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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張船票去南極？沒勁 環遊世界的中國人

2013年10月1日，駕著自己的帆船，張昕宇和未婚妻梁紅以及另外四個小夥伴在航行三個月後終於在洛杉磯長堤的遊艇碼頭靠岸了。

10月的洛杉磯陽光明媚，張昕宇感興趣的卻是晚上。夜裡，六個人去了黑人聚居區，看到的場景像電影——兩個黑人在超市門口交易毒品，一個妓女尖叫著穿過馬路，一些流浪漢衝著張昕宇的攝像頭喊：你這是非法的！還有人張牙舞爪地叫罵。當地人悄悄跟他說：「這裡常會殺人。」

星光大道上，各路模擬明星和電影角色的人云集，要合影就要付錢。他們想「體驗生活」，也順手賺點錢，就讓其中一個打扮成「綠巨人」走上街頭，不想，「白雪公主」、「金剛狼」們先下手為強，衝上來鉗住他們，拍完照就找他們要錢。

狼狽中，居然有中國人認出了他們：「我在網上見過你們，有機會我也想跟你們走。」

2012年，新西蘭馬魯姆火山，距岩漿270米高，張昕宇舉起中國國旗，空氣中酸性太大，紅旗瞬間被腐蝕成白色。優酷副總裁李黎受人推薦，看了這段視頻，決定製作《侶行》：「火山是怎麼回事，世界到底是什麼，跟你聽來的完全不一樣，現在中國的年輕族群，就需要這種行動力。」

2013年6月，《侶行》在優酷播出。三個月後，點擊率超過1億。第一季包含索馬里、切爾諾貝利、極寒地奧伊米亞康、馬魯姆火山四地的探險旅行，10月開始的第二季是帆船旅行，這趟行程將持續一年。

2013年10月4日，《侶行》見面會在洛杉磯皇后瑪麗號游輪上舉行。現場擠滿觀眾，很多是中國留學生，其中不乏愛探險的中國年輕人。

漢旺：咱們是不該換個活法？

張昕宇和梁紅都是中石油子弟，聽起來是「富二代」。「其實是富一代。」1977年出生的張昕宇說。

高中沒上完，張昕宇不再向家裡拿錢，退學去當了兩年兵，退伍後自己開始做生意：賣羊肉串、承包公共廁所、開飯館，還在菜市場賣豆腐。

賣豆腐最掙錢，更掙錢的是豆腐機，一台售價十七八萬。太貴，張昕宇索性自己造，照著別人的機器琢磨，自己畫圖紙，找工廠做一模一樣的，才花四萬塊。靠賣豆腐機，2003年，張昕宇和梁紅掙到了人生中第一個一百萬。可因為一個零件涉嫌走私，豆腐機廠倒閉，一切回歸原點。一個月後，他轉賣首飾，做起珠寶外貿生意。2008年，他成了「千萬富翁」。

汶川地震時，跟大部分年輕人一樣，張昕宇坐不住，他買了很多機器：鑿岩機、往復鋸、液壓撐開器、液壓件、千斤頂、發電機。用自己的專業機器說服賑災指揮部人員，張昕宇被分派去挖掘遇難人員遺體。

在漢旺，張昕宇「目睹了這輩子最慘的畫面」：操場上躺著孩子們的遺體，父母過來了，也沒有水，不知道從哪找來一塊布就一邊哭著，一邊擦。哭暈過去再坐起來，繼續擦。

張昕宇和隊友試圖挖出一個年輕姑娘的遺體，不慎把鑿岩機掉到了她的身上，姑娘的父親在一旁看著，跟他們講她的生前事，「就像他女兒還坐在面前一樣。」

回到北京，張昕宇跟梁紅商量：「咱們是不該換個活法？人太脆弱了，趁還活著，得把想做的事做了。」

最先閃現的是環遊世界，然後到南極結婚。去南極結婚一點兒不難：買張船票，十幾萬塊。但這沒勁兒。「不好玩，沒有成就感。」

張昕宇小時候迷《正大綜藝》，當時最想去坎帕斯大草原看動物，後來發現有比這更奇妙的地方。「當人們知道有『世界』這麼一個東西的時候，所有人都會想去環遊它。」張昕宇說。

索馬里海盜：你看，我一點都不可怕

2012年4月，張昕宇一行四人終於拿到了索馬里一年多次的往返簽證。看著手裡的簽證紙，四個人愣了：簽證號是01~04號——他們是這一年裡頭一波去索馬里的中國人。

辦簽證時，索馬里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參贊、公使先後要求面見，想搞清楚：那麼亂，你們要去幹什麼？

梁紅回答：我們想瞭解真實的索馬里。公使表示滿意，希望他們能向外界傳達：索馬里一直在變好。

到了亞丁灣沿岸的柏培拉港口，一個漁夫裝扮的人用英文問梁紅：「你怕不怕海盜？」梁紅試探著答道：「我聽說有的海盜還不錯。」對方立即高興地說：「我就是海盜！你看，我一點都不可怕。」

「一點兒也不可怕」的海盜給魏凱「掃盲」：「索馬里捕魚工業落後，只有小漁船，周圍發達國家的遠洋漁船把我們的資源都搶走了。我們自發組織這些人去驅趕，一點點形成了現在的機制，海盜對於當地人來說是民族英雄。」這話也並非胡扯——現在的索馬里，至少有七成人口是支持海盜生意的，儘管這種「驅趕」一本萬利，有時還伴著殺戮。

在摩加迪沙，四個人住在安全級別最高的酒店，每人每天吃住一千美金，還要給嚮導付一大筆報酬。嚮導帶著一個隨從，另有一個安保隊長帶著七八個保鏢，每次都是大隊人馬集體出動，可還是危機四伏——總是遭圍觀，周圍時有爆炸。

張昕宇在索馬里最驚奇的發現是「到處充斥著對中國人的友好」。常有當地人用中文跟他們打招呼。作為中國最早援建的非洲國家之一，索馬里很多設施是中國建的，一些公路叫「中國路」，水利設施也帶著「中國」字眼。在一所婦幼醫院，「一看裝修就是中國以前醫院的感覺」。還有一位醫生是武漢大學的醫學留學生，能說一口流利的中文。

這期間，摩加迪沙國家劇院發生了一起自殺式爆炸襲擊事件，索馬里奧委會主席喪生。張昕宇趕到現場，遇到一對當地老夫婦，對他唱起《北京的金山上》，中文歌詞一字不差。

另一次在國家電視台，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翻出一盤磁帶，放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非洲配器，索馬里人演唱。

張昕宇「強烈要求」多次，第四天終於如願走在屬於當地人的大街上。

四個中國人被前呼後擁。張昕宇渴望跟當地人聊聊，進了商店，保鏢拿槍頂著店老闆：「去，去跟他們聊天。」沒聊出什麼來，走街草草結束。

四人買了個當地手機號，被一個保鏢洩露，常有人打電話來，提五花八門的要求：要吃的、要找工作，還有人要他們帶他去中國。最嚴重的是勒索：一個持外國護照的索馬里人，向他們索要十萬美金，否則就槍殺。

最後他們假意先去另一個城市，過兩天再回來，留下一箱不值錢的行李，逃跑了。

切爾諾貝利：「使命召喚」

每去一處前，張昕宇和梁紅都會列一張清單，上面是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切爾諾貝利的這份清單上包括：如果吸收的輻射過量，以後會得哪些癌症，還有，可能會無法生育。

兩人討論的結果是：沒有孩子也沒關係，切爾諾貝利一定要去。

關於切爾諾貝利有很多神秘莫測的傳說，網絡遊戲「使命召喚」就以切爾諾貝利為背景，裡面「有各種各樣變異的植物和動物」。網上有報導，一些遊戲玩家，後來真的穿越切爾諾貝利森林去探險，沒走出森林就死了。張昕宇翻過無數書和資料，認為：「他們不是從公路進去，公路和周邊都被清洗過了，相對安全，但在樹林裡，你不知道會有什麼。」

張昕宇抵擋不住對切爾諾貝利的好奇，他有很多疑問沒解決：「切爾諾貝利第四反應堆爆炸，為什麼底下會有幾千噸的核輻射物質依然在那兒，無法清理掉？後來在上面扣了一個石棺，本來說只能用十年，但是為什麼好幾十年過去了它還在那兒？」

進隔離區之前，所有人要簽一份免責聲明，「在警備區域被開槍是你的責任，遭受輻射，導致疾病或死亡，都是你自己的責任。」

每人一身最高級別的防塵防護服，確保不把輻射塵埃吸入或沾染到皮膚，此外還要隨時手握蓋格表測量輻射量，它會根據強度發出或平緩或尖銳的警報聲。

進到隔離區，四個人都驚呆了：8月份的切爾諾貝利正美，陽光灑下來，植物瘋長，四周寂靜。「如果沒有蓋格表的警報聲，你根本想不到那裡有多恐怖。」張昕宇回憶。

用錢和中國香煙，他們成功賄賂嚮導，進入了某些禁區。在一棟居民樓裡，還有當年緊急撤退的痕跡——小孩的玩具遺落在過道，一隻狗倒伏在地，已成一具黑色乾屍。

因為輻射量過大，他們帶去的收音設備，收錄到的人聲都是嘈雜的。

張昕宇明白切爾諾貝利是怎麼回事了：「那裡根本沒有像馬一樣的狗，沒有幾隻腦袋的動物。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那裡依然有強烈的輻射。很多報導說，再過幾十年，切爾諾貝利就會安全了，根本就是欺騙。」

一些禁區，爆炸時崩出的石塊、救援人員使用過的防毒面具，都是隨意堆放或草草掩埋。在一片距離4號反應堆六七公里的樹林裡，張昕宇測到過最高值：一萬毫西弗。

張昕宇最後累積接受的輻射量在四人中最高，但也沒超過安全極限：500毫西弗。可回到北京後，正如預料中那樣，每人都大把大把地掉了幾天頭髮。

新知島：夢到院子裡來了一幫日本人

去南極，一開始大家想造艘輪船。一打聽，成本太高，光燃油就要花兩百多萬。最後只好買了艘帆船，它的動力主要靠風，省油錢。

帆船通常走順風順水的航線。張昕宇嫌不夠挑戰，選了條貨輪航線，更快，但同時風浪更大。

2013年7月，帆船從香港啟程。前兩個月還算平安，直到位於千島群島、日本附近的新知島。

靠岸是清晨五點，眼前迷霧忽然散開，一座小山陡現。六人發現，這小島被無窮無盡的海草環繞，島上雜草叢生。入口只有幾十米的窄小通道，兩旁都是生著老鏽的廢棄潛艇和船隻，岸邊架著機槍，天陰沉，刮著風，除此外闃無聲息，處處透著鬼氣。

新知島21平方公里，二戰後被蘇聯佔領，1993年遭廢棄。日本和蘇聯曾在島上開戰，兩萬日本人戰死。島上詭異，釣上的魚都長得難看，他們在水裡見到小小的白東西，一個個飄過去，「像是白色小骷髏」。

為躲避風暴，六人在新知島上待了三天，始終不見天日。有人連做了兩個一樣的夢：他回到北京郊區老家，院子裡來了一幫日本人，說：你留下吧，他趕緊說不，我得走。

從新知島往東800海里，抵達阿圖島，陰森感豁然破除。這是個被美軍封存的小島，完全是夢中之地：空無一人，要什麼有什麼。有油，還有輛車，張昕宇搗鼓兩鐘頭，修理完成，開車遊島。很快發現淡水河。六人狂喜，逮了二三十條鮭魚。

最可怕的一段航程發生在北太平洋風暴帶。天冷，風浪大，氣候惡劣，一個風團還沒渡過，下一個風團又撲過來，一度，帆船在六米浪裡橫行兩天，接著在四米浪裡橫行四天。

真正的危機在駛出這片海域之後。一場風暴來襲，前帆整個飛出，沉在水裡，這時必須割繩棄帆，雷達也被風吹掉，全船線路都斷了，自動駕駛系統、導航系統全作廢。張昕宇告訴另外五個人：準備救生艇，可能要棄船。等他重新接好電線，風暴漸漸平息，已是一個多小時以後。

這是張昕宇惟一一次想過放棄環球旅行。最終大家還是堅持了下去。「你發現自己的意志超出想像」。

他們現在已經航行到了墨西哥灣，如果意志還能堅持下去，他們將於2014年1月到達南極，張昕宇和梁紅也要在那裡舉行婚禮。

還能為楊德昌買張電影票嗎 修複版“牯嶺街”的故事

2015年10月27日淩晨，一位巴西網友在推特上寫道：“昨天以後，世界上的影迷可以分成兩種了：一種是昨天在資料館看過《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另一種是沒看過的。”

10月22日開幕的第39屆巴西聖保羅國際電影節，亮點之一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下稱《牯嶺街》）35毫米修複版的3場放映。本屆電影節的回顧影展，主題是向美國大導演馬丁·斯科塞斯及其領導的“世界電影基金會”致敬，放映由這一機構出資修複的經典影片。《牯嶺街》拷貝在2009年即由世界電影基金會修複完畢。

2015年10月初，屆滿20歲的韓國釜山電影節將《牯嶺街》選為亞洲影史最偉大十部影片第七名，並於電影節期間放映修複版。釜山的放映後，楊德昌導演的遺孀彭鎧立女士也帶來最新消息：電影修複版本2016年要在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上映。

2007年，楊德昌在美國病逝，過去通過盜版影碟、網絡下載愛上他電影的觀眾無不扼腕嘆息。2015年8月，《刺客聶隱娘》成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大陸公映的首部影片，他半開玩笑地對大陸觀眾說，“你們在電腦上看了我那麽多年電影，總要去買張票了吧。”而楊德昌，卻再也沒有這麽說的機會。

對待《牯嶺街》最好的方式

2012年《牯嶺街》在舊金山市電影協會的放映後，彭鎧立向觀眾透露，影片修複版正在計劃新一輪的展映，其影碟發行權歸屬CC公司。

CC公司1984年由百老匯劇評人威廉·貝克與合夥人創立，專門發行全球藝術電影、獨立電影、實驗電影的修複版。由於挑片口味的睿智高雅，設計制作的專業細致，“標準收藏版”很快成為影迷眼中殿堂級的品牌。

“標準收藏版”看中發行的華語片屈指可數：吳宇森的《辣手神探》《喋血雙雄》，王家衛的《花樣年華》《重慶森林》，楊德昌的《一一》。像《牯嶺街》這樣在華語影史上占據重要位置的影片能由CC公司發行，意味著除了修複一新的正片，還會有可看性強的豐富花絮。對熱愛這部電影的觀眾來說，這是對待它的最好方式。

3年過去了，影碟出版的消息石沈大海。按照慣例，CC公司每月15日會公布下數第三個月的發行消息。幾乎每一個15日，《牯嶺街》的影迷都在熱切期盼這部影片的名字出現，但3年來，每一次都落空。

2014年11月，CC公司的兩位制作人在俄亥俄州立大學交流時曾透露，在2015年，除了《牯嶺街》之外，楊德昌其他作品也會同時推出。如今2015年“標準收藏版”的所有發行計劃已全部公布，仍沒有《牯嶺街》的半點消息。

楊德昌留下一個暗示

或許中國大陸影迷更關心的是，《牯嶺街》修複版會否有機會來到大陸，在大銀幕放映哪怕一次。

2007年，馬丁·斯科塞斯成立了世界電影基金會，誌在保存世界優秀電影遺產。基金會兩名中國理事之一王家衛推薦了《牯嶺街》的修複計劃，2009年正式啟動，委托意大利著名的電影拷貝修複機構“博亞電影修複所”實施。修複完成的《牯嶺街》在2009年第四屆香港夏日國際電影節首次放映，而後陸續在臺灣、新加坡等亞太地區放映。2011年，北京“新人電影節”首次在大陸成功舉辦了楊德昌作品回顧展，展映了八部楊德昌作品，獨缺《牯嶺街》。

1987年，臺灣宣布解除“戒嚴”，楊德昌和同為“外省人”的中央電影公司（簡稱“中影”）經理、編劇小野一起共同編寫《牯嶺街》劇本。故事原型是1961年真實案件：建國中學學生茅武因為情感糾紛，在臺北牯嶺街把女友刺死。這是國民黨遷臺後第一起少年犯罪案件，成為爆炸性新聞。

楊德昌是建國中學校友。最初他的想法是拍一個普通的小成本電影，在劇本階段，他越寫就越覺得這個故事的分量非同小可，正如小野後來回憶：“一寫下去，故事就愈來愈龐大了。為什麽男孩會把女孩殺掉？因為他很苦悶。為什麽苦悶？他的父母親來自上海，經歷‘白色恐怖’……”

片中隨父母來臺的小四，在楊德昌看來是一代人的縮影：在1960年代苦悶、高壓的政治環境成長的少年，長大成人走上社會，參與各種政治運動之後，歷史會在他們身上留下什麽痕跡？這部影片含有更多的政治符號留待影迷去辨別、解讀。影片最後，楊德昌留下暗示：小四被捕了，收音機傳來聯考錄取通知書，一個個名字里，有意無意地暗藏了一位日後活躍於社會運動的人士。

或許正是政治元素成了阻礙影片最終到達大陸大銀幕的重要因素。

《牯嶺街》影片版權方開出的條件常常成為另一個阻礙。目前影片由臺灣“中影”和彭鎧立共同持有各一半的版權。以2015年10月釜山電影節的放映為例，單場放映費高達6500美元，而電影節票價則合4.5美元，基本不可能收回成本。多個曾接洽《牯嶺街》的策展人也都表示，版權方的附帶條件也較為苛刻，比如放映時彭鎧立女士必須在場等等。

“臺灣沒有發行過完整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DVD。”臺灣電影資料館館長林文淇曾在2013年對媒體談起，這部經典影片在傳播上遇到的種種阻礙。臺灣中影對此片發行DVD信心不大，“利益又不高，如果期待它積極處理是不太可能的。”另一方面，過去港臺拍片前臨時拉起一個影業公司，投資人眾多，版權所屬複雜無比，只要其中一個人不願意，其他人也沒法處理。《牯嶺街》近年才漸漸捋順了版權關系，但仍有版權持有人意見相左，爭持不下遲遲不能發行。

重現那些以前看不清的地方

曾經面市的《牯嶺街》大體有4個版本。一個是1991年7月在臺灣公映版本，片長兩個多小時。此外還有185分鐘版（VCD）和235分鐘版（LD）。最後是237分鐘的“導演剪輯版”，“其實237分鐘的導演版是楊導在世時已有，235分鐘的版本純粹是為方便發行而剪輯成的。兩個版本的場口基本上都是齊全的，只不過是時間長度上的差異。”鄭子宏解釋。

2015年7月，博亞電影修複所首個海外分公司落戶香港，鄭子宏任董事總經理。“此次為4K級別修複。原素材主要是屬於楊導演遺孀彭女士藏於臺北中央電影公司的原35毫米底片和聲片。由於部分原底已損壞，修複亦以當年的一個翻底為取材。”他這樣描述當年修複的過程。

電影修複，行內有個常識，就是修複永無止境，一旦有新的技術、材料“出土”，很可能就會將此前修複的成果推倒重來。2010年阿根廷發現德國表現主義大師弗里茨·朗《大都會》完整版，就徹底顛覆了之前的修複版本。

《牯嶺街》亦如此。“2009年推出的修複版是一個‘未完工程’。現今的修複技術比當時更進步了，可以在現存的材料上重新檢視，和對不足的地方作出補遺。”鄭子宏判斷，10月在釜山和羅馬等地放映的應該仍是2009年那個未完全完成的版本，他透露，《牯嶺街》還在最後修複階段。

《牯嶺街》電影場景大部分是夜間，為修複增加了難度。微信公號“映畫臺灣”運營者之一黃豆豆在釜山電影節看過修複版放映：“電影修複版遠遠沒有期待中的效果好，同行的電影專家們，都是同一感受。但比原來看過的模糊版本要好很多。”

鄭子宏是這樣看的：“修複也希望保持原來電影的膠卷味道，可能有些觀眾誤會了修複後要呈現像現今數碼拷貝般的清晰才是‘理想’。”

大陸影迷目前能在網絡上找到的《牯嶺街》最佳版本，取材自LD版轉錄成的DVD。那是2007年楊德昌逝世時盜版商“應時而作”，畫質比之前流行的香港飛圖版VCD好一點，但由於LD播放過程要換碟，因此中間有明顯停頓黑場。

我在10月底向CC公司發郵件詢問《牯嶺街》影碟發行計劃，得到的是相當“標準版”的答複：“別失望，請期待我們未來的公告。”

（作者為公眾號“奇遇電影”聯合發起人、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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