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著名心血管病專家、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葛均波院士面帶微笑，全程用英語向與會專家講解手術過程。
這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隆重召開的經導管心血管治療學術會議(TCT 2016)，來自世界各地的心血管介入專家共同觀看了兩場由中國醫生進行的CTO-PCI心臟介入手術的轉播，視頻中手術的帶頭人便是葛均波。直播中，他還不時和遠在主會場的教授邊討論、邊動手，絲毫不受影響。
這已經是葛均波第三次站在全球的聚光燈下，演示被視為難度最高的心臟介入手術了。2005年TCT會議上，他第一次通過衛星向遠在美國華盛頓的主會場直播了中國上海中山醫院心導管室的3個手術病例——室間隔缺損、冠脈支架內再狹窄和左主幹“冠狀動脈慢性完全閉塞”(CTO)手術，都獲得圓滿成功，當時這也是首次中國的手術轉播至美國TCT會議現場。除了在國內大型會議上手術演示，他的手術還被轉播到美國、意大利、日本、新加坡、法國等國家。
大道至簡
葛均波在介入性心臟病學及血管內超聲領域中作出的貢獻受到國際學者的高度評價。多年來，國際上對冠心病介入再狹窄機理方面存在著爭議，葛均波通過研究發現是斑塊的增生而不是血管的攣縮是介入術後再狹窄的主要原因，有關的論文也引起了國際同行的高度重視。
在最新的這次TCT大會手術全球轉播中，葛均波演示的病例是慢性閉塞病變，當他介紹患者的冠脈造影結果時，主會場觀眾對這一極具挑戰性的手術表示出極大的興趣，卻也不乏懷疑，因為CTO病變是目前冠脈介入治療中的難點。
手術患者是58歲的女性，外院造影顯示右冠近端完全閉塞伴鈣化，試圖開通血管未成功。考慮到患者年齡及臨床因素，如果能夠成功開通閉塞病變，介入治療無疑能夠以較小的風險獲得最大的臨床效果。
葛均波在仔細分析了病人的造影結果後，首先采用了逆向導絲技術，由於患者側枝循環複雜，導絲順利通過後，Corsair等微導管卻無法到達閉塞病變。於是葛均波改變策略，采用正向導絲和逆向導絲對吻，並借助血管內超聲幫助確定導絲的走形是否在真腔，手術最終順利完成。
坐在中山醫院新建的心血管病綜合大樓的辦公室里，葛均波向第一財經記者平靜地描述著手術的過程。
在葛均波的身上，記者嗅到了鮮明的學院派氣息。他最常見的打扮是中山裝加布鞋，講帶山東口音的普通話，並能講流利的英語和德語。
他說話十分溫和謙遜，時而引經據典，顯得更為儒雅，但其內心卻有一股子俠氣。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葛院士酷愛武俠小說，自稱“金庸的小說我幾乎都能背下來。他最欣賞的是喬峰;微信簽名是‘東方不敗’;他所追求的行醫最高境界，就是武俠小說中所說的“心中有劍，手中無劍”。
葛均波常常會提出看似簡單卻又犀利的問題。在美國聽一位教授講課時，他就突然問邊上的中國同事胡凱：“為什麽我們總是抽靜脈血而不是動脈血，說的卻是動脈粥樣硬化，那麽為什麽沒有靜脈粥樣硬化呢?”
對於這樣看似簡單幼稚的問題，很多人可能覺得是一個玩笑，一笑而過了。但葛均波的過人之處就在於，他真的會為此而開展一項長期實驗。
然後實驗室人員把兩組兔子進行了動脈和靜脈不同的移植方案：有的是動靜脈在組內互換移植，有的是動靜脈進行跨組移植。實驗發現，只要是動靜脈互換了，吃雞蛋黃拌豬油的兔子的動脈血管比較厚，會慢慢擴大，變成靜脈，靜脈又會慢慢變成了動脈，然後發生斑塊形成。
這個實驗讓葛均波又提出了新的問題，“本來不會形成斑塊的，為什麽把動靜脈互換之後就形成了?”他經過一番苦思冥想，認為其中一定有它的道理，於是最近他寫了一篇假設，並在不斷地完善。葛均波說，“我還沒找到問題的鑰匙，但是我覺得最起碼找到了鎖在哪個地方。”
對科學的追求孜孜不倦、永不滿足是葛均波最大的特點，也是激勵他不斷創新的源泉。“我覺得作為一個好的科學家，除了搶救病人，非常重要的是我們目前還有不滿足或者解決不了的問題。”葛均波說，“只要我覺得哪里想不通，哪里就一定有它的道理在。創新可能不局限於某一個方面，對現在的生命科學不滿足，我想就可以創新。”
他又給記者舉了一個最近正在爭論的關於膽固醇到底要降到多少合適的問題。他請研究生拿新生兒的臍帶血進行檢測，得出了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樣的結論：因為有胎盤屏障，母親的LDL是100~130毫克每分升，不論男女，生下來的臍帶血的膽固醇LDL都在30~35毫克每分升。
對此，葛均波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假如上帝創造的數據和生物圈子是完美的，那麽新生嬰兒的膽固醇水平就是我們所追求的極限目標，不可能再低了，越低越好的說法可能不正確。而隨著我們年齡的增長，膽固醇升高，是每個人都逃脫不了的，年齡大了之後一定會形成粥樣硬化。”
從模仿到原創
盡管身學院派氣息濃厚，但葛均波同時也非常開放，善於與企業和產業界的人共同探討問題。他坦言，中國的醫藥研發水平和國外差距仍然很大，他認為企業要承擔大部分責任。
“我們現在研制一個藥差不多前後要十年，而且每個藥平均花費大約10億美元。我們政府還沒有這麽多財力去投入，所以中國現在的藥大部分是仿制藥。”葛均波說，“這原則上不是政府的事情，是企業的事情。我們中國沒有任何一個企業有這麽大的實力，像國際的阿斯利康、輝瑞等這麽有實力，而且你投下去以後，100個藥做了100個化合物，可能成功的藥只有三五個，大部分是沒效的。但奇怪的是我們做出來的實驗全都是好結果，這是不符合規律的。所以國家藥監部門應該有一套嚴格的程序審核我們的部分實驗結果。”
葛均波一直在鼓勵中國的醫生自發地進行原始創新，自己也不斷地身體力行。
今年，他完成了由他自創的全球首例腎動脈冷凍球囊消融術。在動物試驗中發現，這種微創介入治療技術通過冷凍球囊對腎交感神經實施消融，具有神經損傷完全、消融位置精確、血管內皮損傷小、不易導致血栓形成等特點，能夠對難治性高血壓具有顯著療效。目前僅中國難治性高血壓患者就有約2000萬人，如果這種方法真的有效，對人類將會是巨大的貢獻。
葛均波去年發起了中國心血管醫生創新俱樂部的項目，也是希望通過一些走在創新前沿的人，以過來人的身份向年輕醫生傳遞創新理念，幫助他們激發活力，鼓勵他們去創新。他強調創新的想法應該來自於醫生，然後通過轉化回過頭來再去進行臨床驗證。
“國家發展改革開放這麽多年，我發現開始我們是把人家的東西簡單地學過來，我們第一代出國的人那時候沒有任何目的，只是出去看看人家做什麽東西、見識一下國外的理念。後來我們會去學人家的技術，再接下來我們會學人家技術背後的創新。”葛均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國家這麽多年，器械也好、藥物也好，其實多數是模仿，可以稱之為模仿創新。模仿創新的下一個階段，就是在人家的基礎上把這個東西制造出來並做出優化，也就是融合創新。隨著中國的發展，如何真正地去引導世界，我覺得應該是創新的發展。創新是民族的靈魂，一個民族如果不創新，就會很被動。如果要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夢，實現民族創新，一定要讓年輕的一代具備創新的理念。”
他以自己領銜研究的重點項目可降解支架為例。“過去那麽多年來，中國有多少東西是自己研制的?包括支架也沒有一個是。如果要說有，也都是我們那些外國醫療器械公司工作的工程師辭職了回國，帶著人家的技術去創業的。”葛均波表示，“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在模仿創新的基礎上有原始創新。如果是這樣，那麽這些想法就不應該來自於工程師，而應該來自於醫生，然後通過轉化回過頭再去臨床驗證，這才是一個正規的路子。”
2005年，葛均波開始研制可降解冠脈藥物支架。他與學生們幾乎放棄所有休息時間，全部撲在找材料、搞藥物塗層技術上。歷經多年努力，研制成功“可降解塗層冠脈藥物支架”，降低了進口支架原來可能發生的支架血栓率，極大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國產化也大大降低了支架價格，並取得了優良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新型可降解塗層冠脈支架”上市以來，為患者節省數十億元醫療費，而且提升了中國冠脈支架研發生產技術的核心競爭力。
保持童心
中山醫院的心血管病大樓，同時也是上海心血管病研究所的總部，葛均波擔任該所所長。他同時還是國家科技攻關計劃的首席科學家。身兼數職的葛均波平時除了參加各種會議之外，還堅持每周兩天做手術。他認為這是讓自己保持純潔和好奇心的方法。
“首先我熱愛這個行業，第二，我在想哪怕我做不了大事業，也希望能成為工匠，通過一些小的創新，把這些技巧傳遞給自己的學生和團隊。而且在創新的過程中，還能讓我不斷探索和思考，對於感興趣的東西善於發現不足，努力去改進。”葛均波認為，時刻保持天真和好奇心是自己一直非常珍視的品質。
葛均波目前的研究主攻方向，除了前面提到的包括瓣膜、支架、導管等新興的介入手術器械的研發和動脈粥樣硬化方面的研究以外，他還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幹細胞療法上。
葛均波清晰地回憶起在2000年10月13日的美國心臟病年會的第二天，大量美國報紙的頭條都出現了一個標題：“細胞移植讓死掉的心臟複活”(Cell transplant saves dying heart)。“當時我一直在想世界末日來了，我們研究到頭了嗎?我們只要培養出心肌細胞來，心肌壞死以後我們進行替代不就好了嗎?”葛均波又對自己發問，並立刻動手，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幹細胞實驗。
不過直到今天，他認為幹細胞療法的實驗越做越難，還是有很多問題解決不了。“實驗做著做著發現很多事情根本不是最初想的那麽回事。雖然我們從一開始入手做，就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但是等我做了10年以後，才發現越做越難，沒有我們開始想的那麽容易，發現幹細胞在治療過程當中很多的問題解決不了。”
葛均波正在帶領團隊做諾華最新研制的心衰藥LCZ696的臨床驗證。目前臨床已經完成了66%，共有325例病人。這對於葛均波來說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我就給大家寫個信，讓大家抓緊，因為這個藥是目前我們認為在過去接近20年唯一能夠看得見的創新藥物。”葛均波對即將看到的光明充滿信心，“我覺得它首先給我們一個激勵，說明我們還有好多事情要去解決，也在激勵著我們繼續去探索。”
在葛均波的辦公室里，記者發現了一個奇怪的東西——一個足有一人高的炮彈。葛均波告訴記者，他原來是軍隊預備役大校。軍人的職責是保衛祖國，醫生的職責是救死扶傷，葛均波這兩者都做到了，但是他仍然感受到肩上時刻背負的社會責任。“我認為過去做了什麽都不重要，我總是盡量把自己原來的那些輝煌忘掉，輕裝上陣。”葛均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