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假如一款速凍的意大利火腿披薩出了質量問題,那麽上面的火腿由農業部負責檢查,而奶酪和番茄醬則由食品及藥品管理局(FDA)把關。這種冗雜的體系降低了食品安全管理的效率。政府和國會議員正試圖準備重新設計與食品安全相關的行政體系。
單設食安監管機構
來自民主黨的聯邦參議員理查德•德賓(Richard Durbin)和眾議員羅莎•德勞洛(Rosa DeLauro)1月底向國會提交了一份議案,建議剝離出分散在FDA、農業部和其他部門中涉及食品質量監管的各項職能,成立單獨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食品安全管理局(Food Safety Administration或FSA)。
美國國會網站顯示,這份名為“2015安全食品法案(Safe Food Act of 2015)”的議案在開篇做了如下表述:“為了通過預防食源性疾病來確保食品安全,提高致病汙染物研究和提高食品安全保障來防止蓄意汙染、對公眾健康進行保護,本議案提出設立FSA。”
議案強調,食品供應的安全與否事關公眾健康和國家經濟,保障食品安全的過程一旦出現疏漏,將對消費者和行業造成影響。所以,需要一個整合的、系統化的方案來預防食源性疾病,保障食品供應的安全。
議案表示,FSA應該是一個獨立的行政部門,其負責人須由總統直接任命。
2月底,美國總統奧巴馬也提出了整合食品監管職能的想法,但與上述議案不同的是,政府設想中的FSA應該隸屬於衛生部。
整合分散的監管權
智庫機構美國法規事務專業人員學會(RAPS)稱,一旦設立FSA的議案得以通過,那麽存在了110年的FDA很快就要改名並交出食品部分的監管權力。從FDA和農業部等15個機構中剝離出的食品監管職能將整合至FSA一家。
《華盛頓郵報》稱,農業部和FDA作為食品安全監管的兩大主要部門,過去幾十年來“各掃門前雪”,執行不同類型的檢查項目。專家稱,長期以來各自為政無疑給職能合並增加了難度。
從監管比例看,美國人的食物在擺上餐桌之前,80%左右受到FDA的檢查,包括海鮮、蔬菜、水果、奶制品,帶殼蛋類及所有標示營養信息的食品;農業部負責肉類、禽類和加工過的蛋類。
議案要求,FDA將下屬的食品安全與應用營養中心(CFSAN)及負責制定食品法規的監管事務辦公室的大部分職能的資源和設施移交給FSA。此外,法案還建議FSA吸納獸藥中心,以及農業部下屬的食品安全及檢驗局和動植物衛生檢驗局的部分職能。
如果議案最終通過,那麽剝離食品監管職能後的FDA仍然對藥品、醫療器材和煙草產品保留監管權力。此外,根據美國法律,膳食補充劑作為食品而非藥品,同樣將不受FDA的監管。
蛋和蛋制品監管者不同
實際上,德賓和德勞洛並非首次提出該議案。他們在1999、2004、2005和2007年曾4度向國會提出類似的食品監管機構改革想法,均無疾而終。
德勞洛表示,目前美國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很不可靠,因為它並沒有為保證食品從生產到零售環節的全程安全提供監管的持續性。
她在一份聲明中稱,政府有責任確保民眾不受食源性疾病的影響,而既分散又過時的食品安全體系則對此形成了一道阻礙,“結果是,眾多生命被無辜地置於危險之中。因此越發迫切地需要進行改革。”
德賓在一次記者會上稱,希望能通過提出2015安全食品法案來引發公眾對美國現行食安監管體系的討論。目前,美國30部與食品相關的法律需由15個不同的聯邦機構來實施,“里面有太多重複、浪費精力的工作,我們可以把這些經費節省下來,通過協調聯邦機構的職能,打造更安全的食品環境。”
德勞洛稱,同一種食品里的不同成分往往需要接受不同機構的檢查。她舉例道:“一個機構檢查母雞是否健康,而另一個機構則對雞的飼料負責。”此外,當雞蛋作為食品銷售時由FDA負責,而一旦被加工成蛋制品,則由農業部的食品安全及檢驗局負責。
食源性疾病影響美1/4人口
根據上述議案,FSA將被賦予多項行政權力,包括召回不安全食品,提出風險評估要求,采取預防控制措施減少食品摻假等。此外,FSA還應該在進口食品檢驗及食品生產鏈全程追溯等方面獲得更多授權。
公共利益科學中心(CSPI)對議案表示支持,該機構的食品安全部門負責人卡洛琳•德瓦爾(Caroline Smith DeWaal)稱,該議案把所有涉及食品的事務歸入單個機構來管理,“確保所有的食品生產者使用同樣的系統來預防食品汙染。當問題發生時,也能提供一個統一的解決方案確保食品安全。”
來自紐約州的民主黨人、聯邦參議員陸天娜(Kirsten Gillibrand)近日也對該議案表示支持,她表示,面對問題食品,農業部缺乏權限發布強制召回令。如果議案得以通過,將是美國食品安全系統繼老羅斯福總統於1906年簽署《聯邦肉類檢查法》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改變。
《華盛頓郵報》援引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估計稱,全美每年大約有8700萬人——相當於每4人中就有1人——受食源性疾病影響,超過37萬人送醫救治,多達5700人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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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婉君」封為賴神的台南市長賴清德,在九合一選舉獲得超高得票率,設下「賴清德障礙」。除了貼近民意,他採取內科療法,花四年在台南做看不見的基礎建設,讓台南從文化古都蛻變成具有競爭力的城市,政治行情也扶搖直上。 撰文‧郭淑媛 一些在網路上被廣推的消息,成就台南市長賴清德「賴神」封號,一些刻意的「作為」與「不作為」,也讓他在二○一四年九合一選舉,拿下七二.九%的最高得票率,甚至一度成為與民進黨主席蔡英文競爭總統初選的熱門人選。 造就「賴神」形象,源自於一二年天秤颱風來襲,賴清德一大早借助成大防災研究中心提供的氣象資料,獨排眾議,做出不放颱風假的決定,事後證明他「決策英明」而獲網友大讚封「神」;加上他搭高鐵幫突發病人看病、在路上看到車禍下車關切等,點點滴滴被po上網,讓賴清德在「婉君」眼中的地位扶搖直上。 但除此之外,賴清德到底在台南做了什麼事?似乎,就沒有前面兩件事讓人印象深刻。 出身內科醫師的他,做事風格實事求是,講究科學數據的性格一樣延伸到他從政。有別於多數縣市長搞硬體建設求表現,賴清德有自己一套看法,選擇政治人物眼中「吃力不討好」的項目做。 談財政:預算歸零重編 零舉債,讓財政轉普通病房譬如,賴清德十分重視財政紀律,四年前出任市長時,市府負債九六四億元,他採「零基預算」模式,將預算歸零重編,拿掉沒必要的項目,要做的則排定優先順序,還大膽地在第一任未推出重大建設,只做治水防洪等基礎建設,到一三年做到零舉債,還了一二七億元的債,讓大台南財政從加護病房轉入普通病房。 「人希望身體健康強壯,但沒有醫師會開補藥,一定會先治病,當疾病控制好,只要睡眠足營養夠有充分的運動,就會健康。城市也一樣,為何過去四年我沒有舉債,沒有設定遙不可及的目標,因為那不可能讓城市發展。」賴清德接受《今周刊》專訪時說。 他對市政採取內科療法,挑戰盤根錯節的病根,一步一步來。搞財政健全,專家學者都會拍手叫好,但民眾感受可能是市長沒有作為,賴清德居然還能維持高人氣,無怪乎政界人士羨慕他,「果真是賴神!」賴清德說,債務已到頂,中央補助款沒有給台南直轄市待遇,縣市合併升格千頭萬緒,在此狀況下,「只能啟動行政革新,把錢花在刀口上。」賴清德在台南革新政治文化,先從自身做起。「他很少跟同事共餐,傍晚開會只提供點心而非便當,認為大家只要不餓就好,可以回家再吃晚餐,他認為公務上只要不要虧待(公務員)就好,公帑花用應在市民身上。」台南市觀旅局長王時思說。 談治水:完成十年防洪標準抗旱防澇,省七千萬噸水賴清德還規定市府直屬單位的小額採購,如紙筆,雖然金額很小但量很大,一年下來要幾百萬元,購買的費用、規格與廠商,都要上市府內部的小額採購網登錄,其至還會問筆為何不買十元要買二十元?登錄比較之下,自然集中往便宜的廠商購買,省下不少公帑。 賴清德的革新之刀還動到市議會身上,上一屆民進黨占多數下,他取消議員小型工程款建議權,不理會議員人事關說,這一屆雖因議長選舉民進黨五位議員跑票,被開除黨籍而無法過半,他也不妥協,在議長李全教涉嫌賄選案發後,即宣布不進議會,成為他上任後最大爭議。 賴清德強調,過去四年施政秉持的原則,是發揮醫師看診治療病人的精神,面對問題先診斷,找出問題的所在,再提出方法來解決;再者就是「馬蓋先」精神,手頭上有限的資源,用創新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不會因為客觀條件不足就放棄。 過去四年,賴清德先做基本功,包括治水、土地通盤檢討、公車捷運化、工業區更新,「條件帶上來,外來的人才有信心來投資,過去四年共有八千四百多億元投資案,創造了將近八萬個工作機會。」賴清德說。 抗旱與防澇,是他得意之作。台灣淹水潛勢面積有三分之一在台南市,他把治水當首要任務,花六十幾億元完成十年防洪標準。面對今年大旱,台南地區一期農作持續耕種,台南市還未進入第三階段停水計畫,主要是嘉南農田水利會設「掌水工」,每天到農田巡視,省了七千萬噸水,市府同時力推工廠四省(省水電紙油)。 「媒體應該稱讚我們的抗旱作法,我們不斷在做節水與開發水源工作。」賴清德說。 台南城市風貌與文化特質形成特殊魅力,漫步在台南吃吃喝喝,成為不少國人眼中「小確幸」的經典圖像。經過四年行銷,台南觀光蓬勃發展,根據台南市觀旅局統計,主要遊憩據點遊客數,從縣市合併升格第一年(一一年)約一千九百萬人,至一四年約二千六百萬人。賴清德說希望把台南打造成文化首都,讓任何人來台南就知道台灣,也讓市民感到光榮,才有辦法團結往前走。 不過,第一任的基礎建設,也有綠營議員認為「無感」,認為賴清德必須加把勁,包括區域整合未做到位,如何解決城鄉落差,讓居民生活便利,都是課題。 進入第二任,賴清德擴大建設步伐,「這一任我要推新的十大旗艦計畫。」「每一天都當從政最後一天。」賴清德常常把這句話掛在嘴邊,他也如此要求行政團隊。由於他四年前當選市長是首度進入行政系統,沒有班底,台南的資源又無法與北高相比,外地人才難覓,必須善用原來台南縣市官員,少部分自中央求才,因此賴團隊不少人是事務官出身,市府祕書長陳美伶曾任行政院副祕書長,深受倚重。 談用人:分權授責 抓大方向,將計畫分工執行談到用人之道,賴清德說:「授權啊,我怎可能比局處首長還專業呢?而且若凡事要自己決定,在我這位置上會產生行政效率的瓶頸,一定要分權授責,十大旗艦計畫是與各局處一起討論出來的,我抓大方向,設定目標,授權執行,每年滾動檢討。」王時思說,賴清德對清廉有強烈的執著,重視團隊成員操守,要求大家盡量少應酬。 賴清德的高人氣,與他十分重視民眾陳情以及互動有關。「市府每年至少辦一次區里座談,所有首長都到場,一年有一千多件列管處理,他擔心只有幕僚與二手資訊,施政會有偏頗,故會自己跑到第一線。」王時思說。採訪當天,有民眾到市府大廳向他攔路陳情,他立即請幕僚接手了解問題。 賴清德與民眾互動溫文儒雅,講話不溫不火,在台南擁有不少粉絲,市議員邱莉莉就形容,今年農曆大年初九去天公廟上香,不少民眾一看到賴清德竟然尖叫,彷彿看到明星一般。 儘管在綠色的土壤上執政,仍會出現波折,賴清德第一任時鐵路地下化拆遷問題就鬧得滿城風雨。但他強調,這是台南各界爭取二十年的建設,至○九年行政院才核定,不是從他開始,他的責任是落實中央在地方的重大建設,配合土地徵收,照顧民眾,目前照顧住宅已動土,希望能無縫接軌。台南市新聞處長吳堂成透露,為了解決紛爭,賴清德逐一進行家戶拜訪,了解民眾困境並思考如何解決,還未有共識的就持續對話。 此外,四月二十二日市議會開議,賴清德仍堅持不進議會,沒讓步打算。國民黨籍市議員王家貞批評,賴清德從政一路順遂,原本議會民進黨過半,完全沒料到議長選舉會輸,「見笑轉生氣」,「用民粹挾持台南鄉親,這是賴市長由盛而衰的關鍵點。」民進黨籍邱莉莉說,黨內也有人不以為然,︽地方制度法︾未規定市長一定要進議會備詢,不進議會可凸顯問題,但對他的政治生命也賭很大。 賴清德則說,李全教是台灣地方自治史上,第一位因議員選舉涉嫌賄選而被地檢署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更在議長選舉涉嫌賄選,「在司法未釐清前,我不排除在當選無效之訴民事二審定讞前,約一年的時間不進入議會。」他強調,市府今年預算去年已經審過,明年度預算明年初再審就行,且連續性的預算可先用八○%,施政不受影響,「局處首長會出席議會委員會,我會讓市府成公開透明的開放政府,接受人民的監督。」這場政治豪賭,替賴清德政治之路埋下變數,在堅持與妥協之間,如何說清道理,做他口中「對的事」,考驗這位政治金童智慧。以下為訪問重點。 ︽今周刊︾問(以下簡稱今):你任內一定要完成最重要的三件事是? 賴清德答(以下簡稱賴):應該說要大部分落實完成或開始做的,包括打造五大文化主題園區、市立美術館等六大指標建設、七大景觀改造計畫;還要完成八項投資招商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完成鐵路地下化等九大交通建設,並推動南台南副都心等十大土地開發案,將土地通盤檢討,預計可帶動台南繁榮發展,也可挹注台南財政二百億元。 談定位:﹁看見未來﹂ 發展平衡,創造就業機會今:你給自己第二任市長的定位是什麼? 賴:我過去四年是打基礎,擬定文化首都、觀光樂園、科技新城、低碳城市等四大城市發展願景,也擬定了「十大旗艦計畫」。未來四年台南要大步向前,我有一個核心價值:「吃飯皇帝大」,要讓市民安居樂業。 發展中還要推三個永續,環境、發展、財政永續,發展綠色能源、生物科技等產業,持續招商創造就業機會,嚴守財政紀律。 今:你因議長涉嫌賄選案不進市議會,引起極大爭議,想要改變什麼? 賴:我如果進去議會低聲下氣是比較容易,說不定能得到社會更多的支持與同情,但我不能這樣,我應捍衛台南的尊嚴。我希望開啟地方政治文化革新,把問題掀開來,讓陽光照進來。 以往談改革焦點都在中央,但地方任其腐敗,一開始視而不見,久了視為理所當然,不從地方開始,台灣政治革新不會有成功的一天。既然碰到了,我就應堅持崗位,承擔責任不計毀譽,只求掃除地方政治黑金,也可以把台南的危機轉變成台灣的契機。 賴清德 出生:1959年 現職:台南市長 經歷:成大附設醫院主治醫師、第三屆國大代表、第四至八屆立法委員學歷: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碩士家庭:已婚,育有二子推建設,40項工程完工—— 賴清德連任百天的市政成績單敲定「新十大旗艦計畫」,推動建設大步向前,包括5大文化主題園區、6大指標建設、7大景觀改造計畫、8項投資招商案、9大交通建設、10大土地開發案11項工程動工、40項工程完工,當中涵蓋642案基礎建設工程,總金額達到5億6000多萬元,這其中包含抗旱、防汛的準備工作將競選時的政見化為政策,不管是執掌分工、預算安排,甚至期程設定都已經完成。總計45項重大建設,大部分可以在未來4年任內完工資料來源:台南市政府 整理:郭淑媛 | ||||||
【編者按】
長江中下遊的防汛工作,並沒有隨著梅雨季節的結束而松弛。8月25日,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主持召開會商會。陳雷表示,當前全國仍處於主汛期。全國仍有44條河流發生超警戒以上水位洪水。2016年,長江中下遊部分區域遭遇了總量、強度和範圍等均高於1998年的降水過程,很多數據突破歷史極值紀錄。洪水危情再現。
1998年,是中國防洪思想變革的分際線。之前,限於條件,防洪基本圍繞“嚴防死守”四個字開展;之後,政府不僅投入巨額資金用於大江大河治理,國務院還具體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賑,移民建鎮”的32字政策措施。在進入新世紀之後,治水思路逐漸由“控制洪水”變為“洪水管理”。
18載之後的2016年,肆虐的洪水因為多項數據改寫了歷史紀錄而備受公眾矚目。18年間,政府采取的治水措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防汛抗洪依然面臨很多新課題。隨著流域經濟地位不斷提高,治水戰略地位也變得更加重要。2016年的洪水是對這些年江河治理成果的檢驗,只有清晰看到不足,才能在治水理念、方法上適應新的形勢和變化,最終造福於民。第一財經在2016年汛期即將結束之際,制作治水專題,以備殷鑒。
(都江堰)
治水,可以說貫穿了中國的歷史。
中國歷史上人類與洪水的抗爭,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文明時期,其中最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大禹治水。從大禹的“改堵為疏”,到孫叔敖的“引水灌溉”和西門豹的無壩取水樞紐及“低溢流堰”,再到李冰的都江堰、王景的“河汴分流”、範仲淹的“浚河、修圩、置閘”、郭守敬的“四海測”、潘季馴的“束水攻沙”……這些古代治理洪水的方法,至今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長江、黃河、淮河、海河、松花江等流域遭遇了多次洪災侵襲,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抗擊洪水過程中取得了顯著成效,也有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就治水的理念和思路來看,在1998年特大洪水之前,治水思維基本圍繞“人定勝天”和“嚴防死守”開展;1998年之後,中國在多個層面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本世紀初又提出了向“洪水管理”的戰略性思路轉變。可以說,1998年成為推動中國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轉變的分水嶺。
在資金投入上,1998年之後,中國政府斥巨資集中建設水利基礎設施。在1998年到2002年5年里,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額達到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總額的2.36倍。在“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更是達到2萬多億元。
伴隨城鎮化迅速推進,流域經濟迅猛發展,新時期的治水又面臨著諸多新問題。僅以長江治水為例,“經過多年治理,現在情況與過去有了很大不同。一是目前長江幹堤加固完成,標準提高;二是農村青壯勞力進城,搶險力量減弱。所以,如今應該更多強調的是人水和諧,給洪水出路,還空間於洪水;同時在受淹不可避免的情況下,增強承受能力、適應能力、快速響應能力與恢複重建力。”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副總工程師、防洪領域專家程曉陶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
從“控制”到“管理”
1998年夏季,長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發生特大洪水。同年8月26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所作的《關於當前全國抗洪搶險情況的報告》稱:“全國共有29個省(區、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受災人口2.23億人,死亡3004人(長江流域1320人)”,並表示要“繼續嚴防死守,確保大江大河幹堤安全”。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向1℃記者回憶:“1998年,長江流域可用於調節大洪水的措施和工具不多,只能嚴防死守。”
在程曉陶看來,1998年長江抗洪最突出的特點是“嚴防死守、死保死守”。除了對少數有礙行洪的江洲民垸主動放棄之外,萬里長堤,寸堤必爭,不惜一切代價固堤護堤、加築子堤、查險排險、搶險堵口,搶築一、二、三道防線。
“嚴防死守,實質上就是在我國堤防標準與可靠性尚不夠高的條件下,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和多年積累的搶險經驗,采取臨時加高、加固、除險措施,保衛堤防安全,最大限度地發揮現有河道、湖泊的行洪與槽蓄能力,盡可能減少淹沒範圍,減輕水災損失。”程曉陶表示。
這一場特大洪災的發生,促進了政府在治水思路的轉變和發展戰略的轉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央政府提出的水利建設方針是“防止水患、興修水利”,並從1950年起對長、黃、海、淮等七大江河進行持續治理;在1998年洪災後,政府對水利的投入空前增長,在水利的諸多領域開始了“災後大治”的步伐。與此同時,社會各界開始反思應如何與洪水共處。
(2016年7月14日,湖北第二大湖泊梁子湖與牛山湖之間的隔堤被炸開,梁子湖永久性退垸還湖)
1998年長江洪災後,國務院提出“封山育林,退耕還林,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等32字政策措施。是年冬,湘、鄂、皖、贛4省開始對長江幹堤之間嚴重阻礙行洪的洲灘民垸、洞庭湖及鄱陽湖區部分防洪標準低的民垸進行平垸行湖、退田還湖。
在1999年召開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溫家寶表示:“堅持把興修水利擺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位置。要堅持蓄泄兼籌,以泄為主,提高綜合防洪能力,必須通過堤防建設、分洪攔蓄水庫調節、河道整治等綜合措施,提高江河的防洪水平。”
2001年的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講話稱:“‘九五’期間,特別是1998年大水以來,水利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表現在於“水利投入大幅度增加;進行了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的探索,正在逐步形成適應新時期要求的新的治水思路”。
2003年初,水利部與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明確提出,我國的“防洪要從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轉變”。這一轉變,是中國治水方略變化的重要標誌。
對此,王浩表示:“對於洪水管理,摒棄了傳統的圍、堵、截等控制和防禦洪水的思路,倡導‘有意識地適應洪水管理’或‘洪水的自然管理’理念。”
從“控制洪水”到“洪水管理”,一詞之差、順序之別,卻意味著治水理念、管理體制與運作機制的調整與完善。當然,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綜合管理”的現代治水理念,是指要充分利用工程措施、非工程措施和管理措施,將洪水災害降低到最低。
國內外的防洪實踐證明,完全消除洪水災害是不可能的。在防洪措施方面,根據洪水等級的不同,可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
對於中小洪水,通過一定的輔助幹預措施,可以把洪水資源化,不僅可降低洪水的危害性,還能將洪水變成寶貴的淡水資源。比如,海綿城市就是新的城市雨洪管理概念,既降低城市排水系統的壓力,又可以提高水資源利用率。
而對於大洪水或特大洪水,比如長江流域今年的洪水,則要采取“蓄泄兼顧、以泄為主”的措施,必要時給洪水以出路,允許洪水淹沒土地,人員撤出蓄滯洪區,盡量降低洪災損失,力求做到人不與水爭地。
“98洪水”成資金投入轉折點
治水思想的變化以及推動洪澇災後的大治,需要大量資金來撬動。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之後,國家水利財政支出及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比在大幅度減少。《中國水利之路:回顧與展望(1949-2050)》中的數據顯示:計劃經濟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占GDP的0.8%左右;“六五”時期,水利基本建設投資僅占0.29%,“七五”時期更下降為0.11%。水庫與堤防建設速度顯著放緩,供水能力增加和新建工程增加量明顯減少。
1978年之後的20年,水利防災減災方面的供給增長緩慢,與安全性需求之間的差距持續拉大。1℃記者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折算,“六五”期間用於水利基本建設投資約為94.85億元;“七五”時期則減少至81.16億元。
不過,從1998年開始,中央在水利方面的投入逐漸大幅增加。1998、1999、2000年三年的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總規模近千億元,年度投資額是過去一般年份的3~4倍。全國水利建設迎來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個高潮。
如果把這一時間拉長到五年來看,即1998年~2002年,來自中央水利基建投資的總額達到了1786億元,是1949年到1997年水利基建投資的2.36倍。這一時間段內,國家共發行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於水利建設1258億元,約占五分之一。
“十二五”水利投入達2萬多億
根據“水利部長在歷年全國水利廳局長會議上的講話”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1℃記者對“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間的水利總投入情況進行梳理發現,這三個“五年計劃”對水利建設的投入,總量遞增驚人,占GDP比重相對穩定。
“十五”期間,中國水利建設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625億元,相當於1949年至2000年的總量,約占當期GDP總量的0.5%,其中中央水利建設投資1695億元;“十一五”期間水利總投入約7000億元,是“十五”期間的1.93倍,約占該期間GDP總量的0.45%,其中中央水利投資達到2934億元;“十二五”期間,全國水利建設總投資達到2萬多億元,是“十一五”的近3倍,水利總投資占“十二五”期間GDP的比重超過了0.68%。
資金的持續投入推動了水利“大治”。其中防洪建設的投資巨大,數據顯示,1998年至2004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資達2411億元,其中用於防洪建設的投資1607億元,占同期中央水利基建總投資的67%。
王浩說:“目前,長江已基本形成了以堤防為基礎、三峽水庫為骨幹,其他幹支流水庫、蓄滯洪區、河道整治工程及防洪非工程措施相配套的綜合防洪體系。”
具體來看,以三峽水庫為骨幹的一批有較大防洪作用的幹支流水庫得以修建,目前長江流域總防洪庫容約700億立方米;興建了以荊江、杜家臺為重點的一批蓄滯洪區;整治了長江中下遊部分幹流河道以及洞庭湖區、鄱陽湖區尾閭洪道,長江中下遊幹流3900公里堤防達到了設計要求等。
在全國10個省(直轄市)208個縣(市、區)實施了以“長治”工程為主體的國家水土保持重點防治工程。與2000年相比,長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積減少了14.6萬平方公里,全流域已實現水土流失面積由增到減的歷史性轉變。
“成都治水十條”
一、推進雨汙分流全覆蓋,加大生活汙水處理廠擴能改造力度,加快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設。
二、加快工業園區汙水處理廠、配套管網及自動在線監控裝置建設。
三、開展畜禽養殖及屠宰行業專項治理,逐步推進規模畜禽養殖產業有序轉移和規範養殖零排放。
四、大力整治洗車場、農貿市場、洗砂場、攪拌站、“小散亂汙”、“農家樂”等違法排汙行為。
五、加強飲用水源地規範化建設,2018年底前縣級及以上集中式水源地全部建成水質預警自動站。
六、實施飲水安全保護工程,推進李家巖“第二水源”建設,規劃建設“第三水源”。
七、強力整治296段黑臭水體。
八、加強毗河、西江河等7條重點流域水環境治理。
九、推進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打造海綿城市。
十、加快完成藍線規劃,拆除河道兩岸違法建築,打造宜居水岸、活水成都。
成都的濕地公園 圖據四川日報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官遠星
成都提出的“重拳治水”,有了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
今日(6月18日),成都對外發布《實施“成都治水十條”推進重拳治水工作方案》(下稱“治水十條”)。成都治水的“行動手冊”得以再次升級。
據成都市水務局局長陽昌壽介紹,到目前為止,成都城市建成區44條河的53段黑臭水體、719個下河排水口的黑臭水體綜合治理任務基本完成。面對該成績,成都要如何在維持的同時進一步加以提高?此次發布的“治水十條”,正是成都對該問題的解答:一方面建立長效管理機制,對已治理水體采取“回頭看”措施,繼續鞏固成果;另一方面,將治水升級為對水的有效利用,以治水推進產業提檔升級,實現水環境的“共建、共治、共享”。
堅決關閉“三無企業”
“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此次成都出臺“治水十條”,直指產業發展與汙水排放二者的平衡,誌在滿足產業綠色發展需求的同時,淘汰落後產能、推進產業向高端發展。
如何實現這一平衡?成都的思路是,以工業園區為載體,實現工業排汙的高效處理與產能的升級換代。
在園區內,成都在加快汙水處理廠建設及其配套管網、自動在線監控裝置設施的同時,加大其擴能改造的力度。據陽昌壽介紹,2017年,成都將啟動彭州市縣城產業園、麗春產業園、蒲江縣中德(蒲江)中小企業合作區等園區內工業汙水處理廠建設,並對新都區、金堂縣、崇州市、溫江區等多個工業汙水處理廠提標擴容改建。
為此,成都定下的目標是,力爭通過三年,“新增汙水處理能力118萬噸/日,提標改造汙水處理能力230萬噸/日,新建汙水管網625公里,改造老舊管網420公里,改造合流制管網166公里”。
值得註意的是,“重拳治水”之“重”,更體現在成都對園區外工業項目的措施。據成都市經信委副主任鄭中禮介紹,由於其汙水處理設施建設滯後,成都明確要求,在“工業園區外,各鄉鎮嚴禁新上工業項目”,以減少新的不達標工業汙水排放。
與此同時,成都還將對工業園區外現有工業企業開展清理排查。一方面,成都將堅決關閉“三無企業”,並對不達標工業汙水排放的工業企業實施停業整頓,經環保部門、水務部門驗收合格後方能恢複生產。
另一方面,對檢查合格的工業企業,成都或采取關閉或調遷,或在工業企業比較集中,並有條件建設工業汙水處理廠的鄉鎮,督促指導其加快工業汙水處理廠建設。
成都規劃“第三水源”
在“治水十條”中,水源地的開發與保護是主要內容之一。引人矚目的是,成都“第三水源”三壩水庫的規劃建設工作被正式納入其中。這也是自去年10月初作為成都“第二水源”的李家巖水庫工程正式開工建設以來,成都在挖掘水資源利用潛力、優化調配水量,全面提高供水能力的又一動作。
根據成都的計劃,今年將啟動三壩水庫建設項目的前期工作,預計2022年,按計劃有序推進三壩水庫建設。而李家巖水庫也將於2020年基本完成主體工程的建設與其環保工程工作。
還有更多城市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在成都不斷開展。一個例子是,陽昌壽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成都將按照海綿城市的理念,通過成都天府綠道的建設推進,同步實現其地下綜合管廊系統的建設,使其成都市域範圍內不斷鋪開。
據他介紹,成都已規劃將建成31.5公里環城生態區天府綠道一期,完成三環路綠化帶的改造與錦江軸天府綠道概念規劃及實施方案並有序啟動,並到2020年初步形成340公里環城生態區-天府綠道。基於此,到2021年,成都將建成不少於200公里的地下綜合管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