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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華永道：債轉股短期內難“井噴” 資產評估、公司管理成難點

國務院一則《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拉開了新一輪銀行債權轉股權(下稱“債轉股”)序幕。

部分人士擔心《意見》出臺後，可能會出現債轉股“一哄而上”的情形。近日在接受采訪時，普華永道中國金融服務主管合夥人梁國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短期內不大可能出現債轉股個案“井噴”的情形，銀行出於風險控制和盈利考慮，會很慎重，經過研究後可能多會采用同一個集團內所屬機構去做債轉股。而隨著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等逐步參與進來，中期內債轉股市場才會慢慢活躍起來。

現行的商業銀行法規定，商業銀行不可以直接持有非銀行金融機構及企業股權，但《意見》通過支持銀行充分利用現有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允許申請設立符合規定的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的方式，回應了銀行如何參與債轉股問題。對此，梁國威表示，估計短期內銀行會傾向通過所屬機構去做債轉股。

與1999年的政策性債轉股不同的是，這一輪債轉股明確以市場、法制為主導，並多次強調“政府不兜底”，這也讓債轉股難以“井噴”。

不過，債轉股概念股已經持續活躍，主力資金不斷流入，主力資金凈流入前列的個股包括海德股份、中國一重、陜國投A等。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近日表示，與上世紀末政策性債轉股不同，本次債轉股的債權轉讓、轉股價格將依據市場形成的公允價格自主協商確定，國有企業的轉股定價也要遵循市場化原則，同時履行相關程序。相關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擔風險、自享收益，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

華泰證券宏觀研究團隊判斷，各利益主體之間的利益協調，以及政府對規則的制定、政策的完善都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銀行、實施機構和企業三方想撮合成一個大家都接受的轉股價格也並非易事。未來債轉股的規模不會一下子變大，將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逐漸擴大規模。

10月13日，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表示，從模擬運行情況看，債轉股可以使企業資產負債率普遍下降約10到20個百分點，大幅降低企業財務費用。

梁國威認為，未來債轉股可關註四個方面。

首先，銀行債轉股涉及到資產評估，這里涉及很多估值判斷，將對銀行和其他市場參與者是一個很大挑戰。

其次，銀行債轉股之後，企業債務負擔將會減輕，但是企業能否利用好這一良機，改善公司經營管理，扭虧為盈，需要加以關註。如果債轉股之後，企業管理手段沒有改善，債轉股也就不會成功。

再次，債轉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銀行的不良貸款率這個指標，但是當相關資產由貸款轉成了投資，並不代表風險降低了，只是在資產負債表里挪了位置，債轉股後的股權投資資產質量，也就是不良資產率也應被關註。

最後，在債轉股市場還沒有完全成熟的情況下，要警惕銀行借債轉股巧立名目實現轉移，實際上仍然繼續涉入相關資產和風險，沒有真正改善銀行的資產質量。

普華永道：前三季度中國海外並購大額交易多 財務投資者活躍

中國內地企業海外投資的熱情在2016年繼續加碼。前三季度的海外並購中，超過10億美元的大額交易集中出現，上市公司成為並購主力軍，同時，財務投資者活躍度也大大增加。

10月20日，普華永道發布“2016年前三季度中國內地企業海外並購市場回顧與前瞻”，數據顯示，2016前三季度中國內地企業海外並購交易數量和金額均實現顯著增長，交易數量達到創紀錄的671宗，幾乎是去年全年交易數量的兩倍;交易總金額逾1600億美元。

普華永道中國企業購並服務合夥人唐迅說，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顯著增長，主要得益於資本市場暢通的融資通道，以及快速增長的財務投資者。

而在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後，唐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民幣匯率更加市場化，更多企業希望尋求海外收購以進行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對沖，同時通過並購收獲穩定的外幣現金流。

因為國家外管局支持中國企業在海外的真實並購業務，唐迅表示，外匯收緊資金出海並未對海外並購造成很大的影響。“有經驗的中國投資者可以通過其他方式，例如自貿區的自由兌換額度、內保外貸等，從容應對資金出海問題。”

也因此，唐迅說，中國內地企業的海外並購交易活動總體增長趨勢，不僅將在短期內延續，也將成為常態。

大額交易集中出現

在全球經濟尚待複蘇和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大環境下，中國內地企業更為頻繁地大額交易海外並購。前三季度單筆金額超過10億美元的大額交易逾30宗。

比如，中國化工430億美元收購先正達是迄今為止最大的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案例。如這項交易最終達成，將刷新歷史記錄。

唐迅說，基於現階段的國際經濟環境和國內競爭態勢，中國企業主動選擇海外並購，以期實現行業多元化、產業全球化、技術高級化的布局。

此外，民企延續了去年的趨勢，在海外並購中持續發力。

按交易數量衡量統計，民營企業在2016年前三季度的活躍度高達449宗，接近國有企業的5倍，在30余宗超過10億美元的大規模海外並購交易中，民營企業占六成。

就交易金額看，民營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金額達806億美元，占2016年前三季度總交易金額的一半。

借助於行業分布廣、經營體制靈活等優勢，越來越多的民企在海外並購中出手，在國內實體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以及海外投資相對的低成本刺激下，更積極地通過海外並購尋求業務增長以及板塊的多元化。

延續前兩年的趨勢，唐迅說，民營企業的海外並購更多地傾向於獲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人才、品牌、服務以及海外市場份額，重點關註有助於提升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傳媒娛樂業務、高端制造業、擁有品牌和供應鏈及/或客戶資源的消費品業務。

從民企的海外並購交易金額來看，媒體娛樂領域的投資額度最大，達到263億美元，其次是工業(115億美元)、高科技(101億美元)、消費品(97億美元)、原材料(55億美元);

與之不同的是，國有企業依然更關註能源、礦產等傳統資源類項目，不過也已經在積極布局農業、醫療健康、環保等行業。

上市公司成並購主力軍

在海外並購中，上市公司持續成為並購的主力軍。

數據顯示，在前三季度的671宗海外並購中，由上市公司實施的有377宗，占比56%。其中國內主板和國內中小板(含創業板)上市企業交易數量，占上市公司海外並購交易總數的75%。

從交易金額而言，上市公司海外並購的金額達679億美元。

“一方面上市公司有通暢的融資渠道，一方面海外資產估值相對便宜，因此上市公司為了保持在資本市場的持續增長能力，對於海外並購有一個內生性的動力。”唐迅說。

而在交易標的布局上歐洲(含英國)和北美等成熟市場仍然是中國內地企業的主要目的地，位於歐美的項目占總量的54%，投資金額占總投資量的74%。

2016年前三季度前十大海外並購交易中，有9宗交易的標的位於歐洲和北美，其中高科技及娛樂行業並購占半數。

與此同時，中國企業同樣越來越關註亞洲機會，隨著“一帶一路”、亞投行等國家戰略和相關機構的逐步落地實施，“一帶一路”沿線和中國周邊國家的優秀企業重新回到了國內並購主體的視野。今年前三季度，亞洲的並購項目達165宗，超過去年全年的93宗。

財務投資者更活躍

另外值得關註的是，財務投資者的活躍度也明顯增長，今年前三季度，財務投資者的交易數量，從2015年全年的56宗，增長到127宗，實現倍增。

這其中，由民企下屬的投資基金、金融機構以及政府主導的基金進行的海外並購交易金額，占2016年前三季度財務投資者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的近7成。

從投資領域來看，房地產以83億美元的額度，成為財務投資者海外並購的首選。比如，安邦以65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酒店連鎖strategic hotel。其次是工業(77億美元)、高科技(41億美元)、娛樂媒體(39億美元)、醫療(13億美元)。

普華永道：內地43%家族企業計劃將管理權交給專業團隊

普華永道的調研報告顯示，27%的中國內地家族企業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業績下滑，下滑企業的數量比2014年增加了11%。超過7成的內地家族企業認為創新是未來首要挑戰。

11月3日,普華永道發布了其兩年一度的全球家族企業調研《家族企業如何拉近策略差距--當中缺少的部分》。根據該報告，中國內地家族企業在上一個財政年度的業績有所下滑，只有73%的受訪家族企業實現了銷售增長，而在2014年，該比例為84%。其余27%的家族企業銷售業績下降。與兩年前相比,更多受訪的中國內地家族企業表示希望平穩發展, 而不是擴張性發展。

普華永道深圳分所主管合夥人周世強介紹，本次調查的樣本中，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家族企業數量共100家。其中，內地企業48家，年營業額大多在1000萬美元以上。

周世強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一結果和整個經濟形勢有關。中國內地家族企業從事制造業的比較多，受經濟影響比較大。此外，中國經濟正在轉型，制造業首當其沖，轉型壓力大。

中國經濟正在從以制造業為主的模式向消費者需求和服務業驅動的新模式轉型。 顯然，以制造業為基礎的家族企業在經歷了曾經的興旺繁榮後，必須找到新的發展道路，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加強數字化可能是他們要走的途徑之一。周世強介紹，調研過程中將近有一半的內地家族企業認為數字化和互聯網對他們造成了沖擊，尤其是那些業務複雜的大型企業，數字化的沖擊更明顯。

上述報告也顯示，今年73%的中國內地家族企業認為，持續的創新需求是未來五年內的首要挑戰。而在2014年，這一數字為66%。

中國內地家族企業中計劃引進職業經理人的占比增加了15%

調研發現，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家族企業繼任者規劃薄弱。中國內地雖然有71%的家族企業中有下一代家庭成員參與經營，與全球水平69%基本持平，香港也有44%的家族企業中有下一代家族成員參與經營，但是中國內地和香港僅有10%的家族企業準備有健全的、有書面記錄及充分溝通的繼任或傳承規劃，低於全球15%的平均水平。

不過，與2014年相比，上述調研顯示，2016年中國內地和香港有更多的家族企業傾向於將企業所有權交與繼承人，但引進專業管理團隊參與管理。

例如，中國內地有43%的家族企業計劃將企業所有權交於家族下一代，但引進專業管理團隊參與管理，相比2014年，這一占比增加了15個百分點。香港則有31%的家族企業希望將企業所有權交於繼承人，但引進專業管理團隊參與管理，較2014年增加了18%。在2016年，計劃將公司管理權交於家族下一代的香港家族企業顯著減少，減幅達12個百分點。

周世強分析：“國外的家族企業已經發展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了，對於如何將企業交給下一代，已經頗有經驗，並有成熟的運作方式。而中國家族企業的發展大多還在第一代，交接的專業化過程還沒有完成，所以還需要借助外部的資源。”

報告也顯示，雖然經歷經濟不穩定，但是全球受訪的64% 家族企業的業務去年仍有所增長。在亞太地區，家族企業顯得更雄心壯誌，其中21%的受訪者正尋求最快速和最進取的增長途徑，而在歐洲這一數字為10%，北美為12%，全球則為15%。

普華永道：今年第三季度中國科技企業IPO數量全球第一

普華永道14日發布報告稱，2016年第三季度，9家中國科技企業完成了IPO，數量位列全球首位。相比之下，2016年前兩個季度相加僅有8家中國科技企業完成了IPO。

第三季度，全球共有20家科技企業完成了IPO，融資總額為53.8億美元。總體而言，第三季度全球科技企業IPO數量環比增長43%，融資總額環比增長2.6倍。20家已完成IPO企業中，9家是中國科技企業，位列全球首位。美國緊隨其後，有6家科技企業完成IPO。

據中新社，報告稱，軟件、互聯網軟件和服務行業的企業數量占第三季度全球科技企業上市總數量的65%，占融資總額的47%。

第三季度，中國科技企業IPO融資總額達6.11億美元，單筆IPO的平均融資額為6800萬美元。據分析，當季中國IPO的數量增長受益於經濟狀況改善、投資者信心複蘇，市場不再那麽擔心中國經濟增長率出現急劇下降。

普華永道中國通信、媒體及科技行業合夥人林曉帆表示，“第三季度中國科技企業IPO數量的增長反映了需求的增長，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資本市場本身實現了強勁複蘇。監管機構在IPO審核方面還是保持相當謹慎的態度和節奏。”

普華永道：深港通不能以短期成交衡量

“滬港通和深港通有所不同，深圳企業的行業與香港的行業有很好的互補，外資對不同行業多了選擇，投資時還是會看具體企業的盈利狀況，不應該看短期的成交量判斷。”11月30日，在普華永道舉辦的深港通媒體分享會上，其香港資本市場服務合夥人黃金錢如此分析。

12月5日將正式開通的深港通，如今已箭在弦上，各路資金已經緊鑼密鼓地排兵布陣，私募基金、險資、外資都表現出了強烈的進場願望。相對於A股，港股估值長期相對較低，目前仍處於價值窪地，市場中長期對港股市場仍持樂觀態度。根據媒體報道，平安、人壽、安邦和泰康等險企已開立港股通賬戶，私募發行的可投資港股基金也在千只以上。

“不同時期、不同角度來看，港股估值也會不一樣，市場比較了解。香港市場的機構投資者比較多，投資者需求、認知水平、偏好不一樣，這決定了有些差異會一直存在，但不能說香港估值永遠低於內地。”普華永道深圳分所資本市場服務合夥人姚文平說。

姚文平認為，深圳股市的特性非常明顯，交易量最大的板塊是中小板，行業上更多的是高科技、信息技術、新經濟、稀缺產業的龍頭企業，香港更多的是金融企業，與上證所相比，深圳資本市場對香港資本市場更具有互補作用。

根據普華永道提供的數據，從深港通的北向交易股票行業主要是信息科技、非必需消費品、新興工業，而這正是深圳產業強項;南向交易股票行業主要是非必需消費品、工業、地產和金融。

“深港通為投資者增加了投資渠道，對深圳上市中小企業而言，無疑是一個機會，但境外投資者決定是否投資，最終還要看上市公司本身的業績，這會成為影響市場資金流向的核心因素。”黃金錢說，深港通促進了中國資本市場更開放、更多元化。隨著滬港通、深港通的開通，未來兩地有更多的合作機會，甚至可能是參與到新股發行中。

普華永道合夥人：反逃避稅讓一些企業補繳稅款過億

在全球打擊大企業逃避稅行為下，不少國家正在加快落實BEPS(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行動計劃，國際稅收監管環境越來越嚴。

去年國家稅務總局推出”千戶集團”計劃，瞄準大型央企、國企、標桿名企和500強外企，以加強對大企業的稅務風險管理。

“我了解到‘千戶集團’計劃讓一些大企業補繳稅款高至過億元，這也倒逼企業加強對稅務數據的管理，稅務科技軟件越來越重要。” 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夥人莊樹青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12月5日，普華永道發布的《2016年中國稅務科技成熟度》調查顯示，約有半數(51%)的受訪中國企業已經制定或者正在制定跨年度稅務科技策略或發展規劃。報告同時顯示，仍然有31%的受訪企業並不具備稅務科技資源配置，企業對於稅務科技布局還是處於一個依賴現有資源的初級階段。

這次調查數據取自2016年10月至11月對中國內地及香港151家企業進行問卷調查的結果。受訪企業主要涉及金融、科技與通信等行業。受訪人員以從事稅務及財務業務為主。

調查顯示，近一半(46%)受訪中國企業日常所使用的稅務信息來源由電子郵件或臨時報表提供，現有管理信息系統(如ERP)缺乏統一的服務於稅務的接口。從稅務的管控和分析角度來看，49%的受訪企業表示有使用電子表格或數據庫工具記錄相關報稅工作日期及工作流程，另有12%的受訪企業未使用任何工具。從稅務管理和決策層面來看，六成企業僅用電子表格對不同情況進行建模分析，缺乏系統化的稅務分析工具支持。

普華永道中國內地及香港稅務科技總監郭藹欣分析稱：“盡管中國企業對於稅務職能數字化管理已經引起重視，稅務部門在企業決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日益趨重，但在實施層面仍然缺乏具體行動。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國企業面臨稅務職能數字化轉型時，缺乏行業基準或最佳實踐參考，大多數企業有良好的願景但缺乏可參照的稅務科技管理平臺的建設方案;另一方面，稅務職能數字化管理對稅務管理團隊的稅務數據分析和變革管理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

當前稅務環境的變革存在國際和國內兩方面的趨勢。一方面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不斷推進，科技創新層出不窮，國際稅收監管環境趨嚴。尤其隨著BEPS行動計劃落地，各國監管機構對稅務透明度要求日益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稅務機關征管體制正在進行變革：“互聯網+稅務”行動計劃的推出與金稅三期新系統在全國全面上線都標誌著稅收信息化管理已進入新階段。在改革過程中，大中型企業面對的稅務風險管理要求更高。

莊樹青稱，數字化時代的背景下，作為傳統財務行業之一，稅務行業也正在悄然發生著巨大的變革。由於下屬分支機構數量眾多，對涉稅風險進行統一有效管理的難度大，這些變化為中國大中型企業的稅務管理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建議企業盡早利用稅務科技技術進行稅務數據分析、統計以及流程及有效實施內控，從稅務內控制度完善和科技系統建設兩方面雙管齊下，建立有效的稅務管理規則以優化稅務內控管理、應對挑戰。”

郭藹欣認為，中國企業的稅務科技成熟度停留在起步或者第一階段，這種財務數據分散在不同程序中的初級模式存在稅務風險管控的隱患，影響企業管理效率與效益。在稅務大數據時代，規劃及使用稅務數據中心將成為大中型企業的主流形式。

普華永道：中國零售企業的銷售和利潤增長正在逐年下滑

第一財經獲悉，中國連鎖經營協會和普華永道聯合發布2016中國零售企業營運資本管理調研報告《聚焦營運效率, 重塑零售價值》，報告顯示超過85%的受訪零售企業認為庫存管理是營運資本的最大挑戰。零售企業的高層管理者需要充分理解營運資本的價值和其背後的營運管理問題和風險，並著手解決並提升整體經營管理能力。

報告顯示，中國零售企業的銷售和利潤增長逐年下滑。超市的銷售增速在單位數的水平;規模較大的大型百貨店和綜合店甚至出現了收入負增長的情況。對此，中國內地及香港零售及消費品行業合夥人余葉嘉莉說：“要實現利潤的增長，傳統零售企業需要從‘商品組織者’轉變為‘商品經營者’，從消費者需求、產品設計、采購或生產控制、物流配送、分銷促銷等各個環節加強經營和創新，擺脫過度依賴名目繁多通道費等傳統盈利模式。通過加強供應鏈管理實現零售企業與生產、消費環節的緊密對接，更高效地收集整理消費者的意見和需求，並迅速向生產環節傳遞，零售企業和合作夥伴成為利益共同體。”

調研還發現，百貨店在2013年至2015年期間存貨周轉天數平均維持在21天左右，超市店維持在50多天，家電專業店在60天左右，而服飾專業店的平均在150天以上。普華永道中國零售及消費品行業主管合夥人王笑就此表示，“需要建立不同品類、維度、層級的需求預測模型，利用信息化的工具實現精準的需求預測和優化管理”。

中國零售企業通常利用延遲支付采購貨款從而降低庫存對資金的占用，付款周期長達2-4個月，而美國零售企業的付款周期通常只有1.5個月。

供應商數量過多，缺乏有效的供應商管理體系來平衡供應風險被認是最重要的原因，此外，不同品類的采購策略不清晰，供應商能力較弱且資金壓力大等因素都限制零售商合理定位應付賬期進一步優化的空間和機會點，傳統的應付管理模式無法支撐高效的營運資本管理和降低企業自身的資金壓力。

余葉嘉莉建議稱，零售企業要重視營運資本管理理念與工具，更多關註過程，更多關註現金流以及與現金流相關的業務活動。

普華永道：一季度中國企業海外並購放緩 財務投資者受影響較大

普華永道的統計顯示，受2016年底有關部門出臺政策限制非主業、非理性大額投資的影響，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步伐放緩。

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142宗，交易金額212億美元，相比創紀錄的2016年同期交易數量下滑39%，交易金額下降77%。

不過，盡管今年第一季度海外並購交易數量與金額同比雙雙下滑，但與2015年第一季度以及之前同期相比，仍然有明顯增長。

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投資數量達到920宗，較2015年上升142.1%，交易金額激增至2125億美元，幾乎是2015年的3.5倍，48宗大額海外投資交易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

雖然2017年第一季度海外投資步伐放緩，但仍有7宗大額交易金額超過了10億美元。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咨詢服務主管合夥人李明分析稱，海外投資放緩的原因在於，一方面從2016年第四季度起，國內監管機構對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提出更嚴格的要求;另一方面，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再平衡，外部不確定因素的增加。

普華永道稱，預計在2016年的井噴式增長之後，2017年海外並購將回歸理性軌道。

2016年三大類投資者(民企、國企、財務投資者)在海外並購交易活動中均表現活躍，2016年大型民營企業海外並購金額第一次超過國企。2017年第一季度，民企依然是主要力量，在142宗交易中占據114宗，在212億美元交易金額中，民企完成了137億美元。

不過財務投資者受新規影響比較大，交易金額下降了91%。2017年第一季度財務投資者在142宗交易中完成了11宗，在212億美元交易金額中完成了17億美元。

另外，2016年上市公司海外並購交易數量占比達47%，其中國內主板和國內中小板上市企業交易數量占上市公司海外並購交易總數59%。原因也在於上市公司擁有充沛的資金和通暢的融資渠道，國內主板上市公司更享有國內和海外的估值差異，因此在交易價格上更有優勢。

但是2017年第一季度中企海外並購中，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交易金額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85%，交易數量同比下降33%。

從投資目的地來看，歐美等成熟市場仍然是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的最重要目的地，2016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約有60%的中企海外並購交易目的地鎖定歐美市場。僅次於歐洲和北美。但同時，亞洲成為第三大並購交易目的地，在2017年第一季度占比32%，而在2016年的占比是24%。

李明說，“一帶一路”戰略相關的機會將會進一步推動亞洲的投資機會。

從短期來看，李明認為，在海外上市的中國企業和美元私募基金將比單純持有人民幣的投資者更具有優勢;從中長期來看，所有促使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驅動因素依然存在，未來有條件、有能力的中國企業將繼續活躍在戰略性對外投資領域。

國家稅務總局去年公布了42號公告，提出了中國轉讓定價的合規新要求。近日，國務院國資委公布了《中央企業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和《中央企業境外投資監督管理辦法》，強調對中央企業海外投資的風險管控。要求更加強調聚焦主業，更加強調境外風險防控。

普華永道亞太區國際稅務服務主管合夥人莊樹青表示，隨著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深度與廣度不斷拓展，相關風險和問題也日益顯現。同時，國內和國際稅收環境的變化也對中企在海外並購前和並購後全球業務整合提出更高要求。企業需要在透明度及風險管控方面加大管理力度，謹慎布局，重視海外投資的真實性與合規性。

普華永道：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回歸理性軌道

普華永道日前發布的報告顯示，由於監管趨嚴以及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增加，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金額為212億美元，同比下降77%。

22日新華網援引來自普華永道的報告顯示，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數量與金額同比雙雙下滑。其中，交易數量為142宗，相比2016年同期下滑39%;交易金額為212億美元，同比下降77%。但與2015年第一季度以及之前同期相比，仍有較為明顯的增長。

普華永道中國中區咨詢服務主管合夥人李明分析稱：“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國內監管機構對於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真實性和合規性提出更嚴格的要求;世界政治與經濟格局正在經歷新一輪的博弈與再平衡，外部不確定因素增加。受這些影響，今年第一季度中企海外並購領域顯現下滑態勢，預計2017年海外並購將回歸理性軌道。”

從對外投資的區域來看，歐美等成熟市場仍然是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的最重要目的地。2016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期間，約有60%的中企海外並購交易目的地鎖定歐美市場。與此同時，“一帶一路”相關領域及亞洲的機會也越來越受到關註。

李明表示，監管部門會繼續鼓勵投資具有戰略意義的項目，例如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的項目以及那些有助於中國從整體上提升價值鏈所處位置以及改善民生的行業。

普華永道：港交所上市國企企業管治水平大幅提升

在香港交易所去年修訂《企業管治守則》後，很多上市企業對其內部進行改善，普華永道最新報告顯示，很多港交所上市國企的企業管治水平都大幅提高，反而是香港的部分老牌上市企業要保持警惕，在董事會匯報及提升內部審核職能方面應繼續努力。

調查結果顯示，92%的上市企業對風險管理和內部監控系統都執行了年度檢討工作，較上一年度上升23個百分點。其中，93%的恒指成份股企業執行了相關工作，同比增加7個百分點；國企指數成份股中，有85%的企業達標，這一比例同比增加了25個百分點。

按照行業劃分，零售企業的表現最好，有97%的企業達標；其次為房地產行業，比例占93%；科技企業占95%；金融服務企業占90%。

此外，78%的上市企業已經披露了其辨認、評估和管理重大風險的程序，同比上升33個百分點，其中80%的國企成份股企業也有相關披露，同比大幅上升57%，披露水平已接近恒指成份股企業（84%）。其中金融服務業占比90%，優於其他行業。

87%的上市企業披露了其處理及發布內幕消息的程序和內部監控措施，同比上升44個百分點。91%的恒指成份股及88%的國企成份股達標。其中，只有77%科技企業完成這方面的披露工作，其余行業比率都接近90%。

從數據上來看，不少國企的企業管治水平都得到大幅提升，普華永道風險及控制服務合夥人余潔雯稱，隨著新修訂的《企業管治守則》生效，大部分大型上市公司都加強了風險控制及相關披露工作，尤其以國企指數成份股的披露水平顯著提高，反映出企業都認同提升管治水平能為企業帶來正面影響。

余潔雯稱，國企開始更加關註內部審計，並且開始采取一系列系統化、標準化的措施，增強公司的企業管治水平。另一方面，香港的上市公司雖然歷史悠久，但是面對新的法規條例應該時刻保持警惕，切忌固步自封，因為在企業管治上，很多時候都是“不進則退”。

與此同時，分析發現，有97%的企業雖然聲稱已設立內部審核職能，但只有36%的企業認為他們有足夠資源和經驗豐富的內部審核團隊應付這方面工作，同比只增加16個百分點；按照指數分類，只有10%的國企成份股企業和44%的恒指成份股企業在他們的年報中詳列投放於內審工作的資源；按行業分類，只有房地產企業在這方面表現較為理想，比例達到了58%。

在調查的上市企業中，只有三分之一披露了董事會已取得管理層對發行人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有效性的確認，同比上升20個百分點，說明上市企業在增強內部審計職能，但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普華永道香港及中國華南區內部審計主管合夥人梁嵐稱，上市企業應該精益求精，持續完善風險管理機制，並投入充足資源於內部審核工作，對員工提供相關的培訓。此外，企業管理層和董事會也有責任進一步加強聯系，完善重大風險訊息內部通報機制。她認為，提升企業管治水平不只是合規要求，而是企業績效的表現，將有助增加企業價值，促進投資者關系及保障股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