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的數值年年在增高，氣候變化、大氣汙染的挑戰也年年在增加。經濟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曖昧”關系?一位名叫尼古拉斯·斯特恩的人已經通過研究揭示出這二者之間的關系。

3月18日，以“應對氣候變化與中國經濟’新常態’“為主題的“問學講堂”在複旦大學管理學院舉行，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斯特恩做了主旨演講，複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陸雄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於宏源和上海社科院生態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周馮琦參與了討論，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燕青主持了會議議程。此次會議還發布了斯特恩的新書《尚待何時?》。

斯特恩曾任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因其2006年出版的《關於氣候變化經濟學的斯特恩報告》(下稱《斯特恩報告》)而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獲得了極高的知名度。當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退出了《京都議定書》，廣為流傳的一種論調就是應對氣候變化會影響經濟發展。對此，《斯特恩報告》用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做了分析並給予有力回應：采取行動來應對氣候變化與拖延行動不作為相比，前者的行為凈成本遠低於後者的凈損失。

在此次會議上，斯特恩談到，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會增加空氣的濃度，而溫室氣體的濃度會阻礙太陽光進入或者接觸到地球地面，從而我們就有很少的太陽能源可供使用，這會造成氣候變暖，也會對氣溫帶來不利的影響。而氣候惡化如果沒能得到很好的遏制就會導致貧困的蔓延。

二戰後，我們的地球每年都有差不多0.5個PPM的增加，如果現在不采取行動的話，估計在接下來一百年中還會增加到750個PPM二氧化碳的濃度，這樣的話，地球的溫度就可能會增加4度到5度。在之前人類幾千萬年的歷史中都沒有看到如此大幅度的氣溫升高。

斯特恩指出，人類已經處在非常危險的邊緣，一些冰川熔化的現象已經出現，我們必須認真來加以對待，加快行動的速度。我們要去實現溫度的穩定化，盡可能把溫度控制在2度或者2度以內的升高。

要實現2度以內的目標，必須要很好地控制好這個排放，盡快實現零排放，改變我們目前高碳的生活方式。如果要實現這一點，可能在2015年前或者2016年就需要采取這樣的行動。

然而，實際行動中會有故意性的延遲，人們想要去等待新科技的出現，或者想看到到底有什麽樣後果會出現。可是等待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政策，因為我們采取行動越滯後，結果就會越糟糕。所以，我們要盡快做出改變，溫度的穩定化將給我們帶來巨大的紅利。

據斯特恩計算，全球溫度每升高2-3℃，將造成全球經濟的GDP比重下挫5%-10%。

斯特恩認為，市場本應通過價格告訴人們，消費某種產品應該花費多少，但如果消費某種物品會給別人帶來損害，而市場又沒有發出正確的信號，人們意識不到消費這種物品也讓他人付出了代價時，便會過度消費這種物品。這便是經濟學中的市場失靈。氣候變化是嚴重市場失靈造成的，與溫室氣體有關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沒能反映出因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損失。因此給碳定價可以矯正這一市場失靈，有利於為低碳技術提供公平競爭的環境。如果決策者能解決這些市場失靈問題，市場可以成為強大的工具，以最低的成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很多氣候變化風險可以通過一些強有力的減緩政策來降低，減排行動的花費要比針對影響所做出應對措施的成本低得多，是一項具有高回報率的投資行動。

然而，現在很多政府都給化石燃料提供很多補助，如果排放很多的二氧化碳氣體，但卻不付出什麽代價，那麽溫室氣體的排放就不能得到遏制。斯特恩指出，我們必須考慮到成本問題，不應該在這方面給他們任何的資助。

在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下，去年年底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次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全球195個締約方國家通過了歷史上首個關於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協定。該協議協定，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與前工業化時期相比控制在2℃以內，並繼續努力、爭取把溫度升幅限定在1.5℃之內，以大幅減少氣候變化的風險和影響。同時，發達國家將繼續帶頭減排，並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技術和能力建設支持，幫助後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

斯特恩表示，在此次氣候變化大會上，他看到了中國政府在這方面體現了很強的責任感，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