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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馬拉松參賽者“日記”霧霾中的跑步者：“跑了才懂”

“你好，你來晚了，宴席散了。”2014年10月21日淩晨，跑步愛好者陳大威在朋友圈發了一條狀態，附上一張“空氣質量良好”的截圖。

好空氣晚來了兩天。

兩天前的早晨，第34屆北京馬拉松開賽前一小時，陳大威拍了張照片，他戴著口罩，舉起一張紙：“愛跑步，不要霧霾，棄跑2014北馬”，背後是尚未亮起的天空，藍蒙蒙的一片。

在跑步愛好者看來，從天安門廣場出發，途經長安街、中關村，最終抵達鳥巢的北京馬拉松，是中國馬拉松盛宴中的最高殿堂。北京馬拉松與柏林、倫敦馬拉松等一並列為國際田聯金標馬拉松賽事，保持著國內男子、女子馬拉松紀錄。

因無法改期，組委會在比賽前日發出溫馨提示：“選擇參賽的選手量力而行，如有不適，請立即停賽。”比賽當日，數以千計的選手不約而同地戴上了口罩。

據報道，本屆馬拉松賽的3萬報名者中，接近2.6萬人參加全程，最終1.5萬人完成全程。其中多少人和陳大威一樣棄跑？北京馬拉松組委會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無法統計數字。

10月18日 9：00 奧體中心AQI：143

“脂肪和霧霾的無聲戰鬥”

空氣輕度汙染，30歲的王恒參加備戰馬拉松的最後一次集訓。

在王恒跑友的微信群里，霧霾成為“第一等話題”，一位跑友更是實時播報空氣質量指數AQI。王恒是個跑步新手，半年來，他每周跑三四次。但是霧霾常常打亂訓練計劃，空氣質量指數是決定跑不跑的關鍵指標。

在南方周末綠色新聞部微信公號“千篇一綠”的問卷調查中，88%的人不會在霧霾天跑步。

40歲的劉可迅已有十年跑齡，在2011年美使館公布PM2.5濃度後，他開始意識到空氣對於跑步的影響。但這個擁有八塊腹肌的跑步愛好者不能因霧霾而間斷運動——不能跑步，只能遊泳甚至爬樓梯。

23層的辦公室，上下8趟，58分鐘，相當於跑13公里。劉可迅跑步時從不聽音樂，但爬樓梯必須要聽，以擺脫極度安靜卻枯燥的過程。他甚至刻意不看爬到了第幾層，因為層數會讓人“感到遙遙無期”。只能閉著眼，一口氣爬到樓頂。

對於想要減肥的女生Brenda而言，跑步是“剛需”。但這場“脂肪和霧霾的無聲戰鬥”最終以購入一臺1200元的德國跑步機結束。在她的“室內秀跑”之後，好幾個朋友也買了跑步機。

霧霾持續時間久了，王恒感到自己“像是被關了起來，好幾天沒有洗澡”。這種煩躁的情緒下，他感到“可惡的脂肪”正不斷堆積，只好節食——只吃青菜，不吃晚飯。

王恒微信群里的擔憂還是被驗證了。晚上六點，北京市政府正式發布空氣重汙染藍色預警。但馬拉松組委會表示，改期的難度巨大。

只能迎霾而上了，短兵相接中，口罩是唯一的盾牌。“高水平選手肯定不會戴口罩的。大眾跑，我建議可戴薄一點的口罩，稍微有點過濾。特別好的口罩別說跑步，走路呼吸也不是很通暢。”前國家女子長跑馬拉松隊教練陶紹明向南方周末記者建議。

跑還是不跑？以“霧霾+馬拉松”為關鍵詞，王恒想搜點科學說法。但除了發現2013年11月的杭州馬拉松、12月的上海馬拉松也遭遇霧霾外，對於健康的影響，沒有搜到答案。

10月19日 8：00前門AQI：424

“以最低的霧霾代價跑完”

空氣嚴重汙染，天安門，北京馬拉松發令槍打響。

昨日，王恒還言之鑿鑿，指數超過200就不跑了。早上四點醒來，指數升為400多。但如同小時候期待已久的春遊一樣，興奮和新鮮感戰勝了一切，“下刀子”也要去跑。

開賽前的氣氛很熱鬧，有美女領操熱身，廣播員特意強調增設了廁所，暗指不要延續“尿紅墻”的北馬傳統，沒有提起霧霾的事兒。

按照特邀運動員、註冊運動員等身份，選手們依次起跑。一位黑人選手首先經過天安門，在這第一波專業運動員中，沒有人戴口罩。此後，各種類型口罩逐漸增多，一次性的藍色醫用口罩、豬拱嘴的、花格子的、帶濾芯的、防毒面具造型的……

昨日，有人商量著在天安門拉一個橫幅“霧霾滾蛋”，終究也沒有做，只有一個小夥舉著牌，寫著“讓房價降一會”。

8：27，所有選手都跑離天安門城樓，最後的一撥人，是集體戴著口罩的某口罩銷售公司員工。

戴著9002V型口罩跑步的王恒感到很悶，他擔心某個時刻突然呼吸不暢了。經過複興門，王恒扔掉了口罩。在路上，也隨處可見被扔掉的口罩。選手們都互相叮囑，不要用力跑，“以最低的霧霾代價跑完”即可。

同為跑步新手的楊晉只能從電視和微博上看著這一幕。他參加馬拉松最大的動力，是想給即將出生的寶貝一個馬拉松獎牌作為禮物。四點起床，看到指數400多，他放棄了。但覺得沒面子，他穿戴整齊，在鞋帶上扣好計時感應器，以這副拔腿就可跑的造型刷了兩小時微博，“尋找痛點更深”的棄跑者。終於，他刷到一名跑步發燒友也不跑了，堅定了棄跑信心。

“其實，我們也做了比賽改期的預案。遺憾的是，目前我們還沒有一個標準，比如規定什麽樣的空氣狀況才允許舉辦戶外大型賽事。”北馬賽事組委會秘書長王大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數場霾已經影響了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楊晉常常趴在窗前，觀察樓下買菜的大媽是否戴口罩。Brenda則想回武夷山老家開個茶館。馬拉松讓這種改變也不再局限於北京。在50歲泉州人郭光輝的詞匯庫里，此前壓根沒有“霾”這個詞，為了馬拉松，他第一次來到，一下車，感覺只是“霧霧的”。

10月19日 10：16 西直門北AQI：402

“嗓子黏糊糊的”

空氣嚴重汙染，王恒終於到達北京馬拉松半程終點。他感覺“嗓子黏糊糊的”，這種和感冒不一樣的感覺，在外地旅遊回京後，似曾相識。

“黏糊糊的是因為運動時肺活量增大，血液循環也快。在同樣時間內吸入的顆粒物增多了，就產生了這個狀態，當然受危害的風險也增多。”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潘小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在半程的終點，南方周末記者隨機采訪了十幾位選手，大多數人並未感到霧霾對跑步產生了較大影響。在全程馬拉松的終點，急救車上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並未接到和呼吸相關的病員。

潘小川聽說組織者安排了應急措施，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接到了通知。最終，北京大學醫學部公共衛生學院大四學生胡大宇在賽前擔心的“呼吸系統會不會受到不可逆的損傷”、“體能會不會由於呼吸的不順暢提前衰竭”等，也均未出現。

下午兩點，比賽結束。空氣質量指數逐漸回落。王恒的朋友“發來賀電”：看來三萬人的人工吸塵器是有效的。王恒開始冷靜下來，即使今天沒有3萬人跑步，仍然有2000萬的北京人在呼吸。而北京人早已習慣了在霧霾中生活，大多數人也不會主動戴上口罩。

王恒說，明年如果還是霧霾，他肯定不跑。作為完成比賽的近200個外國人之一，來自紐約的Nicole Kennedy和東京的安部憲明均表示，明年如霧霾，也堅決不跑。安部憲明有十年的跑齡，在東京，他一周跑一次，而在北京他一個月最多跑兩次。他參加過八次馬拉松，最好成績是3小時32分，而這次只有4小時18分。

10月20日 8：00 西直門北AQI：315

“跑了才懂”

空氣嚴重汙染，北京馬拉松結束後的第一天，劉可迅戴著口罩上班，這個口罩擱在櫃子里很久了。

跑還是不跑的爭論在賽後升級，有人寫了文章《你是那個跑了北馬的SB嗎》，有人回應《不跑北馬就不是SB嗎》。

這是劉可迅的第32個馬拉松，他也決定寫個博客，“兔子”和霧霾是關鍵詞。“兔子”是馬拉松比賽中的定速員，以帶領其他選手。劉可迅在賽前也糾結過，但第一次當兔子，他不能棄賽。

原在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從事空氣治理項目工作的周嶸，盡管被前同事建議棄賽的呼籲刷了屏。因為公益組織“大愛清塵”籌款而跑，她也不能棄賽。

在劉可迅和周嶸背負著責任跑完後，獲得更多的，其實是“跑了才懂”的愉悅感。這種愉悅感超越國界和言語表達，霧霾也阻擋不了。

50歲的郭光輝下個月要自費去雅典，參加他的第一個國外馬拉松。

為了鼓勵日本同胞，日本駐華使館經濟部參贊安部憲明裝扮成喜愛的日劇演員模樣，戴著一個寫著日語的頭巾。因為霧霾，他原本只想在起點意思一下，結果跑到了終點。“很多人看到我說，‘那是個日本人，加油！’在這種情況下，誰能放棄奔跑呢？”

在30公里時，Nicole快堅持不住了，一個陌生人給了她一根香蕉並抓起她的手臂，帶著她跑了很長一段，最後消失了。“跑步已成為我天性的一部分，跑步讓我健康、積極，有力量來照顧三個孩子。在奔跑時，我思考並感受著生命的進程。”Nicole說。

相對於大多人的無奈和吐槽，周嶸並沒有感到無力感：“如果只有我一個人戴口罩，我會很消沈。”2012年的北京馬拉松也有霧霾，那時，幾乎沒有人戴口罩。

10月21日，陳大威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跑了10公里，以彌補北馬的遺憾。他在朋友圈發了一段視頻，快速的腳步揚起了金色的落葉。北京馬拉松選在每年10月的第三個周日舉辦，應該也正是因為，秋季本是北京最美的季節。

（感謝“全國空氣質量指數”APP提供數據）

霧霾中的耐藥性基因未必對人致病

瑞典學者喬奇姆·拉爾森(Joakim Larsson)不會想到，他發表的一篇研究論文會在中國引起廣泛關註。近日，一則“北京霧霾中發現耐藥菌”消息被傳播開來，其中引用的是拉爾森的研究。

拉爾森作為瑞典哥德堡大學抗生素耐藥性研究中心主任，包括他在內的四位學者在《Microbiome(微生物)》期刊發表了《人、動物和環境耐藥基因組的結構與多樣性(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human，animal and environmental resistomes)》，其中提到從北京一次霧霾天的14份空氣樣本中檢測出抗生素耐藥性基因(下稱“耐藥性基因”)。

霧霾里發現耐藥性基因，那還能正常呼吸嗎?

對此，北京市衛計委相關專家回應，其實在人類周圍環境中存在大量細菌，它們對人體無害，大量細菌和人類是共生共存的關系。細菌的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耐藥性的增加不意味著致病性的增強。人體自身具有免疫力，這些細菌大多數對正常人沒有致病力，甚至有些細菌是有益的。人類總數比以前增加了許多，壽命越來越長，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亦采訪到拉爾森以及多位專家進行解讀。

拉爾森的研究說明了什麽

北京霧霾的空氣中平均含有64.4種耐藥性基因，這是拉爾森團隊在研究數據時發現的。

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基因組學研究員朱寶利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這篇論文其實僅僅論證了一個事實，即北京城市環境中存在著數量眾多且種類繁多的耐藥菌性基因，而這些漂浮在空氣中，是不會對人體直接造成傷害。根據推算，細菌破裂後半個小時DNA會破解，1個小時後RNA基本降解掉，而通過消化道進入人體的基因，也會被胃酸消化，因此霧霾中存在的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沒有傷害。”

同樣，拉爾森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很多記者都提出一個問題，這些耐藥性基因對人體的傷害程度有多大？我試圖來回答這個問題，耐藥性基因要感染人體需要三個條件：首先，它必須存在於某種活的細菌中；其次，這種細菌要屬於可能引起疾病的種類，即細菌本身有致病性；第三，空氣中要有足夠多這樣的細菌，即人體需要暴露在足夠多數量的細菌中才會生病。”但他們此次研究並不知道發現的耐藥性基因存在於哪種細菌，在數量上也沒有做出評估，並且事實上絕大多數細菌無法在空氣中存活。

霧霾中的耐藥性基因雖然不會直接對人體造成傷害，但也不那麽樂觀。浙江大學醫學院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肖永紅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雖然不用太恐慌霧霾中存在的耐藥性基因，但它們也不是完全無害。這個研究至少說明，在我們的生存環境中，其他地方也存在著許多耐藥性基因。其中，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來源是需要我們重視的，它一定是曾經存在於耐藥菌體內，然後才到了空氣中，這個事實不能被忽略。而造就這些耐藥菌的因素，也需要我們重視。”

濫用抗生素與傳播途徑

這些耐藥性基因來自哪里?肯定的是，基因來自客觀存在的細菌載體。“人體和動物的排泄物、水體、土壤等，都可能存在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它們在死亡之後，基因會飄入空氣。”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建國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那麽這些耐藥性基因是霧霾造成的嗎?事實上，耐藥性基因一直存在於環境中，並不是因為有霾才有耐藥性基因。空氣中存在耐藥性基因的並不只是北京。拉爾森對美國紐約和聖叠戈的空氣取樣分析後發現，在耐藥性基因的數量上，兩個美國城市和北京相當。

細菌耐藥性是隨著抗生素的產生而出現的。

自上個世紀弗萊明發明青黴素以來，每年不斷有新型抗生素的發現與合成。目前各國報道的種類就超過了10000種，人類使用的抗生素種類名目繁多。抗生素給予細菌壓力，但對於有能力生存的細菌來講，它產生了耐藥性。

據資料統計，全世界抗生素的年消耗量十分巨大，在10萬~20萬噸。我國也是抗生素的使用大國，年生產21萬噸，其中42%和48%分別用於醫藥和農業，人均的年消費量高達138克左右，為美國發達國家的10倍之多。

人畜禽抗生素的濫用，加快了耐藥性細菌的產生，水體、空氣、土壤等環境提供了媒介，加速了耐藥性細菌的傳播。

2006年，第三軍醫大學軍事預防醫學院環境衛生學教研室劉小雲等《對水環境中耐熱大腸菌群的抗生素耐藥性》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醫院汙水汙染地表水，屠宰場下遊地表水，汙水處理廠進水等，分離出的耐熱大腸菌群中均100%耐青黴素、紅黴素和鏈黴素。

東華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肖斌等在2012年發表的《環境中耐藥菌的分布現狀及其耐藥機制的研究》中分析：水體中的耐藥菌隨著人和畜禽糞便的排放，醫院廢物的填埋，其中殘留的抗生素也會排放到環境，再經過滲透、雨淋等，導致部分抗生素轉移到水體，水體中的細菌在抗生素的持久選擇壓力下產生了耐藥性。

在城市，更要面對的是汙水處理廠處理後的剩余汙泥、家畜養殖場所排放的糞便等都含有抗生素，且部分主要用作農業肥料，從而可能導致其殘留的抗生素進入土壤環境;此外，經過徑流與滲透，地表水體中的耐藥菌也可能進入土壤中，共同對土壤中的細菌產生作用，形成土壤中的耐藥菌。

而事實上，在中國的汙水處理上藥物成分的處理成為了一個新的課題。“目前對於汙水中的藥品成分包括抗生素，沒有進行特殊的處理方式，也沒有相應的標準出臺，但是汙水中含有抗生素是一個事實。”一位汙水處理的專家表示。而在他看來，經過物理性過濾後的汙水還需要進行微生物處理，這個過程更是給了耐藥性基因進行水平轉移的機會。

在《中國環境報》的《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僅為23%》一文中顯示，日前召開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表示，北京汙泥無害化處理率低，為23%左右;計劃建設的15座汙泥處理設施，10座尚未開工。而汙水中原有的重金屬、有機物、細菌、有害微生物等，大半留在汙泥里，業界稱之為“毒泥”。

無論是土壤、水體，殘留的抗生素都給細菌轉變成耐藥性細菌以生存的環境，空氣中存在些許的耐藥性基因也就成了必然。

耐藥性基因的背後

然而，值得提醒的是，空氣中的耐藥性基因增多，並非空穴來風。如今與過去的差別是多了霧霾兩個字，耐藥性基因背後堅實的“後援”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研究員、細菌耐藥室負責人李娟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在微生物漫長的進化歷史中，不同菌株間的競爭是常態，進化和變異也是常態。自然界天然就存在個別菌株攜帶耐藥性基因，具有抗菌藥物耐受能力，以適應環境，促進種群的存續。這和我們是否使用抗菌藥物無關。

“人類使用抗菌藥物的本意是殺滅病原菌。但抗菌藥物的大量使用，在殺滅病原菌的同時，也抑制或消滅了大量敏感菌，破壞了微生物間的生態平衡，使得耐藥性細菌得以優勢繁殖。為殺滅出現的耐藥性細菌，人類開發出更多種類的，使用更大量的抗菌藥物，加劇了微生物生態的不平衡和耐藥性的進化和傳播。近七十年來，抗菌藥物過量使用—耐藥性產生—高級別、高劑量抗菌藥物聯合使用—耐藥性大量產生和傳播，這種惡性循環在臨床、動物、水產養殖等各個領域上演。”

同時，李娟也表示，耐藥性和致病性是兩個概念，耐藥菌未必一定對人致病，但是隨著水體、土壤、空氣等環境中耐藥菌和耐藥性基因負荷的增加，耐藥性向病原菌傳遞的風險也在增加。如果病原菌同時具有耐藥性將會給抗感染治療帶來嚴峻挑戰。這也是我們要關註細菌耐藥性、遏制細菌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的原因。

耐藥性的產生和傳播是進化的、動態的、生態的和均衡的，只有從生態的視野去理解抗菌藥物的使用和耐藥性變異與傳播的關系，珍惜抗菌藥物資源，重視生態的約束力，才能更好地控制細菌耐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