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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信老總打太極拳十六　操盤兩千億也hold得住

劉強東最新內訓講話：一年三四十個億也能叫賺錢？

開頭劉強東用大量的篇幅講述了他對內部腐敗和假貨出現的深惡痛絕。對於內部腐敗，肯定是零容忍的態度。他談起一個在他創業初期跟隨他的員工，因為貪圖小利，被他開除。他說若是那哥們兒能夠始終勤勤懇懇工作直到現在上市，得到的財富即使每年使勁兒花一個億也得花上一百多年。全場一陣唏噓。不要試圖走邪門歪道，踏踏實實做事，財富不會離你很遠。

而前幾天京東被人投訴賣假機油的事件引起劉強東的高度警惕。他拋出一個問題，既是對京東價值的思考也是對阿里的揶揄：「京東如果也出現了假貨，那跟天貓淘寶還有什麼區別?京東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京東以自營起家，直接供貨的都是品牌商，而品牌商是絕不會供應假貨自毀長城的。所以長期以來京東商品的品質是很有保障的。但引入POP開放平台之後，特別是現在又接收了拍拍網，第三方商家的大量進入使商品質量的保障變得愈加困難。為了保障京東長期積累的品牌口碑，按劉強東的表述，預計接下來會對第三方商家做嚴酷的打壓。凡是發現有銷售假貨的，關店是第一步，並且要通過合同等其他手段，讓商家賠償得血本無歸甚至要負刑事責任。通過大大增加商家售賣假貨的成本，使京東能夠最大程度的杜絕假貨。同時，與售賣假貨店舖相關的對接營銷人員，一年內無升職不加薪，通過連坐責任制，推動內部招商人員對第三方店舖的審核力度。這當然是美好的理想，具體能實行得怎樣就拭目以待吧。

劉強東認為未來能夠給京東帶來巨大利潤的還是自營業務。別看阿里的毛利率能到達百分之七十多，淨利潤率能達到百分之四十多，但那只是以阿里的營收作為基數。如果除以阿里一年的營業額，淨利潤率只有百分之一。ebay也差不多如此。而隨著國內法律的逐漸完善，未來電商不可避免的會被徵收增值稅等各種稅種，從而平台型電商開始喪失價格優勢。而自營電商能夠始終保持用戶體驗，加上京東自建物流，能夠賺取「十節甘蔗理論」中的後半段利潤。平台型電商則止於交易。我想這也是馬云看到了物流的價值所在而去做菜鳥網絡吧。

「賺取千億淨利潤才叫賺錢兄弟們，」劉強東不無豪氣的說，「一年三四十個億也能叫賺錢?」土豪的本色彰顯無遺。

也許劉強東已經看準了風口，就等下一陣狂風颳起的時候，成為最先被吹起來的豬。

哈哈，以上只作為一點會議記錄，其實會場更關注的是坐在第一排的奶茶姑娘。

給它一個億也不要！蒜鄉農村合作社熱衷議價成“鴨大王”

“今年年初，我們對合作社社員進行了年度分紅，分紅（紅息）的比例是12.8%。也就是一分多一點(月息)。”日前，山東省金鄉縣京信種植專業合作社理事長楊建強帶著第一財經記者，邊參觀他的冷庫邊介紹去年合作社的“業績”。

冷庫很重要。在金鄉這個全球性的大蒜之鄉，衡量一個人的經濟實力，不是看你有多少銀行存款，而是看你有多少“洞”。“洞”是當地人對冷庫的稱呼，一“洞”的存儲量大概在700~1000噸。

楊建強現在有6個“洞”，他未來的計劃是擴展到12個“洞”。

對楊建強來說，“洞”已經不是衡量他財富的坐標，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他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的平臺。

這是因為，他的“洞”可以提供給京信合作社的社員存儲農產品，比如大蒜、冬桃等。這就像一條紐帶，將他的合作社和作為社員的農民聯系在了一起。

“入社滿一年而沒有給合作社帶來實體業務的，下一步我們將逐步勸退。”楊建強告訴記者，“如果入社僅是為了分紅，那我們不歡迎。”

在楊建強看來，沒有實體做支撐的農村合作金融是沒有前途的。按照他的話說，農村合作社如果將錢借給人去建房子，那它必“死”無疑。

合作社的“議價權”

“在金鄉縣，你看到的10個鴨棚，其中7個到8個是‘我的’。”楊建強說。他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金鄉縣發展了500多個養鴨戶。

最多的時候，楊建強合作社下面的養鴨戶每月可以出棚100多萬只鴨子。後來因為環保原因，很多不達標的養鴨棚關掉了。但即使如此，每月仍可以出棚50多萬只鴨子。

說這個話的時候，楊建強顯得頗為興奮。因為冬天即將過去，很快春暖花開，而此時正是養殖肉鴨收益最高的時候。

一般情況下，一只肉鴨的養殖期在39天，有的更低，只需要29天。養殖期29天的，基本是拿去做烤鴨了。冬天和夏天，因鴨舍增溫或降溫需要用電，加上鴨子這段時期不大長肉，每只鴨子養殖戶的收益是2元左右。而到了溫度適宜時，一只鴨子的收益最高可以到3.7元。

春天要來了，楊建強的“鴨事業”群體又可以增加不少。

一個鴨棚的養殖量大概是6000只，一個農戶至少有2個鴨棚——因為一個鴨棚同樣需要兩個人照看，達不到規模效益。即使鴨棚不能“滿負荷”生產，對農民帶來的收益也是可觀的。

“每年每棚可出肉鴨7~10茬，每個棚利潤在8萬~10萬元。”楊建強介紹說。

養殖戶想養鴨卻沒有本錢，楊建強的合作社會提供資金，月息是6厘，算起來年息是7%左右。

“大銀行對這些業務看不上眼。即使是一些小的金融機構，對此類貸款的月息也會到一分以上。算起來，年息大致在12%。”楊建強介紹說。

借助農村合作社這個平臺“綁定”一個群體，比如養鴨群體，通過群體的規模效應，黏牢這個群體，進而通過增值服務取得收益。這是楊建強合作社的運作模式。

500多個鴨子養殖戶，都集中在合作社這個平臺上，合作社除了提供技術服務之外，還統一提供飼料和防疫藥品。就是因為這一點，楊建強取得了“議價權”。

“我的規模大、用量多，在一定程度上供應商在價格上就需要和我商量了。比如藥品，我不是貨到付款，而是你先給我交押金。現在有5個藥廠給我供貨，我要求每個藥廠先拿20萬元放在我這里，藥品出了問題，先拿這筆錢補償給養殖戶。藥品我是一個月給廠家結一次賬。這樣，藥廠的資金反而沈澱到我的合作社來了。”楊建強告訴記者。

“開始時，老百姓養鴨子用藥是我墊付的，占了不少成本。後來量上來了，我就可以跟藥廠談價格了。”

同樣的模式楊建強複制到桃的種植和辣椒的種植上。

楊建強利用合作社這個平臺，在全縣推廣栽培“京信紅”富硒晚秋桃和“京信紅”朝天椒。現在已在全縣推廣桃樹5000多畝、辣椒30000多畝。

對桃樹和辣椒等的農資供應同樣集中在楊建強的合作社。根據金鄉縣政府提供的資料，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平均每袋化肥比市場價便宜15~20元，累計供應6000噸，社員節約生產成本210余萬元;按承諾高於市場價0.2元/斤回收社員農戶辣椒1800余噸，社員增收72余萬元;高於市場價0.1元/斤回收成員農戶大蒜3500噸，社員增收70余萬元。合作社通過開展農資供應、農產品收購、肉鴨養殖，全年盈利760余萬元。

楊建強供應的農資為什麽便宜呢?他告訴記者，合作社有30多輛車，負責農資的配送。合作社有一個系統，統計農戶的農資需要量，一個村，或者加上附近村的合作社社員，如果農資需求量到了一車，他就從農資生產廠家直接拉貨送到農戶手中了。這中間少了很多中間環節，農資的價格自然便宜不少。

“有了平臺，才有規模;有了規模，才有議價權。”楊建強認為他的合作社模式對改變農民的弱勢地位有所幫助。

合作社的收益渠道

去年，楊建強的合作社實現利潤1180萬元，今年他的計劃是實現利潤2000萬元。

這個利潤，當然不全是合作社本金創造的利潤。楊建強介紹說，農民入社每戶的資金在200~2000元之間。從合作社成立開始，共計吸收了2000萬元的資金。

這個利潤，是楊建強運用合作社這個紐帶創造的利潤。倉儲物流260萬，大蒜配資500萬，生資植保600萬，生態養殖100萬，電子商務30萬，信用互助10萬，桃果、蒲公英回收200萬，政策扶持300萬：2017年合計2000萬元。

其中可以看出，信用互助的收益是最低的，只有10萬元，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符合農村合作金融微利運行的政策要求。

“信用互助微利定位，不以盈利為目的，作為擴大產業項目規模經營的有效資金供給渠道，解決部分社員項目的融資難問題。計劃2017年為300戶困難社員解決創業資金難題。每戶3萬~5萬元，合作社只收取服務費300~500元。”楊建強說。

這是京信合作社今年在解決困難社員方面的計劃。這與從合作社借款、月息6厘的群體還是有所不同。

主要的收入來自合作社這個平臺之上的“增值服務”。具體來看，最大的一筆利潤收入是生資植保。楊建強又細算了賬目：“我社現有社員2.6萬多戶，金鄉總計耕地面積80萬畝。我社現在總計半托管社員農戶土地12.6萬多畝。對成員農戶施行五統一的管理辦法：統一種子、統一技術、統一使用化肥農藥、統一管理、統一銷售。種植的各個環節我社均高度參與。春季追肥收益10元/畝×12萬畝=120萬元;夏季飛防植保收益20元/畝×6萬畝=120萬元;秋種底肥收益30元/畝×12萬=360萬元。”

排在第二位的是大蒜配資。這一點與金鄉縣是全國最大的大蒜集散地密切相關。這也是楊建強首先帶領記者參觀他的“洞”的原因。

楊建強介紹說，金鄉為全國大蒜交易市場，客戶眾多。合作社在金鄉縣各鄉鎮共有冷藏庫16余座，共計12000噸儲存量。通過為信譽較好的客戶提供50%~70%的大蒜收儲資金，配資規模達到4800萬元，收取一定的服務費。

“客戶的大蒜儲存在我社自有冷庫中，倉儲費用和服務費用為共同收益。而且沒有風險，如果價格較低時候，我社可自行出售貨物以確保資金安全。倉儲費300元/噸×12000噸=360萬元;大蒜配資服務費：貨幣差額收益60元/萬-月×4800萬×6個月=172.8萬元。”

這里有一個類似“強行平倉”機制。在金鄉縣的大蒜收儲環節上，金融機構也有類似的機制。你要存儲大蒜，金融機構可以給你五成的配資，但大蒜是作為抵押物的。大蒜價格漲了，皆大歡喜;如果跌到一定價位，金融機構會出賣大蒜，斬倉止損。

另外的一塊大頭是政府補助資金。這一塊是300萬元。“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和縣里的發展規劃，爭取政策扶持資金，建設一、二、三產業融合的現代農業示範園區。”

給一個億也不能要

雞年春節剛過，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共提出6個方面33條舉措。其中一大舉措便是推進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探索新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有效途徑，穩妥開展農民合作社內部資金互助試點，落實地方政府監管責任。

新型農村合作金融改革，山東是全國範圍內唯一的試點省份。

農村合作金融的實質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內部信用合作。2015年年初國務院批複山東省的“試點方案”規定得很明確，其原則包括：堅持服務“三農”本質要求，著力解決農民生產經營活動中“小額、分散”的資金需求，促進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堅持社員制、封閉性原則，不吸儲放貸，不支付固定回報，不對外投資，不以盈利為目的;堅持社員自願，互助合作，風險自擔;堅持立足農村社區，社員管理，民主決策，公開透明。

但農村合作金融也蘊藏著很大風險。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曙光曾在《第一財經日報》撰文，提示農村信用合作的7大風險：第一，社會資本的逐利動機強烈，扭曲其合作金融的初衷和宗旨，使得資金互助不是為農民服務，而是為投機資本服務;第二，有些合作社治理結構不規範，影響到信用合作的效率和決策的穩健性;第三，有些合作社基本以信用合作為唯一業務，其信用合作的產業基礎不牢固;第四，風險防範機制和內部流程不完善不規範，隱含著大量操作風險;第五，農民對金融業務不熟悉，導致操作風險;第六，農民信用合作經營者的道德風險隨著合作金融規模擴大而增大;第七，某些地區地方政府存在過度介入行為，極大地影響了農民信用合作的信貸質量。

楊建強是一個心里“很有數”的人，他也不貪心。他說，如果放開社員的入社資格，現在籌集的資金就不是2000萬元，而是一個億以上了。但這些資金如果真的都入了社，也是很燙手的。

楊建強在合作社內部成立了“保險公司”。養殖業的風險很大，一場動植物病害下來，養殖戶可能血本無歸。楊建強曾以合作社名義到保險公司申請入保，但保險公司拒之門外。於是，楊建強想了一個辦法：養殖戶每只鴨子提2分錢，合作社負擔3分錢，收購鴨子的公司承擔5分錢。這樣，每只鴨子就有1毛錢的保險基金了。現在，已經歸集到40多萬元的基金，萬一養殖戶發生重大損失，符合條件的養殖戶是可以通過這筆基金渡過難關的。

采訪中，楊建強告訴記者，合作社對社員發放借款，是有嚴格程序的。其中，有不良嗜好的沒有借款資格。

楊建強的合作社嚴格規定了互助金的“5個不借”：借款人及擔保人的信用償還能力有問題的、有不良嗜好的、家庭不完整的、年齡超過55歲的、在銀行有不良信用記錄等情況，都不予以借款。

楊建強說，這些規矩都是他自己琢磨出來的。他深知基層農村的人員構成，有的人就是“二流子”，有了錢就去喝酒、賭博。這樣人具有很大風險，所以他特別強調了有不良嗜好的人不能入社，更不能從合作社借款。

來看一下楊建強合作社的風控機制：嚴格執行信用互助業務“借前調查、借中審查、借後跟蹤”的流程環節。在互助金發放前、中、後皆制定了嚴格的流程和書面材料，即事前申請、調查，事中錄音錄像、面談、面簽、會審，事後跟蹤服務。借款的錄音、視頻、照片等影像資料齊全。

此外，請法律專家完善、規範信用互助金發放合同，完善手續;每筆信用互助金采取一戶兩保制，即一戶社員需要資金，需要另外兩戶社員提供擔保，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性。

所有投放的信用互助金按每筆70元保費，最高保額5萬元，都繳納了商業保險，確保互助金的安全;成立風險基金，保障社員利益，通過主營的養殖業務中間產生的服務費，提取了一部分資金作為風險金。

在采訪中，第一財經記者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農村合作金融是農民“聯合自治”的一個平臺，而不是利用合作金融這個渠道去圈錢、去賺錢。

“我看中的是合作社這個平臺。說實話，我現在並不缺少資金，我有好幾個‘洞’呢。但我覺得合作社這個事兒有意義。最簡單的例子，農民之間的借貸，有兩種情況：一是高利貸，二是礙於面子不收利息。通過合作社這種方式，該收的利息就收啊。”楊建強總結道：“這對民間借貸其實是一種規範。”

“我現在最大的收獲是，通過信用合作的開展，拉近了合作社與社員之間的關系，帶動了合作社其他業務的蓬勃開展。通過合作社的規範，也帶動了我們自身的規範，從業務到管理都上了一個層次。這對企業自身來說是很受益的。”楊建強最後說，“一年一兩千萬元的利潤，對大企業是九牛一毛，但對我們這麽一個農村合作社來說，大家都很興奮，都很有滿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