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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創公司Uber，靠一款叫車服務App，震撼了全球計程車業；不僅在全球逾七十個城市開展業務，就連在小黃滿街跑的台灣也無往不利，去年全球營收衝破十億美元。 撰文‧顏雅娟 一家來自矽谷的新創公司，靠著一款App改變了全美出租車產業，這家公司讓Google、亞馬遜掏錢投資，更讓最新一期的《彭博商業週刊》以封面故事撰文介紹。它是讓不少政商名流大為讚賞、卻也讓為數眾多計程車業者懼怕的──Uber。 成立不到四年的Uber，創辦人兼執行長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只有三十七歲；但《彭博商業週刊》形容它是「智慧型手機時代最令人愛恨交織的新創公司」，用戶喜愛它的可靠和迅速，卻也激怒傳統計程車司機。 去年八月，Uber完成最新一輪三．○七億美元的融資，讓這家公司的目前估值已接近三十五億美元；過去三年多來，Uber的「黑頭車」開進全球逾七十個城市，外界估計光是去年一整年，全球營收便衝破十億美元。 乘客評分 淘汰最差的五％司機只要在智慧型手機下載Uber，連結信用卡資料後，使用者只要在想叫車時，點一下圖示，一輛黑色賓士車就會在五分鐘之內開到使用者面前。特別的是，Uber司機會在乘客上下車時幫忙開門，車上備有瓶裝水；在抵達目的地的那一瞬間，Uber會自動從信用卡扣款，乘客完全不必掏錢包。就像Uber台灣區總經理顧立楷所說：「Uber提供一個美好的搭車經驗，是一種更好的生活方式。」說起Uber能在全球不同城市引領風騷，顧立楷點出：「交通不便，是每一個大城市都會遇到的痛點。」在台北市，每天大約有一百萬輛次的計程車，「市場一定在，只要抓住這塊餅很小的一部分，我們就能獲利。」顧立楷自信地說，根據Uber過去幾年在全球各城市推廣的經驗，在任何城市營運超過一年，就能達到穩定獲利。 然而，叫車App在台灣不是什麼新鮮事，大家也都非常習慣在街上攔「小黃」；這樣特殊的市場生態，讓Uber在一三年八月進入台灣時，踢到一塊大鐵板，「費用過高，幾乎是每個使用者共同的抱怨。」顧立楷不諱言。 很快的，Uber在八月底做出調降費用的決策，把與計程車價差從原本的二．二倍縮小至一．五倍，「調降後，每日使用人數成長了兩到三倍。」顧立楷說。 有了使用者口碑與人流，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更多的優質司機與「黑頭車」。在台灣，Uber的作法是與當地車行合作，拆帳比例約二比八。「我們提供的就是一個服務平台，車和司機都還是由車行負責，但我們會事先面試、篩選。」在卡拉尼克眼中，Uber與一般的計程車行不一樣，「多數的計程車行不重視客戶服務，因為他們主要的收入來源，是把車借給司機。」但Uber更重視的是使用者體驗。Uber設有評分機制，乘客可以幫司機評分（一到五顆星）。「以美國為例，只要是星等落在最後三％到五％的司機，就會被淘汰。」靠著每一位乘客的嚴格把關，確保Uber司機的服務品質。 發車快速 未來可配送包裹與外賣此外，在Uber龐大的組織裡，每週各個城市的總經理都會一起舉行視訊會議，看在過去曾自行創業的顧立楷眼裡：「當你有全球幾十個城市的成功或失敗案例參考，對現下業務推廣是有很大幫助的。」這讓Uber在台灣推出不到一年，使用人數每個月都有三○％的成長，光是去年西洋情人節一天，就吸引了上千人預約叫車。 不僅Uber大撈交通商機，把鏡頭拉到對岸的中國，今年春節，中國兩大叫車App「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正如火如荼地展開補貼活動。 這場叫車補貼戰，讓背後金主騰訊與阿里巴巴共計燒掉了人民幣七億元，表面看，似乎是兩大巨頭失去理智的意氣之爭；但看在行家眼裡，這正是兩大網路巨頭想率先奪得網路線下，這塊無比肥美商機的指標性戰役。 一夕之間，全球的計程車大戰就此開打。究竟叫車服務大餅能有多大？就像卡拉尼克時常對外說：「一旦能在五分鐘內派來一輛汽車，便可在五分鐘內送來更多其他東西。」在去年情人節當天，Uber就在美國實驗配送鮮花的服務；未來，卡拉尼克誓言要在全球城市建立密集的Uber汽車網路，並利用這個網路配送包裹和外賣。 曾在早期投資Uber的風險投資家皮思瓦（Shervin Pishevar）這麼說：「他（卡拉尼克）是一名帝國創造者，他一心想改變世界。」不過卡拉尼克的想法很簡單：「就是給客戶方便，然後潮！」看來，全球的傳統計程車業可得繃緊神經，不然一不小心，就會被行動網路的浪潮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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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50歲、60歲、70歲，他們為什麽還要外出打工？
55歲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10年、20年、30年，打工多年，為何仍未得到安定生活？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人口研究經濟學博士 任遠：
農民工群體的養老保障、社會保障問題就是非常嚴峻。
解說：
統計顯示：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已經超過4600萬！
《新聞1+1》今日關註：老去的“農民工”！
主持人 董倩：
晚上好，歡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聞1+1》。
今天是勞動節，那麽勞動節我們就來關註勞動者，首先我們先聽一群勞動者他們都說了什麽。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農民工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呢，還在幹活呢，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主持人：
接受采訪的兩位農民工，現在在上海的一家建築工地在做工。他們的年齡已經超過了50歲，說到這個年齡的問題，就在4月29日，就是前天國家統計局公布了這樣一組數字，就是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在報告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幾個數字，在2.73億農民工里面，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那麽具體到數字超過4600萬，這是50歲以上的。如果把41-50歲這個年齡段也算上的話，那這個年齡段的比例是26%。乘起來的話就是7千萬，40歲以上所有人都加在里面的話，那也就是近1.2億人。這是一個多麽龐大的群體。那麽他們這麽大的歲數，還在工地或者說幹著非常艱苦的工作為了什麽？另外，他們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去工作的話，他們的權益需要怎麽樣去保障，今天，我們就來關註這樣的一個中老年農民工群體。
解說：
在酷暑，在寒冬，在城市的街頭，在建築工地，在一些仍然存在著重體力勞動的工廠，他們正在老去，已經老去。50歲、60歲，有的甚至超過70歲，他們，被媒體稱作“高齡農民工”。
這對父子，來自江蘇，打工地在上海。兒子王榮做電工，父親王思浩已經五十多歲，因為沒有手藝，還在做搬磚、運水泥的重體力活。
農民工 王榮：
我感覺做建築這行，也真是挺累的。(父親)頭發白了，眼角的斑紋也有了。
解說：
年齡越來越大，身體已經開始印刻衰老的痕跡，但是，在他們的工地上，像王思浩這樣，超過50歲的農民工，竟然占到了一半。這些高齡農民工們，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農民工 黃德祥：
當初來的時候還沒有感覺，現在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一點感覺了。
解說：
那麽，在中國，年齡超過50歲的外出打工者，究竟有多少？前天，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稱，2014年，全國農民工總數為27395萬人，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17.1%，超過了4600萬。有媒體報道，有些高齡農民工，為了更容易的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證留在工地；有的，不斷地走進理發室將自己的白發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補充體力獲打工資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農民工 王思浩：
包吃了，還可以吧，我們就是老板規定的19塊錢一天，都是有專門的食堂。做好了送過來。
解說：
在大城市從事體力工作，雖然辛苦，但是和在老家種地相比，收入上畢竟還有很大差別，甚至可能會翻番，這應該是許多高齡農民工，為何還要拼體力外出打工的一個重要原因。
王思浩：
現在在農村里面就八十來塊錢吧。都在幹活，還在幹活，農村里七八十歲還有幹的。
解說：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顯示，我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群體，正在持續擴大：2009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2.2%，有2803萬人；2012年，50歲以上農民工占15.1%，達3969萬人；2013年，全國50歲以上的農民工所占比重為15.2%，數量超過4000萬人。2014年，比例增加到了17.1%，超過了4600萬。
主持人：
剛才我們一直在提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這個制度是從2008年開始調查，然後公布的。到現在7年的時間。我們不妨比較一下這7年都發生了什麽變化。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看一下，16-20歲的農民工所占的比例是6.5%。而7年之後，2014年降到了3.5%，那麽21-30歲這個年齡35%降到了30%，31-40歲這個年齡，23%到22%。應該說這就叫做青壯年農民工，31-40歲基本上是穩定的，但是在穩中有降，下降的最快的是16-20歲。
那麽我們再看這是處在一個下降的狀態，那麽在這個比例中有一個上升比較快的一個群體。41-50歲的農民工2010年的時候顯示比例是21%。到了2014年，比例上升到了26%。那麽再看這個一個群體增幅也是很快的，50歲以上當時2010年占比12%，到了2014年占比17%。那麽我們再形象的看一下，也就是說這些年它們的增幅，應該說是在穩步增加，而這樣的一個前提發生背景是什麽呢？2010年-2014年農民工的數量雖然說是在增長，但青壯年農民工的數量是在降低的。在掌握了這些數字之後，我們接下去請教一位專家，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的張翼研究員。張先生，剛才我們註意到了一個極端，16-20歲這些年的降幅非常大，6.5%到3.5%。50歲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極端，增幅非常大，12%到了17%。為什麽會出現這兩種極端的變化？
張翼 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
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中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越是年齡小的群體，它的人口共計總數也在降低。越是年齡大的群體，他的出生年齡段里面人口數量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多一些。
第二個原因，是中國的教育結構有了擴張，年齡小的群體進入學校學習的人數增加了，所以導致16-20歲之間的這個群體的農民工每年都處於下降的狀態。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長比較快，在這樣一個情況下，老年或者中老年農民工的數量就增加的比較快。
主持人：
張先生我理解您這個原因是主客觀的原因都有，那麽客觀需求是因為整個中國人口都進入到了一個老齡化階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但是我們站在主觀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選擇，那麽誰願意到了老還去工作，而不是選擇在家里面去含飴弄孫，頤養天年，您怎麽看待這個主觀的原因，他是不是沒有選擇才必須出去？
張翼：
應該說是這樣一個基本的結構狀態。在農村里面他們的收入相對比較低，但是這一部分農民工他正是處於上有老，下有小這樣一個年齡段。對於孩子他們要撫養，要供給他們上學。對於老年人，他們要對自己的父母親盡孝道，所以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必須到城里面來打工。
主持人：
也就是說雖然從客觀來說這是一個進程，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進程。但是從主觀來說，多少還是有一些無奈的因素在里面？
張翼：
是這樣的。
主持人：
好。那麽我們剛才關註的是這樣一個曲線的變化，中老年農民工應該說他們辛苦勞作幾十年之後，本來應該進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獲的季節。但是他們卻在這樣的一個年紀，卻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麽造成了他們這種沒有選擇的狀況呢？我們繼續往下看。
解說：
這是三年前，新華社記者劉傑在陜西農村拍攝的一組照片，這些空椅子代表著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員。這是三年前的陳榮英，當時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過去了，陳榮英，還是一個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慶洋，今年已經52歲，在哈爾濱的一個工地上做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冷慶洋：
白天幹一天，幹12小時，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點。慢慢撐吧。吃住不行，吃不飽。拿點錢到外面買零食吃。
記者：
每個月三四千的工資都怎麽花呢？
冷慶洋：
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著。
解說：
冷慶洋說，他還得繼續幹下去，愛人陳榮英，也已經習慣了一年見一次的日子。和陳榮英一樣，留守在家的還有揚大會，她的丈夫從30歲就開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陳已經變成了老陳，她的丈夫陳代前，今年已經58歲，還在西安打工。
記者：
快60歲了，為什麽他一定要出去打工？
陜西省石轉鎮雙聯村村民 揚大會：
三個娃娃還沒有成家，大的30了，想著家里還是負擔大，我們只有一棟房子也不夠，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們要討老婆。
記者：
在家種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嗎？
揚大會：
現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沒有多少錢，我們這里山上有野豬，遠一點的種了有種無收，他的計劃，他就幹不動，幹到快75。
解說：
陜西省的雙聯村，山多地少，經濟落後，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廣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歲以上的老人。
陜西省石轉鎮宣傳幹部 湯昊：
雙聯村總人口(打工)估計要占到(總人口)60%、70%吧。里邊應該有個20%、30%在50歲以上。很多從事的是體力勞動。主要是像建築或者隧道這一塊，比如說勞動保障這塊，各類保險這可能有的不是那麽十分齊全。政府這一塊要想辦法發展產業。
解說：
勞動強度大，健康風險高，維權意識差，福利保障相對較弱，這些，都是困擾高齡農民工的問題。
2013年7月，高溫酷暑中，鄭州72歲的環衛工靳春波，在清掃馬路時中暑去世。記者之後采訪發現，當地絕大部分環衛工，都是50歲到60歲之間的臨時工，連一紙勞動合同都沒有。去年11月，蘭州一些高齡的環衛工人，竟然被要求簽訂這樣一份承諾書，承諾工作期間產生的一切人身損害，都由本人承擔，此事被報道之後，迅即引發輿論關註，這樣一個有些殘酷的要求，也被相關部門馬上叫停。
但是，即使面對種種風險，即使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高齡農民工，還是要選擇繼續外出打工。
冷慶洋：
再幹個五六年吧。想家也沒辦法。
揚大會：
(我們)團聚的日子很少，有時候就是到逢年過節回來，有兩個年頭春節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還是太寂寞了。
主持人：
這就是中老年農民工現實中所面臨的這樣一種困境。從2011年開始，我們國家有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按照里面的一個細則你註意看，就是年滿60歲，累計繳費，這個費就是養老保險費，這個保費，滿15年，以後就可以按月領取，60歲以後享受相應的待遇。政策是個好政策。但是根據前段時間的調查，在武漢還有南寧市，農民工養老保險參保行為的調查顯示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參保職工養老保險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們就請教一下張翼先生，您怎麽看待這個數字，為什麽有了這樣一個政策是去保障養老金落實的，為什麽不去上這個養老保險，為什麽？
張翼：
有這樣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企業不願意為農民工繳納養老保險，他想盡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開支，畢竟這一塊占到整個企業人工成本的20%左右。
第二個，農民工自己也不願意交養老保險。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這8%的錢轉變為現金拿回家去接濟家用，或者是接濟當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
第三個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麽樣去參加養老保險。在這個因素的影響之下，再加上經濟的波動，以及農民工在就業過程當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這個企業打工，明天在那個企業打工，可能這一段時間在這個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時間又轉移到別的城市打工，導致出現的這個斷裂使得到現在為止真正能夠拿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
張先生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政策就是為了讓你用今天的錢去保障你的未來，為什麽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長遠呢？這個問題怎麽看？
張翼：
因為當前眼下的壓力大於對未來的籌劃，雖然說農民工的工資在過去的五、六年當中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增長，但是隨著通貨膨脹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過程當中的生活開支的增加，導致農民工拿回家去現金的收入，就是錢越來越毛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為了讓自己的孩子讀書，讓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犧牲當前對未來保險的開支。
主持人：
剛才咱們說的是被這個政策，就是沒有享受到政策的這群人，那麽他可能說是享受不到這個政策對他們來說門檻有點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這個政策的人，多繳就能夠多得，那為什麽有些農民工他們並沒有采取多繳這種方式，而是能少繳就少繳，這是什麽原因？
張翼：
剛才談到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影響就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保險的繳費率相對還是比較高的，那麽整個保險繳下來，包括養老、醫療、工傷、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加起來達到43%左右。如果是企業把所有這些保險交齊的話，那麽這個壓力是非常大的，對於農民工來說，他拿到這個錢現金的當前的欲求就大於對未來保險的欲求，在這樣一個情況下，他寧肯是少繳就少繳。在前面一段時間，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過程中，我們說絕大多數沿海地區的農民工在年底都把養老保險退掉，然後拿回現金拿到家里去了，在這樣一個情況下，現在真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險的人數我們就特別理解到是非常少的。
主持人：
張先生稍候我們還會有更多的問題給您。所以說到這兒，並不是說農民工他們的目光短淺，或者說他們的見識短，等等。恰恰不是，他們恰恰是做了深思熟慮的思考，他們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選擇，因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在眾多要解決的問題面前，他們只能犧牲自己，不考慮自己的保險。好。我們繼續關註這個問題。
解說：
過去幾個月，深圳市社保部門，被接二連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這幾位。他們在達到退休年齡，卻發現無法領到養老金後，一紙訴狀，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退休女工 肖葉青：
我這些都是行政訴訟，這些都是法庭的判決書，已經輸掉了。
記者：
(訴訟)輸掉了？
肖葉青：
是。
解說：
這位是當事人之一肖葉青，在她身上，有著第一代農民工群體的深深烙印。生於上世紀50年代，90年代跟隨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葉青所在的服裝廠，才給工人統一辦理了社保。
肖葉青：
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個月。
解說：
在深圳工作20年後，雖然工作的穩定性讓他們看起來與城鎮職工無異，但在退休的節骨眼上，他們卻因為沒有繳滿足夠年限的養老保險，而面臨養老難題。
肖葉青：
雖然我們是外來工在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經付出了，他們都可以在這里養老，我們幹嗎不可以在這里退休呢？
解說：
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深圳非戶籍人口已達到726.21萬人，那一年，《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深圳的絕大部分外來務工人員，才開始被覆蓋到國家的社會保障網下。但是，這也意味著，在近年達到退休年齡的農民工里，將有一大批人因不滿15年繳費年限，而無法領取養老金。
張展新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研究所研究員：
50歲以上的農民工，可能因為過去的制度框架他還沒有資格來參加，或者就算參加了也是剛剛參加。年限比較少。
解說：
在深圳拿不到養老金，這些老工人們，或者是無計可施，或者是認了命，回到農村。像肖葉青這樣，只能把她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中的錢轉回原籍，參加家鄉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
肖葉青：
像我們在外面買的是職工保險是不是，轉回農村一個月才拿幾十塊錢，對於我來說拿的那個錢還沒有買的那個錢多，至少我們很不劃算的，
解說：
此外，由於農民工有較強的流動性，而我國直到2009年才出臺養老保險轉移接續暫行辦法，規定職工養老保險可跨省轉移。但是直到現在，仍有地方未能執行這一辦法，這也讓不少農民工，不得不中斷社保、甚至棄保。
張展新：
那麽高齡農民工回到家鄉，不能因為他們在城里的打工經歷，而面臨參保困難。各個地方有很多變通的辦法，中央政府應該敦促地方政府，通過補繳，就是要參照當地老年職工的參保這種靈活變通的辦法，讓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經多年的，但是離15年繳費期還有一定差距的，通過補交來獲得城市養老。
主持人：
對於那些已經老去，或者說正在步入老年的這些中老年農民工來說，他們遇到的養老困境有一部分是由歷史原因造成的，但是歷史原因造成的困境並不是說現實情況就沒法解決，就必須得去忽視他們。怎麽辦？接下去我們繼續連線張翼先生。張先生您看對於那些剛才我們在短片中也看到了，在現實中也大量存在有這麽多年紀大了還在工地上做著非常艱苦，非常危險的這些活計的老頭，甚至老太太，他們怎麽辦，就沒有辦法了嗎對他們來說？
張翼：
我想現在可以通過這樣幾個改革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必須改革現行的繳費率比較高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設計，使得企業的社會統籌這一塊從20%降到12%，或者在別的降低幅度我們可以來研究。那麽使農民工自己繳的這一塊降到8%，使得老年的農民工或者中年農民工有這個信心來繳養老保險。
第二個辦法，就是把這個城鎮里面交的養老保險，能夠與農村的居民養老保險進行對接，使得農民工能夠非常順利的把城鎮企業職工的養老保險，轉回到家鄉的居民養老保險里面去，增加他對未來的收入。
第三個方面，我想還是要加大勞動執法檢查的力度。
主持人：
非常感謝張先生。應該說老一輩農民工他們一輩子都在付出，我們整個社會虧欠他們的不少，甚至太多。當他們勞作了一輩子，我們真的不能再虧欠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