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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十餘年寫作 為父親白崇禧立傳平反白先勇抒發五十年壓抑 跨越父子鴻溝

異地高考：另一道鴻溝

各地交了什麼答卷

　　近幾年來，北京、廣東等地發起了公民爭取教育平等權的運動。輿論壓力之下，教育部等四個部委在2012年8月31日出台了《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

　　上述文件明確隨遷子女有權在經常居住地參加高考，並將異地高考的門檻制定權交由各省級政府，要求各地2012年內出台異地高考方案。但截至2012年12月31日，僅有15個省市公佈了方案或宣佈了開放異地高考的時間。

　　出台方案的省份可分為流入地和流出地。其中屬於人口淨流出的重慶、湖南、吉林等省市僅要求擁有當地高中學籍的隨遷子女提供其父母的居住、工作證明即可，沒有附加社保等條件；安徽、江西兩省沒有對家長條件提出任何要求；而作為人口淨流入窪地的京廣滬三地則門檻高企。北京「異地高考」2016年以前不開放，即使「五證齊全」且父母有社保的非京籍考生，也只能考中職、高職；有合法工作、居所並且繳納社保的上海居住證持有人子女也只能在上海讀中職，只有達到一定積分的居住證A證持有人子女才可就地中高考；而開放時間定在2016年的廣東也要求提供父母社保。

　　對於上述方案，京滬隨遷子女家長普遍不滿，認為方案是對外地戶籍居民的公然歧視。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直指「北京交白卷，上海不及格」。但不少京滬本地戶籍居民對此表示歡迎，認為這照顧到了他們的關切。

　　高考不平等是中國地域不平等矛盾的集中體現。高考等機會的平等本是公民應有權利，但對公平的追求遭遇重重阻力，也說明在中國填平與戶籍捆綁的地域差距必然遭遇艱難博弈。


通往教育公平之路

　　民間要求放開異地高考的強烈呼聲，來自中國將各地教育資源與戶籍捆綁的歧視性制度。隨著人口流動日趨頻繁，隨父母離開戶籍所在地到異地工作而不得不在當地就讀的未成年子女，長期被各地的教育資源排斥在外。不屬於義務教育範疇的高中教育和相應的高考，始終沒有對「外地人」真正打開大門。

　　京廣滬等地對異地高考的消極態度，與各地教育資源的巨大差異有關。北京、上海等直轄市考生數量少，卻擁有數量最多的重點大學，因此高考錄取率遠遠高於其他各省。北京考生進入北京大學的概率是安徽或廣東考生的100倍，上海考生考入復旦大學的比例甚至高達內蒙古考生的288倍。

　　這些省市之所以成為外來人口流入地，也與其就業機會更多、公共服務水平更高密切相關。當地原住民在現行體制下享受巨大既得利益，一旦開放異地高考，不僅本地學生的高考特權受到衝擊，還可能形成窪地效應，吸引更多外地學生湧入。與此有關，廣東、浙江等省在爭取更多的高考招生名額的同時，還提出希望中央政府對流動兒童教育承擔更大財政責任。

　　打破高考錄取的戶籍藩籬，當作為通向教育公平的必由之路。然而，目前各地異地高考政策顯示，錄取機會的均等化還遠遠不夠。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希望，全國各地應按統一標準錄取，在此基礎上可全面開放異地高考。

　　但在北京師範大學學者成剛看來，導致高考機會不公的根源並非錄取標準不一，而是各地公共服務水平巨大差異。他擔心，一旦放開戶籍限制，又將導致目前從錄取率低地區轉向錄取率高地區的「高考移民」，變成從教育水平低的地區流向教育水平高地區的另一種移民，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間也必然為最終的責任承擔而相互推諉。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等人則建議，中央政府應承擔責任，推動全國範圍內的教育資源均衡配置，保證不同地域的學生都能接受到高質量的教育，避免學生因城鄉、地域等原因遭到招生考試體制的制度性歧視，惟此才能夠實現真正的教育公平。

　　本刊記者任波對此文亦有貢獻

填鴻溝

　　城鎮化提速的號角正在吹響。

　　近來這一被密集提起的概念，被看做即將上任的新一屆政府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導向。

　　2012年12月18日，全國發展和改革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再次提出：要著力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逐步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抓緊研究制定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措施。

　　決策層看到的是中國未來城鎮化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潛力。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51.27%，這意味著，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第一次超過居住在農村的人口。更多人意識到，城鎮化的核心，不只是大規模的造城運動和工業化園區的擴張，還包括人口從鄉村到城市的大規模遷徙。

　　城市比農村有更多的機會、更高的收入、更舒適的生活，教育、醫療、通信、文化的資源也遠比農村豐富。中國農村2011年人均純收入是6977元，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1810元。

　　2011年，中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總量達到2.53億。農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讓這些被稱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人口不斷向城市聚集。這些人中的絕大部分，不會再回到農村。

　　如何對待這部分人，他們能否在城市安居樂業，決定著城鎮化的走向。如果方向有誤，城鎮化只會成為新一輪的圈地和造城運動，造就更多的無根之人，融不進城市，回不到農村。

　　人們期待的是推拉平衡間所形成的美好藍圖：城市資源集約利用，創造內需，刺激經濟增長；農業實現規模化運營，重振鄉村經濟，激發社區活力；均等的公共服務為城鄉居民提供公平的發展機會，使社會階層打破城鄉隔閡而充分、自由地流動。

　　這樣的城鎮化，就不再僅僅是土地的城鎮化，而是人的城鎮化。要實現這幅藍圖，從教育、土地、職業保障到公共服務，當前的諸多政策制度必須進行全面的調整。

　　做到這一切，就是要填平農民和市民間的巨大鴻溝。

被禁錮的土地

提高徵收補償標準，只是解決城鎮化過程中一系列土地問題的第一步

　　大量的農民工以低端勞動力的身份進入城市，他們缺乏的首先是在城市立足的資金。他們最重要的財產—土地，無法成為他們實現城鎮化的槓桿，為他們在城市的創業、定居提供資金。

　　在中國的土地制度中，與農民切身利益直接相關的有兩塊土地：其一是農業生產經營所需要的承包地，其二則是居住生活所需要的宅基地。兩塊土地的所有權，都在村集體。

　　2003年的《農村土地承包法》第一次從法律上明確了農民擁有30年不變的土地承包權，並給予農民以轉包、轉讓、出租等方式處分承包地的權利。

　　至於宅基地，其買賣、出租則一直受嚴格的法律政策限制，僅在集體允許後，可在村內流轉，絕不能上市交易。農民的財產權利，由此被禁錮在土地中。

　　對於城市近郊的農民而言，隨著城市的擴張，他們的土地價值也越來越高。要讓這塊土地合法地獲得收益的惟一途徑，就是將它賣給政府。按照相關制度，被劃定在城市規劃圈內的建設用地是國家獨有，農民的土地需先被城市政府徵收，方能參與城市建設。在這一壟斷市場上，城市政府以低價徵地，高價賣地，獲得大量土地出讓收益。

　　備受詬病的，是由法律政策所固定的政府徵收的低價。

　　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黃小虎指出，國家徵收農地，不管是用於基礎性、公益性建設，還是用於經營性項目，一律按農業產值的倍數補償，由政府定價，農民沒有談判地位。此前亦有研究數據顯示，政府出讓土地價款中，徵地補償費僅佔不到10%。

　　過低的徵收價格，成為釀就衝突的根源。2011年，徵地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佔到當年群體性事件一半左右。

　　另一方面，過低的土地成本，也造就了中國城市發展低效率的現狀。黃小虎指出，相較徵地低成本，政府不願花高價拆遷、改造城市存量用地。中國城市人均土地面積，2000年為117平方米，2008年增加為134平方米，遠高於一些發達國家平均82平方米的水平。

　　「外延擴張的結果是土地利用浪費、粗放。」黃小虎認為，這不僅導致耕地資源流失，還產生水資源稀缺、能源壓力、環境污染以及擠佔生態用地等問題，對土地生態安全也構成威脅。

　　遠在農村的土地流轉情況也讓人擔憂。事實上，城鎮化完全可以釋放中國傳統農業人多地少的壓力，學界也曾無數次描繪未來農村、農業發展的美好前景—隨著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土地不斷集中於專業農戶手中，實現規模化、科技化的經營。一部分規模農場主從高附加值的農業中實現向中產階級的轉型，部分職業農工獲得體面工資和勞動保障，還有部分服務業者圍繞農村生活創業、開發第三產業。

　　現實卻非如此。「是有一些地區正在形成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劉守英介紹，但他在調研中看到更多的情況，是進城農民工將土地交給自己的父母、親戚，維繫小規模的耕種，「不敢給外人」。

　　在他看來，造成這種情況源於承包農戶擔心土地流轉給陌生人，或通過集體組織把土地流轉出去以後，一旦再回來時，土地要不回來。另一方面，土地流轉給外人時，流轉期限一般很短，造成經營者不敢、不願長期投入。

　　土地制度的改革，作為十八大後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的主題，被提上優先位置。在常務會議上已討論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著力提高土地徵收的補償標準。《土地承包法》的修訂也被提上日程，有意明確土地承包權「長久不變」。

　　在諸多學者看來，提高徵收補償標準，只是解決城鎮化過程中一系列土地問題的第一步。劉守英認為，徵地制度改革最終的方向，是實現被征土地的公平價格補償，輔之以稅收機制調節級差收益分配；對於非公益性用地的非農化，則逐步轉向實行農民與政府的合作開發，即一部分土地用於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一部分土地用來作為溢價，剩餘土地允許農民進行非農開發，讓農民得以直接分享城鎮化進程帶來的收益；對承包地，必須分離土地承包經營權，賦予農民土地承包權永久不變，還需增加農民對農用地完整的處置權，同時明確分離後的經營權的具體權能，保護經營者的收益權和投資回報權。

社會保障錯位

目前所謂「制度全覆蓋」的社會保險網絡，沒法兜住所有進城農民工

　　即便沒有技術、資金的支持，在當前中國城市普遍「民工荒」的態勢下，農民工進城後，並不難找到一份低薪的工作。

　　按理，既然在城市就業，就意味著他們應該進入城市就業群體福利體系之中。具體而言，是指中國法律法規要求城市就業群體參加的五大社會保險（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及住房公積金計劃。

　　可是，在現實中，「五險一金」事實上並未完全與戶籍脫鉤。

　　如果是自謀職業者（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25.8%的人為「自營勞動者」），如開個不僱人的夫妻店、擺個小攤、打臨時工，理論上也可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加入當地社會保險計劃—《社會保險法》中早已明確：「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參加基本養老（醫療）保險，由個人繳納基本養老（醫療）保險費。」

　　但是，依然有不少地區為這些非正規就業的農民工設立種種門檻。一些地區以戶籍為限，基本養老、醫療保險僅向有本地戶籍的靈活就業人員開放；一些地區對外地戶口設置了工作年限、工作性質等標準；另外一些地區，專門針對農民工設立單獨的商業保險體系。

　　而在一些向靈活就業人員開放社保的地區，非正式就業的農民工也面臨高費率門檻。

　　假設一位在西安擺攤的農民工，每月僅有與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齊平的收入—860元，按「全覆蓋」制度設計，他可自己繳費參加西安的城鎮養老和醫療保險。按當地規定，養老保險的最低的繳費基數乃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0%，費率是20%；醫療保險最低是社會平均工資的4.9%。西安2012年的職工月平均工資為3473.25元。按照相關規定計算，他一個月要為兩項保險支付448元—相當於他月收入的52%。

　　「這事實上造成繳費『累退』的結果。」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指出，收入越低者，實際繳費率越高。而基本繳費率越高，這種累退性越強。

　　如果農民工以僱員身份工作—據上述報告，66.2%流動人口給他人打工。當他和僱主建立勞動關係後，無論戶籍在哪，僱主都應為他繳納「五險一金」。

　　倘如此，情況是否會不同？答案仍然讓人失望。

　　在中國，四分之三的流動人口在私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中就業。儘管在外資、合資及國有企業中的勞動合同簽訂率早已超過90%，但人口計生委的報告發現，只有不到40%的個體工商戶和僱員簽勞動合同。整個流動人口群體中，僅有51.3%的人簽有固定期限勞動合同。

　　沒有合同，就上不了保險。事實背後的邏輯卻是，不少僱主因不想上保險，而不與員工簽勞動合同。僅養老保險一項，僱主承擔的費率就是工資總額的20%。此外，還有醫療保險的6%，失業保險的2%，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的1%，大多地區要求五項保險捆綁繳納，若再按12%的比例繳足公積金，僱主的社保費用負擔將高達42%。

　　「根本交不起。」瀋陽個體戶小企業協會有關負責人表示，勞動密集型企業本身利潤微薄，社保費率繳費基數還要年年上調，僱主苦不堪言。加之員工流動性過大，社保轉移接續手續繁瑣，「員工也擔心錢交給社保打了水漂，感覺還是放在自己的口袋裡踏實。」

　　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所謂「制度全覆蓋」的社會保險網絡，沒法兜住所有進城的農民工。

　　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統計，農村戶籍流動人口在流入地參加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住房公積金的比例分別為19.7%、23.3%、23.4%、11.2%、8.3%和3.8%。

工傷和失業

失業風險最大的低端崗位就業群體，沒有被失業保險「兜底」。一旦遭遇經濟危機，農民工只能選擇背起行囊回到農村

　　沒有社會保險，對進城的農民工來說意味著什麼？

　　城市確實有比農村優越的醫療資源。但條件越是優越，醫療費用越是高昂。2010年，北京市年人均醫療衛生費用4179.87元，有醫療保險者個人僅付1095.21元。沒有醫療保險的農民工只能「小病扛大病拖」。

　　更為現實的威脅是工傷。正規就業、工傷風險小的勞動者大多為工傷保險所覆蓋，建築等高危行業的農民工卻被排斥在外。沒有工傷保險，一旦事故發生要向僱主追償，要經歷勞動關係確認、工傷鑑定、索賠等多個法律程序。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 （下稱義聯）研究顯示，未參保工人獲得賠償所花費和等待的平均時間為2.02年。不少被迫選擇私了的工人，得到的賠償遠低於法定標準。一次工傷，將整個家庭拖入赤貧。

　　2011年頒行的《社會保險法》為此做了較大的制度改進，明確由工傷保險先行向勞動者支付工傷待遇後，再轉向用人單位追償。不過，義聯發現，截至2012年5月，全國地級市中僅有11.4%的城市表示接受先行支付申請。

　　另一大風險是失業。失業風險最大的低端崗位就業群體，沒有被失業保險「兜底」。一旦遭遇經濟危機，農民工只能選擇背起行囊回到農村。同樣是制度錯位，到2011年底，主要由正規就業群體貢獻的2231億元的失業保險基金結餘，既不能有效保障失業風險最高的人群，也缺乏保值增值渠道。

　　至於一份安穩體面的養老金待遇，就更是成了奢望。面對無處落腳的城市，農民工的老來圖景模糊。

　　直到2010年，《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暫行辦法》才正式施行，意味著他們在城市間輾轉就業時，可以帶走養老保險關係。此前，他們每離開一個城市，都只能選擇退保，只帶走個人賬戶裡8%的資金，由僱主繳納的20%的統籌基金則留在打工的城市，養老保險關係也同時清零。

　　如果他們的累積繳費年限不足15年，當他們最終想要再回歸農村養老時，按照正在徵求意見的《城鄉養老保險制度銜接暫行辦法》，統籌基金裡的資金也只能留在城市，事實上反而在反哺城市的正規就業群體。

公共服務邊緣化

戶籍外的「低端勞動力」，幾乎不在公共政策的考慮範圍之中，甚至被明確為社區升級要排斥的目標

　　比起職業保險網絡的缺失，更令農民工群體焦慮的，是其生存社區的消亡。

　　當農民工湧入城市，他們首先選擇工廠附近的城中村及地下室居住。他們的社區簡陋而廉價，卻與他們所生活、工作的城市有機聯繫在一起。來自鄉村的農民工棲居在這些擁擠的城中村，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勞動力和經濟活力。他們繳納的房租收益提升了原住民的財產價值，自身也以此為根據地，不斷發掘商業機會、積攢人脈網絡。

　　然而，中國城市政府的發展策略，並不情願投入資源，按照這些外來者的需求來改善社區的基本公共設施，開放合理的產權買賣，刺激商業活動的興旺，促進社區居民與城市的融合—而是不斷地拆除和驅趕。

　　拆毀城中村成為中國城鎮化運動的特徵之一。從北京、上海、重慶到深圳，無論出於房地產開發的經濟動機，還是市容市貌及治安管理的訴求，清除城市「貧民窟」成為最常見的城市管理策略。

　　一系列拆除政策，往往輔以對戶籍內原住民的補償和保障房安置。城市政府也開始考慮以公租房的保障形式，替換原有的低端出租屋。與原來城中村的出租屋相比，這些公租房項目儘管有著更優越的居住條件和公共服務供給，但大多不向非戶籍人口開放；即便開放，也多與大型企業合作，從招商引資的角度用於安置企業的正式就業員工。

　　戶籍外的「低端勞動力」，幾乎不在公共政策的考慮範圍之中，甚至被明確為社區升級要排斥的目標。租戶在拆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即便是其中已向原住民購置房產者—因為「小產權房」的非法交易性質，他們也無法在拆遷時得到平等的補償。

　　大量低收入的農民工，在一次又一次的拆遷中，搬向越來越偏遠的城市郊區，並處處成為不受城市管理者歡迎的群體。在人們的印象中，他們居住的社區街道泥濘、污水橫流，到處是私拉的電線和非法招貼，治安混亂、罪犯潛伏。這些場景的另一面，是交通、污水處理、電力、自來水供應、公共就業信息、消防、公安等一系列公共服務的嚴重缺位。

打工子弟的悲哀

留在城市的孩子，多數不得不放棄大學夢

　　最為致命的缺失，仍是教育。

　　在外來人口與戶籍人口嚴重「倒掛」的城邊村，政府以戶籍為導向配置的教育資源，遠遠不足以滿足外來人口的需要。大量的「黑幼兒園」「黑學校」由此滋生，為農民工的下一代提供自助性的簡陋教育。

　　根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的數據，在2010年，游離在城市公立教育體系之外的流動兒童比例高達31%。根據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團隊的研究，打工子弟學校提供的教育質量，甚至比農村學校還要差。這些學校，還在不斷面臨被拆遷、被關停的威脅，絲毫沒有長期發展、提高教學質量的可能性。

　　在現有的政策體系下，教育無法為鄉村移民提供足夠的階層流動的推力。即便是被城市公立教育體系所吸納、「符合標準」的部分農民工子女，也沒有與戶籍人口平等的深造路徑。各地的高中仍以接收本地戶籍學生為主。高考的報考招生標準，則遵循「戶籍」加「學籍」。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想要讀大學的孩子，在初中畢業前必須回老家就讀。

　　據財新記者在多地接納農民工子女的初中瞭解的情況，約有三分之一的學生在小學五六年級以及初中階段選擇回老家繼續讀書。但回到老家後，能順利考上大學者寥寥。一是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孩子，回老家後大多只能寄宿，生活學習各方面均不習慣，學業受到較大影響；二是高考招生指標在各省市間的投放明顯不公，返鄉後升學幾率明顯下降。

　　留在城市的孩子，多數不得不放棄大學夢。一些城市的職業教育，已向農民工子女開放。在北京和上海，約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會選擇讀職高，以期獲得一技之長，但終究難以擺脫與父輩相似的職業工人身份印記。而另外還有20%-30%的學生最終會選擇輟學，直接進入社會打工，以一個初中畢業生乃至肄業生的身份，在社會的最底層打拚。

　　最近兩三年以來，全國各地已陸續有10萬餘名外地家長開始為自己孩子的平等教育權而吶喊呼籲。直至2012年8月30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部委《關於做好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當地參加升學考試工作的意見》，要求各省原則上應於年底前出台有關隨遷子女升學考試的方案。在北京、上海廣州等矛盾突出的城市，本地人、外地人仍在為公共服務的開放界限而論戰。受制於財政屬地化支配的慣性，公共服務對這些「外鄉人」開放的大門仍難以真正敞開。

農村教育天平失衡

通過讀書改變命運，對農村學生而言，正成為越來越狹窄的獨木橋

　　在城市教育缺失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孩子不得不與家人分離，留守農村。據教育部統計，2011年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農村留守兒童共2200.32萬人。教育曾被視為農村人改變身份、通往城市的第一條路徑。然後，農民和市民在教育方面的差距又何其巨大。

　　從2002年到2010年，中國教育經費總投入已從5480.03億元增加到19561.85億元，並要求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於農村。

　　中國政府對於農村教育的投入和努力值得肯定，但以地方財政為主的教育投入機制，仍不足以給予農村孩子平等的教育機會。

　　近年來，中國政府開始接受早期干預的理念，期望從改善貧困地區兒童營養、提供免費早期教育起步，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

　　在民間公益項目和國內外學者的推動下，中國政府開始試點相關政策。

　　最近兩年間，免費的孕前優生健康檢查項目已推廣到全國31省市的220個縣區，100個貧困縣開始向6個-24個月的兒童提供免費營養包，中西部偏遠地區嘗試以「巡迴支教」的方式普及幼兒教育，中央政府撥款160億元為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免費午餐。

　　這樣一些早期干預的福利投入緩慢起步，對農村的孩子來說還遠遠不夠。農村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普遍缺失，過於倚重學校教育。中國政府近年來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也可謂巨大。從2001年開始，中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兩免一補」政策逐步推廣，直至2008年覆蓋全國城鄉。學生上學不再繳納學雜費，農村學生和城市家庭困難學生還享有免費教科書，以及4元-5元的住校生活補貼。

　　然而，免費的教育，並不等於高質量的教育。尤其在西部貧困山區的教學點，由於條件艱苦，待遇低下，難以聘請到合格的老師，大多由民辦教師開課，有的連基本課程都難以開齊。也正是為了集中資源、提高教學質量，教育部門從2001年開始「撤點並校」，以期整合、均衡教育資源。但這項政策正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遠距離就學所帶來的安全隱患，以及低齡住校的高成本，都在充抵著免費教育所帶來的福利。

　　儘管教育部門試圖通過特崗教師等政策，吸引更多優秀老師下到農村偏遠地區，但在教育仍主要由地方財政支持的情況下，教育差距也隨著區域間經濟差距不斷拉大。

　　不僅僅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部有關負責人向財新記者指出，中國當前西部地區高中教育資源仍然匱乏，很多地方一個縣僅勉強維繫一所高中。由於中國的高中是根據考試成績擇優錄取，相當大一部分農村學生因其所接受的基礎教育質量太差而考不上高中。

　　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Scott Rozelle的研究數據更顯示，中國公立高中的學費是全球最高。若不考慮住宿和日常開銷，僅學費一項的開支，達到每學期160美元。高中入學的高門檻，疊加外出打工的機會成本，越來越多的初中生反而在中國義務教育免費後選擇輟學。Scott團隊在2009年和2010年期間對西部貧困地區46所學校進行跟蹤調查發現，初中階段一屆學生的輟學率高達25%以上。

　　中國並沒有擴大對農村普通高中資源的投入，或輔之以普惠性的補貼政策，而是選擇面向農村學生大規模的開放職業教育。2012年，所有農村戶籍的學生就讀中職學校均可免費入學，同時每生每年還有1500元一年的助學金。但令人擔憂的是，由於長期的投入不足及教學理念、模式的落後，中國職業教育普遍質量低下，不足以為農村學生提供向上流動的動力。

　　在近年「民工荒」的大背景下，不少職業院校甚至在政府的指令下，將入學不久的學生送往工廠「頂崗實習」，工作強度與普通工人無異，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及收入卻還不如普通農民工。

　　越是貧困地區的學生，考上重點大學的概率就越小。以地方投入為主的教育投入機制下，越發達的地區，擁有越豐厚的高等教育資源，向本地區投放的高考錄取名額就越充足。據Scott團隊研究，貧窮農村地區的高考錄取率只有15%-20%。對農村學生而言，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正成為越來越窄的獨木橋。

　　農村的下一代能否接受合格的教育，決定著中國未來城鎮化的發展是否有充足的高素質勞動力。

　　繼續加大早期干預力度，為農村孩子提供更公平的起點，讓更多人獲得可負擔的中等教育，並且繼續推行財政和結構性改革，以推動省級以下地方政府之間更大程度的財政資源均等化，成為世界銀行為中國實現機會均等開出的一劑藥方。

改革成本誰埋單？

據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調查，當前農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萬元人民幣

　　在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服務產品都主要由地方財政負擔的情況下，城市公共服務對鄉村移民的開放尺度，成為城鎮化過程中爭論最為激烈的議題。

　　毫無疑問，原有城市居民都會擔心外地移民的湧入，拖累現有公共服務的質量。這種擔心從數字上看最為直觀。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鄭新業就2010年的財政數據做出測算，例如在北京，如果只計算戶籍人口，2010年人均預算支出是21644.95元；一旦加上常住人口，標準便被拖至13855.12元。

　　再如醫療，戶籍人口的人均財政支出是1488.16元，算上常住人口後便只有952.59元。

　　要讓進城農民工也享有均等的公共服務，必然需要成本，而且剛開始投入的資金甚至會高於人口流入短期內帶來的效應。

　　鄭新業從城市投資角度的測算發現，每「城鎮化」一人，包括供水、燃氣、供熱、道路交通、污水處理、綠化、衛生等在內的城市投資要增加889.5元；城市面積每增加1平方公里，城市投資需增加1.6639億元。

　　華盛頓大學地理系教授陳金永對此亦有測算，如每年有1%—約1500萬農民工變為市民，國家每年財政支出將增加450億元左右。據中國國際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委員會調查，當前農民工市民化平均成本在10萬元人民幣。

　　外來者要享受到這樣的公共服務，並非唾手可得。

　　長期以來，中國城市的門檻以戶籍為限。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與歐盟成員國家之間的移民福利限制，以及德國、日本、墨西哥等國對國際移民福利的限制相比，中國戶籍制度對國內流動人口權益的限制還要多一些。

　　自2008年以來，最高決策層和有關部門有意再度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分類改革」是這一輪戶改的核心精神。文件規定，只要有「穩定就業、住房，社保繳納一定年限」，城市政府應允許落戶，並在社保、子女教育等方面享受市民化待遇；在此基礎上，不同的城市可以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現有資源承載能力，設定允許落戶的不同年限，逐步讓外來人口落戶，「分類」推進改革。

　　然而，由地方政府主導來劃定具體落戶條件，卻帶來一系列矛盾。政府總期望吸引具有較高知識技能或資金條件的「高端人才」，排斥「低端勞動力」—但中國當前勞動力的短缺，集中在低技術性的領域，行政性「排斥」，除了造成城市中「低端人口」處境進一步惡化，並未達到預期的政策目標。

　　又例如，很多具有極強外部性的公共服務，或由憲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也會被地方政府劃定的標準所限制。

　　最典型的例子還是教育。2012年11月22日，上海市政府法制辦公室公佈了《上海市居住證管理辦法（草案）》，擬規定持「A證」境內來滬人員子女可申請在上海市接受義務教育，並能參加中考、高考，獲得「C證」人員隨遷子女則只能在上海參加全日制普通中等職業學校自主招生考試。這樣明確的區別對待被指嚴重阻礙了教育公平。

　　「改革好處是全國性的，但據目前對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的政府間財政安排，改革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城市為福利改革提供資金，但只能獲得改革的部分收益，而且由於外來務工人口是流動的，這種投資對本地的回報率並不清楚。」在《2030年的中國》中，世界銀行如此評估中國戶籍改革的核心矛盾。

　　正因如此，以「土地換社保」的城鎮化交易最為地方政府青睞。一些地方以農民交出土地為前提，以期用土地為槓桿，平衡農民市民化所需資金。但是，這種做法，實質是對農民財產權利的直接侵犯。

　　世界銀行給出的建議，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共同承擔改革帶來的財政責任：如果農民工來自省外，那麼中央政府就要對他們承擔較多責任；若是省內流動，省級就要承擔較多支出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年中，財政部印發《2012年中央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辦法》，在財政支出測算的標準中，明確「總人口」的計算公式，乃是「戶籍人口+外來人口×折算比例」。折算比例則根據外來人口人均財政支出與戶籍人口財政支出之比計算。此項支付的最終資金規模和效果仍待評估。但在一些學者看來，這一低調的變化，正意味著中央財政對流動人口轉移支付的制度化，中央政府開始更多地承擔人口流入地公共服務的供應成本。

　　要實現「完全的城鎮化」，核心仍然在於如何讓中國的鄉村移民和他們的後代得以融入城市。中國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設計，將新一輪城鎮化的重心真正放到「人的城鎮化」上。

跌入「品牌鴻溝」的健力寶，還能雄起嗎？

【導讀】當我們現在再去繪製現下的健力寶品牌矩陣時，會發現其內容元素要麼已經丟失，要麼已經不再具有獨特競爭力和不可替代性，健力寶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品牌。它和消費者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品牌鴻溝——它栽了進去，暫時看不到爬出來的希望。

文  i黑馬 作者 顏金偉

「健力寶」之父李經緯走完了自己的風雨人生，留給後人一片唏噓。

據說李經緯最近幾年一直境況不佳，尤其是當他眼見自己的「孩子」健力寶被一次次出賣、糟蹋的時候，可以想見其痛苦。筆者大膽地推測一下——死亡，對這位老人而言，也許，是一種解脫。雖然這樣說略顯殘酷。

相比他的「解脫」，健力寶卻還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是的，健力寶現在年銷售額還在十個億以上，品牌也有廣泛的知名度作為基礎，可是，誰知道明年它的銷售額是否還能維持在十億以上？！這是一個看不到希望的品牌！要知道，健力寶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年銷售額已經過十億了。

相比它曾經的輝煌，健力寶品牌就像晚年的李經緯先生一樣——在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裡，偶爾被人想起，也只會收穫一聲嘆息。

創立於1984年的健力寶，即將進入而立之年。一路走來，在健力寶這個舞台上，上演了太多的榮辱和悲歡，地方政府、管理團隊、投資企業、經銷商、知名運動員還有健力寶足球隊、深圳俱樂部等等各色人等，輪番登場，糾纏不清，僅僅被送進監獄的總裁級人士就有五位。

可是，有沒有發現，作為一家企業，上述各路神仙在你方唱罷我登場之餘，似乎忘了這場戲還有一位最最重要的觀眾——消費者。在這場大戲中，消費者被冷落了！結果可想而知——品牌最大的裁判是消費者，如果冷落了消費者，這個品牌的衰落也就近在眼前了。

今天，筆者無意去拆解圍繞健力寶的權利糾紛和幕後故事，只想撥開迷霧、化繁為簡，將追光燈對準這個舞台上的焦點——健力寶品牌，用筆者創建的「品牌鴻溝」理論體系分析一下健力寶這個品牌當年是如何獲得成功的，後來又是如何衰敗的。

熟悉「品牌鴻溝」理論體系的朋友們知道——品牌鴻溝，指的是受眾對品牌的心理認知距離，它包括兩個考量緯度：感性認知和理性認知。一個成功的品牌，和受眾之間的鴻溝應該越窄越好、越淺越好。而要做到這一點，其必須在品牌的感性認知和理性認知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品牌鴻溝理論中專門有一個叫品牌矩陣的工具對品牌的感性和理性認知進行定性分析。

過往，多數專家在分析健力寶品牌的榮衰時，往往把其成功歸因於李經緯的體育營銷技巧、公關傳播技巧等等，把其衰敗歸因於張海、統一的產品線混亂、推廣方式不佳等等，卻忽略了一個本質問題——以上所說的都關乎品牌建設的方式，卻非健力寶品牌本質。試問，如果健力寶的品牌內涵不佳，以上推廣方式如何收穫良好收益？張海時期的健力寶，恰恰是這一問題的集中體現。

因此，今天，讓我們採用品牌矩陣來分析一下鼎盛期的健力寶品牌，從而得知它當年迅速崛起以及後來衰敗的關鍵動因。

下圖是品牌矩陣模型，讓我們看看鼎盛期的健力寶在各象限中有如何表現：

首先，在最重要的核心-理性認知象限中，當年的健力寶，有非常強大的支撐元素，其產品具有很鮮明的功能點——補充人體電解質和水，維持酸鹼平衡，消除運動性疲勞。這一獨特賣點，在當年開創了功能性飲料的先河，成為品牌內涵中的強支撐點。我們把它填入健力寶品牌矩陣，如下：

基於這一理性認知，李經緯又為健力寶品牌賦予了兩項核心-感性認知——健康、活力，並通過廣告、公關活動不斷強化這一認知。這一舉措，在當時商品供不應求、跑馬圈地的年代，可謂具有極強的前瞻意識。我們再把這兩個元素填入健力寶矩陣的核心-感性認知象限：

作為一個商品品牌，只要完成了上述矩陣中兩個核心認知矩陣的填充且表現正面積極，就已經很不錯了，不要說早在上世紀80年改革開放之初，即使放在今天，國內大多數品牌也無法完成這樣的品牌矩陣圖。

然而，李經緯並未就此止步，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健力寶品牌迅速又完成了延伸認知兩個象限的內涵建設。

在延伸-理性認知象限中，當年的健力寶通過贊助中國體育事業、採購美國帝國大廈辦公樓等舉動，並依託其令人咂舌的銷售規模，成就了中國第一民族品牌的光環，同時帶領著眾多經銷商實現了合作共贏，這一品牌內涵，直到多年後健力寶越到危機時還感召著健力寶的經銷商們，令他們主動提出了出資幫助健力寶渡過難關的解決方案。

最後，在多數品牌難有良好表現的延伸-感性象限中，健力寶通過重獎奧運冠軍健力寶金罐（這也成為後來被人詬病的一個方面）、組建健力寶少年足球隊等舉措，應和了中國改革開放後國人通過體育需求民族自信心的大眾心理需求，我們可以將其概括為「責任、光榮、夢想」。

現在，我們繪製完成了鼎盛期的健力寶品牌矩陣：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世紀80年代初，健力寶擁有一個出色的品牌矩陣圖，這樣的品牌，一定是一個成功的品牌，它和消費者之間是幾乎不存在品牌鴻溝。

這才是健力寶品牌當年成功的真正奧秘。

然而，伴隨健力寶的產權和控制權糾紛，自進入新世紀之始，尤其是隨著張海入主健力寶後推出了「第五季」等子品牌，新品牌沒有建立起來，核心品牌——健力寶——品牌矩陣中的各項元素又逐一喪失優勢：

在核心認知二象限中，湧現出了大量的功能性飲料，如紅牛、脈動、啟力等等，直接衝擊了健力寶的品牌建設。

在延伸認知二象限中，一是有其他民族品牌從健力寶手中接過了「民資品牌」的大旗，健力寶不再獨家佔有這個心智資源；二是國人開始更理性地看待體育的勝敗，甚至開始反思舉國體育體制的利弊，在這種大背景下，健力寶一直「鼓吹」的體育夢想形象也沒有了土壤。

於是，當我們現在再去繪製現下的健力寶品牌矩陣時，會發現其內容元素要麼已經丟失，要麼已經不再具有獨特競爭力和不可替代性，健力寶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品牌。它和消費者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品牌鴻溝——它栽了進去，暫時看不到爬出來的希望。

相比之下，我們看到曾經和健力寶同時起步的其他國內品牌，如海爾、萬科、聯想等，在30年的發展過程中，不但逐漸完善了品牌矩陣建設，而且，其內容元素隨著社會和企業的發展不斷與時俱進，最終成就今天的企業領袖地位。當年，它們的先發優勢還不如健力寶，這不能不讓人扼腕嘆息。

2013年，美國收入鴻溝開始變得不可逾越

中概股估值鴻溝——互聯網行業投資機會

努力消除“數字鴻溝” 中國去年底已實現100％鄉鎮通寬帶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7日發表的《中國的減貧行動與人權進步》白皮書說，我國貧困地區通信基礎設施升級改造加快，截至2015年年底，我國100%的鄉鎮通寬帶。

白皮書說，截至2015年年底，農村地區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超過1.3億個，有效提高了貧困地區的寬帶網絡普及率，有效改善了當地的生產生活條件，為貧困地區產業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撐。

白皮書介紹，中國政府發布《“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加大中央財政對貧困地區通信設施建設的支持，鼓勵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努力消除“數字鴻溝”對貧困地區的瓶頸制約。

烏鎮報告發布：全球互聯網用戶達35億 彌合數字鴻溝

11月18日消息，今日上午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閉幕，同時世界互聯網大會組委會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於今日上午正式發布《2016年世界互聯網發展烏鎮報告》。

《烏鎮報告》(中英文版)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序言，簡要綜述了一年來中國治網主張在全球引發的廣泛響應以及全球互聯網發展和治理的整體情況;二是報告主體，包括“網絡建設和發展”、“網絡文化繁榮與多樣性”、“數字經濟與數字紅利”、“網絡安全”和“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等五個部分，深入闡述了一年來全球互聯網發展新成就、網絡文化新焦點、數字經濟新趨勢、網絡安全新問題、網絡治理新進展;三是展望未來，提出了今後互聯網發展治理的若幹趨勢。

據介紹，2016年《烏鎮報告》是全體高咨委委員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的結果，反映了政府、國際組織、互聯網企業、技術社群、民間機構、科研院校、公民個人等各方代表的集體智慧與共識，充分體現了世界互聯網大會這一國際互聯網平臺的包容性、廣泛性和代表性。

附《烏鎮報告》全文：

序言

當前，人類社會進入信息革命時期，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引領了社會生產新變革，創造了人類生活新空間，拓展了治理新領域，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世界因互聯網而更多彩，生活因互聯網而更豐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讓互聯網更好造福世界、造福人類成為人們的共同意願。

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中國烏鎮召開，來自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國際組織負責人，互聯網企業領軍人物，專家學者等2000多名嘉賓出席大會，共商世界互聯網發展大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開幕式上提出，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四項原則”和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五點主張”;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哈薩克斯坦總理馬西莫夫、吉爾吉斯斯坦總理薩里耶夫、塔吉克斯坦總理拉蘇爾佐達、烏茲別克斯坦第一副總理阿濟莫夫、聯合國副秘書長吳紅波、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等500多位嘉賓發表意見，就全球互聯網建設、發展和治理進行了深入探討。經大會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提議發表的《烏鎮倡議》，提出國際社會應關註互聯網建設和普及，促進文化的多樣性與繁榮，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普惠數字紅利，保障網絡空間的安全，以及推動全球互聯網治理等觀點。

一年來，《烏鎮倡議》得到全球社會廣泛關註，全球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顯著，數字經濟發展方興未艾，各國網絡文化交流互鑒成果豐碩。互聯網在持續改變人類社會同時，自身也在發生著變化。人工智能、電子商務、物聯網、大數據、移動通信等技術快速發展，應用日益廣泛;網絡金融、共享經濟、工業4.0等正成為各個國家經濟複蘇的新引擎;互聯網作為有史以來最為強大的信息平臺正在發揮著集聚和共享人類智慧、資源和能力的重要作用。

然而，數字鴻溝從網絡基礎設施擴展到數字利用與素養上的能力差異，大規模的數據泄露令人擔憂，對公共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不斷，用戶隱私及兒童和青少年上網保護不足，新型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等日趨嚴峻，全球互聯網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問題依然存在，互聯網發展與治理仍然面臨複雜問題和嚴峻挑戰。

值得欣慰的是，2016年我們看到了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完成10年回顧的信息社會世界峰會(WSIS)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IGF)開啟第二個十年進程;G20杭州峰會通過了《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UNGGE)確認，包括國家主權原則在內的《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準則適用於網絡空間;互聯網數字分配機構(IANA)職能移交順利完成，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改革取得進展。這為各方在網絡時代提供了可預期、確定性的保障，為各國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做出積極貢獻。

一、互聯網進一步普及，推動彌合數字鴻溝

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成就顯著。各國加快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移動蜂窩網絡已覆蓋95%的人口。預計2016年底，全球固定寬帶用戶數將達到8.84億，移動寬帶用戶數將達到36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分別有75%和50%的用戶帶寬達到10Mbps。截至2015年底，全球大多數發達國家、83個發展中國家和5個最不發達國家都已實現寬帶委員會提出的價格可承受性目標。過去一年，全球IPv6增長翻番，有力支持未來基礎設施的發展。

信息通信技術領域保持創新活力。信息通信技術繼續成為全球研發投入最集中、創新最活躍、應用最廣泛、輻射帶動最大的技術創新領域。2015年，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利合作條約(PCT)框架內，計算機技術類、數字通信類和電子機械類專利申請數量位列前三。201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發布的全球十大科技突破性技術中，涉及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占6項。

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產業規模高速擴張。全球雲計算市場規模預計2016年至2020年複合年增長率達22%，大數據市場規模預計從2015年的0.14萬億美元將增長到2020年的1.03萬億美元。隨著“工業4.0”、“工業互聯網”等概念的出現，對海量數據深度挖掘和專業分析、龐大計算能力等的需求，培育了新的市場，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技術三者結合，成為向各行業滲透的重要切入點。智慧城市項目全面啟動，中國、印度、韓國、新加坡、美國等國均推出了智慧城市建設計劃和項目。

彌合數字鴻溝取得實質性進展。全球互聯網用戶保持增長，從2015年32億提升至2016年35億，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7.1%，但仍有半數以上人口未使用過互聯網。發達國家互聯網用戶普及率超過80%，而最不發達國家和地區網民數量(2.7億)普及率僅為23.5%。金磚國家果阿峰會認為應采取多維度、包容性措施，致力於消除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數字和技術鴻溝。

二、網絡文化繁榮發展，交流互鑒不斷深化

國際組織積極推動網絡文化多樣性。聯合國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明確提出信息通信技術對保護文化創意和文化多樣性的重要作用。WSIS十年審議決議提出要用數字技術保護和記錄文化遺產。G20杭州峰會《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主張要通過網絡空間繁榮文化，認可多語言原則的重要性。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提出，將年輕人對全球性問題的理解以及對文化多元性和文化寬容的態度納入“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

互聯網對多語種的支持讓更多文化內容得以展現。人類文化以數字化形式在網絡空間持續繁榮，呈現多樣化發展態勢。2016年7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啟動“世界語言地圖”項目，促進世界語言在互聯網上的發展。互聯網應用所能支持的語言種類已超過300種，網絡的包容性讓更多文化成果得以傳承。多語種域名發展取得明顯進展，包含保加利亞、印度等39個國家和地區提交申請的53個多語種國家和地區頂級域字符串通過ICANN評估流程，其中43個已入根。

移動社交平臺為不同文化群體的交流提供便利。移動社交平臺對文化多樣性的促進作用日益顯現，2016年移動社交用戶達24.4億人，成為人們網絡社交應用的主流。得益於人工智能技術，語音識別、翻譯軟件等應用取得顯著發展，進一步便利了不同語言間的文化交流。

三、數字經濟持續發展，各方共享數字紅利

各國和地區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世界經濟加速向以網絡信息技術產業為重要內容的經濟活動轉變。在電子商務、金融科技、互聯網媒體和數字物流等領域，創新型ICT企業和互聯網初創企業正在創造新的商業模式。2015年以來，歐盟推動數字化單一市場建設。2016年，G20杭州峰會宣布將數字經濟作為全球經濟增長日益重要的驅動力;OECD召開的數字經濟部長會議確認了數字化議程的四個關鍵政策領域。

電子商務快速發展。互聯網推動更多跨境貨物、服務貿易，使更多消費者和企業擺脫國家邊界限制。據預測，2016年，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規模將達1.9萬億美元，其中歐洲電商市場規模將達0.51萬億歐元，中國網絡零售額將達0.8萬億美元。

數字紅利有力支撐全球可持續發展。互聯網通過消除信息障礙、優化要素配置等，降低了全社會的信息、交易成本，為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目標提供有力支撐，使得邊遠地區、貧困家庭以及各類弱勢群體的人們都有機會享受數字紅利。

四、網絡安全問題凸顯，國際社會積極應對

多國和地區加強網絡安全頂層設計。2016年，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出臺或完善網絡安全戰略規劃，頒布法律法規，設立專職機構，完善機制建設，開展宣傳教育，提升全民網絡安全意識，培育網絡安全文化，加強能力建設和國際合作。

關鍵基礎設施和數據保護成為全球關註重點。各國政府紛紛將關鍵基礎設施保護提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發布政策和標準，開展專項行動，著力提升防護能力。各方高度重視數據保護的標準建設，積極探索跨境數據流動的規則，探討分享最佳實踐。

各方積極應對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威脅。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嚴重危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各國致力於通過跨國司法與安全合作，有效打擊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防止將技術、通信和資源用於犯罪或恐怖主義目的，根除恐怖主義和極端思潮在網絡空間傳播的基礎與土壤。打擊網絡犯罪的雙、多邊合作機制相繼建立。

五、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展積極，新成果令人期待

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對話積極活躍。第五屆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會議聚焦網絡空間國家行為規範及國際法在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適用、信任措施等問題，取得良好開端。上合組織元首理事會會議發表《塔什幹宣言》，支持在聯合國框架內制定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的普遍規範、原則和準則。G20、OECD、金磚國家、東盟等均積極開展合作，共同應對網絡空間的威脅與挑戰。

國際社會積極推動互聯網治理體系構建與完善。更多國家強調尊重各國平等參與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權利，認為應在尊重主權和不幹涉他國內政原則基礎上加強合作，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2016年WSIS與IGF啟動新的十年進程，支持包容性與可持續發展成為治理主題。G20杭州峰會一致認為互聯網治理應繼續遵循WSIS成果，強調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技術團體和國際組織等各方應根據其各自的角色和責任充分、積極參與互聯網治理。國際電信聯盟(ITU)、世界經濟論壇(WEF)等國際機構持續討論網絡空間發展治理問題。IANA職能管理權移交完成，各方期待ICANN進一步國際化。

國際社會持續致力於兒童在線保護。國際社會高度重視有害信息對未成年人的影響，制定行動計劃，推動各方參與，開通投訴熱線，開展國際合作，有效打擊網上兒童色情，治理網絡欺淩等。第二屆“兒童在線保護”(We Protect)全球論壇上，41個參會國共同簽署聯合行動聲明。

展望未來

2016年11月16日至18日，以“創新驅動 造福人類——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在中國浙江烏鎮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視頻發表講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在大會開幕式作了主旨演講，來自全球的110多個國家和地區、16個國際組織的1600名嘉賓共聚一堂展望互聯網發展前景。我們，大會高級別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認為，今後一段時間，全球互聯網發展和治理將呈現如下趨勢：

1、發展中國家將繼續在全球互聯網發展中保持令人矚目的勢頭，數字鴻溝問題仍然備受關註，數字紅利逐漸惠及全人類，以促進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目標的實現。

2、網絡空間文化交流將更加頻繁，網絡文化日益繁榮，文化多樣性獲得更多的理解與尊重。

3、各國將繼續保持對網絡安全問題的高度重視，在尊重網絡主權、尊重《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和國際關系準則基礎上，制定各方普遍接受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願望。

4、多邊參與、多方參與將成為互聯網治理常態，政府、國際組織、互聯網企業、技術社群、民間機構、科研院校、公民個人等各個主體積極作為，共同推動 “共享、共治”的務實合作進一步深化，為實現互聯網的可持續發展做出實質性貢獻。

5、網絡安全和互聯網治理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將成為國際社會最關註的話題之一，越來越多的國際組織將在推動全球互聯網發展與治理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互聯網是人類的共同家園，我們期盼國際社會戮力同心、相向而行、同舟共濟，攜手共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加強溝通交流，開展國際合作，創新驅動發展，促進全球網絡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促進網絡文化交流互鑒，促進數字經濟開放發展，促進網絡空間和平發展，促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推動網絡空間互聯互通、共享共治，更好地造福全世界，開創人類發展新未來。

這位“華人AI前10大牛科學家”，如何用“AI中間件”跨越人工智能和行業應用的鴻溝？

黑智 2018-02-07 10:09

AI和產業的結合，已經漸成趨勢。

作為AlphaGo的研究團隊，DeepMind在大眾中的知名度似乎不及自己的產品。而就在去年烏鎮擊敗了世界圍棋第一人的柯潔後，AlphaGo宣布退役，DeepMind也更加關註AI算法在醫療、能源等產業中的落地應用。

大數據、超算力，還有機器學習，已經開始對產業格局產生影響。但是，不同於下圍棋，這一切還處於發展的初期，AI技術和行業應用之間，還隔著一條鴻溝。AI技術和算法需要找到AI應用的場景，而多數企業，卻仍然缺乏數據處理的專業人員、訓練AI所需的資源，以及高層對如何應用AI改變業務的了解。

這道鴻溝之間需要一條有效的橋梁，就如同在軟件產業中，是通過中間件，連接起不同的獨立應用程序和操作系統。

這也是雲腦科技（CloudBrain）推出行業“AI中間件”的初衷。

在業界，雲腦科技創始人張本宇已經有了19年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研發經驗，在微軟亞研院、Google和Facebook先後就職，也曾被創新工場譽為“華人AI前10位大牛科學家”之一。

和DeepMind相類似，雲腦科技也是將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領域的積累和研發成果，引入企業的智能化進程，讓AI技術讓行業應用場景落地。而它更想做的，是打破AI企業應用的“黑箱”。不同於以往的AI解決方案，雲腦科技推出“行業AI中間件”，以產品的形式，實現AI和行業的融合。目前，雲腦科技開發的AI中間件，已經覆蓋了通信、金融、能源、人力等幾大行業。

2017年7月，雲腦科技獲得了翊翎資本和中經合集團領投的數千萬元A輪融資。在此之前，雲腦科技還曾獲得峰瑞資本的天使輪融資。

“矽谷谷歌系算法研發+國內阿里系產品服務”體系

張本宇離開Google創業時，他已經在人工智能領域浸潤了16年。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再到Facebook和Google，他在AI方面已經握有150項美國專利，在國際一流期刊和會議發表的45篇論文已經被引用超過了6000次。

但科學家張本宇的心中，卻一直有著躍躍欲試的創業夢想。雲腦科技並不是他的第一次創業嘗試，在早年，張本宇曾經做過一款互聯網語音聊天產品。雖然最終他結束了這一項目，投入人工智能技術學習和研發，但和一般人印象中埋頭實驗室的技術人不同，張本宇對於商業，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敏感度和理解。

在2014年，創業的念頭再次在張本宇的心中升起。在當時，雖然國內的創投領域對於人工智能還了解不深，但是張本宇覺得，時機已經到了。

2014年，深度學習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在圖像處理和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領域，已經開始應用。大數據、算力的提高，以及越來越多的模型投入使用，人工智能開始獲得了實際性的商業應用成果。

在之前的工作中，張本宇更是直觀地感受到了AI算法和模型的應用，給這些公司帶來了多大的效益提升。“但是，無論微軟、Google、Facebook，都是偏互聯網行業的。而實際上，不僅於此，在互聯網之外，人工智能還可以應用到更廣泛的行業和場景中去。”

但是，對於國內的很多公司而言，這還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企業運營數據中包含大量的歧義和模糊性，如何處理它們和從中獲得價值，以及如何讓AI了解企業的具體業務流程，是件困難的事情。

張本宇決定出來創業，做一家針對B端企業客戶的公司，將前沿的AI技術，引入國內企業的業務中。“深度學習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是可以幫助AI工程師進入更多的行業，進行跨行業服務和研發的。”

2015年5月，雲腦科技在矽谷成立。2016年，AlphaGo戰勝了李世石，點燃了全球對人工智能領域的關註度，人工智能創業的時代，洶湧而來。

這一年，雲腦科技也從最一開始張本宇的“單人獨騎”擴充到了10多個人，雲腦科技的創始團隊逐漸成型。雲腦科技聯合創始人、COO龍誌勇曾任阿里高級產品專家，和張本宇在矽谷相識後，由於對創業和商業方向的不謀而合，2016年10月，龍誌勇加入雲腦科技，擔任聯合創始人、COO。

2016年底，杭州雲腦科技成立。有了國內的實體公司，雲腦科技的公司架構也確定下來。雲腦科技采取了美中雙中心協作的方式，矽谷團隊由張本宇帶領，成員包括從業AI二十多年的原Google資深專家劉亞新，以及核心算法工程師樊向軍、徐昊等，負責核心算法研發；國內團隊由龍誌勇負責，包括原阿里巴巴高級技術專家陳鵬、原微軟亞洲研究院數據工程師、美麗說數據團隊負責人黃頌等成員組成的核心團隊，直接對接行業客戶，推進公司技術和產品的商業化落地。

在“矽谷谷歌系算法研發”和“國內阿里系產品服務”的基礎上，雲腦科技不斷探索AI落地的途徑。從2016年開始，雲腦科技即建立了和中大型國有企業的合作。作為銀聯的合作夥伴，雲腦科技和銀聯共同開發了“智惠觸達Farcaster”營銷觸達平臺，基於銀聯的海量消費數據，可以自動學習並動態更新用戶。利用這一模型，銀聯可以根據已有用戶，自動發現新用戶，更高效地獲客。

此外，雲腦還開發了國家電網“臺區低壓負荷預測系統”，提高電網的負荷預測準確度。

但是，雲腦科技給自己的任務，是搭建起AI技術和企業應用場景之間的橋梁。在2017年，雲腦科技將重點放在為特定行業打造的核心產品“行業AI中間件”上。

在GMIC峰會上，張本宇和《機器學習》作者Tom Mitchell

行業AI中間件，連接數據和場景

張本宇並不想單純做通用平臺和AI解決方案。對於傳統領域企業而言，AI平臺的門檻較高，也很難通過短時間內，和企業的業務相結合。在張本宇看來，很多企業雖然渴望AI賦能，但它們實際的IT能力不夠，直接進入AI世界是很困難的；而AI技術本身在高速發展中，一個平臺的層面要把門檻降到能夠簡單使用的界面，算法的妥協代價太大。

針對不同行業，雲腦科技推出了不同的AI（X）中間件。雖然借鑒了軟件“中間件”的概念，但雲腦科技的AI中間件，是針對該行業內的需求，把相應的AI技術/平臺用行業應用“包”起來，去解決行業場景。傳統的“中間件”連接的是軟件應用程序和操作系統，而雲腦科技的AI(X)中間件，是AI技術、算法，連接起企業的數據和場景，為企業實現智能匹配、分類預測、精準營銷、風險控制等方面的應用。

在企業的AI應用中，經常需要解決的是“數據如何選擇和導入”、“模型和技術如何組合”和“輸出如何集成到業務”三個核心問題，雲腦科技則將軟件和服務分成AI數據處理、建模策略和業務集成三大功能，直接面向企業業務。

這對客戶而言，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一種方式。應用行業AI中間件產品，客戶不需要再去關註如何訓練和測試數據、如何發布最新模型，AI的應用門檻大大降低；AI中間件直接面向業務部門，提供相關接口，更容易嵌入業務應用。

比如在手機行業，雲腦科技推出了包括終端數據特征挖掘、端加雲協同訓練、快速深度交叉學習、特征流水線工程框架等Mobile AI中間件產品和服務，為手機終端的人工智能提供了加速引擎。而在金融監管方面，雲腦科技提供了挖掘市場未知的隱含關聯關系、量化市場間的影響程度、刻畫市場波動傳導路徑和市場消息影響分析的證券AI中間件，在滿足金融行業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可解釋性和高效性等要求的同時，幫助交易所提高現有監管業務效率，提升對市場風險的預研預判能力，為進一步強化監管奠定基礎。

目前，雲腦科技已經推出了4款行業中間件，分別是：通信AI（T）、金融AI（F）、能源AI（E）與人力AI（H），目前已與銀聯、上海證券交易所、南方電網、金立、實習僧等公司建立了合作。

數據是根本驅動力

什麽類型的企業適合應用雲腦科技AI中間件？在張本宇看來，可以應用AI中間件的企業，都具備可以被量化評估、可解釋性較強的場景，量化指標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它們所處的行業足夠大，都是萬億級規模的市場，具有強勁的需求；在這些行業內，產生了海量數據；數據和場景切合AI技術應用；並且，這些行業我們已經發展了較好的合作夥伴，我們更加了解企業的真實需求，以及什麽樣的客戶才是我們的重點客戶。”

能夠和雲腦科技合作的客戶，基本上，都是具備大量的數據分析需求的企業。在研究深度學習多年的張本宇看來，數據，也是AI技術能夠在行業應用中落地最重要的一環。“它們理解數據，也擁有數據。”

大多數傳統行業的企業，對AI非常感興趣，但是由於對人工智能技術不夠了解，有時也會有“不切實際”的期待。“AI不是金手指，它也需要對數據足夠的積累和認識，充分利用企業過去積累下的電子化的數據，把這些數據，從占用它們存儲空間的成本，變成真正的價值。”

在實際上，擁有數據的企業數量眾多，但是“大數據孤島”問題時至今日也仍然存在。大量的數據出於隱私保護需求，並沒有放在雲端，訪問性是受限的。如何達到數據的訪問合規，同時保護數據安全，訓練深度學習模型，是張本宇認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在2017年，雲腦科技研發的重點，也放在新算法的研發，以及如何提高對數據訪問的安全性和隱私保護上。在新的一年，深挖四個主要行業，以及拓展頭部客戶，仍然是雲腦科技運營上的重要部分。

從一開始，張本宇就很清楚地規劃了雲腦科技AI中間件的產品落地策略。行業客戶呈一個“金字塔”的形態，雲腦科技的銷售人員並不算多，從主要推動產品在標桿客戶中的落地，逐漸向中型企業拓展。AI中間件基本上是效仿SaaS的收費模式，按照應用和效果付費。根據企業的不同規模和所在行業的特點，付費形式也會有所調整。

在AI中間件這個概念上，目前在市場上，還鮮少有雲腦科技的同類企業存在。這是片極為廣闊的市場，但同時，也是一塊需要長期開辟和投入戰力的戰場。AI產品和解決方案與平臺不同，它對行業的具體應用場景和需求了解度的要求更高。而熟悉行業需求、挖掘出企業數據的價值，從而推動產品和算法的研發，這對雲腦科技而言，也是最有價值的“壁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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