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議人物二》接手八年，讓幸福人壽虧損暴增至239億 鄧文聰屢踩紅線 有錢獵地卻沒錢增資？(092-094)

普選特首「設限」 引爆佔中、罷課全面抗爭 中國畫紅線 香港深陷分化危機

【專欄】哪些束縛牛市的“紅線”該松綁？

本文作者管清友系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朱振鑫對本文亦有貢獻。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舊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是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設定各種各樣的“紅線”來約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未來“新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需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很多政府在“舊常態”下設定的“紅線”已經無法適應“新常態”的要求，如果不盡快調整或廢除，將會束縛改革的手腳。對資本市場來說，這些“紅線”可以視作觀察改革和未來市場走勢的關鍵窗口，如果紅線松綁甚至廢除，則意味著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增強和增長質量的提升，對資本市場將是利好，符合改革和轉型方向的“新經濟”最為受益。而如果紅線遲遲不松綁，則意味著經濟增長仍拘泥於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改革和轉型的進度將相對滯後，對資本市場來說將成為束縛牛市的鐐銬。
1、經濟增速紅線: 7.5%
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青春期（經濟起飛期）一個勁兒的躥個兒（潛在增速提升），很多時候營養跟不上（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氣溫驟降時（金融危機），必須吃點補品（財政貨幣擴張），有時甚至需要打激素（4萬億）。但是，一旦步入成年，個頭不可能再一直長下去，如果還一味的奢望長大個兒，強行打激素，不僅沒法長個兒，還會造成虛胖（滯脹）或者高危體質（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
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現在就處於從青春期向成年期過渡的關鍵時期。隨著內部人口紅利和外部全球化紅利的消退，經濟增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實屬必然。如果過於強調增長速度的“紅線”，再去持續搞刺激政策，不僅無法重回過去的高增長，反而會妨礙結構調整，讓經濟增長的質量越來越差。
原因在於刺激政策仍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非市場化行為，會扭曲資源配置。一方面，刺激會延緩市場的自然出清和杠桿去化。而企業盈利能力的恢複必須以市場出清、產能去化、債務消化為前提，否則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就會一步步被債務黑洞吞噬，無法形成可持續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國有部門為載體，導致金融資源向其傾斜，對私營部門產生“擠出效應”，造成“國”進“民”退，不利於結構轉型。“破舊”才能“立新”，政策應該順勢而為，從追求增長速度向提高增長質量轉變，盡快破除7.5%的增長紅線，制定更具彈性的增長目標。
2、存貸比紅線：75%
存貸比是“舊常態”下的特殊產物，在“新常態”之下，已經不適合銀行合理放貸、支持實體經濟的需求。
首先，國際收支雙順差出現趨勢性逆轉，存款增長失去重要源頭。過去十年，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之下，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被迫將投放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外匯占款成為金融機構改善貸存比指標的關鍵因素，存貸比監管對金融機構過度投放信貸有約束作用。時移世易，伴隨著資本賬戶開放，中國人口紅利拐點，儲蓄投資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動性盛宴終結等因素的發酵，雙順差格局正出現趨勢性逆轉，外匯占款對存款增長的貢獻度也在減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貸比監管將限制銀行的合理信貸投放。
其次，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金融機構的一般性存款轉化為同業存款，存貸比考核制約表內信貸正常增長。近年來，銀行理財、貨幣基金等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居民金融資產配置行為。但存貸比考核分母對應的是一般性存款，並不包括貨幣基金對應的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同業存款，這導致分母被嚴重低估，無謂的加大了存貸比對信貸投放的限制。
第三，存貸比考核制造了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放大了金融風險，擡高了全社會融資成本。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對利率不敏感，又因為穩增長的要求產生了旺盛的融資需求，不得不通過信托、券商資管等通道業務繞過存貸比監管，融資鏈條被人為延長，不利於監管部門有效地控制資金流向，加劇了潛在的金融風險。此外，融資鏈條拉長使得全社會融資成本出現明顯上升，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愈加嚴峻，信貸市場出現明顯錯配，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3、耕地紅線: 18億畝
土地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發”就是“18億畝耕地紅線”。18億畝紅線在舊常態之下有其合理性。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耕地面積、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耕地面積從1998年的19.45億畝下降到2003年的18.51億畝，糧食總產量從1998年的5.12億噸下降到2003年的4.31億噸，人均糧食年產量從1998年的410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民以食為天，出於糧食安全的考慮，中央開始嚴厲打擊土地違法違規使用行為。2006年，十一五規劃首次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2008年8月，《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重申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並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國耕地應分別保持在18.18億畝和18.05億畝。
新常態之下，18億畝紅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滿足糧食需求的關鍵不在於耕地的數量，而在於糧食的數量。2001至2012年間，盡管耕地面積下降了4.75%，中國人口增長6.09%，但由於糧食單產增長了18.39%，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0.25%，依舊保障了糧食安全。按照原有技術條件計算耕地紅線顯然不合理。其次，中國目前正處於加速城鎮化的階段，而由於18億畝耕地的紅線要求過高，導致許多可以合理開發的土地無法形成有效供給，間接推高了土地價格，造成了諸如土地財政、強制拆遷、房價畸高等一系列亂象。
4、混合所有制紅線：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敗則取決於能否讓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真正平等。只有切實保障兩者同樣“不可侵犯”的地位，抹掉公有資本的行政化色彩、發揮非公有資本的市場化力量，才能真正提升國企經營效率。這一點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舊常態之下並沒有完全落到實處。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公有資本不僅在控股比例上死守50%的紅線，而且還在實際的經營中發揮了超過“50%”的力量，而與之“混合”的非公有資本並沒有享受到與出資比例相對應的發言權。
新常態之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向“管資本為主”過渡，核心就是扭轉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不平等地位。對於大部分可以市場化經營的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主導地位，可以讓社會資本發揮更大力量。對於事關國民經濟命脈、適合公有制為主導的壟斷性領域，國有資本也沒有必要死守50%的絕對控股地位，可以借鑒黃金股等國際經驗，保留公有資本一票否決權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化力量。
5、匯率波動的紅線：±2%
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量”，即直接進行外匯幹預，另一種是“價”，即設定中間價以及圍繞中間價的波動區間。匯率波動區間的管理實際上與浮動匯率制的自動調節機制相矛盾，但在中國持續面臨資本流入和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的舊常態之下，限定匯率波動區間有助於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避免國內流動性被動寬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態之下，隨著雙順差逐步收窄，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明顯緩解，匯率完全可以在市場決定下實現雙向浮動。此外，在當前改革轉型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應該盡量加強獨立性，服務於國內的政策目標，而不是受困於匯率波動的紅線而一味對沖外資波動，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人擔心放寬匯率波動區間後可能會引發資本外逃，但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完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而且擁有高外儲、高增長、低外債等防火墻，不應因此束縛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手腳。（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潛行20年，“土政策”5年溫州樂清：農房買賣踩著紅線走鋼絲

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引導農村土地有序流轉。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土地改革成為熱點以來，最為敏感的農村土地流轉於是成為焦點中的焦點。

許多地方都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探索各種形式的農地流轉，溫州樂清的農房買賣試驗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二十余年間，在一個市場經濟最深入骨髓的地域，農民、金融機構、司法機關、地方政府等，合力形成一種踩了政策紅線,但更適合當地經濟現實的農村土地“土政策”。現在，他們正渴望搭上改革快車，讓潛行多年的買賣陽光化。南方周末記者數度前往溫州，撬開了這個“只做不說”的中國故事。

“如果只是勒著小腿，絆了走路，也就忍了；農村土地制度的一些條條框框，都卡到我們嗓子眼了，不得不冒點風險去突破。”2014年10月29日晚飯時間，談及5年前悄然開始的農房買賣試驗，樂清市農辦副主任蔡永固忽然放下筷子，雙手在自己脖子上用力比劃起來。

樂清，隸屬於溫州地區，是中國市場經濟發育最早的地區之一，溫州模式的主要發源地。

當地地少人多，逼出了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出去闖世界的大小商人。許多至今還是農民身份的商人，早就將自家農房視為資金來源的一部分，抵押與轉讓在那里都已經存在多年。當地金融機構歡迎，司法機關亦有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樂清不斷上漲的融資需求和建設擴張，漸漸被扼住咽喉——2000年以來，中央層面對農村土地制度不斷明確化，這也就意味著原本模糊的空間日益收窄。比如，2008年住建部《房屋登記辦法》，明確規定“農房不得跨村買賣”。

2009年，樂清市政府決心介入這些潛行經年的交易，對本市範圍內農業戶口之間的農房買賣，予以產權登記。

5年過去了，這項起初“只做不說”的地方試驗或將陽光化：

2013年10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推進農地改革；一個月後，樂清農房試驗經新華社內參報道後，中農辦的調研組到了；兩個月後，中央高層的肯定性批示下來了；2014年8月，樂清申報農業部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除了農房的跨村抵押和轉讓，還希望能試行宅基地從分配、管理到退出的一系列市場化機制。

“既然已經在水面下，做得還好，不如浮上來，陽光化。”蔡永固說。

有證沒證，農房買賣都早已發生

出樂清城區，沿104國道向東南15公里左右，就是占中國低壓電器市場三分之一強的柳市鎮。鎮中心一條不足50米長的小道“安平路”上，開了近十家房產中介。

“國有商品房、集體產權證的農房、沒證的缺證的，什麽房子都做。”其中一家“柳市房產”的總經理鄭巨敏1990年代末就入行了，是當地最早的一批。

這麽多年下來，鄭巨敏經手的國有商品房並不多，“兩三成吧”。繁華程度不輸樂清市區的柳市，因為建制為鎮，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遠遠滿足不了建設和居住的需求，大量農房進入市場。“柳市房產”租的就是一處六層“單間式”農房的一樓底層商鋪。

無證農房的交易倒是占了近一半，鄭巨敏為此設計了專門的格式合同，條款註明“待日後可辦理房產證時，甲方無條件有責任協助乙方辦證義務”。

導致無證的原因五花八門，常見的一種是農民在舊房改造時“少批多建”，也就是違章建築。2014年4月南方周末記者在樂清采訪時，距離鎮中心不遠的西凰嶼村就在小規模翻建，一位村民正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房，計劃蓋八層，但能批下來的只有五層，“拿不到證也能賣出去租出去，肯定有人要，便宜點就是了。”

這也是“單間式”農房。顧名思義，就是占地面積很小、每層一到兩間房，一直往上蓋到八九層，遠望像一根柱子。現在，相鄰幾戶村民往往將宅基地“拼”起來，模仿商品房蓋成一梯兩戶，可以蓋得更高，樓梯等公攤面積也更小。

各種產權的房子也交錯生長在柳市鎮上，甚至同一個小區內。比西凰嶼村再遠一點的長道坦村內，有一個“紅星花園”，A、B兩幢都是16層高，外觀房型一模一樣。A幢是商品房，B幢的產權證就是集體性質的；一個賣七八千元，一個賣五六千元。

“對比北京，這里的商品房和小產權房的價差要小得多，這就是產權的硬度啊。”與南方周末記者同行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這說明因為存在經年，當地民俗相對更認可這種產權殘缺的房產。

如今，這幾種不同產權的房產究竟各占多少，沒有權威數據。蔡永固倒是覺得無證農房的買賣沒有鄭巨敏說得那麽多，尤其是2009年樂清明確為全市範圍內農業戶口間的農房買賣辦證之後。不過他也確認私下的跨村農房買賣早就發生了，“政府現在只是介入辦證，為交易提供一種產權保障。”

一停再停，擋不住的農房抵押

其實早從1986年起，樂清就曾開始為農房辦理產權登記。按照樂清市住建局產權科何科長的說法，“縣里沒多少國有土地，早些年如果只管國有的房產，幾乎沒什麽工作可做。”

時至今日，已在1993年升級為縣級市的樂清，市區範圍內仍有不少集體性質的土地。比如與蔡永固吃晚飯的飯店，距離市政府不到10分鐘車程，也是一處農房。

早些年經過登記的農房均可轉讓和抵押，對受讓方也沒有限制。這與樂清的現實有關：

樂清現有戶籍人口128萬，其中農業人口就有116萬，占了九成；與此同時，這片1223平方公里不大的土地上，人均土地面積只有0.32畝，近九成農民早已不再務農。

因為人均三分地的窘境而棄農從商的樂清人，在尋求做生意的本錢時，自然而然地將農房視為可變現的財產。抵押比轉讓更方便，給農村信用社打一張借條，壓一本房產證，簽一個抵押清單，就能貸出房子市價的五六成出來。

“市場有這個需求，為什麽不做？”樂清農商行一位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聽行里的老人說起，至少從1998年起，其前身農信社就開始發展農房抵押業務了。“我們主要做集鎮上的房子，資產很安全，壞賬處置時，總有其它村里或者山上的農民來買。”

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時，樂清金融機構的農房抵押貸款余額已近數十億元。但就在此時，這樁生意戛然而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8號）發布，這份近年來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土地管理規格最高的文件，盡管只提及了“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依然導致樂清暫停了農民住房抵押和轉讓。

中農辦的樂清農房調研報告記錄了這一次暫停後的轉機——因為農房抵押已成規模，且不斷有新的農戶申請相關貸款，2005年4月樂清市人民法院會同國土資源局發布會議紀要，明確了農民住房抵押拍賣後，如受讓人是該市戶籍農民，國土部門可辦理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手續。

在樂清農商行人士看來，這就解決了抵押的前置條件——抵押物可以售賣以保障債權人的權利，還產生了一條很智慧的“地隨房走”——1995年頒布的擔保法禁止將宅基地使用權作為抵押物，“那我們就地隨房走，就是只登記房產，不登記土地，不違法，到現在都在這麽做。當然，可能要補交一部分稅費，並得到國土部門的認可。”

樂清農房抵押業務隨後在2007年達到史上最高峰，全市貸款余額50億元左右，其中樂清農商行占了大頭，二十余億元。

“如果沒有農房抵押，樂清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會這麽好。六十多萬人來樂清打工做生意，樂清出去的有四十多萬，擔保難、融資難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前述樂清農商行人士說，他們也是受益者，這塊業務成為其在當地抗衡國有四大行的一個重要砝碼。

蔡永固也覺得，“這個房子銀行願意給他抵押貸款，老百姓做生意有資金需求；政府什麽都不用做，老百姓的財產就增加了，為什麽要阻止？”

因年代久遠，加之系統更換、口徑不同，樂清住建局只統計到了農房所有權、抵押登記的一部分，但依然可以窺見農房抵押之盛：在2008年當地農房買賣再次被叫停之前，樂清農房所有權登記不過14020件，抵押登記就有5577件，占到四成。

法院同盟軍

如果沒有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自2000年以來與相關部門的持續溝通，樂清農房抵押轉讓第一次暫停後，轉機不會這麽快出現。

“多虧他一直在主導推這個事情。”蔡永固等多位當地人士都分別提到同一位關鍵人物，溫州中院一位副院長，盡管名字他們都已經記不清楚。

“都說法院執行難，涉及到農房這塊又特別特別難。沒辦法，我們只能去研究法律、去跟住建國土部門溝通，看能不能找到解決辦法。”當南方周末記者輾轉確認並找到這位副院長於偉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出原委。

2000年，於偉從樂清法院院長調任溫州中院副院長，主管執行局的工作至2009年。執行債務糾紛案件時，城市的好辦，有房子的直接拍賣，農村的房子就卡住了，住建和國土部門都說不能過戶。棄農經商在溫州又很普遍，類似債務糾紛成了執行工作的老大難，“積累了少說上萬件”。

住建和國土部門的理由是，農房特別是房子下面的宅基地，諸多法律法規規定不能賣，再說一個人只有一次分配權，你賣了他住哪兒呢？

不過，周其仁教授指出，即使是在1962年頒發的“人民公社60條”（正是這一文件，規定將農村宅基地收歸集體所有，不得買賣和出租）中，也承認農民的房子是其私人財產，是可以買賣和轉讓的，當時並沒有規定受讓方要受戶口和地域的限制。

但現實中，因為種種原因，漸漸演變成為了農房不允許跨村買賣，2008年住建部更是對此進行了明文規定。

於偉和同事們查來查去，也沒有找到一條明確禁止農房買賣的法律。“倒是有土地管理法第62條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地不予批準，但這句話反推回去，是不是說可以買賣呢？”

秉持著“非禁即入”的法律精神，於偉和同事們開始慢慢地去磨，先是讓住建部門接受法院處置農房的轉讓登記；隨後在2005年中院和溫州國土資源局出了會議紀要，在涉及農房抵押拍賣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處置上，達成了默契。

但此時，房與地是分離的，產權還是殘缺。

磨到2007年4月，“關於協助人民法院辦理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暫行規定”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溫州國土局接受司法處置的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但受讓人必須是同一個縣（市、區）內具有農業戶口的人員。也就是說，司法處置農房的買賣雙方必須都是樂清市內的農民，或者是溫州同一個區內的農民。

自此，溫州全境的跨村農房買賣，至少多了司法處置這樣一個出口，盡管這個出口依然有條件限制。

於偉始終認為農房是農民的合法財產之一，是農民走向市場的要素之一：“很多觀念是擔心農民會因此丟掉唯一的住房，流離失所；我的理解是只要他自願走向市場，那肯定是有所準備的，你不能說城市居民抗風險能力就強，農民的就弱，然後給他一種特殊保護，他的房子就不能抵押不能賣。這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符合改革方向的。”

積壓的執行老大難問題解決了，附帶著給農房抵押提供了條件，於偉自己也覺得，算是主管執行局期間“參與推動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了”。

地方政府出手

農房抵押與買賣就此在當地迎來繁榮，但更大的危機也悄然襲來。

2008年，就在溫州法院逐步解決了農村債務執行難問題，樂清農房抵押達到歷史高點的第二年，住建部頒布了《房屋登記辦法》，其中規定：“申請農村村民住房所有權轉移登記，受讓人不屬於房屋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房屋登記機構應當不予辦理”。簡單地說，就是明確了農房不許跨村買賣。辦法出臺之後，小產權房正在各大城市“野蠻生長”起來。

消息傳到溫州，金融機構強烈反彈，尤其是在溫州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樂清。

幾十億的資金已經用農房做抵押貸出去了，要是不能跨村賣了，將來壞賬了怎麽辦？法院的會議紀要還作不作數？包括樂清農商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及其主管部門紛紛向樂清、溫州市政府打報告，力陳其間的金融風險和對民營經濟的影響。

跨村買賣之所以有著現實需要，在於樂清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自然形成了柳市、虹橋、大荊、城關四個鎮為中心的四大經濟片區，農民身份的商人們一直在向所在片區的經濟中心聚集。

“這條法規真的不適合我們這些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快、城鎮化融合比較早、人口流動比較大、土地資源又比較緊缺的地方。”蔡永固直言。

如何在地方遭遇的現實市場和中央法律法規的限制之間找到妥協或者平衡，就這麽擺在了樂清乃至溫州市政府的面前。

於偉記得《房屋登記辦法》出來後，當年曾跟著溫州市政府組織的一個考察小組去過紹興新昌。原本是想就農房買賣和抵押去“取經”，結果對方說“就是從你們溫州的金融機構和法院學來的啊”。

回來後沒多久，溫州市組織了一次專題會議，以會議紀要的方式規定，為解決更多的農民個人融資難的問題，選定甌海區、龍灣區試點農房抵押，其它各縣（市）的試點方案，由政府批準後實施。

樂清迅速落實了會議紀要的精神，允許農房抵押，樂清[2009]2號文規定“債務人無力償還時允許法院處置抵押的農房，相關部門要配合辦證工作”。

進一步的，2009年7月，樂清市委（2009）4號文件又悄然放開了農房跨村交易——“對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證和房產證的農村房產，允許在市域範圍內農業戶籍人口間轉讓。”

根據樂清市住建局提供的數據，從新政開始後到2014年7月，總共為44864套農房做了產權登記，5111套農房做了買賣登記，7539套農房做了抵押登記。

“拿個盔甲過來”

樂清的現實，是當地政府頂著違法風險去試驗地方土政策的背景。

但對於這項試驗，樂清市政府最初幾年的態度是，只做不說。直至今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問及2009年的文件時，仍有政府官員表示，“我們沒有這份文件”。

涉及農村土地政策，稍有風吹草動即會引發外界的高度關註，以及應該往哪里走的爭論。2013年8月，溫州農村產權服務中心掛牌半年後出臺的一項辦法，就曾戲劇性地引爆輿論熱點，而後緊急辟謠。

這項《農村產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劃定了12類未來可在該所交易的農村產權，其中包括了農村房屋所有權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具體細則尚待進一步研究制定”。

溫州農村產權服務中心總經理董文立深知茲事體大，反反複複跟法制辦、國土局等相關部門溝通，最後特意在這兩塊產權前面加上了“依法可以交易”幾個字。不過，這份文件還是引發了大量媒體報道，並被普遍解讀為“農村土地政策有所突破，溫州農房可在市域範圍內交易”。

緊接著，溫州市政府緊急辟謠，表示農房仍然僅限於本村內交易。

不過，這一次，樂清農房試驗沒有“躺槍”，也沒有停步。

兩個多月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寫進了全會決定。隨後，樂清迎來了調研組，並獲得高層批示，樂清相關政府官員感覺，是時候“拿個盔甲過來，讓幹部也安全點”。

蔡永固開始著手申請試點：先是向省里申請農房抵押轉讓試點，2014年8月又進一步申報了國家農業部的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除了農房的跨村抵押和轉讓，還希望新批宅基地也可以跨村做調劑，可以有償配給、有償選位、有償退出等等，也就是在宅基地從分配、管理到退出整個流程上提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創新機制。

最新的消息是，由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等參與制定的土地改革總體方案已成型並提交審議，有望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推出。

樂清正渴望著能搭上這一趟改革快車。

鏈接 樂清市有關農房買賣的規定：

農民住房抵押或轉讓需同時滿足4個條件：

一是農戶擁有房屋所有權證及集體土地使用權證；

二是農戶出具非唯一住房確認書；

三是農戶出具不再申請宅基地承諾書；

四是村集體同意並出具非唯一住房證明。

同時，規定受讓方必須是該市農業戶籍的農民。

農民住房轉讓需繳納契稅、營業稅等稅費（總稅率約6.3%），還要向農民所在村繳納基礎設施配套費，每宗0.5-1.2萬元不等。

——摘自中農辦《浙江樂清市農房跨村交易情況的調研》

水電開發應適度 守住水資源“三條紅線”

水電開發應適度 守住水資源“三條紅線”

第一財經日報 章軻 2015-04-29 06:00:00

近些年來，我國水環境質量有所改善，表現在七大水系I~Ⅲ類水質比例上升，地表水劣V類水質比例在下降，但是我國水環境質量總體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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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副部長為何提出反思赤字率、債務率紅線

財政部副部長為何提出反思赤字率、債務率紅線

一財網 陳益刊 2015-11-06 15:12:00

2015年全國財政赤字16200億元，比2014年增加2700億元，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規模都有所增加。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2.3%，比2014年提高0.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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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土地限價令後首拍：“限價”地塊價格超紅線全部流拍

5月23日，蘇州舉行了“限價令”後的首次土拍，而進行土地拍賣的四塊土地卻出現了不同的場景。

上午首宗進入拍賣的蘇地2016-WG-23號地塊最終以51431萬元底價成交，競得人為深圳新威輝達投資有限公司(金地商置)，樓面價為11250元/平方米。

同樣，蘇州出讓2016-WG-40號地塊也以底價成交，競得者為蘇州樂園發展有限公司。該地塊位於高新區滸關開發區東陽山路綠化地西、山神灣路北，用途為文體娛樂用地，土地面積52908.7平方米，成交價為5952萬元，樓面價3750元/平方米。

上述兩塊土地均沒有價格限制，而有價格限制的土地拍賣過程則出現了“瘋狂”。

今年5月18日，蘇州市國土資源局網站指出，其於2016年4月20日發布了蘇地網掛〔2016〕3號蘇州市區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網上掛牌出讓公告。經市政府批準，以下地塊設定最高報價，對報價超過最高報價的，終止土地出讓，競價結果無效。其中，2016-WG-39號地塊最高限價10.01億，2016-WG-41號地塊最高限價27.12億。

這兩土地在23日的拍地中全部超過紅線而流拍。

其中，2016-WG-39號地塊位於高新區滸墅關鎮桑園路東、規劃區間路南，用途為城鎮住宅用地，土地面積44700.5平方米，起拍樓面價6656元/平方米，該地塊最高限價單價13997元/平方米。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包括新城、招商、旭輝、弘陽、天地源、華宇、南山、藍光、正榮、陽光城等房企參與競拍該地塊。經過113輪競拍，該地塊最高總價報價已達到10.06億元，最終樓面價14066.68元/平米，溢價率111.33%。由於競價過於激烈，該地塊出讓最終以流拍告終。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41號土地，41號土地兩分鐘不到就出現了93輪競價，最後以111輪競價總價27.27億而超過紅線導致流拍。

顯然，蘇州的限價並未限制住開發商的拿地熱情。

事實上，蘇州在近期已經召開了土地儲備和招標拍賣領導小組會議，對蘇州市區2016年土地收購儲備和商品住宅開發用地計劃作了專題研究。會議確定蘇州市區2016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計劃為380公頃(合5700畝)，較2015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310公頃增加22.6%。會議還確定，下半年市政府將對蘇州房地產市場供需狀況再作專題研究，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而在此前，蘇州也傳言要進行限購，雖然政策已經開始收緊，但是市場依舊表現非常火爆。

“此前蘇州一直有限購的傳聞，如今還沒有正式執行，前期蘇州土地市場就過熱，兩天成交金額超過250億元，在對一線限購的背景下，房企轉戰二手成為常態，所以對土地市場采取熔斷的機制也是可以預料之中，對地價熔斷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種態度，高地價不可取，這對於當前的土地市場而言也是最直接有效的調控手法。”上海中原市場研究中心資深研究經理龔敏告訴記者。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從目前的市場看，高價拿地是不太可能改變的現實，但是考慮到未來地產的周期下行，未來這些拿到地王的開發商如何應對才是關鍵，而這個也增加了開發商的風險。

事實上，不只是蘇州，在近期的其他城市房企依舊保持高價拿地的態度。

5月20日，融信中國在便以23.61億元總價、31404元/平方米樓面價閃電拿下杭州慶隆單元R21-04地塊(熱電廠地塊)，溢價率89.56%，成為拱墅區新晉單價地王。

同一日，陽光城以6.39億元競得東莞2016WG014號地塊，拿地單價7788.62元/平方米，刷新了南城區地王紀錄。泰禾集團則在深圳最終經過一個多小時競拍以總價57.2億元獲取深圳坪山新區地塊，折合樓面價1.56萬元/平方米，溢價率74.23%。

“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穩定未來市場供應的預期的效果並不理想，房企進入城市高價拿地主要看中的是城市的發展潛力和需求，由於大家對一線城市普遍預期看好之下，在受限的影響下，二線成為眾多房企追捧的對象很難改變了，所以短期只有依靠行政手段或許可以降降溫，至少在土地層面可以暫時急剎車。”龔敏分析。

廣東今年將劃定發布海洋生態紅線

今天(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同日發布的《2015年廣東省海洋環境狀況公報》和《2015年廣東省海洋災害公報》顯示，廣東近岸海域海水質量基本保持穩定。

公報顯示，2015年廣東省海洋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年均值約為63.5%，近岸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面積比例年平均值達到88%，水質劣於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比例年平均值為3.97%。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環境監測中心主任陸超華表示，2014年，廣東省近岸海域約89.4%的海域符合第一、二類，約3.2%劣於第四類，海洋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年均值為68.6%，可見2015年與2014年相比，近岸海域海水質量基本保持穩定。

陸超華還提供了一組數據，“十一五”期間廣東省近岸海域達到《海水水質標準》第一類、第二類的海域面積為81.5%，劣四類的海域面積為8.0%，到了“十二五”符合第一、二類的近岸海域面積增加到86.0%，劣四類的海域面積縮小為5.9%，“說明水質是變好的，劣四類海域主要集中在珠江口海域”。

在主要入海汙染源方面，2015年，廣東全省實施監測的74個各類代表性入海排汙口中，有28個入海排汙口超標排放，超標率(超標排放的入海排汙口數量占實施監測的入海排汙口數量的比例)約37.84%，較2014年減少7.28%，主要超標因子為化學需氧量、氨氮和總磷。

值得註意的是，實時監測的39個市政汙水入海排汙口中，有20個排汙口排放的汙水超標，超標率為51.28%，這一數字遠遠高於排汙河以及工業廢水，且超標排放的市政汙水口主要集中在粵西地區。

陸超華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這是由於相對於珠三角的地市，粵西等欠發達地區的財政實力有限，即使汙水處理廠建起來了，配套的管網設施卻建設滯後，導致超標排放。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副局長何少青透露，今年將重點推動大亞灣汙染物排海總量控制試點。此外，今年還要劃定並發布廣東省海洋生態紅線，制定紅線監管措施，將重要的海洋生態功能區、敏感區、脆弱區劃為海洋生態紅線區域。

目前，環渤海三省一市(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山東省)已按照國家要求建立了渤海海洋生態紅線制度。國家海洋局此前也提出，要在全國全面建立實施海洋生態紅線制度，開展海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試點，建立健全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繼續推進入海汙染物總量控制制度試點。

另據公報，2015年，廣東省海洋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28.77億元，死亡(含失蹤)人數6人，相比前兩年總體災情偏輕，但海洋災害直接經濟損失仍居全國第二位。

海洋災害以風暴潮、海浪災害為主，赤潮、海岸侵蝕、海水入侵與土壤鹽漬化、鹹潮入侵等災害也均有不同程度發生。

此外，2015年廣東沿海海平面較2014年下降30毫米，比常年(1975-1993年的平均海平面)高75毫米。海平面上升等因素也加劇了廣東沿岸臺風風暴潮、海岸侵蝕和鹹潮入侵的影響程度。

【銀行半年考（二）】資本充足率逼近紅線？靠同業“尋租”與“區域套利”躲開監管

在7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銀行半年考”系列(一)報道中，A銀行遇到了存款數據需要“調劑”的問題，而B銀行的不良率過高，需要將不良資產“假出表”。

雖然監管在近兩年來先後下發“127號文”（《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56號文”（《關於規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業務的通知》）、“82號文”（《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等，約束了一些銀行原本處於灰色地帶的各種騰挪動作，但個別銀行也見招拆招，想出了“升級”的對策來躲避“升級”的監管。A、B兩家銀行調存款和調不良率的做法，正是某種“升級戰”。

除了這兩項敏感指標外，面對半年考，某城商行要解決的問題是該行資本充足率逼近監管紅線，他們曾經的“消額度”騰挪術是借由一個自己安排的外部主體，由此主體受讓信貸資產收益權，並利用外部通道不透明、監管難以追蹤等特性，不再對轉讓出去的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金。然而眼下，監管一紙“82號文”堵住了這一騰挪空間。

上述城商行的王某說，他們開始尋求資本充足情況尚佳的同業進行合作，相當於讓同業拿出風險計提空間進行某種“尋租”；甚至，如果合作銀行在不同的監管區域，他們還可以進行“區域套利”，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約束。

資本金不足是銀行業內不少機構存在的問題，一些銀行增資擴股、謀求上市正是為了“補血”。但如果資本補充暫時無望，則在做報表的應急關口，粉飾的辦法就是動分母：“消額度”騰挪術，亦即“假出表”掉一點風險資產。

被監管堵上的老路

王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監管收緊之前，資產“假出表”有兩個相對簡單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典型的“影子銀行”套路，即銀行安排某外部主體暫時接盤，銀行進行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通過一定形式的擔保和兜底，基礎資金和風險其實暗中仍由銀行背負。“這實際是一種監管套利，我們可以節約資本金，還可以藏不良。”王某說。

但監管在今年4月的一紙“82號文”堵上了這個空子。根據“82號文”第二部分第一條：“出讓方銀行應當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在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後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根據第二部分第二條：“出讓方銀行應當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對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進行會計核算和賬務處理。”可見，監管火眼金睛之下，借此招數節約資本金怕是行不通了。

招商證券大金融研究團隊分析稱，銀行信貸收益權轉讓可以做，但必須在監管眼皮底下做，同時不允許監管套利。

曾經管用的第二個辦法，是借用同業買入返售操作，同時再引入一個“過橋銀行”，把信貸資產倒騰轉變成同業資產。此前有存貸比考核時，這種做法還一度可以繞過75%的監管限定。

這樣為了粉飾報表而設計的同業業務，如果追究起底層資產的基礎性質的話，其實就是一筆信貸，但會計上卻可以被銀行計入同業投資，在監管收嚴前，同業業務占用了較少的風險資本，3個月內20%、3個月以上25%，而非表內信貸的100%。

但這個空子也被監管的一系列政策給堵上了。前有一行三會和外管局聯合發布的、被業內尊稱為“同業新規”的“127號文”，明文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這等於切斷了交易結構中的重要環節，使當通道的“接盤俠”機構風險難以控制)，以及“金融機構同業投資應嚴格風險審查和資金投向合規性審查，按照‘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根據所投資基礎資產的性質，準確計量風險並計提相應資本與撥備”；後有去年年中，銀監會加急下發關於《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實施情況調查評估的通知，再度要求按“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檢查非信貸資產和表外業務資本計提的準確性。

同業“尋租”與“地域套利”

政策升級後，銀行的對策也在升級。

王某所在的這家城商行（下稱“銀行甲”）今年做半年報時用了一個“初級辦法”，即尋求一家同業合作，基礎交易結構是：

第一步，銀行甲將實際需要發放給企業的貸款資金轉而先存入合作的同業機構銀行乙，乙開具同業存單給甲，對於同業存款，即便在監管收嚴後，甲的風險資本計提仍然僅為20%；

第二步，銀行乙獲得資金後，轉手再投給受安排而入局的通道方丙(比如券商資管)，並受讓丙的資產收益權；

第三步，通道丙再將資金投給表面上的資產管理人丁，丁可以是某信托機構，而丁的實質也是一個由銀行組局進入的通道，資產真正的管理人和風險兜底人是銀行甲；

第四步，信托丁獲得資金後，發放貸款給本來該在銀行甲進行貸款的企業戊，甲由此也沒有對戊的表內貸款了，即資金兜兜轉轉，一筆銀行甲的貸款變成了借道資管通道的信托貸款；

第五步，實際需要兜底風險的是銀行甲，但名義上承擔了資管風險的是銀行乙，由此甲可給乙簽訂某種“抽屜協議”兜底函，銀行乙實際不承擔風險。

不過，王某也承認，這種“初級辦法”有兩個後患：其一是，這種設計仍未繞過“127號文”對隱性信用擔保的限制，只能靠交易鏈條長、擔保隱蔽來“晃點”監管，使其不易追蹤；其二是，合作方銀行甲受讓資產收益權即意味著名義上要承擔風險，因此在監管趨嚴的情況下，銀行甲可能要承擔100%風險計提。

對於第二點，乙某說，行業里也出現過計提空間“尋租”的情況，即在合作方銀行資產規模擴張緩慢、資本金較為充足的情況下，有風險計提空間替人出表風險資產，以此來獲取作為通道的“中收”利潤。

故事到這里還沒完，上述只是一個已被銀行甲拋棄的“初級辦法”。

銀行甲今年的“高級版”已經對上述方案打了一個“補丁”，即有意找了一家外省的合作方銀行乙。王某自稱這種做法是對監管的“地域套利”——因為不同省市的銀監局之間很少為了銀行調報表這樣的“小事”互通協調監管。

正是因此，銀行乙可向其所在地監管出示銀行甲開具的風險擔保函，證明其在此單資管業務中實則不承擔風險，因此免於風險計提；而銀行乙所在地監管即便有可能發現銀行甲的風險資產出表貓膩，但對甲並無屬地監管權限，一般情況下，似乎也不會那麽費力地協同甲所在地監管來對此進行追蹤。

“存單質押”不算“信用擔保”

有意思的是，在本報記者多方采訪中，另一家銀行的總行相關業務管理部門人士在了解了王某所說的做法後，提供了一個同時可繞“127號文”和“82號文”的“升級辦法”——對調銀行甲乙在交易結構中的位置，使乙成為出資方，甲即在名義和實際上都成了風險兜底方，乙銀行獲得同業存單後進行質押並通過抽屜協議解除。

第一步，銀行乙給甲同業存款，並獲得同業存單。甲銀行可另行安排，在其他交易中先行安排資金給銀行乙。

第二、三、四步同上，銀行甲組局券商的定向資管計劃和信托入場並放款給企業。

第五步，也是最巧妙的一步，銀行乙將甲銀行開具的同業存單質押給信托丁，再反手簽訂“抽屜協議”解除存單質押。這樣做的好處是，使銀行甲的投資有足額的同業存單質押，在名義上不承擔風險，因此逃避了100%的風險計提；而銀行乙做的存單質押“抽屜協議”立刻解除，因此不承擔信用風險，只承擔利率風險，也只需為同業投資做20%的風險計提。

這樣的做法“升級”之處是，交易結構中所提供的擔保方式系物權法項下的質押擔保，因而不是“信用擔保”，規避了“127號文”中對“信用擔保”的限制。

工行易會滿: 撥備覆蓋率、撥貸比低於“紅線”得到監管部門理解

工商銀行半年報公布的數據顯示，工行上半年撥備覆蓋率降至143.02%，工行撥貸比為2.21%，同比上年末下降了0.14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43.02%與撥貸比2.21%已經低於銀監會貸款損失管理辦法的撥備覆蓋率150%,撥貸比2.5%的監管紅線。

董事長易會滿在業績發布會上對於撥備覆蓋率、撥貸比低於銀監會監管紅線做出正面回應：“工商銀行這種處理方式，也得到監管部門理解。”

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正式引入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指標。貸款撥備率基本標準為2.5%，撥備覆蓋率標準為150%，這兩項中的較高者為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標準。管理辦法要求重要性銀行於2013年底達標，對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放寬期限至2018年底達標。

易會滿對於工行低於監管標準還提出兩點理由。第一，工商銀行撥備提取一直堅持穩健、審慎原則，動態真實提取撥備。工商銀行整個撥備提取符合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得到了審計師的認可。第二，在當前經濟放緩，結構調整陣痛期大環境下，銀行通過適度釋放撥備資源，加大處置不良貸款是穩健經營的正常舉措，踐行了撥備覆蓋率‘以分補欠’的逆周期管理的原則。

易會滿還透露，六月底工行撥備覆蓋率是143%，比上個季度的情況增加了1點多百分點。

但值得註意的是，工商銀行以低於現行監管要求標準計提撥備是在其資產質量出現好轉的時候。上半年，工商銀行不良率為1.55%，比上年末上升了0.5個百分點。上半年不良率與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0.11個百分點。、

易會滿介紹，工商銀行第二季度的不良貸款額、不良率雙下降，是工行13個季度以來貸款質量首度出現好轉，但他不認為這是銀行資產質量好轉的拐點。

他指出，管理層不認為這是拐點，而是加強信貸管理，加大不良處置成果的反應。這兩年工行對信貸管理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上半年加大了處置，不良貸款絕對額在下降。

易會滿並稱，工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下個月將推出首筆證券化產品，總額低於10億。

面對全球經濟金融形勢不確定，易會滿表示，外部環境沒有好轉跡象，國內經濟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不良貸款何時見頂需要進一步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