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殘酷還是要正能量？中國真人秀《百萬粉絲》的平衡術

拍桌子、怒吼、下跪。你爭我搶，面紅耳赤，惡語相向。這是水面上的。大飆粗話，問候對方父母，造謠詛咒。這是沒敢拿上電視的。成百上千萬網友在微博直播和電視機前看到這些畫面。“從沒見過中國的節目如此光明正大地撕拼。”網友評論。

太強調對立，不符合中國社會的中庸價值。一味真善美，又失去節目趣味。真人秀要找的是兩者間的平衡，也是人性的平衡。

粉絲的力量也難以平衡。總導演趙川困惑：“選手在網絡端有那麽多粉絲，他們給他寄吃的、用的、電話卡，但為什麽很難參與到公益行動里來呢？”

“我用這個名字是不是沒法混了？是不是該換個名字？”演員王希維半開玩笑地問南方周末記者。

這時，天津衛視和微博合作的真人秀節目《百萬粉絲》已到尾聲，王希維是四強選手之一。

從十二位選手中殺入四強，意味著王希維的人氣不算太差。但她一直懊惱自己在節目剛開播時的“迷失”。她在鏡頭前抱怨選手、新東方老師周思成：“他不就是一個英語老師嗎？”這被密布在“能量城”里的八十多臺“360度×24小時”無死角攝像頭捕捉。周思成則在微博發文“黑”王希維。同賽選手透露，他曾惡言攻擊王希維的父母與隱私。但並未被剪入節目。剪出來的只是冰山一角。

從2014年11月起，十二位有一定知名度但尚未大紅大紫的各行明星，被關進天津城外的“能量城”里，開始三個月的“饑餓遊戲”。能量城里，吃喝拉撒都要靠刷能量值解決，獲取方式只有一種：在微博上聚集人氣。粉絲數能決定選手們的去留。而每天，選手們只有兩小時能上網“吸粉”。

城主郭敬明每周回城發布新一周的任務，選手們必須組隊完成。留到最後的選手，可以獲得微博“百萬年薪”的“微公益代言人”職位。對大多數選手來說，這個職位無足輕重，他們需要的是出鏡率——盡管有些出鏡方式，並非他們樂意。

攝像頭捕捉到的所有鏡頭，不僅會剪輯成每周一期的電視節目，還會在微博上實時直播。據統計，最多有70萬人同時在線觀看直播。

“從沒見過中國的電視節目如此光明正大地撕拼。”有網友評論，並將它與《老大哥》對比。《老大哥》1999年在荷蘭首播後風靡全球，出現了幾十種不同版本。這檔真人秀里，一群陌生人在同一個屋檐下的生活，如實在電視上播出，他們要互相爭搶，留到最後者有大獎。

“這個節目對人性的探討，和《老大哥》區別是不大的。”《百萬粉絲》總導演趙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但它是全球第一個網絡生存類節目。”也就是說，選手除了互相攻擊，還得通過網路互動拉網友的票。

2015年2月13日，這檔節目將進入冠亞軍爭奪戰。決賽在健身教練洪宏星和演員、歌手徐立間進行。

有了正能量，你爭我搶更理直氣壯

趙川早就研究過《老大哥》，卻始終沒有沖動搬到國內來。“中國人玩得再開放，在攝像頭面前，也不會像《老大哥》里一樣滾床單吧。”趙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中國沒有那個土壤，全盤搬過來大家也不會看。”

《老大哥》玩得開，許多版本里，選手連洗澡都在攝像頭下進行，因此只能穿著泳衣。也有女選手脫掉衣服，赤裸上身，這帶來了收視高點。那起著名的“滾床單”案，出現在2012年巴西版的《老大哥》里，即使是在巴西，這行為也引發了爭議。

《老大哥》中無休無止的扯皮、明爭暗鬥，更讓趙川不看好：“我不認為撕扯得厲害，觀眾就愛看了。觀眾喜歡的是起伏，有不溫暖的部分，也要有溫暖的部分。”《百萬粉絲》強調溫暖的那部分，它的核心邏輯是“微公益”。有這個正能量的目標，選手們才有了理直氣壯你爭我搶的可能。

《老大哥》唯恐選手掐架不夠狠。但《百萬粉絲》不可能這樣。勾心鬥角最為觸目驚心的幾集過去，導演組就端上了正能量。正能量的體現，包括每周一次的大任務。

任務從微博的熱門話題中篩選。出現在節目中的第一個大任務，是由網球選手彭帥、中國傳媒大學教授、2014年“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候選人車洪才，周恩來扮演者劉勁三條線索串成的“中國夢”。

另一些被采納的任務，有環保主題的，比如拾撿廢棄礦泉水瓶堆砌一件雕塑作品，反思環境汙染和霧霾。大多數則溫情脈脈，比如對父母說句感恩的話、請粉絲寄明信片到能量城。

“誰沒事跟父母說感恩的話呢？”選手、網絡熱播節目《暴走大事件》的主創之一李迪不喜歡這些任務：“主旋律的東西偶爾出現還好。但是每周搞，我自己都會有一定程度的厭煩，更不用說粉絲了。”

城主郭敬明看在眼里。“中國人一直以來以和為貴，中庸溫和。太過於強調對立或者激化矛盾，跟傳統的觀看體驗會有沖突。一味去做真善美、做公益，也會失去節目的趣味。”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道。

“好人緣不會是什麽壞事”

大部分時候，郭敬明並不參與選手們的戰爭。第六期，他嚴厲訓斥選手：爭執、猜疑、發泄，有人一心求輸，有人不停地抱怨，有人因私結盟，每個人都忘記了來這里的初衷。

在那之前，能量城里一片混亂。周思成作為隊長，卻帶隊求輸；邢昭林把“四人小組聯盟”的利益視為最高利益；王希維和洪宏星覺得節目組偏袒周思成，憤怒地咆哮：“我不玩了”。矛盾激化到頂點。

嚴厲訓導後，城主卻宣布，待定席上的四人全部特赦，無人淘汰。

但隨後就發生了最嚴重的一次意外。周思成帶著自己的“四人聯盟”——被網友們稱為“四人幫”，從能量城“越獄”，潛入市區吃飯。四人回來，遭到了其他選手的罷賽抗議。節目組最終對四人進行懲罰：能量值全部扣至1000，周思成被投票出局。

這事出乎導演組的意料。但能量城的規則其實並不排斥“結盟”。《老大哥》里，“結盟”是制勝的慣用手法，多數情況還受到節目組的鼓勵——可以讓劇情沖突更激烈。

導演組開始就根據國外真人秀的經驗，預測到“結盟”的出現，並把節目分成了三大階段：第一到六集，結盟形成；第七到九集，結盟破滅；之後的四集，是“後結盟時代”，個人英雄勝出。

周思成聰明，從第二集開始就找人結盟，並帶領隊員有策略地淘汰聯盟外的對手。可惜這樣的策略在中國並不討人喜歡。

很多人覺得，如果周思成沒有越獄，也就不會遭受殘酷的懲罰。而最後成為“微公益大使”的，可能就是並不那麽“正能量”的周思成。

“就算最後剩下他們四人，也還會自相殘殺。最後剩下的未必就是周思成。”趙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然，周思成也有可愛的一面，否則怎麽有人願意跟他形成所謂的小團體？”

郭敬明的看法是：“原則上我盡量不與人為敵。就算要達成某個目的，手段也可以更好一些。這里才12個人，娛樂圈你要面對的是120個人、1200個人。好人緣不會是什麽壞事。”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只求做路人，不求 成主角”和“不爭 不搶，不加入罵戰”

沈東軍是唯一從能量城退賽的選手。第一天進能量城，他就豪爽地刷下A餐。這樣的日子甚至維持不了一天。能量值急缺，選手們很快一碗飯分兩次吃、能不吃就不吃。沈東軍沒法忍受，在餐廳和別人大起爭執。

沈東軍和趙川聊過三次。作為12人里年齡最大、離娛樂圈最遠的選手，沈東軍覺得自己在城外得以叱咤風雲的一切資源，在這兒都如拳頭打進了棉花。而他離開的最直接原因，還是周思成的四人幫。“我擔心我留下來不得不和他們結盟。”他並不願意卷入撕破臉皮的爭鬥。

王希維也曾盼著出城。最難熬的是第三期節目播出後。那期節目剪輯了她對周思成的攻擊，卻沒有剪前因。微博上對她的罵聲此起彼伏。經紀人也急了：“王希維你瘋了嗎？”

王希維後來向觀眾檢討自己沒能管理好情緒，此後盡量在鏡頭前收斂，“只求做路人，不求成主角”。這樣做收效不錯，王希維最終闖入前四。

二強選手之一是健身教練、單身奶爸洪宏星。他參加節目的最大動機，是為兒子賺取一個好生活。他在節目里的生存方式，是盡量不爭不搶，不加入罵戰。“我經歷過許多比賽，通常第一個出頭的人都比較倒黴，所有人都會盯著你。所以前面我只會想辦法不做最後一個，只有到冠亞軍爭奪的時候，才需要去搶第一。”洪宏星說。

洪宏星原本抱著“錄兩期可能就得走”的心態。第一期，在競爭隊長職位之前，洪宏星告訴徐冬梅：“如果是一個體力的比賽，我會把隊長讓給你，因為你處境比較危險（能量值比較低）。”當期隊長爭奪戰的項目是“平板支撐”。洪宏星到徐冬梅最後一刻求助他時，慷慨地從平板上先落地。這一舉動為他積累了極高人氣。

洪宏星還為李迪過生日刷一頓A餐，幾乎耗盡自己所有能量值。他還不厭其煩地開導王希維。很多人難以理解。“如果能讓她變得更好，當然是好事。就算不能真正幫到她，也可以讓自己在熒幕前的形象是好的。”洪宏星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

正能量和溫暖依然有效。南方周末記者隨機采訪的五位選手中，大半認為洪宏星是最合適的冠軍人選。

粉絲們為選手花錢，為什麽很難參與公益行動呢？

節目越往後，趙川和導演組越為粉絲們的行為感到驚愕。比如，網友會給支持的選手寄電話卡。選手的電話卡都被沒收，每天只能用兩小時WIFI，電話卡絕對是不錯的作弊工具。

更神奇的是一回，編導剛把鏡頭集中到兩個正聊天的選手身上，一個選手突然把麥克風捂上了。編導後來才發現，有網友一直盯著微博直播的八個機位，發現其中一個移動特別頻繁，立即去選手微博上留言報信。

這些長期蹲守微博看節目的用戶，大部分在28歲以下，最核心的死忠粉們，則是18歲左右的大學生。對於觀眾平均年齡在30-40歲的天津衛視來說，這幫他們向下拓展了收視群。

越是走到節目後半段的選手，越感激粉絲帶來的極大動力。很多選手離開能量城後，依然使用為節目開設的“百萬粉絲××”賬號，而非自己的舊微博賬號。因為前者培養的，更多是互動性強的死忠粉。

最擅長使用微博的是周思成，他進城不久，就在微博設置各種話題，每天對鏡頭扮怪搞笑，教“周式英語”。即便後來“越獄”，也依然有大量粉絲覺得“周大大被罰得冤”。

徐立一開始就被認為是“打醬油的”，最後她卻成了《百萬粉絲》二強之一。起初，她覺得自己像動物園里被展示的動物，一個月後，她理解了這個遊戲：“如果能量城是一個小社會，能量值就是貨幣，那我的工作就應該是和網友互動、獲取能量值。”

這位曾經的愛樂團主唱想到，自己最擅長的互動模式還是唱歌。於是她每天早上起來唱歌，晚上再做點歌臺。能量值也真漲起來了。

“徐立剛開始有偶像包袱。但她後來就找到一些很好的點子，她也知道‘二’‘單身狗’這樣的字眼，是會討網友喜歡的。”微博運營經理伯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我們低估了網絡的力量。”趙川後來跟團隊總結，他們沒能想到網友會對選手產生那麽大的影響，甚至影響到節目的某些走向。

“但我們也高估了網絡的力量，我們一直認為選手們有那麽多粉絲，給他們寄吃的、用的，寄電話卡，但為什麽很難參與到具體的活動里來呢？”趙川百思不得其解。

趙川也有了些新經驗：比如，再有趣的網絡話題，都需要一個發酵時間;《百萬粉絲》人物關系太複雜，更像一個肥皂劇而非電視節目，所以應該是一周三播而非一播。再比如，微博越來越成為一個時事平臺，如何用好這一點，是他們亟待討論的問題。

名人書房內的精神食糧 讀好書，注能量

阿里村淘賣農機：讓農業數據釋放更多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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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金慧瑜 2015-09-10 22:53:00

9月9日，美國農機巨頭愛科集團和阿里巴巴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開啟了“互聯網+農業”的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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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的“上海正能量”

最近，上海在進行一場特別的紀念儀式。紀念的主體，是當年從納粹德國的魔掌下逃至上海避難的一群猶太人。

今天，猶太人依然在這座城市，並與它共同找到了在這個時代攜手並進的方式。

“真是個騙子，哪能做得出噶覅面孔（這麽不要臉）的事體！”一位黃發的西方婦女，臉孔卻像是亞洲人膚質，操著一口地道的中文普通話，偶爾夾著幾句地道的上海方言：

薩拉·伊馬斯，這位擁有中國和猶太雙重血統的66歲老太太，昂著頭，提起氣，雙手舉過肩膀，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番與活動主題完全無關的演講，或者說是控訴。由於情緒激動，她的頭發有些亂。面前，有黑發黑眼的中國人，也有金發碧眼的猶太人。

這是2015年9月6日，上海福壽園內“猶太紀念園”的揭幕儀式。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被納粹德國屠殺的猶太人有約600萬。至少有1.8萬名猶太人從各個國家遠涉重洋來到中國上海避難，直至二戰結束。當時的上海，是一個處於權力真空的公共租界，對所有入境者來者不拒。薩拉就是現在還生活在上海的猶太難民後裔之一。

“……如果我死了，我一定葬在這里！”活動正式開始後，她迅速改換演說主題，回到“正能量”的軌道上來。一席話終，她宣布自己要去趕另外一個場子，匆匆離去。送給人們一個飛吻。

薩拉的控訴

圍著她的人實在太多了。

挎著布袋的中國老人、舉著話筒的記者、認識她的老朋友們蜂擁而來，薩拉不得不換個寬敞的地方。

薩拉在上海是一個名人，是虹口區政協委員。童年時的她，如今就站在為紀念上海難民歷史而重建的一座老房子門口——以銅像的形式。一位銅鑄的中國女性正在為她舉著雨傘。這組銅像，叫做“風雨同舟”。

她會出席在全國各地的各種場合：給官員上課、講述猶太人的傳奇歷史、財商講座、教育沙龍、女性論壇……這些光環的基點，是“猶太難民後裔”的標簽。她的父親是一位逃到上海避難的俄羅斯猶太人，母親是一位蘇北姑娘。

她很喜歡在這些場合朗誦自己創作的一首詩《我的中國心》，還很押韻：

“我可以選擇阿爾卑斯，仰望峰巒的白雪緬懷我的生父；或者，我也能選擇耶路撒冷，跟隨朝聖地祈禱祭奠我的先祖。但是，我選擇中國，選擇黑眼睛的黃種人做我的丈夫，選擇揚子江畔東海之濱安家落戶。因為我眷戀神州大地的一草一木，因為我崇敬恩重如山的中華民族。”

“她是一個很好的表演者，演說家。”她的朋友這樣評價。

薩拉的人生其實並不平穩。一歲時父母離異，12歲時父親病亡，她嘗盡了人間冷暖。只讀到初一她就輟學，成為一名銅廠女工。成年後，她曾有過3段失敗的婚姻，留下了3個兒女。在中以建交後，她成為第一個回到以色列的猶太難民後裔時，只能靠在街頭賣中國春卷為生。

而現在，她當年賣春卷的經歷，正在通過她的自行講述，和一本叫做《特別狠心特別愛》的勵誌類書籍，被許多文摘雜誌和微信營銷號放大、傳播、發酵，題目類似這種：《中國媽媽必看！猶太媽媽的絕密財商教育》。她的身份和故事，滿足了中國社會對猶太民族的好奇，尤其是對他們的智慧和創造財富的能力。她的那本書賣了不少。

至於她控訴的“騙子”，是一位名叫趙檣的上海藝術家。他們正在為那組“風雨同舟”的版權和財務鬧糾紛，孰是孰非尚難分清。她不介意在這樣一個隆重的公共場合，用公開控訴的方式來為自己爭分。

“有風雨我們在一起，但是有好處了，開始相互……我不想擠兌她的，她擠兌我。”趙檣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跟薩拉合作是個教訓，但也給他上了一課。“我已經準備好了律師。”

迪文的墓碑

“猶太紀念園”的中心是一堵紀念墻，中心刻著一個鏤空的六芒星，那是猶太人的標誌。黑色的墻體上鐫刻了25位與上海有淵源的、對上海發展建設做出過重大貢獻的猶太裔及相關人士的姓名。

在其後的草地上，立著兩塊刻著拉丁文的猶太人墓碑，他們葬在了上海。

這兩塊墓碑，也是一個有心的猶太人迪文，從歷史的故舊堆里發掘出來的。如今，他已經以此為業。他帶著一個又一個旅遊團，出入於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等場所，向他們講述那段歷史。連紀念館旁一家商店的老板都認識他：“這個導遊很厲害，猶太人的團都是他帶，一定賺翻了。”

迪文·巴爾加與這段歷史的緣分開始於14年前。那時，他還是以色列一家電視臺駐中國的記者。自2001年起，他就開始尋找上海猶太人難民的墓碑，至今已經收集了105塊。

自上海開埠起，就有猶太人陸續來到這座“冒險家的樂園”，生老病死。1949年時，上海共有4個猶太人公墓。1958年，市政府將所有外國人墓地統一遷到上海西郊的一座國際公墓里。但隨後這座公墓又被一掃而空。墓碑流落四方，有些直接被附近的農民拉去做了建築材料，或是做成了搓衣板。

上世紀90年代，以色列對中國關註度並不高，駐華記者的工作養家糊口不易。迪文發現，尋找猶太人墓碑的故事或許能吸引觀眾。他在網上登出這些墓碑的照片和詳細介紹，幫助全世界不少猶太家庭找到了自己祖先的遺跡。

這期間，迪文尋找墓碑的行動感動了許多人，也被許多人的無私幫助所感動，也有些人讓他啼笑皆非。一次，有個老人踩在墓碑上，不肯把它交給迪文。經過反複解釋，他才明白迪文不是為了錢，立馬改變了態度：“你給我找工作，我給你找女朋友。”

雖然當上了導遊的迪文也在靠這段歷史掙錢，但他強調：“我希望對這段歷史的紀念是建立在真實基礎上的，而不是通過自己的想象去營造這樣的氛圍。”

在一份關於墓園的未來規劃里，福壽園將會放置更多的墓碑，成為一大片名為“歸宿”的園區。但是迪文說，他並不願意再給墓碑。這一次，他已經是“被迫”才出手幫助的。

他覺得：福壽園離市區太過偏遠，不論是中國人和外國人都很少去那里，是毫無意義的紀念。他更希望能在市區開辟一小塊公共墓地。因此，當有關方面寫郵件向他索要墓碑時，他沒管。直到以色列總領事館出面，他才答應給了兩塊。

另一個出力幫助紀念上海猶太難民歷史的國家是德國。去年，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出資，幫助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修建了一堵名單墻，上面刻著曾避難上海的一萬三千多名猶太人的名字。

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新聞文化領事文木森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二戰後，德國向以色列支付了賠款，但這並不是全部。只要通過申請，德國政府會向在世界各地的猶太幸存者提供資助金以幫他們度過晚年。因為各種原因無法服兵役的德國人，可以選擇到各地為猶太人服務，以替代兵役。

“在接受教育期間，我們會很多次地學習悲劇是如何發生的。”文木森說，“現在，德國對以色列的生存負有義務已成為絕大多數德國人的共識。”

張平的畫展

一個瘦高個的中國男人，很熟絡地穿梭在儀式上。他叫張平，剛剛在耶路撒冷舉辦了“猶太難民在上海”的畫展。

“活了幾十年，辛苦都是為了錢。我就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習總書記說要‘講好中國故事’，我就要用西方人最能接受的方式，講好最值得走出去的中國故事。”從小生活在虹口區的張平是個商人，他多次去過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對那段歷史粗有了解。他覺得，上海猶太難民的歷史“說盡了中國人的包容與善良”，“是對質疑中國人權的最好回應”。

於是，他成立了一個名為“鄭能亮”的工作室，雇了一群畫師。通過朋友，他認識了1995年就來到上海經商的猶太人貝彬。

第一次見到張平拿出來的那些畫作，貝彬被震住了。仰著紅蘋果似的臉蛋兒笑著下中國象棋的猶太男孩，拉黃包車的上海爺叔免費帶猶太小姑娘去上學，一群中國人隔著木柵欄向被日本人隔離的猶太人送大餅……這是在中國的一些軍迷網站上流傳多年的一個網絡段子。

張平說，油畫的創意都起源於他找到的文字素材，不少畫作來自現成的歷史舊照片。只是，他會加上一些“必要的中國元素”。

例如，在兩個猶太人站在廚房的舊景象里，他讓畫師一左一右加了兩個正在燒煮食物的上海居民。而在另一個猶太人做木工活的照片之外，則多了兩個教他們鋸木頭的中國人。

“中國市場有超過美歐總和的中產階層，這會給以色列人商人提供非常多的發展空間。”貝彬成了張平的合作者。他幫助把這些油畫帶到了耶路撒冷，成功地辦了一場畫展。

這個畫展使張平最近多了各種圈子的飯局。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他頻頻接到電話。有些陌生號碼看起來像推銷，“也不敢不接呀，怕接不到領導電話。”他滿臉苦笑。

他形容自己“傾我所有，不求回報”，但他也逐漸認識了不少在滬猶太人，開始做有關以色列在滬創業、教育的論壇，並考慮“藝術品中介生意”。

而在一些猶太人眼里，張平的畫並未博得他們的好感。迪文就是其中的一個。他覺得張平所謂的“加工創作”不是真正的歷史。

畫中很多“高於生活”的場景，讓迪文覺得荒謬：一個像極以色列前總理沙龍的人與中國家庭一起坐在桌上吃飯，慶祝春節。“那時沙龍根本沒有來過中國！”還有猶太兒童和中國兒童的合影，雙方都衣著光鮮。而真相是那個年代，老照片里的孩子大都穿得破破爛爛。

在一個猶太難民幸存者的郵件群里，一些老人也對無中生有的“藝術加工”頗不以為然。

他們說，最值得感謝的是像時任中華民國駐維也納總領事何鳳山和日本駐立陶宛代理領事杉原千畝那樣，排除萬難給盡可能多的猶太難民發簽證，讓他們有機會逃離納粹魔掌的人。

從以色列回到上海，張平的油畫展尤其被上海居民們所認可。一些上海阿姨從城市的四面八方過來看畫，一見到他就嘰嘰喳喳地歡騰起來：“儂畫了太好了！這是阿拉上海人的故事啊！”她們圍著張平合影、要簽名。這段歷史，點燃了她們的城市自豪感。

目前，張平正計劃把畫展辦到美國，並籌劃一部與這段歷史相關的紀錄片，目標是：“走向好萊塢、沖擊奧斯卡”。

反向思考 加強正面能量

Papi醬出新視頻回應遭封殺：為大家傳遞正能量

4月18日傍晚，Papi醬在微信公號發了視頻《一個人的減肥全過程》，並在視頻最後對“整改問題”進行回應，表示會更加註意自己的言辭與形象，堅決響應網絡視頻的整改要求，為大家傳遞正能量。

不過，Papi醬的投資方、合夥人楊銘和廣告拍賣操作方羅輯思維，並未就papi醬視頻被下架一事做出回應，關於papi醬廣告拍賣一事，也並無進一步說明。

以下是微博全文：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關心今天有關我的一些新聞，

謝謝大家～

我是一個願意並樂意接受批評的人，只有接受批評，及時改正自己錯誤或不足的地方，才能讓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去前進。作為一個自媒體人，我也會更加註意自己的言辭與象，堅決響應網絡視頻的整改要求，為大家傳遞正能量。

以後有問題也歡迎大家繼續及時指正，讓Papi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此前有來自影視口碑榜的消息稱，2016年第一網紅Papi醬近日遭到廣電總局封殺，有視頻平臺收到廣電總局通知，要求將Papi醬系列作品下線，原因為“以直接、暗示、辱語等方式表述粗口、侮辱性語言內容較多”。很快，羅輯思維CEO李天田(脫不花) 今日在朋友圈中發了五個字稱，“假的真不了”，暗指Papi醬系列遭封殺為假消息。

而Papi醬合夥人楊銘也在朋友圈回應：“未接到封殺通知，Papi醬會繼續堅持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視頻內容。感謝大家的關心，人怕出名豬怕壯胖，我們還是胖了。”

4月18日下午，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內視頻網站工作人員對第一財經記者透露，確有接到要求將Papi醬系列作品下線的通知。上述人士並未透露關於Papi醬系列作品下線的更多信息，僅稱現在的情況是接到下線通知。未來不排除在對視頻內容進行修改後重新上線的可能。

公開資料顯示，被稱為“2016年中國第一網紅”的Papi醬，本名姜逸磊，目前還在就讀中戲導演系研究生，憑借40多條原創短視頻，在短短幾個月內迅速躥紅網絡世界，收獲微博粉絲超1000萬，在優酷等多個視頻平臺累計播放量過億。

據此前羅振宇對外透露的數據顯示，Papi醬視頻每集平均播放量為753萬，而點擊最高的一集視頻《有些人一談戀愛就招人討厭》，全網播放量達2093萬次。

此前Papi醬和她的合夥人楊銘獲真格基金、羅輯思維、光源資本和星圖資本聯合註資1200萬元，羅輯思維羅振宇策劃拍賣的Papi醬第一單廣告，將在4月21日正式於阿里的拍賣平臺上進行拍賣。屆時用戶將通過互聯網“邊看直播邊出價”的技術，參與到網絡紅人Papi醬的視頻廣告線上線下同步競拍。

【社會把脈】什麽是越運用越豐富的正能量

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也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驗。

山東問題疫苗和上海公安部門破獲1.7萬罐假冒名牌奶粉，引發公眾關註。食品藥監總局先前宣稱假奶粉符合國家標準，後來又承認此言不實，說這麽做是為避免恐慌。看來還是有“正能量”的顧慮在作祟。

如今，許多人把對某些特定對象的稱贊，至少是避免批評，理解為“正能量”。他們以為，贊揚越多，批評越少，這些對象的威望、威信和可信任度就越高。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如果“正能量”只是意味著無原則的表揚和避免批評，那麽，這樣的能量就會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換句話說，越努力去增加這樣的“正能量”，其價值就越低，因為這是一種在使用中減少的能量。

社會生活需要的是一種能夠越使用越有效、越豐富的正能量，它不是源於口惠的表揚或贊美，也不是源於刻意的文過飾非，而是源於真誠的承諾、信任、關切、仁慈、慷慨、利他、公民職責。今天，這些東西似乎成為日常生活中的稀缺品，正因為如此，人們在需要付出它們的時候，變得格外吝嗇。他們會覺得，這些東西，你付出的越多，損失就越大，剩下的就越少。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被騙大了”的生活經驗積累，也可以理解為是對社會正能量本身的錯誤理解。

哈佛教授桑德爾在《金錢不能買什麽》一書里，以“愛”為例，分析了這種對社會正能量的錯誤理解。有人認為，愛與其他的高尚美德一樣，是有限的資源，必須節約地運用。這些高尚美德包括利他、仁慈、慷慨、團結。桑德爾認為，這種想法是“怪異的，甚至是牽強的”，“因為它忽視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愛的能力和仁慈的能力並不會因為使用而消耗枯竭，反而會在實踐的過程中得到擴展。”他認為，恩愛夫妻之間的感情就是一個例子，他們一生中都在共同積攢著愛，“如果他們更多地向對方表示愛情，那麽他們之間的愛難道不會強化，反而會減少嗎？如果他們以一種斤斤計較的方式對待彼此，即使他們的愛一直保存到他們真正需要愛的時候才使用，那麽這會使得他們過得更好嗎？”

當然，我們不能把夫妻之間的愛簡單地套用到人民與國家的關系上，不過，我們還是可以把人民對國家的愛理解為一種正能量，這就是人們所說的“愛國主義”。這種愛首先體現為公民對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關心，包括對政府部門、政治人物的問責，對無論哪個官員的不良行為都能提出批評。桑德爾指出，這種公民精神是一種美德，也是一種越用越多的寶貴資源。他引述亞里士多德的話說，美德乃是某種需要用實踐去養育的東西：“我們是經由為正義之事才變得正義的，我們是經由采取節制才變得有節制的，我們是經由做勇敢之事才變得勇敢的。”

盧梭也持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公民們越是有參與公共生活的機會，才越會對公共生活有興趣，在一個秩序良好，鼓勵說真話的空間里，公民們樂於參與，而在一個充斥著謊言和阿諛奉承，說真話會惹禍上身的空間里，沒有人會參與公共生活，“因為沒有人對那里的事情發生興趣”。桑德爾就此指出，“經由公民權利和義務的履行，公民美德可以得到建構，而非耗竭。……就公民美德而言，要麽使用它，要麽失去它”。一旦廣大公民的美德正能量不幸不能運用，再美妙動聽的贊揚也不可能使這個空間真正擁有它所需要的能量，更不要說是強大的正能量了。

在一個出現問題疫苗、假冒奶粉事件的社會里，人們很自然地會關心這個社會的正能量。越是在這樣的時候，就越需要把正能量的問題與“什麽是正能量”“誰的正能量”“需要正能量來發揮怎樣的社會作用”的問題聯系在一起。這些問題都沒有固定不變的統一答案。能否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持續的討論，能否允許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這本身就是對一個社會是否擁有積極能量的測定和考驗。

（作者為加州聖瑪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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