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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转型 国美商都变卖月底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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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090821/20090821023111125.html


每经记者  岳伟  发自北京

        传得沸沸扬扬的国美商都变卖一事,虽然国美地产总裁王军出面表示还未确定,但昨日一位国美地产内部高管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项目最多不会超过下月初就会有定论。

        据了解,国美商都地上地下总建筑面积超过55万平方米,是北京2005年最大的招拍挂项目。但从科技地产到服装中心,黄光裕对其具体定位一直举棋不定,4年来更迭了禹晋永、吴坤岭、童渊和周东权4任总经理,国美商都仍无法顺利对外营业。

商业地产资金链吃紧

        “由于商业地产项目占用资金较大,回笼也较住宅慢,立志转型住宅开发的国美地产一定是资金方面出了问题,才急于变卖‘家底’。”某房产策划公司副总昨日对记者分析称。

        公开披露的消息显示,国美商都地上规划建筑面积35.39万平方米、地下4层面积20多万平方米。当年国美地产以8.05亿元拿下该地,建安成本约为2000元/平方米,加上营销推广费用,总投入大概在24亿元。

        国 美商都仅是当年黄光裕高价拿地的项目之一。据公开资料显示,国美地产所竞得土地项目均是在土地价格高涨之际所拿,成本很高,尤其在2007年底和2008 年初拿下的三块高价地。其中,无锡电瓶厂地块2007年11月以5.85亿元竞得;重庆渝中半岛商业金融地块2008年1月以8.45亿元竞得;天津华明 镇地块2008年2月以25.55亿元的天价竞得。

        更重要的是,对这些项目的定位,黄光裕总是犹豫不决,例如国美商都几度更名和更换总经理,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而黄光裕涉案后,地产借壳计划又陷入困境。

        “商业地产本身就是持有性项目,上市公司以此进行资本运作。真要开发的话,也得5年以上。但如果这样的项目数量过多,资本运作又不利,尽快卖掉以解决资金回笼的问题是最佳方法。”上述副总坦言。

        上述国美地产高管对此也表示认同。他还介绍,目前,整个国美系地产业务中,商业项目全部被用来变现。除国美商都、建国大酒店及昌平的一块一级土地出让外,公司在重庆、无锡、天津三地的土地目前正与政府商谈退回事宜。

新项目转向住宅开发

        处理“不良”商业地产项目的同时,国美地产正转向住宅开发。上述国美地产高管表示,公司近期拿到的土地均用作住宅项目。

        据了解,国美地产近段时间在上海、无锡都拿了地,沈阳一个地块也快要谈成了,三个项目总体量有100万平方米,均是拿自招拍挂市场,部分地块是合作开发。同时,北京朝阳区规模达20万平方米、30万平方米的两个项目也正在洽谈中。

        现 在商业部分占国美地产总资产的70%,其实,早在2008年5月,国美新任管理团队就已在新的战略方针中,将该比例控制在20%以内。王军曾对媒体表 示,“我们希望降低一级开发的项目比例,增大二级开发,特别是住宅的开发,不再做那种占用资金太长的项目了。”

        在楼市整体萧条,项目的盈利预期下降的情况下,当年那种豪放的在一级土地市场拿地,希望获得资本市场认可的方式已经不适宜今天的国美系了。国美地产开始着眼“短平快”项目,不再醉心于打造国美电器连锁那么庞大的国美地产。

        “黄光裕做地产较为激进,而以现任鹏润投资集团董事长黄秀虹及国美地产总裁王军为代表的谨慎派则将国美地产引入实体开发的道路上来。”一位不愿具名的地产业内人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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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到底怎麽了?明天或見分曉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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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從公眾視線消失月余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到底去哪兒?為何接連缺席朝鮮重大活動?他的健康狀況到底如何?這個問題有可能在明天(10月10日)見分曉。

而之所以是10日,正是因為當天是朝鮮勞動黨成立69年周年紀念日。過去在這個重大的節日里,金正恩都出席過相關活動。

大公網一篇評論文章稱,對於歷史而言,金正恩在這天應該而且正式地與公眾見面。

今年的 10 月 10 日是建黨 69 周年紀念,雖然不會有閱兵式,但金正恩是否出席就成了其健康是否有問題的重要標誌。從歷史上看,金正恩上臺兩年多來的兩次 " 黨慶節 ",他都協同朝鮮總政治局局長、總參謀長、人民武力部長等一幹人等參謁了錦繡山太陽宮。所以可以肯定地說,如果金正恩沒有健康問題的話,他會毫無疑問地出現在太陽宮現場。

當然金正恩如果沒有現身,這或許會有兩種解讀:一是金正恩的病可能比外界想象的嚴重一些。例如確實做了手術,以至於術後恢複期未過,不能公開走動。但可能會以獻花的形式來表達對祖父和父親的敬意。

在這麽重要的日子完全不作任何表示,對朝鮮社會而言,是非常奇怪也是非常失禮的,幾乎不可想象。因而金正恩無論現身與否,都肯定會在這天突出 " 存在感 "。這應該會多少打消外界對朝鮮政局不穩的猜測。

金正恩最近一次在公眾視野中露面是在9月3日。華爾街見聞曾提及,9月末,韓國媒體《朝鮮日報》報道稱,金正恩雙腳腳踝骨折,正接受治療。

此後,在慶祝朝鮮已故領導人金正日就任朝鮮勞動黨總書記17周年的大會上,金正恩缺席,關於朝鮮出現政治變動的傳聞四起。還有消息,韓防長稱金正恩目前在平壤北部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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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的”火箭炮“面臨法律挑戰 OMT是否合法明日見分曉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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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法院(ECJ)明日將就歐洲央行直接貨幣交易計劃(OMT)的合法性給出初步意見,OMT是該行本月或會推出的量化寬松(QE)的前身。

據彭博社,1月14日,ECJ的一位法律顧問將就OMT是否踐踏歐盟法律給出不具約束力的意見,或釋放QE是否受此限制的信號。

ING-DiBa銀行首席經濟學家Carsten Brzeski昨日在給客戶的報告中寫道,ECJ的負面意見“將使歐洲央行的日子更加難過”。

負面意見將迎合德國對QE的反對。我們認為,鑒於裁定的政治和經濟敏感性,歐盟法院不太可能直接譴責OMT合法性。

2012年9月,在市場加倍下註歐元區將四分五裂和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承諾“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歐元後,歐洲央行宣布了OMT計劃的細節。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介紹過去年2月,德國聯邦憲法法院(GFCC)曾表示過對OMT的主要擔憂,稱如果歐洲央行按最初的規劃實施OMT可能會違反歐盟主要法律。因此,GFCC請求ECJ對OMT作出裁定。對此,ECJ法律總顧問將在1月14日給出初步的指示。

對OMT的擔憂也適用於涉及層面更廣的“主權債”購買計劃(QE),因此歐洲央行1月22日的貨幣政策會議決策需要把ECJ的意見考慮在內。對於歐洲央行來說,推出違背ECJ對OMT的看法的QE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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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普液晶重組選擇INCJ還是鴻海?一個月內見分曉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48415.html

夏普液晶重組選擇INCJ還是鴻海?一個月內見分曉

一財網 王珍 2016-02-05 09:19:00

2月4日下午,夏普發布2015財年三季報,並披露了重組的最新進展。夏普表示,其液晶業務重組的談判對象目前僅剩日本產業革新機構和鴻海兩家,最終選擇哪一家將在一個月內做出決定。

夏普2月4日發布2015財年三季報,並披露了重組的最新進展。夏普表示,其液晶業務重組的談判對象目前僅剩日本產業革新機構和鴻海兩家,最終選擇哪一家將在一個月內做出決定。

據夏普(中國)相關人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供的信息,日本NHK電視臺2月4日發布了夏普在董事會上決定給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優先競購權的報道,這些報道都不是基於夏普發表的內容。

夏普發布2015財年三季報並披露重組最新進展(網絡資料圖)

夏普表示,其就液晶事業的構造改革等經營重建的相關事宜,正在和多個企業進行協商討論。現在,僅剩2家協商討論的對象,即日本產業革新機構株式會社(INCJ)和鴻海精密工業有限公司。夏普正設法在今後的一個月內能達成最終的合作締結。今後,若有需要公開的決定,會迅速對外發表。

據夏普日本官網的英文版新聞稿,夏普的目標是在一個月內在上述兩家談判對象中選擇一個合適的合作夥伴,並簽訂合作協議。但是夏普(中國)相關人士表示,最終是“二選一”,還是兩者都會參與,現在還不確定。

夏普公布的三季報業績顯示,2015財年第三季(2015年10-12月),夏普的銷售收入達6633億日元,營業利潤-38億日元,凈利潤-247億日元。

而2015財年前三季(2015年4-12月),夏普的銷售收入19430.27億日元,同比下跌7.1%;營業利潤-290.37億日元,但夏普上年同期營業利潤為512.56億日元。夏普預計,2015財年(截止2016年3月31日的一年),銷售收入將達27000億日元,同比下跌3.1%;運營利潤為100億日元。

日本企業(中國)研究院執行院長陳言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分析說,夏普有好技術、好品牌,盡管現在業績虧損,但是日本政府並不願意讓夏普的技術流至國外,這是國家意誌。

至於夏普為什麽又重新陷入虧損,陳言認為,這是日本經濟結構性原因,每個時代日本都有最好的技術,比如50年代的紡織、60-70年代的鋼鐵、80-90年代的家電、2000年後的液晶面板和液晶電視,日本現在商務解決方案業務做得不錯,而家電、面板業務無論花多大力氣,還是難以挽回頹勢。

夏普正在積極推進8K液晶電視業務,但陳言認為,8K液晶顯示比4K液晶顯示更清晰、細膩,但並不是顛覆性的技術變革。其實,鴻海對收購夏普是很有誠意的,出價高達6590億日元,並答應保住夏普的技術、品牌和員工,但是如果日本政府出於國家意誌不同意鴻海參與收購,夏普未來的前景還是讓人擔憂的。

群智咨詢的副總經理李亞琴則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說,鴻海今後不會主導夏普的經營權,但還是會取得一定的話語權,有獲得投資入股的機會,成為夏普的小股東,分享一些夏普的資源。最終,日本政府會在夏普重組中起主導作用,日本產業革新機構可能會獲得夏普的經營權,因為日本政府不願技術外流,希望在重組中盤活現有技術資源。

編輯:陳姍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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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修憲”能否邁出實質步伐?3天後見分曉

7月10日,一場可能改變未來日本政治走向的參議院選舉即將進行。自6月22日日本發布第24屆參議院選舉公告以來,各個黨派就展開了激烈角逐,自民黨將執政聯盟(自民黨、公明黨)獲得改選席位一半(61個)以上作為選舉目標,而在野黨民進、共產黨、社民黨和生活黨4個政黨則在選前形成聯合,將攜手合作阻止執政黨達到目標。

為什麽此次參議院選舉如此重要?除了對“安倍經濟學”投票打分外,根據此次選舉的結果,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夢寐以求的“修憲”可能邁出實質性的步伐。早在今年1月3日,安倍就在NHK電視臺的一檔節目中表示:“今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中,要確保修憲議員占據三分之二的議席,修憲將是參議院選舉的核心。”

日本修憲條件幾何?

在安倍的“修憲大計”中,憲法第九條無疑最為敏感。根據中國商務部《對外投資合作國別(地區)指南·日本》2015年版,在美國主導下現行《日本國憲法》於1947年5月3日頒布實施。憲法第9條規定,日本永遠放棄把利用國家權力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然而,安倍政權始終謀求修改憲法解釋以及憲法第九條。如何修改日本憲法?據日本憲法第96條規定,眾議院和參議院需分別有2/3以上議員贊成,才可以提議修改憲法,另外還需獲得國民半數以上投票才可修改。而目前,執政黨已經在眾議院獲得了2/3的議席。如果執政黨能夠在參議院也獲得超過2/3的議席,就意味著具備了修改憲法的條件。因此,安倍距離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可能僅剩一步之遙,即獲得參議院議席占2/3多數。

目前,根據日本的政治體制,參議院定員為242名,議員任期6年,每3年改選半數議員,不得中途解散。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在7月的此次選舉中,共有389名候選人競爭改選的121個席位。目前,自民黨、公明黨、大阪維新會、守護日本之魂黨4個支持修憲主張的政黨非改選議席議員有84人,如要達到三分之二以上議席(162個),還需要78個議席。同時,如果再加上贊成修憲的非改選議席中無黨派的4名議員,那麽此次達到“三分之二”的門檻降低到只需74個議席即可。為此,反對修憲的民進黨、共產黨、社民黨、生活黨4黨只有獲得54個議席才能阻止修憲。

“修憲派”或占上風

在此次參議院選舉中,“修憲派”的一大助力來自於新加入的年輕選民。就在22日選戰開始之前的6月19日,日本實施的新《公職選舉法》將選民年齡從20歲降低至18歲,這使得240萬18歲及19歲的青年人成為新選民 。因為,民調顯示沒有歷史負擔、政治主張比較激進的年輕群體正是安倍政權支持率較高的人群。

從當前的民調來看,日本“修憲派”在選戰中可能已經占到了上風。日本朝日新聞社5日和6日進行的一項民調以日本全國47個都道府縣為對象,以電話形式向選民展開調查。結果共收到7.8629萬個反饋,其中有效回答者為4.3319萬人,回答率達55%。調查顯示,日本自公兩黨、以及對修憲持積極態度的大阪維新會、守護日本之魂黨的非改選議席有望合計達到這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席位。

日本共同社也在7月3日~5日展開了全國電話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自民黨預計合計獲得60個議席左右,有近27年來首次達到參院單獨過半數之勢。同時,民進黨和共產黨等4個在野黨在32個改選一人區聯手推舉候選人,在野黨整體議席數難以增加。

6月22日,日本民進黨黨首岡田克也曾表示,如果“修憲派”達到2/3以上,修憲將不可避免,特別是日本憲法第九條,“絕不能允許踏上這樣的道路”,“無論如何也要阻止安倍政權的繼續狂奔,改變政治的方向”。然而,從當前的民調來看,10日的結果恐怕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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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租車長租業務入滬 租車行業模式之爭難見分曉

互聯網出行領域從不缺少喧囂。繼滴滴快的在股東撮合下合並後,今天市場上又傳出滴滴與Uber將合並的消息。與打車市場臺面上的廝殺相比,互聯網租車競爭更像是一股湧動的暗流。

7月20日,在上海一個異常炎熱而潮濕的天氣里,33歲的張丙軍攜聯合創始人及團隊從暴雨的北京趕到上海。作為PP租車聯合創始人兼CEO,他公司旗下的長租業務正式進軍上海,此前這項業務已在北京上線。

另一頭,港股公司神州租車(00699.HK)近日接連回購股份,並繼續在全國74個主要城市鋪設直營租車網點。圍繞著模式和風控的焦點,租車市場的爭奪正在升溫。

租車風控備受關註

兩個數字之間的差值給國內租車行業描繪了一個明朗的前景。截至2015年年底,中國民用汽車保有量為1.72億,而國內擁有駕照的人數達2.8億,這中間的1億人被租車市場視為潛在的需求方。但實現是,無論私家車主還是租客,對這種共享模式的信任度仍需進一步培養。

“我們之前在北京上海隨即做過調查,結果顯示有17%的車主有意願出租自己的車給陌生人用。”張丙軍說。與神州租車、一嗨租車等自建車隊的B2C模式不同,PP租車、凹凸租車等屬於共享經濟的P2P模式,自己基本不買車,只在租戶和出租者之間扮演一個牽線搭橋和風險管控的平臺角色。

這種模式在兩年前確實遭遇了信任危機。當時,PP租車剛進入中國。2012年,張丙軍在新加坡創建共享租車平臺iCarsclub(PP租車前身),並獲得支持這種出行理念的新加坡政府及一家風投聯合投資的300萬元人民幣天使輪。PP租車進入中國時,以神州租車為首的B2C模式已經在這片土地上深耕了五年。人們對把自己的車出租給陌生人感到疑慮。

另一位在WI-FI共享經濟領域開展業務的連尚網絡CEO陳大年認為,共享經濟就像是舊瓶裝新酒,很多是以前就有的問題。“你不知道上來的乘客或開車的司機是不是一個通緝犯,安全是共享經濟的通病”,潛在的風險要靠技術和風控體系去規避。

張丙軍最開始在中國開展業務時,確實遇到了丟車的現象,平臺只能出錢賠償車主。中國和新加坡市場最大的一個不同點是,新加坡車主不擔心丟車,良好的社會環境減少了他們對這種共享模式的顧慮。兩年來,張丙軍一直在打造一個風控體系,以規避潛在的風險。

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套體系分事先防控,通過對接芝麻信用、銀行信用卡、公安身份數據等第三方數據源,過濾潛在的不誠信租客;事中追車,PP租車均在車內安裝了GPS及監控設備,一旦發現車輛行駛方向異常,平臺會派專人去追車;事後震懾,對犯罪嫌疑人追究法律責任,“殺一儆百”。在他的算盤里,接下來會將這套風控體系開放為其他互聯網租車公司。

自營與平臺之爭

在PP租車、凹凸租車等市場後進入者面前,以B2C模式運營的神州租車已經在市場份額中坐上了頭把交椅。其公司CEO陸正耀喜歡以強管控的方式自購車輛、自建租賃網點。即便是進軍專車市場,他也堅持自營,並逐漸在業內樹立了口碑。截至今年一季度數據,神州租車在全國74個主要城市擁有739家直營租車網點,同時還在188個中小城市布設了239個服務網點,規模仍在擴張。全球範圍內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美國赫茲(Hertz)也是一家有近百年歷史的自營模式公司。

但神州租車正在經歷自2014年9月上市以來的歷史最低股價,當前不到8港元/股。從6月6日開始,神州租車開始連續回購股票,這一方面顯示出董事會認為當前股票價格被低估,另外也反映出公司現金流充裕。對於以重資產模式雲運營的互聯網租車公司,資金鏈情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於起步晚,PP租車目前覆蓋的城市將近20個,北京上海等對共享經濟接受度更高的城市是其重點布局的地方。業內有觀點認為,B2C模式前期能否迅速推廣複制,快速占領市場,P2P模式相對較慢;但越往後發展,B2C可能會在折舊和資金上遇到瓶頸,那時正是用戶對P2P接受度更高的時候。

“未來最理想的情況是每個小區都有PP租車的車主,用戶在家門口就能完成租賃。”張丙軍認為,P2P模式的優勢是車型豐富,周末想租一輛寶馬Z4敞篷車帶女友去兜風,都能在平臺上找到,但自建車隊一般無法滿足這種個性化需求。此外,離租客距離近、價格便宜等,也是對應B2C模式而言。當然,這依賴於有更多車主願意把自己閑置的車輛出租。張丙軍的目標是未來三年能有私家車保有量的10%加入這個共享租車平臺。

但目前,市場上的熱租車型主要是以經濟型和商務型為主。以上海為例,排在熱租榜前三位的是凱悅、別克GL8和斯柯達明銳。車型的豐富度仍有待擴充。相比B2C,P2P模式對資金的需求沒有那麽強烈,PP租車目前已累計融資超過1億美元,去年年底完成的C輪融資首次引入了人民幣基金。

相比於新加坡,中國顯示是一個供需矛盾更突出、但市場規範度有待提升的巨無霸市場。目前中國汽車租賃滲透率(租賃車輛數占總保有量比值)只有0.4%,低於美國和日本,無論自營還是平臺,接下來仍有幾個重要回合去過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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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迎談與林毅夫二十年之爭:“很多爭論要若幹年後才能見分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792

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我們需要真正的思想市場

南方周末:近些年你更多的是以一名非經濟學家的形象出現,發表的觀點似乎也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在談理念、天理、道德等話題,為什麽會有這種轉變?

張維迎:我是個經濟學家,傳統上講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理論,但我發現在一個大的社會變革中,有時候經濟學的力度是不夠的。比如在很多人看來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工具,跟道德是矛盾的,很多人認為現實中出現的坑蒙拐騙、欺詐、道德墮落等是市場造成的,作為經濟學家你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就會引導我思考的範圍超出傳統經濟學。

其實經濟學誕生之初是為人類生活提供一種解釋和指導,而理念和觀念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從歷史來看,人們傾向於什麽樣的理念,決定了他們會擁護什麽樣的制度,接受凱恩斯理論的人和接受哈耶克理論的人其行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的未來依賴於我們的理念。說到底經濟學就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理念,使你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比如我們表面看到的社會沖突是利益沖突,實際上是理念、觀念沖突。我們把改革理解為利益的博弈,我們說既得利益集團在阻撓改革。利益的沖突是零和博弈,但很多時候其實應該是正和博弈。

南方周末:但事實上要取得理念的一致是很困難的,往往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分歧也是長期存在的。

張維迎:這就是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任何一種理論,都包含一定的真理。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每個人都有自主性,有情感和理性,每個人接受的知識、經歷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人類的認識有很多的誤區,我們犯錯誤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也可能是邏輯推理錯了,但對於經過邏輯訓練的人來說,更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比如對人性的判斷。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一個真正的思想市場,我仍然堅信,真理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出現。如果我們需要強權去推行一種思想理念的話,它的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

頭發長了要理發並不是說要亂剪一氣

南方周末:最近林毅夫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文中回顧了20年前你們之間的一場爭論,當時你認為國企的核心問題是委托-代理問題,出路是民營化;他認為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國有企業私有化後,所有者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他認為,你的觀點在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實踐,但結果和預期正好相反。你同意他的結論嗎?

張維迎:首先這是個邏輯問題。不能因為私人企業也存在委托-代理難題,就說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不是問題。有知識的人有困惑,沒知識的人也有困惑,不能由此就說知識不重要。私企有委托-代理問題,它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最後可能無法完全消滅這個難題。但國企的問題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不能通過現象就簡單得出結論,改革的目標不能代替過程本身,我說一個人頭發長該理發了,不等於說拿把剪刀來亂理一氣。什麽叫私有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另外,改革的難度與舊體制實施的時間長短有很大關系,蘇聯計劃經濟實行的時間很長,體制會對人的觀念產生影響,形成路徑依賴,決定了改革一定難。中國的計劃經濟實施時間相對短,好多人對市場的記憶要比蘇聯人清晰得多。中國的農村公社、合作社就搞了二十多年,蘇聯搞了七十多年。東歐有很多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每個國家各自都有自己的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也許蘇聯和中國都只能走自己的路,我們的成功也不意味著蘇聯走這條路就會成功。

南方周末:中國模式也常被用來和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進行比較,你怎麽看這種比較?

張維迎:我發現華盛頓共識成為了一個稻草人,誰沒搞好就說是因為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我們要看這些國家的政府是不是在走向法治和民主,民主不是說搞一次選舉就完成了,民主指的是穩定的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經常有反複。看私有財產是不是真正得到保護,首先要有法律,還要看司法,即法律的執行程序,還有文化方面的土壤,不是說國有企業賣了就叫私有財產得到保護,就是華盛頓共識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約束政府的權力,允許非國有部門發展壯大。難道我們走的道路不是貿易自由、消除管制、給私有企業更大空間嗎?還有個後發優勢的問題,後發國家跟別人距離很長的時候,給你一點陽光你就會燦爛。

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南方周末:產業政策是你和林毅夫爭論的另一問題,林毅夫認為後發國家政府必須優先支持對經濟發展能有最大貢獻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此必須有產業政策。他觀察到的現象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失敗的都沒有。你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張維迎: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有時候現象與結果之間的鏈條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成功的國家有產業政策,不等於產業政策本身是成功的。以日本為例,許多人推崇日本的產業政策,但最近一些詳細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產業政策總的來說不成功,索尼當年差點被日本政府掐死。說失敗的國家沒有產業政策不符合事實,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失敗與產業政策有關。

我之所以不贊成產業政策,因為我認定經濟發展要靠企業家,企業家面對不確定的世界做判斷、決策,他要猜,他要創造新的、無法預測的、不能從統計中得出的東西。人類的創造力集中體現為企業家精神。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後發國家的政府有責任幫助市場找到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張維迎:這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如果我們承認經濟發展要靠比較優勢的話,市場是最能發揮比較優勢的,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經濟學家們在這點上幾乎沒有爭議。其實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基於比較優勢,沒有比較優勢就不會有交易發生,企業家更是發現比較優勢的天才。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從英國的紡織業到日本的汽車業,你可以看到,現實中大量的比較優勢都是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創造的。如果我們贊成比較優勢理論,那就不會贊成政府的產業政策。亞當·斯密就講過,在判斷資本應該用於哪些產業以及其產品有多大價值方面,企業家比政治家或立法者要好得多,讓政治家或立法者指導私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了。政府之所以提出產業政策,包括計劃經濟時期的趕超計劃,就是因為它不同意比較優勢理論,想突破比較優勢的束縛。

理論上講,後發國家因為先發國家趟開了一條路,所以照貓畫虎的話也許不會錯得離譜,但政府做與私人做效率是不一樣的,因為私人企業家如果違反比較優勢,一定賺不了錢,政府則不會破產。如果是一個未來的產業,未來是靠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由無數人憑企業家精神去探索創造出來的。

南方周末:林毅夫的觀點也不是由政府親自去做,他說市場需要“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張維迎:外部性理論完全是錯的,按照外部性理論,市場經濟中技術進步的速度比原來慢多了,因為你的技術被別人學走了,但實際不是這樣。很多經濟學家過分誇大了外部性的存在,市場有它克服外部性的辦法,過去大量經濟學家認為是市場失敗的例子最後發現是市場理論的失敗。市場競爭通常不是邊際上的競爭,而是生死問題。何況你事前根本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所謂的外部性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

基礎設施政府當然可以做,但不要封住別人的道路,英國第一條馬路是私人修的,美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是私人修的,不是說這些只能政府做。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吃螃蟹埋單,會誘使很多人假裝吃螃蟹

南方周末:所以你不認為政府需要對“第一個吃螃蟹者”進行保護和補貼?

張維迎:對創新來說,你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不知道螃蟹長得什麽樣。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政府只需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產權保護是政府的核心職能,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吃螃蟹那是企業家自己的事情。政府要補貼的話你就要去選擇對象,你怎麽去判斷誰該得到補貼?你補貼的這個企業和產品可能不是更好的,但由於拿到你的保護補貼,它打垮了比它更好的那個企業和產品,這就帶來不公平。

南方周末:這可能是分歧的關鍵,林毅夫認為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判斷、甄別的。

張維迎: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判斷的話,何來責任和義務?

南方周末:他認為是可以有能力的,並提出六步“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的方法。

張維迎:如果你假定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判斷力的話,當然沒問題。研究者也不比企業家有更好的判斷力,你去矽谷問問,他們都會告訴你,政府怎麽可能判斷得出一個矽谷的誕生?

政府的規則必須一視同仁,具有普遍性,政府不應該扮演一個厚此薄彼的角色,它也沒能力做好。政府如果厚此薄彼,像選美一樣選出個最美的美人,就一定會破壞市場,阻礙創新。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有些國家選對新興產業,背後是有規律可循的?

張維迎:沒有規律。義烏、溫州這些產業聚集,哪個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有人總是以為社會是可設計的,把社會看成蓋大樓,但現實不是那樣的。

南方周末:那你如何看“發達國家也有產業政策”的說法,即發達國家的政府由於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

張維迎:第一,不要覺得發達國家政府做的就一定是對的,美國政府做的大量的事情是錯的;第二,政府是市場上的大玩家,它的活動必然會影響市場,但這和無所不在的產業政策是兩碼事。

人們先驗地認為,從外部性出發,基礎科研一定要靠政府去做,但其實好多基礎科研不一定政府去做,我們不要低估人類本身對科學的好奇。產生基礎科研成果最多的機構是大學,而美國最好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私人辦的,科研成果最突出的大學大部分是私立大學。你說它拿了政府的錢,但沒有政府的錢不等於就沒人給它錢了,這是人類的成就感問題。

“有為”,“為”的 是什麽才是關鍵

南方周末:那麽你同意林毅夫主張的“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嗎?

張維迎:這話字面上沒錯,我們需要有為的政府,但這個“有為”為的是什麽,才是關鍵。有所不為才有所為。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法治,維護市場遊戲規則的公正,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幹預具體的經濟事務。政府的行為超出了這個範疇,就可能會侵犯人們的財產權,而該它做的它就沒法去做,就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的市場”。除了保障法治本身,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應該與法治相沖突。比如產業政策,那就會對不同的企業和人進行歧視性對待,就違反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職責了。

上世紀經濟學的一大進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產生,它說政府是人類自身創造的,沒有政府,自由和產權就沒有保障,企業家精神就發揮不出來。但我們也要防止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要約束政府只做它應該做的事。政府與市場不一樣,市場是通過競爭來優勝劣汰,但政府是壟斷的,可以長期不面臨競爭,它具有強制權。同時政府官員的知識不比我們普通人更多,能力不更強,他們和我們一樣容易犯錯誤。但政府獲得一定的正當性後,很容易去做超出正當性範圍內的事情。這就提醒我們,必須把政府所做的事情減少到最低必要限度,讓人們在這種制度下有穩定的預期。

很多時候我們把市場理論的失敗歸結為市場的失敗,比如說1930年代大危機,傳統理論認為是市場失靈的結果。但現在大量的研究表明,那次大危機可能正是由於政府的政策過度幹預市場機制,如胡佛政府限制工資的自由調整,美國的關稅保護法案,特別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導致的。

南方周末:這次你為什麽沒寫文章回應林毅夫?

張維迎:我的觀點他知道,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更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是理念之爭。關鍵是你怎麽理解市場經濟,如何認識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果在這些問題上看法不一致,爭論就得不出什麽結論來。

傳統經濟學把市場簡單理解為如何分配給定的資源,市場的最大功能是讓每個人的創造性得到最大發揮。如果你認為市場就是給定資源如何分配,那你就會認為這事兒政府也能做。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重複過多次,如果你認為人的需求、偏好、技術進步都可以計算出來,你可能就會相信計劃經濟,事實上冷戰之初許多經濟學家都曾支持計劃經濟。而哈耶克認為那些信息是高度分散且私密的,是政府無法收集和計算的,所以才需要市場,才需要企業家。你認為這兩種假設哪種更符合現實呢?

有些東西說了沒用,人有時候很固執,包括我自己,有些爭論可能要若幹年之後才能見分曉。有關計劃經濟的大爭論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但直到1990年代初蘇東計劃體制的垮臺,米塞斯等人的理論才說服大多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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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中國CEO蔡強:“好公司”“壞公司”未來兩三年將見分曉

盡管從保費規模和人力增長上看,保險業近兩年在經濟增長放緩的大環境下走出了“獨立行情”,但一些行業“大佬”卻看到了快速發展背後的隱憂。

“明年的世界經濟局勢相當複雜,保險業的資產端將會受到極大挑戰。是‘好公司’還是‘壞公司’可能將在未來的兩至三年見分曉。不過,現在也是立誌於長期穩健發展的保險公司吸引高素質人才的好機會。”近日,友邦保險中國區首席執行官蔡強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表示。

資產端的挑戰

國家統計局、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月初聯合發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51.2%,較上月上升0.8個百分點,自2014年10月份以來首次回升到51%以上。

蔡強認為,盡管中國目前PMI指數有所回升,但整個國際上的“黑天鵝”事件眾多,包括美國加息、英國脫歐、多國大選等,充滿不確定因素。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也需要時間。“明年的環境將是非常複雜的一年。”

具體到保險業,蔡強認為明年保險業在負債端和資產端將會出現不同的趨勢。負債端而言,不管是保費規模還是營銷員人數將繼續保持強勁勢頭,但資產端將面臨較大挑戰。

“從國外的多次經驗來看,通常在利率下行時保險公司的投資會趨於激進和非理性,包括資產負債的不匹配以及盲目追求不透明的資產來增加回報。”蔡強表示,“未來兩至三年,可能好的保險公司和不好的保險公司就會見分曉,那些高風險經營、不註重資產負債久期匹配的保險公司在利率下行情況下,會加速‘引爆’。”

事實上,處在風口浪尖上的理財型萬能險背後所隱藏的風險早已是“老生常談”,但外界討論甚少的是,一些保險公司這兩年銷售了大量預定利率達到保監會規定上限(4.025%)的產品,這些產品在利率下行空間中也同樣將面對不小的挑戰。

“理財型萬能險面對的風險主要來自流動性,因為這種險種投資較多出現‘短錢長投’的現象,如果碰到集中退保將會面臨很大挑戰,但其結算利率是可以調整的。而高預定利率的產品在利率繼續下行的情況下就可能出現負利差的情況,這對償付能力等都是極大考驗。”

在利率下行的情況下,友邦保險又將會受到多大的影響?蔡強回應稱,友邦90%的產品為保障型產品,產品利潤主要來源於“利差、死差、費差”中的“死差”,而資產驅動型的保險公司基本是在靠“利差”維持,因此利率下行對於利潤波動影響較小。

招募高素質營銷員

除了保費收入的高歌猛進之外,近兩年另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保險業營銷員數量的突飛猛進。數據顯示,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保險營銷員數量達到710萬人,與2014年底相比增長118.27%。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營銷員數量開始高速增長,今年一季度營銷員隊伍凈增長更是超過200萬人。

雖然營銷員制度是友邦保險引入中國的,但蔡強清醒地認識到人員數量的提升並不一定意味著整體質量的上升。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發布的《2015年中國保險行業人力資源白皮書》顯示,截至2014年5月31日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的統計,保險營銷員中高中及以下學歷人數占比為66.34%,大專及同等學歷占比為26.23%,本科及以上占比僅為7.43%,相比保險公司的職工有較大差距,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同時,保險營銷員行業隊伍不穩、大進大出的現象仍然比較嚴重,2011至2013年,全國有508萬人次加入保險營銷員行列,同時段有502萬人次流失。保險營銷員的離職率仍然偏高。

“從行業目前的狀況來講,營銷員這麽高的增長率其實是有點不正常的。”蔡強表示,營銷員的質量比數量更為重要。從90年代到2000年初,中國營銷員也出現了一波大增長,但一些並不適合保險業的低素質人員的進入,在短期雖然對行業規模增長貢獻很大,但同時也使得整個行業的投訴率增加,客戶滿意度下降,保險行業的聲譽自那時起經歷了一波明顯下滑。

他直言,目前700萬人左右的營銷員數量實際已經接近飽和。“按照經驗,平均一個代理人可以同時服務200-300人左右。而700萬乘以200就是14億人。可能十多年之後營銷員數量還是700萬人左右,但會經歷一個淘汰和再造的‘大換血’過程。”

2010年,友邦保險推出“卓越營銷員”策略,截至今年年中,友邦中國營銷員渠道活動人力增長40%; 中國區MDRT(壽險營銷員百萬圓桌會議)達標人數較2015年同期增64%。

“一般來講,大量的人進來之後,活動力會下降。但這幾年我們的人力和活動力同時增長,說明我們是在優質招募。”

蔡強認為,在許多行業增長放緩而保險業走出“獨立行情”的大環境下,現在是吸引高素質人才的最好時機。“現在我們招募的營銷員中有原來的銀行支行行長,也有原來的企業主。這些人本身就有許多客戶資源。而也有醫生、工程師加入我們營銷員的團隊,使我們的專業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升。”

不走“重資產”模式

下一步,友邦將進行針對服務的戰略轉型。

“保險業屬於金融服務業。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基本上是做成了‘金融銷售業’,重銷售而輕服務。我們之前的轉型是從傳統的‘重儲蓄輕保障’轉變成回歸保障,‘保險姓保’。未來幾年我們的戰略轉型重點則是回歸到服務,不再是重銷售輕服務,而是銷售、服務並重,甚至將來可能用服務來代替銷售。當我們把服務創新,讓客戶真正覺得物有所值,業績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蔡強表示。

據他透露,戰略轉型的第一步將專註在健康服務領域的服務創新。

“不管是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等政策推動,還是行業回歸保障的市場環境,抑或是消費者的保險意識提升以及營銷員素質提升,都讓我們意識到目前發展健康領域對我們來說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

蔡強表示,明年將會創建友邦健康平臺。未來,友邦中國也不會走自建醫院、養老地產的“重資產”模式,而是采取和頂級醫院等“強強聯手”的專業化經營模式,讓客戶享受更為專業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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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銀行理財將現分水嶺 負債管理能力見分曉

“上周初有點緊張,但央行出了TLF(臨時流動性便利),上周四、周五資金市場就已經松了。”談起農歷年末市場“錢緊”,一位基金經理對第一財經記者長舒一口氣。

記者從多位資管人士處亦證實,自上周央行創新流動性工具向幾家大行發送年終“大禮包”、向市場註入超6000億元流動性之後,年關“錢緊”局面基本緩解。多位資管人士均,資產負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將成為2017年銀行資管的重中之重。

2016年,銀行理財市場走過了跌宕起伏的一年。今年一季度,銀行表外理財正式納入MPA考核項下的廣義信貸,坊間盛傳“銀行理財新規”有望在本季度正式發布,加之債市去杠桿下的資產收益率走低,央行明確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市場流動性趨緊,美聯儲步入加息通道等多種因素疊加,近30萬億元規模的銀行理財市場將何去何從?問號留給了2017年的銀行理財市場。

跌宕起伏的2016銀行理財

一直以來,由於表外業務受到的限制較表內少,銀行能在較短時間里迅速拓展相應的業務,同時,表外業務不計入銀行資產負債表,不占用銀行資本,使得近兩年表外業務發展極為迅速。而銀行理財正是表外業務快速擴張的通道之一。

中債登《中國銀行業理財市場報告(2016上半年)》顯示,截至2016年6月底,理財資金賬面余額26.28萬億元,較年初增幅為11.83%;上半年銀行業理財市場累計發行理財產品97636只,累計募集資金83.98萬億元,其中,開放式產品累計募集資金59.85萬億元;封閉式產品累計募集資金24.13萬億元。

2016年上半年,銀行理財業務釋放了明顯的“抑規模、重質量”的信號。對於銀行理財市場規模增長放緩的原因,一位上海的銀行資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種發展趨勢本身帶有自然規律,新興市場經歷了高速發展階段後增速會放緩,且不見得高速增長對機構和理財市場是健康的,健康的增長比高速增長更有價值。

同時,銀行本身意識到高速擴張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在上述銀行資管人士看來,一些資管規模已經靠前的銀行在經歷了做大做強的階段後主動向做強做精轉變。面對資產管理規模的不斷擴張,機構本身面臨著升級系統建設、提升管理隊伍和強化投資管理能力等考驗,這涉及到多方面能力來支撐資產管理半徑。

普益標準預計,2016年中國銀行業理財存續規模能夠突破30萬億元大關,較2015年底同比增幅達27.66%。

正是資管行業的快速發展,銀行在表外業務的風險管理上較為混亂,風險積聚速度較快。去年下半年,監管不斷祭出重磅監管政策,為仍在擴張中的銀行理財打了一劑預防針。

2016年7 月中旬,銀監會向各家銀行下發的《商業銀行理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被稱為“史上最嚴理財新規”,為表外理財的瘋狂擴張戴上緊箍咒。征求意見稿傳遞出引導理財業務“去通道化”、抑制“非標”資產無序擴張的政策信號。

去年11月23日,銀監會就《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風險管理指引(修訂征求意見稿)》(下稱“新《指引》”)公開征求意見,新《指引》擴展了表外業務定義範圍,根據表外業務特征和法律關系,表外業務分為擔保承諾類、代理投融資服務類、中介服務類、其他類等。

對此,普益標準報告認為,新《指引》強調了全面且有針對性的管理方式,需要覆蓋所有類型的表外業務,但根據產品分類、風險等因素的不同,相關監管政策也會有所區別。這將使得部分風險較高的業務不再能“蒙混過關”,會導致部分表外業務規模增速明顯放緩。這將抑制部分潛在高風險業務的規模增速,同時加速低風險、高透明度的業務推行。

去年12月22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關於明確金融房地產開發教育輔助服務等增值稅政策的通知》,號稱“140號文新規”,調整了金融業營改增稅收,直接導致發行資管產品稅費增加。業內人士預計,這將導致銀行的保本類產品和短期限產品數量和規模進一步減少。

2017轉型年:銀行理財業務將現分水嶺

如果說2016 年是理財市場監管年,那麽2017年對於理財業務轉型將是重要的一年,各家銀行壓力與動力並存。表外理財納入“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MPA)、“銀行理財新規”、“140號文”等政策,加之債市去杠桿下的資產收益率走低,央行明確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市場流動性趨緊,美聯儲步入加息通道等多種因素疊加之下,近30萬億元規模的銀行理財市場將會發生何種變化?

“一方面,資產荒沒有明顯緩解,政策又把房地產領域的投資掐斷,理財‘非標’資產里大部分是房地產來的,這一限制壓低了資產收益率;另一方面,理財產品的收益率不能降太低,不然客戶會流失,這‘一降一升’就把內部收益擠沒了。”一位國有大行資管人士對第一財經表述了銀行資管業務身處的困境,在“資產荒”、債市去杠桿及監管政策趨緊的多種因素下,資產端收益下滑,負債端迫於客戶收益,成本承壓,資產負債利差收益收窄是資管市場的普遍情況。

上述上海的銀行資管人士表示,在美聯儲加息通道下,人民幣利率將隨著美元收益率震蕩,外部因素疊加,預計人民幣收益率中樞上行,資產收益上行,由於資產與負債兩者互相影響互為因果,帶來負債收益率的上行。

從他所在的銀行實際情況來看,在做好預期性收益管理的同時,銀行將擴大凈值型產品開發,借此擴大資產的投資範圍。縱觀銀行資管的投資結構,一直以債券和“非標”資產擴張為主,未來將逐步拓展到輻射資本市場多品種的投資標的。與之相伴隨的是需要提高投資隊伍的專業性,同時,加強內部管理系統和投資系統全方位的升級,進而增強資產管理投資能力和獲利能力。

流動性為王 銀行理財核心在負債管理

一位股份制銀行資管業務副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直以來,銀行資管業務的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中國財富增長的紅利,但理財業務同質化嚴重,主要依靠傳統資產負債期限錯配形成的利差模式。

“2017年將是考驗銀行理財資產負債管理能力的一年,盈利關鍵在於做好負債結構的管理,這是銀行資管業務之間真正拉開差距、見水平、見能力的分化點,也將成為銀行資管業務的分水嶺。”他強調。

“核心在負債管理,”上述資管業務副總進一步稱,在“資產荒”背景下,資產端收益普遍下行,如何調整好業務占比,利用直銷平臺做大零售業務,降低負債成本,將是決定銀行資管業務盈利水平的關鍵。

中國銀行投行與資產管理部副總經理宋福寧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銀行資管首先要增強對流動性的風險管理意識,不能一味追求利潤,而犧牲流動性。同時,做好資產端和負債端的匹配,將杠桿率和組合久期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負債端方面,盡量保證其穩定性,降低規模波動性。

除了關註資產的收益率,2017年資產的流動性將起到非常關鍵的作用。“去年末,市場‘錢緊’發出了清晰的信號,在某些時點上,資產的流動性比收益性更重要,有時流動性的重要性甚至高於收益性。”宋福寧強調。

上述股份行資管業務副總也表示,流動性管理將是2017年銀行理財業務的頭等大事,要掌握好頭寸、久期和集中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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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充電40天融資12億元 朱嘯虎:6到12個月見分曉

去年11月,在從杭州火車站前往西溪酒店的路上,因為堵車金沙江創投合夥人朱嘯虎又玩了兩把當下盛行的手遊《王者榮耀》,隨後iPad電量告急。半個小時後他會面了一家創業公司——小電科技,正是從事共享充電項目。

“充電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攜帶充電寶不方便,尤其坐飛機的時候,加之當下手機應用耗電迅速,用戶對於充電的需求是客觀存在且巨大的。”這是朱嘯虎對於共享充電市場最直觀的判斷。

資本大戰一觸即發

基於同樣的市場需求判斷,去年8月,在運營“空格”項目期間,小電科技創始人唐永波開始將目光轉向共享充電。在他看來,共享經濟的底層價值在於要“通過標準化、規模化的產品或者服務來改造供應鏈,以更為低價、便捷的產品改變消費習慣,滿足潛在需求”。

具體到共享充電市場而言,“一方面中國產業基礎健全,材料、供應鏈、設計都足夠成熟,能夠在短時間內將想法變為現實,充電寶是標品,針對項目模式的調整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實現,其次供給端——手機端口的統一,加之支付方式的成熟,讓共享充電變得可能。”

Significant(大市場)、Scalable(可擴張)和Sustainable(可防禦)是朱嘯虎一貫強調的投資理念。從可擴張性來看,朱嘯虎認為如果一個項目能夠在6個月內回收成本,風險就可控,而桌面式充電裝置的成本在百元以內,如果按一天一次,一次一元的標準計算,成本在三個月內就可收回,標品可以迅速複制,觸及點又足夠廣。

3月份,朱嘯虎和個人投資者王剛在滴滴和ofo項目之後,再次聯手押註小電科技,一場有關共享充電寶的資本大戰由此拉開。

數天之後,來電科技宣布獲得由SIG和紅點中國領投的2000萬美元A輪融資。4月份,小電科技再次宣布獲得由騰訊、元璟資本領投的近億元人民幣A輪融資,5月初又完成由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和高榕資本聯合領投的B輪3.5億元人民幣融資,而街電科技也獲得聚美3億元投資。

僅僅10天共享充電項目獲得3億元融資,40天融資12億元。朱嘯虎和唐永波均坦言“這樣的速度和金額都超乎預期”,在朱嘯虎看來,資本市場錢比較充裕,好的項目標的越來越少,加之共享單車的前期教育,都使得共享充電寶迅速進入資本視野。

“從融資上而言,共享單車的單體經濟模式已經讓大多數VC熟悉了這種賺錢模式,目前線上流量紅利期已經結束,純線上的流量抓取在短時間內不會有特別巨大的機會,商業的根本邏輯在於流量紅利在哪里。”祥峰投資總監趙楠表示。

鋪設速度是關鍵

如同共享單車一樣,共享充電寶的核心競爭力也在於鋪設速度和資金使用效率。“一旦確定有足夠的市場,又具備產品先發優勢,就會轉為資本優勢,資本優勢再轉為團隊、產品以及擴張優勢。”唐永波告訴記者。

在完成北京和廣州四個月的試點之後,小電科技喊出“一月30城”的鋪設計劃,來電科技也表示已經入駐80多個城市,鋪設1600多臺機櫃。“鋪設速度是關鍵,而且是有效速度,包括每個設備的激活頻次、使用時長等。”朱嘯虎說道。

“一旦搶占先機,再鋪設的難度很高,替換成本會上升,互聯網項目領先半年就很難追了,在別的產品沒有出來前,要占領更多市場。”這也是朱嘯虎所提及的可防禦性,資本無疑成為共享充電項目攻城略地的助燃劑。

模式的差異也直接決定鋪設速度。從使用場景來看,目前市面上的共享充電寶主要分為兩大模式:一類是以街電科技、來電科技為代表的機櫃模式,分大、小機櫃,需要到固定的地點借取,並交付一定的押金,用戶掃碼取出充電寶帶走,用完後根據充電寶上的GPS,找到最近的機櫃歸還即可。

大機櫃充電設備,像一臺自動販賣機,可以裝載20~35個充電寶,一般投放在用戶流動密集的場所,比如地鐵站和大型商場。小機櫃充電設備,像放在桌上的儲存箱,內裝6~12個充電寶,每臺小機櫃成本在1000元左右,一般投放在小型室內場所,比如餐廳和商店。

另一種模式是以小電科技、Hi電為代表的桌面模式,即線機一體固定在桌面上,可以供不同的機型同時充電,但不可移動,多投放在餐廳、咖啡館等小場所,成本低、鋪設速度也更廣泛。

“就像當年的維絡城一樣,如果共享項目非常依賴地鐵口和商圈,伴隨租金上漲,利潤會被抽取大部分,最終淪為打工者。且合作難度高,後期設備維修問題多。”

維絡城是一家起步於上海的企業,主要在各大購物商城人流匯集處,設置終端機打印優惠券。繁盛時期,維絡城的終端機多達2000多個,吸引了500多萬用戶和3000多個商家。而到了2013年,維絡城僅剩不到20個終端機,散落在北京、上海兩地不起眼的角落。

巨頭加速洗牌

資本之外,越來越多的互聯網公司也在將業務觸角延伸至共享充電。聚美之外,順為資本、小米科技聯合紫米科技、清流資本、高瓴資本投資了智能共享充電寶公司“怪獸充電”。

朱嘯虎坦言自己也看不懂聚美入局的邏輯,或許是在探索主營業務之外新的增長點,小米則是具備充電寶產業鏈優勢,而新美大沈澱的大量商鋪資源,正是共享充電寶的主要鋪設場景,新美大具備得天獨厚的渠道優勢。

但渠道並非唯一因素。“有渠道就能做成事情是不成立的,要考慮渠道用戶是可運營、可觸達的,渠道的用戶是否具有黏性,這些都能達成後還要考慮渠道是有屬性的,屬性很難遷移。”元璟資本合夥人陳洪亮表示。

“單產品的鋪設需要兩到三個月的產品打磨,小米和新美大的鋪量要在半年以後。”朱嘯虎表示。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些資本的加速會加速行業洗牌,“很多小玩家基本就不用玩了。”朱嘯虎直言,堅持以往的判斷,他認為共享充電項目也會在6到12個月內見分曉。資本的加持讓資金壁壘不斷下降,核心競爭力依舊是團隊的運營能力和執行能力,在用時間換市場和服務的賽道上,資本和創業者都在加速奔跑。只是關於共享充電寶更為廣闊的想象空間和變現能力,投資人似乎也在等待和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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