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报告揭秘中国经济 百姓低收入补贴大公司

世行歸來——林毅夫：溫和地更堅持

他是「中國最被主流接受的經濟學家」，他也是中國最被世界接受的經濟學家。

從世界銀行卸任歸來，他留下了什麼，帶回來什麼？

爭議依舊纏繞，他依然溫和，卻更堅持。

4年前，他成為62年間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他形容自己像「農村孩子考上繁華都市裡的大學」；4年後，他從世行歸來，世行行長佐利克公開評價說，「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他是林毅夫，他回到了北大朗潤園。

剛剛重新裝修過的辦公室，簇新而空蕩，刷得雪白的牆上掛著林在世行的照片。

林毅夫屬龍，今年是他的本命年，在中國傳統裡，這帶有某種象徵。

一回來，爭議就撲面而來。

林毅夫從世行帶回來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引起昔日同事們的爭論。而林「唱好」中國經濟，肯定積極財政政策的言論，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更是引發學界與社會的大爭論。

這四年，在發達國家經濟學家佔據絕對主流的世界銀行，林毅夫做了什麼？他留下了什麼，又帶回來什麼？

林行長，林老師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林毅夫的歸來，就像一個明星。

2012年6月10日，他穿著天藍色T恤和淺灰西裝，與夫人陳云英一起，出現在首都機場。

迎候他們的是十多個人的歡迎隊伍，既有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的官方代表，亦有他的家人和北大的同事。林毅夫在全國工商聯擔任副主席，同時是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任期將在2013年3月結束。

迎接的人迎來的是熟悉的「林老師」：「本來是個簡單寒暄的場合，但講了幾句開場白後，林老師就開始大談對世界經濟的看法，說了半個小時，在夫人提醒下才結束。」

如同事們所言，這是林毅夫一貫的風格，「永遠在談經濟」。

6月18日，林毅夫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國發院」）專門為其召開的一個學術研討會。三天後，他在北大朗潤園繼續開了一天會，討論國發院 下一個五年計劃。這天北京悶熱，夫人陳云英中暑。次日下午，林毅夫依舊準時出現在北大英傑交流中心，向380餘名BIMBA校友報告他對世界和中國經濟形 勢的看法，說到關鍵處，他甚至緊握雙手，像宣誓一樣用力擺動，露出少有的激動神情。6月24日，他又穿著芝加哥大學的博士服，參加了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畢業 典禮，有90後的雙學位畢業生在微博上說，「林老師的打扮好萌」。

在所有這些場合，林毅夫都設定在一個模式：簡單寒暄後直奔世界經濟形勢，反覆講，從不厭倦。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舫，在1994年和林毅夫合作出版《中國的奇蹟》一書，據蔡舫說，兩個人從1987年認識起，二十幾年的交往，見面幾乎只談「學術問題」。

林毅夫也不拒絕適度的曝光，並對曝光的節奏拿捏有度。他把專訪的機會，留給了兩家官方媒體——新華社和央視。

央視的採訪，選在林毅夫在朗潤園的辦公室。他不在的四年裡，這裡被改造成一個臨時的會議室和榮譽展覽室。馬上要開拍時，他突然留意到背後的書櫃是空的——他的幾十箱書還在回國的路上。

「還是擺些書吧」，他和藹但堅決地向工作人員提出要求。15分鐘後，書填滿了取景框，林毅夫又親自走到攝像機前，確定不會出現瑕疵後，才滿意地坐在受訪的椅子上。

在世行，在路上

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

林毅夫習慣了這種緊張的節奏。過去4年在世界銀行，他沒有休過一天假，走訪了世行188個成員國中的60個。

世界最大的發展機構世界銀行，致力於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窮問題，在其位於華盛頓的灰色大廈裡，聚集著七百多名專注於發展理論的經濟學家，其中不少是諾貝爾獎得主。

在世行龐大的體系裡，核心權力由行長、常務副行長，高級副行長和副行長掌握，首席經濟學家則是行長的「軍師」，主管250餘人的發展經濟學部。負責選定研究議程，給世行管理層提供意見建議，蒐集優質國別統計數據，編寫世行的年度旗艦報告《世界發展報告》等。

林毅夫之前，這個位子的8個主人均來自發達國家，其中一位還是諾獎得主。62年間，林毅夫是這個位置上第一位來自歐美國家之外的人。

每天早上8點半，只要人在華盛頓，林毅夫都會準時出現在行長佐利克的會議室，和其他幾位副行長一起，討論當天的重點工作。在此之前，他已經和世行在世界各地的同事通過視頻會議進行了溝通。

在這些會議上，林毅夫表現低調。他的同事Lanchard回憶說，「在會議過程中，林毅夫極其謙虛，話不多，他對自己研究領域的見解，我們等了兩年才聽到。」

除了在總部的日常工作，林毅夫把更多的時間花在路上——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拜訪世行成員國。

他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非洲——4年去過14次，最喜歡的國家則是埃塞俄比亞。

和同樣處於轉型中的拉美國家不同，林毅夫的觀點在非洲更有市場。

經歷了殖民統治獲得獨立的非洲，國家意識缺乏，政府疲弱，暴亂不斷，林毅夫總結中國改革的經驗，有關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觀點和方法，恰恰符合非洲的現實需求。

「以往世行的援助策略是，一群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研究出一個源於發達國家的最優方案，然後輸出給發展中國家，但這種最優方案未必適合當地的實際。」曾為世行做過諮詢項目的國發院副院長姚洋說。

而在林毅夫的推動下，世界銀行開始嘗試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非洲，看待自己的援助策略。

「在盧旺達，在南非，他不斷告訴那兒的人們，現在的你們和1960年代末的台灣、1980年代末的中國大陸境遇完全相同。」來自喀麥隆的首席經濟學家顧問，曾多次和林毅夫一起到非洲訪問的Celestin Monga說，「他給人們希望。」

林毅夫還致力於推動建設一個溝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基金平台。

2011年9月，北大國際EMBA2009級學員到世行拜訪了林毅夫，林重點和他們談到了這個想法。

「在世行的一個會議室裡，中午11點到13點的兩個小時，林老師和大家一邊吃盒飯，一邊討論問題。」學員之一，中央電視台財經節目主持人計渝回憶， 林毅夫重點談到，世界銀行將建立一個基金平台，將發達國家的富餘資本輸出到發展中國家，既可以改善發達國家的過剩問題，又可解決發展中國家缺少資金的窘 境。

這讓一直關注中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的計渝豁然開朗。「站在世界角度看，我們擔心的一些問題可能會迎刃而解。」

「我們來談談發展吧」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

4年前，世行行長佐利克選中林毅夫，正是因為期待一個有改革經驗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為世行帶來新衝擊。4年後，世行為林毅夫舉辦了盛大的歡送 會，在幾十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經濟學家面前，佐利克再次重申了這個理由，並表達了對林毅夫的讚美：他給世行留下了嶄新的理念、視角和挑戰。

「在世界銀行裡，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非常少，很難有話語權。」林毅夫的同事，從1987年即在世行研究部任高級經濟學家的鄒恆甫說。影響世行觀點和決策的，是那些來自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

要在既有的話語體系裡發出自己的聲音，林毅夫的對策是，用自己擅長的「中國經驗」，給世行帶來新觀念——過去的十年裡，中國的經濟增長令世界矚目，而林毅夫不僅理論研究根植於此，更是離中國政策制定的權力核心最近的學者之一，對中國經驗十分熟悉。

「但事與願違。」林毅夫說，到世行3個月後，擁有158年歷史的美國投資銀行雷曼兄弟破產，金融危機成為最大的話題，本想「發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面對的景象卻是發達國家出了問題。

2008年8月，在前任世行行長家裡，林毅夫參加了一個小範圍的聚會。當時次貸危機已在美國初現，參加聚會的金融界巨頭與各國央行行長們討論這場危 機的嚴重程度時，絕大多數人認為頂多是金融教科書上的一個小案例，理由是「我們對1930年代的大危機原因非常清楚，所以不會再出現同樣的問題」。

首次參加這種聚會的林毅夫，對大鱷們的自信頗感驚訝，他表達了對經濟形勢的擔憂，並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將率先實現復甦——對於林毅夫的這個觀點，大家只是哈哈一笑。

很快，雷曼兄弟破產，次貸危機橫掃全球，至今余患未絕。這讓林毅夫對自己的判斷更有自信，他開始在世行內部公開挑戰以往的經濟理論和思維方式。

數十年來，世行一直受主流發展經濟學思潮影響，希望通過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來應對貧窮。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這種「藥 方」後來被稱為「華盛頓共識」，也就是強調發展中國家若要擺脫貧困，就要推行跟發達國家一樣的體制，實施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

林毅夫對這些政策的有效性抱有深深懷疑。他公開提出自己不同的想法——轉型經濟體應根據現實找到一條獨立於發達國家經驗的發展戰略，並由政府主導。

這種觀點在世行內部並非主流。

林毅夫展現了他一貫的堅持——發表文章、公開演講、推動內部討論，不停講，反覆講。他還在世行官網開了一個博客，名字就叫「我們來談談發展吧」。博 客的文章更新頻率很快，並在他即將離任的幾個月裡呈加速度上升，在其中一篇文章裡，林毅夫少有地表現了幽默感，引用前甲殼蟲樂隊成員保羅在2012年的新 歌《My Valentine》來比喻他的經濟學觀點，引發一些世行的同事在博客留言，提出質疑或展開討論。

「在DEC（世行發展經濟學部），我見過無數挑戰他觀點，甚至批評他的人。」林毅夫的顧問Celestin Monga說，「但他始終表現出大度。」

林毅夫的同事、著名經濟學家Partha Dasgupta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參加任何研討會都帶著隨和的魅力，在會議上有時很難看出他是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他鼓勵大家說出想法，並以表 達自己的觀點作為結束。而當他表達的時候，他似乎能夠總結所有會議上的內容。這是一種非常美好的品格，這種品格讓林毅夫極具影響力。」

「儘管我們不斷挑戰他，四年來我們卻沒能說服他改變任何觀點。」世行發展研究部負責人Martin Ravallion說。在即將離開世行時，林毅夫的觀點已經成為世行經常討論的話題。其理論也在一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機構得到認可，並通過金磚五國的南南銀行正在付諸實踐。

林毅夫還有其他一些方式與下屬相處。

在華盛頓，林毅夫買了兩把按摩椅，一把放在家裡，另一把放在世行的辦公室，提供給同事們使用。

「有一天他一定要我坐上按摩椅，調到很高的檔，那一週我都覺得自己在搖晃，但是我確實忘記了我的壓力。」 Martin Ravallion說。

林毅夫和工作人員一起吃午飯，有時也會為一個部門的人買巧克力以感謝他們的努力。Partha Dasgupta評價說，「不帶沉悶與妄自尊大的內在嚴肅是一種難得的藝術。」

「我有權威，但是我不用。」林毅夫在接受楊瀾專訪時，這樣描述他的應對策略。

在世行，林毅夫和佐利克也相處融洽。這個對中國改革最為關注的世行行長，在其就任後不久，就訪問了鄧小平的故鄉牌坊村，參觀了鄧小平紀念館。

「對於我提出的觀點，佐利克行長給了很多支持。」林毅夫說。二人還曾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聯合署名文章，呼籲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共同努力。

2012年5月31日下午1點36分，離卸任還有半天的時間，林毅夫在他的博客上貼出了最後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裡，他重點談到了「務實」二字，並 以一句話和他的世行同事道別：once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 always a member of the World Bank（意為「一朝入世行，永為世行人」）。

新理論，引爭議

林毅夫帶回來的新理論更強調政府的主導作用。在中國的現實語境裡，這種理論在經濟學界引發爭議。

「評價之事應由他人來做，就我個人來說，盡了力。」林毅夫說。2012年6月18日下午，在吃了一個簡單的盒飯後，他出現在朗潤園萬眾樓的大會議室，參加國發院專門為其舉行的一個內部交流會，討論他從世行帶回的新理論——新結構經濟學。

討論一直持續到下午6點，林毅夫精神抖擻地講了一個半小時PPT，中間沒有喝一口水。發言的林毅夫同事們。先稱讚了這位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的諸多優點，陳平教授甚至說，「中國要有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只能是林毅夫。」

不過，話鋒一轉，陳平批評林的研究缺乏長遠的歷史視角。

林毅夫臉上稍微露出一絲尷尬，但瞬間便被一個慣常的微笑替代。他先客氣地說，「陳老師每次評論都非常尖銳，這種尖銳的評論也讓討論雙方有機會對觀點 進一步澄清。」隨後，林毅夫展示了自己的堅定：「但是，你的評論有些地方是譁眾取寵，實際上沒有事實根據，建議你先認真看看我的書。」

新結構經濟學，是世行官網關於林毅夫的介紹中，唯一給出鏈接的一篇文章，也是林毅夫試圖提出新經濟學理論的野心。這個理論框架，是對林毅夫以往關於 比較優勢、自然稟賦等觀點的系統總結。與以往發展經濟學比較，林毅夫的3.0版更強調現實基礎，「應該看發展中國家現在有什麼，根據他們有的能做好什 麼。」

這在國發院內部引起激烈討論。

「大部分是既有觀點，新意是大大加強了對政府作用的強調。」姚洋教授說，「強調政府作用是否也應有階段性，以現在中國的發展階段，政府作用是否應該減弱而不是加強？」

這種爭議並不侷限在國發院內部。

在中國的經濟學界，林毅夫一直被稱為中國經濟的「唱好派」而備受爭議。在這場內部討論會上，林毅夫再次提出「中國經濟仍將保持20年8%左右的發展」，在隨後四天的BIMBA校友會上，林毅夫甚至以一種激昂的語調說，「中國經濟將會乘風破浪，繼續前進。」

這些觀點經媒體報導後，遭到輿論詰問——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社會矛盾加大等現實壓力的經濟學家們認為林毅夫回來就在「放衛星」。

林毅夫還在面對媒體時，公開表達了對2008年的政府4萬億積極財政政策的肯定，認為「如果沒有4萬億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全球危機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更嚴重」，這與國內學界對4萬億投資政策的反思亦形成對比。

在政府本輪的財政政策中，林毅夫亦主張仍主要靠投資拉動，並認為消費拉動是無源之水。在看好中國經濟的前提下，林毅夫主張將投資投向對未來經濟發展有帶動作用的領域，才能真正啟動消費。

這些觀點，被國內一些經濟學家評價為「站得高，不接地氣兒」。

不過，林毅夫並不擔心爭論和質疑，他依然在堅持自己，「我在芝加哥大學開始寫畢業論文到現在，經常提出一些新看法，這些看法與主流觀點不一致，常引起爭論，極少數人能夠理解或者接受，將近20年過去了，時間越長，越證明我的觀點是正確的。」

林毅夫：持續增長之路

對話人

　　林毅夫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名譽院長

　　葉偉強 霍侃 財新記者

［對話背景］

　　當越來越多的人對中國增長前景不再樂觀時，剛剛卸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林毅夫認為，中國經濟還有很大潛力，未來20年有望維持8%的增長，引發諸多爭論。更因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強調政府的作用而備受質疑。

　　「有爭論，沒關係。但期望能夠和大家往比較深的層次討論，而不僅僅停留在情緒化的表面。」8月24日上午，初秋的北大朗潤園綠樹蔭翳，蟬聲盈耳，林毅夫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詳述「新結構經濟學」的來龍去脈，並對下一步中國經濟如何走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

　　林毅夫1986年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次年回國，是改革開放後首位「海歸」的經濟學博士，一直致力於將現代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尋找適合中國的發展戰略。當時林毅夫就提出，「比較優勢戰略」比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更適合中國。

　　「新結構經濟學」與「比較優勢戰略」一脈相承，其主要觀點在林毅夫去世行之前已經形成。2007年10月31日和11月1日，他在英國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Marshall Lectures）即提出「產業結構由要素稟賦結構內生決定」的核心觀點。

　　在世行的五年間，與多位權威發展經濟學家思想碰撞，對眾多發展中國家的躬身體察，使其理論邏輯更為縝密。繼發展經濟學的「結構主義」和「華盛頓共識」之後，林毅夫和其他學者的理論被視為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

　　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在將市場作為基礎性制度同時，強調政府作用。這正是在國內引發爭議之處。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參與過度，難道不是現實？

　　林毅夫回應，無論市場參與者喜歡與否，政府總會參與經濟活動，給定這一現實，要點是如何讓政府發揮好作用，避免壞作用。他認為中國經濟有望保持 較高增速，也是基於政府要發揮好作用這一前提：首先，必須盡快解決「雙軌制」的遺留問題；其次，需要改變發展理念，按照比較優勢理論，在低工資的比較優勢 逐漸消失的情況下，尋找新的比較優勢，推動技術創新，再次實現產業升級。

　　哪一條都非易事。

［對話摘登］

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

　　財新記者：作為首位在世界銀行擔任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中國學者，你在世行的最大收穫是什麼？

　　林毅夫：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世行有188個會員國家，我經常要去會員國訪問，跟當地政府、智庫、企業、農民交流。這使我有了更寬的國際視野，對發展問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挑戰和機遇有更深刻的認識。

　　同時，世行是世界最重要的國際發展機構，聚集了大批一流的發展經濟學家。有來自發達國家的，也有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跟他們交流、交鋒，對我的理論發展很有好處。

　　財新記者：你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已有很大影響，被認為是第三波經濟發展思潮。這是否世行期間發展成熟的？

　　林毅夫：很多基本看法，我在2007年劍橋大學的「馬歇爾講座」中就系統闡述了。經過在世行的交鋒討論，理論系統更清晰，框架更成型，提出的問題也更有針對性和一般意義。

　　我在世行期間正好碰到國際金融危機。過去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人們總認為，西方發達國家有完善的制度安排，有成熟的理論作為政策依據，一切都 可作為發展中國家學習的典範。現在發現西方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既不能避免危機的出現，理論也不能預測危機的到來，危機後不能提出有效的對策，所以，在西方引 發了很多反思。這給我們反思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提供了很好的機會。

　　斯蒂格利茨擔任世行首席經濟學家時被認為遲早會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又擔任過克林頓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他想推動對大行其道的華盛頓共識的反 思，但應者寥寥，最後任期未滿即辭職而去。我比他幸運，到世行後美國引爆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這時我提出反思容易引發大家認真思考。 不敢說能讓大家接受我的觀點，但至少必須思考我提出的問題。

　　現在的發展理論都是發達國家提出的，通常是發達國家的經驗總結，說明發達國家為何成功，或以其理論和經驗作標準來說明發展中國家應該如此才能成 功。在世行的另一大收穫是，到了那麼多發展中國家，和那麼多發展中國家的學者交流，讓我充分認識到，那些由發達國家的學者提出來的理論，由於發展階段不 同，不見得適用於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有自主發展理論的必要，也應該有自主進行理論創新的信心。

　　在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這個職位上，做的事，講的話，提倡的理論在國際上容易引起重視。我在世行期間圍繞新結構經濟學進行了三場辯論，跟克魯格（Anne Krueger）、羅德里克（Dani Rodrik）、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十來位國際知名學者進行爭鋒相對的辯駁，以前這是不可想像的。這有利於完善我的邏輯，而且能很清楚地看出新舊理論的差異。這些辯論都已經收集在我新出版的《新結構經濟學：反思發展理論和政策的框架》一書中。

　　財新記者：「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理論框架是怎樣的？這跟你此前的比較優勢理論有何關係？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對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有更深的探討。亞當·斯密的《國富論》（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是對國家財富的性質和成因的探索。經濟學家應該用探索本質和成因的方式來研究問題，而不是簡單地用既有理論來研究問題。

　　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其產業結構，而隨著要素稟賦的變化，技術不斷創新、產業結構不斷升級是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不同國家的要素稟賦結構不 同，機會成本和預算約束就不同，有自生能力的技術和產業也就不同，和實體經濟所配套的軟硬經濟設施的要求，包括道路、港口、電力、教育、法制、金融等，也 會有所差異。我還明確地提出，以企業自生能力作為產業結構分析和發展政策的微觀基礎。

　　新結構經濟學與比較優勢理論是一脈相承的。一國稟賦結構升級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時刻，根據當時的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發展產業。持續的經濟發展由要素稟賦的變化和持續的技術、產業創新推動。

　　新結構經濟學對實體經濟與軟硬基礎設施的相互作用，也有更完善的表述。如果沒有軟硬基礎設施的完善，會增加交易成本，抑制實體經濟發展；同時， 當一國經濟攀著產業階梯拾級而上時，反過來要求基礎設施相應變化。在兩者相互作用中，沒有所謂最佳的軟硬基礎設施，重要的是要跟經濟發展階段和實體經濟特 性相配套。

政府是助產士，不是永久保姆

　　財新記者：在要素稟賦變化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市場和政府各扮演什麼角色？

　　林毅夫：兩者都很重要。為了讓私企有意願進入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相對要素價格必須充分反映其相對稀缺程度，這只能在運行良好的市場上通過競爭來決定。因此，市場應該成為現代經濟的基礎性制度。這是新結構經濟學與發展經濟理論第一波「結構主義」的主要區別。

　　同時，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創新，有信息問題、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會出現市場失靈，僅靠「看不見的手」解決不了。所以，政府必須發揮積極作用。這是新結構經濟學不同於發展經濟理論第二波即「華盛頓共識」的地方。

　　財新記者：很多人對政府干預都持謹慎態度。為什麼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

　　林毅夫：並非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而是對政府和市場都給予應有的地位；之所以會有人覺得新結構經濟學特別強調政府的作用，是因為和習以為常的華盛頓共識對比的結果。

　　財新記者：由於信息不對稱和分工不同，政府往往不如企業瞭解實際情況，產業政策弊大於利。根據你的理論，在產業升級中，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林毅夫：當經濟體的要素稟賦結構變化後，潛在比較優勢會隨之變化。接下來哪些產業符合新的比較優勢，政府和企業都面臨信息不足的問題。從歷史經驗看，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都會進行干預，只是方式不同。

　　發達國家技術處於世界前沿，政府要給創新者一定的補償，有四種措施：支持基礎研究、專利保護、強制規定使用新技術新產品，以及政府採購。其中，只有專利保護是政府不需要做選擇的，強制規定使用某種新產品需要選擇，其他兩種方式由於政府預算有限，也只能擇優配置。

　　認為發達國家不對產業進行干預的看法與事實不符。當然，政府的選擇未必成功，但不見得比私營企業差，因為政府能動用的專家資源更多。

　　發展中國家的創新可以發揮後發優勢，參考發達國家現成的產業、技術。哪種產業和技術符合自己的比較優勢，企業和政府都可以收集信息。但信息的收 集和處理所費不貲。企業收集的信息最終變成私有信息，其他企業都要重新收集。政府收集信息則可以免費提供給企業。而且，政府收集的信息更全面，除了看發達 國家在做什麼，還可以看跟本國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在做什麼。這樣更有利於作正確的選擇。

　　財新記者：即便出發點很好，但政府往往有自我擴張的傾向，很多人擔心政府管得太多。

　　林毅夫：許多人視政府管製為洪水猛獸。但完全靠市場自發的力量，產業升級的速度可能很慢或根本不發生。智利就是例子，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後，各種市場指標在發展中國家名列前茅，但數十年沒有新的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出現，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問題不在於要不要政府干預，而在於怎樣幹預更有效。我們常說「過猶不及」，同樣「不及猶過」。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結構主義，對政府的作用強 調得過頭了，但對市場的作用的認識則是不及；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華盛頓共識，對政府的作用認識不及，但對市場作用的強調則是過頭了。

　　新結構經濟學對政府和市場的作用給出了一個參照系，指出政府應該是在競爭性市場的框架下，幫助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展，降低其交易成本，解決外部性問題和協調問題，並提出了一個可操作的框架。

　　財新記者：具體是怎樣的框架呢？

　　林毅夫：我在新結構經濟學中提出了「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Facilitation Framework），為政策制定者在幫助企業順利進行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面設計了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分為六個步驟：第一，找出參照模型。通常，作為 參照模型的國家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過去二三十年快速發展，被模仿產業的產品和服務在參照國已經成功生產超過20年。這類產業在參照國是夕陽產 業，正好是本國的朝陽產業。

　　第二，看是否已有國內民營企業自發地進入第一步選定的新產業。有則意味著企業已經識別出此產業具有比較優勢，政府可以考慮優先發展這些產業，幫助企業發展和其他企業進入，排除基礎設施的瓶頸限制，降低交易成本，使該產業迅速具備國內國際競爭力。

　　第三，若選定的產業對本國是全新的，政府可以吸引參照國的企業來投資，它們會有積極性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政府要做的是解決外資企業投資的瓶頸障礙，同時採取便利國內私企進入這些行業的措施。

　　第四，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加快，有些新產業最近才出現，除了第一步已經選擇的產業，政府還應該關注國內企業的自發創新，發現具有市場潛力的創新時應該幫助先行企業解決在進一步發展上的各種障礙。

　　第五，針對發展中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較差、全國同步改善有難度的現實，設立工業園區局部改善。工業園區還有鼓勵產業聚集的優越性。與同等發展程度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專業化，需要有產業集群。

　　第六，政府可對有比較優勢產業的先行企業給予一定的補償激勵：可以是一段時間內的企業所得稅豁免，或提供共同投資的資金，或獲取外匯的優先權以進口關鍵設備、或優先獲得金融服務。

　　財新記者：怎麼把握補償激勵的度？擔心很容易就過了。

　　林毅夫：政府幫忙的確有過猶不及的問題，過了就是趕超戰略，扶持沒有自生能力的產業。原則是，政府必須針對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幫助信息收集、協調各方行動、補償先行企業「吃螃蟹」的風險外部性。政府是新產業的助產士，但不是永久性保姆。

　　具體到對先行企業的補償，應有時間限制和財務成本限制，通常是短期或一次性的。政府干預能起積極作用的僅限於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因此不應該 也不需要以壟斷租金、高關稅或者其他扭曲的形式出現。過去，政府經常使用那些手段是因為所扶持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不具自生能力， 那些扭曲創造了高額租金，尋租和政治捕獲也就不可避免。

　　財新記者：這個要求很高吧？要求政府非常理性，只幫助比較優勢產業。

　　林毅夫：任何人，包括政府都是理性的。政府的理性目標一是長期執政，二是青史留名。達到目標的最好辦法是經 濟穩定、快速、健康、包容性地增長，收入分配越來越公平，民富國強。如果有一套理論能幫助政府實現上述目標，相信任何政府都會積極採用，做出正確選擇。過 去他們沒有「只幫助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不是不想這麼做，而是過去的理論叫他們不要這麼做，如第一波的結構主義叫他們支持不具比較優勢的趕超產業，第二 波的華盛頓共識則叫他們不要支持任何產業。過去他們沒有做好，是沒有合適的理論指導的結果。

　　如果政府不能只幫助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與其怪政府，不如怪經濟學家集體失職。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總結了過去失敗和成 功的經驗，給政府提供一個實用的理論框架，讓他們瞭解若支持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這種干預是會成功的，其他干預則都會失敗，以及怎樣來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 勢的產業，怎樣因勢利導地來幫助這些產業發展，使其成為國內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新產業。

　　財新記者：有些經濟學家在網上說林毅夫在世行考試不及格，也有的說林毅夫從世行帶回來的理論在國內不會有市場，你這麼看待這些同行評論？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理論，對已經接受了甚至多年宣揚第一波或第二波理論的經濟學家 來說，要他們馬上心悅誠服自有難處，必然會找出各種理由而持有保留的態度。我在芝加哥大學的老師舒爾茨曾說過，「一個新理論很難被已經接受舊理論的學者所 欣賞，一個新理論只能被未學過舊理論的學生所接受」。19世紀德國著名哲學家叔本華也曾說：「任何真理都經過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被嘲弄，第二個階段被激 烈地反對，第三個階段則被認為是不證自明的常識」。新的學說從提出到最後被普遍接受，同樣要經過這樣三個階段。

　　對我來說，新結構經濟學是否為現在的國內外同行接受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各國發展經濟、消除貧困的努力中能否作一點貢獻。讓我高興的是自我打出 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以後，許多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國家的政府興趣很高，主動邀請我去交流，去做試點。我有信心，總有一天學界會認為新結構經濟學所倡導的 都只是一些不證自明的常識。

改革如何推進

　　財新記者：中國經過30多年的發展，要素稟賦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很多人擔心，隨著勞動力成本優勢逐漸消失，中國有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的風險。中國下一步應怎麼走？

　　林毅夫：要素稟賦結構不斷升級，資本從相對短缺變為相對豐富，勞動力從相對豐富變為相對短缺，過去的比較優 勢消失，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的結果，也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必要機制。會不會陷入「中等收入國家陷阱」，關鍵在於能否根據要素稟賦結構的變動而相應地進行 產業、技術結構的升級。調結構是永恆的問題，發展中國家是如此，發達國家也是如此，不單是中國的特性。

　　和低收入國家比，中等收入國家的特點是，有些產業由於發達國家已經退出而處於世界前沿，這些產業需要技術創新，政府能發揮的作用跟發達國家一 樣，需要支持基礎研究、專利保護，制定使用新技術、新產品的時間表以及政府採購。對於不在世界前沿的產業，中等收入國家還可以發揮後發優勢，用「增長甄別 與因勢利導框架」來協助企業發展新產業。

　　財新記者：中國當前的確正在提倡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問題是怎麼轉呢？

　　林毅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要從趕超戰略變成比較優勢戰略。實際上，到現在還普遍存在超乎中國實際發展階段的趕超思想，不僅是政府，學術界也是。

　　目前有兩方面的工作要做。第一，必須把過去「雙軌制」遺留的問題解決，第二必須改變發展的理念。

　　「雙軌制」當年的確有利於中國在轉型時同時實現了穩定和快速增長的雙重目標。但為了保護傳統趕超產業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改採取的遺留措施，到 了該解決的時候了。這些措施包括：以大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帶來的金融抑制，要素價格沒有市場化，資源稅過低，某些行業的壟斷，等等。

　　財新記者：這裡的隱含議題是改革壟斷行業。很多人建議，中國應將壟斷行業向民營經濟開放，你如何評價？

　　林毅夫：對這個問題，關鍵是回歸本質，而不是用意識形態的分析，不能套概念。

　　對於天然壟斷行業，國營還是民營，都有同樣的問題，重要的是加強監管。但天然壟斷行業不多。

　　如果是以大企業為主的競爭性行業，重要的是放開准入，公平競爭。需要強調，現在講私營一定比國營好的所有理論，都是基於經營者就是所有者。實際 上，大企業絕對不可能經營者就是所有者。沒有理由說，經營者作為分散的私營股東代理人就一定比作為分散公民的國營代理人好。所以，最重要的是公平競爭，優 勝劣汰。

　　如果是中小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基本可以統一，當然是私營企業好。

　　沒有比較優勢的趕超企業，如果基於國防的理由一定需要存在，我認為國營比民營好。因為趕超企業沒有自生能力，一定要保護補貼，而理論分析和俄羅 斯的實踐都證明，民營企業從國家拿到的補貼更多。美國具有趕超性質的國防企業，即使是民營的，也有同樣的問題。這也是為何在大多數國家，包括歐洲，國防企 業是國營的主要原因。

　　財新記者：改革進入了深水區。許多專家提出，你提到的幾項遺留問題改革推不動，是因為來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

　　林毅夫：既得利益是永遠存在的。現在既得利益其實不比改革開放初期強，當時，單單重工業部門在國務院就有八 位部長，農村的公社主任都是土皇帝。只要政府把問題想清楚了，哪些有利穩定和發展，哪些阻礙中國進步，相信政府會積極去推動。最近新聞報導，雙軌制遺留下 來的金融過度集中，資源稅費過低，壟斷行業准入，收入分配等將是「十八大」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例證。

　　財新記者：政府干預會有許多副作用，比如說「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對此你如何評價？

　　林毅夫：國內對此有些意見。但如果沒有當時的調控，2000多萬民工失業，經濟急劇下滑，結果應該是更糟吧？

　　大家詬病的主要問題是，很多國企去投房地產，去搶本該屬於民企的領域。因為宏觀調控以貨幣政策為主，「4萬億」中來自財政的只有1.2萬億元，其他主要來自銀行貸款，流向不容易控制。國企拿錢容易，民企拿不到，是長期存在的金融結構的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的問題。

　　宏觀調控確有可以改善之處，但也不應否定上一輪調控。我覺得是利遠大於弊。如果有另一輪宏觀調控，應以財政政策為主，資金流向就比較容易控制。

　　財新記者：上一輪刺激政策導致政府債務加重，許多基礎設施供給過度，有路無車，項目可能血本無歸。是否還有財政政策空間？

　　林毅夫：目前的財政赤字，包括地方投資平台的負擔，只有國內生產總值的40%，在世界上屬於低水平。上一輪刺激政策後，是否會像很多外國評論家認為的都是壞項目，取決於中國的經濟增速。如果維持8%，那些項目都是好項目，如果降到3%，則許多會是壞項目。

　　推行積極財政政策，政府負債一定會增多。但如果是有效投資，當年創造需求和就業，未來提高經濟增長率，財政稅收增加，就能彌補現在的負債。我稱之為「超越凱恩斯主義」。

　　財新記者：那麼目前的經濟增速下滑又應如何理解？

　　林毅夫：我覺得是週期性的。一是因為外需，歐美還沒有走出危機，出口減少；二是內需中的投資需求，上一輪宏觀調控的大部分項目都已完成，如果不再投資，需求肯定下降。至於說結構問題，我們永遠需要以正確的方式不斷調整經濟結構。

　　財新記者：中國經濟增長怎樣才適度？

　　林毅夫：重要的是看怎麼增長。如果是趕超的增長，既不可持續，也不能創造就業，最後必然導致頻仍的危機；如果是按照比較優勢增長，則發展可持續，創造的就業也多，當然是越快越好。

　　中央政府考慮更多的是就業。創造就業不僅取決於增速，與增長方式有很大關係。按照比較優勢發展，創造的就業更多。地方政府更關心增速，因為是政 績，但是地方能這樣發展，跟現在的扭曲環境有關。貸款低利息，就會支持趕超產業。另外，認為中國能夠以低增長促改革，這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低增長 帶來的社會政治問題更多，更難改革。拉美、北非、中東許多國家的增速比我們慢，許多應有的改革也未能進行。所以，增長速度跟改革沒有關係，必須看到問題的 本質，較快速的增長中解決問題更容易。■

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

成功的國家一定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內涵。

我現在的努力就是要讓政府明白什麼樣的干預是對的，什麼樣的干預是錯誤的。到目前為止，成功的國家的產業政策都是「蒙」對的，但它們背後有共通的道理。

你們認為美國的干預方式是可以接受的，中國的干預方式是不可接受的。

「經濟學家的使命是認識世界，然後改造世界。」

2014年4月初，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成立20週年大會上，名譽院長、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

多年以來，林致力於回答經濟學的「盧卡斯之問」——「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秘密和機制到底是什麼？」

為此，在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前後幾年中，他先後寫出了《繁榮的求索》、《新結構經濟學》和《從西潮到東風》等數本著作。在書中，他引用盧卡斯教授的一句話感嘆道：「一旦一個人開始思考這些問題，他就很難再去思考其他任何問題了。」

簡而言之，林毅夫的答案是，經濟增長是一個結構——包括技術、產業、基礎設施、制度安排等不斷變遷的過程，結構變遷的決定因素是經濟體的要素稟賦，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能充分利用本地的資源稟賦，促進產業的潛在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林毅夫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New Structural Economics），並以此對現時複雜的國際經濟動態變局進行新的學術概括和對策思考。

基於這一理論，他提出「超越凱恩斯主義」——大舉投資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並認為這是一個在現階段既能幫助發達國家擺脫危機，又能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的良方；而在此過程中，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政府，應該將市場和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在發現、培育和扶持具有比較優勢產業上扮演積極的角色，並在政策建議上給出了「增長識別與協調」六大步驟。

但這一主張一直以來爭議不斷，不少學者批評說其迴避了現代政治體制中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問題。尤其是在中國自古以來缺乏對政府制約的歷史與現實環境下，讓大量的財力與資源掌握在政府而非市場手中，不僅可能造成投資的效率受損，而且可能引發大量的尋租與腐敗。

就這一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南方週末記者近期與林毅夫進行了一次對話。

不能因為失敗的產業政策，就把嬰兒和水一起倒掉

林毅夫：“一帶一路”彰顯中國的影響力與發言權

林毅夫：“一帶一路”彰顯中國的影響力與發言權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6 16:14:00

林毅夫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是符合國內、國際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不僅能夠讓中國有一個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幫助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可以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國家現代化夢想。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林毅夫：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一財網 薛皎 2015-05-15 13:16:00

林毅夫認為，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仍處於大有可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根據各種產業的特性，發揮好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兩只手”的作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即使在相對不利的國際環境下，我國經濟也能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到2020年前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更多精彩內容
關註第一財經網微信號

林毅夫：未來中國有四大投資機會 0

每經網客戶端推薦下載

林毅夫開藥方：發展中國家如何向發達國家跨越

迎接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通力合作、積極應對，南南合作是全球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自強、團結互助、實現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

在生態文明貴陽國際論壇2016年年會“應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分論壇上，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在亟需經濟現代化的當下，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

林毅夫首先表示，對於廣大南方國家來說，實現現代化、減少貧困、追求繁榮是一個共同的夢想。但是二戰結束之後，真正能夠實現現代化繁榮目標的發展中國家數量非常少。主要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往往以西方發達國家發展的經驗和理論為藍本來指導本國的經濟發展，從而導致出現經驗“水土不服”的現象。

對於如何實現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的跨越，林毅夫認為，真正能夠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此一目標的，大多都是利用了發達國家產業升級和轉移的機會。比如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中國，都是在發達國家隨著收入水平提高後帶來的產業轉出機遇以獲得發展機會。

與之前日本、韓國等國的產業轉移不同，中國的產業轉移將會為全世界更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之所以這樣認為，林毅夫在會上表示主要是基於中國龐大的勞動力就業人口。

據林毅夫介紹，當時日本開始出現產業轉移的時候，整個日本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大概有970萬，而中國的勞動力雇用人口卻達到了1.25億，而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就有8500萬人。因此中國產業轉移所釋放的空間無疑將是巨大的。

但正在尋求經濟發展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卻面臨全球氣候變暖的威脅。林毅夫表示，發達國家的經濟形態以服務業為主，因此受氣候異常的威脅較少。但發展中國家在面對氣候異常時，由於經濟產業結構比較單一，以及收入水平較低，所以表現得更為脆弱，應對能力很弱。而且按照氣候變化協定，新增碳排放容量特別少，如果發達國家不率先減少碳排放，那麽南方國家的工業化就無法實現。因此面對這種威脅，強調南南氣候合作，對於南方國家實現減貧困目標會提供很大的幫助。

面對這些威脅，林毅夫認為南方國家首先應該形成共識，來共同督導發達國家實現巴黎協定的兩大承諾。同時南方國家之間也要交換相互之間的經驗，利用後發優勢，采用新的綠色技術，在工業化過程中，減少碳排放。

林毅夫最後認為，如果這些能夠實現，南方國家將面臨新的發展機遇。同時也能帶來更為綠色和可持續的全球環境。

專訪林毅夫：“十三五”期間GDP增速保6.5%完全有可能

對於中國下一階段增長速度，全國都非常關註。8月9日，知名經濟學家林毅夫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給出了自己的預判：今年GDP增速保持6.5%以上增長速度、十三五期間保持6.5%以上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顯示，CPI環比上漲0.2%，同比上漲1.8%。PPI環比上漲0.2%，同比下降1.7%。此外，7月份公布的上半年GDP增速為6.7%。對此業內人士分析認為，7月CPI暫回年內最低點，PPI持續回穩顯示出供給側良好預期。

當前全球“黑天鵝”事件頻發，由此引發的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外部環境。反觀國內，雖然供給側改革正在有序推進，但經濟增長依然面臨巨大壓力。

在林毅夫看來，從2010年開始的經濟下行並非中國獨有，全球各種類型國家都在經歷經濟下行壓力。他指出，外部性、周期性約束是導致中國經濟下行的主要原因。此外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轉型中體制、機制、成長模式以及供給側結構性問題也影響經濟增速。

他進一步指出，我國存在國有企業比重較高、市場機制尚未完全發揮作用、消費比重較低、過剩產能等問題。但與我們同樣發展程度的國家，體制機制沒有那麽多問題，但201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也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普遍比我們高。

“巴西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5年的-3.8%，俄羅斯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4.5%下降至-3.7%，印度雖然2015年增長7.5%，但這是觸底反彈和改變經濟增長統計方法的結果。對於高收入表現經濟體來說，新加坡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15.2%下降至2015年的2.5%，韓國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6.5%下降至2015年的2.6%。”在另一場高層論壇上林毅夫列舉出詳細數據。

林毅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東亞一些高收入經濟體，諸如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他們的體制機制沒有多大問題，但為何經濟增長表現比我們還糟?所以綜合來看，中國經濟從2010年開始的下滑固然有自己的因素，但這些外部性、周期性因素也不能被排除和忽視。

談到下一階段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林毅夫認為，中國下一階段將按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那樣，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必要適度擴大總需求，因為中國經濟會遭受外部性和周期性影響。所以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條件下的穩增長措施才能保證經濟穩定增長。同時，穩增長也可以為結構性改革提供條件。”

林毅夫表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尤其是要將穩增長、適度擴大總需求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補短板結合起來。這樣既可以保持經濟有一定增長，又可以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有利條件。“如果將這些有利條件利用好，我們在今年保持6.5%以上增長速度，以及在十三五期間保持6.5%以上經濟增長速度完全有可能。”林毅夫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