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投資家李世默TED演講錄：兩個制度——中國的崛起與西方元敘事的終結
http://www.iheima.com/archives/44935.html一、中國崛起與「元敘事」的終結(註：法國著名哲學家利奧塔定義元敘事為「確切地是指具有合法化功能的敘事」)
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時的上海。
外婆後來告訴我，她當時抱著襁褓之中啼哭不止的我，心驚膽顫地聽著「武鬥」的槍聲。
在我少年時，我被灌輸了一個關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故事，這個「元敘事」是這樣說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目標明確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猜猜這個終點?)共產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是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的人類社會，不管民族、文化、語言有何異同，或早或晚都將演進到這一階段。人類社會自此大同，彼此相親相愛，永遠過著幸福的生活——人間天堂。但在實現這樣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當然，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而來的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一「元敘事」在中國影響甚廣。我們從小就被反覆灌輸了這個宏大故事，幾乎融化到了血液之中，篤信不疑。這個「元敘事」不僅征服了中國，也影響了全世界。世界上曾經有整整三分之一人在它籠罩之下。
然而，忽然一夜之間，蘇聯崩潰，世界滄桑巨變。
我赴美留學，改宗成為伯克利的嬉皮士，哈哈!
就這樣，開啟了我另一段成年經歷，我又被灌輸了一個全新的宏大敘事，彷彿我這輩子只經歷那一個還不夠似的。這個宏大敘事的完美程度與早前的那一個不分伯仲。它同樣宣稱，人類社會遵循著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指向一個終極目標。敘事故事是這樣展開的：
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其民眾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儒家信徒，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在傳統社會中，最基本的社會單位是家庭、氏族、部落等群體;而在現代社會中，最基本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社會單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有的個人都被認定為是理性的，都有同一個訴求：選舉權!
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是理性的，一旦有了權選舉，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隨後就可以在好政府的領導下，過上幸福的生活，相當於實現大同社會——又是一個人間天堂。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當然，在實現這個目標之前，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前者肩負著在全世界推動民主的使命，必要時甚至可以動用武力，來打擊那些不投票不選舉的邪惡勢力。
上述宏大敘事同樣傳播甚廣。根據「自由之家」的統計，全世界採用選舉民主制的國家，從1970年的45個已增至2010年的115個。近20多年來，西方的精英人士孜孜不倦地在全世界奔走，推薦選舉民主這一救世良方。他們聲稱，實行多黨選舉是拯救發展中國家於水火的唯一良藥，只要吃下它，就一定會實現繁榮，否則，永無翻身之日。
但這一次，中國敬謝不敏。
歷史是最好的裁判。僅僅30多年間，中國就從世界上最貧困的農業國，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實現6.5億人脫貧。實際上，這期間全世界80%的減貧任務是由中國完成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的成績，全世界的減貧成就不值一提。所有老的、新的民主國家的脫貧人口加起來，都不及中國一個零頭。而取得這些成績的中國，沒有實行他們所謂的選舉，也沒有實行多黨制。
所以，我禁不住問自己，我眼前畫面到底哪裡不對勁兒?我的故鄉上海，一切都已今非昔比，新生企業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中產階級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和規模在增長。但根據西方的那個宏大敘事，這一切繁榮景象本不應該出現。
面對這一切，我開始做我唯一可以做的事，即思考它!
中國的確是個一黨制的國家，由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不實行西方意義上的選舉。按照當代主流的政治理論，人們據此可以生成三個判斷，即這個體制一定是僵化的、封閉的、不具合法性的。
但這些論斷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事實恰恰相反，中國的一黨制具有與時俱進的能力、選賢任能的體制、深植於民心的政權合法性，這些是確保其成功的核心要素。
大多數政治學家斷言，一黨制天生缺乏自我糾錯能力，因此很難持久。
但歷史實踐卻證明這一斷言過於自信。中共已經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連續執政64年，其政策調整的幅度超過近代任何國家。從激進的土改到「大躍進」運動，再到土地「准私有化」;從「文化大革命」到鄧小平的市場化改革。鄧小平的繼任者江澤民更進一步，主動吸納包括民營企業家在內的新社會階層人士入黨，而這在毛的時代是不可想像的。事實證明，中共具有超凡的與時俱進和自我糾錯能力。
過去實行的一些不再有效的制度也不斷得到糾正和更新。比如，政治領導人的任期制，毛時期，政治領導人實際上是終身任職的。這容易導致大權獨攬、不受制約等問題。毛澤東作為現代中國的締造者，在位晚年也未能避免犯下類似的嚴重錯誤。隨後，中共逐步實施了領導人的任期制，並將任職的年齡上限確定為68到70歲。
最近很多人聲稱，相比於經濟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嚴重滯後，因此當前亟需在政改中取得突破。這一論斷實際上是隱藏著政治偏見的話語陷阱，這個話語陷阱預設了哪些變革才算所謂的政治改革，只有實行這些特定的變革才行。事實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未停滯。與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相比，中國從基層到高層，從社會各領域到國家治理方式上，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沒有根本性的政治改革，這一切變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甚至想大膽地判斷說，中共是世界第一流的政治改革專家。
西方主流的觀點認為，一黨制意味著政治上封閉，一小撮人把持了權力，必然導致劣政和腐敗。
的確，腐敗是一個大問題。不過，讓我們先打開視野看一下全景。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中共內部選賢任能競爭之激烈程度，可能超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組織。
十八大前，中共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央政治局共有25名委員，其中只有5人出身背景優越，也就是所謂的「太子黨」。其餘20人，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和政府總理溫家寶，都是平民出身。再看300多人組成的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出身顯赫者的比例更低。可以說，絕大多數中共高層領導人都是靠自身努力和激烈競爭獲得晉陞的。與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統治精英的出身相比，我們必須承認中共內部平民出身的幹部享有廣闊的晉陞空間。
中共如何在一黨制的基礎上保證選賢任能呢?關鍵之一是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機構，即組織部。對此西方鮮有人知。這套機制選賢任能的效力，恐怕最成功的商業公司都會自嘆弗如。
它像一個旋轉的金字塔，有三個部位組合而成。
中國的公務人員分為三類：即政府職能部門、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管轄的事業單位，如大學、社區組織等。公務人員既可以在某一類部門中長期工作，也可以在三類中交替任職。政府以及相關機構一年一度地從大學畢業生中招錄人員，大部分新人會從最低一級的科員干起。組織部門會根據其表現，決定是否將其提升到更高的管理職位上，比如副科、科、副處、處。這可不是電影《龍威小子》中的動作名稱，而是嚴肅的人事工作。
這一區間的職位包羅萬象，既可以負責貧困農村的衛生工作，也可能負責城區裡的招商引資，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基層經理。各級幹部每年都要接受組織部門的考察，其中包括徵求上級、下級和同事的反饋意見，以及個人操守審查，此外還有民意調查，最終擇優提職。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中共的幹部可以在政府職能部門、企業，以及社會事業單位等三大領域內輪轉任職。在基層表現優秀的佼佼者可以晉陞為副局和正局級幹部，進入高級幹部行列。這一級別的幹部，有可能領導數百萬人口的城區，也有可能管理年營業收入數億美元的企業。從統計數據就可以看出選拔局級幹部的競爭有多激烈，2012年，中國科級與副科級幹部約為90萬人，處級與副處級幹部約為60萬人，而局級與副局級幹部僅為4萬人。
在局級幹部中，只有最為出眾的極少數人才有機會繼續晉陞，最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就職業生涯來看，一位幹部要晉陞到高層，期間一般要經過二三十年的工作歷練。這過程中有任人唯親的問題嗎，當然有。但從根本上，幹部是否德才兼備才是提拔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中華帝國的官僚體系有著千年歷史，今天中共的組織部門創造性地繼承了這一獨特的歷史遺產，並發展成現代化的制度以培養當代中國的政治精英。
習近平的履歷就是非常鮮明的例證。習的父親確實是中共的一位前領導人，但他的仕途也歷經了30年之久。習近平從村幹部做起，一步一個腳印的走到今天這個崗位。在他進入中央政治局之前，他領導過的地區總人口累計已超過1.5億，創造的GDP合計超過1.5萬億美元。
千萬不要誤解，這不是針對具體的人，僅僅是事實的陳述。如果要論政府管理經驗，小布什在任德州州長前和奧巴馬第一次問鼎美國總統時，他們資歷還比不上中國一個小縣長。
溫斯頓·丘吉爾曾說：「民主是個壞制度，但其他制度更壞」。可惜，他沒有見識過組織部。
西方人總認為多黨競選和普選是合法性的唯一來源。曾有人問我：「中共不經選舉執政，其合法性從何而來?」我的回答是：「捨我其誰的執政能力。」
我們都知道歷史，1949年中共執政時，由於戰火肆虐，外敵橫行，中國的國土四分五裂，滿目瘡痍;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僅為41歲。但在今天，中國已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成為在全球有重要影響的大國，人民生活迅速改善，人均壽命排名奇蹟般地列中等發達國家前茅。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在中國的民意調查報告，其中一些數據反映了中國的主流民意，其中大部分數據在近幾十年來十分穩定。
高達85%的中國民眾，對國家未來方向表示滿意;70%的民眾認為在過去的五年生活得到改善;82%的民眾對未來五年頗感樂觀。
英國《金融時報》剛剛公佈的全球青年人民調結果顯示：93%的中國90後年輕人對國家的未來感到樂觀。
如果這不是合法性，那我就不知道到底什麼才是合法性了。
相比之下，全世界大部分選舉民主制國家都處於慘淡經營的境況。關於美國和歐洲的政治困境，在座的聽眾都了然於胸，無需我再詳述。除了極少數例外，大部分採用選舉的發展中國家，迄今為止還在遭受貧困和戰火的折磨。政府通過選舉上台後，其支持率在幾個月內就會跌到50%以下，從此一蹶不振甚至持續走低，直到下一次選舉。可以說，民主已經陷入「一次選舉，長期後悔」的週期性怪圈。這樣下去，失去合法性的恐怕不是中國的一黨制，而是選舉民主制。
當然，我不想造成一種誤會，認為中國成為超級大國已經指日可待了。中國當前面臨重大挑戰，巨大變遷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數不勝數，譬如環境污染，食品安全、人口問題。在政治領域，最大的挑戰是腐敗。
目前，腐敗猖獗，危及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道德合法性。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誤判了腐敗的原因，他們聲稱腐敗是一黨制導致的，只有終結一黨制才能根絕腐敗。更嚴謹一點兒的分析將證明這種觀點毫無根據。
據透明國際發佈的全球清廉指數排名，中國近年來的排名在第70到80名之間。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選舉民主制國家，排名第95位，且逐年下滑;希臘排名第80位;印度尼西亞與阿根廷排名並列第100位;菲律賓排名第129位。排名在中國後的約100個國家中，超過一半是選舉民主制國家。如果選舉是根治腐敗的萬靈藥，為何在這麼多國家不靈呢?
我是做風險投資的，長於預測。因此，不做幾個預測就結束今天的討論似乎不妥。以下是我的三個預測：
未來十年：
1. 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按人均收入計算也將在發展中國家裡名列前茅。
2. 腐敗雖然無法根絕，但將得到有效控制。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有望繼續提升10到20名，跨入全球最清廉的前60國之列。
3. 經濟改革會加速實施，政治改革也將繼續推進，中共仍穩固執政。
我們正在見證一個時代的落幕。共產主義和選舉民主制，都是基於普世價值的「元敘事」。在20世紀，我們見證了前者因極端教條而失敗;到21世紀，後者正重蹈同樣的覆轍。「元敘事」就像癌症一樣，正在從內部吞噬民主。我想澄清一下，我並不是要譴責民主。相反，我認為民主政治對西方的崛起和現代世界的誕生居功至偉。然而，很多西方精英把某一種民主形式模式化、普世化，這是西方當前各種病症的病灶所在。如果西方的精英不是將大把的時間花在向外國推銷民主上，而是更多關心一下自身的政治改革，恐怕民主還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無望。
中國的政治模式不可能取代選舉民主，因為中國從不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包裝成普世通用的模式，也不熱衷於對外輸出。進一步說，中國模式的重要意義，不在於為世界各國提供了一個可以替代選舉民主的新模式，而在於從實踐上證明了良政的模式不是單一而是多元的，各國都有可能找到適合本國的政治制度。
讓我們為「元敘事」的時代畫個句號吧。共產主義和民主可能都是人類最美好的追求，但它們普世化的教條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的下一代，不需要被灌輸說，世界上只有一種政治模式，所有社會都只有一種歸宿。這是錯誤的，不負責任的，也是乏味的。多元化正在取代普世化。一個更精彩的時代正緩緩拉開帷幕，我們有沒有勇氣擁抱它呢?
二、西方民主正在走向滅亡
人類社會的政治史長達數千年，在這一歷史長河中點綴了兩次西方式民主制度的試驗。第一次試驗是古希臘的城邦雅典，其民主制度從公元前6世紀維持到公元前4世紀中葉，持續了一個半世紀，實際上只能算是一次曇花一現的失敗。第二次試驗是現代西方世界，如果把民主定義為一人一票的普選制，那麼美國民主的歷史是92年，如果更嚴格地按諸事實，從1965年《選舉權法案》頒佈算起只有47年。這麼說來，美國民主的壽命迄今為止還比不過元朝，後者是中國古代主要王朝中最短命的一個。
既然如此，為何會有那麼多人敢公然宣稱，他們已一勞永逸找到適合全人類的理想政治制度呢?
要回答這一問題，就要追本溯源，回到當前西方民主試驗的精神源頭。當今西方民主的濫觴，是孕育了現代性的歐洲近代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可以歸結為兩條基本理念：首先個人是理性的;其次個人權利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兩條理念在本質上都是基於信仰，而非現實的經驗。比如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托馬斯•傑弗遜就寫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Creator)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Rights)。」 這個大寫的「造物主」是誰?當然就是基督教信仰中的上帝。與此相對應，「權利」一詞也用了大寫，以強調這條格言的神聖性。美國《獨立宣言》中的這一表述，與法國《人權宣言》中「自由、平等、博愛」的信條，一起組成了所謂的「現代性」信仰的基礎，而「現代性」在政治上的終極表現形式，就是西方式民主制度。
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政治體制中的民主因素促發了工業革命，西方世界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前所未有地突飛猛進。不過，領導西方崛起的領袖們從一開始，就清醒地看到民主試驗中天然蘊涵的致命缺陷，他們想方設法試圖遏制其消極影響。比如美國的聯邦黨人就明確提出，他們希望建立的是共和國家，而不是民主國家。為此，聯邦黨人在憲法中竭力遏制大眾意志的過度膨脹。可是，就像任何一個宗教一樣，信仰的力量最後總是壓倒規則。民主的結果是公民的政治權利無限膨脹，參與決策者越來越多，參與面越來越泛。在美國人們常說，加利福尼亞就是美國的未來。這個未來又是怎樣的景象呢?只有無休止的公民投票、政府癱瘓和財政破產。
對美國而言，這個共和國的開創者們有許多理由來限制民主，例如大眾素質太低，缺乏見識，易走極端。但隨著電視和互聯網的興起，這些壁壘都轟然倒地。歸根結蒂，既然人們都是理性的，擁有上帝賦予的不可侵犯的權利，並且一切知識都觸手可得，那麼他們為何不能參與一切決策?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城邦由於民眾無限參與政治，導致了煽動家的上台。煽動家西亞比德用慷慨激昂的演說鼓動起民眾的狂熱，讓雅典派出其強大的艦隊去遠征敘拉古，結果被斯巴達所打敗，這次致命的出征成為雅典衰亡的開端。再回到當下，現在金錢成了煽動政治的最大推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一語道破天機，他說美國的民主先後經歷了幾個歷史階段：最早是「一個有產男人一票」，接著是「一個男人一票」，然後是「一人一票」，現在正向「一美元一票」邁進。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當今美國都只是徒有虛名的憲政共和國，實際上已經墮落為雅典式的民主政體。被選舉上台的民眾代表們根本沒有自己的主見，其唯一關心的就是迎合一時的民意，好在下次選舉時保住位子。當今信息的豐富和傳播的迅速，都堪稱史無前例，這誘使民眾陷入自己什麼都懂的幻覺。利益集團則從中播弄民意並操縱投票，結果是不斷減稅，提高政府支出，甚至發動自我毀滅性的戰爭。選舉因此淪為遊戲，不同的利益集團都在利用這個制度尋租。民主制度之所以陷入這種惡性循環，是因為這一試驗的深層基因所致，即對個人理性和權利的迷信。不僅是美國如此，歐洲各國也在上演同樣的戲碼。相較於當今風雨飄搖的西方民主制度，古代的羅馬共和國的歷史要長得多，這是因為後者從未自飾為民主，也從無這樣的野心。
因此，西方與中國的理念之爭，不是出於民主與專制的對抗，而是由於對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的理解。在前者看來，民主本身就是最終目的;而在後者眼中，任何政治制度都不過是工具。美國人普遍相信，民主就是好，而且越民主越好。在美國，有哪位政治家敢對民主提出質疑呢?西方民主已走進死胡同，或許只有控制民主的氾濫方能拯救民主本身。但在民主制度下，這一調整永遠只能是天方夜譚。
相較之下，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正在政府引導下參與政治決策，因為這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和國家利益，而近十年來的成績也恰恰證明了此點。但如果國情和國家需求發生變化，中國將毫不遲疑地主動調整。在上世紀80年代，民眾政治參與度的不斷提高，有助於當時的中國走出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的陰影，擺脫意識形態的桎梏。但凡事過猶不及，爆炸性的政治參與最終引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動亂，這就是天X門事件。
1989年6月4日，抗議活動被政府的堅決行動平定了。誠然，這次流血事件令中國人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除此之外的其他選擇只會更糟糕，結果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此後一代人的時間裡，中國保持了政治穩定，迎來了經濟增長和繁榮，並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在政治上日漸成熟，可以更加積極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減少震盪，避免極端暴力傾向。
在政治意識形態上，美國和中國之間存在根本分歧。前者認為政治權利是上帝賦予的，因此也是絕對的;而在後者看來，政治權利的發展必須建立在國家需求和基本國情之上。
照此來看，今天的美國人與上世紀的蘇聯人並無本質區別，他們都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當作終極目的。中國的崛起之路，恰恰與之相反。就未來的前景看，美國人的道路並不美妙。不過迄今為止，他們還沉迷於狂妄自大的意識形態，一路狂奔，而前方就是懸崖峭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