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中心城市,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經濟發展也比較快。不過在不同的地方,省會城市在全省的占比有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大體上,中西部的省城強勢度特別高,而東部不少省城的占比較低。
10省的省會經濟占比超30%
如果一個省會經濟占所在省份的三成以上,那麽可以視作省會的強勢度較高。《第一財經日報》通過對27個省份(不含直轄市)的省會2015年GDP占比統計發現,有10個省份的省會占比超過了30%。
表1:27個省會城市2015年GDP及占全省的比重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
這些省份主要位於中西部,一部分是經濟總量較小、人口較少的省份,如寧夏、青海、西藏,地廣人稀,總人口均在千萬以下,人口和經濟都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東部的海南,作為1988年才成立的省份,總人口也才910萬,僅有4個地級市,所以省會占比也比較大。
另一部分則是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如武漢、成都和西安,這幾個城市均為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聚集了整個大區最好的教育、醫療等資源,比如華中開頭的大學基本集中在武漢、西南開頭的大學有相當大一部分在成都,西北開頭的大學大多數在西安。這些城市具有對周圍地區強大的輻射力和吸附能力,在所在省份的強勢度相當之高。
東北的吉林、黑龍江的省會長春和哈爾濱的城市經濟規模也比較大,作為副省級城市,這兩個省會的占比均達到了38%。
一些中西部省會占比盡管沒有超過30%,但也都超過了25%,比如長沙達到了29.3%,昆明為28.94%,烏魯木齊為28.74%,貴陽也達到了27.53%。
貴州省社科院教授胡曉登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省內單極核心城市,各種公共資源包括交通、醫療、教育等資源都集中在省會城市。
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以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中西部省會城市往往成為大型企業布局的首選,比如富士康就先後布局武漢、貴陽、鄭州等城市。畢竟對大企業來說,便捷的交通是企業布局的重要因素。在中西部,只有省會城市才有大中型的機場、豐富的航線,在近十年來的高鐵大發展中,省會城市也往往是區域的樞紐。
以鄭州為例,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說,鄭州圍繞空港經濟區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用飛機運輸很有優勢。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是空港經濟區建設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大型企業是如此,對優秀人才來說也一樣。沿海北上深這幾個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太大,但要回到家鄉的話,又不可能去三四線城市,因此省會城市就成為首選。在信托行業工作、來自湖北鄂州的李小姐在武漢讀完大學後曾到上海工作幾年,前幾年回到了武漢,“基本上我們這行業也只有武漢才有較多機會。”
另一方面,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中西部省會城市對周圍中小城市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省會城市逐漸成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以武漢為例,目前武漢的到周圍的鹹寧、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加上武漢市內逐漸便利的地鐵線與動車站相連,武漢與周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的不少省會近年來的占比不斷提高。例如,相比2010年,武漢占比從34.9%提高到36.9%,成都從32.85%提高到35.88%;貴陽從24.42%提高到27.53%,合肥從22.04%提高到25.72%,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
當然也有少部分省會過去5年的占比不升反降,這些省會有西安、昆明、濟南等。
表2:過去5年27個省會城市經濟占比變化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東部:省會首位度普遍較低
相比中西部,東部的省會城市普遍的占比普遍不高,占比普遍低於25%。
這其中,廣州算是占比最高的沿海省會,達到了24.86%。廣州之所以相對較高,與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緊密相關。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是沿海發達省份中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大一線城市GDP之和就達到了3.5萬億。而粵東、粵北地區的大部分地市人均GDP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廣州在全省的占比也相對其他沿海省會高。
不過在廣東省內,廣州的“強勢度”並不高。同省的深圳作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近幾年的發展勢頭蓋過了省城。由於高新技術產業、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帶動,近幾年深圳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現如今無論是金融還是IT、房地產業,北上深的格局已經形成,深圳儼然成為華南的金融、高新技術產業中心。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名義增速大漲11.2%,總量進一步逼近了廣州,僅比廣州少269億元。
實際上,有計劃單列市在的省份,省會的強勢度都比較低。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五個計劃單列市都是我國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加上計劃單列、副省級城市的行政地位,這些城市在聚集各種資源方面的能力不弱於省會,甚至強於省會,所以這些城市的發展勢頭也往往蓋過了省會。
例如在遼寧,沈陽的GDP低於大連,在山東,濟南的GDP距離青島還有較遠的距離。在福建,省會福州雖然比計劃單列市廈門來得高,但城市影響力方面卻明顯遜於後者,GDP總量方面也不如閩南的泉州,位居福建第二。
江蘇盡管沒有計劃單列市,但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來,省城南京“奮發圖強”,終於趕超無錫,上升至第二。不過,南京的占比仍然只有13.86%。
與江蘇相鄰的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要擺脫“魯小三”的位置則還有較長的路要走。2015年,濟南GDP僅占山東的9.68%,是全國唯一一個占比低於10%的省會。在山東省內,濟南GDP比青島少3200億,比第二的煙臺少了300多億。並且相比五年前,濟南占全省的比重不僅沒有提升,而且還略有下降。
當然,並不是所有占比低的省會都在沿海,呼和浩特、太原、南寧、鄭州這幾個中西部省會的占比同樣不高。尤其是呼和浩特,目前該市的經濟總量在內蒙古僅位列第三,與排名前兩名的鄂爾多斯和包頭均有一定距離。
從各省會在所在省份的位次來看,有21個省會位居第一,4個省會位居第二,分別是沈陽、石家莊、福州和南京,2個省會位居第三,為濟南和呼和浩特。
如果要衡量一個省會在所在省會的“首位度”,可以通過計算“省會城市”/“非省會城市中GDP最大的城市”來觀察。通過對27個省會城市的這一比值統計,我們可以發現,成都、蘭州、武漢、昆明、銀川的首位度最高,比值均超過了3。
這其中,作為中西部的經濟大省省會,成都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的6.35倍,堪稱是中國最強勢的省會城市。與成都同為大區中心的武漢,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22倍。
相比之下,東部兩個經濟大省江蘇和山東的省會——南京、濟南的首位度最低,南京只有蘇州的67%,濟南只有青島的66%。
表3: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比較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GDP單位為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