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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27^th,1985

封面文章：HaveU.S. Takeovers Gone Too Far?

美國的收購是不是過火了

近來，敵意收購成為了輿論的中心，公司高管、律師、投資銀行家、參議員、眾議員紛紛聲討職業收購者的貪婪本性。他們認為，收購熱浪費了稀缺的社會資本，抑制了創新，迫使經理人犧牲長期成長而追逐短期利益，嚴重威脅美國企業的競爭力。那麼，敵意收購是否真的太過火了呢？作者的回答是：是，也不是。

答案為不是的時候居多。因為當收購過度時，市場可能會自我修正；而通貨緊縮、去監管化、更嚴厲的反壟斷立法和OPEC的幾近破裂，都凸顯了公司和行業重組的必要性，縱使入侵者們以自身暴利為目的，但收購威脅迫使一些公司更快地適應新環境，也迫使經理人更高效地運營資產。

顯然，入侵者和經理人在各自立場上都太極端了。一項不適宜的策略是綠票，入侵者同意將股權出售給目標公司，放棄收購，但價格高於市價。另一項不必要的武器是毒丸，這是一種卑劣的伎倆，使得敵意收購者的成本劇增。比它們更令人痛苦的是要求國會幹預。敵意收購帶來的威脅，使得經理人有足夠的激勵遊說立法者，目前已有不少保護所謂的受害者的禁令出台，比如禁止使用垃圾債券為收購融資。

與此同時，入侵者們正對獵物虎視眈眈。關於入侵者的新的擔憂來源於參與收購遊戲的主體的戲劇性轉變。之前的入侵者往往是大公司CEO，他們期望將收購的小公司整合進本公司業務，而今，最大收購戰的主角是金融投機者，比如Pickens、Icahn和Goldsmith。他們不在乎被收購公司的業務，只期望在股市上以更高的價格賣出，因此，所有他們認為被低估的公司都可能成為目標。當前的敵意收購者都要感謝Drexel Burnham Lambert，是它設計了垃圾債券，Boone Pickens在收購GulfOil時首次運用這一工具，引得後來者紛紛相仿和追捧。

Drexel的行為支持了收購對經濟不利這一論點。投資銀行家們常常在股票市場尋找被低估的標的，再尋找買家，Drexel就一直關注Phillips，認為它是比較易遭攻擊的。即使受僱於目標公司董事會，投資銀行家們與股東的利益也不是一致的，因為報酬激勵的扭曲。

批評者們認為，垃圾債收購潮將美國推向了過分槓桿化的危險境地，然而，反收購的人士們並不試圖阻止在善意收購中使用槓桿融資。一些經理人抱怨，敵意收購的威脅，迫使他們追求短期盈利以提升股價，從而使估值對於入侵者們不具有吸引力，但事實卻鮮有證明。那些在資本開支、研發上過於吝嗇的公司，往往伴隨著較低的估值，要支持那些抱怨的經理人的論點，需要一個前提假設，那就是市場往往會低估未來盈利，可是哪本書上這麼寫了呢？資本市場的實證研究表明，市場是關注長期盈利的，且投資者們有足夠的智慧判斷公司投資決策是否明智。

另一項對於收購的控訴是，它們吸收了本該用於生產性投資的稀缺信貸資源。然而，收購的支付最終流入了股東手中，流出儲蓄池的唯一一部分在於個人股東的消費開支，而這更進一步地刺激了經濟，並且最終也進入了投資領域。

批評者們還擔心入侵者將目標公司肢解，這是基於公司不僅要為股東負責，還要為其他利益相關者負責的信念，其他利益相關者包括僱員、供應商和客戶等。但是，解散一個公司並不意味著資產的破壞，而是將資產轉移到能高效地運營它們的經理人手中，並不只是收購者會解散公司，普通大公司也經常出售附屬公司或分立某些業務部門，經理人的決策可能對也可能錯，但輿論卻是依據行為主體的不同而給予不同的評價。

在當前階段，特殊的危險在於國會可能立法阻止敵意收購。作者認為，一個自由的、流動的公司控制權市場是一個健康經濟體的重要成分，如果收購被加以任何限制，那麼資產就會遭遇那些反收購人士擔憂的種種問題——阻擾創新、削弱競爭優勢、引致更低的生活水平。

May.13^th,1985

封面文章：Asia's Brains Are Heading Home

亞洲迎來學子回巢

受壯志雄心、國家自豪感和家庭紐帶的驅使，越來越多出國留學的亞裔商人們選擇回國就業，同時帶來的還有他們在西方收穫的經驗和學識，這給亞洲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帶來了管理和技術變革的勇氣，尤其是韓國、台灣和新加坡。

他們大多數是管理者或科學家，年齡在30歲到45歲之間，他們深諳美國公司或主要研究機構的發展歷程，因此，他們有能力在家鄉一展身手。成為最高領導者或擁有所有權是這些回歸者的最強動機，他們中的許多在美國感受到了微妙的歧視，所有儒家學者們似乎都有著忠誠、聰慧、高效的優點，而這些特質使得他們更適合於待在實驗室，他們沒有接受挑戰性工作的機會，也沒有獲得足夠的認可。傲慢在這一進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能感受到自己是個不平凡的人，做著受人欣賞和尊敬的事。他們放棄了在美國閑靜安逸的生活，放棄了高薪，放棄了未來的醫療和財務保障，毅然決定回國奮鬥，即使一切看起來都不如從前。

家鄉的繁榮崛起也使得歸潮成為可能。在這之前，家鄉既沒有資源也沒有產業，貧窮落後，博士回國也無處施展拳腳。而今，韓國已擁有了十大巨型工業公司，台灣從鞋到計算機的出口也活力四射，新加坡則發展成了富裕的全球金融和製造業中心。即使是政治前景很不明朗的香港，也吸引了眾多高學歷海歸。他們只是看中一條——機會。

Daewoo（大宇）是韓國最年輕也是最隨心所欲的大公司，它似乎在吸引海歸方面最為成功。台灣承諾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成為了企業家們的肥沃土壤，海歸帶著美國的技術，享受本地的低人工成本，迎來了電子工業的繁榮。

友誼和家庭紐帶關係對於海歸也很重要。Wang就是在朋友和親戚的資助下回台灣開始創業的，最初，他的產品只是一個集成的、相對便宜的、計算機設計師用於調試和檢測軟件的電子工具，而今，他已經與西門子和GTE合作，獲得了可觀而穩定的收入和利潤。在新加坡，由於政府熱切盼望簡歷高科技產業，因此這一行業的創業者們可以很輕易地獲得政府貸款。

重新融入亞洲社會需要耐心和犧牲。比如，妻子可能失去工作的機會，因為韓國社會期望女人們在家做家庭主婦；兒子可能重新承擔起照顧老人以及教育後輩的職；久未歸家的遊子可能需要重新學習民俗；曾經住著舒適別墅的一大家子人可能需要擠在首爾的小公寓裡；甚至也有可能，選擇放棄一切回家，卻進入了錯誤的行業。

總而言之，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一句話：you have a sense of being somebody, doingsomething that people here appreciate，這句話挺有魔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