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如何改變中國的未來？中國激增的地方債務有多危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與治理提案遭最大股東美國否決，改革生效將再待何日？

針對上述問題，不久前，IMF第一副總裁大衛·利普頓（David Lipton）在北京接受了第一財經和《第一財經日報》的聯合專訪。

利普頓認為，對於中國而言，目前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個「既快速又可持續」的增長模式。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將有助於建立這一模式，並為中國發展注入了核心潛力。

談到債務問題，利普頓表示，中國債務規模增速過快，儘管目前尚不構成威脅，但應當採取改革措施將其置於可控範圍之內。而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借貸資金的用途，他建議地方政府應該更加智慧和高效地運用資金，避免過度投資。

2010年12月，IMF批准了新一輪的治理改革方案，一旦生效，中國的份額將超越德國、法國和英國，躍升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額國。但佔據17%投票權的美國今年1月否決了IMF的改革方案，令這項改革的生效再次顯得遙遙無期。

「我們對美國還未能批准改革而感到失望。」利普頓說，「美國政府已向我們表明，他們會繼續努力推動法案盡快通過，最終將落實這項改革。」

三中全會注入「核心潛能」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目前正在積極推動「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藍圖，你對三中全會的成果整體印象如何？在你看來，哪些信息最為關鍵？

利普頓：對於中國而言，現在最重要的目標在於建立一個既快速又可持續的增長模式。我認為這與單純的快速增長不同，只求速度會產生一些負面結果，比如污染環境、經濟失衡等。我認為三中全會成果包含了多個方面的內容，若能夠落實這些改革措施，能夠幫助中國建立既快速又可持續的增長模式。在需求方面，將資源從投資、出口轉向提高家庭收入和消費；在供給方面，建立更可靠的市場價格機制，這主要依靠促進生產率，讓生產率成為擴大社會供給的驅動力。我認為三中全會為中國發展注入了核心潛力。這將是中國的巨大飛躍。三中全會決議有許多細節，需要時間去觀察政府如何執行。

日報：你對哪一項改革議程印象最深？財政、金融、國有企業改革還是其他？

利普頓：我認為三中全會的一大優點就在於其非常全面，涵蓋了廣泛議題。但是領導層也確定了一些優先改革方向。一個就是財政改革，我們都相信這相當重要。這次來到北京，我有機會與樓繼偉部長（財政部部長）就財政改革計劃的三個具體方面進行了詳細交流，他的一些想法非常耐人尋味。此外，正如我們一直指出的那樣，現行的金融市場存在一些風險，需要改革和市場化，同時改進金融市場監管，這些都可以讓市場變得更安全、更具活力。

日報：在一些西方評論家看來，三中全會強調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但同時也強調國有企業和政府的作用，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利普頓：其實這就是所謂的「改革難題」（Conundrums）。如果改革要獲得成功，政府就必須領導它，因此政府必須變得強大，要先上前一步引導改革，之後才能退出並交棒於市場。政府著手執行改革，必須要採取強有力措施，因為許多改變都是巨大的，涉及到艱難的政治選擇，過程中需要權衡強大的利益集團，無論是在企業內部還是各省市地方政府，又或是中央政府，政府都需要更加強勢地推動改革。但如果這些改變能夠按照三中全會的路線順利執行，就能優化政府治理、形成良性競爭、打造更為可靠的市場機制。隨著時間推移，私營部門的力量也能得以釋放，逐漸成為轉型、發展、收入增長的強大驅動力。

債務問題關鍵在資金用途

日報：中國國家審計署的統計顯示，包括實際債務和或有債務在內，2012年中國債務總額佔GDP比重接近40%。而IMF在去年的第四條款磋商中，估算中國的增擴版（augmented）債務比率達45%，你如何解讀這兩種不同結果？

利普頓：從大背景來看，包括地方債務在內的中國債務總額增長十分迅速，可能成為未來隱患，因此需要加以控制。但無論根據哪種算法，中國債務目前並不是問題。中國不僅有債務，同樣也有許多資產，包括實體資產、國有企業所有權、外匯儲備等，完全足以處理現有債務存量，但關鍵是不能讓債務不斷擴大以致失控。

至於你提到的數字方面的不同，這可能是由國家審計署和IMF的計量方法有所不同，我們的方法可稱為「自上而下」的估算，其特點是高度概括。而國家審計署有數萬人，自下而上去進行統計，深入地方政府，這樣可以比我們關注到更多細節。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我們雙方的數據很接近。儘管數據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即債務增速過快，儘管目前尚不構成威脅，但應當採取改革措施將其置於可控範圍之內。

日報：風險可能不在信用風險上，而在於流動性風險？

利普頓：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債務本身，而在於借貸資金的用途。中國一直用很大一部分的國民收入進行投資，以獲得更快速的發展，其中一些投資很有價值，但你不能永遠拿大半國民收入進行投資，因為一些地方的投資可能是不明智的，或者並沒有好的投資項目。很明顯，中國需要更多投資，比如城市要進一步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完善醫療教育體系，等等，但鑑於資源具有稀缺性，因此節流乃重中之重。地方政府應該更加智慧和高效地運用資金，並且有節制地投資，避免過度投資，尤其是不要將資金浪費在不值得的項目上。

日報：在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方面，市政債券和房產稅是好渠道？

利普頓：這個問題十分有趣。我認為更好的政府治理將帶來更高效的決策。你提到了改善治理的一些決定因素。目前，地方政府尚未有屬於自己的收入從而決定如何支配，他們只能向外舉債用於投資。因此，改變稅收系統可以讓整個體系更加合理。如果中央政府徵稅用於支持社會保障系統，而地方政府徵收房產稅以支持地方投資項目，這就是更為合理的方式。這能將財權和事權在中央及地方進行更合理配置，這也在三中全會和財政部的計劃之中。

此外，地方政府應該讓舉債更加透明化，使當地人民也能清楚瞭解繳納稅款的用途，財政部正計劃落實一項制度，若要發行市政債券，需要滿足某些條件，如公開地方政府預算、投資計劃和舉債規模，才能滿足發債資格。我認為這是引導中國改善治理、加強政府支出效率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