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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讀者投訴，指電訊網絡商繞過法團，私下和單位業主接洽，於外牆違例裝設電訊發射器，七年來不但未被取締、甚至屋宇署指單位有僭建兼被釘契，負責審批發射器牌照的通訊辦仍然置若罔聞。翻查資料，申訴專員公署早在○五年已批評當時的電訊管理局，在審批牌照時「太粗疏」，即使違反了其他部門規定，仍會批出申請。原來事隔八年，當局竟沒半點改善。 投訴人楊先生是亞皆老街嘉登大廈的法團成員，他指大廈的天台及外牆自○五年起遭住戶非法僭建十多個手機發射器，法團雖然多番向各政府部門投訴，但七年多來，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訊辦）一直未有跟進，亦未有巡查。事緣早年有電訊商曾聯絡大廈業主立案法團，希望租用天台及大廈外牆安裝發射器，遭法團拒絕後竟轉而和頂樓連天台的單位業主私下達成安裝協議，「大廈公契寫到明我哋幢樓只能作純住宅用途，唔可以用來做商業用途（安裝發射器）；而且外牆屬公共範圍，點可能繞過法團，求其搵戶人家入屋裝咗就算？」楊先生說︰「我同通訊辦反映過，佢哋竟然話局方嘅職責只係監察輻射水平，至於個地點合唔合法，佢哋係唔會理！照呢個邏輯，就算塊地係偷返嚟、霸返嚟都好，佢哋都一樣批牌，咁仲有咩監察可言呢？」法團曾向屋宇署及地政署投訴，證實天台工程屬非法僭建及擅自更改土地用途，唯因項目「未有即時危險性」，屋宇署表明不會優先取締，而地政署則將單位釘契了事。「個戶主裡裡外外擺咗十幾支發射器，早就唔喺度住！個單位又唔會賣，釘契佢都唔會驚！點解無部門監管？」楊先生大感無奈。 跟進每月淨袋廿幾萬 記者到大廈頂層單位查詢，但單位重門深鎖，附近街坊指從未見過戶主出入。至於大廈天台及外牆，則放置了起碼十二支發射器。根據通訊辦的回覆，一共有三間電訊商在該大廈設置發射器，分別是中國移動、CSL及Smartone。「呢度係整條亞皆老街嘅發射中樞，以當年佢哋向法團開價每月二萬蚊放一支估計，呢度已經月入廿幾萬！屋宇署上到嚟又話單位無人，跟進唔到，個業主就係睇準官僚作風一拖再拖。」楊先生說。根據土地註冊處資料，涉事單位由一名蔡姓女子持有，她於九○年以一百五十多萬購入該面積四百多呎單位連天台；記者曾到她報住、位於元朗Yoho Midtown的地址查詢，但記者一道明來意，她即拒絕回應，更要求管理員驅趕記者離開。本刊向通訊辦查詢，職員承認發牌原則只視乎發射器輻射量，「不超標就會發牌」，又指雖然知道上述大廈的違規清況，但因「不在工作範圍」，故不會跟進。事實上，申訴專員公署早於○五年已公開批評當時的電訊管理局對於天台發射站的審批「過分依賴電訊營辦商自律」；即使營辦商違反其他部門的規定，當局仍會批出申請，做法「太粗疏」，並建議局方修改發牌指引堵塞漏洞。不過事隔足足八年，通訊辦的審批漏洞如舊。 專家話法團可追討樓價損失 大律師陸偉雄指出該單位業主已明顯違反《建築物條例》，難逃法律責任。「首先不管係法團私樓定新界村屋都好，如果大廈公契寫到明只能作純住宅用途，就算你裝一支發射器牟利，都要申請轉土地用途，而且外牆絕對係公家範圍，個別業主根本無權代為接洽；如果唔係，電訊商一早就唔使先搵法團傾啦。」他續指，該住戶的做法等同將垃圾放在大堂、走廊，是罔顧他人權益的行為，一但上庭好大機會入罪，不但要負責還原大廈外牆，法團更有權追討多年來造成的樓價損失、精神或健康困擾等的賠償。 回應聲稱已收緊發牌條件 通訊辦回覆本刊時指，目前全港共有約三萬個電訊發射站，其中六成安裝於全港六千多座大廈的天台或外牆。通訊辦表示，已因應申訴專員公署的規定於○九年收緊發牌條件，電訊商於申請時須透過獨立人士聲明設置地點已符合城規會、屋宇署及地政署的規定及《建築物條例》；唯嘉登大廈的發射站於修例前已經運作，新例對其並不適用。記者亦分別向三間電訊商（中國移動、CSL及Smartone）查詢，截稿前只有中國移動回覆指公司會確保租用的地點合法合例，一旦發現地點有違規或僭建，會即時安排工程拆除。（趙振龍） | ||||||
擾攘經年的免費電視發牌最終出現意外結果；政府原則上同意向有線寬頻（1097）的奇妙電視、電訊盈科（008）的香港電視娛樂發出牌照，但卻不接納王維基旗下的香港電視網絡（1137）的申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強調，行政會議於2011年中展開有關討論，審批考慮了「一籃子相關因素」，包括市場環境、顧問報告，申請機構財政能力、節目投資等相關因素，但迴避交代香港電視的落選原因；僅強調已按法例規定及程序完成審批，符合程序公義，結果更不涉及政治考慮。
蘇氏表示，顧問報告顯示，本港市場不能容納五家免費電視台，否則或會產生節目水平下降等負面影響；故行會認為現階段原則上只會批准兩個牌照申請，但不排除日後會因應市況引入更多電視營辦商。他補充，結果屬於行會決定，不設上訴機制，但香港電視網絡可就結果提請司法覆核。
林少陽的評論認為，事件顯示政府在保護原有既得利益者。『……我們看不到任何理由，要拒絕新競爭者加入？現在政府的決定，明顯是為了保護原有經營電視業務財團的既得利益，將公眾利益置諸不理。事實上，今次政府發出的兩個新牌照，經營者來來去去都是原來那幾個財團，不是姓李的，就是姓吳的，而姓陳的那位，又跟姓李的關係那麼千絲萬縷。
現在全世界的經濟政策，大潮流是逐步擴大反壟斷法監管及執行的力度以阻止個別財團一家獨大，維護市場創新的活力；而我們這個聲稱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卻倒行逆施，實行一套不明文的「反競爭法」，透過打壓小商家，以至社會上所有有可能出現上流力的潛在力量，以維護現有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長此下去，香港的經濟將越來越欠缺活力，香港社會上被壓抑的階層，怨氣只會越來越深，香港這個城市，只會越來越變得政治化，這與北京當局期盼全國上下，創造一個和諧社會的願望，明顯是背道而馳。當權者實在不宜低估今次決定對社會分化所造成的破壞力，一旦處理不當，恐怕特區政府本已所剩無幾的管治威信，將進一步被削弱。』刊於10月16日
我們（本人）並不認為，政府的決定是為了保護原有經營電視業務財團的既得利益，如是者，電視廣播（511）的股價應該在發牌結果公布後出現更正面的反應，但結果不是。事實上，看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發展，完全是由一個商業、文化議題，發展至政治議題。林少陽在Q&A中說得再坦白點：『老實說，從事廣播事業的，即使政府說沒有政治考慮，那是睜開雙眼講大話。問題在於，究竟王維基做了一些甚麼，或者做漏了一些甚麼，要落得這樣的下場，結果造成政府，市民及港視股東三輸的局面？』根據林行止猜測，王維基失落電視夢，絕對是源於他沒有政治包袱和拒絕政治考慮。
離開政治，回到投資。作為觀眾，當然有越多電視台選擇越好；但作為香港電視的股東，從投資角度看，不獲發牌可能是塞翁失馬。根據香港電視中期業績，截至6月底，淨現金加上短期投資有約23億元。有分析指出，香港電視根本沒有足夠資金，卻要作進取部署，打算從一開始就開設十多條頻道，燒等同煙花。然而，參考亞視的運作，王征四年來投入了約15億元，但亞視只有兩條頻道，並且極端緊縮運作；引伸問題是，以香港電視的十多條頻道及進取作風，23億元「咋一聲」燒晒的可能性極高。
當然，香港電視可以寄望開源，但回顧電視廣播去年的本地廣告收入約28億元，假設連同亞視合計約30億元，這就是本地免費電視廣告市場的整個「蛋糕」。有分析認為，發兩新牌後，四個電視台每年投入的開支，很可能已經大過整個廣告市場。而這點應該也是林少陽看淡整個本地電視行業的主因：『我們持有少量TVB淡倉……我的看法是邵Sir的眼光很準的，他千方百計要變賣TVB，肯定是認為是項資產的中長線競爭優勢將出現本質上的變化。而香港電視的出現，只是加速了這個趨勢的發展。』
我們（本人）不能否認，本地廣告市場的「蛋糕」size難有太明顯增長，因此，除了電視廣播之外，我們並不看好其他競爭者；因為它們不能像TVB一樣，有近半溢利來自海外，且佔比愈來愈高。我們不同意「邵跑跑」的離場完全反映他的專業考慮，事實上，年老的他將管理大權交給「方小姐」，其緊縮開支的做法，正正就是TVB最黑暗的時期。
我們（本人）再一次重申，電視廣播更換大股東後，基本上眼見的每個改變，都是將前朝的錯失糾正；到近年大力開拓海外市場、重奪世界杯傳播權，在在顯示TVB已經脫離「邵氏」暗影。不知大家對近期的「星夢傳奇」有何感覺，作為觀眾，這可能只是一套音樂節目，但對那些觀眾連名字也不曾聽過的藝人來說，這節目可以說是翻身的機會。度橋者成功將無知名度藝人來個人盡其材，令暗星也有發亮時，對藝人來說，這個背後意義其實非常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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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表決引用特權法調查免費電視發牌事件的議案前夕，梁振英政府本週二披露六頁紙書面聲明嘗試解畫，但聲明不能釋除外界對香港電視網絡落選的三大疑團，包括誰界定電視市場承受能力，為何改變發牌遊戲規則，以及如何判定香港電視網絡落選。 由「魔童」王維基創辦的港視晚上發表聲明，直斥梁振英一手炮製的文件「不盡不實」，重申「可以沒有牌照，但不可以沒有公義」，促請政府還港人真相，重建管治威信。有泛民立法會議員指，文件純屬「炒冷飯」，料激發更多市民週三包圍立法會。 本週二下午四時二十二分，即政府發表所謂闡述免費電視發牌決定理據的文件十八分鐘後，身在樹仁大學出席講座的王維基，從在場工作人員手上接過這份聲明，看畢後向在場的學生說：「呢份嘢都唔敢講我排第幾o架，佢都無講到我係差，係repeat之前嘅嘢之嘛，無新嘢！」 約二十分鐘後，王維基離開現場，表示須先研究文件內容，再沒回應傳媒提問。港視晚上七時許發表聲明，指政府向部分議員披露顧問報告內容，坊間亦流傳有關報告資料，但當局拒絕公開報告，並反對港視對外公開，是不公平、不公義的做法，港視強調，他們要求的「只是一個合理交代、一張客觀的成績表，讓我們知道『錯在哪裡』」，但政府的聲明仍舊祭出「四個準則、十一個因素」的原則性闡述，並無任何實質資料，亦無解釋港視比其他申請機構哪些條件遜色。 符合十五準則因素 港視聲明又要求政府解釋，「行會成員並非每位都擁有商業營運經驗，亦無經營電視台經驗，為何沒有依據廣管局『全發三牌』的建議及專家顧問報告的排名？假如不同意專家報告，認為有粗略，為何不發還重做？」聲明附上十七頁簡報資料，指已就政府提出的「四個準則、十一個因素」再作檢視，確定全部達標，包括負債比率較其中一家機構少、承諾營運首五年提供全面覆蓋率，並且過去四年和有關當局有逾百次信件及書面溝通等。立法會週三表決動議，決定是否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向政府索取免費電視發牌文件，表決前夕，梁班子和港視埋身肉搏逐漸升級，梁振英週二早上出席行政會議例會前，預告政府將發出六頁書面聲明，進一步解釋決定的準則和依據，並老調重彈搬出行會保密制死撐：「我哋唔會破壞任何制度（集體負責及保密制）。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制度，亦希望全社會重視我們社會固有的制度。」 未能解釋三大疑團 不過，梁振英連日約晤建制派議員，選擇性披露顧問報告部分內容爭取支持，但向公眾交代的書面聲明，沒有任何新的資料解釋港視不獲發牌的原因，而且更暴露出梁振英政府的決定自相矛盾、獨斷獨行，留下發牌問題的三大疑團，猶如黑洞吞噬港視和港人的知情權。自港視不獲發牌後，其中一個爭拗地方是為何不發出三個電視牌照，根據政府的聲明引用顧問研究結果，「市場應可支持三家機構（包括兩家現有持牌人）持續經營。顧問認為如市場情況理想，則或有可能支持四家機構持續經營，並認為本港免費電視市場將難以支持五家機構持續經營。」然而，聲明指行會以謹慎態度考慮公眾利益時，「循序漸進地引入競爭」是重要因素，但既然顧問研究都表明市場可支持三家機構，那麼為何政府不謹慎地只發一個新電視牌照，這不是更切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口中經常掛著的循序漸進原則嗎？他週二傍晚回應時，特別強調五家機構是包括現時無線及亞視兩家電視台，但這豈非政府擺明要保住既得利益者，才要把港視摒棄？另一個大黑洞，便是政府擅自更改發牌準則，由達標者入圍變為有篩選的審批。綜觀整份聲明，政府強調「行會一直嚴格奉行保密制，政府必須按現有法律和制度辦事，不應因個別事件在事後背離制度」，但口口聲聲尊重制度的梁班子，竟然透過「搬龍門」、「吹黑哨」迫使港視落選，所謂的進一步解釋資料亦無對此回應，試問怎可平息港視員工及市民的不滿？最後一個重要的疑團，是政府解釋行會根據四大準則考慮是否發牌，認為奇妙電視及香港電視娛樂較王維基的香港電視優勝，但綜觀整份聲明，仍然沒交代港視哪一方面的評分或表現較差，只是以一句「行會成員的評核是整體性的判斷」作為理據，但究竟這個判斷有無客觀標準，抑或只是長官意志推動各行會成員拍板，當局未有任何交代，簡單而言「港視輸乜都無人知」！ 政府恐怕亞視執笠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認為，政府的聲明大玩語言偽術，愈描愈黑：「四個字，驚亞視執笠！真正嘅公眾利益，係喺自由市場俾消費者隨意揀，而家係政府幫你揀，有無搞錯？聲明唔敢講港視排第尾，好明顯係唔夠膽講，簡直係卑劣嘅做法。」她相信，這份聲明會激化更多市民反對政府發牌的決定，相信週三有更多人到立法會抗議。 免費電視牌照風波 10月15日‧政府宣佈奇妙電視、香港電視娛樂原則上獲發牌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以一籃子因素，回應香港電視網絡不獲發牌原因10月16日‧王維基宣佈裁員三百二十人，不排除尋求司法覆核10月20日‧行會召集人林煥光指行會成員已盡最大努力，就發牌向政府作建議，但最終由特首拍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兩度發稿回應，重申決定無政治考慮‧十二萬市民及港視員工包圍政府總部集會，表達「我要第五家電視台」訴求10月22日‧梁振英首次回應事件，指政府不能「來者不拒」，強調發牌絕無政治考慮‧王維基回應稱，梁的講話「火上加油」，無助解決事件，表明提出司法覆核，相信勝算相當高10月25日‧立法會內會否決引用特權法索取與發牌有關的文件10月28日‧港視發表聲明，考慮不申請司法覆核，促請政府盡快公開交代10月29日‧梁振英六度重申沒人能破壞行會保密制，堅拒披露發牌理據，若有人提出司法覆核，才向法庭詳細解釋11月2日‧立法會議員林大輝引述梁振英稱，未來幾日會就發牌問題向公眾進一步解釋，強調不希望打官司11月3日‧立法會議員馬逢國不同意以特權法衝擊行會制度，但考慮較後時間提出司法覆核11月4日‧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在引述政府官員稱，港視在財務持續能力評分是三申請者中最差，拖累港視總體得分最低，因此失落牌照‧王維基出席浸大閉門講座，指最快週二或三公開報告，已致函政府要求批准公開報告內容11月5日‧政府發表六頁聲明，進一步解釋決定準則和依據。梁振英解釋，發牌根據四大準則，包括申請機構財政能力、節目投資、技術水平，以及策略及製作能力‧政府中午回覆港視，表明反對披露有關顧問報告文件內容‧港視批評政府聲明不盡不實11月6日‧立法會表決引用權力及特權法，強制政府交出有關發牌的內部文件 梁振英捨「特首」自保 免費電視牌照風波爆發至今，行政會議一度出現「跳船」疑雲，最終週日行會召集人林煥光變調，改撐發出兩個免費牌照乃「客觀而有根據的決定」後告一段落。不過，被王維基批評發牌乃「一個人的決定」的梁振英，暗地裡施展語言偽術，務求淡化個人責任。香港電視不獲發牌，十二萬人逼爆政府總部抗議，不少行會非官守成員紛紛劃清界線，林煥光更曾表示，行會成員只扮演顧問角色，決定最終卻由特首作出，但他上週日出席電台節目時，刻意澄清「不可能」與梁振英割席。儘管行會成員「歸位」，政府近日再三強調不發牌是行會集體決定，但「苦主」王維基鎖定「一男子」所為，公眾觀感上仍把矛頭直指梁振英。梁振英上月二十二日首度回應時，仍強調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及至二十九日再開腔回應，更說：「發免費電視牌照的最終決定，是在行政長官和行政會議……我和行政會議，以及特區政府都是秉承引入新的競爭這個宗旨……」然而，梁振英本週二再回應時，多次重複「行會的決定」、「行會的考慮」，之前的「我」、「行政長官」等詞彙卻消弭於無形，悄悄地扭曲了「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憲制角色和責任。 | ||||||
據《北京商報》報導，11月28日，工信部召集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對4G發牌事宜進行了會談，這預示著4G時代到來的節奏越來越快。
自去年底以來，有關4G牌照發放時間的各種傳言就此起彼伏。此前據媒體報導，2013年3月份的全國兩會期間，工信部部長苗圩透露，4G牌照有望年內發放。此後通信行業開始猜測發牌時間。
11月初時，據知情人士透露，工信部上報了4G發牌的三個時間點，分別是11月28日、12月8日和12月18日，顯然11月28日已不可能。
而據《南方都市報》報導，中國移動是推動4G快速上馬的主力。12月18日，中國移動已定於12月18日召開合作夥伴和終端產業鏈大會，其間將發佈有關TD-LTE在市場、終端產業鏈等方面的最新進展和規劃，還將發佈該公司全新的商業品牌「和」。業內普遍認為，4G牌照將會在此次會議之前發放。
而在不久前召開的ITU世界電信大會上，工信部部長苗圩再次強調「中國政府將在今年年底前發放4G牌照」而在10月底舉行的2013年前三季度通信業發佈會上，通信發展司副司長祝軍表態稱，4G牌照發放工作正在按照國務院要求全力推進。消息人士透露，日前工信部官員在私下場合表示，「4G牌照很快發放」。
據《北京商報》報導，雖然具體發放時間尚不明晰，但年前發放的牌照內容基本可以確定。工信部將首先向三大運營商各頒發一張LTE-TDD牌照，預計明年再向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分別頒發LTE-FDD牌照。
據瞭解，TDD與FDD是LTE（4G）的兩種網絡制式標準，其中TDD是由我國主導並研發的技術標準，FDD是聯通WCDMA、電信CDMA 2000平滑演進的國際標準。
據央廣網報導，除了發放牌照，有關部門也在大力扶持4G產業鏈發展。美國手機芯片巨頭高通26日在官網發出聲明稱，中國國家發改委已對高通啟動反壟斷調查。如果不降低芯片和專利授權價格，高通可能面臨巨額罰款。此前，高通已經在韓國、日本、美國等多地遭遇反壟斷調查。
有手機企業人士說，如果高通降低專利費，對民族手機品牌而言，應當是利好。隨著大量國產手機企業進入，我國4G手機價格有望迅速降低，會出現大批千元左右的4G手機。通信專家曾劍秋認為，國產手機可能會異軍突起。
據前述《北京商報》報導，目前，已有包括三星、索尼、中興通訊、華為、酷派等多個品牌的移動4G手機獲得了工信部的入網許可，甚至已在北京等部分地區搶先上市。隨著4G時代的來臨，新一輪的智能手機爭奪戰即將上演。
而對於4G資費標準問題，業界資深人士分析，在4G起步階段，三大運營商或將先沿用3G業務的資費標準，而不會高於3G，隨後將根據4G運營的實際情況持續進行調整與優化。
雖然4G牌照尚未發放，但三大運營商早已為此做好準備。
據南方週末網9月25日報導，從2012年開始，中國移動便已經啟動大規模4G網絡建設工作。根據2013年中國移動制定的目標，全年將建成4G基站18萬個，其規模和中國移動3G商用初期接近。工信部已批覆同意中國移動在北京等全國326個城市開展TD-LTE擴大規模試驗。中國移動已經在廣東、杭州和北京等幾個城市推出了4G試商用服務。
而中國電信已將4G網絡試點從原來的4個省擴大至31個省，並於近期在南京首先開通4G試驗網絡，這意味著中國電信已正式展開全國性4G網絡建設。目前，中國電信已經啟動4G招標工作，要求核心網絡在今年8月底前完成招標，9月底全國設備到貨。
此外，中國聯通也已啟動試驗網絡建設計劃，其內部要求，確保在4G時代中，中國聯通的4G網絡在信號和覆蓋等方面，在三大運營商中保持領先優勢。現階段，中國聯通計劃每年投資100億元建設3.1萬個4G基站，未來還將逐漸加大建設投入。
多數業內人士估算，儘管三大運營商各自的4G網絡建設計劃不同，但對比3G時代基站建設規模，未來三年每個運營商的4G基站建設數量仍有望保持在20萬個左右，三大運營商的4G基站總建設數量將達到60萬個。以每個基站建設成本50萬元計算，三大運營商在基站建設方面的直接投資有望達到30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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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經濟系畢業的鄭銘仁，在旅行社薪水只有二十五Ｋ，因為看不到未來在哪裡，他先到新加坡闖一闖，「在這裡我看到的是機會跟未來！」 撰文‧許瓊文 政大經濟系畢業，在台灣應該不難找到理想工作，但是，實際情況沒有想像中美好。七十三年次的鄭銘仁，在台灣跌跌撞撞兩年，薪水還是二十五Ｋ。他決定給自己一個在異地重新開始的機會；現在，他在海外工作三年，月薪約六萬元新台幣。走過辛苦的海外職涯路後，他最想告訴大家：「人生，不應該只被侷限在一個地方。」他在全球知名的新加坡濱海灣金沙酒店工作，服務來自全球各地的時尚名流。這對愛玩又喜歡時髦的他，簡直就是夢寐以求的工作。 一路以來，鄭銘仁書唸得很好，除了主修經濟，還輔修日文。就學期間，鄭銘仁還考了英語領隊、導遊證照，多益成績九五○分、日文二級檢定通過。但這樣豐富的經歷，卻沒有辦法讓鄭銘仁過他想要的生活。 當完兵後，鄭銘仁不像同班同學選擇考公職，而是擔任南山人壽保險業務。自認個性喜歡在外面跑，「考公職、進銀行每天坐在辦公室，不是我想要的。」接著，鄭銘仁轉投入旅遊產業。業績不錯的他，都有達標，「但是薪水最多只有二萬五千元；業績獎金以團隊計算，沒做到要求業績，薪水會被倒扣二千元，但就算個人有做到，也只是增加帶團機會，薪水不會增加，讓我覺得不公平。」低薪加上自己的付出無法得到相對報酬，鄭銘仁還是在半年多後離職。 摸索著自己的未來，鄭銘仁在求職網站上看到新加坡聖淘沙賭場來台徵人訊息，他決定放手一試。 他的想法很簡單，台灣太低薪，出國闖一闖說不定還有機會。大部分的人知道他要去新加坡工作，第一個反應就是，「難道你在台灣找不到工作嗎？」「政大經濟系幹嘛去賭場當發牌員？」鄭銘仁老實地說，「在台灣的薪水真的太低，一個月兩萬多元在台北生活，根本很難存到錢，我看不到未來。」別人的質疑也抵擋不了他的決心。 到新加坡是鄭銘仁目前「唯二」的出國經驗。第一次是在旅行社帶團出國，但鄭銘仁卻沒有一點緊張、不適應，反而說，「這裡跟台北生活沒有太大不同，只是外國人變多了。」「第一天到的時候，我看到仲介幫我找的宿舍，坦白說我真的嚇到了，一個房間擠了三個人，並排的單人床，我想，怎麼又回到當兵的時候？」鄭銘仁當兵時在金門外島，房間就是差不多如此。 他講新加坡式英語，就跟在地人一樣但他告訴自己，「既來之則安之，花時間抱怨不會比較好過，反正最糟就像是當兵，也不是沒有過。」隨即投入生活，並且努力在房租租約到期時，立刻讓自己搬出去，住進新加坡朋友家的單人房。「從那次之後，我就自己住一間，房租每月大約六百新幣（約一萬四千元新台幣）。」同行有很多台灣去的朋友，鄭銘仁卻沒有繼續跟他們住在一起，他總覺得「一群人在那裡相互取暖、抱怨，只會愈來愈覺得自己可憐、孤單，永遠也沒辦法融入當地。」鄭銘仁現在身邊有各國的朋友，新加坡人、馬來西亞人等。 對於異國文化的生活，鄭銘仁適應得很好，「基本上，還在荷官訓練的前兩個月，我就把新加坡該玩的地方玩遍了。」當別人感覺在異國孤單工作時，鄭銘仁總是跟同事、朋友相約吃飯、看電影，到處去玩，努力建立在地的「生活圈」，讓自己過得跟在台北一樣。 一樣來自台灣的工作夥伴楊菱菊觀察鄭銘仁，「他是一個很獨立的人，自己旅行、自己搬家，很融入當地生活，你聽他講Singlish（新加坡式英語），根本就像是新加坡人。」荷官工作在台灣雖從未接觸過，但是鄭銘仁很快就上手。「如果你一天看一種賭博遊戲八小時，你也會很快熟練。」鄭銘仁坦言，荷官工作門檻並不高，一天排班八小時，每個月至少有二千新幣（約五萬元新台幣），比較大的挑戰在於「要很能接受負面能量」。 鄭銘仁所謂的負面能量，來自於形形色色的賭客，「他們贏錢也會對你生氣，輸錢更會對你生氣。」鄭銘仁曾被賭客用福建話罵他祖宗十八代，也有客人因輸牌，一氣之下將牌往鄭銘仁身上丟，「我不能彎腰撿，也沒有回應，就是笑笑地繼續發牌。」只是這些對鄭銘仁來說，並不算什麼，「以前當業務，也會遇到各種客人，就當作是一種觀察，不需要有太多情緒。」鄭銘仁正面樂觀的態度，讓他能在海外工作如魚得水。 薪水又高又穩定，「台灣我回不去了」在新加坡當荷官兩年後簽約期滿，鄭銘仁回到台灣，又過了一年的領隊生活，他還是選擇回到新加坡。 對鄭銘仁來說，「台灣我回不去了。」原因是領隊收入太不穩定，雖然一個月平均有三、四萬元的收入，但風險很大，而且他還想要有其他海外工作經驗。像日本，一直是他很嚮往的國家。 再次透過仲介，鄭銘仁找到了現在這一份國際精品銷售的工作。去年四月再度回到新加坡，原本三到六個月的試用期，鄭銘仁不到三個月就通過了，每個月底薪加上獎金，大約二千八百元新幣。鄭銘仁的表現相當優異，因此當年度的九月，又升他為資深銷售業務。 鄭銘仁這次不再只是為了體驗海外生活而已，他發現他服務的這家精品代理商，在泰國、馬來西亞、中國都有據點，是新加坡服飾品牌前四大代理商之一，「我會在這裡待久一點，因為這是我喜歡的產業，至少我會在這裡當上主管再離開。」鄭銘仁現在已經是除了店長外最資深的員工，並且帶領兩位同仁。 「我當然會希望定下來，在一個地方長期定居，可能是日本或是新加坡，但肯定不是台灣。」鄭銘仁說。 從鄭銘仁身上，看到隻身在海外打拚的台灣年輕人，堅定、有自信的神情，剛滿三十歲的他，還沒有成家的打算，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未來，在新加坡是看得到機會與很多可能性的。 鄭銘仁 出生：1984年 現職：新加坡金沙酒店國際精品資深銷售員 海外工作經歷：逾三年 經歷：南山人壽保險業務、雄獅旅行社業務、新加坡聖淘沙酒店荷官、個人接案領隊 學歷：政大經濟系 鄭銘仁給年輕人的建議 在海外一定有辛苦，但人生不該只被侷限在同一個地方，勇敢創造不一樣的生活。 月賺6萬，環遊各地—— 鄭銘仁在新加坡生活開銷薪資 2800新幣（約6萬4400元新台幣）新加坡住宿費月租600新幣（約1萬4000元新台幣）一人雅房，與另外一位室友及新加坡房東同住新加坡交通費 150新幣（約3450元新台幣）新加坡餐費500新幣（約1萬1500元新台幣）平日都吃菜飯（類似自助餐），偶爾會到高級餐廳體驗每月可存 500新幣（約1萬1500元新台幣）休閒習慣旅遊。月存約700新幣（約1萬6100元新台幣）作為旅遊基金，玩遍馬來西亞、泰國、柬埔寨、港、澳等東南亞國家 | ||||||
在完成公眾咨詢後，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稱“金管局”）宣布，將於5月31日發出《虛擬銀行的許可》，目前已經開始接受申請，已有超過50家公司開始查詢並且表示有意申請，預計最快年底就可以發出首批虛擬銀行牌照。業內人士稱，香港虛擬銀行的引入將會給金融業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香港金管局稱，在完成公眾咨詢後，將在5月31日發出《虛擬銀行的許可》指引修訂本，金管局在公眾咨詢期間收到的意見來自25位回應者，其中包括香港銀行公會、存款公司公會、消費者委員會、商會、金融科技業的業界組織、科技公司及專業機構。
根據金管局規定，虛擬銀行是指主要透過互聯網或其他形式的電子傳送渠道而非實體分行提供零售銀行服務的銀行。金管局稱，所有回應者都支持在香港引入虛擬銀行，大部分回應者認同，虛擬銀行應遵守適用於傳統銀行的同一套監管要求。
金管局要求，虛擬銀行將不會設定最低戶口結余要求或征收低戶口結余收費，但金管局稱，在香港引入虛擬銀行的主要目的是促進普及金融，借助這些銀行的咨詢科技平臺，減低吸納新客戶的成本，因此金管局堅持，虛擬銀行不應設立最低戶口結余要求或征收低戶口結余收費。
同時，金管局要求，虛擬銀行申請人有3億港元最低繳足款股本的要求，3億港元最低繳足款股本要求是《銀行業條例》的法定要求，適用於所有持牌銀行。
此外，金管局稱，虛擬銀行是香港新的運營模式，將要求虛擬銀行申請人擬備退場計劃，主要是為了確保虛擬銀行一旦需要結束業務運作，相關過程能有秩序地進行，不會影響客戶及金融體系穩定。很多海外主要監管當局對虛擬銀行申請人都設有類似要求。
自從香港金管局去年9月宣布鼓勵在香港引入虛擬銀行以來，向金管局作出查詢及表示有意在香港經營虛擬銀行的公司超過50家，雖然現階段仍不清楚有多少家公司最終會提出申請經營虛擬銀行，但目前申請人和金管局都需要投放大量資源以完成相關的審批及處理程序，如果這些公司不能在2018年8月31日或以前向金管局遞交接近完備的申請，很可能不會被納入首批處理的申請。
在審批這些發牌申請時，香港金管局會優先處理能證明具備以下條件的申請人個案，1）申請人具備足夠的財務、科技及其他相關資源經營虛擬銀行；2）申請人的業務計劃是可信和可行的，能提供新客戶體驗，並有助促進普及金融和金融科技發展；3）申請人已經建立或有能力建立合適的資訊科技平臺支持其業務計劃；4）申請人獲發牌後能較早開始運營。
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稱，很高興在公眾咨詢期間得到廣泛支持推動虛擬銀行的發展，一些有興趣的人士已經開始向金管局遞交申請，金管局將會根據修訂指引內的原則，仔細並盡快評估收到的申請，希望可以在年底或明年首季開始向虛擬銀行發出牌照。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在香港記者會上稱，傳統銀行也有意推動虛擬銀行發展，比如推出自己品牌的虛擬版本，業界認為兩者客群不同，預計不會出現沖突，反而會形成一個互補，隨著快速支付系統的發展，有助提升傳統與虛擬銀行之間賬戶往來的順暢度。
阮國恒稱，有意申請的公司大多都計劃發展零售業務，相信發牌初期會先發展相對簡單的貸款業務，之後才會擴展至其他產品銷售和業務。
全球數據及分析技術公司LexisNexis Risk Solutions美國商業市場及全球市場開發高級副總裁Thomas C. Brown對第一財經記者稱：“‘虛擬銀行’的發展會對金融行業和社會經濟帶來積極的影響，不僅因為其能夠提升金融及經濟的效率，而且能夠提升消費者和小型企業更容易接入金融服務，即提升金融包容性和透明度。然而需要註意的是，相對於傳統銀行，作為基於金融科技的‘虛擬銀行’，發展歷史相對較短，其在風險管理上的專業知識和體系可能仍有待提升。
Thomas C. Brown還稱，隨著金融科技的發展，風險和合規管理也在隨之發生快速的變化，例如，對金融機構而言，客戶物理身份的識別和數字身份的識別，就需要持續的技術投入以保證合規審核的最高要求。香港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更需要在風險和合規管理上不斷提升其競爭力。隨著“虛擬銀行”的引入，香港的金融行業也將發生新的變化，相信在風險和合規管理領域亦會看到同步的發展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