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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白鹿原》是你做人藝主管業務的副院長之後做的第一個大戲，當時為什麽選《白鹿原》？

濮存昕：我剛上臺進入誤區了。你說我運作什麽啊？（於）是之老師當院長，同時兼任劇本組組長，一個戲一個戲地策劃。我這方面不會啊。我跟“大導”商量，大導說，咱們得啃大骨頭。我們倆不謀而合，哎，就是《白鹿原》。2003年，我們跟陳忠實老師接洽上，2003年年底就跟孟冰聯系上，但是一稿又一稿，拖了很長時間。到了2005年，人藝跟陳忠實老師簽的約快滿了，孟冰又沖刺了一下，洋洋灑灑寫出將近二十段。弄出來之後，林兆華發愁：這二十段怎麽串成糖葫蘆？他找不到形式，只知道劇本已經囊括了小說的一個全貌了。但是在舞臺上怎麽串呢？怎麽換景，怎麽上下場呢？林兆華改了一稿之後，給陳忠實老師看。陳忠實老師說很好，剩下的是你們怎麽在舞臺上幹的事兒了。但就是這個怎麽幹，一直沒有想明白。2005年5月，我們去陜西體驗生活——去看老房子、大宅門、原上和西安之間的關系，滿世界找老農民，找了四五天沒什麽感覺——直奔結果肯定不行，一定是否定、否定……到最後，哎，就是這個。結果那天，我們去聽秦腔。秦腔也來了，老腔也來了。5月份的原上很熱，我們這些演員有的在打瞌睡。吃完中午飯誰不想睡覺？可老腔一吼，所有的人耳朵就立起來，頭發也都立起來了。當時唱的還不是“他大舅他二舅”，當時唱的是“三國”。林兆華就坐在我的斜對面，陳忠實老師坐在邊上，林兆華回過身，一只手擋著半邊鼻子，跟我說：“濮哥，有了。”

南方周末：這是導演“有了”，作為演員，你什麽時候“有了”？演白嘉軒之前，你是有農村生活經驗的，你在北大荒那麽多年，不過兵團戰士跟真正的農民可能還是不一樣……

濮存昕：所有的農活我都幹過，而且不是一年，兩年，我在北大荒幹了七年半。小學的時候，每年暑假，我們家三個孩子都跟著保姆回她的廊坊老家，一住一個星期，被蚊子咬的全是包。

南方周末：作為客人生活在農民，可能還是沒法兒理解農民跟土地的那個關系……

濮存昕：當然沒有命運上和土地的牽掛，但是那口氣我是明白的：你坐在那個土堆上，割麥子餓得不行，就想盼著包子快來的那個勁兒……完全沒有一點希望的那種生活方式。如果說三天就回北京了，什麽苦都能忍，但我們去北大荒之前，是銷了戶口的，如果不想辦法回城，那就是一輩子拿鋤頭，拿鐮刀的人。晚上在昏暗的燈底下熬到睡覺，啥事兒沒有——農民的東西我會接近，這跟我的經歷和年齡有一點關系。而且演白嘉軒之前，我是演過農民的，那是一個根據劉紹棠的小說改的戲。我還得了獎。我對自己的造型，化妝滿意極了。因為是漁民，大冬天還下水呢，胳膊腿露在外頭，塊兒還挺好，抓一把土往頭上一抹，也成了不洗頭的人。但是一張嘴還是文化人。當時沒註意到，口語流露的是你的本性。

演白嘉軒，我沒底。“大導”說：濮哥，你能演。說是這麽說，我這個演員和白嘉軒之間是什麽？我怎麽夠著他？找不著譜兒了。西安咱們也去了四五天，你說在哪兒能找到一個人，他在形象上是接近我那個角色的？喝著酒，吃著飯，我瞪著眼看著陳忠實：其實就是他啊，完全可以就是他！他給我的感受其實也不見得他就是戴著瓜皮帽，穿著大長衫的白嘉軒，而是他的神氣，他說話談吐的味道，他表露思想的時候實實在在的東西，一是一，二是二的東西，他無言的時候和我想象的戲劇動作之間呈現出的可能……

你在他嘴里頭聽不到“行話”，聽不到無謂的贊譽。他基本不說別人，他只說當下。眼巴前兒什麽事兒就是什麽事兒，他從不展望什麽，侃什麽段子，他一是一，二是二。 比如：“你吃了？”，“沒吃。”“那吃飯去吧。幾點？那我在外頭等你”——他就是這點事兒。他臉上的皺紋會讓你目瞪口呆，你會聯想到誰呢？原來有一座聞一多的木雕，臉上的皺紋像刀砍了一樣。陳忠實的皺紋就是那樣。他的形象你得琢磨半天。其實他有一點狠，但是他不橫，只要他一說話，你覺得他就是一好老頭，一個好老哥。他只比我大十歲，他抽煙抽太多了……

演白嘉軒，我是從陳忠實老師身上接的氣。他身上的簡練，提示我在形體上控制。一開始排白嘉軒被打折腰那場戲，我的姿勢很誇張，成心想擰著的那股勁兒，沒過兩天就腰肌勞損了。觀眾看著也別扭，後來一想不行，還是自然一點吧。林兆華是一個不喜歡化妝的人，演《白鹿原》，你最少得提前半個月，自己蓄須、剃刺頭。一旦坐在化妝桌前，穿上那個老棉襖，我腦子里就浮現出陳忠實。這話我跟他說過，他就呵呵一笑，沒說像，也沒說不像。他寫的白嘉軒也不見得是某一個模特。他是一種文明的代表:那種文明里有很狠的東西，對孩子的婚事，他咬定了就認那個死理兒，可他又覺得命比天大，還得救人；他有本能的一面，可他又要維護一種秩序，這個德，他得操持起來——這是二度創作的便宜:陳忠實的文學讀本擺在那里，他的讀者已經在腦子里積累了一些影像和人物，看到舞臺，他會有對比，他甚至會興奮地比較“真假”……

南方周末：對演員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濮存昕：說懸了是挑戰，其實是本本分分地，從自我出發。陳忠實當年寫《白鹿原》，他已經是不吐不快地積累了很長時間：他的學養、生活的積累、他對於歷史的直覺思考——他不是教科書式的思考，他是直覺的思考，道聽途說也好，他看資料也好，他在那塊土地上，他頭腦中會自然而然地出現《白鹿原》的歷史脈絡。張家、李家、王家全都安在這白家，丁家、鄭家安在鹿家，它完全是演義的。

南方周末：你怎麽看小說開頭那些看上去荒誕不經的東西？

濮存昕：荒誕不經是他的當代意識。他沒有完全沈溺在自己的資料和生活素材中間，他一定是沒有，他一定是讀過別人的著作，包括《百年孤獨》，西方文學里頭很多有趣的思維方式他一定有，他才能一開頭就用這種傳奇般的婚變的方式，從俗的角度進入到宏大的正史中間去。但同時，它又必須是一個接地氣的、微觀的故事，也就是人的命運，人受即得利益的驅使……他的閱讀量應該有的，但是他從來沒有跟你說，我給你推薦什麽書，我喜歡哪個作家的，他全都沒有。但是那些東西都長在他身上。西安那塊地方、壩上、原上，包括路遙、賈平凹他們這個作家群，還有西安的美術界，跟陳忠實是有聯系的，他們之間聊天形成的審美，都是《白鹿原》的土壤。

我都忘了那個人的名字了。有一次開會，那個人在他耳後說：路遙得獎了，你搞的那個玩意兒，如果弄不到這個份兒上，你就從這個窗戶跳下去。他回家跟老婆說：我要是不把它寫出來，咱倆就去餵雞，咱不幹這行了。後來，終於出版社給了他回信，他知道書馬上要開印了，他像病了一樣癱在沙發上。他老婆說你病了吧？他回答他老婆的一句話，我讀到的時候，甚至有一點辛酸：他說，咱們不用養雞了。

一個行當說一個行當的事兒。至高無上的榮譽，它不是名和利的事，它是歷史、社會的認可。這本書要面世了，還沒有大賣呢，也沒有得獎不得獎的事。他只是說，我付出的心血，我掏了心窩子——就跟馬蜂，蜜蜂似的，蜇了一下人之後它就完了，它就是一次性的，全部付出去了，他的命已經搭在那里了。那個東西要去印了，那個東西已經不屬於他的時候，就好像養了一個閨女，嫁出去再也不見的感覺。他有一種離別，他也有一種欣慰：“咱們不用養雞了。”——那麽豐厚的心里感覺，他就用六個字——“咱不用餵雞了，來表達。”

南方周末：你這個體會非常有意思，既是你對陳忠實的理解，也讓我看到，一個好演員是怎麽做功課的，就憑那六個字，你聯想出這麽一片東西。

濮存昕：我演《李白》，謝幕的時候那一鞠躬，那是死而無憾的感覺：我能夠把這個角色演到這份兒上，這輩子也可以了。但是回過頭你還是會想：第二天咱演什麽？明天還有什麽好角色？退休之前，還有什麽東西可弄？今年的10月13號，我們要重新結構《雷雨》。曹先生的在天之靈，能不能認可我們對於他這部作品重新的詮釋？完全解構式的講述，但又必須讓人家承認我們講述的《雷雨》就是曹先生講述的那個故事，我們要明明白白地震撼你，絕對不讓你竊笑，絕對不讓你覺得你在看偷情，在看亂倫……

南方周末：期待。我之前看過你演的話劇《李白》，最近看了你在葉小鋼交響音樂會上，朗誦《將近酒》。雖然你穿著西裝，但簡直就是李白附體。

濮存昕：一定是西裝，穿古裝反而不對，因為你是在一個當代的舞臺上，後面是一支交響樂隊。李白的情懷，在我們當代知識分子里面誰身上都有，包括俄羅斯人。給我們（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排《海鷗》的耶甫列莫夫（前莫斯科藝術劇院總導演）去世了，他就說過，我想在中國當李白。所以西方當代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是知道李白的，他們把李白當作自由的符號……

南方周末：可是你恰恰讀出了他的不自由，“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好像特別豪放，但其實里頭有深深的無奈。

濮存昕：他進退兩難，他就是在這種糾結中，去抒發他的豪情。這種東西，我有，大導有，陳忠實也有。我60歲的時候，悟出一個道理：得其所哉，安分守己。你是幹嘛的？你到底喜歡什麽？這個確認很重要。陳忠實是一個作家，他寫《白鹿原》掏心，掏肺，掏空了之後，是不是再來一個，“超越”一下？別人會這麽想，但他自己明白：不行了。所以他罵人家：你懂個錘子！我們演員這方面稍微好一點。你還可以演下一個角色，因為你可以借助很多：劇本、導演、舞美、燈光。但是作家借助什麽？他只能借助自己的命。我覺得陳忠實到達了一個得其所哉，安分守己的境界。他安分在西安，守己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