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hexun.com.tw/2011-05-23/129868020.html
2011年3月28日，歸案一年有余的浙江之俊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之俊集團）法定代表人、“之俊系”控制人何誌軍，出現在杭州市中級法院的審判席上。
據公訴方杭州市檢察院指控，何誌軍涉嫌三宗罪：抽逃出資罪、貸款詐騙罪和偷越國（邊）境罪。案件至今尚未宣判。
五年前，為逃法律罪責，何攜偽造的臺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從上海出境，陸續潛至新加坡、臺灣、馬來西亞等地。在他身後，是“之俊系”已被掏空的逾百家關聯公司，留給相關銀行11.79億元的資金漏洞。
此涉案資金規模，為建國以後浙江經濟案件之最，關聯銀行一度噤聲。直到何誌軍出逃五個多月後，牽連最深、虧空達6.95億元的交通銀行(601328,股吧)杭州分行方才向警方報案，要求對其立案偵查。
從頭梳理其商海沈浮，呈現出一位民營企業家起家、擴張至傾覆的生存樣本：早期積累財富，後與官僚結盟逐利，卻致落空；借“中間人”大攬項目，未料泥足深陷；最後泡沫將破，移資境外，逃亡天涯，最終也未能脫離法網。
而此案所涉之眾銀行，並非全為“惡意騙貸”的無辜受害者。案件背後，相關銀行人士失責可察。在監管制度缺位和內部人約束缺失之下，何誌軍以銀行為自家“血庫”，大行資金騰挪之法。
其受審只是開始，隨著案件推進，對關聯人物的問責亦需繼續。在政、商仍是主輔關系的當下，善於此道的何誌軍獲得諸多“關系項目”，最後皆成反諷之作：這些項目無一獲利，多成虧損。
官商“關系項目”
生於1962年的何誌軍為浙江富陽市人。上世紀90年代初，何由國企職工下海經商，從事五金生意，並在1992年成立富陽富春江工具廠，後又成立配套的貿易公司，由此完成積累。
1995年，何誌軍註冊了與名字諧音的之俊集團，重心逐漸轉至杭州並開始涉足房地產開發、小型水電站和旅遊開發等多個領域。
2000年初，何與浙江省臨安市政府簽訂協議，在該市修建華光潭水電站。此項目為省級重點工程，預計工程總投資5.7億元。但在浙江省電力公司以“水電站建設須由電力公司和臨安市共同開發”為由強硬反對下，臨安市政府解除了與之俊集團簽訂的合同。
鎩羽水電站項目後，何誌軍開始插手臨安市另一工程。此前1998年4月，代表臨安市政府出資的臨安交通實業開發總公司（下稱臨安交通）與溫州藍 光實業有限公司（下稱溫州藍光）簽訂協議合作建設臨安02省道，該道路為安徽黃山至杭州的浙江段，總長約82公裏，預計總投資約5.3億元。
該項目由溫州藍光出資4000萬元，臨安交通出資2000萬元，註冊成立臨安藍光公司（下稱臨安藍光）。按照協議，項目建成後臨安藍光將取得25年的道路收費權。
工程開工一年多之後，至2000年2月，臨安02省道在一期工程（46公裏）即將竣工時，建設資金吃緊。這時何誌軍找到溫州藍光總經理吳煥雷，要求溫州藍光退出，將股份轉讓給之俊集團，為吳所拒絕。
這場爭奪以何誌軍的勝出告終。2002年3月，在臨安市政府主要領導的要求之下，溫州藍光被強行退出。同年3月14日，吳煥雷等三人被警方以涉嫌“虛假出資、抽逃資本金”為由刑拘後逮捕，但在被關押一年後，此案以不起訴作結。
隨後，何誌軍控制的臨安順達交通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臨安順達）接手該項目，並獲得道路經營權，持股比例則陸續增至93.3％。
失去項目後，吳煥雷將臨安市政府告上法庭。蹊蹺的是，在這起持續數年的官司中，為後者埋單的卻是何誌軍。在這起官司中，何誌軍僅支付給一名律師 的“咨詢費”就達1400萬元。另外相關材料顯示，臨安市警方將吳煥雷關押時，何還曾通過臨安順達支付給辦案機關15萬元辦案費。
吳煥雷及其家屬，由此舉報臨安市政府部分官員涉嫌貪腐。但2009年4月，因涉嫌虛假出資罪，吳煥雷再次被臨安警方拘留，當年10月被臨安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但奪路成功並投入巨額建設資金的何誌軍，未料面臨虧損。2003年11月，何誌軍在項目竣工後宣布退出。據相關知情人士稱，原因之一是當年8 月，浙江省高級法院裁定溫州藍光協議有效，即路權歸溫州藍光所有，如果何誌軍不放路權，對臨安方面將不利；其二，何的資金亦出現問題，臨安方面要求其主動 退出。
該項目並非何投資虧損最大的項目，但卻是推動其不斷循環獲取貸款的重要一環。期間他結識了一位中間人，並由此介入民企難以涉足的水電站發電項目。
這位中間人即律師蔡巖。蔡巖為北京尊德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與何誌軍同齡，出身幹部家庭，長袖善舞廣有人脈。2001年，在臨安公路項目上，蔡巖以律師身份處理臨安市政府的官司，與何誌軍結識。
2003年，在臨安02省道項目上出局後，“之俊系”面臨嚴重的資金壓力。適逢各地水電站改制，在這輪“國退民進”中，何誌軍大量收購水電站項目，以期快速倒賣套現。
在這些交易中，在蔡巖的協助下，何成功拿到眾多項目，而每個項目的“中介費”均以千萬元計。
2003年3月，之俊集團以2.85億元的價格受讓江西上饒市大坳水電站。上饒方面稱此為當地最大一宗國有資產產權交易，在十余家實力雄厚的公司中，之俊集團最終獲選。在這起收購中，何誌軍支付給蔡巖中介費1500萬元。
據何誌軍供述，此後，其還收購了四川流攤壩水電站、上海大坳水電站、衢州塔底水電站、江西廖坊水電站等多家大型水電站，介紹人均為蔡巖，為此支付中介費近億元。
蔡為何介紹項目，亦為其處理數起法律糾紛。2002年左右，上海市公安局立案偵查何誌軍控制的上海展鉞公司涉嫌抽逃出資案。在經蔡介入後何誌軍脫身，後者為此支付3800萬元“咨詢費”。
“騙貸”流水線
但上述水電站收購項目卻因貸款成本過高、水電站投資成本上升等原因，至2004年，使“之俊系”虧損愈發嚴重。
“他以高額利息的銀行貸款，投入到低收益的項目中，這種經營方式註定失敗。”之俊集團的一位原企業中層評價。
據檢察機關指控，2003年初至2006年8月，“之俊系”已無履約能力，但何誌軍仍指使公司人員編造虛假財務報表、偽造工業購銷合同、修改審計報告復印件，先後騙取多家銀行貸款共計13.1億元，造成銀行貸款11.79億元的虧空。
這與何的供述相符，其稱2003年“之俊系”貸款到達頂峰，達25億元，銀行開始壓縮旗下各公司的貸款，這時他一邊變賣資產，一邊繼續采取各種手法獲得貸款以償還銀行的前期貸款。
而據何誌軍自己供述，早在2000年臨安公路項目上，關於一筆5000萬－7000萬元的貸款，“我提供的是虛假材料，雖然不是銀行指使的，但是銀行是知道的，他們知道我提供的是假材料。”
“之俊系”關聯企業達140余家，多數是以何的親友、公司員工的身份註冊成立。在他的掌握下，企業被分門別類，各司其職。
關聯企業被按功能分為投資公司、項目公司、融資公司、走賬公司四類。這些公司各自的功能是投資公司進行對外控股、投資（包括之俊集團、凱利達控 股、杭州西亞控股等）；項目公司負責實業項目（包括各水電站、醫院、旅遊公司）；融資公司則不做具體業務，其職責是申請貸款，為“之俊系”的其他公司輸血 （包括安泰公司、晨興公司）；走賬公司意在為資金調度時逃避監管，同時起到資金存放服務的作用（有富陽振邦公司等）。
由於2003年後，銀行逐漸嚴控“之俊系”的貸款，通過投資公司、項目公司等多次抵押的初級騙貸方式已不可行，何開始把融資公司、走賬公司推向前臺。
《財經》記者獲悉，在企業的貸款到期前，“之俊系”資金調度（資金組）的負責人會告知各公司的還款時限、金額和利息。再由何安排融資公司的人具體操作。
首先融資公司提供一套企業財務報表給銀行（在“之俊系”內部被稱作B賬，真實的財務報表則稱為A賬），該報表數字都經過會計更改，一般都是做大各類資產、偽造銷售收入、凈利潤等。
據“之俊系”旗下西亞公司的財務人員王成福供述，在西亞公司2005年的審計報告中，其將部分對公司不利的審計結論刪除。王只是參與修改的財務人員之一。
待銀行審核通過後，因貸款名義是實業經營、貿易投資等，與實際用於還貸並不相符，這時走賬公司介入，首先將貸款資金打到走賬公司，之後再以背書 的方式（票據持有人在票據背面批註簽章，將票據轉讓給他人），劃撥到需歸還貸款的各公司賬戶中。以使“之俊系”的運作鏈條不至中斷。
這其中，走賬公司扮演著資金過渡、掩護的角色。
除了直接騙取貸款，“之俊系”的銀行承兌匯票在貼現後，亦是通過類似管道流轉。而“資金組”的作用亦舉足輕重。
這套因銀行工作人員失職，何誌軍和旗下企業負責人、財務人員共同鑄就的“騙貸”網絡，持續時間六年之久，達20余次，涉及資金以十億計，期間無一失手，直至何出逃後，才曝光於世人。
信貸風險失控
按照國內銀行貸款審批制度規定，貸款的發放需遵循審貸分離、逐級審批的原則，企業申請貸款時，需提供上年度財務報告、貸款用途、項目購銷合同等 資料，銀行對其進行信用等級評估後，再交由風險部門進行風險考評，這期間，包括對企業提供的各類資料真偽的核查，和對企業運營狀況的盡職調查。最後，再交 予審批部門審查批準。
根據貸款數額大小，由不同等級的分支機構進行把關，數額小由下級支行審批，數額較大則需遞交上級分行審批，甚至由總行直接參與。
貸款發放後，銀行仍需對企業經營情況、貸款用途進行追蹤調查，以掌握借款人的資信和企業實際運營情況，杜絕信貸風險。
頗具意味的是，銀行的上述嚴格規定在“之俊系”身上，卻付諸闕如。
據司法材料，11.79億元的貸款虧空涉及杭州地區交通銀行、中國銀行(601988,股吧)、建設銀行(601939,股吧)、工商銀行(601398,股吧)和廣東發展銀行旗下各分行或支行。
其中交通銀行貸款虧空最大，達6.9億元，涉及浣紗支行、杭大路支行、高新支行等三家支行，僅浣紗支行一家就有3.8億元未歸還。
另外中國銀行貸款虧空2.87億元（2.22億元貸款和6500萬元承兌匯票），工商銀行虧空1.365億元，建設銀行虧空4795萬元，廣東發展銀行虧空2000萬元。
與上述巨額虧空成鮮明對比的是，2003年後，“之俊系”旗下公司幾乎無任何利潤。
據司法材料，2003年8月，之俊集團向交通銀行浣紗支行申請了1.13億元流動資金貸款，提供給銀行的部分企業財務數據是：無形資產3076 萬元，銷售收入3.3294億元，銷售成本2.6346億元，凈利潤3641萬元。而企業同期的真實會計數據則分別為，無形資產0萬元，銷售收入0萬元， 銷售成本0萬元，凈利潤55.83萬元。
這只是大量“騙貸”行為的其中一例。“之俊系”旗下包括西亞公司、凱利達公司、中集公司等近十家公司，用同樣手法獲取巨額貸款。
2003年至2006年三年時間，何誌軍共向銀行騙貸13.1億元，其間他通過售賣上海之俊大廈歸還了1億多元的貸款。
銀行則對此多有失察乃至“主動”失職。
杭州敬業會計事務所負責人李宏森稱，其所提供的“之俊系”旗下西亞公司2003年－2005年的年度會計審計報告，曾明確提及公司貸款量大、股東變更頻繁、關聯企業較多等特點，但西亞公司之後貸款並無影響。
雖然相關審計報告被部分修改，卻從未有銀行工作人員到律所查證審計報告的真實性。
司法材料顯示，涉案銀行的具體信貸負責人、關聯人員雖辯稱按正常貸款程序辦理，但仍存在重大失職行為，包括未審查貸款的審計報告原件、增值稅發票、購銷合同的真偽，亦未監管貸款的真實去向。
追責未了
據何誌軍供述，其13.1億元的銀行貸款主要流向四處：包括項目投資和公司經營開支，支付銀行前期的貸款及利息，支付給蔡巖逾億元的中介費，以及轉移至境外的數千萬元資產。
《財經》記者曾數度試圖與其接觸，均未得回應。
2005年下半年，“之俊系”財務狀況持續惡化，何誌軍已預感不妙，曾對身邊親近人士透露，由於企業可能馬上崩盤，他將隨時出境。
據司法材料，為何誌軍及其家人辦理移民（出境）手續、資產轉移提供服務的，主要有兩人，一是原瑞士銀行新加坡分行副董事、現任上海證大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總裁助理的吳元青；另一為新加坡籍人陳偉今。
此番何誌軍被訴，陳偉今因涉嫌提供偽造、變造的出入境證件罪、偷越國（邊）境罪同列被告席。
吳元青與陳偉今、蔡巖兩人相熟。2005年中，蔡巖將吳介紹給何誌軍，彼時吳還是瑞士銀行新加坡分行副董事，其工作內容之一即是為內地富豪客戶打理資產。陳偉今並無固定職業，收入來源則是為客戶辦理移民。
據長期從事金融、外匯研究的業內人士介紹，目前從境內將資產轉出境外，多是走三種渠道，一是通過地下錢莊；二是通過在境內尋找在境外有資產，同 時需要人民幣的人；三是通過私人銀行：“多數外資私人銀行可有類似資產‘置換’的服務，比如，將資產存入這家銀行的國內業務賬戶中，最終資產可以體現在這 家銀行其它國家的分行的戶頭上。”
2005年，何誌軍借理財名義希望在境外的銀行開立賬戶，通過吳元青，何以妻子的名義在瑞士銀行新加坡分行順利開戶，並轉入300萬美元。
期間，何妻、子均辦好新加坡移民手續。
司法材料顯示，2005年－2006年間，陳偉今為何誌軍提供了包括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地偽造的境外護照（通行證），各收費2.5萬到10萬美元不等，並協助何誌軍轉移1700多萬元人民幣資產至境外。該部分資金後由何投資到美國的礦產開發中。
當一切具備，2006年7月5日，何誌軍以姓名為“王千祥”的臺胞證，從上海浦東機場出境並一去不回。
在此之前，為檢驗護照（通行證）的可靠性，他曾要求陳偉今陪同，進出境外三回。
讓人喟嘆的是，2005年後，“之俊系”的循環“騙貸”行為，已成為公司高層中公開的秘密，但未有人制止。據何誌軍歸案後供稱，包括“之俊系”旗下主要公司凱利達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徐小平等人，在離開公司時，以向上級部門舉報為要挾，從何誌軍處獲得過千萬元資產。
而在何落網前，“之俊系”主要負責人黃寅、吳相榮、李智慧及相關財務人員也因牽涉案件被判刑。
由於案情重大，2007年7月，公安部下發B級通緝令，並聯合國際刑警組織，對何誌軍全球通緝。
2010年1月，潛逃三年多的何誌軍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落網，隨後被引渡至國內。
在2011年3月18日的庭審現場，何誌軍對其涉嫌抽逃出資、偷越國（邊）境的指控並無異議，但對貸款詐騙罪予以反駁：“沒有惡意騙貸，都是用於公司經營上，貸款申請材料也是按照銀行的要求提供。”但何並未對“銀行的要求”作出具體解釋。
相關銀行通過民事訴訟途徑，獲得抵押資產拍賣而受償21475.48萬元，最終實際損失達96464.12萬元。
據杭州市司法系統人士透露，在何被緝拿歸案後，隨著對其案件的清理，或將有涉案銀行的相關人士被問責。《財經》記者接觸多位被警方約談的銀行工作人員，問及當年貸款細節，對方諱莫如深，均予以回避。知情人士稱，責任人中，目前僅有少數人被記過。
本刊實習生陳竹沁、宋海濤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