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搬總部秘密銷毀六百萬檔案

2011-9-15 nm

政府各部門正陸續搬到耗資五十二億元的「門常開」，這新總部面積較舊政府山大五倍，可容納逾三千官員。但這道聲稱常開的寬敞大門，竟然容不下歷史檔案的存在。由下亞厘畢道通往添馬艦的路上，原來有數以百萬計政府文件悄悄被官員毀屍滅跡，大量回歸後的重要史實將從此消失。本刊獨家取得一份政府文件，指由二○一○至今年六月，政府檔案處批准各個政府部門因搬遷而銷毀的文件數量，高逾五百萬張。相對之下，保留的數量僅雞毛蒜皮、只有約一萬。本刊就此向檔案處進一步追問，嚇然發現政府在七、八月短短兩個月間，再急速毀滅一百多萬張文件。沒有《檔案法》規管下，政府檔案處只是無牙老虎，現任處長周仲賢僅是一名D1（首長第一級） EO（行政主任），須聽命AO（政務主任）出身的各個部門首長。一旦林鄭月娥、鄭汝樺、林瑞麟等局長下令，將當年制定八萬五政策、對抗沙士、《基本法》廿三條等重大而政治敏感的事件紀錄銷毀，檔案處可以不獲通知甚至毫不知情。因此，搬遷政府總部實際毀滅的文件數目只有天知地知。

本刊取得一份檔案處文件，指出因應政府總部搬到添馬艦，由二○一○至二○一一年六月，政府檔案處在一年半內，共批准各部門銷毀的檔案，若垂直排在書架上，總厚度達一千七百四十六點五四米。檔案專家指出，一個檔案夾平均可存放一百二十張A4紙、共厚達四厘米。以此推算，一米厚的檔案即有近三千張紙。一千七百四十六點五四米，即代表五百二十四萬張紙。該份文件提到，同期保留的文件厚度只有四點二米，相等於大約一萬二千六百張紙，比起銷毀的五百萬張只是九牛一毛。數字亦顯示，政府檔案的保留比率只有百分之零點二，遠遠低於英、美、澳洲等已立《檔案法》國家的百分之三至十保留比率。在美國，白宮文件的保留比率更高達百分之百。

政府拒透露詳情

政府檔案處名義上管理各部門文件，但實際卻是「無牙老虎」，檔案存廢往往由部門自行決定。本刊向搬入添馬艦新總部的特首辦、二司十二局（律政司除外）查問，有幾多文件會因搬遷被銷毀。結果各部門透過政府新聞處一併回覆，指數目仍在點算，並拒絕透露銷毀的是什麼檔案。各部門封口，本刊向政府檔案處查問銷毀數字，處方才透露最新情況。二○一○至二○一一年八月，共批准銷毀二千二百二十四米厚的檔案。專家估算達六百六十七萬張文件，即七、八月兩個月間再銷毀多一百萬張。處方指銷毀的全是過期檔案，涉及部門的行政及業務，但沒有界定何謂「過期」，亦沒統計各部門檔案總量。一直跟進《檔案法》的立法會議員何秀蘭說，近日聽聞有部門趁搬遷自行替檔案「瘦身」銷毀文件，她稍後將於立法會跟進，「那些檔案應留、那些要掉，不是官員決定。」她說，以往曾向政府追問，行政會議紀錄、基本法廿三條草案的檔案去了那兒，但政府都沒有回答，「政府亦答唔出有幾多檔案在手、每年有幾多保存、幾多銷毀。」

檔案館如同虛設

政府檔案真空的問題有幾嚴重，走進觀塘歷史檔案館便知道。在館內電腦搜尋回歸後特區政府保留了什麼重要政策文件，輸入「八萬五房屋政策」字眼，結果是「沒有資料符合搜尋條件」。再輸入「基本法廿三條」，同樣彈出沒有資料。「七一遊行」、「紅灣半島」、「梁展文」、「補地價」、「董建華」、「曾蔭權」、「中央政策組」- 全部都沒有資料。回歸後最刻骨銘心的社會大事 –– 二○○三年沙士突襲，政府可有檔案記載當年醫院病房、淘大花園的行動決策、會議記錄？同樣在歷史檔案館搜尋「沙士」、「SARS」、「非典」都沒有資料。直至輸入「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才彈出五份文件，卻是眾所周知、早已發布的公開資料。當中四份是事件過後的專家調查報告，餘下的是一張海報，提醒出入境旅客注意沙士病徵。要知歷史檔案館由一九九七年至今，儲存的回歸後政府檔案是什麼，按年份搜尋彈出以下結果：「中華總商會紀念特刊」、「平等機會委員會年報」、「法律改革委員會諮詢文件」等這些早在網上公開的文件。另有大批政府建築物圖則，例如：公廁規劃、行人天橋加建、醫院消防局改建等，都是歷史長河中的芝麻綠豆，對社會有深遠影響的大事，卻不見有開檔存檔。記者以市民身份，向歷史檔案館職員查問，為何沒有「沙士」、「八萬五房屋政策」、「基本法廿三條」、「中央政策組研究」等相關資料。職員指，文件仍在部門手上，如要查閱可引用《公開資料守則》向部門索取。為何這些重大社會事件未見開檔、如何確保史料得以保存？職員只說：「呢啲政策未完，部門仍要引用文件所以未送來，如何保存就要問有關部門。」

《公開資料守則》無效力

《公開資料守則》授權和規定公務員須向市民提供資料，但守則並非法例無約束力，實際上是另一道跨不過的門檻。申訴專員公署去年收到多宗市民投訴，不滿用守則向部門索取公開資料被拒，當中包括：特首辦拒絕披露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薪酬、屋宇署不提供滲水調查報告、食環署拒絕提供食品的三聚氰胺含量測試報告等。部門都以「資料屬內部文件或涉個人資料」作擋箭牌，當中有否涉及人為錯失、利益輸送，公眾無從得知。以中央政策組為例，它是特區政府的智囊，由九七至今十四年間，動用幾多公帑做了幾多研究調查、調查如何做有何結果一直是個謎。記者引用《公開資料守則》向中央政策組索閱回歸後的研究報告，官員回覆指：「中央政策組主要職能為向行政長官、政務司長和財政司長提供意見，同時進行政策研究供政府內部參考。」指適當時候會將部分研究上網，但拒絕公開全數研究報告。記者遂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中策組選擇性公開用公帑所做的研究。公署回覆指出，中策組不受公署監管之列，而《公開資料守則》亦不適用於中策組，可見中策組地位如「太上皇」。

唯一辦法——立法

要令中策組等部門的資料得以公開，方法只有一個——立法。本港一直沒有訂立規定政府部門立檔存書的《檔案法》，與及讓市民索取官方資料的《資訊自由法》。檔案處前處長朱福強表示，只有盡快訂立兩條法例，才能迫使政府保存重要史料。「外國經驗顯示，只有非常敏感的保安、外交文件，才可獲豁免不用即時公開。但過了三十年、五十年，檔案還是一樣開封，令史實得以世代流傳。香港的六七暴動、五十年代非法移民問題等，英國政府都有留檔。」殖民時期香港都沒有《檔案法》，但港英政府對檔案的處理，比回歸後的特區政府更有系統。朱福強說，一九四五年二戰結束前，幾乎所有港英政府的文件已被日軍銷毀，四五年起再立檔。一九六○年英國修改《檔案法》，將封存期由五十年減至三十年，當時港英政府考慮到，法例套用在香港的話，四五年立的檔案，七五年便要開封。港英於是趕及七二年成立檔案處，避免違例。「政府檔案處成立其實是逼出來。因為沒有《檔案法》，文件由部門自行處理，檔案處只是個沒有實權的行政部門，處長一直只是D1職級，但會找專才做，不像回歸後找做行政而非決策的EO頂替。」現任檔案處長周仲賢，亦是一名資深EO，○八年出任處長至今。九七前夕，港英將重要文件運返英國國家檔案館，按三十年期規定逐步開封，例如：回歸前的港英政治部運作、共產黨在港活動、九龍城寨清拆等事件都有檔案，公眾可隨時查閱。

回歸後毀屍滅跡

但回歸後的政府文件如何保存、有否保存，朱福強與北京檔案局的人員素有往來，未聽聞回歸後特區政府有檔案移交北京。朱福強說，特區政府內部有指引，要求部門銷毀檔案前須要通知檔案處，「我在位時，有部門入紙來跟我說要銷毀檔案。我質疑它，部門話稍後回復原因。過幾個月後，部門再寫信來轉軚話：『我們決定不銷毀了。』之後，檔案去了那兒根本無人知，被靜悄悄銷毀我也不知道，檔案處因沒有法例撐腰，管不了。」朱指，所謂的內部指引並無約束力，「乖的部門才會問檔案處，好多根本唔問。」資料顯示，○六至一○年間，十二個決策局中，包括發展局、保安局、教育局等至少三個局，沒有向檔案處呈交機密檔案。而前兩者移交的非機密檔案，分別只有十五份及四十二份。「好多政治敏感的檔案 –– 八萬五、廿三條、沙士、紅灣半島、地政總署與發展商之間的文書往來（例如補地價）、警察編制等，好可能因為一些人怕被翻舊賬，隨時被毀屍滅跡。」朱福強感慨。朱福強擁有歷史學位是檔案專家，一九九九至二○○三年出任檔案處長至○七年退休，近年與另一前檔案處長白卓善、退休法官王式英等人成立檔案行動組，曾多次約見政務司長唐英年欲討論《檔案法》但不成功。至於另一名疑似特首候選人梁振英的態度相對開放，卻拒絕公開支持，「他們都知道，留檔在政治上很敏感。但我們一定不會放棄，不甘歷史被摧毀、被埋沒、被改寫。只有盡快訂立《檔案法》，才能阻止有人銷毀重要歷史證據。」前港英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最近發表新書《官商同謀——香港公義私利的矛盾》。他同樣支持《檔案法》，指回歸後的中策組必須將民調公開，讓公眾知道問卷如何設計採樣、結果如何演繹。而末代港督彭定康年代的中策組，只負責政策建議及撰寫報告，相關文件亦已運返英國三十年後開封。「以往我寫書才發現香港的史料貧乏，近日的維基解密令人明白，檔案就是歷史。」

回歸後政府檔案爭議

年份事件2003沙士疫情關鍵期，時任醫管局行政總裁何兆煒，聯同各個聯網總監每日開會，但3月15至24日的會議卻沒有記錄，何兆煒其後被立法會點名批評。2004審計署報告指出愉景灣發展商香港興業，獲政府批准發展度假區後，多次修改藍圖變成純住宅項目，卻未有補足地價，估計政府因此少收1.6億元。立法會傳召當年負責項目的新界政務司鍾逸傑，但由於官員聲稱找不到相關文件記錄，立法會未能調查。2007法輪功成員被港府拒入境提出司法覆核，法官夏正民質疑，政府未能提供拒絕成員入境的文件理據，是否有意圖隱瞞。200831歲的市民李國賢驗血發現與「父母」並無血緣關係，揭發31年前其出生的贊育醫院發生調錯嬰事件。李國賢欲尋回親生父母，但醫管局已將當年的出生記錄銷毀。200919歲少女莊頌賢在赤柱被倒塌大樹壓死，死因庭聆訊時，康文署稱遺失了2006及2007年的樹木檢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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