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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幼兒園急行“私轉公”

2013-05-27  NCW
 
 

 

政府依政策、合同“無償回收”社會承辦的幼兒園,對解決“入園難”問題是否有益◎ 本刊記者 王婧 文最遲至2013年7月31日,45歲的幼兒園園長羅彭年就要親手將小金燕藝術幼兒園關門。

從31歲到45歲,整整14年的光陰和精力,他全部耗在這所幼兒園上。

2013年5月10日,廣州市天河區教育局網站掛出《天河區2013年新辦19所公辦幼兒園名單》 ,稱“區教育局收回19所配套小區幼兒園的場地,重新開辦 公辦幼兒園,原址的民辦幼兒園注銷” 。

小金燕藝術幼兒園就是被注銷的19 所幼兒園之一。羅彭年告訴財新記者,天河區政府即將在該園的原址上投入800萬元,並將其由“私”轉“公” 。

一面是政府大力宣揚發動社會力量興辦幼兒園,試圖解決長年存在的“入園難”問題 ;另一面則是政府讓原有的部分民辦幼兒園退出市場。相互矛盾的理念和行動背後,是怎樣的邏輯?

“一夜之間被注銷”

同樣被收回場地的還有福金蓮幼兒園。

其辦學人胡女士應天河區教育局的要求,于5月9日前去開會,同時前往的還有其餘18家幼兒園的辦學人。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教育局告知他們,這些幼兒園政府要“無償回收” ,並要求19 名辦學人馬上在協議上簽字。羅彭年代表小金燕藝術幼兒園,很快在協議上簽了字。胡女士則拒絕簽字。

她認為, “政府還有太多的細節沒有安排好,比如,19所幼兒園的近千名老師

怎麼安排?”

政府方面的態度也很明確:原有的民辦幼兒園老師全部解聘。

胡女士還在躊躇之時,5月10日夜間,這19家幼兒園的門口,已經被悄悄貼上了“停止招生”的通告。福金蓮幼兒園的溫園長直到這時才知道,自己已經服務了12年的幼兒園,即將被解散。

原本他們即將于5月13日啓動下一學期的招生工作。

5月11日,廣東省內各大媒體發佈了這一消息。天河區教育局副局長王建輝回應稱,關於“回收”這19家幼兒園,“早在去年就已經知會幼兒園。我們是跟民辦幼兒園簽了合同的,去年續簽時 說好一年之後是要回收的。幼兒園怎麼可能不知道要被回收?他們手里都有白紙黑字的合同。 ”王建輝稱, “民辦園真正目的有兩個:一是希望幼兒園不交給政府, 二是向政府要補償,但這兩個目的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胡女士告訴財新記者,2011年,教育局的確曾召集19家幼兒園的辦學人開會, “但當時教育局的說法是,2013年,政策可能會有調整。如果到那時候你們還願意接著辦園,那麼你們可以優先接著辦,如果不願意,那麼政府就要將幼兒園回收,變成公辦幼兒園。 ”對自己的幼兒園,胡女士和羅彭年均信心滿滿,他們從未想過,在自己仍然有辦學意願的前提下,幼兒園突然被“回收”了。

政策 “變形” 記

至於為何要“回收”這19所幼兒園,王建輝在媒體上公開解釋,這“是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的內容” 。

公開資料顯示,2010年,國務院頒佈了《關於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 ,該文件要求“把發展學前教育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並為學前教育定下基調——“必須堅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必須堅持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落實各級政府責任” ,要求各地“以縣為單位編制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有效緩解入園難” 。

然而,這份中央政府下達的意見,在地方政府具體政策的制定中,卻逐漸“變形” 。

2011年, 《廣東省發展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2011-2013) 》規定,要“新建、改建、擴建一批公辦幼兒園” ,“力爭到2013年,各縣(區、市)公辦幼兒園占比達30% 以上。 ”緊接著,廣州市教育局公佈了《廣州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2011-2013) 》 ,這份文件中稱,通過“新建、回收、改擴建”等方式,來推進公辦幼兒園的建設。關於“回收” ,則主要是指“原已改製的公辦幼兒園或交由社會力量承辦的公建配套幼兒園,合約期滿應逐步“回收” ,並優先舉辦公辦幼兒園。 ”這就是天河區“回收”這19所幼兒園的政策解釋。

接近廣州市教育局的有關人士告訴財新記者,由於廣州目前已經“寸土寸金” ,除了新建設的小區強制要求修建配套幼兒園之外, “廣州已經很難找到地方再來開辦公辦幼兒園了” ,所以,“回收”成為繼“新建、改建、擴建”之外的又一種創辦公辦園的方式。

2012年4月,廣州市教育局又印發了《廣州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工作推進方案》 , 這份方案提出, “指導各區(縣級市)教育局結合現有公辦幼兒園資源等實際情況科學布點, 確保2012年,各區(市)公辦幼兒園占比達20%,力爭2013年公辦園占比達30%以上。 ”接近廣州市教育局的人士表示, “確保”和“力爭”含義不同, “這份方案實際上將30% 的公辦園比例降低到20%,但20% 就是硬杠杠了,各區都必須達到。 ”目前,整個天河區共有各類性質的幼兒園200余所,但公辦幼兒園僅有3所。因此,天河區政府計劃在2012年和2013年兩年內新增公辦幼兒園39所,這樣正好“湊夠”公辦幼兒園達到20%的硬杠杠。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雖然“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對公辦園的比例有了明確的要求,但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的政策也從未變過。

《廣州市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2011-2013) 》亦表示,要“積極扶持民辦幼兒園,可採取政府購買服務或財政資助、減免租金(含國有資產佔有費、物業管理費)和部分行政性事業收費、以獎代補、派駐公辦教師等方式,積極扶持面向大衆、收費合理、辦學規範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

不清晰的產權

據財新記者瞭解,本次被“回收”的這19所小區配套幼兒園,其中有5所屬於原有公辦園改製後的民辦園,另外14所則是建園伊始即交由社會力量承辦的公建配套幼兒園。

廣州當地一位要求匿名的民辦教育人士稱,這19所被“回收”的幼兒園,與一般的民辦園有本質的區別, “他們部分佔用國有資源。但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些所謂的民辦園一邊享受優惠政策,一邊與真正的民辦園參與市場競爭。 ”這個問題並非廣州獨有。在上世紀90年代前,中國幾乎所有幼兒園都是公辦幼兒園。在那個由單位包攬社會福利的年代,幼兒園都由企業、單位、機關、街道來創辦,並成為企業的沉重負擔。

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逐漸建立,學前教育亦從企業中剝離。由於並不屬於九年義務教育的範疇,政府將學前教育推向社會,民辦幼兒園逐漸興起。

該人士稱,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由於辦幼兒園一直都是“虧本生意” ,一部分公辦幼兒園直接承包給私人,自負盈虧,名曰“轉制”;另有一些與小區配套興建的幼兒園,則以“承辦”名義直接讓社會辦學。

這兩種幼兒園與此後興起的民辦園有所區別。它們或脫胎于公辦幼兒園,或僅僅繳納極低的“國有資產佔用費” ,不繳納土地租金,即可辦園。這些幼兒園的資產中,土地和基本建設部分均屬於國資。它們亦不需要像正規的民辦幼兒園那樣,在民政部門進行“民辦非企業”的登記。這也為政府收回這些幼兒園埋下了伏筆。

雖然在政策上佔有一定的優勢,對這些辦園人而言,他們的前期投入仍然非常巨大。小金燕藝術幼兒園與福金蓮幼兒園均屬於“由社會力量承辦的公建配套幼兒園” 。羅彭年和胡女士在創業伊始,均是政府相關人員出面動員。政府交付他們的基礎建設,僅是開發商建設的幼兒園房屋,以毛坯狀態交付使用。羅彭年1999年創園的時候,為這個1000平方米的幼兒園投入了100多萬元,用于前期裝修和幼兒設備。胡女士2001 年創園時,從政府手中拿到的,僅僅是一棟住宅樓的一樓,內部只有五間教室,連室外活動場所都沒有。她另外租賃了該住宅樓前100平方米的地,作為室外活動場所,又多租了兩間房屋,一間作為辦公室,另一間作為教室使用。 “自己租了十多年,到現在,每個月的租金還要五六千元。 ”胡女士稱。

多名幼兒園園長均表示,民辦幼兒園並非目前公衆想象的,均為高價幼兒園。小金燕幼兒園1999年創園時,僅有19名學生,保教費為120元 / 月,一直到五年以後,才逐漸做大,有了100余名學生。

此後保教費逐年上漲, 但至2009年,也僅僅只有480元 / 月,此後提升至600 元 / 月。2012年開始,保教費漲到800 元 /月,學生人數也逐漸到達190人。福金蓮幼兒園2001年僅有6名學生,此後一年多的時間內,只有30余名學生。他們的收費與公辦園相比,一直處於偏低的水平,目前該園的保教費為750元 / 月。目前廣州市政府核准的普惠性民辦幼兒園,最高限價為1200元 /月。

羅彭年與胡女士均表示,這些收費低廉的民辦幼兒園,主要是面對小區以及周邊的外來務工人員設立。在創辦的前七八年,幾乎是年年虧本,直到最近幾年,影響逐漸做大,生源趨多之後,才逐漸達到保本狀態。按照多名園長的說法,在這些幼兒園的發展過程中,政府除了在2012年曾經給每所幼兒園投入了大約30萬元之後, “一分錢都沒給過” 。

然而現在,這些基礎設施已經完善,並在承辦者手里多次裝修的幼兒園,即將被政府“無償收回”——政府僅僅承諾原有的在園孩子可以優先進入新的公辦幼兒園,然而此前的辦學人、老師等均將與新的幼兒園無關了。影響幾何?

政策帶來的變化顯而易見。

即將創辦的19家幼兒園,硬件設施或將煥然一新。羅彭年告訴財新記者,在小金燕藝術幼兒園的舊址上,政府將投入800萬元創辦一家公辦幼兒園。事實上,在該園14年的歷史上,羅彭年一共只投入了不到300萬元在硬件設施上。

據前述匿名民辦教育人士稱, “800 萬元,足以打造一個皇宮級別的幼兒園了。如果政府能給我300萬元去辦幼兒園,我就能賺得缽滿盆盈。 ”政府的高額投入或會使得該園的保教費有所調整。根據2012年廣州市調整後的幼兒園保教費,全日制幼兒園區一級保教費為527元 / 月,市一級為729元/ 月,省一級為1050元 / 月。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這19所即將被關閉的幼兒園的保教費亦未超過1000元 / 月,若僅從保教費上評估,這19所幼兒園可視為“普惠性幼兒園” 。

盡管政府投入巨大,但學位並未因此而增加。有業內資深人士分析,這19 家民辦園改為公辦園之後,每所幼兒園的學位反而會減少。

因為公辦園要打造優質幼兒園,最基本要素是幼兒與幼兒園建築面積之比。根據《廣東省幼兒園登記評估方案》 ,幼兒園級數越高,生均面積要求越高 :達標園是5平方米 / 生,區級園(規範園)是7平方米 / 生,市級園是10 平方米 / 生,省級園是13平方米 / 生。

這意味著,辦園的級數越高,幼兒園的學位越少。財新記者在兩所幼兒園上學時間採訪了部分家長,他們對本次政策的出台非常焦慮。其中最重要的是,這些幼兒園中,大約一半以上的孩子,都不是廣州本地戶籍,改為公辦園後,這些孩子是否還能夠繼續在這裡上學?

即便政府已經承諾,已經入園的孩子將優先入學,然而在學位減少的情況下,他們是否會被排除在外?那些仍在繈褓之中的非廣州戶籍的嬰兒,未來又該去哪裡上幼兒園?

此外,新辦的幼兒園將于8月份才開始招生,到那時,其餘的民辦幼兒園均已報名結束,如果這些孩子運氣不好,搖珠入公辦園失敗(搖珠是廣州市分配公立幼兒園學位的一種抽籤方式——編者注) ,他們還能夠去哪裡就讀?更有家長擔心,這些幼兒園7月31日“回收” ,9月份即將開學,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之內,是否能夠徹底完成裝修?新裝修後的氣味對孩子會產生多大的影響?在這個對老師無比依賴的時期,孩子們究竟能否承受所有老師全部更換?

對辦學人而言,他們多年的心血,即將被“無償收回” ,並還將承擔解散教師隊伍產生的巨額賠償金。 “估計每個幼兒園都要賠償好幾十萬元” ,羅彭年說。他們曾和政府協商,希望政府能賠償這筆錢。而天河區教育局公開表示,教育部門與這14所民辦園簽訂的《小區配套幼兒園承辦協議書》 ,當中並沒有涉及任何賠償問題,寫明教師是由幼兒園聘用,勞動關係由幼兒園自行處理。

“我們反複咨詢過律師,教師是與民辦幼兒園簽訂勞動關係,跟政府不存在勞動關係,也就不存在賠償一說” 。

王建輝在媒體上稱, “協議是在維護雙方共同的利益,共同認可平等的條件下簽訂的,當時簽合同民辦園並沒有異議。

現在必須按照合同辦事。 ”本刊實習記者陳汝芳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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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規模 做品牌成“推手” 私募轉公募再添一例

繼鵬揚基金之後,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稱“凱石基金”)日前得到證監會的批準成立,成為市場上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

和鵬揚基金總經理楊愛斌相似,凱石基金法定代表人、凱石益正資產原總經理陳繼武也曾是“公奔私”浪潮的焦點人物。鵬揚基金和凱石基金“棄私返公”的模式,也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了對原有私募業務產品的“切割”和轉移。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此前私募申請獲得公募牌照,由於涉及到兩個業務之間可能存在的利益沖突和輸送、內幕交易的風險,監管層審批慎之又慎。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凱石基金和鵬揚基金對私募業務的處理方式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為其獲批“清障”的作用。

前行者已經成功“上岸”,重陽投資、朱雀投資和博道投資等大型私募還奮鬥在路上。大資管行業里,“公奔私”的潮流從未停息,“私轉公”的浪潮卻在近兩年越發洶湧。這背後,拓寬產品線做大規模、可以公開宣傳加強品牌效應、發揮牌照價值吸引資金成為私募機構最直接的推手。

“私轉公”再添一例

從2015年9月發起申請到2017年3月正式獲批,凱石資本的“公募夢”從生根到發芽一共歷時18個月。

據證監會公布的《關於核準設立凱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批複》,凱石基金註冊資本為1億元人民幣,公司住所為上海市,經營範圍為基金募集、基金銷售、資產管理、特定客戶資產管理和中國證監會許可的其他業務。

從經營範圍來看,凱石基金與其他公募基金別無二致。但從股權架構來看,凱石基金卻足夠特殊,因為其是市場上第一家全部由自然人持股的公募基金公司。

具體來看,凱石基金由原凱石資本總經理陳繼武出資6500萬元,持股比例65%,為第一大股東。李琛出資1540萬元,持股比例15.4%;王廣國、李國林、陳敏、朱親來分別出資490萬元,持股比例均為4.9%。公司高管任職方面,陳繼武擔任凱石基金法定代表人,李琛任總經理,朱親來任督察長。

“最早報上去的股權架構方案是我持股96%、李琛持股4%,打算先成立公司,人才到位後我的股權慢慢退下去。但後期考慮到,一開始股權就足夠分散、建立起有制約機制的公司治理結構,才能滿足監管層的要求,所以我們在股權架構方面又做了很大調整。”陳繼武告訴記者,隨著後期公司人才陸續到位,公司股權還會進一步分散,核心人才成為凱石基金股東後,其本人的持股比例還會進一步下降。

除了股權結構問題上的考量,記者了解到,此前私募申請獲得公募牌照,業界始終對兩個業務之間的利益沖突、可能存在的利益輸送等存在爭議,監管層對於私募機構申請公募牌照的審批也相當謹慎。

“業績提成是私募基金收入的重要來源,若公、私募業務同時做,容易出現內幕交易、公募利益輸送至私募基金、公募為私募擡轎的問題。”上海愛方財富總經理莊正對記者表示。

對此,凱石基金的應對之舉是按照證監會要求,將原有私募平臺下涉及二級市場和一級半市場的產品轉移到公募基金專戶的平臺下。

陳繼武告訴記者,由於凱石基金也獲批開展特定客戶資產管理業務,即專戶業務,所以凱石基金的模式並非嚴格意義上與私募切割。“專戶業務本質上是類私募的業務,如果有客戶、有市場,公司也具備相應的管理能力,這一塊業務我們也會繼續做下去。”陳繼武說。

相比起來,第一個吃螃蟹的“私轉公”公募基金,鵬揚基金切割類私募業務的決心更為堅定。2016年6月28日,經歷了14個月的等待之後,鵬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獲核準設立,原大型債券型私募、北京鵬揚投資總經理楊愛斌占股55%,上海華石投資有限公司占股45%。

彼時鵬揚基金在一眾候審的私募基金中率先獲批,一方面是其提交時間最早(2015年4月提交申請),另一方面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楊愛斌放棄私募業務的舉動也為公司獲批成功及時“清障”。

楊愛斌也曾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鵬揚基金獲批的一大原因是鵬揚基金承諾不再從事私募業務,並註銷其在基金業協會的私募投資基金管理人登記。彼時,鵬揚投資旗下自主發行的產品已經提前清算,未到期的私募產品則逐步轉換平移為鵬揚基金的專戶業務,並逐漸收縮這一業務規模。

公奔私的大佬為何紛紛往回走?

隨著近年來監管層對公募基金牌照的放開,大資管行業不僅有從未間斷的“公奔私”潮流,大型私募“私返公”的趨勢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據格上理財研究員楊曉晴向記者介紹,目前私募基金開展公募業務有3種模式。第一種是直接申請公募牌照,但這對私募機構的規模、人力、硬件等要求較高;第二種是私募機構作為股東發起設立公募基金公司;第三種是私募機構通過股權收購,成為現有公募基金的股東,這可以享受公募現成的團隊和渠道資源,但資金成本較高。

2015年3月,蔣錦誌掌舵的上海大型私募景林資產采用上述第三種方式入股長安基金,拉開了“私轉公”浪潮的序幕。同年4月和9月,楊愛斌聯手上海華石投資發起設立鵬揚基金,陳繼武聯手李琛以個人名義發起設立凱石基金。

2015年12月,知名私募大佬、規模最大的私募基金掌門人裘國根進軍公募,由上海重陽戰略投資有限公司和上海重陽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發起設立重陽基金。2016年5月,上海百億級私募博道投資掌門人莫泰山同樣發起了設立公募的申請。2016年9月,另一家上海百億級私募朱雀投資也加入了申請公募基金的隊列。

如今,鵬揚基金和凱石基金已經成功“上岸”,而證監會最新的《證券、基金經營機構行政許可申請受理及審核情況公示》顯示,重陽投資、博道投資、朱雀投資等知名大型私募還奮戰在“圓夢”的路上。其中,重陽基金和博道基金已收到第一次反饋意見,朱雀基金處於受理補正狀態。

“隨著私募管理規模的擴張,部分管理人在策略、業績規模比上已經出現瓶頸。如果獲得公募牌照,那可以拓展自身的產品線,突破管理規模及運營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公募基金可以公開宣傳,這對於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進一步做大資產管理規模其實很重要。現在很多私募掛牌新三板成為公眾公司,一個目的也是為了提升知名度。”莊正向記者表示,私募做公募的案例會不斷湧現,其接觸到的不少規模大的業內同行也躍躍欲試。

無獨有偶,楊曉晴也認為,相比起私募基金,公募業務和產品線更加豐富多元、可以公開宣傳、覆蓋人群廣、容易擴大公司的品牌效應。“社保基金、養老金等長線資金,以及銀行委外資金也更傾向於選擇公募基金作為管理機構。在此背景下,有實力的私募機構申請公募牌照,也可以通過公募平臺引入長線資金。”

另值得一提的是,這些進軍公募的私募掌門人,多數都曾是“公轉私”的焦點人物。例如,陳繼武奔私成立凱石資本前在富國基金擔任副總經理、投資總監;楊愛斌奔私成立鵬揚投資前擔任華夏基金固定收益總監;莫泰山曾任交銀施羅德基金總經理,後離職加盟重陽投資、2013年離職創辦博道投資。

“這里面,我確實存在一些公募情結。我是做公募出身,公司其他幾個合夥人也在公募很多年,對於公募以前多年激勵機制不足、留不住人才、人員流動性大等問題有很深切的體會。”陳繼武向記者表示,凱石基金盡管是公募平臺,但卻力求於采用類私募的管理和激勵機制。股權架構方面,則會堅持自然人持股,主要的骨幹和管理層持股,公司股權將進一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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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試行個人住房“商轉公”貸款降低購房成本

據新華社報道,為拓寬住房公積金的使用渠道、降低廣大繳存職工住房貸款成本,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日前在西安開始試行個人住房商業貸款轉住房公積金貸款。

“商轉公”貸款,是指住房公積金繳存職工將本人或配偶已辦理且尚未結清的個人住房商業貸款,轉換為在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委托商業銀行辦理的住房公積金貸款。由於公積金貸款利率比商業貸款利率低,“商轉公”貸款可以有效降低購房者的還貸利息壓力,對購房者而言是一重大利好政策。

根據試行的操作規程,在西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按規定正常連續足額繳存住房公積金6個月(含)以上,購買自住普通住房時,辦理了個人住房商業貸款的職工,可以申請“商轉公”貸款。“商轉公”貸款利率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執行。“商轉公”貸款期限與原商貸已還貸款期限之和不得超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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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安達臣9幅轉公營地曝光 料涉逾萬伙 估值787億元

1 : GS(14)@2018-09-30 02:10:24

https://www.mpfinance.com/fin/da ... 8718&issue=20180929
【明報專訊】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今年6月公布的「娥六招」,將9幅分別來自啟德及安達臣道的私營地轉撥作公營房屋發展,有關地皮位置近日首度曝光。市場人士估計,該9幅地皮料可提供逾萬伙,以私宅地計市值高達787億元。今年度住宅供應能否達標,政府日前已明言達標存在壓力,業界預計,多幅私宅地轉為公營房屋,長遠恐影響私宅供應。

明報記者 林尚民

政府6月底公布會把9幅啟德及安達臣道地皮轉作公營發展,至近日發展局回覆兩幅有關該9幅地皮的確實位置,其中較為矚目的啟德地有3幅,當中一幅位於啟晴邨與利福國際(1212)2016年以73.88億元投得的啟德雙子塔商業用地旁,項目佔地約18.23萬方呎,估計可建樓面約151萬方呎;至於另外兩幅地皮則位於恒地(0012)持有的1K區3號住宅地斜對面,估計可建樓面分別約101萬及85萬方呎。

鄰近多幅啟德地王

高力國際亞洲區估價及諮詢服務副常務董事張翹楚認為,雖然近日市况回調,但參考同區地皮早前以每方呎樓面地價約1.5萬元成交計,估計上述3幅啟德地皮每方呎樓面地價約1.4萬元,總市值料高達472億元。雖然政府把有關地皮撥作公營發展,將會令庫房減少數百億元的收入,但張翹楚認為,這並不是政府目前最關注的重點。他又表示,雖然認同政府應多建公營房屋,但認為毋須將公營房屋安置在CBD(核心商業區)旁邊,感覺上有點格格不入,情况就等如中環及金鐘不會設有公屋一樣。

業界:公屋設CBD旁或格格不入

至於另外6幅由私營轉為公營發展的安達臣道地皮,主要位於華懋今年1月以31.128億元、每方呎樓面地價約1.2萬元投得的住宅地皮旁,6幅地估計可建樓面由22.5萬至75.18萬方呎不等,張翹楚表示,該批地皮的每方呎樓面地價估值約1.1萬元水平,料總市值約315億元。若連同上述3幅啟德地,總市值則高達787億元。

新地古洞申增單位 暫逾九成意見支持

另一方面,新地(0016)早前就上水古洞南發展項目向城規會申請增加單位數目,至昨日暫接獲242份意見,當中有239份意見表示支持。

有關地皮位於古洞南丈量約份第92 約多幅地段,鄰近天巒1 及2 期, 地盤佔地40.43 萬方呎,新地擬以不多於3 倍地積比率作發展,住宅涉及121.3 萬方呎,擬建12 幢16 至21層及1 層地庫停車場的住宅大廈,將提供1573 個住宅單位,住宅面積753 至1076方呎,新方案住宅樓面較2014 年8月申請的84.9 萬方呎增加36.4 萬方呎或43%,單位數目則增加426伙或37%。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35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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