶新，在「海心沙的前世今生」的博客中，張寶賢寫道：「三十五年前， 海心沙只是廣州珠江北河道上一個荒蕪灘地，大潮時全部沒入水中，低潮時，露出水面的也不過是塊不足六萬平方米的孤島。上邊有三幾戶獵德村民，以最原始的方 式養了些鴨子。那時的海心沙，完全是一派自然景象。」

「我贊同搞亞運場館，但你搞完亞運之後應該歸還；即便想保存下來，亞運會都是財政撥款，你卻要收費，我很反感。」海心沙公園收費後，愛好攝影的張寶賢再也沒有去過。

面對很多跟張寶賢想法一樣的市民的質疑，新中軸公司和廣州城投覺得自己有點冤，廣州市政府也在幫他們解釋：海心沙亞運公園並沒有得到財政撥款，全部10億元經費由新中軸公司自己籌集，這也是目前收門票的原因。而如果商業化運作順利，海心沙也就可以不收門票了。

在致力於推動預算公開的民間專家吳君亮看來，這個看似合理的說法，暗藏玄機。

吳君亮指出，在美英等國，公共設施也是通過財政撥款、發債、轉讓經營權、捐助贊助等幾種方式來建設的，所以，有免費的，也有收費的；為賽事而建的場館，也是有的賣了，有的還在收門票。「但是，涉及收費的，都是按照招投標的方式來讓渡經營權，之後也是完全市場化經營的。」

作為政府投融資平台的廣州城投，卻直接拿到了公共設施的經營權。「憑什麼由廣州城投建設運營海心沙項目，政府部門沒有公佈；是否為海心沙項目投入過 公共資源，或者提供其他補償來為商業開發墊底，政府也沒有任何說明。」2010年以來，廣州美院教授李公明鍥而不捨地在公共渠道上追問。

2012年7月4日，當南方週末記者前往廣州市土地開發中心，問及是用劃撥還是招拍掛的方式出讓時，土地出讓處的一位人士明確表示：「其實土地所有權還是政府的，土地仍在儲備中心手裡，但是已經給城投用了，讓城投去建設經營亞運看台，所以也沒法出讓了。」

異地高考：另一道鴻溝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04/100479409.html
輿論步步緊逼之下，多省市終於趕在年底前披露了異地高考政策。其中，京廣滬三地因非戶籍人口最多、教育資源最豐富，成為要求放開異地高考的眾矢之的。但其方案仍對「外地人」設置較高門檻，離生活在這些城市的非戶籍常住人口預期還很遙遠。

各地交了什麼答卷

　　近幾年來，北京、廣東等地發起了公民爭取教育平等權的運動。輿論壓力之下，教育部等四個部委在2012年8月31日出台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

　　上述文件明確隨遷子女有權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並將異地高考的門檻制定權交由各省級政府，要求各地2012年內出台異地高考方案。但截至2012年12月31日，僅有15個省市公佈了方案或宣佈了開放異地高考的時間。

　　出台方案的省份可分為流入地和流出地。其中屬於人口淨流出的重慶、湖南、吉林等省市僅要求擁有當地高中學籍的隨遷子女提供其父母的居住、工作證明即可，沒有附加社保等條件；安徽、江西兩省沒有對家長條件提出任何要求；而作為人口淨流入窪地的京廣滬三地則門檻高企。北京「異地高考」2016年以前不開放，即使「五證齊全」且父母有社保的非京籍考生，也只能考中職、高職；有合法工作、居所並且繳納社保的上海居住證持有人子女也只能在上海讀中職，只有達到一定積分的居住證A證持有人子女才可就地中高考；而開放時間定在2016年的廣東也要求提供父母社保。

　　對於上述方案，京滬隨遷子女家長普遍不滿，認為方案是對外地戶籍居民的公然歧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直指「北京交白卷，上海不及格」。但不少京滬本地戶籍居民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照顧到了他們的關切。

　　高考不平等是中國地域不平等矛盾的集中體現。高考等機會的平等本是公民應有權利，但對公平的追求遭遇重重阻力，也說明在中國填平與戶籍捆綁的地域差距必然遭遇艱難博弈。


通往教育公平之路

　　民間要求放開異地高考的強烈呼聲，來自中國將各地教育資源與戶籍捆綁的歧視性制度。隨著人口流動日趨頻繁，隨父母離開戶籍所在地到異地工作而不得不在當地就讀的未成年子女，長期被各地的教育資源排斥在外。不屬於義務教育範疇的高中教育和相應的高考，始終沒有對「外地人」真正打開大門。

　　京廣滬等地對異地高考的消極態度，與各地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有關。北京、上海等直轄市考生數量少，卻擁有數量最多的重點大學，因此高考錄取率遠遠高於其他各省。北京考生進入北京大學的概率是安徽或廣東考生的100倍，上海考生考入復旦大學的比例甚至高達內蒙古考生的288倍。

　　這些省市之所以成為外來人口流入地，也與其就業機會更多、公共服務水平更高密切相關。當地原住民在現行體制下享受巨大既得利益，一旦開放異地高考，不僅本地學生的高考特權受到衝擊，還可能形成窪地效應，吸引更多外地學生湧入。與此有關，廣東、浙江等省在爭取更多的高考招生名額的同時，還提出希望中央政府對流動兒童教育承擔更大財政責任。

　　打破高考錄取的戶籍藩籬，當作為通向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然而，目前各地異地高考政策顯示，錄取機會的均等化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希望，全國各地應按統一標準錄取，在此基礎上可全面開放異地高考。

　　但在北京師範大學學者成剛看來，導致高考機會不公的根源並非錄取標準不一，而是各地公共服務水平巨大差異。他擔心，一旦放開戶籍限制，又將導致目前從錄取率低地區轉向錄取率高地區的「高考移民」，變成從教育水平低的地區流向教育水平高地區的另一種移民，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也必然為最終的責任承擔而相互推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等人則建議，中央政府應承擔責任，推動全國範圍內的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保證不同地域的學生都能接受到高質量的教育，避免學生因城鄉、地域等原因遭到招生考試體制的制度性歧視，惟此才能夠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

　　本刊記者任波對此文亦有貢獻

2013-3-23 關於ROE和PB的一道算術題 Romney 濟南實習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ad4e2650101ixp5.html
 

 晚上吃飯的時候，想到了一道有意思的算術題。寫下來純粹是因為好玩，這種數學上的遊戲，大概只有娛樂價值吧。對於投資本身，意義並不大。大家當做消遣看看吧。

   考慮如下假設，公司無分紅，ROE保持恆定，紅利計入資本公積且用於再投資，無外源融資。那麼在不同的ROE下，淨資產增長相應倍數所需要的時間如下表所示：

   

     借助這張表，我們可以瞭解，在PB如果永久性被腰斬的情況下，那麼投資者回本所需要的時間。（如果PB降低為之前的一半，想要回本只有通過ROE帶來的內生淨資產增長。）

     5%的ROE回本需要14年，10%需要7年，15%需要5年，20%僅僅需要4年，25%需要3年。

     一個ROE為25%的公司，比如某白酒股，假如給定3倍PB，即便估值被腰斬，股價回調到1.5倍的PB，回本也僅需要三年而已。如果繼續持有一年，則四年享有25%的收益，年均6%以上，這個和買債券的收益差不多了。

     而一個ROE為15%的公司，PB如果是2倍，比如某個煤炭公司，如果PB腰斬，則其回本需要5年。多持有一年，則六年享有15%的收益率，則年均收益3%不到，這個就比較慘了。

     一個ROE為20%的公司，PB如果是1.36，比如某銀行股，如果PB從1.36跌倒1，那麼兩年不到就可以回本了。

     當然，以上全部都是數字遊戲，這些數字遊戲對於投資本身是意義不大的。最核心的部分在於對於公司的盈利能力以及發展前景，即對ROE的確定。至於其他，倒並非要緊的事情了。

     突然想起來巴菲特三倍PB買喜詩糖果的事情，喜詩糖果當時的ROE是25%以上，不過僅需要5年時間就可以回本了（淨資產擴張到買入點的3倍）。一個五年就可以收回投資的項目，應該算是一個很好的項目吧。事實上，巴菲特當時的投資回報率也在20%以上，淨利潤進行再投資回報率是20%，即便考慮這個，回本也就是需要5-6年罷了。這個真是一筆划算的投資。

       隨手一寫，純屬娛樂。

     

黃記煌創始人自述：如何靠一道燜菜年入20億?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23/57315.html

導讀：之前i黑馬網曾經報道過一家創新餐飲企業――i黑馬網今天要報道的是另外一家中式餐飲企業黃記煌。它也是04年起步，在短短10年不到的時間里，通過其獨特的菜品體系和加盟體系，完成了200多家直營店和200多家加盟店的布局，整個體系的年收入達20多億元，成為這個細分品類的絕對王者。它怎麽做到的?請看黃記煌創始人黃耕的講述：

我是廚師出身，高中畢業之後就開始做廚師。起初，我在國企里做魯菜和藥膳，89年從國企出來，去南方的個體企業做過，但終究覺得沒有太大出路。91年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小型的炒菜館，從四張桌子開始做起，之後逐漸開始涉足火鍋，慢慢有了一些積累。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對中國餐飲業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與了解，發現了傳統餐飲模式的很多弊病。首先，培養廚師太麻煩了。04年正式做黃記煌之前，我已經開了好幾家別的類型的餐飲店。我發現，當店里廚師水平好的時候，生意就好;有的店廚師手藝不好，生意就不好。這讓我十分的苦惱。培養一個好的廚師十分困難，更要命的是，當你把一個廚師培養出來的時候，極容易流失。培養一個廚師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還有情感，每當流失的時候你就會非常痛苦。傳統中餐最大制約因素是人(廚師)的因素。(i黑馬點評：這和之前i黑馬報道過的新辣道，以及最近流行的黃太吉這幾家標準化程度很高的餐飲企業幾乎如出一轍，他們的核心都在於去廚師化。)第二，我在經營一家有著15年歷史的老店時，發現油煙對(附近)居民影響非常大，居民投訴率很高，(開玩笑說)PM2.5(汙染)中，很大一部分就來自於餐飲。第三，在做火鍋店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多傳統火鍋，為了保證味道的正宗，會把老油回收之後再利用。第四，一般的中餐存在油性過大等問題。認識到這些問題之後，我在想，我父親是一位營養學家，對藥膳很有研究，能否把藥膳和飯館結合起來?(i黑馬點評：結合自身的優勢，這是很多創業能成功地重要因素。i黑馬之前報道的新辣道創始人李劍二次創業之所以選擇做餐飲，也是因為之前做過餐飲，具備自身的一些優勢和可利用的條件。)再加上當時的確想做一個能規模化的東西，而不只是簡單地賺錢。開飯館本身很苦，能不能做一個既能解決上面四個弊端，同時也能讓我輕松點的生意?我從小在家吃一道祖傳下來的禦膳菜。我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道菜不管什麽時候吃，味道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我琢磨，這其實就是一個標準投放量的問題――只要把做這道菜的相關食材配料精確到一定的數值就可以做到。另外，我還發現中國的傳統烹飪工藝中，有一個重要的方式叫“燜”。“燜”一般需要很長的時間。我研究“燜”的時間比較長，然後通過我自己的方法，讓所有的食材基本十分鐘左右可以“燜”熟。奧秘就是不加水燜制(i黑馬註：所謂的食物的成熟過程就是食物的脫水的過程，如果加入水意味著食物成熟過程自然變長)。而不加水燜制除了讓時間變短外，還有其他更重要的作用：但凡做過“燜”菜的人都會發現一個問題：不同的食材一起“燜”，極容易串味。根源在於，不同食材通過鍋里的水氣(也就是所謂的物理導體)，容易混合到一起，味道就不好了。而現在不加水，利用菜自身包含的水分來實現高溫“燜”熟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同時不加水燜制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讓菜品味道變得更好。因為你只有等食物成熟脫了水以後放入調料，才能迅速滲透到原材料內部，不然就只是附在表面。它其實是食物的海綿效果。你要讓一塊海綿吃進其他的水分，一定要先把海綿弄幹。但這中間還有一個問題，不加水燜制，會不會糊掉?我的答案是不會，核心就在於使用低溫烹制法和可控的烹飪溫度。其實食物成熟的過程是一個脫水的過程，(一般的烹制方法中)食物脫完水之後，溫度還是很高，自然會糊。只有當烹飪溫度和時間掌握在一個合理程度，就不會糊。我們在整個操作上分幾個時間段：一開始火力大，隨後逐漸減少火力，整個烹制過程基本上控制在10-12分鐘。一般炒菜的油溫度沸點都很高，在300度以上，而我們的溫度基本控制在100度到120度。為了實現這一點，我專門去找廠家訂制符合我們的要求和標準的電磁爐。當然這道“黃記煌三汁燜鍋”，還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我們的獨特的調料，核心方法在於調味的比例。中國菜的特色是五味調和百菜香，利用調味品不同投放量，掌握投放的技巧，是廚師最高的境界。調和好了味道才好。我們調料也是經過繁複的過程，當時我為了調制出一個獨特的味道，把所有味道反複的組合，才得出一個最好的一個點，而正是這種調配比讓我形成一種獨特的方法。我們這個汁液中的成分其實在所有市面都能見到，只是調味的比例不一樣而已。(i黑馬點評：在舌尖的中國之中，其中有一集就叫做五味的調和，這是中國烹飪學中的精髓)於是，我研究出了“黃記煌三汁燜鍋”。它沒油煙，不用煎炒(油性低)，根本不需要廚師，極其容易複制。我將這道菜研究出來後，開始在我的店里試賣，看顧客的反應。顧客都覺得不錯，我決定單獨靠這道菜來開一家店。老實說，初期，我的合作夥伴們認為，一道菜就想開一家店，有點天方夜談。但我憑著近20年餐飲從業經驗，認為這個事情值得做。我把玉泉路的一家火鍋店改造成了第一家黃記煌。這是我的一次試水，規模只有300平米左右。按照老北京的風格進行了裝修。一開始，大家都會問，黃記煌是什麽?“三汁燜鍋”是什麽?我解釋也沒法解釋，幹脆一個個跟客人說，你先來吃，如果味道好就付錢，如果味道不好，不用付錢。每一桌客人來了，我都會仔細地介紹：這個菜怎麽吃，原理是什麽。最後大家都把飯錢掏了。這道菜的味道和新穎的吃法，口碑很快傳開了。媒體也開始介入報道，人氣一下子就起來了。我趁著這個機會大做加盟，有著以下考慮：1、 我們的產品表面看起來十分好複制，容易被模仿。如果我先從完善基礎設施(比如上ERP系統)開始，用很慢的節奏做，可能很快沒了市場空間。我們要先用加盟的方式，跑馬圈地，把能看到的市場都給占領了。2、做加盟不需要自己培養人才。做直營店需要培養大量人才，過程漫長。開始我們選擇培養投資人而不是職業經理人，到一定階段我們要做直營的時候，再把我培養的投資人變成職業經理人。3、加盟相對容易。我的加盟商都是吃出來的：很多食客吃了“三汁燜鍋”，覺得特別好，考察後覺得還不錯就選擇加盟了。那個時候，一個加盟商也就交三四萬塊加盟費，門檻較低。我們用3-4年時間，很快發展了接近200家加盟店。當然，(現在回頭看)加盟階段有點隨意。但我認為這就像一個人的成長，小學階段難免有點放任。後來我發現，加盟店越開越多之後，有些店偏離了總部的標準化要求。比如，“三汁燜鍋”這道菜對原料有嚴格的要求，有的店因為做這道菜所需要的部分原料漲價了，就會不放某種原料，或者按照自己的思路來做。從09年開始，我對整個公司進行了一系列標準化改造。1、選址和VI統一。加盟店以前在哪里開都可以，統一改為必須開在shopping mall里。街邊店都關了。初期加盟的時候，基本只要掛個“黃記煌”的牌子就可以了，現在要求所有加盟店都更換統一的VI。2、統一管理手冊和加強督察。原來加盟店的管理比較粗獷，以前也有培訓手冊，我們一項一項細化，不斷巡查監督，對於不服從管理的，不再允許加盟。3、統一供應鏈。我們要求加盟商統一使用我們提供的核心調料(不使用就清理出加盟體系)，我們再和上遊供應商簽約，讓它們專門生產符合我們體系要求的東西。(核心配料之外)，加盟店(其他食材的)采購要求也進行細化，比如一條魚切多少片，厚薄是多少，我們都有嚴格的要求。4、建立專門的培訓學校。開設老板班、店經理班、廚師長班等，強化培訓，實現標準化。5、變革管理體制。在總部下設七個區域管理公司，由他們執行總部的命令與管理，進一步強化對加盟店的管理。以上種種調整，最核心的是，確保黃記煌總部的話語權――如果加盟店不按照我們的標準來做，我們有權利收回其加盟權。(當然，嚴格管理之外)我們要要讓加盟商明白，只有當所有的夥伴一起壯大，你自己才能壯大。做完這些調整後，黃記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我們04年還只有一家店，目前黃記煌全國200多家加盟店，200多家直營店，整個黃記煌體系年收入超過20億，其中直營體系收入超過10億。投資人點評：對於黃記煌這家企業，投資人又是如何說呢?i黑馬請來了專業消費品投資機構天圖資本投資經理曾凡華做點評：黃記煌是智慧而富有遠見的。首先，他較早就洞見了中式餐飲的不足，在擺脫廚師依賴、流程標準化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其次，在競爭白熱化的餐飲市場，他獨創出“三汁燜鍋”這種烹飪方式，闖出了一條差異化競爭的道路。在完全競爭、供過於求的行業，“差異化生存”是所有企業“唯一”的生存方式，不是“之一”。最後，他在初創期，樸素的聚焦戰略執行得非常到位――主打三汁燜鍋魚。品項的聚焦，既增加了品牌傳播的便利性，又降低了企業運營管理的難度。燜鍋魚之於黃記煌，類似於炸雞之於肯德基、漢堡之於麥當勞、披薩之於必勝客。不光是餐飲企業，所有消費品牌，要進入消費者心智，都需要思考聚焦的問題。同時，黃記煌也是幸運的。在其利用加盟店搶占市場、大舉擴張的時候，加盟店雖有管理上的偏差與疏忽，但畢竟沒有出現大的失誤，沒有造成大的負面口碑，故其還有機會從2009年開始做出重整，沒有成為“呼啦圈效應”的又一典型失敗案例。連鎖擴張的兩種形態：加盟和直營，本身沒有必然的好或壞，但對不同業態、不同發展階段的企業有不同的適用性。在企業的管理能力、標準化水平沒有達到一定的高度時，大舉擴張加盟店，其實是一個極具風險的行為。每一個直營店或加盟店都是企業品牌的自媒體，一個店出問題，影響不僅僅限於一個店，而是品牌全部。品牌的競爭，是一個長跑，發達國家的強勢消費品品牌都活了幾十到幾百年，才牢牢占據消費者的心智，才有今天的市場地位。我們中國消費品企業雖然這些年大步趕超，成績喜人，但仍然需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地呵護好自己的品牌。只有以這為前提的速度，才是有意義的成長速度;否則只是走向死亡的速度。不管是做消費品企業，還是做消費品企業投資，風物長宜放眼量。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王靜靜 | 編輯：wangjingjing | 責編：韋

一道新菜色　揭牛丼排隊店過勞秘辛

2014-08-18  TCW

週五晚上九點，早已過了晚餐時間，但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的騎樓下，卻仍排著超過二十人的隊伍。 這是日本最大牛丼連鎖業者SUKIYA（すき家）在台灣開出的一號店。七月初開幕，以一碗六十九元的平價牛丼為號召，較對手吉野家便宜近三成，至今仍人潮不斷。 不過此業者近來在日本，也成了「媒體寵兒」。八月六日記者會上，SUKIYA母公司——善商控股集團會長兼社長小川賢太郎，面對記者的質問，揮汗如雨。 這一天，善商調整財報預測，將全年損益自獲利四十一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十二億二千萬元），下調至虧損十三億日圓（約合新台幣三億八千萬元），是該公司創立三十二年來首次虧損，原因竟與半年前推出的新菜色：牛肉壽喜燒定食有關。 一道料理，為何能拉垮年營收近新台幣一千四百億元的牛丼帝國？問題並非出在食品安全，也與商品策略無關：定價為牛丼兩倍的壽喜燒定食，最初的戰略意義在拉高單價、吸引五十歲以上客群，而就數字看來，也確實立下戰功：二月分營收較去年同期成長，是該公司三十個月來首見。但此奇兵，卻成為壓垮該公司商業模式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日本，SUKIYA以價格競爭力聞名，一碗中碗牛丼不到新台幣八十元就能入手。 為確保利潤，該公司以二十四小時營業擴大營收，並大量僱用兼職人員壓低營運成本；比較正職社員與時薪人員的佔比，吉野家約為一比四，SUKIYA則是一比七。 單店一人就可營業新菜色耗時壓垮低廉人力 不只如此，後者還發展出一套獨特的門市策略：一人營運（ワンオペ，one operation），以每名員工一小時創造五千日圓營業額為基準，未達標的店舖在深夜時段採一人營運：即點菜、備餐、洗碗、收銀、打掃等店內所有工作，僅由一名店員負責，徹底壓低人事成本。目前，全日本約兩千家店舖中，共九百四十家採用此策略。 當然，一人營運背後帶有流程簡化、中央廚房等配套措施，對店員更要求「一秒走兩步以上」的效率，讓牛丼十五分鐘就能上桌。 這讓該公司得以提升展店速度，拉開與對手的距離，十年來從不到五百家店成長三倍。二○一○年，更讓善商超越麥當勞，成為日本最大外食集團。 只是，壽喜燒定食的出現，卻讓一人營運出現破綻。類似火鍋的壽喜燒定食，準備流程複雜，除了要在各店烹煮，青菜和豆腐也必須由店員自行切成小份分裝，整體備餐所需時間長達一小時，還不包含洗碗。 店員的負擔達到了極限，群起離職導致人手不足。 自三月起，兩千家店中竟有近四百家店（約二○％）暫時停業、或縮短營業時間。 對此，日本政府要求該公司成立第三方委員會調查，根據七月三十一日發表的報告，揭發更多事實：該公司社員每月平均加班一百零九小時，遠超出政府的過勞死警戒值八十小時；其中，一半員工有二十四小時連續工作的經驗，部分員工每月工時達五百小時，或因一人營運，長達十小時無法上廁所等。 因此，該公司員工因疲勞駕駛出車禍，或罹患憂鬱症等身心疾病的患者比率，也較他業者高出許多。 讓各界紛紛以「黑色企業（ブラック企業，指血汗企業）」猛烈批評SUKIYA。對此，小川賢太郎在六日的記者會上，宣示將增加聘僱人數，於九月底前全面終止一人營運策略；人手不足的店舖，則取消深夜營業時段。 低價策略品牌碰壁日景氣好轉，員工不忍了 隨人事成本增加，該公司也隨後頒佈漲價公告，自八月底起調漲一○％，讓因低價策略而起、被稱為「通縮之王」的SUKIYA，從此走上不同的路。 巧合的是，不只SUKIYA，優衣庫（Uniqlo）、餐飲集團和民等因不景氣而起的企業，近來也都被納入「黑色企業」之列；優衣庫因此宣佈將五成時薪人員轉為正職，並自今年七月起調漲售價逾五％，和民則關閉近一成店面以解決人力荒，都被認為是日本脫離通縮時代的關鍵指標。 明治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副教授飯田泰之分析，一人營運、過勞等事實，存在各企業中並非一朝一夕，但選擇在此時爆發，的確與日本景氣好轉有關。「三年前，大家怕找不到工作，所以再差的環境都能忍耐，」他解釋，「但現在，外面機會變多，『不想做就不要做了！』一有不滿就容易爆發，」而這也是日本從就業冰河期，走向「僱用冰河期」的轉捩點。 不過，此類企業雖在日本受挫，在海外則相對平順。以SUKIYA為例，雖然在台尚未二十四小時營業，台灣善商也表示「在日本犯的錯誤，不會重蹈覆轍，」但其商品定價在台、日兩國相去不遠，員工時薪卻相差一倍（編按：日本大夜班時薪約合新台幣三百七十元）。海外市場相對便宜的人力，或許會讓這些在日本國內被迫轉型的企業，找到暫時的喘息空間。 【延伸閱讀】壽喜燒壓垮「一人營運」模式——SUKIYA新菜色推出後事件發展 *2014年2月推出牛肉壽喜燒定食》準備時間為牛丼的4倍 *2014年3月日本Twitter上接連出現「SUKIYA大量關店」的討論，實際受影響店舖達400家 *2014年4月1日堅持低價策略，日本調高消費稅，SUKIYA反調降售價近10% *2014年4月28日因工作量負荷過重，大量店員離職，掀歇業潮，影響店舖達400家 *2014年7月31日第三方委員會公佈報告，認為SUKIYA外場及內場皆由一個人負責的「一人營運」模式已達極限 *2014年8月6日社長宣佈9月底前增加聘僱人數，售價隨之調漲10%，財報下調至虧損13億日圓》全年財報預測由盈轉虧 整理：郭子苓

一道冒菜如何年入2億？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020/146952.html

低油價台灣無感　問題出在一道公式

2014-11-17  TCW

國際油價從夏季時的每桶一百零五美元，跌至目前的八十美元。但不少專家認為，國人恐無法享受到低油價好處。 從數據來看，布蘭特原油在今年六月一度突破每桶一百 一十三美元，隨後就一路跌到十月底八十五美元，與六月高點相比，下跌約二五％。 反觀國內油價卻未反映如此跌幅。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今年六月，九五無鉛汽油的零售均價為每公升三十五‧三八元，十月則為三十二‧○九元，跌幅不到一成。 台北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王塗發、台大經濟系教授林向愷認為，問題出在油價公式。二○○九年以來，中油推出的油價公式，以購油成本占總成本八成、煉油設備成本約兩成，來計算浮動油價。 但該公式始終為人詬病的一點是，以「前一週的油價」做為比較基期，然後按其漲跌幅的八○％，計算國內油價的漲跌幅度，如此不斷遞迴運算後，導致油價持續超漲。 低油價時代「回不去了」 王塗發舉例試算：若國際油價一百美元、國內油價每公升三十元，當國際油價跌至八十美元，跌幅二○％，因此國內油價須跌一六％（二○％乘以八○％），就變成二十五‧二元。 但若是國際油價又從八十美元漲到一百美元，漲幅二五％，因此國內油價就會上漲二○％（二五％乘以八○％），從二十五‧二元變三十‧二四元。換言之，國際油價從一百元跌至八十元時，國內油價降價四‧八元；一旦又從八十元漲回一百元，卻一口氣漲價五‧○四元。 王塗發表示，油價公式使國內油價走勢越來越偏離國際油價，加上前幾年國際油價飆漲，即便近期國際油價已從高點大幅下滑，國內油價依舊「回不去了」。 曾參與油價公式設計的淡江大學經濟系教授廖惠珠解釋，這主要是因為先前政府數度凍漲後一次漲足，才會導致這種錯覺。但林向愷批評，因為國內油價被越墊越高，民眾當然會覺得漲太多，跌了也無感。在這油價公式之下，即使國際油價下探七字頭，台灣也無法回到低油價時代。

油價距離50美元僅剩一道支撐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403

WTI原油期貨周一(12月1日)亞洲時段盤初一度下跌3%並跌破65美元，創出64.10美元/桶的2009年7月以來最低水平。分析師認為油價已經下破72~75美元及66美元兩個重要支撐，目前奔向56~57.5美元支撐與50美元支撐。

Dragonfly Capital Management創始人Gregory W. Harmon 11月14日時撰文指出WTI油價面臨四個重要支撐位：

第一個是72~75美元一帶，這是2006年高點及2011年和2012年回調時的支撐；

第二個是66美元一線，如圖左邊的交易量數據所示，66美元上下的交易量存在明顯的區別；

第三個是56~57.5美元一帶，該價格區間是2005~2007年間原油價格的重要支撐位，不過在這一價格區間交易量比較少，可能形成的支撐力度也較弱；

第四個是50美元一線，這是油價15年上漲趨勢的重要支撐200月均線（1999、2002、2009年分別觸及後反彈），跌破這一支撐可能宣布油價進入長期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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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道汙染防線上的“空手道”環評資質倒賣經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521

寧夏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企業，盜用3家環評機構資質，完成了至少23個環評項目。有項目被打回重做，有項目被列入環保部重點黑名單。

舉報者認為實是環評機構的違規“出借”資質。“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

一個惡性循環就此形成，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只能出借資質。“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

東窗事發無人答疑

一連5天，劉宏偉的兩個手機號碼始終處於關機狀態或為空號，他以前的員工也無法聯絡上他。

2015年3月23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去到他的公司寧夏瑞博環保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寧夏瑞博）的辦公室時，這里早已於一個月前被轉租給了一家教育機構。

劉宏偉，根據公開資料，這個被描述為3家甲級資質環評機構的寧夏代理人，至少是23個環評項目聯絡人的公司老總，似乎憑空消失了。

環評（即環境影響評價），被稱為規劃及建設項目的第一道汙染防線，是對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進行評估並提出對策。按規定，從事環評的機構必須擁有資質證書。

這可能肇始於一起一年多前的舉報。2013年7月，民間環保NGO重慶兩江誌願服務發展中心（以下簡稱重慶兩江）投書至環保部，認為寧夏瑞博盜用3家環評機構的甲級資質開展業務。

最新的消息是，環保部核實，寧夏瑞博確存在盜用行為，責成寧夏環保廳處理。

但再無下文。3月24日，南方周末記者去到寧夏環保廳，相關負責人並未就此受訪。而吊詭的是，原本應為“受害者”的3家環評機構，幾乎都三緘其口。

據多名環評師透露，業內存在“資質掛靠”的沈屙，即無環評資質的企業借用資質在當地接單，有資質的環評機構負責蓋章，兩者利益均沾。不過，環保部的答複並未指出寧夏瑞博一案有此問題。

寧夏瑞博如此暗度陳倉，後遺癥已然顯現。

百泓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永固紫、苝系列顏料等化工產品生產項目，位於寧夏賀蘭縣暖泉工業開發園區，便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的環評。

2014年12月，這一企業被列入環保部的重點環境案件。經調查，企業存在汙水處理站壓濾機露天擺放且沒有使用痕跡；鍋爐煙囪排放黑煙、煤和爐渣存放無“三防”措施；危險廢物管理不規範等5方面問題。

“正是由於寧夏瑞博這類公司的存在，一些本不符合環保要求的汙染項目開工建設了，環評這道保險墻形同虛設。”一名現居深圳的環評師彭曉鐘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他在一家環評機構工作了近10年。

據重慶兩江的調查及多位環評業內人士的反映，這種“資質掛靠”已成為行業毒瘤。像寧夏瑞博“盜用”資質案件，在全國並非個案。

名為“盜用”實為“掛靠”？

2014年9月，在重慶兩江舉報寧夏瑞博的一個星期之後，這家NGO的負責人向春還見到了劉宏偉。向春一直詢問劉與3家環評機構的“合作”關系，但劉出言謹慎。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劉的這句話讓向春印象深刻：“既然出事了，反正我扛了，我不會出賣朋友的。”

盡管在舉報信中用了“盜用”一詞，但向春一直質疑是“資質掛靠”關系。

“根據我們的調查，所謂盜用，實質上是借用。即寧夏瑞博與3家單位實際上是私下的合作關系。”向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時用了“盜用”，是沒有確切的證據。

這種“借用”，即為資質掛靠。由像寧夏瑞博這樣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具體承接和操作環評項目，再蓋上有環評資質機構的公章。

寧夏盛世榮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盛世榮華）建設的寧夏石嘴山國際建材城項目同樣也是由寧夏瑞博完成環評。

在其環評的公眾參與公告中，環評機構為某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而環評機構地址則是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聯系人是劉宏偉。

除了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被認定盜用資質的另兩家環評機構為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北冀都）、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

盛世榮華一位王姓負責人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在整個環評中，他一直是和寧夏瑞博進行聯系，從來沒有同上述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有過接觸。“劉宏偉告訴我們，他們與環境科學研究中心是合作關系。”

像這樣的環評報告還有很多。有的報告中，寧夏瑞博的辦公地點被描述為環境科學研究中心駐寧辦事處。而有的報告中，河北冀都環保科技有限公司和西安地質礦產研究所的環評聯系人同樣為劉宏偉，聯系電話也是同一個號碼。

向春的質疑得到了一名曾在寧夏瑞博工作過的員工的佐證。“直到我2012年離開瑞博前，瑞博與另幾家有資質的單位還是合作關系。”這名員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此，南方周末記者致電河北冀都。一位工作人員表示，公司已讓對方停止使用河北冀都的名義。“你別問我，問寧夏環保廳去。我們也是受害方。”這名工作人員突然掛斷電話，且無法再次接通。

如果確為盜用，對方並不知情，則寧夏瑞博有私刻公章之嫌，嚴重違法；如果雙方是合作，由於國家頒發的資質是不能私自交換和買賣的，這樣的合作本身就不合法，雙方都要承擔責任。擁有資質的一方還會面臨被吊銷資質的處罰。

灰色利益鏈

那麽，有環評資質和無環評資質的兩方為何能走到一起？

答案是利益。

“兩家合作，無資質的一方可以獲得資質，承接環境影響評價項目，賺取項目建設公司的環評費用。而有資質的一方則可坐收漁翁之利，從掛靠單位中獲取分成。雙方各取所需。”彭曉鐘說。

而環評資質的稀缺性更是增加了其含金量。

“國家對於申請環評資質有著嚴格的要求，且進行總量控制。像寧夏瑞博這樣的企業是不可能達到申請要求的。”上述前員工說。

根據環評公眾參與網的數據顯示，寧夏僅有9家機構擁有環評資質，其中擁有甲級資質的機構更是僅有1家。而大量的建設項目都要環評。市場的需求吸引著那些沒有環評資質的公司，希望從中分一杯羹。

上述前員工也曾建議劉宏偉申請環評資質，而不是非法使用其他單位的資質承接項目。但是這一提議被劉宏偉否決掉了。

“實際上，如果按照規定來做，雇用有執業許可證的職工，申請正規的環評資質，這樣花費的成本要比掛靠幾家有資質的單位，給他們分成多得多。”這名員工表示。

關於分成，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單位，則有著不同的辦法。

“有的是按年簽訂合作協議，擁有資質的機構以‘管理費’的名義收取30%到50%的分成；還有的則是‘零售’，每蓋一個公章幾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彭曉鐘說。

“像寧夏瑞博這類沒有資質的公司，成本費用除了要向有資質的機構分成以外，還要經常打點評估單位的專家以及相關審批部門的人。”彭說。因而，他們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以上幾方共同分掉了被環評的項目建設公司所交的環評費用。

建設項目的公司看似成了這一灰色利益鏈的最終受害者，但在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環評師撒世軍看來，事實並非如此，建設公司也是利益鏈條的一部分。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人員、設備、現場監測等都需要成本。而瑞博省去了這一切環節，成本低了，向建設單位收取的環評費用就低了，同時，一些原本不應該開工建設的項目也順利通過了環評這一關。”撒世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除非，寧夏瑞博的環評報告編得質量實在太差，以至於不得不被要求重新評價。

寧夏瑞博承接的寧夏博永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碳四幹氣綜合回收利用項目”的環評上報至寧夏環保廳後，就由於質量太差被退回，後由寧夏石油化工環境科學研究院承接完成了環評報告。撒世軍便是這個報告的負責人。

而寧夏瑞博大量的環評報告依然通過了審批。在一些環評從業人士看來，這涉及環評審批的弊病。“環評報告能不能通過，不是看技術，而是看送審機構與審批部門的關系，要麽有後臺，要麽花錢搞定。”彭曉鐘表示。

而最近環保部亦在重拳整頓環評亂象，清除“紅頂中介”，並出臺建設項目環評的相關政策文件。此外，環保部會不定期發布日常通報，處理違規單位和個人。

惡性競爭、惡性循環

這並非個案。除了寧夏瑞博，2012-2013年間，重慶兩江還舉報過3家公司，均為“資質掛靠”問題，目前均已得到反饋和處理。

這均是重慶兩江通過網絡檢索，發現了環評文件的異常情況。例如，在網絡中搜索有資質的甲公司某一環評項目的負責人張三，而張三同時又是一家無資質公司的老總，張三以及這家無資質公司的聯系方式、聯系地址還出現在乙公司某一環評項目上，則可以懷疑這兩家機構存在掛靠關系，從而再做進一步調查。

其中，重慶永博環境汙染治理有限責任公司就自稱與重慶市多家環評機構有合作關系，擅自在其公司網頁經營範圍中增加“環境影響評價”，違規開展環評工作。

據彭曉鐘觀察，“資質掛靠”一般發生在小項目上，且集中在外地環評機構承接本地項目上。

“而監管力度不夠，為環評機構資質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彭曉鐘說。

“環評市場是非常開放的，要求不得有任何人指定必須委托誰做環評。全國範圍內所有擁有資質的機構，只要符合評價範圍，都可以委托他們來做環評。這對於環保部門來說也確實很難監管。”撒世軍這樣認為。

而目前，資質掛靠則使得沒有資質的環評公司過分壓低了市場價格，攪亂了環評市場，形成惡性競爭。

“像寧夏瑞博這類的公司，他們不需要有資質的人員、不需要專業設備、不需要前往現場，於是成本便可以被極度壓縮。他們報給項目建設公司的價錢，甚至比我們的成本都要低。”撒世軍表示，“而建設公司考慮到成本，只要花最少的錢完成前期審批手續就可以了。所以不了解也並不關心環評資質問題。”

這樣的惡性競爭形成後，環評項目多被壓低價格的無資質公司搶去，真正有資質的環評單位便很難保證收益了。

於是，這樣的行業環境反過來逼著有資質的環評單位出借自己的資質，與沒有資質的公司進行掛靠，通過收取掛靠費來增加收入。“這些有資質的機構，如果不掛靠，養活自己都難。”彭曉鐘說。

一個惡性的循環由此產生。

如果說惡性競爭影響的是環評行業的健康發展，那麽環評質量則關系到這片土地上每一個人的利益。當前，全國的環評行業亟須環保主管部門的重視和大力度監管。

而在銀川，據寧夏業內人士的不確切消息，凡是寧夏瑞博曾經做的環評項目，現在全部撤銷，重做環評。南方周末記者聯系寧夏環保廳求證此事，並未得到答複。

而向春對此向寧夏環保廳申請信息公開，目前也仍在等待答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