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茵模式孵不出臉書、微軟

德國經濟成功的秘密何在？」這是今年二月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製作一系列德國經濟特別報導時的標題。儘管BBC提供的答案，乃是德國堅實的技術實力，但更關鍵的因素，卻是德國選擇和其他國家不同的經濟模式。

二十年前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提供了這方面的解答。

法蘭西學院院士阿爾貝（Michael Albert），在一九九一年出版著作「兩種資本主義之戰」，當時正值共產主義鐵幕陸續崩潰之際，阿爾貝斷言，在共產主義垮台後，新一輪的意識形態戰爭，不再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衝突，而是「美國模式」資本主義，與「萊茵模式」資本主義的對抗。

只有平等，沒有投機家「美國模式」資本主義的代表，自然就是美國，而阿爾貝認為，最能代表「萊茵模式」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德國。

德國「萊茵模式」資本主義，和「美國模式」資本主義的不同，主要是在根本哲學上：「美國模式」認為，「純粹有效的市場經濟只能有一種模式」，那就是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干預，但「萊茵模式」卻更強調運用社會保障、政府津貼等手段來促成「平等」社會。

「萊茵模式」沒有金融神童，也沒有投機家。整體來說，德國企業融資的管道不在股市，而在銀行，德國最大的媒體集團「貝塔斯曼」（Bertelsmann）甚至沒有上市。德國的銀行，其實取代了證券市場的地位，多家企業都有專屬銀行處理金融業務，銀行往往還是企業的股東，如德意志銀行就握有汽車製造商賓士的股權。

和重視「效率」的「美國模式」相比，德國「萊茵模式」更強調「平等」。

例如在企業治理方面，一九七六年德國法律規定，人數在二千人以上的企業，必須實行共同管理，股東會裡的員工代表人數須和股東代表人數相等，雇傭合約須經過協議才有效，德語稱這種模式為 Mitbestimmung，意為「共同責任」，代表公司管理是由股東、幹部和工會共同負責，這種模式被稱為真正的「責任控制」（stakeholder control），有別於只看股東眼色的「股東控制」（shareholder control）。

重視「平等」，還體現在德國政府濟弱扶傾的政策上：社會保險制度就是十九世紀「鐵血宰相」俾斯麥首創於德國，如今德國人享有廣泛的醫療、職業傷害、失業保險，而退休保障制度也比許多工業國家還好。

阿爾貝在「兩種資本主義之戰」中斷言，德國的「萊茵模式」，是比「美國模式」更好的模式，他說：「萊茵模式的經濟、社會優勢已被事實證明。」

德國不走許多國家仿效的「美國模式」，而選擇「萊茵模式」，近年來該國出色的經濟表現，似乎證明德國走對了路。但是，任何選擇都有代價，「萊茵模式」下的德國，在亮眼的經濟成績背後，也是付出了代價才換來的。

富人逃稅，浪費社會資源德國強調「平等」，因此當局政策宗旨就是「劫富濟貧」，德國是少數特別針對有錢人課重稅的國家。德國有「富人稅」，凡年收入超過十二萬五千歐元（約合新台幣五百萬元）者，每年都要繳一筆「富人稅」，這種針對性極強的稅，充分顯示德國追求的價值觀。

然而針對有錢人課稅，等於強迫他們和一般人分享努力的果實，有錢人豈會乖乖束手待「稅」？他們會想辦法把錢搬到國外去。例如就有德國人將錢存在瑞士或奧地利的銀行，要用時才開車去領。

這種逃避重稅的行為，對社會可說是一種「純粹的浪費」，因為不管是開車去別國，甚至用其他方法搬錢，人們為了「逃稅」所付的代價，都不會轉化為其他人的利益，換句話說，人們為逃避重稅所花費的資源，沒有創造任何對其他人有益的產品或服務出來，資源就這樣浪費掉了。

在針對有錢人的重稅政策下，德國人也極力想隱瞞自己的財產。今年四月，德國慕尼黑法院收到一份控告，緣由是某雜誌介紹德國最富有人士的名單，被當事人以「妨害隱私」為由告上法庭。

此外，德國有錢人想隱匿財產以逃避重稅，當局也被迫要更努力地查稅。甚至德國政府為了查緝逃稅，不惜用有爭議的手段取得人民的資料。

政府追稅，不惜違法

二○一○年，一位離職的銀行員工，向德國財政部兜售一張CD光碟，要價二百五十萬歐元；這張光碟之所以如此貴，原因是裡面有一千五百位銀行客戶的資料，如果德國財政部按這些資料查緝，可以追回一億歐元的稅款。

這位離職的銀行員工為了取信於財政部，交出了五位客戶的資料給政府試用，德國財政部果然因此成功的對這五人追了一百萬歐元的稅款，眼見這張光碟如此「值錢」，德國財政部最後竟花錢買下光碟。

「只要能懲罰逃稅，政府可以用各種手段取得資料，」德國總理梅克爾，被問到政府是否該向洩密員工買客戶資料時如此回答。

這種手段在德國引起廣泛爭議，除了政府和出賣客戶資料的員工做生意，背後所涉及的道德問題之外，事實上，政府特別針對有錢人課重稅，造成這些人全力想逃避重稅，政府就又要使出各種手段來追查這些逃稅行為，這種「逃稅、追稅」的循環中所花費的資源，全都是浪費。

在這個過程，沒有任何人獲得好處──即使追到稅，但也浪費了資源，這樣值得嗎？

鼓勵務實，反壓抑創新

另外，在「平等」大旗下，德國對各種投機管道多所限制，對金融與房地產市場的管制也較嚴格，其後果是個人一夜致富的可能性很小，幾乎不可能見到某個德國年輕人，提出某個創意產品，創立公司並上市後股價大漲而迅速致富。

在《富比世》（Forbes）全球前一百大富豪裡，德國僅有八位入榜，但當中沒有任何一位是靠著出售自己的創意、短期內累積大量財富起家的，他們大部分都是經營傳統零售業，或是繼承家族持股，再不然就是製作工業機械而成鉅富。

對比美國，榜上富豪高達二十九位，是德國的三．六倍，不少是年輕時憑著販賣腦袋的創意而迅速致富，如微軟、Google、臉書（Facebook）創辦人。

往好處想，德國模式是鼓勵人們腳踏實地，但這種壓抑一夜致富模式所付的代價，就是降低人們發揮創意的動機。美國耶魯大學金融學家陳志武，在《沒有中國模式這回事》一書中就說：人們常見到美國許多上市公司新貴，藉著股票上市一夜致富。表面上看這好像是投機，但就是這種模式，激勵了其他也想致富的人努力仿效，因此美國經濟的創意才能源源不絕的湧出。

在德國，一來強調「平等」，強迫有錢人和其他人分享果實，加上當局又對可能迅速致富的管道多所限制，多少壓抑人們創新的動機。在美國，能見到一夜致富的臉書創辦人，或Google等藉創意起家的大企業，德國就很少見到這類型的公司。「德國很少在消費品和服務上成功，因為這些產品更強調形象行銷｜｜快速推出新的功能，以及新的舊機種，」哈佛大學教授、管理趨勢專家波特（Michael Porter）說。

另外，德國雖然強調「平等」，部分政策上卻與此價值觀背道而馳，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對外來移民的態度。德國外來移民占人口比率不斷上升，如今每五個德國人就有一人是移民。有些德國人把外來移民當成搶奪本地經濟果實的掠奪者。二○一○年八月德國萊比錫大學做的調查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德國人認為「外來移民只是在剝削德國的社會福利制度」，有三二％的德國人認為「如果工作機會太少，就應趕走外來移民」。去年德國央行成員撒拉辛（Thilo Sarrazin）新書中指責移民「拖累德國發展」，就是這種思維的體現。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曾稱，因為種族及教育水準的差距，外來移民在德國社會融入的狀況並不理想，尤其土耳其裔移民在德國更屢遭排擠。如果這種排外情緒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很難想像一個拒絕接受外來人才的國家，能夠永續成長。

德國製造，多數人買不起

另外，一般人對德國產品的品質「有口皆碑」，但「品質」也是有代價的。消費者買一件東西，絕對不只看品質，因為更好的品質意味要消費者付出更高代價：不是所有人都願意花高價買品質更好的雙B名車，因為有的消費者寧可忍受較差品質，但少付一點代價。

德國的東西重視品質，因此其價位自然也居高不下，德國為此付出的代價，就是較少消費者買得起「德國製造」的東西；市面上席捲市場、讓絕大多數消費者使用的產品，很少是德國製造的，就說明了這點。當然，這個結果沒有絕對的好壞，這只是德國選擇了「重視品質」這條路，必然要付的代價而已。

二○○八年，著名手機製造商諾基亞宣布，關閉在德國波鴻的手機製造廠，此事發生在台灣明?皏H及美國摩托羅拉宣布撤出德國的手機工廠之後，意味著德國徹底退出手機製造的舞台。諾基亞當時退出德國的聲明就指出，在波鴻製造手機「太貴」，除工資成本高，波鴻的工廠也無法以相應的靈活度，來因應瞬息萬變的市場。

重視「品質」的代價，還展現在德國的生活層面。德國環境清淨優美，再生能源發電舉世知名，但代價就是電費高昂。在德國，每度電價約新台幣九．五元，這個價格包括用戶必須負擔的「再生能源附加費」，換算下來是台灣電價的三．六倍，近年電價又不斷調漲，德國四家供電商宣布，從今年起對用戶收取的「再生能源附加費」一口氣調高七二％。

利用再生能源發電的廠商，據德國政府規定，可把電高價賣給供電商，這些供電商花大錢買再生能源發電，再轉嫁給消費者。目前再生能源發電的成本，仍比傳統發電方式高，因此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越高，德國人付的電價也越高。

德國的「萊茵模式」追求平等、重視品質等特色，創造了亮眼的經濟表現，但這些也都是付出代價換來的。在羨慕德國的成就之際，不妨先問問自己：我們願意付這些代價嗎？這或許是觀察德國時，帶給人們最大的省思。

直擊萊茵河畔的幸福綠色德國奇蹟

2012-6-11 TWM

德國，靠工業出口吃飯的歐洲經濟大國，卻放棄核電走上綠能之路，誰說沒有核電，就無法發展經濟？

台灣日照比德國多、風力比德國強，他們能，我們為何不行？

《今周刊》深入6座城市，探討德國電力大革命，為台灣發現一條新的能源之路。

製作人‧楊紹華撰文‧楊卓翰攝影‧吳東岳五月的德國，春光明媚，我們飛抵柏林機場後，開著車往黑森林的方向前進，在萊茵河附近的公路休息站停下來，放眼望去，田園景致就像是台灣的嘉南平原一樣開闊、綠意盎然。

唯一不同的是，德國家家戶戶屋頂上都架著太陽能板。就在休息站的旁邊，方圓不到十公里的地方，立滿了超過一百座風力發電機。無處不在的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提供這個工業大國源源不絕的用電。

白色的風力發電機、綠色的田園及藍色的天空，共織成德國獨特的景致。一路上，我們的攝影師從一開始興奮地按著快門，很快變成「又一大片？拍過啦！」因為在德國，綠能的發電設施實在太多，我們不得不讚歎：「德國是怎麼做到的？」一場二十五年的革命，促成德國廢核德國是綠能最發達的國家，光是太陽能發電每小時就有二二○億瓦，供給全國超過一半的用電量，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到。德國更預計在二○二二年關閉所有的核電廠，經濟照樣可以成長，德國人從此不用再擔心核災，世世代代可以享受乾淨的能源。

在德國，我們看到一種揚棄核電的自然生活方式，但德國並非一夕之間就廢核。事實上，他們從民間開始發起了一場電力大革命，讓傳統獨占的能源市場改頭換面，變成人人都能自由發電賣電，更讓綠能生活變成德國的新價值。

這一切，竟從一個平凡的德國媽媽開始。而她只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既然核電這麼可怕，我家可以不要用核能，只用像風力、太陽能這樣乾淨、無汙染、又安全的電力嗎？」這個問題，在德國掀起了一場綠能革命。

她的名字叫烏蘇拉‧史拉黛克(Ursula Sladek)。二十五年前，她只是一名五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住在黑森林一座優美平靜的小城舒納 (Schonau)，準備當小學老師。今天，她是國際家喻戶曉的綠能先驅者、環保諾貝爾獎「高曼獎」(Goldman Prize)得獎人，並與歐巴馬會面，討論美國的綠能政策。

一位家庭主婦的奔走，促成電力革命她和她創辦的EWS公司 (Elektrizitatswerke Schonau，舒納電力公司)被德國人稱做「電力叛軍」，因為她挺身對抗傳統電力大公司，成立德國第一家百分之百綠能發電公司，啟動了這場革命。而她的武器，只有一個問題：「我能否不要核電，只用綠能？」也是她，讓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德國無速限的高速公路上開著低硫柴油車，《今周刊》採訪團隊來到德國南方的舒納，拜會掀起這場綠能革命的媽媽。當看到附近山頭上排滿一座座風力發電機時，我們知道該下交流道了。

埋藏在風力發電機的山脈之中，我們來到電力革命的發起地舒納。經過一棟棟架著太陽能板的住家，我們一眼就認出烏蘇拉的電力公司。太陽能板在這個小小的舒納鎮成了最尋常的設施，但舒納電力公司建築完全是為了獲得最大光能功效而設計的。以身作則，是烏蘇拉的原則，也是她能成功的關鍵。

不過烏蘇拉本人完全不像是擁核電力公司恨得牙癢癢的叛軍首腦。身為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穿著樸素，舉止優雅。她自己則完全沒有想過會成為一家擁有十三萬客戶的全國性綠電公司執行長，甚至成為德國綠能的代言人。

就像大部分的德國人，在蘇聯車諾比核災之前，烏蘇拉從沒思考過「電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一九七○年代起，德國經濟發展迅速，核電廠也大幅增加。與台灣台電獨大的情況類似，德國四家大電力公司掌握全國幾乎所有的供電及電網，全力開發核能，而人民也都懷抱「安全核能是德國的未來」的美夢。

三千公里外的車諾比，激發民間反核這個美夢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點二十三分被炸碎。距離舒納東方三千公里遠的車諾比反應爐蓋頂，被失控的爆炸給轟開，大量輻射雲很快就籠罩包括德國全境，舒納也難以倖免。

「政府下令禁止販賣牛奶，小孩沒有牛奶了！而且我們在自家後院種的蔬果也全部不能吃，我們不知道要給小孩吃什麼……」烏蘇拉回憶，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為孩子感到恐懼。這個恐懼深深地烙印在廣大德國人心中，一股強大的反核勢力開始從民間爆發。

「我們被政府的謊言背叛了，我們必須表達憤怒。」烏蘇拉決定和另外九名家長組成「舒納反核家長聯盟」，帶著丈夫麥可(Michael Sladek)和五個小孩，一起加入這個全國性的反核運動。住在舒納這座平靜小城，烏蘇拉卻說：「平靜不是無條件接受一切，而是消除所有不平等。」這股全國性的反核力量至今仍可以在德國看到，古斯塔夫．羅沙就是當時的反核勢力「餘黨」。二十多年來，每一個星期一，不論晴雨，他都會在各地舉辦反核集會，集會規模從最多的一千多人，到現在只剩下二十幾人。「我告訴自己，如果哪一次集會少於二十人，我就不幹了。」二十幾年來，古斯塔夫身邊沒有少於二十人過。

由下而上的「草根精神」，正是德國綠能發展得以如此成功的基石。「德國的社群民意既強也明顯，」德國國際能源基金會(ＦＥＳ)政策分析師妮納．奈茲 (Nina Netzer)說。「德國能源轉換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推動，民意首先形成一個一個社群；一張選票不重要，但是一群一群的選票就值得政客注意了。」但在車諾比核災後，政府的態度仍然相當消極。烏蘇拉也感受到身邊的人漸漸對抗議遊行事件痲痹了；「我知道我們得採取有建設性的行動。」否則，烏蘇拉身邊的人就會漸漸像古斯塔夫的支持者一樣離去。

「既然政府不肯，我自己能用再生能源發電嗎？」烏蘇拉開始問這個問題。答案和現在的台灣一樣：不可能。因為四十年來，德國大電力公司ＫＷＲ(日後透過購併成為德國四大能源財團之一)掌控著舒納區電網及供電權。烏蘇拉嘗試說服ＫＷＲ重啟因核電而廢棄的六個河川水力發電廠—— 發電量足夠讓舒納一千戶居民使用，但遭到大公司冷漠地拒絕。

「這些大公司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完全不為人民著想。」看著明明可用的再生能源，又想到財團醜陋的嘴臉，憤怒的烏蘇拉決定槓上ＫＷＲ：她要自己用綠能發電。

二千三百位居民，催生全綠能小鎮完全不懂法律和商業的家庭主婦，要怎麼挑戰大財團？烏蘇拉不是單獨一人，經過數年的運動，舒納二千三百位居民全與她站在同一陣線，決心要把核電趕出這座城鎮。居民中一位律師發現，舒納區的輸電網路是公共財，ＫＷＲ只是握有特許營運權，電網產權仍是舒納市政府。只要拿到電網供電權，烏蘇拉就有辦法讓綠電上網，實現綠能家園。

烏蘇拉看到了希望。她與丈夫集結市民，並在一九九一年成立市民的電力公司ＥＷＳ，舒納一千戶市民全都是股東。她更發動德國一項地方自治法︽市民連署︾，要求市政府拒絕ＫＷＲ的合約，並命令ＫＷＲ將電網營運權轉賣給ＥＷＳ。

但ＥＷＳ只是有權買下舒納區的電網營運權，不代表他們有錢買下。作為最後的報復，ＫＷＲ開出了八六○萬馬克的天價，比第三方評估的公允價格多出一倍以上。ＫＷＲ以為烏蘇拉等人會因此打退堂鼓。

沒想到，這竟成為烏蘇拉轟動全國的原因：他們小看了烏蘇拉的決心。

為了籌錢，ＥＷＳ找到一家廣告公司願意免費幫他們做廣告，在電視上播出一支全國性的募款廣告。廣告裡，一名小男孩站在核電廠前，述說舒納的困境。鏡頭拉近，小男孩眼中的核電廠倒影變成了車諾比反應爐的廢墟。

一個小鎮的勝利，解放德國電力市場這支廣告打動了全國人民，堅持使用綠能的小蝦米對上血盆大口傳統核電公司的故事馬上轟動德國。第一個月，烏蘇拉這群﹁叛軍﹂就募到了一百萬馬克。「的確，我們可以說是叛軍，但是我們並不是作亂。我們遵循法律，制定規矩，一步步慢慢來。當你要扳倒的是傳統舊觀念，作亂絕對不是好辦法。」在長達五年的角力下，ＥＷＳ終於籌得公允價格的三六○萬馬克，並在一九九八年買下電網營運權，實現了烏蘇拉「捨棄核電」的夢想。而烏蘇拉的成功「叛亂」，煽起了全國對於乾淨能源的渴望，更讓他們看到一條綠色活路。

烏蘇拉在法律上的勝利，讓採先例原則的德國，許多地方的電力市場開始動搖。一九九九年，德國率先歐盟，通過︽電力市場自由法︾，全國所有電力公司和民眾皆可自由使用電網賣電、購電，沒有任何限制。後人再也不用像烏蘇拉般在法庭上鬥法。

「你一定要走第一步，然後其他人才會跟隨。」烏蘇拉說。她成了德國綠能的先驅者，因為她讓「反核」二字不再是遊行和抗議口號，而用綠能取代了核能的未來。

現年三十八歲的朗尼梅爾(Ronny Meyer)，就是受到烏蘇拉的啟發投入再生能源產業。他現在是德國離岸風力產業峰會發起人。

在綠能產業自行創業的朗尼說：「在一開始會投入再生能源產業的人，腦袋多少有點像烏蘇拉那樣的叛軍性格，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我想，管它賺不賺錢，我想要在綠能創業，我就是不要德國有核能，我就是要綠能。」朗尼舉辦的年度風力產業峰會，在德國北方布萊梅的高級飯店，共有二百多家離岸風力發電廠商參加。

民間先驅的疾呼，換來國會殿堂的支持即使號召到這麼多家廠商響應，革命卻還沒有結束。就算電力市場已經自由化，民間對綠能意識越來越高，德國還是沒有足夠的綠能供給。因為根本沒有人相信再生能源是一塊能夠獲利的市場。太陽能、綠能這類再生能源的開發成本太高、獲利風險太大。沒有利潤，就沒有市場；沒有市場，就算民眾喊破喉嚨，也享受不到乾淨的綠能。

在傳統如核能、火力發電等已經在市場卡位幾十年的產業排擠下，再生能源要如何推動？從黑森林發出的綠能呼聲，一路延燒到了柏林的國會議事堂。在這裡，另一位綠能先驅者正為了這個問題傷透腦筋；第二波革命，正在這裡醞釀。

「當有了民意，實現它就是我們的責任。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從零開始打造一個不存在的產業和市場。」說這話的，是綠黨議員漢斯．尤瑟夫．費爾(Hans- Josif Fell)，他就是德國的「再生能源之父」。「人們不會一起床就決定：今天我來拯救地球吧，我來投入所有資產到綠能吧！怎麼讓大家動起來？很簡單，你得先讓這個產業獲利。」費爾的解方也很簡單，他起草了一套僅有十七條條文的法案——︽再生能源法案︾(ＥＥＧ)。這套法案於二○○○年在國會跨黨派全數通過，被譽為世界各國引進再生能源法案中最成功的一套，從此扭轉了德國的能源市場；而且，不多花政府一分公帑。

︽再生能源法︾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讓風力及太陽能這類再生能源發電時，保證電網用高於傳統火力及核能發電的價格，優先購買綠色電力，這被稱作「饋網電價」(Feed-in Tariff, FTF)，而且回購時間最長二十年，電網對再生能源的發電不可拒絕，必須優先購買。這個機制解決了投資者的風險問題，可以確保其投入的資金能夠回收。

而且，費爾的︽再生能源法︾寫得非常簡單，讓一般人都看得懂，就是為了降低投入門檻。「大型發電業絕對是無核家園的障礙，你怎麼讓獨占電網的電力公司歡迎競爭者加入？政府必須努力讓小型發電者，像是你跟我，都可以進入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家家戶戶都裝設太陽能板：不但可以發電自給，還能賣電賺錢。「讓全民參與，就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目的。」費爾指出。

政策的支持，讓再生能源產業大爆發為了讓再生能源更進一步發展，費爾與其他綠黨議員還不斷推動配套措施的立法。過去二十年裡，光是德國國會聯邦法就通過了十二條相關法案，這還不包含各式各樣的發展鼓勵條例。「重點是，政府不用補貼。超出一般電價的回購額，業者會加在電價裡，讓電力消費者共同負擔。」言下之意，電費一定會漲？費爾點點頭。

如此一來，再生能源的隨價徵收，不是會造成消費者的負擔嗎？特別是在再生能源昂貴的常識之下，消費者怎麼會願意多花錢？

「其實，沒有貴很多！」費爾拿出德國環保部長嘉布瑞爾的報告指出，︽再生能源法︾實施之後十一年，德國家庭每月平均為︽再生能源法︾多負擔二．八歐元(約合一○三元台幣)，等於家庭因再生能源每年電費負擔平均增加一千二百元台幣。而這個再生能源的補貼支出，也會隨著技術成熟逐年減少，最後完全脫離補貼，回歸市場機制。「像最近的太陽能回購價，就大幅刪減，因為我們太陽能發電實在太多了！」商業化的結果，綠能商品也有競爭力費爾最後提醒：「再生能源的代價，始終只占一小部分。這個代價是我們在能源轉換中一定得付，而且願意付的。」消費者主動要求購買較貴的綠電，聽起來的確很不尋常。在德國自由化的電力市場裡，一切的價格都必須競爭，較貴的再生能源真的可以吸引到消費者嗎？離開柏林，在德國第三大城慕尼黑，我們找到答案。

慕尼黑電力公司（ＳＷＭ)，就像烏蘇拉的舒納電力公司，原本是家綠能電力小公司。在︽再生能源法︾通過後，ＳＷＭ得以在全德國超過三百家新生的綠能供電商協助下擴張，逐漸變成慕尼黑電力公司龍頭；如今在慕尼黑電力市場占有九五％市場。

ＳＷＭ策略長佛特(Christian Vogt)解釋，他們不是獨占電力商，在已經自由化的電力市場，「我們和一般產業一樣，必須透過商品競爭力來增加市占率。」「我們的商品競爭力，就是綠能。」若和傳統擁有核能的電力公司相比，六成為綠能、四成為火力發電的ＳＷＭ，其實一度的電價高出約二分歐元(約○．八元台幣)，但是他們有一個崇高的目標：ＳＷＭ準備在二○二五年將慕尼黑這座有二百萬人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第一座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供電的都會城中。

這個目標，獲得全市市民的肯定，九五％的市占率就是證明。「老實講，本來以為我們賠定了，我們以為利潤和環保是無法並行的兩條路，」佛特說：「但是我們錯了，消費者為了綠能，真的願意掏腰包。」與慕尼黑的市民交談，我們的確找不到有人對電價有意見；反之，往全綠能大步邁進的慕尼黑讓他們深感驕傲。「我當然選擇ＳＷＭ，我身邊的人也都是。比起ＢＭＷ汽車發跡的城市，當全球第一座綠能大城更棒，不是嗎？」一名慕尼黑居民說。

擁抱綠能的結果，

最終受惠者仍是人民

最終的選擇權，仍然回到人民身上。ＢＭＷ博物館就位於慕尼黑，不過，卻有越來越多市民選擇不買車。反之，滿街的腳踏車取代了慕尼黑市民應該引以為傲的豪華轎車。

住在慕尼黑近郊的約翰(Jochen Ziegler)一家就是一例：一家四口沒有一輛車，只有四輛腳踏車。並不是約翰負擔不起，「比起什麼油電混合車，不開車不是最節能嗎？」約翰說。

這股擁抱綠能、以綠能為傲的風氣，經過先驅者的奮鬥，已經在一般人心中茁壯。二十五年的電力革命，從人民的一個簡單問題而起，繞了一圈，最後仍回到人民自己的選擇。

約翰去年起終止和ＳＷＭ的電力合約，換了另一家綠能電力公司。不是因為不認同ＳＷＭ的目標，而是另一家公司的綠能標章更多。當他把電費帳單拿出來時，我們露出會心的一笑：帳單上公司名稱印著ＥＷＳ三個字─就是烏蘇拉的電力叛軍公司。

「你得知道，這家公司是德國第一家……」約翰興奮地向記者解釋烏蘇拉為綠能發動的革命史，但我的思緒回到了她本人說的一段話。

福島核災後，烏蘇拉接待了許多日本來的參訪團，想了解德國綠能發展的過程。其中一位日本官員，在聽完她的解說後落下了眼淚。這位日本官員甚是難過，因為他當下多麼希望二十五年前烏蘇拉的故事是發生在日本，也許，這樣就能避過一場可怕的災害……。

二十六年前的一場蘇聯核災，德國記取了教訓；一年前的日本核災，台灣又學到了什麼經驗？

廢棄核電廠變成遊樂園

核子冷卻爐中傳出孩童的歡笑聲，德國把廢棄核電廠改建成遊樂場，也表達出德國人對核電的態度：「滾吧！」

我家就是發電廠

綠能是德國的全民運動，太陽能發電讓許多家庭自給自足，還能發電賺錢。

20年內，德國通過了12條聯邦法案，台灣只通過一條，且沒有配套措施1991 能源計畫白皮書強調能源市場機制，並制定嚴格的能源安全與環保政策，使前東德數個核能電廠陸續關閉1991 電力輸送法修正案允許再生能源供電商並聯電網1994 聯邦永續環境保護法條確立再生能源1998 廢核法案跨黨派與能源部簽署合約，立法關閉17座核電廠，計畫在2022年除核家園，並計畫2010年12%、2020年20%、2050年50%的再生能源發電目標。 2020年的目標已在2011年達成。

1999 太陽能發電補助法計畫增加10萬座太陽能發電設施1999 再生能源市場開拓法 Market Incentive Program (MIP) 1999 環保能源稅法對傳統能源如石化、核能用電等能源課以較高的稅2000 再生能源法保證「優先購買」再生能源、以高於市價最高90%價格購回再生能源之電源、電網供應商有義務為發電商「立即」擴增電網2002 聯邦廢核法再次立法規定核電廠32年的運轉時限，最遲將於2025年關閉2003 支持再生能源措施法案調高再生能源貸款限額等2004 再生能源法修正法案再次提高太陽能貸款補助，並開放5萬歐元的全額補助2004 環保能源稅修正法案再次調高對傳統能源的課稅2009 再生能源法修正法案將已成熟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回購價調低註1：德國另計畫在2050年前通過《能源產業促進法案》、《再生能源發展及市場整合法案》、《德國混合發電設施法案》、《再生能源發熱設施法案》、《加速電網擴張法案》、《德國核子能源法案修正案》、《市鎮生質能源發展法案》、建立能源及氣候變遷基金。

註2：台灣在2002年訂定《環境基本法》，確立非核家園的目標，但直到2009年才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確立保證電價回購，允許再生能源電網並聯的具體方案。

電價上漲是傳統成本惹的禍，再生能源負擔越來越便宜一個德國家庭(消費3500度電)平均一個月的電費帳單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平均民生家庭電費(月/歐元) 46.99 52.48 56.63 62.93 65.97 再生能源推升比重（％） 31 24 15 11 7 傳統成本推升比重（％） 69 76 85 89 93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環境與核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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