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紮根」在我國最基層醫療服務前線的村醫們，正在經歷一輪嚴重的「水土流失」。
按照國務院辦公廳2011年印發的 《關於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的要求，截至今年5月底，全國26個省份結合各自實際情況，先後出台了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或實施方案。
一邊是更高服務水平和素質的要求，一邊卻是不對等的高風險、低收益。這群並不「名副其實」可稱為醫生的群體，在分擔著我國8.3億新農合覆蓋人群醫療需求的同時，卻掙紮在堅持和放棄的兩難之中。
中國社科院發佈的《新醫改背景下的存疑生存與工作狀況調查報告》中一項調查顯示，藥品零差價實施後，收入有減少的衛生室達98.2%，因藥物品種有限而不去村衛生室就醫的患者比例高達72.5%。
村醫的高風險、低收入還體現在醫療風險自擔、常年無休假、收入低等方面。各種不利因素疊加起來，使許多村醫選擇了放棄。
村醫流失令人擔憂
李釗畢業於河南省中醫學院，在其他同學毫不猶豫地跨入大醫院之門時，品學兼優的他，卻固執地回到了自己的家鄉，成為了一名最普通的基層村醫。
成為一名好的村醫，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是李釗長期以來的追求和夢想。於是，十幾年如一日，他和所有同行一樣隨叫隨到。無論是嚴冬酷暑，還是白天黑夜，只要接到電話，他就會馬上背起藥箱，迅速趕往病人家裡。
即便是一些藥物過敏的病例險些讓他賠得窮困潦倒，即便是病人欠下的藥費單據可以堆積成一座 「小山」，他仍在堅持最初的夢想。2010年，他獲得「全國優秀鄉村醫生」這一殊榮。
然而，這個將近四十歲、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除了無日無夜拚命地為百姓看病賺取微薄收入外，只剩下一疊厚厚的賬單。在生活壓力之下，他最終還是放棄了。
如今，李釗已是擁有三四個分公司的公司董事長。每當回想起做村醫的辛酸和無助，他都感慨萬千：「我不想戴著榮譽之貌，卻過著無地位、無身份、一貧如洗的生活。」
這位全國優秀鄉村醫生的轉行背後，折射出的正是令人擔憂的村醫流失問題。村醫流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風險與收益的不對等。
一件事故可致破產
記者獲得的一份《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 （2011）》顯示，62.1%的受訪者從未遇到過醫療風險，32%的受訪者碰到過5次以下醫療風險，至少遇過6次醫療風險的佔5.9%。在遭遇過醫療風險的受訪者中，賠償金額平均為13759元。
今年6月3日，做了48年村醫的湖北省潛江市老新村村醫王華，迎來了他村醫生涯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重大醫療事故。
當 天早上，一位中年男子來到王華的診所。經王華診斷，男子左腳大拇指紅腫伴有疼痛的原因可能是痛風。依照經驗，王華開了4克頭孢曲松鈉的靜脈注射，「皮試顯 示的是陰性，沒打到十滴，患者就開始嘔吐」，他立刻拔了針，注射了10毫克的塞米松鈉，此時患者呼吸猝停。老王又注射了腎上腺素，並做了緊急救助，但患者 始終沒有醒來。
死者家屬要求當場賠150萬元。在當地政府的調解下，最後要求賠償40萬元。但老王拿不出那麼多錢。
王華告訴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因為村醫的衛生室是個體經營，賠償金額全由自己負擔，沒有相關機構負責。」
醫療事故自擔，很多村醫已習以為常。兩年前，黑龍江村醫李傑依照患者的症狀，開了一副遂化某藥廠生產的新綠寧口服液。患者服用後頭暈、噁心、嘔吐，送至衛生院搶救，他賠了患者家屬3000元。
李傑告訴記者，自己是按藥品說明書的指示給患者服用的，患者產生的症狀也可能是藥物質量問題，「我去藥廠討說法，藥廠負責人只說了一句 『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便再無音訊。」
收入微薄且無保障
王華想著，這次賠完錢，他就不打算幹了。家中還有幾畝地，足夠他謀生。
事實上，老王對自己幹了48年的村醫有些許失望。他沒有村醫養老保險，一直承諾的村醫每月700元左右的工資補貼，至今也沒見到。如今，王華的收入除了每次掛號的4元錢診費，就是每月以農民身份得到的55元補助。
除了微薄的收入，工作的繁重同樣構成村醫的巨大壓力。社科院調查顯示，村醫平均每月休息時間不到半天，如此繁重的工作，使村醫很難從事其他副業來增加收入。因此，如果不設法提高村醫的待遇，將很不利於村醫隊伍的穩定。
醫 事律師網醫學律師孫潤波告訴記者，「作為自由職業者的村醫，風險自擔是合理的。但風險自擔的同時，也應讓村醫自負盈虧，自己管理。但現如今，在縣衛生院管 轄下的村醫，失去了自我經營的權利。衛生院和村醫存在競爭關係，衛生院會將有收益的項目獨攬自身，讓村醫做沒有收益的事情。村醫因此處在不合理的狀態 中。」
「社會組織應該行動起來，比如成立協會。另外，政府亟待統一為村醫購買相關保險，一旦出了問題有保險給付，可以適當分擔風險。」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俞衛呼籲。
零差價後困境加劇
除了上述因素，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則成為促使大量村醫改行的直接導火索。
《中國鄉村醫生生存狀況調查報告（2011）》顯示，基本藥物零差率制度給衛生室帶來的影響中，最明顯的是村醫轉行。
據一項零差率制度對衛生室收入影響及補償的調查顯示，零差率制度實行後，98.2%的調查對象年收入下降，平均降幅達50.3%，降幅在20%以上的佔89.81%。
另有數據顯示，接受調查的村醫在實行基本藥物零差價之前的人均年收入為24902元，之後平均為10444元。
社科院的調研顯示，新醫改政策，尤其是基本藥物制度執行後，基層醫療衛生體系顯得更加薄弱。《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瞭解到的來自河南、湖北、安徽等8個省份的村醫均反映，基本藥物制度的零差價讓他們更難掙錢了。
「未實行基本藥物制度之前，藥品利潤佔大部分，一個月大概能賺3000元。實行之後，每月只能拿到平均1000塊錢的醫療補貼和每月415元的基本工資。」湖北恩施村醫代表文慶華告訴記者。
醫療補貼，視門診量和基本藥物的進貨量而定，且發放時間不確切。到今年4月，恩施施行基本藥物制度已有8個月，但文慶華只拿到了兩個月左右的6470元醫療補貼和4個月1660元的基本工資。這是施行基藥製度之前文慶華約3個月的收入。
「304種基本藥物也不夠用，」黑龍江村醫代表汪洋說，「有些村子生活漸漸富裕，想用療效好的藥，但基本藥物中沒有。患者就會去鎮上的衛生院看病，導致我們患者流失，利潤也下降。」
除上述問題外，評論員黃國勝認為，政府應明確農村村醫身份，改革衛生人事制度，提升農村村醫的待遇水平，並且適當放寬農村村醫執業資質，給予特殊的政策保障以及傾斜。
朱恆鵬向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按照目前中國的行政管理，將村醫納入事業編制，會導致行政管理失調。」他認為馬鞍山的農村醫療保障措施提供了一個較好的解決之道，給農民醫療券，讓他們自行選擇醫生，醫生可憑醫療券換錢。