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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den否認其為中國間諜 中國發聲要美國做出解釋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5804

Snowden逃往香港之後,香港美國領事館前出現了抗議示威活動。

Snowden事件已經引發多國政府要求美方做出解釋,但中國政府始終沉默,直到美國前副總統切尼發出如下挑戰:6月16日,切尼稱Snowden是「叛徒」,表示擔憂其是中國安插在美國的間諜。

由於切尼身份顯赫,此語一出,沉默多日的中國官方終於發聲。6月1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稱「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華春瑩還說:

美方應重視國際社會和各國民眾對此問題的關切和要求,給國際社會一個必要的解釋。

17日當天,Snowden通過互聯網回答世界網友提問時稱「沒有與中國政府聯繫過」。

Snowden回答提問時解釋了其直飛香港的原因:

國家安全局的員工赴外國旅行須提前30天申報,並且會被監控……考慮到風險,我沒有提前申報……去香港更加便利。如果我在美國公開這些機密,等於直接把自己送進監獄,這就太過愚蠢了。

如果我真的是中國間諜,我為什麼不直接飛北京?我沒有和中國政府聯繫過,我只和記者接觸過。

Snowden逃到香港之後,香港美國領事館前發生了遊行示威活動。抗議者舉著美國總統奧巴馬當年競選總統的著名「CHANGE」海報,將口號改成了「向壓迫者說不」。

Edward Snowden是前CIA僱員,他向媒體洩密了美國國家安全局高端機密PRISM項目。PRISM項目通過各大互聯網公司監控美國和外國人的隱私,以獲取情報。事件詳細經過可點擊這裡。

現在,時值G8會議召開,美國總統奧巴馬將面臨多國領導人就Snowden事件的質詢。

目前,俄羅斯已經明確表態願意給Snowden提供政治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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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導自演電影《鬼夜》為香港社會底層發聲 任達華:窮不可悲 可悲的是懶惰!


2013-09-09  TWM
 
 

 

一部三段式鬼片,在香港首輪戲院上映近六十日,締造出新台幣三千二百萬元的票房。

促成這部電影的,正是身兼導演與演員的影星任達華。

縱橫影壇三十八年,他首次走到攝影機後,把對社會的大愛用力說出來。

撰文 鄭淳予

「人最怕窮,窮比見鬼更淒涼!」穿著一件破爛汗衫的任達華,三更半夜睡不著覺,坐起身,環視「板間房(香港常見的低下階層居所,僅比一張單人床大一點)」內的破銅爛鐵,突然憤恨低罵一聲。

演而優則導的任達華,在首部電影導演作品《鬼夜》中,自己擔任男主角,為廣大香港市民吶喊出這樣的心聲。事實上,這也是他幾十年歲月以來,一直在品嘗的一句話。

八月二十七日,任達華隨片商到台北西門町宣傳新戲,只見拿著手機狂拍的圍觀群眾不分男女老少,其中還不乏日、韓觀光客認出他,熱情呼喊:「Simon Yam」,任達華又是握手、又是合照,還主動問候每一位小攤商、街頭藝人,短短兩百公尺的路,他走了十五分鐘。

任達華不疾不徐道出拍片初衷:「香港人有個話題一直不會退流行,就是買不起房子,現在,連麵包都要吃不起了!」他解釋:「以前,每條街都有一家麵包店,但店鋪租金愈來愈貴,四塊半(港幣)的菠蘿麵包在三個月內漲到六塊半,但麵包店還是一一收起來,現在要走六條街才找得到一家。」「麵包漲價、麵包店消失,就是香港生活壓力的縮影,但說穿了,各地都如此。」在新片《鬼夜》裡,他演出一名不斷失業的貧工,住在一間只比單人床大一點的小房間裡,生活壓力大到讓他每晚無法安睡,一連串靈異怪象頻頻發生。

「我是一個很喜歡觀察世界的人,我對平民和富人都很了解。」任達華安排演員林雪在戲裡扮演一邊嘔吐,還繼續狼吞虎嚥的貪吃鬼,他毫不客氣地告訴記者:「很多地產商不就是這樣的吃相嗎?」除此之外,在「任導演」的鏡頭下,還訴說了為工作忙到沒時間相處的夫妻,最後就在各自的忙碌中天人永隔;街上的孤魂野鬼,也和人一樣,汲汲營營要尋找自己的歸宿。

表面上看去,任達華是拍了一部道地的香港鬼片,實際上,全片都是人情味。而滿滿的人情味,來自於任達華真的看透了世間人情。

窮人家出身

和整個香港一起力爭上游

任達華十四歲那年,擔任水警高級警目的父親任錦球因公殉職,家庭頓失經濟支柱,只能仰賴母親四處替人幫傭,並且接做家庭手工。他回憶,自己在童年時就已學會獨立,自己煮飯、縫衣,甚至一個瘦小的身影就這麼走進嘈雜髒亂、龍蛇混雜的傳統市場裡 ── 他得自己買菜。

許多香港演藝界人士是這麼看任達華的:明明接的戲比誰都多,工作比誰都積極、比誰都辛苦,但他好像還是活得很快樂。這種「積極但又隨遇而安」的超能力,多多少少,就是源於他在成長過程中的訓練。

「有幾年,我們家住在西貢大埔仔的小村屋裡,那是最窮的時候。如果天氣好,又有難得的空閒,我會穿上泳褲,往身上抹些防曬油,跑到樓下停車場曬曬太陽,然後,假裝自己正在國外哪個有名的海灘享受日光浴。」認清自己的困境,面對它,然後學著怡然自得。

「窮也要窮得開心!」任達華說,這是他自小就刻在骨子裡的人生態度。就如同他鏡頭下的孤魂野鬼,即使落魄到做不成人只能當鬼,也能乘上旋轉木馬自得其樂。而回憶自己整個童年生活,任達華曾經給過這樣一句簡單的評論:「是很窮,但我的童年太美好了!」靠著獎學金,任達華讀到預科(香港舊制,五年中學教育後,成績良好的可升讀為期二年的預科,預科學業完成後才能考大學),之後沒有繼續就讀大學,而是選擇早一步出社會,以模特兒身分拍了幾支廣告、加入香港無線電視台藝員訓練班,畢業後就從電視劇的小配角演起。

對他來說,進入演藝圈後,至少有二十年的時間,他就隨著香港經濟的起飛在打拚。「八○年代,電視行業不容許你生病,病了也要拍!我最記得有一年,我總共做了三百七十幾場秀(通告),也就是說,每一天你都會見到我出現在電視機裡。」任達華這麼說。而他也曾對外表示:「從影至今,我從沒有一次在拍片現場遲到或因病缺席。」

迷亂發達路

低潮的人要靠自己堅強起來九○年代,他走進電影圈,在大銀幕上的任達華,時而是痴狂舞男,時而是變態殺手。有時,他在年初詮釋黑社會角頭,年底又化身為「阿Sir」。戲路廣,片量自然也高,最高紀錄一年有十六部電影看得到他,外加一部電視劇。

當時香港電影稱霸亞洲,高速生產的盡頭,卻是走向粗製濫造,兩岸三地以至於整個東南亞地區的觀眾,就在不少讓人哭笑不得的爛片中,認識了「接片天王」任達華。

爛片演多了,原以為任達華「就是這麼一個咖」,直到二○○四年,他才終於以《PTU》片中的警長一角,獲得香港金紫荊獎最佳男主角;比他晚六年進入「藝員訓練班」的劉德華,早他四年就得到這個獎項。但在後來的六年內,任達華又在香港拿下兩次影帝獎;自此,再沒有人會把他和「爛片」聯想在一起。

其中,在一○年香港第二十九屆電影金像獎,以︽歲月神偷︾獲得最佳男主角的任達華,在頒獎台上這麼說:「這個獎,我要和所有不如意的人一起分享。」這時大家才發現,這個咖,不但演技一流,同時也有他的生命高度,看盡底層社會與上流生活之後,任達華其實有著最真切的社會關懷。

所以,這幾年的任達華,好像又變得不一樣了。雖然中國電影市場崛起,但任達華卻更愛留在香港拍戲,急切地想要和香港人說些什麼。在《鬼夜》中,集結其他「愛港導演」,為香港留下具有「香港情懷」的電影;而他也不只一次地在各種專訪中感嘆:「現在的社會,充滿太多壟斷的企業,現在的老闆,愈來愈貪婪。」面對眼睜睜看到的貧富差距擴大問題,他這樣想:「能幫忙就幫忙,但說實在也是沒辦法的,太多因素了。我發現只能靠每一個人,都樂觀一點點,去面對生活壓力。」他繼續說道:「這個社會,應該多一點家庭生活,星期天應該是要出去玩的啊!但是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就是老闆要捨得多分一點工資。」任達華說得口沫橫飛,像是要挑起無產階級革命;事實上,他早已在做模範老闆該做的事,《鬼夜》一片由他和安樂影業共同投資,他自願不領片酬,把資源分給工作人員,甚至自掏腰包兩萬港幣,作為拍片期間的茶水點心費。「我能照顧你,你就能照顧你的家庭,你的家庭又能照顧另一個家庭,這才是好的循環。」任達華說。

重生活態度

寧可奔波也要和女兒相聚

讓任達華鍾情留在香港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今年九歲的寶貝女兒。他突然說道:「我是個(對自己)很狠的男人。」為了拍戲,他和女兒總是聚少離多,但他每天都要和女兒通上至少半小時的視訊電話,若是在外地拍戲,他也寧可自己奔波一點,一星期至少飛回家陪女兒吃一頓晚餐、度過一個晚上。

「我到現在都不允許女兒到片場看我拍戲,她會以為,爸爸受到那麼多人服務是很正常的。」自己兒時的生活態度,任達華要完整傳承給女兒,在家裡,凡事都自己來,要喝水就自己倒、衣服也是自己洗,就是要讓女兒學習自己在童年就養成的好習慣。

「人最怕窮,窮比見鬼更淒涼!」這是任達華為香港底層民眾的發聲;但若是問任達華自己的生命態度,他是這麼說的:「窮不可悲,可悲的是懶惰。」年近耳順,任達華走過人生的榮辱,也見證家鄉的盛衰,在他身上有許多數十年不變的「好東西」——每天運動保持身材、每天看三份報章保持對社會的關懷、每回見到台灣的記者,總不忘提醒:「多吃水果、多喝白開水!」還有,無論在銀幕上戴過幾張面具,他始終真誠豁達的笑容。

任達華

出生:1955年

現職:演員、導演

經歷:香港無線電視台藝員訓練班、簽約演員成績:2004年香港金紫荊獎影帝(《PTU》)2006年香港金像獎影帝(《黑社會》)2010年香港金像獎影帝(《歲月神偷》)家庭:已婚,與模特兒妻琦琦育有一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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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發聲 左丁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5%B7%A6%E4%B8%81%E5%B1%B1/art/20131202/18532260
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左丁山走入中大校園,參加中大展覽廳嘅開幕儀式及入內參觀半世紀以來嘅展品。在此場合,當然唔可能聽電話,點知三時過後,不斷收到WhatsApp,話商界巨人李嘉誠發聲,好有新聞價值喎。卒之五點鐘出到火車站,記者G來電話已買到一份「南方都市報」,係「便利店內最後一份」。呢份平時冇乜人理嘅報紙,在便利店放在一堆其他報紙中,並不顯眼,俾錢時,收銀員問記者G:「點解今日咁多人買呢份報紙?」記者G話:「有李首富大頭相在頭版吖嘛!」
記者G唔話得,又上網,又scan,將南方都市報及南方週末報訪問李嘉誠全文電郵傳送過嚟,李先生點解突然間願意接受內地報紙訪問呢,一時之間,猜測唔到,左丁山素來認為名人談話不須過份追問動機,最緊要係追查其談話內容是否有內涵,是否合邏輯,是否有道理。
以本身係市場派嚟睇,左丁山最欣賞首富下列一段談話:「自由開放的市場,重視『原則』和『法治』,兩者皆來之不易,但如果管治失當,也可以一夜之間蕩然無存。
至於福利化社會是否適用香港?關鍵是,我們要有選擇,要大家扶貧,也要自願,只能使用引導的方法;我相信,香港人一向熱心於慈善,樂意助人,對我來說,幫助低收入人士是義不容辭的事;但如果政府政策錯誤,不能解決社會缺乏上進機會的問題,只向有能力的人開刀,這是錯誤的,因為香港人都想創富,政府的角色,應該要令人人有創富的機會,而不是等待『打救』。」
「健康社會中政府與企業的關係是息息相關的。關鍵是政府的權力要在法治的基礎上公平公正地落實執行政策,香港不能『人治』,永遠不能選擇性行使權力。
我與香港或各國政府的關係都是建基於此的,不會因個別領導人或官員的變動而受影響,最重要是政策要令商界有信心。」
香港不少商人只識做生意賺錢,但對市場、自由、法治、干預各理念之相互影響,完全不懂,李嘉誠之言,可以做商人教材。至於本港政界中人有無敏感人士對號入座,則非吾所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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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領十八趴 為世代不公平發聲李遠哲:我的心還流著打造美好社會的熱血

2014-01-06  TWM
撰文‧郭淑媛、鄭閔聲

不合時宜的軍公教退撫制度,造成國家財政沉重負擔,已經到了台灣社會不得不嚴肅面對的時候,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日前公開表示,自己拒領退休公教人員一八%優存利率,希望國人正視世代落差現象。

儘管退休多年,李遠哲接受《今周刊》專訪,暢談他對世代正義、教育改革、環境永續的見解,讓人看不出一絲老態。「我的心裡還流著年輕時那股打造美好社會的熱血,只要看見不公平的事,我還是會一直講下去。」七十七歲的李遠哲這麼說。

談十八趴

五、六十歲就拿一大堆錢不做事,社會會更不公平。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問):你放棄「十八趴」的考量是什麼?當消息披露後,是否發揮拋磚引玉效果?

李遠哲答(以下簡稱答):我二○○六年從中研院退休,那時共有十二年的政務官資歷,領了一張一百多萬元的支票,有人叫我到台灣銀行把這筆錢存起來,每年可領十八趴的利息。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公平,所以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錢存進去,從來沒有領過十八趴。

報紙報導以後,有兩位中研院副院長級的同事覺得我說得很好,其中一位服務了四十多年,跑來告訴我,「你講得非常好,我要跟進,不要十八趴。」說到一半,另一位同事也跑進來,說他也要放棄。這兩位都是年資累積了很久、能領很多利息的人,我覺得這是很正面的。

當然也有人罵我,說我不了解公務人員的退撫制度,但現在領錢或以後還會繼續領的人很多,對照年輕人提撥退休金以後卻很可能領不到錢,這是很不公平的。

問:你多次提到世代不公平,除了十八趴之外,台灣社會還有什麼不公平的事?

答:台灣有很多不公平的事,像有錢人不納稅,都是薪水階級的人在納稅,但這些階級和世代的問題,常會被簡化成藍綠的問題;討論核四問題馬上就被歸類為藍綠鬥爭,這是不對的。

我每星期有兩天會到台大做研究,研究助理都住在很遠的地方,因為他們住不起台北市的房子。如果我們不改變,五十五、六十歲就拿了一大堆錢不做事,讓年輕人奉養,這樣他們會很辛苦,社會也會更不公平。

有人說,人口老化問題怎麼辦?如果今天七十五歲以上才算老人,我們還有老化的問題嗎?七十五歲以前的人要更努力、要保持健康甚至工作,不要六十歲就退休,拿了很多錢到處去旅遊,老人也要節約,拿少一點的錢。

談教育改革

貧富差距這麼大,只求高薪工作就不能自我實現。

問:你過去推動教育改革,但學生的壓力還是很大,不少人認為教改不成功,原因何在?

答:民主社會裡應該人人生而平等、職業沒有貴賤,在台灣,如果我這麼說,家長一定告訴我:「你在說笑話嗎?」在芬蘭,有錢人累進稅率很高,占政府財政收入比率是台灣的兩、三倍,不管你賺多少錢,都可以享用公共設施、健保、接受教育,父母親可以對兒女說,你可以去學跳舞、當音樂家,做什麼都沒關係。

反觀在台灣,假如有兩個小孩,一位在台積電工作,另一位在幼稚園教書,賺的錢不只差五倍,年輕人當然說要考好學校、進高薪的企業,所以台灣社會的大方向是不公平的。教育為什麼不能改革呢?就是因為貧富差距這麼大,只有走這條路和別人競爭,才能得到高薪。

我一直主張教育要把所有人都培育上來,在多元民主社會,應該各行各業什麼人都有,可是我們做不到,因為這是不公平的社會,大家都在力爭上游,不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我當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主席時就說,教育改革和社會改革是連接在一起的,社會不改,教育是不可能單獨改過來的。

教育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真的沒有錢,除了納稅的多是領薪水的人、財團有很多避稅方法等不公平以外,小孩沒選票、老人有選票,所以政府會把資源用來照顧老人。

問:該如何改變這個不公平的社會?

答:如果相信民主社會,大家就會努力選出真正能為人民服務、想站在大眾立場做事的人,這些被選出來的人就會想改變,這是最重要的一步。如果大家不努力,讓黑金、財團或部分人支持選出不理想的民意代表,這樣的人不會為大家的利益著想,只會為特殊利益著想,修法只會對支持他們的人有利。

民主社會的好處,就是永遠有個可能性,讓覺醒的人民透過投票改變社會,當然既得利益的人會想盡辦法維持他們的利益。我常和很多政治人物說,你不要為了當選,就忽略了社會的不公平,而不敢得罪財團、中國,讓理想性就這樣消失掉。

談公民力量

洪仲丘事件,讓我覺得台灣還有希望。

我完全不同意「學者不應該參加社會上的事」的說法,我們應該要參與、要關心。

清華大學名人堂放了三座塑像,胡適之、楊振寧和我。我在揭牌典禮上說,我在清大當了兩年研究生和一年助理,那時候我們不相信權威,有一顆非常叛逆的心,想打造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看到我的塑像擺在這裡,有非常複雜的情緒,希望大家把它當一位要「超越」的對象,而不是「崇拜」的偶像。

很多人問我,你有諾貝爾獎的光環,回台灣為什麼還要這麼累,被供養著就好了。但這不是我要的,我看到社會的不公平一定要講話。我中學立下兩個志願,一是要成為優秀的科學家,另一就是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打造美好的社會。一直到現在,我的熱血還是有這些因素在裡面,我對改變社會還是很有熱忱。

最近一件事讓我覺得台灣還有希望,就是「洪仲丘(已故陸軍下士)事件」,有二十萬人走上街頭,三天之內就讓軍事審判回歸一般法庭,這證明只要願意採取行動,人民的力量還是很強。

談政治效能

台灣改變最慢的,就是法治和政府的運作。

問:你回到台灣二十年了,根據你的觀察,台灣是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

答:這二十年來,大學研究與科技水準都提升不少,企業裡也能找到更多能幹的人,這些都是進步,台灣改變最慢的,就是法治和政府的運作,政府表現仍不夠理想,如果二十年前政府的問題是,只有一個小圈圈的人提供意見,現在的政府還是沒有進步,沒能好好聽大家的聲音。

台灣社會有很大的潛能,台灣人民進步也很多,以後的改變能更快也說不定。我們慢慢會看到,年輕人對政治人物的厭倦,不管哪一黨,只要是枱面上的政治人物都不能讓人滿意,這是好現象,年輕人不再相信只會講話的人。漸漸地,大家會把題目當公共議題來討論,很多監督政府的組織也發揮了應有的功能,台灣是往公民社會走了一大步。

年輕人以後希望看到的,絕對不是民進黨與國民黨的差別,而是哪些政治人物能堅持理想,這比較重要。以前腐敗的壓迫者和被壓迫的人,色彩很不一樣,後來慢慢看到,被壓迫的人成長以後還是一樣腐化,我們就知道不是顏色的問題。台灣變成政黨政治是大趨勢,但如果政黨不受人民的尊重,就應該要做很大的改變。

問:你的臨門一腳促成政黨輪替,但扁政府爆發的弊案,會不會讓你覺得被辜負,有沒有後悔當年的決定?

答:當然我是很失望的。那時候我相信,在艱困中成長的人會比較有理想性,覺得他(前總統陳水扁)是個很有理想的人,後來卻開始很多不理想的事。有件當初我有點天真的事,是我以為政黨輪替以後,轉型正義就會開始做,選後我也參加跨黨派小組,希望趕快推動兩岸交流,但很遺憾沒有達成目的。

不過,失望並不表示如果時間倒轉,我就不會這麼做,我還是會這樣做。從長期來看,能有政黨輪替,對台灣的民主化有非常正面的意義,就算過程中犧牲了自己,我也不在乎,因為這不是我個人的事。

談世代正義

拚GDP,不如搶救地球糧食危機!

問:你認為世界存在哪些危機?

答:被選為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後,過去五年我常不在台灣,為人類永續發展做很多觀察和討論。

世界在很大的危機中,上個世紀開始到現在一百年,人口增加四倍、消費增加二倍,人類在地球的消耗增加八倍,過去五十年地球超載,我們正在消耗一點五個地球的資源,環境的破壞很快。地球超載的現象之一就是「溫室效應」,因此近年來出現很多超級颱風。

我常對年輕人說,你們沒有將來,因為地球超載。很多人習慣工業革命以後各種蓬勃發展,但這已經夠了。

每個國家都要競爭國際市場、增加GDP(國內生產毛額),但這樣下去,六個地球也不夠。台灣高消費的生活方式,過度開發,問題很嚴重,不能再這樣走下去。

很多人說我們要救地球,其實不是,地球在幾十億年之後還在,但人類可能不在了,所以我們是救人類。我曾在全國能源會議講這些,馬英九總統說你講得很好,但講好有用嗎?要能付諸行動。

除了環境問題,還有糧食和能源危機。聯合國估計,至二○五○年,人口將達到九十七億人,農業生產要增加二倍,但因極端氣候,會使農業產量減少一半,台灣目前農產品自給率只有三二%,很低,日本有近六○%。美國、泰國之前因氣候因素,農產品輸出受影響,再過幾年問題會很嚴重。

台灣浪費很多農地,政府推動休耕、開發成工業和住宅用地,我們對得起年輕人嗎?將來會買不到食物!政府一直認為農業GDP只有二%,不重要,這是不對的。我們也要把放煙火的活動改掉,一個晚上花掉幾億元,這也不對。

問:你對年輕人有何建議?

答:年輕人絕不能相信五十年之後不在地球上的人,要掌握自己的生命。二十年後你們是主角,若迷迷糊糊就來不及了,要覺醒,與大家多討論。

選舉也要選擇年輕人,許多大老級的人出來選,其實已經讓年輕人厭倦,他們不會選上,因為這些人已做過很多重要職位,沒人相信他們能有什麼新把戲。

還有,每個人都有起伏,有理想性的朋友,在你低迷時會拉你一把,這很重要,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就不會寂寞。現在年輕人的優勢是網路連結性很好,連結網路雖有缺失,好好利用是很大的力量。

李遠哲

出生:1936年

現職: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經歷:中央研究院院長、行政院教改會召集人諾貝爾化學獎、美國國家科學獎章學歷: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何謂十八趴?

早年政府以行政命令規定,退休公務員將退休金存入指定台銀帳戶,即可享受年利率18%優惠,俗稱「十八趴」。1995年實施退撫新制後雖取消18%,但在此之前進入公部門者,除領取新制退休年金之外,仍可依舊制年資辦理優惠存款。據銓敘部統計,目前全國約有43萬人領取18%,每年國庫支出逾8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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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後創業者集體發聲:我們將會怎麼顛覆這個世界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720/144269.html

曾經備受爭議的90後一直被各種標籤纏身,然而隨著這部分群體離開大學校園開始融入社會,90後逐漸成為當下的主流人群,這些既有幹勁又有衝勁的90後也開始成為創業生力軍。昨日舉辦的「產品家沙龍90後企業家專場」活動中,五位年輕的90後創業者和大家分享了他們在創業這條路上的心得與體會。

銳波科技創始人兼CEO 孫宇晨:自由、競爭、個性化是90後對安全感的定義

在孫宇晨看來,90後對於安全感的看法與80後大為不同,對於網絡上盛傳的「80後的集體回憶」,他表示無法理解。在他看來,集體回憶意味著控制、壟斷和中心化。而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90後深受互聯網的影響,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什麼集體回憶,競爭、自由以及個性化才是90後所追求的主流,也是他們的安全感來源。

孫宇晨將自己的創夢之路定義為「擁抱風險」,在這個風險大於收益的環境裡,創業者需要考慮清楚如何做出選擇。

對於投資方的選擇,孫宇晨有自己的思考,他希望遇到具有投資經驗和酷愛90後的投資人,「如此才能對我們的想法和性格都很包容,在遇到困難時也能一起度過,並且真正看好這個事業。」

湖南常德米粉伏牛堂創始人 張天一:互聯網思維和我沒什麼關係

有人曾經形容伏牛堂牛肉粉店是借助互聯網思維對傳統餐飲行業的顛覆,對於這種定義,張天一隻想說兩個字:呵呵。他更傾向於將自己定義為在互聯網時代做傳統創業的新人,通過互聯網伏牛堂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湖南米粉食客,吸引來更多人流,此外,張天一還將會通過社交媒體將伏牛堂的「後廚」開放,把菜譜貢獻給更多的牛肉粉愛好者。「儘管如此,但遠遠沒有到思維這個層面」。

與與其他主動選擇創業這條路的創業者有所不同,金融法專業出身的張天一從未想過要去創業,對於他來說,這更像是一種被動的選擇,是由於恐懼、想要逃離目前備受約束的現實生活而不得不做出的選擇,「我不知道創業會不會讓我更好,但我知道不創業只會讓我更糟」。

「一起唱」創始人 尹桑:對於90後你無需理解,傾聽就好

在尹桑看來,90後創業既不應該被追捧,也不應該被貶低或者打壓,「我們不奢求得到別代人的理解,能被安心聆聽就已足夠,因為新的時代必定會有新的價值,」在與投資方接觸時,尹桑也是抱著同樣的態度。

尹桑喜歡用阿迪達斯的一句廣告語「All in or nothing」來解釋自己對於創業的理解,創業必須要有膽識,不怕輸就不會輸。在他看來,90後創業者已經成為一支生力軍,而這個無所顧忌的群體也將成為創業精神的發揚人,這也是90後創業在當下會受到如此強烈關注的原因之一。

開發者社區SegmentFault聯合創始人兼CEO 高陽:人和產品一樣需要不斷迭代

高陽有著和年齡不相稱的成熟,雖然年齡不大,但已經創業五六年,他的SegmentFault現在聚集了超過 10萬的開發者,希望成為中國領先的開發者社區。多年創業經驗讓高陽懂得,人和產品一樣,也需要不斷的迭代,幾個月就要自我重構一遍,這是自我提高的過程。

提到自己的未來規劃,高陽說程序員的時代已經來臨,他們是最具生產力的一群人。如果能把這群開發者聚集起來,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平台,就能幫助整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行業變得更好。

臉萌CEO 郭列:夢想實現之後還要重新上路

今天,臉萌成功引爆各大社交平台並達成「App排行榜第一的應用」的目標,可以說郭列在創業時的夢想已經實現,但在經歷了創業的起伏之後,郭列才發現,原來這條路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浪漫。

他也坦言,在取得階段性成功後,需要給爆棚的自信心降降溫,拋離固有的東西重新上路。比如在臉萌之後,郭列會將產品在在漫畫、表情、社區方面延伸,還會做一些和漫畫沒有關係的新產品。

在經歷了離職後的迷茫與成功後的喜悅,郭列對於產品觀有了更為清晰的認識:第一,強需求,將年輕人的個性化展示出來;第二,不斷打磨,根據用戶反饋,每週迭代一次;第三,專注,9個人做1個頭像應用;第四,對用戶真誠,無推送、無評分提示,做最純粹的產品。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06952

陜西發聲生態補償:付出不該有回報嗎?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0904/265832.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張延龍 西安往南幾十公里,就是秦嶺,山路蜿蜒不絕,進入陜南三市(漢中、商洛和安康),高速公路旁偶爾可以看到巨幅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

所謂清水,指的是漢江水。漢江發源於秦嶺南麓的漢中寧強縣潘家山,向東奔流到湖北,被大壩攔入丹江口水庫,然後沿人工渠道、隧道一路向北,幾乎是順著京廣線,過河南、河北,一直送達北京——這就是即將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調水工程背後,並不簡單是水的問題。鮮為人知的是,為了保證“一江清水送北京”,原本就屬於經濟落後地區的陜南三市,這些水源涵養地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中線工程通水在即,然而這些水源涵養地到底該不該被補償?如果應該的話,到底誰來補償、如何補償?長期以來,陜西方面一直呼籲,北京、天津等用水地區,應該給這些為調水工程做出犧牲的陜南山區一定的生態補償——無論是縱向的轉移支付,還是橫向的協商、甚至是市場化的交易——為了保證這一江清水的水質,這些落後山區被迫減少了正常的經濟活動,在當地人看來,難道這些付出不應該得到回報嗎?

8月23日,一個人數精煉,然而規格相當高的研討會在漢中舉行,陜西迫切希望搞清楚這些問題,進而再次向北京等用水地區發出明確的呼聲。

自己不算賬,誰去算?

研討會的與會者,包括陜西省政府和漢中、安康兩市的官員,以及陜西當地權威的水利、環境、城市、法律學者。會議的主題是“漢水進京與陜南經濟發展”,但每位與會者的發言默契且很一致——生態補償機制該如何建立?

在過去,陜西也曾發出這些聲音,但很少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回應。2008年,前陜西省委書記安啟元在接受經濟觀察報記者采訪時就曾透露說:“我曾經提過一個意見,能不能1噸水補1塊錢,具體國家正在研究。”如今6年過去了,這些“正在研究”中的問題,依然沒有定論。

或許是講大局方面的顧慮,每年全國兩會上,很少見到當地的代表、委員通過這樣的場合提出提案、議案。用參加研討的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研究所所長、環保法教授李永寧的話說:“陜西的聲音哪去了?生態補償的問題,到底補多少,我們自己不算,誰去算你們的帳?”“陜南三市在南水北調工程中負擔了歷史的重任。”漢中市副市長王春麗說,“我們都知道陜南三市匯流面積占整個丹江口水庫水域面積的77%,我們入庫的水量占到66.39%,所以我們這一塊的水決定了整個工程的水質、水量。”

這是有目共睹卻又常常被忽視的問題。過去一談到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補償問題,人們的第一印象往往是湖北丹江口庫區,甚或是管渠所經過的河南,更上遊的陜南三市的犧牲,常被許多人看作這些地區的環保義務。

這種印象是相當普遍的。之前曾有不願具名的學者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如果按照誰破壞誰治理的原則,下遊用水地區並不會破壞上遊的生態環境,你自己的工業企業產生汙染,就有治理的義務,這個費用沒有理由讓別人承擔”。

問題在於,中線調水預設了這些地區更多的義務,卻沒有預設相對應的權利——水權本質上是一種稟賦權,漢江流域的人們在這里生活,就應該具備依靠這里的水資源實現基本生活依賴和發展的權利。

比如說,按照相關法規,水質只要四類水就合乎標準了,現為了滿足中線調水的需求,漢江需要達到二類水的標準。這些更苛刻的義務,意味著他們因而失去了許多發展權——為確保“一江清水永續北送”,陜西省政府今年年初下發行動方案要求漢江幹流出省斷面水質保持Ⅱ類。

這也正是安啟元最早發出補償呼聲的樸素邏輯——“為了保證北京的水質,我們不得不關閉所有的工廠。可大家總得要活命。所以我說,政府需要為陜西提供補償。如果你不為群眾提供補償,他們還怎麽生存?”

陜西省水利教育協會理事、商洛學院校長劉建林說:“保護是一種犧牲,保護意味著付出,保護要有代價。水源地水資源保護需要調整產業結構,需要進行開發移民,需要生態修複建設,需要開展水土保持,需要改變民眾的傳統生活方式,需要變粗放型為集約型生產方式等等。”

生態補償沒有制度障礙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靠近漢中市區的漢江江畔,寬闊的河道中,明澈的江水安靜的向東流。只看這一派江景,很難想到這江清水背後當地人們的苦辛,就好像千里之外的用水地區——北京、天津的人們,也很難想象這些山區所做出的犧牲。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水利廳原廳長譚策吾說:“南水北調工程2005年開工,至今已經近十年,陜南三市為保證一江清水進北京,各市縣為加強陜南水源區的保護持續不斷地實施流域的水土保持治理,也放棄了大量的工業項目建設,減緩了陜南工業化的發展進程,陜南人民為南水北調工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功不可沒。”

為保證中線調水的水質,作為水源涵養地的陜南山區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包括環保工程投入、退耕還林造成當地農民收入損失,還包括因更高的環保標準喪失的經濟發展機會。

陜西省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長安大學教授王聖學說:“漢中以高度的責任感關停並轉了一大批能拉動漢中經濟,但有可能帶來汙染、影響漢江水質的化肥、冶金、礦產采選、黃姜、醫藥化工等多個行業內的企業,使工業總產值、利稅都受到了相當的影響。”

而在商洛,財政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十一五”以來投入農林水事業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超過50%,投入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年均增幅達70%以上。

用劉建林的話說:“陜南三市水源地水資源保護,單靠民眾的‘政治覺悟’,以‘無償、義務、犧牲’,不足以支持該項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由於陜南地處國家秦巴山區集中連片貧困地區,三市28區縣均為貧困縣,地方財力十分困難,南水北調很多項目的配套資金落實難度較大,加之中央投資補助標準下降、物價上漲等因素影響,給地方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研討會上,甚至有報告指出,水土保持項目由於中央資金安排要求配套資金量大,很多縣區拿不出配套資金,只能讓群眾投工投勞。

生態補償的邏輯,大抵上已經沒有問題,法律學者李永寧也說,從新修訂的環保法來看,生態補償沒有什麽制度上的障礙。但問題在於,如何建立相應合情、合理的補償機制,而不是把補償問題停留在如今簡單而微薄的轉移支付、對口扶貧上。

譚策吾說,每年中央財政對陜南的漢丹江流域生態功能補償是21.67億,漢中市8.7億,安康市7.7億,商洛市5.2億。另外,國家也加大了對漢丹江上遊的水土流失治理重點投入,每年也是二十多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對陜南重點扶持,但是這也彌補不了調水對陜南經濟發展的影響。

而除此之外,另一些對口支援方式的“補償”,則往往被納入了扶貧計劃,李永寧對此不滿:“這些補償是陜南地區本應得到的,因為這個扶貧的性質,結果反而是用水地區的施舍”。

是“供”北京,不是“送”

對於貼在那些高速公路兩旁的標語,“一江清水送北京”,中國工程院院士李佩成說:“要澄清這種糊塗的認識,我們是一江清水‘供’北京,而不是‘送’北京,要轉變思想觀念,建立水市場經濟。”

這也正是陜西的核心訴求,在那些轉移支付和扶貧計劃之外,陜西和用水地區之間,能否建立這樣一個長效的、穩定的市場補償機制?

李佩成說:“我國中線調水工程的水源主要來自陜南的漢江,約占調水量93億立方米的70%。這已成為事實,我們如何面對這個事實,把‘壞事變好事’,就需要我們解放思想,積極行動。”

陜西理工學院在研討會上公布了他們此前所做的研究——漢水流域生態補償計量模型的建構,這個模型將生態補償金額確定為: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經濟紅利、生態改善效應。

這項研究的主持者,陜西理工學院胡儀元教授說:“生態補償效率直接決定著後期生態保護效果,也對工程的長期效應起著決定性作用,因而,構建一套既符合實際且相對完善的計量模型尤為重要。”

其中,機會成本損失包括當地退耕還林等水土治理帶來的耕地利用損失;更嚴苛的產業門檻導致的引資增量損失;以及水資源和森林利用等生態利用損失等。按照測算,中線調水每年給漢中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大約為280億元。

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主要包括各種小流域治理工程費用,生活垃圾廠和汙水處理廠的建設和運行的費用,以及重點工業企業汙染治理費用。測算顯示,這一項漢中每年的投入金額大約為14億元。

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則主要是天津、北京等用水地區因水量增加和生態改善所帶來的經濟紅利。按照0.5%的經驗假定分享率,這兩項的補償額大約為187億元。

也就是說,按照他們的研究,漢中每年應獲得的生態補償大約為482億元,其中機會成本損失、投入成本損失與運營費用應該由中央政府縱向支付,而經濟紅利和生態改善效應應該由用水地區橫向支付。

不過,陜西理工學院的學者也說,這只是一項基於各項統計數字和數學模型的學術研究,並不能代表漢中市政府的態度,更不能代表陜西省。

許多與會者也都承認,這樣的補償機制可能在短期內很難建立——道理很容易講清楚,數字也很容易算清楚,但怎樣才能得到中央政府和用水地區政府的共識呢?相關的對話、協商機制,又該如何建立呢?這都是不容避免的難題。

不過,李佩成對此並不悲觀,他說:“10年前,大家對生態補償是不承認的,但現在也都慢慢認可了。觀念的改變需要一個過程,機制的建立也是一樣,我們需要慢慢從扶貧式的人情補償,過渡到法理上來。”“要建立生態保護補償、環境保護補償、移民搬遷補償、經濟社會發展補償等機制。”王聖學說,同時還要研究在保證漢丹江一江清水送京津冀豫的前提下,陜南如何尋求自我良性發展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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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行發聲:降息無法阻止中國經濟放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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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晚間中國意外降息,分析師表示,降息不會扭轉中國經濟放緩、信貸緊縮的趨勢。此次降息屬於微調,而非貨幣政策轉向。

受降息消息推動,國內和海外股市上漲。但押註中國將推出全面貨幣刺激的投資者們可能要失望了。

在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刺激措施後,中國的實際借貸成本並沒有被降低。最新的降息被認為是央行寬松政策的加強。中國政府高級經濟學家吳敬璉表示,

這真的不是貨幣政策的轉向,所以很難有翻天覆地的反應。

經濟學家稱,降息將降低房貸者以及高評級公司的借貸成本,但不能改變投資和產出的放緩局面。

央行數據顯示,2014年前10個月,總體信貸增長較去年同期減少1.27萬億元人民幣。分析師曾討論,信貸增長的下降是因為央行正控制債務、公司借款者需求降低,還是金融機構對壞債感到擔憂?

不管信貸增長放緩是出於什麽原因,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中國央行準備施壓銀行發放貸款。美銀美林股票策略師David Cui表示,

考慮到中國政府關註長期結構性問題的既定目標,在經濟增長方面,我們認為政策可能仍落後於形勢。

銀行對下調貸款利率的不情願可能進一步削弱降息的影響。中國央行的貸款基準利率對銀行沒有強制性。

中國央行在降息的同時,還將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浮動區間的上限由存款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這意味著各家銀行執行利率時最高可上浮20%。

這可能導致存款利率基本不變。以一年期存款利率為例,基準利率由3%下調至2.75%。不過,將2.75%的利率擴大1.2倍後,利率為3.3%,與此前3.3%(將3.0%的利率擴大至1.1倍)的利率相符。

既然銀行融資的成本沒有降低,銀行有理由保持高貸款利率,試圖保持利潤率。

降息後,規模較小的銀行已經率先利用了新的自由存款利率。而分析師表示,大銀行最終可能會效仿小銀行的做法,這意味著有效存款利率大體保持不變。

中國銀行一位客戶經理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

我行將按照央行的新標準,調整存款利率。但目前尚未決定將上調還是下調利率。目前我們將暫時繼續使用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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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首發聲: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將加快資本賬戶開放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490

中國證券網報道,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今日對亞投行和思路基金發表評論。盛松成表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將加快資本賬戶開放。

盛松成今日在《金融時報》評選的2014中國金融十大新聞中對此發表了評論。這也是央行首次就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對外發聲。盛松成認為,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成立主要有四點意義:

一是有利於促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互聯互通。促進周邊地區的穩定和發展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亞投行與絲路基金的籌建將推動中國同周邊國家各領域的務實合作,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共享機遇,共同發展。

二是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提供資金支持。“一帶一路”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涵蓋中亞、南亞、西亞、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國家和地區。這些地區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據亞洲開發銀行測算,2020年前亞洲地區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需求高達7300億美元。未來10年,“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和地區普遍處於經濟發展的上升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旺盛,開展互利合作的前景非常廣闊。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籌建,將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產業合作等有關項目提供投融資支持,彌補各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存在的巨大資金缺口,減少各國資金外流,促進各國經濟的“活力與增長”。

三是有利於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可通過金融支持,引導企業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啟動一批重大合作項目,建設一批產業園區,打造分工協作、共同受益的產業鏈、經濟帶,以此帶動中國經濟增長。

四是有利於加快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目前,中國已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或組織簽署了一系列協定。比如,中國與多國互簽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與印度、孟加拉國等簽訂的亞太貿易協定等。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進一步便利化,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金融合作將更為緊密。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籌建將推動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014年10月24日和11月8日,中國相繼宣布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和絲路基金。亞投行由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國家共同投資成立,總部設在北京,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絲路基金由中國出資400億美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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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強硬發聲:歐洲不會接受俄羅斯式“強權”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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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在傳統新年開篇演講中,堅決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境內的所作所為,稱歐洲不會接受俄羅斯在該地區采取武裝行動。

默克爾在提前公布的演講稿中表示,“毫無疑問我們希望和俄羅斯一起確保歐洲的安全,而不是與俄羅斯對抗。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歐洲不會接受一個強權政治下無視國際法的法律。”默克爾將於德國時間周三晚間正式發表該演講。

2014年里烏克蘭危機成為全球焦點,默克爾在俄羅斯與西方的溝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定期與各方通話互相傳遞信息。默克爾在演講稿中表示,歐盟將在烏克蘭危機的解決中發揮關鍵作用。

默克爾剛於周六晚上和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以及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就東烏克蘭局勢通了兩次電話。在該地區烏克蘭政府軍與分離分子的武裝沖突中,已有4700人死亡。九月達成的停火協議不時被中斷。烏克蘭指責俄國在背後支持分離分子造反。莫斯科則拒不接受這一指責。

“歐洲決心不會讓自己分裂,將采取更加強有力的行動團結在一起,捍衛我們的和平與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包括所有成員國的政治和經濟,承載了歐洲的未來。”默克爾在講稿中稱。

當提到2014年里埃博拉病毒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帶來的挑戰時,默克爾認為這“影響到了德國國內的價值觀”,默克爾在講稿中向反對穆斯林移民的德國右翼勢力提出了批評。

德國近期出現名為“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簡稱 Pegida)的組織,已經在德國東部地區吸引了上萬名參與者並組織了數次遊行。

默克爾援引了一句冷戰時代名言批評這些人稱,“我們都是人。”她稱,“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人不應因為膚色或信仰被區別對待。”

默克爾表示移民是“我們的財富”,默克爾呼籲德國人不要學習那些“偏見、冷酷,甚至心懷仇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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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強硬發聲:歐洲不會接受俄羅斯式“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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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三,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在傳統新年開篇演講中,堅決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境內的所作所為,稱歐洲不會接受俄羅斯在該地區采取武裝行動。

默克爾在提前公布的演講稿中表示,“毫無疑問我們希望和俄羅斯一起確保歐洲的安全,而不是與俄羅斯對抗。但同樣毫無疑問的是歐洲不會接受一個強權政治下無視國際法的法律。”默克爾將於德國時間周三晚間正式發表該演講。

2014年里烏克蘭危機成為全球焦點,默克爾在俄羅斯與西方的溝通中扮演重要角色,她定期與各方通話互相傳遞信息。默克爾在演講稿中表示,歐盟將在烏克蘭危機的解決中發揮關鍵作用。

默克爾剛於周六晚上和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以及哈薩克斯坦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就東烏克蘭局勢通了兩次電話。在該地區烏克蘭政府軍與分離分子的武裝沖突中,已有4700人死亡。九月達成的停火協議不時被中斷。烏克蘭指責俄國在背後支持分離分子造反。莫斯科則拒不接受這一指責。

“歐洲決心不會讓自己分裂,將采取更加強有力的行動團結在一起,捍衛我們的和平與價值觀,這樣的價值觀包括所有成員國的政治和經濟,承載了歐洲的未來。”默克爾在講稿中稱。

當提到2014年里埃博拉病毒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帶來的挑戰時,默克爾認為這“影響到了德國國內的價值觀”,默克爾在講稿中向反對穆斯林移民的德國右翼勢力提出了批評。

德國近期出現名為“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簡稱 Pegida)的組織,已經在德國東部地區吸引了上萬名參與者並組織了數次遊行。

默克爾援引了一句冷戰時代名言批評這些人稱,“我們都是人。”她稱,“這句話的真實含義是,人不應因為膚色或信仰被區別對待。”

默克爾表示移民是“我們的財富”,默克爾呼籲德國人不要學習那些“偏見、冷酷,甚至心懷仇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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